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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书唐氏六家书后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未五代流俗之语耳,而书亦不工。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揩,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语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   

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谮杀刘泊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泊末年褊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泊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事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而反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晓也。无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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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吴道子画后    

智永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之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其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吧之余,聊题其末。    

论书 

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    

论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事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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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王巩所收藏真书 

僧藏真书七纸,开封王君巩所藏。君侍亲平凉,始得其二。而两纸在张邓公家。其后冯公当世,又获其三。虽所从分异者不可考,然笔势奕奕,七纸意相发生属也。君邓公外孙,而与当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   

跋山谷草书 

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黜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黜安亦云。”他日黜安当捧腹轩渠也。   

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跋钱君倚书遭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势不回之。孔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今君倚之书,盖仞云。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荤然,四頋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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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君谟飞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画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此乎?  

书张长史草书  

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辩,若逸少何尝寄于洒乎?仆亦未免此事。   

题醉草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跋文与可论草书后 与可云:“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索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章草,夜梦,则见蛟蛇纠结。数年,或昼日见之,草书则工也,而所见亦可患。与可之所见,岂真蛇耶?抑草书之精也?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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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怀素帖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势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解辩,亦可怪矣。  

题鲁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颜鲁公放生池碑》,载其所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一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谏。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   

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放者,又在此论下矣。  

题笔阵图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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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跋庾徵西帖 

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徵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吧其为伯英再生。今观其石,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    

书张长史书法  

世人见古有桃花司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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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尽,文与可亦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风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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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昼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跋黄鲁直草书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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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书砚  

砚之发墨者必费墨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记潘延之评予书  

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书赠宗人鎔   

宗人镕,贫甚,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值如是,不亦钝乎?然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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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字   

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   

题自作字   

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尝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若东坡此贴,信可谓云尔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回,舟中书。    

题子敬书  

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为口,其气节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   

题晋武书   

昨日阁下,见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乃知唐太宗书,时有似之。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门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吾君也!”“居移气,养移体”,信非虚语矣。    

题萧子云书  

唐太宗评萧子云书曰:“行行如纡春蚓,字字若绾秋蛇。”今观其遗迹,信虚得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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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颜鲁公书画赞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杂评  

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也。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论君谟书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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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喪乱,人物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未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佩前人者。独蔡君谟言书,天资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盛,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外飞白,自言有关心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实,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杨君畜二公书,过黄州,出以相示,偶为评之。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论沈辽米芾书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与米元章札   

某启。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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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
1897—1971
字大颐,自署阿寿 、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
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我们想到潘天寿的时候,总会用国画大师来形容他,可他却说:“我这辈子只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他将绘画创作也当成他的教育事业来对待,要求极为严格,一遇不满就自行销毁。以松树为题,在潘天寿的画作中并非少见。一棵劲松傲然挺拔,屹立于坚硬磐石之上,任风吹雨摧,自凌然而立。潘天寿所绘劲松,就如同他自己,一身傲然正气。

1劲松 1964年作设色纸本 207×151 cm

著名画家童中焘先生曾说,中国画学渊源自中国哲学,画幅虽有限而气象无限,完整的构图里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小宇宙,其中包含了天时、人事、物态与情思。

21965 年潘天寿先生在杭州景云村寓所止止室作画

3松鹰 1948年作 149×40.5cm 纸本水墨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内与外相吻合,才产生了画家要表现的东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心境’。心境的表达是潘先生对某些题材一画再画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画家不知道在画什么,别人看不出他想表现什么样的内心与意境。但是潘先生的画,我们一目了然,那些反复出现的题材、内容,与他自己内心的境界相一致,而且有些特别能反映他的个性,如画面上经常出现的石块、秃鹫、山花野卉等形象。用古人的话说,潘先生反复作某种题材其实是一种’寄托’。”

4江洲夜泊

建国初期,社会动荡,一片污秽浊气,盲目而又激进,对国画的批斗也甚嚣尘上,而他在一片批判之音中挺身而出。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愈演愈烈,“国画不能画大画”、“国画不能画现代人物”以至于不能为工农兵服务而应该被淘汰。在这样的舆论导向下,潘天寿愤慨而起,于1957年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一文,扛起了艺术界国画的一面大旗。

5凝视

在《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一文里,他据理力争,系统的反驳了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这三个命题,引起轩然大波,舆论的箭头也指向了他。潘天寿在这种时候创作愈发坚定,创作了一大批堪称是史诗级的中国画巨制,有力的抨击了“国画不能画大画”这个舆论命题,开启了他创作的高峰时期。

6雨后千山铁铸成 1961年作 89.9×45.9cm 纸本水墨设色

潘天寿喜欢画巨幅源于他自身气度大,跟性情有关,发挥性情之所长,中国画在文人画的历史背景下,与画家个人的性格品行关联是非常大的,“画品即人品”、“品高画自逸”即是说明了这点。潘天寿曾言“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则自能登峰造极。”正是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创作出这种庞然大气的画作,观其画,品其意,自会体会到那股浩然正气,荡然于胸。

7黄山松图

8浔阳江舟

潘天寿非常重视教学中的创新,他师从李叔同,但他觉得由于自己性格粗放,兼之受了中国写意画的影响,觉得西画要求形象的准确,光线明暗的真实,使自己感到拘束、不痛快。因此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故仍以自学为主,但李叔同的眼界和艺格对其影响很大。吴昌硕也曾说过“阿寿的画有自家面目,这就好······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我最远,大器也。”潘天寿在40年代教育自己的学生时也说到艺术的重复等于零,教育学生们不要以学像他为满足,要着眼于创造。

9映日荷花别样红

10战地黄花分外香

松树所具备的品格,同潘天寿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一身傲骨,不为名利所动,不肯随波逐流,坚毅又带有一丝苍凉。

11纸本设色《雨霁图》(局部)141×363.3cm 1962年

范景中将潘天寿归为士人画家。“他们处在特殊的时代,怀着一种抱负和情结,会把艺术变成一种文化取向。“

潘天寿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一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始终以践行的姿势投身到中国的艺术事业中,不追名逐利,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中国传统艺术遭受质疑的时刻,潘天寿站在了艺术巨人的高度上来审夺,来指正方向,维系住了中国国画的根基。

12纸本设色《雨霁图》(局部)

5月2日,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从“高风峻骨”“一味霸悍”“奇崛明豁”“雁荡山花”“守常达变”“饮水生涯”六大板块梳理呈现潘天寿的代表作、手稿文献和卓越笔墨成就,在当代艺术创作的背景下,揭示其对于弘扬中华精神、树立文化自信、传承民族艺术的价值意义。


展厅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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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

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1、碑刻
 
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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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碑额

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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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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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铜器铭文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 ”中也形成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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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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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砖文和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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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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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墨迹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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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隶书

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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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3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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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115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时。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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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1、碑刻
 
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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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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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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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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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 ”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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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砖刻
 
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砖刻,主要又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1)洛阳、偃师刑徒墓砖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发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砖820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2)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1973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238块,画像砖3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样。一为1976年至次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140块、画像砖6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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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牍
 
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肃《武威简牍》

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简。1972年在武威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92件,其中木简78件,木牍14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2)《甘谷汉简》

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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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书和行、楷书

1、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许慎说“汉兴有草书 ”,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等。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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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砖刻,代表作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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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芝《秋凉帖》。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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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1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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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汉书法家

两汉以来,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后汉书·宗室传》记载:“(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70年~83年)为秘书郎。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杜度(生卒不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75年~88年)时为齐相。擅长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文献记载,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与崔瑗合称为“崔杜”。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78年~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济北相。擅长草书和小篆。《书断》说其书“点划之间,莫不调畅”,“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齐王僧虔《论书》说“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迹有收入宋《淳化阁帖》中的《贤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风。

王次仲(生卒不详),关于他的情况,历史上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最擅草书,后人誉为“草圣”。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132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灵帝时期。擅长隶书,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于鸿都门,师宜官最优(《书断》)。后为袁术将。

刘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梁鹄(生卒不详),字孟皇,安定郡乌石县(今甘肃平涼西北)人,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学书于师宜官,擅长隶书,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招为军假司马。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命为之,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为书史佳话。

此外,在汉代一些名迹上,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如《西狭颂》作者仇靖、《郙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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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代书法评论家没有多少能力说出真话,更多的是套话。很多书法评论家在面对媒体时,话语之间已经经过重重的粉饰。有时让人疑惑:他们说的表扬的话是不是不真诚?表扬也应该是一种真诚、一种大度。如果以一种敌对的情绪进行批评,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找到对方的问题,所以常有人说最好的老师是“敌人”。那么,这也是一种真诚吗?

当代不同的传播媒介在瓦解专业的书法评价体系。批评原本是“高大上”的一种文本写作,具有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精神。强大的心灵、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风格,历史风云的再现,深刻的思想,以及字字珠玑的语言表述,这些标准还能征服多少人?大众媒介让大众参与,更多的人选择浅阅读,选择见得到效果的技法功用。许多迹象表明,大众真正成为了决定作品和评论命运的主角。这时,如果一些“不知趣”的批评家拒绝随波逐流,那么他们依靠什么来守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真正缺失深刻的评论参与,一个时代便不可能有艺术的高峰,不可能诞生标志一个民族想象力高度的经典之作。无视文化的技术参与,没有工匠精神,文化艺术也终归空洞虚无。只是我们要考虑以一种什么样的书法技术态度与观念对视。我想,现在已经可以总结一下了:批评必须说真话,从基础的技术做起,才能回到专业本身。这是书法评论的基础。尽管许多批评不及格,我们仍然必须制订出稍微远大的目标。书法评论家有了扎实的书写技术,才不会产生空洞的设想,这样评论才能有底气。批评家必须拥有抵达这个目标的能力。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拐杖。同时我们还必须对一些基本问题有所研究。

从书法语言来说,技术革新是从操作层面入手,从而提升书法观念和书法思维,从最基础的地方对书法进行“推进”。无可怀疑,书法技法是我们改变观念结构和思维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知识。书法技术的革新同时意味着观念的潜在转变,使书法在每一历史时段都能用一种新的技法来表现这个历史时段的审美倾向。因此,书法批评异常重视其技术层面的参与和解读。技法的创新将发现那些反复书写背后的新鲜玩意。比如,“新帖学”的悄然兴起,我想一方面是针对当前艺术观念思维的僵化落后以及宋元之后帖学精神的没落,另一方面是针对创作技术素养的低劣。“新帖学”要做的是更加深入技法的研究,加强技法操练,并将它们应用在自己的创作中。书法创作用新的表现技术来表达新的精神和内心。这种技术更加内在。由此,技术也成了心灵的一种形式。新的形式都是从书家的内心和艺术内部自然发生的。书法批评对于技术的研究也极大地刺激了新的审美经验和新的阅读经验的发生与滋长。

批评家要“看”作品本身。这里要强调的是对书写技术的重视,不是仅对技术表面的解说。最好的方式是参与到技法的实践和研究中,这样才可能直击要害。只有充分解读技法,才能捕捉书家的内在精神。书法的专业发展已经慢慢独立于泛文化层面。书法中的法度本身就是书法自觉、完善、成熟的标志。技法一部分是历史既成的法度,是历代大师的锤炼、时间的筛选积累的结晶;另一部分是正在发展的新技法。如果不去深入地把握技法,就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行家。不是行家的批评怎能不脱离书法创作泛泛而谈呢?书法批评不能没有专业意义上的技法修养。比如对笔法的分析,必须把它纳入一个运动过程,不能断章取义,不能仅仅考查其中文本出现的墨迹。书法是一个连续的书写过程。透过断开的点画线条,我们依然可以想见书家空中运笔的动作。点画墨迹在整个运笔动作中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空中动作往往是笔意、笔势所指,对手势予以强化或转化,产生了点画的笔意,笔意在线形、线质中得到对应。

技巧的一端维系着精神。对作品的解码必须通过技巧解读能力来提升与作品的对话水平。由章法到结构,再以一系列技法点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依据,批评层层展开。由此,书法评论家需要有宏观的技法意识,也更需要有微观的技法把握能力。

当代书法评论家很少有人愿意关注并谈论有关书法技术方面的话题,大家都在忙着讨论更重大、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在这些轰轰烈烈的下面,仍然有相对平静的、很实在的书法创作。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偏爱和趣味,我认为技术的东西同样是重要的,不管是对于创作,抑或是对于书法鉴赏。从创作这一方面讲,作为优秀的书法家,不但要将前人的技术掌握得相当娴熟,而且要有所创新和发展;从书法批评方面看,读者必须跟上书法发展的形势。当代读者对书法的欣赏必须是自觉的:不是在看“字”,而是在看“书法”;又不是在看普通意义上的书法,而是在看特定时期的书法。他必须能指认作品中的某些形式的、技术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要被告知。否则,他无从表达。不管是书法创作还是书法鉴赏,其自觉化的最终途径又都必须借批评家的工作才得以“完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当代从事书法批评的作者怀有一丝希望和期待。有不少人已经指出现在的批评太过浮躁,我以为这种浮躁之一便表现为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细读作品、做扎实的考察。现在确实少有人再去做很辛苦的作品评论了——我指的不是那种商业化的、圈子化的批评,而是指能够敏感地注意到书法家在技术上的努力,而去做追踪式的个案研究。自然,那种系统的、仔细的形式研究和技术分析就更为罕见了。其实,批评家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总结、沟通、传递。只有通过批评家的发现、归纳,书法中的技术因素才得以命名和理论化。从这一点看,书法技术的发展及影响必须得到批评家的参与。

当前的书法批评,批评家没有判断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批评立场,故而往往长篇大论、旁征博引,在造词和艺术品评当中太过随意,任意把批评的话语变得字词晦涩。他们就是拒绝下判断,不触及作品的理念追求的评价。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深刻反思,是批评家缺少自信的原因。而缺少自信的根源是对书法缺少深刻的创作体验和相当高度的技法修养。所以,他们失去了批评家最应该有的判断自信,失去了思考力。这些与批评家的艺术直觉、思想穿透力和作出判断的勇气等品质无关。

书法批评本身要求批评家关注创作、自己深入创作。若没有对当下创作处境的敏感,批评就只是一种姿态,没有任何真实的价值。书法批评家是对书法实践最敏感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敏感地接受书法文本传递出来的消息,并展开追问。对于书法创作有价值的批评,大都是从问题的发现和追问开始。抽空关注创作、关注文本、关注技术这些实质的批评内容,只剩下表面言说的那种虚假繁荣、凌空高蹈的批评是需要警惕的。人们厌倦没有敏感、没有判断的批评。正是隔靴搔痒、牵强附会的言说,使书法批评饱受指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批评界内重新恢复真实朴素、具有责任感的、来自于心灵的批评,书法批评才会在这个时代获得当下应有的力量。

书法批评的写作应该具备强大的阐释书法的能力。没有书法本身的阐释作为基础,书法批评就会演变成空洞的文化评说、宽泛的书法理论话语,就会遮蔽属于书法创作自身的一些重要问题。但我们也不要天真地以为,书法创作上的问题通过作品本身就能解释清楚。必须探明它背后的脉络,这也是书法研究的一种责任。因为阐释书法创作本身和解释影响书法创作形成的力量同样重要。我一直呼吁,重塑专业精神在批评活动中的地位,清理那些有失艺术水准、明显审美瘫痪的文字。有了这种专业精神之后,一个人才有资格成为批评家,也才谈得上重建批评家的信念。真正有专业精神的批评文字,是有可能为当代书法的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和启示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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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博山美术馆。

篆刻家、西泠印社最年轻的理事鞠稚儒悄然落座。一身狂野打扮,智慧,不羁。

阳光无限,天气闷热。记者随手拿出扇子放在桌上供他纳凉,他拿起扇子端详了一会,便挥笔在扇子反面落下五字:“鞠有黄花香”,与正面的秋花朵朵相映成趣。

鞠稚儒,人称“大鞠”,深圳印社社长,精通书画、篆刻、诗赋,文辞、考据、题跋、鉴赏,又是电视名嘴、中国好声音巡回演唱会主持人。不过这一次来温却是因为另外一个身份——国际赛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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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火·像水

平静下 有一种疯狂。

和网络照片上“中式服装,戴着眼镜,嘴角上扬”的形象不同,眼前的他,激情、幽默之余,像是会经常使点坏的“小混混”。他说,一不小心车子就要飙到三百多迈,而且接下来他还要演戏,演黑社会老大。

大鞠喜欢疯狂赛车,到了赛场,热血随即被发动机的轰鸣点燃,急速上坡,急转,漂移,甩尾,展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动静之际,超然物外,澄心正性。

任性,像火。
沉静,像水。

美术馆里,大鞠侃侃而谈,随着他浓重的北方口音,话题切换到了他的另一面:书斋里潜心翰墨专注书画刀石的文人墨客。

他讲他的人生经历。

1972年,他生于吉林松花湖畔的一个小村庄,读小学时,就开始显现他的艺术天分,作品多次在县里甚至省里的少儿书画大赛获奖,后来就读于永吉师范学校,在书法老师的推荐下,有幸成为吉林书苑名宿刘廼中的弟子,从此正式开启了他艺术之路。

“我觉得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初衷,其实我一开始是学中国画,学中国画的时候就涉及画上的题款,画上的印章,然后就接触到书法篆刻。接触篆刻是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是自己琢磨着刻,东北松花江边上,没有什么名师也没有什么资料,很闭塞,全靠自己去想象,后来找到老师了,就开始学,那是1988年。”

就这样,这位爱写文章,而化学只能考一分人称“鞠一分”的另类学生,一脚踏进了艺术的大门。

1989年,17岁,加入市书协。
1990年,18岁,加入省书协。
1991年,19岁,加入中国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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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得意

1994年,22岁。大鞠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南下深圳,为求学,为淘金。“那时把腰弯下去,一直没直起来。”

刚到深圳,连饭都吃不饱,裱过画、做过广告、烤过羊肉串……他说:“去深圳的头三年,我没见到阳光,没时间抬头仰望天空。那时连1.5元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但我还拥有两个‘亿’,失意和回忆。”

在坚持走艺术这条路上,他却从未动摇过:“来到深圳以后,一开始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大家要谋生,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还是要在艺术上有所进步,一直也割舍不了,来深圳的初衷也是为了艺术,那时候想读中央美院,想让自己镀镀金,脑袋里头还在想,要文凭,要高级学府的那种状态,还是很崇拜,很向往。”

大鞠以专业上的提高来补救生活上的枯寂,这种动力是巨大的,进步也是异常迅猛。2000年,28岁的大鞠,就叩开西泠印社的大门,成为最年轻的社员,并获得篆刻类的各种全国大奖,出版了十多本个人专著。

“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特能熬夜,我可以一整晚坐在那写字,尿都憋到脖子口,也不去洗手间,一直坐着,等到写完,想起来时已经麻了整个人动不了了。”能说会道的大鞠说自己“内向”时,在场的人都笑了。

从艺三十年来,不论是印石上的幻化,抑或是纸墨间的演绎,大鞠的作品都隐映着一股苍茫、浑厚的金石气。

这股气好像和古代有关,青春的生命和古代的气韵连在一起。高式熊曾誉之以“精妙绝伦,叹为观止。”余秋雨评价说:“鞠稚儒在深圳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主持人,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篆刻家和书法家,我最早接触他的时候,是他的篆刻,在现在照他这个年龄,能够刻得如此的古色古香,而且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功力,在整个中国是第一流的。”

多年来的苦研,造就了大鞠苍劲有力、朴实挺劲的笔风,尤其是他的铁线篆,正大气象,平中出奇,他的篆刻,用刀爽利,不拘泥细节修饰,却又精致细腻,其印石,无论朱白,都有着古色古香却也不失严谨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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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俗·不俗

大鞠从小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让他有着与年龄不太相符的见识和交往,与王世襄、启功、赵朴初等许多文化界大咖成了忘年交,并有不少的书信来往。

问起缘由,他说:“最早是因为刘廼中老师的关系,跟前辈们交往,就是因为志趣相投,老先生们有爱心,比如说我非常喜欢传统一类的东西,老先生一看到,这小伙子对传统还是有一知半解,他就喜欢了,这是交往的前提。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这个印风是传统的,他就觉得心气相通,所以就愿意跟我接触,就有了书信来往。”

与老先生的交往中,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十年前,三十出头的大鞠应藏家朋友的邀请,为祝枝山草书《昼锦堂记》卷题引首,后来这位收藏家又把卷子拿到著名的文史学者王贵忱那里,请他题跋,老先生很快给题好了,但之后一直没还给那位收藏家,也不说理由。又催,老先生才说了,他就是想查出写引首的这位先生是什么来路,可是一直查不出来。收藏家朋友笑了:“你查肯定查不出来,这个鞠稚儒今年才三十出头,就在深圳。”老先生就说了:“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大鞠跟王贵忱先生的结缘,就是因为这件引首。

如今的大鞠觉得真正的学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甭提什么大学,甭提什么高级学府,任何东西,方法是指导一切理想的根源,跟老先生们在一起,学会的就是要像他一样,这个就是最好的学习。”

在现代与传统的交织辉映中,他说从没忘记自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寄情于刀石笔墨,方寸之间,幻化出万事万物的大千气象。

“面对世情,我不想脱离什么,要生存就要随俗,要成就可不能庸俗。”

商报记者 郑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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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情况,近三十多年来,书法发展很快,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甚至有很多突破了书法的底线,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尤其应该要思考一下“书法是什么?”来明白我们今后创作的努力方向。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争论也很多,当人们在思考往哪里去的时候,往往先要思考从哪里来。我们还是回到原初的时候,看看古人怎么看,然后再用今天的意识来解读,用实例来举证。

东汉后期蔡邕的《九势》是古代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最早的一篇专业论文,是中国书法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段话中的“自然”衍生出两个定义:

1、书者法象也,书法是自然万物的再现;
2、书者心画也,书法是表现人性的。

道法自然,用“道”来效法自然,用什么来表达“道”呢?一阴一阳为之道。

在古人眼中一切都是自然关系,天地之间阴阳交错,阴阳具体放到书法上,就是各种对比关系。阴阳在书法艺术的体现形式。用笔轻重快慢,点画粗细方圆,结体大小正侧,章法疏密虚实,用墨枯湿浓淡。我们今天看历代的书法,实际就是各种对比关系在不断被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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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形与势是书法艺术中最根本的核心!其来源于“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中国最核心的古老哲学。世间万象存于阴阳之中,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书法艺术千变万化,归根到底是形与势之间的对立统一。

“形”指的是造型与空间,我们讲的粗细方圆、疏密虚实都是讲的空间之间的占有,空间之间的距离。而书法从甲骨文到大篆及至隶书,主要关注点都在造型上,点画的造型,一波三折、蚕头燕尾等等。中国书法在造型和空间上的表现跟绘画有很相近的关系。

“势”指的是书法的运动性、时间性,是书写的连续过程,用笔的轻重快慢,字与字,笔画与笔画之间连接断续的过程在时间上的表现。书写变成一个连续的过程,有一个时间的伸展,这里有轻重、快慢、离合等等关系,这就带来了音乐性。

在汉代,隶书注重造型的变化,因为这种造型的多样性造成了一种变化丰富的华丽效果。到了分书,包括魏碑,每一笔都断开,每一笔都做造型,字型华丽但是不实用。而作为使用功能很强的书法开始需要变化,怎么变化,就是把点画连贯起来,就是要强调“势”。“势”就是要有节奏感,“节”的意思是慢、停止,“奏”的意思是快、运动,就是指在书写中要有一种快慢的运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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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开始中国书法有了连续书写,到唐代把“势”推向了极致。

书法的“形、势”概括为:
1、“形”,指的是空间感的,跟绘画相通;
2、“势”,指的是时间感,跟音乐相通。

所以说书法是融绘画和音乐于一体的艺术。

进一步来看,尽管书写的是汉字,但汉字只是一个媒介和工具,最重要的体现是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形和势。这是书法表现形式最核心的东西。
看书法作品是在看什么?不是看字的点画和结体,而是看点画在连续书写过程中的节奏感丰不丰富,看这个字造型的大小、疏密在整个空间关系当中合不合理,归根结底,是研究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是对时间、空间的理解。而空间和时间是任何事物存在的基础。

我们讲一个物体存在,首先是物体在空间上的占有,然后是一个存在的过程。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一个“道”的问题。空间与时间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世界”与“宇宙”。

“世”,三十年称一世,“界”,指空间的划分。
“宇”,上下四方为宇,“宙”,古往今来为宙。

书法的表现形式,看起来是形式的问题,实际本质上又是一个内容的问题,表现的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就是中国人观察世界、理解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方法的问题,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包含在形式里面。

书法的构成分点画、结体和章法三个层次。形势体现在点画上叫形与势,在结体上叫笔势和体势,在章法上叫空间造型和时间节奏。形属于空间造型,是静态的,体现了绘画性,。势属于时间节奏,是动态的,体现了音乐性。

中国传统书法理论,最注重点画,书法技法当中讲得最多的就是笔法的问题,因此创造了一个“笔法”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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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书到楷书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在造型的基础上,把点画连绵起来,既实用又美观。楷书以后,怎样来写这个点画,从楷书中总结了“三过其笔”。每个笔画都要有起笔、行笔、收笔这三个阶段。

有了这样一个过程才有形和势的变化。整个书写在一个点画上面有一个开始、运动、结束的过程,可以通过提按顿挫让点画有“形”的变化,可以有轻重快慢让点画有“势”的变化,有形和势的表现性,点画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造型单位,点画才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所以古人最反对是“信笔”,没有起、行、收笔,平铺直叙。

点画“形”的表现:

1、方与圆。方与圆看着是形状,实际文化含义很多,我们讲天圆地方,讲智圆行方,所以不仅仅是指造型上的。当一件作品是表达抒情,含蓄温和的时候的往往是偏向圆形的,要表现张扬激烈偏向尖锐方形。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就可以把不同的造型作为情绪的表达方式,就是传达精神力量的一种能力。

2、厚与薄。厚笔画有种立体感、厚度感,薄笔画有轻松飘逸感。如颜真卿的笔画,刚毅木讷、温润敦厚,鸭头丸帖笔画优雅灵动。

3、点与线。点如打击乐,直上直下,如高山坠石;线是点的延伸是一个过程,如同弦乐器。王铎的点,有节奏、力度、节奏的变化。每个点的方向都不一样,每一笔下去时候力度和角度都不一样,如高山之石直落而下,让人振奋。中国书法史上,性格张扬突出的书家,如徐渭和米芾,都喜欢强化点。而线用来表现温柔缠绵。

点画“势”的表现:

“势”的表现就是力度和速度的表现。一种是垂直于纸面的力度,古人强调“入木三分”,力量要往下面走,力透纸背,实际强调的是渗透感。另一种是纵横挥洒的速度感。在连续书写的过程中,运动的力度和速度的变化就是“势”。

蔡邕“九势”中把汉字的所有点画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涩势”,如:横、竖;另一种是“疾势”的,如:撇、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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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点画本来就有自己的轻重快慢的区别,在书写单个点画时有“三过其笔”的疾势、涩势的变化,点画跟点画之间也有疾势、涩势的变化,延伸到结体和章法里面都有疾势、涩势的变化。

这样的作品就具备了多样和丰富性,传达不同的丰富的情感。如怀素的草书自叙帖,一笔书连绵不断,但是因为他没有把对比拉大,他的情绪表达相对很含蓄,悲喜双遣。而张旭的草书,速度和力度的对比跌宕起伏,情绪表达强烈,称悲喜双运。

书法所有的时间、空间的表达最后是要归于一体的,是阴阳的综合体,形与势是合一的。古人论书是两者都不偏废的,形与势并重,必须是一个整体。魏晋以后,书法从章草到今草,从分书到楷书,就是加强连绵。王羲之之所以被称为书圣,就是因为他把形和势很好的统一了起来。形和势结合起来就是一种生命状态,也就是“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 END ——

书法是一门极为深奥的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以来都受到文人的青睐,传统博大精深,至高无上,今人视为瑰宝,接力传承。每一个书法家的成功都是经历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临帖到创作,都经过许多的周折。 

我从小就酷爱书法,长大更是爱不释手,“文革”时期,坚持磨墨在报纸上临习。写好字成为我一个追求的梦想。这几年,我参加了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的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取得了一点成绩,更重要的是积累了一些临帖和创作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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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帖中不可忽视技巧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苦”二字足够证明艺术道路上的艰辛与付出。古人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练字笔成冢、墨成池。由此可见,古人在书法上是下过很多功夫。我们今天学书法,也同样需要下功夫,有了热爱、执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为此付出汗水。仅仅是勤奋,有笔下功夫,还不行。还要掌握技巧,要动脑筋,找规律。领会原帖精神,努力达到神形兼备。不能一味地抄帖,食古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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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帖的技巧,归纳约三种:首先把握字形,关注气息,注意章法;临帖时将字形、架构看清,临准,以及墨色浓淡、枯湿,线条粗细,字与字之间排列与走向的互应关系。字组与整行的贯气畅通情况,临帖最好将帖的取势、章法同时进行,从对帖临到默临再到意临。

其次要进行拆字造字训练,偏旁符号记忆,使转角度分析;临帖时,进一步进行对帖的细致分析,可将一个字拆开,再拼接组合多字。草书符号要强记,单字训练注意速度运行,方向转变,什么样的速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线质。要有节奏感,行笔时要注意轻重缓急,提按顿挫,深入使转角度分析。字形是随笔形、转折、角度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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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寻找轨迹,归纳规律,举一反三。临帖时要注意到作者的习惯性,每个作者都有书写的方法和形式,有的右上倾,有的左上倾,有的方笔起笔,有的是圆笔起笔,有的起笔方圆兼备。找出规律,那就要在平时临帖中仔细观察,取之精华,摄取营养,充实自己。再通过侧入平铺提按,调锋接笔,明转暗折的深入,提高自己的临帖水平。   

二、临帖与创作的转换过程  

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上千种碑帖,这给我们临帖和创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创作是在I临帖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临帖吸收营养,并且消化。临帖是借古人的精髓来体现你的神采;靠古人的语言来替你交流;用古人的钱币换取你的物质财富。所以临帖要深入,不可马虎,要达到精、准、纯、熟。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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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帖到创作需要经过一个转换过程,这也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它需要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慢慢将帖上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从尝试创作到正式创作,还可通过集字创作,边临边创,手临熟时,可以激情创作。通过多次的临创才可以创作一件好的作品。   

三、创作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创作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不单要有精湛的功力,还要有丰富的才情。概括起来约有五法一式,即“字法、笔法、手法、章法、墨法和形式”。除此之外还要有前期的准备:选纸,选笔,选墨,选内容,选最佳创作时间;要准备好工具书、碑帖,以备查字所用;要精心设计多种样式,画出图案,勾出轮廓,可参考借鉴大型书法展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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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的评审和展览机制,对书法的创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注意:形式新颖,轻重虚实,开合收放,墨色变化,章法取势等。要经过多次调整,才能打造出一幅精品力作。  

创作之中,胸有成竹,锋藏笔中,意在笔先,心神合一,一气呵成。   

一件好作品贵在有神采,有气韵,要深入思考、构思,强调文化品味,表达文化内涵。要经品耐看,整幅作品气息要有笔走龙蛇、墨分五彩之势。好作品是美的享受,正如一位艺人所言:以“技”的锤炼,“艺”的探索,情感的抒发,趣味的追求,带给人们视觉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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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法创作得到一定的认可,取得一些成绩。荣誉的背后是辛勤与汗水,荣誉的面前是痛苦和迷茫。荣誉不是我的终点而是起点,在这艰难的道路上,我要精心研习,深入探讨,争取走得更远。

⌈ 朱荣贤 ⌋ 

朱荣贤

朱荣贤,别署闲公、白米山人,安徽滁州人,师从张乃田、黄惇、龙瑞等先生,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林泉画馆馆长、安徽林泉书院院长、《林泉》杂志主编、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南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龙瑞工作室画家、《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画家、当代艺术家研究会副会长。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联展以及全国大型书画展览,并接受多家媒体的专访与报道。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及个人收藏,个人专题介绍散见于各种美术类报刊,出版个人画册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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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2日 20:00

墨池学院特邀 朱荣贤老师
一起鉴赏学习传统山水画经典作品的技法与要领

详情如下

朱

第一节1元试听

【报名方式】

扫描海报二维码直接进入墨池公众号获取报名链接
如有疑问可咨询您的课程专员:小欧或麦嘉(微信:mochimai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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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荣贤,别署闲公、白米山人,安徽滁州人,师从张乃田、黄惇、龙瑞等先生,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林泉画馆馆长、安徽林泉书院院长、《林泉》杂志主编、河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徽省南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龙瑞工作室画家、《中国书画》杂志社书画院画家、当代艺术家研究会副会长。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参加联展以及全国大型书画展览,并接受多家媒体的专访与报道。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及个人收藏,个人专题介绍散见于各种美术类报刊,出版个人画册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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