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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濂,又名徐正廉,笔名楚三,1953年生于上海,师从田桓、钱君陶先生,研习书法篆刻四十余年。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篆刻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览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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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担任两届全国流行印风大展艺术主持。著有《当代中青年篆刻家精选——徐正廉卷》、《徐正濂作品集》、《徐正濂篆刻》、《西泠印社中人—徐正濂卷》、《诗屑与印屑》(文集)、《徐正濂篆刻评改选例》;与人合著《徐正濂师生篆刻选集》、《矛盾笔名印谱》、《中国历代玺印精品博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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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三类:一是相對大的、比較宏觀的問題;二是相對具體的關於篆刻創作上的某些探討;三是與我個人創作相關的問題。 640.webp (12)

1.當代篆刻的發展態勢如何?

我覺得當代篆刻的發展趨勢必然是寫意的、雄放的、抽象的、宣洩的………這不僅可以從絕大多數篆刻作者的創作中感覺出來,也可以從其他兄弟藝術門類的演變中把握得到。我們看看音樂、建築、雕塑、舞蹈乃至和篆刻關係更密切的繪畫、書法的發展趨勢以及它們的當代形態,便應該很清晰地明白篆刻在當代應有的主要創作傾向了。如果我們還承認一種藝術形式不可能脫離時代的影響而單獨存在,則于篆刻趨向於寫意、雄放、抽象、宣洩等等就不必懷疑了。當然,發展態勢和作者個人的審美興趣、創作意願沒有關係,甚至和作品的經濟價值也未必有關係: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元朱文的市場依然比較興旺。舉個例子來說,明清式的傢俱很精美,現在依然很受歡迎。但我們因此認為,這種雕花傢俱很有時代氣息,那就可笑了。

當然,這種推斷僅僅是學術角度上的,如果因此而篆刻作者要追隨這種態勢,全部往寫意的、雄放的、抽象的、宣洩的方向走,不管是初學篆刻的還是久學篆刻的,都如此,那就也不是吉音了。更何況藝術上的宣洩並不像上廁所那麼簡單,光圖痛快是不行的。而現在則確有只顧痛快,流於粗糙的現象。因此,對於篆刻的這種時代傾向和發展態勢我們不必懷疑,而在這種背景下具體怎麼做則是值得慎重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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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看待“流行印風”?

  如果我們明白了當代篆刻的發展態勢.其實也就可以感覺到,“流行印風”代表的正是這麼一種傾向。當然,這種傾向是總體的,並不等於說,“流行印風”展覽就是中國最好的篆刻展。大體說來,一種代表未來發展趨勢的藝術形態肯定是不完美的,因為不完美,才有更大的拓展空間。倒是不代表發展方向的藝術形式相對完美,正因為完美它才無路可走。“流行印風”展覽只是主張一種大的傾向,從來就沒有主張過哪一種具體的風格或形式。正因為只主張相對抽象的傾向,因此落實到具體作品時,我們四位元主持人的看法其實不盡相同,會有爭議。這種爭議的產生當然和我們具體的看作品的尺度有關。我們則並不因為要團結在“流行印風”的旗幟下而違背自己的審美原則。因此最後出來的作品並非每一方都得到四位主持人的首肯。要說共同點則也是有的,那就是:一方缺乏創意但各方面都很周到、完美的作品和另一方雖然不周到、完美但有創意的作品並列時,我們的票都投向後者。尊重創新既是“流行印風”的宗旨,也是我們四位主持人的共同信念。

因此,評價“流行印風”,我覺得可以歸納為主要的三點:一是代表了當代篆刻的大的發展趨勢;二是提供了一個相對好一些的藝術至上、學術至上的展覽模式;三是還沒有足夠多的作品達到我們希望的既符合時代審美要求,又有深刻內涵的那種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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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看待篆刻的共性和個性?

篆刻的共性應該是以篆書為媒介,用刻刀作工具,以印章的形式來表現三大因素。所以我認為楷書印和肖形印都不屬於篆刻。雖然古代已有肖形印,雖然當代有些作者比如安多民先生肖形印刻得非常好,但如果將它歸為篆刻,則因為媒介不同,品評的標準不同,沒有辦法做出優劣高下的評判。至於篆刻的個性,應該也就是篆刻的風格了吧?作者原題是“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我不是太理解題義,所以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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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謂篆刻中的筆墨?如何看待篆刻中的“筆墨”和“刀”的關係?

  篆刻中的筆墨首先存在於線條中。其次是線條組成的文字形態。應該感覺得到這種線條和文字形態有比較強烈的書寫意味。比較典型的要數吳熙載的篆刻,在線條的起承轉合和交會處都有鮮明的書寫的表達。也許應該說明,吳熙載中年以前的篆刻筆意,交代得比較清晰明白,如我們寫楷書那樣,藏頭護尾、逆起平收等等都很周到;到他晚年,這種筆意的表達就重在其神而不在其形了。如我們寫行草書,在運動中完成線條,不會那麼筆筆小心周到了,但意思盡在其中。還需要指出的是,篆刻畢竟是刻的藝術,並不是用刻刀去模擬毛筆的運動,高明的“筆意”是在用刀刻制的過程中體現書寫的精神而不是惟妙惟肖的書寫的痕跡。在體現這種“精神”時,必須要有“刻”的語言。至於筆墨和刀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會此消彼長,筆墨的意味重了,刀的表達就隱晦了。但筆墨真正上升為一種精神了,則往往可以和“刀感”達到雙暢的境界,比如黃牧甫篆刻、齊白石篆刻、來楚生篆刻就都有這種高度。

以時間來劃分,則古代篆刻在筆墨的表達上程度大一些(當然不是全部),而當代篆刻則在刀感的表達上更為強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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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掌握篆刻“做”的度?

首先肯定,篆刻都是要“做”的。刻完文字以後作品就完成了,這種現象我還沒有看到過。度如何掌握,恐怕難以用做的量來衡量,吳昌碩做得很多,我們覺得完全需要,不如此不能達到他的印章效果;黃牧甫、齊白石做得很少,我們覺得完全夠了,無須再添蛇足。印章的做,無非是擊、磨、刮、蹭等等的手段,我以為應該掌握“准、狠、省”的原則。“准”是指該在何處擊、磨、刮或蹭,要非常審慎,仔細揣摩,不可草率。“狠”是指看定了位置以後,擊、磨、刮或蹭,下手要非常肯定,堅決,有力。似破不破,似做非做,猶猶豫豫的心態,必定會在印面上反映出來,必定效果不好。而准也好,狠也好,畢竟難以百無一失,因此第三,要堅持“省”的原則,可做可不做的地方不做,可大做也可小做的地方小做。西方人說,對於“好”的破壞,無過於求“更好”的一閃念。篆刻也是如此,往往我們覺得此處可再做一點,彼處又可再做一點,結果弄巧成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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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怎麼看待篆書與篆刻的關係?

過去一直說,篆刻篆刻,篆重於刻,因此老師往往強調,篆書是根本,篆書寫好了,篆刻也就好了。我在20年前就寫過文章,發表在《書法導報》上,認為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歷史上有很多優秀的篆刻家同時也是優秀的篆書家,但也有許多優秀的篆刻家不是篆書家,或優秀的篆書家不是篆刻家,這裏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再從實際操作上來看,篆刻畢竟是刻的藝術,有其獨特的法度和規則,僅僅篆書寫得好並不能直接地就掌握了刻的語言;而篆書對於篆刻家來說,一是有助於對文字美感的認識,二是在此基礎上用來寫印稿,雖然實踐是提高認識的重要手段,但還不等於完全和認識同步。正如我們都認識到王字的優美,但並非我們都能寫到王字的水準。而寫印稿更不同於作篆書那樣落筆不易,寫印稿可以反復修改、塗抹,可以百裏挑一。所以,我認為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篆刻家應該有篆書家的認識水準,但未必一定要有篆書家的實踐能力;當然,為了達到這種認識水準,一定的書寫實踐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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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何看待篆刻字法的統一?

這其實是一個太陳舊的問題了,就像我們已經不討論地球是方的還是圓的那樣。字法的統一,我們以前一直認為是指:大篆只能和大篆用在一起,小篆只能和小篆用在一起,繆篆只能和纓篆用在一起。但其實只要我們仔細一點,就能發現丁敬、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等許多篆刻大家,都有用字不統一然而成功的範例。我說的是“成功”,用字不統一,氣息卻渾然一體,這才是真正的高明,比用字統一還要高明。其實不但在創作追求上需要不統一來營造“奇”的境界,在實際應用中也有不得不如此的需要。你想,大篆文字能有幾何,怎麼夠我們實際創作的需要呢?文字是在不斷發展的,從春秋戰國到現任,無數的字死亡了,又有無數的字誕生,你去翻翻《康熙字典》,十字九不識,許多後來誕生的字根本就沒有過篆書的形態,而篆刻創作又都是今天的內容,因此要強求字法的統一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完全用標準的篆書都不可能。既然難以完全做到字法統一,甚至還不能不杜撰,則顯然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氣息的統一,像上面提到的丁敬、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那樣。當然,這也需要功力,甚至需要更高深的功力。我們不要太機械,我再說句僅僅從學術角度出發、可能不顧及社會效益的話:我們都很佩服黃賓虹的篆書奇古,但文字學家早就發現,黃的許多字形都是杜撰的!當代章草大家王蘧常寫文章、寫信都用章草,歷史上哪有這麼多章草字形留存下來,很多都是他創造的!當然,我決不是在這裏主張年輕作者可以隨意“造字”。實際上,要像黃賓虹、王蘧常那麼“通達”,會“造宇”,首先要對文字有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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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看待篆刻作者風格的穩定和多維探索的關係?

一位篆刻作者,最後的風格總是要穩定下來的,但何時穩定下來,50歲、60歲還是70歲?我覺得即便是風格已比較成熟的作者,也不適宜在年紀不太老的時候守一而終,他應該繼續地汲取各種不同的營養,來完善、充實、提高他的這種風格。至於要不要改變,那倒值得謹慎的。一般來說,一位風格已經比較成熟的作者,再作革故鼎新的改變可能性比較小,他之所以多維探索,還是想在原有的大格局、總風貌下,能有新的突破,但不是推倒重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對於已有一定成就的作者來說,不穩定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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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石開認為您的學生“不足觀”,是因為缺乏那種“介於經意和非經意之間”的“線質”,您是否認為那種線條難學?

首先,恐怕不能說我的學生都“不足觀“吧?如果您指的是那種惟妙惟肖地學我樣子的學生不足觀,那麼同樣,模仿石開、王鏞、韓天衡的學生也是不足觀的。至於難學,我想任何達到某種高度的篆刻風格,線條都會有難度,線條難度從來都是維持篆刻品位的保證(書法、繪畫也如此)。如果某一種篆刻風格沒有技術上、操作上特別是線條上的難度,僅僅因為是想像力的特殊,仿效者很容易就能達到它的程度,那麼這種所謂的風格,生命力是不會長久的。我想,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學的人很多,但人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仿效者線條的不同,即便是他們嫡傳的學生,即便是臨摹的作品。這就說明他們線條的難度所在。相反,倒是元朱文的線條可以模仿得很像,線條上很多人可以亂陳巨來的真,這也正是我認為前者的藝術性在後者之上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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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您能否就自己的創作風格和創作理念作一闡述?

一個篆刻作者藝術風格的演變和形成,是一個探索的、模糊的、走一步算一步的、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過程。決不像女人生孩子,經過了十月懷胎,他或她一定會出來那麼肯定。這種過程有時候能到達目的地,有時候走了一輩子都到不了目的地,更多的時候是不知道目的地到了沒有,只知道走。而我認為“只知道走”是正常的、向上的態度,認為自己到達了藝術追求的目的地,可能反而不是一種奮發健康的態度。正因為此,要比較明確地解釋自己創作風格的形成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我也是一路走來,在很多“碼頭”停留過,有的碼頭流覽一下就走了,有的碼頭停留的時間長些。現在回過頭去看,有的停留對我篆刻的現狀是有用的,有的停留則沒有什麼用處。大概排算下來,學過的元朱文基本上沒有用;學過趙之謙,用處不是太大;學過吳昌碩,現在在我的作品裏痕跡大約也沒有了;我覺得於我有較大幫助的是黃牧甫、吳熙載、來楚生和齊白石四家。浙派我沒有學過,切刀我基本不會,但覺得丁敬身等的那種古拗、樸茂的氣息還是很值得汲取的。當然還有古璽、漢印,這是根本。我覺得以古璽、漢印為本,以流派篆刻為用,應該是一條比較合適的途徑,二者不可偏廢。但是決不可以說,我現在不用的東西,當初學習就是浪費;更不可以說,對我沒有用的東西對別人也沒有用。至於暫時性的創作理念,或者也是有的吧。之所以說“暫時性”,是因為人的認識程度、審美理念在不同的年齡段是不一樣的,篆刻家在不同的年齡段也會有審美差異,何況你的篆刻還在繼續演變的過程中呢?我目前的創作理念,大致梳理一下,也許可以有三條:

一、任何大家的作品都是大氣的,所以要向大氣的境界努力,不求溫柔敦厚或詭異奇巧——順便說一句,現在有一種小刀碎切、線條模糊淺淡、結字奇奧難釋的刻法,什麼都好,我覺得就是大氣不夠。

二、力求用洗練、乾淨、簡單的手法來營造相對豐富的內涵。

三、不古不今,亦古亦今,決不去亂古人之“真”,而又決不忽略古印之神。理念都是理想,能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只表明自己願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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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問題難以一一作答,就作個簡單的綜述吧。

  真正的藝術從來是不能雅俗共賞的,《紅樓夢》真正看懂的人都沒有多少,怎麼可能要求以古文字為媒介的篆刻雅俗共賞呢?文學也好,戲劇也好,繪畫也好,書法也好,說到雅俗共賞,大體上是就低不就高,就俗不就雅的。

  風格之形成沒有固定之路,有早成的,也有晚熟的,沒有規律的道路可依循。唯一可說的一點是:要有一點主動追求的意識,不能靜靜地等“水到渠成”,這一點在當代尤其重要。

  篆刻到了當代,應該可以和圖案等平面藝術互相有所借鑒。但怎麼做得好學問很深,難度很大,我覺得如果是初學者,以不嘗試為好。

  不要去拼命探究別人人刀的角度和進刀的深淺這些問題。有幾個人瞭解吳昌碩、趙之謙入刀的角度呢?但並不妨礙人們學習他們。

  篆刻早就是獨立的藝術了,而且這幾年的影響力更在擴大,您看獨立的網站都有了,怎麼還要問“如何成為獨立的藝術呢”?

“有意無意”的作品境界是有意地製造出來的,只是表現得無意而已。無意中得之的例子可能有,但概率是極低的,沒有借鑒的典型意義。篆刻的製作性更強于書法,不容否認。

  風格和個人的潛質當然有關係,但你不要去考慮你是什麼潛質、什麼血型、什麼“座”,然後再決定追求什麼風格。你只要朝自己認為“好”的方向努力就可以了,潛質會自然地起作用。

  最後回答那位女網友:所謂女性篆刻就應工穩如“大家閨秀”是無稽之談。若如此,則男性篆刻就應該像綠林好漢了?蕭嫻女士是真正的大家閨秀,而所書雄渾開張,豈可以“工穩”相稱?如果真有這樣的老師這樣“教導”你,你不跟他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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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万历至今600年的文化传承

前三百年

是毛晋

后三百年就是罗振玉!”

——王贵忱(著名古文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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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字叔蕴、叔言,晚年号雪堂、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于古器物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农学等方面皆有成就。精于收藏考释,著有《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考释》等,被誉为“开甲骨文识字之始”,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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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他来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

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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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然而又是被发现最迟的文字。所以它作为一种书体被欣赏,其实不过百年。而这种以毛笔创作的甲骨文书法,其最初的实践者或许就连现在写书法的人也记不得他了,那就是著名学者、金石文字学家罗振玉先生。

他一生致力于学术文字,于金石考古、简犊版本、彝器古玩等都是一流的专家。他自己也收藏宏富,眼界宽、眼力精,所以当他在刘鹊(号铁云,即《老残游记》作者)家中第一次见到了甲骨拓片时,即大为惊叹!并认定此乃汉以来诸小学家所未见之奇特文字。于是丛力就刘氏旧藏编印了《铁云藏龟》,公之于世。从此,罗振玉则与甲骨文结下不解之缘,终身从事甲骨的搜集、整理、著录和考释工作,对我国甲骨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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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素来对甲骨文卜辞研究领域有“四堂”之称,如“雪堂(罗振玉)导乎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观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表辞例”,表明了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先驱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开创了自己的学术道路。

所谓“导乎先路”,则是指罗振玉对甲骨的搜求、对文字的考释以及开创甲骨文书法的贡献,乃有第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罗氏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经多方搜求竟得甲骨三万片以上,以此为基础,他先后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青华》、《铁云藏龟之余》等重要甲骨文资料,并出版《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和《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等著作,将自己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流布于世,嘉惠后人。难怪郭沫若就曾评价罗说:“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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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了解了这样一位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家,我们再回头来谈谈罗振玉的书法,便知道写字不过是他著述考释之余“小菜一碟”的微末之事而已。而且罗振玉本来就精于书法,真、行、篆、隶无所不擅,他于《石鼓文》、《秦诏铭》、《张迁碑》、《石门颂》、《孔宙碑》、《颜勤礼碑》、《化度寺碑》等都下过极深的工夫。

自中年后见到殷墟契文,兴味大增,于是师法为之一变,由篆而人甲骨,不断临写揣摩,终于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甲骨文书法。并以考释的甲骨文字编集楹联,遂有《集殷墟文字楹联》问世。罗于跋中写道:“自客津沽,人事旁午,读书之日几辍其半。

去冬,奔走南北,甸甸娠灾,四阅月间,益无寸晷。昨小憩尘劳,取殷契文字可识者,集成偶语,三日夕得百联。存之巾筒,用佐临池。辞之工拙非所计也。辛酉二月,雪翁记”。此“辛酉”,即一九二一年。这一年,罗氏五十六岁,正是其书艺进人炉火纯青的创作阶段,也是他开始热衷于商卜文字人书之时。其文孙史学家罗继祖先生曾回忆说:“辛西年我八岁已能记事,舟见公为人写楹巾占总是集契文,大小篆倒反而少写。以)舀也常常如此,如果人家不指明要那一体的话,就统以契文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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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罗振玉先生在晚年,创作了大量的甲什文集联书法,继《集殷墟文字楹联》后,又写了续集《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汇编》共收甲骨文集联四百二十副,其中罗振玉集了一百七十七副,其余由老友章钮.高德馨和王季烈集成。但全部的集联均由罗振玉以甲骨文书写,同时旁注楷书释文。联句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和十言等不同形式分别编次,由简人繁,查阅方便。

全书所用甲骨文字虽不足千字,但却组成近五千字的联语,可谓极变化之能事,创了甲骨文书法之奇观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罗振玉在许多甲骨文集联书法的落款上,都会写上“贞松罗振玉”几字,这些作品均为罗氏五十九岁后所书。因为一九二四年,罗振玉得逊帝溥仪赐匾“贞心古松”四字,从此便以“贞松老人”自号,晚年作书一律不忘署“贞松’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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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书写的甲骨文书法,并不真的以龟甲兽骨上的锲刻线条为模仿,纤细且每每以出锋书之,而是参以中锋篆法,圆劲隽秀,紧密工稳,端庄严整。深厚的书学功力以及博大的学问根底,使得罗氏由篆隶向契文书法转型时似乎显得游刃有余。

今天我们观其开创的甲骨文书法作品,既有浓厚的金石韵味,又有风格清雅、淳正的书卷气,其线条多方折、简约,然不失一种古朴的装饰美感,实在无愧于“甲骨书法第一人”的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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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听琴图》粗绢

不过是一张纸,却比人民币,更深入人心,甚至牵引魂魄。民国收藏大家张伯驹,即为这样的“纸”,穷尽毕生财力、物力、精力,在所不惜,足见书画艺术的魅力。书画,就是这么一张“神纸”,一旦爱上,便是一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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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谷骑牛图》

 书 画,

 旨 在 探 索 灵 魂 深 处 之 “真、善、美” 

与古人的画不同,现今的画,充满了功利目的,完全抛弃了书画作品所应该传达的“真、善、美”。很多书画家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捡得枯枝半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卖钱。其实,从事书画真正的目的,是在传递“真、善、美”,而不是几分几毛,因为当书画家真正抓住“真、善、美”的时候,作品本身,已是无价之宝。这样的作品,才能净化人、洗涤人、升华人,让人们的灵魂干净、纯洁、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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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菊山禽图》

 书 画,

 旨 在 传 达 灵 魂 深 处 的 真 情 实 感 

在艺术市场骗子横行的时代,灵魂枯竭。很多书画家的作品,流露出的不是真情实感,而是假大空以及谎言,来愚弄那些不懂艺术欣赏的“暴发户”、“投机商”、“文化流氓”等。这些都与书画艺术的初衷相悖,书画艺术只有流露出灵魂深处的真情实感,才能取得他的伟大地位。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范宽《溪山行旅图》等,无不是流露出真情实感而取得重大的艺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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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梧秋影图》

 书 画,

 旨 在 寻 找 最 直 白 的 语 言 

墨色、线条、意境等,构成了书画作品的语言。书画家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诉说方式即可。墨色的浓淡、变化;线条的力道、层次;意境的深浅……无不在表达着书画家的思想。爱上书画,就是利用墨色、线条、意境等像小孩子呀呀学语那般,找到最有水准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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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图》

 书 画,

 旨 在 探 索 灵 魂 深 处 的 丰 富 多 彩 

艺术之旅,虽然孤寂,但丰富多彩。这不是颜料的五颜六色那样的精彩,而是灵魂深处的精彩。文征明逝世前,仍然端坐书写小楷。在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的世界中,他的小楷,是那样的魔力。在他的一笔一划中,足见他灵魂的干净与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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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临阁帖》粗绢

 书 画,

 是 一 次 没 有 终 点 的 灵 魂 探 索 之 旅 

因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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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弹游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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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禽白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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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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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溪图》明 唐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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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芙蓉锦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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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至8月,傅抱石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赴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写生。

期间,傅抱石创作了写生作品50余幅。

这些作品还被结集出版,成为傅抱石一生几次重要的集中外出写生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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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度得到新政权极为重要的任用。

这次国外写生无疑是带有交流、访问的政治属性。

作为当时和新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理所当然地成为代表最高官方意志的美术代表团的写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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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处于创作盛期的傅抱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创作出了50余副作品。

从作品的品质看,它们都保持了傅抱石当时的最佳艺术水准。

只不过和差不多一个时期的石鲁的异国写生作品比较而言,傅抱石的作品怎么看都像是在中国本土的写生作品。

除了那些教堂建筑昭告着外域以外,我们很难分清傅抱石的笔墨,和他在国内的写生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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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可以理解,傅抱石的特质太过独特,笔墨属性已经和自己的审美认知完全融为一体,外界的视觉刺激已经很难改变他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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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周(1427—1509),明代杰出书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玉田生、有居竹居主人等。他书法师黄庭坚,绘画造诣尤深,兼工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以山水和花鸟成就突出。是明中叶画坛上四大艺术家(另三人为文徵明、唐寅、仇英)之一,人称江南“吴门画派”的班首,在画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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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致唐寅书札》,25.8×20.8cm。镜心,水墨纸本。鉴藏印:蒋风白鉴藏印、蒋风白。

此页为其致唐寅索诗札。内容趣而雅,一则可见沈氏之老成宽厚及儒雅,一则可见唐寅之落拓慵懒和不拘小节。“昌国”即徐祯卿,亦“吴中四才子”之一。读此札可知诸公交往之密和风雅之甚,是为可贵。

释文:向求和篇,昌国已蒙翌早即相付,独足下迟迟,盖欲覃思出类也。昨已一速,今再速之,幸勿空返。不空。老友沈周再拜。子畏先生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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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沈周致应龙先生亲谊尺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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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行书《声光帖》砑花笺纸本,纵23cm,横40.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向自金仲,寄至苏合丸,珍佩、珍佩。日来知德与位称声光,向隆可见,德门旧族,风致自殊。卫中运士还极言,佩荷足激,乡里近时薄风,健羡、健羡。寒舍饥垫中,又以则户点解,村僮皆愚于料物托揽好耳。所司交纳利害,略不知头绪,尚有核桃一色,知待新方收,因不敢赍价去,缘僮俱非惜家者,凡百事为,恃在故旧之爱,希为指点饼檬,当铭刻不浅也。录尔尊先大夫心耕诗,请须裁教。外有小笔山水一帧,将意而已,未间伏惟为国,自玉不宣。姻生沈周再拜全卿豸史亲家阁下。三月廿九日锦帕二方伴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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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明末时期十分重要的一位抗清将领,他曾数次击退后金进攻,他在宁远大捷中,战功赫赫,令敌军胆寒。 640.webp (20)

袁崇焕书法:惟此幽兰寄所乐,清风流水咏其怀。

但仅仅几年之后,他却被皇帝以通敌叛国罪被处死。据说,在被处死时,京城百姓,争相抢食他的肉……这时他成了彻彻底底的罪人,直到一百多年后,大清的皇帝,才为他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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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书法:袁崇焕初授福建邵武知县时,为和平镇古塔题字“聚奎塔”。

他就是袁崇焕,直到现在仍被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人物。我们认为,袁崇焕是忠、是奸,留于是学界评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见识他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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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书法:听雨。

说起来袁崇焕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士!

袁崇焕35岁时才考中进士,最初他是一位知县。通过他的自荐,以及较为突出的文韬武略的表现,才渐渐成为一方军事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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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书法:一把铁枪扶社稷,三尺铜剑振乾坤。先生不知余名姓,赤肝黑面老将军!

袁崇焕的书法作品,现在流传的不多。不过,仅有的几幅作品就可以看到他,恢宏潇洒,个性强烈的书法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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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书法作品

文从沈梦了解,乾隆帝曾说: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

这是一位瘦硬、倔强的人才,如果这些作品,都是他的真实手迹,我宁愿相信,袁崇焕是一位忠臣,是一位大无畏的勇士!

看到这些字,各位书友您觉得袁崇焕是怎样的人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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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泠印社 | 

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发起创建,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国际性的研究印学、书画的民间艺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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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安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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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里有多少你临过的书法。

陕西省西安市南城墙魁星楼下的碑林,因碑石丛立如林而得名。这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汉族文化艺术宝库。它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原为保存唐开元年间镌刻的《十三经》、《石台孝经》而建,后经历代收集,规模逐渐扩大,清始称“碑林”。几经易名,1992年正式定名为西安碑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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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馆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的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艺术博物馆。馆区占地面积31900平方米,由孔庙、碑林、石刻艺术室、书法四部分组成,设七个陈列室、六条游廊和一个碑亭,陈列面积49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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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说,光一个《集王圣教序》是不是就让你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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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曲阜汉魏碑陈列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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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汉隶怎能忘了她。

汉魏碑刻陈列馆位于孔庙东庑内,内存两汉碑刻6石,东汉19石,魏碑1石,北朝碑刻4石,原多分存孔庙、孔林,1978年移入现址,以时代为序排列,是我国著名的汉魏碑林,著名者有北陛刻石、五凤刻石、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张猛龙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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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浯溪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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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鲁公、米芾、黄庭坚一个都不能少!

元结在公元761年撰写了《大唐中兴颂》,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下来镌刻于江边崖石,因其文奇、字奇、石奇,被后人誉为浯溪“三绝”。此后,历代共有250多名文人学士到此游览,题诗作赋,铭刻石上,成为国内最大碑林,是研究碑石文化的一个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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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大唐中兴颂》外,还有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浯溪诗》和著名文学家黄庭坚的长诗《书摩崖碑石》及清人何绍基、吴大徵等名家题名刻石的浯溪新三铭等。碑林中还有清代越南使者途经此地留下的刻石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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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山摩崖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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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的气势在这里。

包括邹城市葛山摩崖石刻、峄山摩崖石刻、铁山摩崖石刻、岗山摩崖石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重要的佛教石刻之一,丰富了佛教传播的形式,成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研究中国宗教文化极为罕见的资料。同时,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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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龙门石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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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碑必知龙门二十品。

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现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伊河两岸的龙门山与香山上。龙门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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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朝代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南北长达1公里,今存有窟龛2345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余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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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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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峰山摩崖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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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公你应该知道吧?

云峰山摩崖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山东省莱州市东南。现存北魏刻石16处,北齐刻石一处。山腰以上有《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等碑刻。山顶有《云峰之山题字》《九仙之名题字》《赤松子》等题字。东西两侧峰亦有题字、碑记。山口南端巨石上有《当门石坐》及《右阙题字》。其中最珍贵的碑刻当属《郑文公碑》,此碑系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书法风格堪称隶楷之极,钟致帅《雪轩书品》称:“云峰魏碑,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不失为一代名作,无愧于千古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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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千唐志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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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墓志还要去这儿!

位于河南洛阳新安县铁门镇西北隅,是辛亥革命元老、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张钫先生所建,是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张钫先生酷爱金石字画,并广泛征集,在故宅花园“蛰庐”内建斋收藏,由王广庆命名、章炳麟题额为“千唐志斋”。斋中镶嵌墓志、碑碣1419件,其中唐代墓志1191件。内容涉及皇亲国戚、相国太尉、郡王太守、尉丞参曹,以至处士墨客、佛僧道士、宫娥彩女等各阶层人物,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证史、补史、纠史的作用,被史学界称为“石刻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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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杭州碑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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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你知道吗?

位于杭州市劳动路65号杭州孔庙内。碑林内共有碑、帖、墓志等500多件,荟萃了自五代到清代的五朝名家手迹的石刻。数量最多的是“南宋太学石经”,现残存86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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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绍兴兰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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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不必多说。

兰亭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十四公里处的兰渚山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寄居处,这一带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山阴路上的风景佳丽之处。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在此植兰,汉时设驿亭,故名兰亭。现址为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郡守沈启重建,几经反复,现已于1980年全面修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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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同源”最早由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讲述了书法与绘画同质异体的关系。书法的线条是绘画笔墨的造型语言,宋代文人画将诗、书、画密切结合,强调笔墨技巧的运用,加强了绘画作品的书法和文学韵味。元代文人画更加突出书法用笔在绘画创作中的作用,赵孟頫在《秀石疏林图》自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在《丹邱题跋》:“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王蒙亦云:“老来渐觉笔头迂,写画如同写篆书。”无疑都是对“以书入画”的精辟概括。吴镇的墨竹,运笔迅疾,以草书入画,再加之题跋与之相对应,诗书画完美交融。他们的理论对明清文人画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清代蒋骥《读画纪闻》云:“古人皴法不同,如书家之各立门户。其自成一体,亦可于书法中求之。如解索皴则有篆意,乱麻皴则有草意,雨点皴则有楷意,折带可用锐颖,斧劈可用退笔。王常石多棱角,如战掣体。子久皴法简淡,似飞白书。惟善会者师其宗旨而意气得焉。”从不同角度阐明了绘画与书法的必然联系,丰富了书法在绘画体系中的应用,文人画家书画兼具方能得其神韵。

清末民初,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等,将北碑、篆籀的用笔融入绘画中,表现浑厚苍劲的意趣。吴昌硕曾曰:“画与篆法可合并。”黄宾虹在他的大量文献、书信和题跋中,多次提到以金石学作为“引书入画”的切入点。他在《书法画旨》中说:“金石之家,上窥商周彝器,兼工籀篆,又能博览古今碑帖,得隶、草、真、行之趣,通书法于画法之中,深厚沉郁,神与古会,以拙胜巧,以老取妍,绝非描头画角之徒所能比拟。”这一段话可以视作黄宾虹的美学宗旨,他认为画法即书法,主张“画源书法,先学论书。笔力上纸,能透纸背,以此作画,必不肤浅”,并认为“欲明画法,先究书法,画法重气韵生动,书法亦然”,强调“书画同源”不仅仅是笔墨运用的表现形式,更是深入书法与绘画艺术精髓的以形写神。在笔墨抒写内美结构的语言探索上,他强调金石书画的统一性,这与清道咸以后金石学的兴盛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宾虹曾说:“清道咸金石学盛,籀篆分隶,椎拓碑碣之精确与书画相通,又驾前人而上,真内美也。”黄宾虹强调的“内美”包含于他在绘画所形成的“浑厚华滋”艺术风格之中,将自然本性、笔墨精神融汇,流露于笔端,达到气韵生动的审美境界。黄宾虹通过对金石书画深入研究与探索,打破了山水画笔墨形式结构的固定程式,拓宽了“以书入画”写意性的笔法表现,诚如他的《讲学集录》中曰:“可知夫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则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故曰善书者必善画,善画者必先善书也。”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丰厚的艺术学养以及广博的游历与感悟,黄宾虹总结出“五笔七墨”说,在中国书画的理论和技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黄宾虹早年跟怀宁郑珊学山水,随扬州陈崇光学花卉,又曾受业于近代国学家歙县汪宗沂,郑雪湖授之绘画六字诀:“实处易、虚处难。”黄宾虹受益颇深,他沉潜于传统,遍临诸家,曾说“先摹元画,以其用笔用墨佳;次摹明画,以其结构平稳,不易入邪道;再摹唐画,使学能追古;最后临摹宋画,以其法备变化多”,此言也勾勒出黄宾虹学习传统绘画的过程。黄宾虹的书法与绘画有着非常一致的对应互动关系,其书法用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绘画用笔。他早期绘画笔墨出于元人,同时受郑雪湖以及“新安画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干笔淡墨、疏朗清逸的特色在黄宾虹作品中较为常见,虽稍显稚嫩,虚实浓淡尚不能得心应手,然勾皴染点皆从传统中来,有平淡天真之意,可以看出作品尚处于转益多师之际。黄宾虹这一时期的书法与画风相协调,追求元代清新脱俗、高古淡泊的文人意趣,对倪云林清和醇雅的书风更是心仪,其书法笔法从唐楷入手,上溯魏晋钟王,其中对褚遂良的法书更是研习不辍。褚遂良的书法出自王羲之,而又渗入北魏及隶书笔意,外柔内刚,起伏顿挫,清劲遒逸。黄宾虹曾说:“用笔须平,如锥划沙。”所谓“平”并非板实,而是起讫分明,笔笔送到,笔有波折,更显其流。他崇尚碑、帖并重,取法《郑文公碑》《石门铭》,锋芒不露,平和涵蕴。

因此黄宾虹书法作品中具有晋唐书法之筋骨、元代书法古朴清疏之逸气。黄宾虹书画得元人笔墨,绘画中也有明人风格。他在83岁为好友许承尧作画题曰:“明启祯间,士夫画者不让元季诸贤,吾歙尤多杰起之作。余于李檀园最为心折,其得天趣胜也。”许承尧也附题跋:“宾叟晚岁作,气韵苍厚极矣。此意在檀园,绝去摹拟而神理自通,真玄诣也。”道出黄宾虹拟古而不泥古,自出胸臆。他在《与郑拙庐书》中云:“天启、崇祯之际,名家辈起,要以常州画派邹臣虎、恽香山为第一流,歙之李长蘅、程孟阳可与之抗衡。”这些明代画家出于“倪黄”,又能独辟蹊径,笔简意萧,黄宾虹得之笔墨甚多。黄宾虹39岁绘《万壑千峰图》手卷,构图宏阔,疏旷无垠,以中锋篆籀入画,行笔圆劲古秀,转折分明奇倔,继承邹衣白、程嘉燧等枯笔焦墨、朴实凝练画法,虽有群峰林立,然简廓少皴,几乎不用墨染,而泽以浅绛设色,平淡中见妙境,简约中见隽永,意境恬淡,令人心旷神怡。微信图片_20171208145809 副本黄宾虹 《建宁纪游图》 109cm×44cm 纸本设色 安徽博物院藏

黄宾虹虽觉明画太僵硬,对吴门唐寅却是推崇备至,时有仿笔。《拟唐寅山水图》是黄宾虹52岁时的作品,画面浓淡虚实,井然有序。山石以淡墨勾勒,长短披麻皴结合乱柴皴法,勾斫相间,倾向于唐寅晚期文人画细笔一路,而非唐寅惯用的类似小斧劈皴的湿笔长皴,虽有劲健爽利之感,但仍然未能摆脱元人清润秀雅的笔墨,有纵横奇峭之趣,表现出黄宾虹南北兼具、融会贯通的转变期。画题:“唐子畏画法冠绝有明一代,上承李晞古,下启王清晖,其气韵生动处全从宋元真迹得来,若有意求雅澹,便入松懈,去古已远矣。乙卯初冬,滨虹黄质。”黄宾虹40岁以后行书基本形成自己面目,笔意儒雅凝练,苍茫朴茂,以魏碑、造像题记、唐写经为根基,又融入明画之笔法,瘦硬不失婉转,险劲而不失灵秀。

在安徽博物院所藏黄宾虹中期作品中,54岁为其“春晖堂”祖祠作巨幅《山水四屏》可称代表之作,每幅作品皆有长题,题赞诸叔祖前贤之德行。四幅巨制均采用“高远”法表现巍峰耸立、层峦叠蟑。山石或作披麻皴,再加湿笔浓墨点苔,显现沈周笔墨粗简豪放、浑朴苍润的特征。或勾染并施,以李流芳刚健爽辣之笔,现墨气淋漓、深厚隽永的面貌。或参以南宋院体劲健硬朗的风格,以浓墨勾勒山石,时出圭角,复以细长线条皴擦石面,山石之间、溪涧湖面刻意留白,着意凸显黑白对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似有萧云从徽州版画的笔意。或以披麻皴结合雨点皴刻画山石苍劲,山石顶部点皴特别湿郁浓重,局部以重墨复皴,高远博大、伟岸磅礴。墨色点染浓郁,却显厚润不足,不似晚年反复勾染,层层叠加而形成的“浑厚华滋”之效。画风集历代名家之大成,达到“予欲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正处在由早年“白宾虹”逐渐向晚年“黑宾虹”过渡时期,从而完成师法传统的重要阶段,为晚年“阴面山”之变打下深厚的基础。

微信图片_20171208150303 副本微信图片_20171208150308 副本微信图片_20171208150311 副本微信图片_20171208150316 副本《春晖堂山水屏》黄宾虹 178cm×91cm×4 纸本设色 1917年 安徽博物院藏

此屏以行书题跋,带有晋唐遗风,以晋人写经笔法尤为明显,虽为行书,然尚存隶意,笔画多有波折,却较为收敛,鲜有出锋,既有晋唐“经生体”的特征,又不难发现类似钟、王的痕迹。黄宾虹在《论晋人书》中云:“晋人书,变方为圆,变隶为行,其法用于画法最灵活、最方便。道咸间,有书家试之以画,无不欣欣然。尤以晋人写经,高手至熟练时,信手写来,便成无上妙品。”他在笔画的揖让、字形的情态、气势的呼应上通贯全篇,书风秀韵天然。“用笔须圆,如折叉股。”藏锋不露,逆入逆收,圆浑挺劲,于婀娜中含刚健。

60岁以后的黄宾虹不拘泥于传统束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至身心、笔墨与大自然为一炉,求脱至变。他说:“名画大家,师古人尤贵师造化,纯从真山水面目中写出性灵,不落寻常蹊径,是为极品。”因此他九上黄山,五登九华,又观泰岳、雁荡、峨眉,畅游漓江、巴蜀,足迹遍布大半中国,尤其是巴蜀之游,使他在绘画上产生质的飞跃,从真山水中证悟了他晚年变法之理。

75岁时作《说蝶》一文,以青虫化蝶三眠三起为喻画学,“先师今人,继师古人,终师造化,三阶段”,是对自己艺术之路的总结。《纪游图》成为黄宾虹这一时期绘画重要题材,尤其是70岁以后巴蜀归来的作品,将大千世界的浑然气象化成胸中气韵,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曾有诗道:“爱好溪山为写真,泼将水墨见精神。”将宋、元画家的创造精神融入胸襟,锤炼笔墨,取精用宏,搜妙创真。

《建宁纪游图》以斑驳凝练的墨线勾勒山石树木的不同形态,用笔如作篆籀,披麻皴、雨点皴交错皴擦点染,密集的点线增加了画面的浑厚,再以墨色复合渲染,墨彩飞动,真力弥满,参差错落,看似笔粗形草,实则层次井然,有回归元人虚灵幽深意境,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局限,参悟自然而畅达化境。

虽然黄宾虹书法师学广博,但可以看出对颜真卿的书法着力颇多,尤其取法颜真卿《争座位帖》。他曾说:“用笔须留,如屋漏痕。”停笔迟涩,如物凝碍,持重而行,力透纸背。书法外柔内刚、外曲内直,浑朴沉雄之中隐含清刚秀逸,彰显颜体卓然大家气象。

从黄宾虹的书画中可以看出多以篆籀笔意出之,因此他的作品多以中锋运笔,内力贯通毫端,取圆厚古朴之意,用笔凝练苍劲,似沙中藏金,松灵而不失法度,谨严又有遒逸流美之姿,变动奇诡,一任自然,顿挫涩进,似百年枯藤,极富金石意味。他曾言:“凡画山,山上必有云,欲其流行自在而无滞相也,故吾以钟鼎大篆之法行之。凡画山,山下必有水,欲其波之整而理也,故吾以斯翁小篆之法行之。”在自题《画梅》中云:“丰道生常以书法入画,余用古籀意写之。”可见篆籀之法依然渗透于黄宾虹书画笔墨之中。

黄宾虹的篆书从传统中入,初学邓石如、吴让之,紧凑严整,委婉舒和,中年以后直取三代古文,他认为:“三代文字用笔与布置之妙,胜于拓《石鼓》《国山》诸碑。”他的篆书虽不像吴昌硕那样表现纵横驰肆、老辣浑厚,但是质朴率真、沉凝隐含。《金文对联》是黄宾虹74岁作品,此时正值黄宾虹应邀来京审定故宫书画,是其金文研究的黄金时期。“鄙人酷嗜三代文字,于东周古籀尤为留意,北居恒以此学谴日,故凡玺印泉币匋器兵器兼收并蓄。”以中锋运笔,凝练瘦劲,刚柔相济,结构参差生奇,错落自然,正如其所云:“字之布白,当有顾盼,当有趋向,当寓齐于不齐,寓不齐于齐。”结体与章法,完全打破篆书的严谨整齐,而追求一种敧斜参差、生拙萧散的超脱之气,神与古会,不激不厉,蕴含玄妙。黄宾虹对传统各家心摹手追,于大自然中饱游沃看,数十年笔耕不辍,加之在诗词、古文、金石、经史等方面的研究,学养深厚。故宫之邀,鉴赏历代绘画珍藏,尤其是唐宋真迹,对他晚年变法无疑是至关重要。曾曰:“又以北来搜求唐宋画迹,窃以北宋人多画阴面山,且用重墨,如夜行岩壑间,层层渲润,必待多次点染,须待岁月而后了,虽未免粘滞重浊,然于实后求虚,亦习画必由之径。”88岁作《临安山色图》中题:“浑厚华滋,画生气韵,然非真力弥满不易至,兹以北宋人法写临安山色为之。”

又在《仿范华原笔意图》中题:“范华原画深墨如夜山,沉麓苍厚,不为轻秀,元人多师之。”北宋绘画“层层深厚,笔苍墨晕”的画法,加之巴蜀“林峦烟雨,隐显出没”的意境,对黄宾虹“黑密厚重,苍浑华滋”的“阴面山”之变有着强烈的影响力。画面初看黑墨团团,混沌一片,实则章法颇为讲究,体现了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抛弃了深远空间的营造,却更加具有整体性。线条运金石扛鼎笔力,遒劲老辣,无任何板滞之笔,与墨气融为一体。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意境深邃。这种雄浑凝重的笔墨也影响其书法的审美取向,两者的内在关联,则以篆籀笔法运以宿墨法作为书画笔墨的最典型特征,诚如其所云:“用笔须重,如高山坠石。”举重若轻,力能扛鼎,取象高古,浑朴沉雄间具有大拙大美之奇韵。

微信图片_20171208150320 副本《仿范华原笔意图》黄宾虹 121cm×41cm 纸本设色 安徽博物院藏

在总结前人基础上,黄宾虹对笔墨有着深入的研究:“笔力是气,墨彩是韵,气韵变化,可见生动。”他归纳出“五笔七墨”,“五笔”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循序渐进的,并贯穿于黄宾虹艺术创作始终。尤其是最后一个“变”字,也将“五笔”的运用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境界。所谓“变”,不囿于古法而能推陈出新,必先深入于法,而唯能变者,得超于法外,它使得前面的四种笔法充满了活力。“变则通”,不仅是笔法之变,墨韵也随之而变,他认为“书法用墨,灵活为上,浓不凝滞,淡不浮薄”“七种墨法齐用于画,谓之法备”,特别是对于积墨法和宿墨法的使用,在创作中层层积墨,丰厚至无以复加,甚至在过去的作品中又不断加笔,积染墨色;或以极浓宿墨点画,变黑为亮,给人以“亮黑”的感觉,显示出匠心独具的表现力;或在墨色未干时敷以石青、石绿,呈现出“丹青隐墨,墨隐丹青”的效果,混沌交融,变幻莫测。

黄宾虹90高龄时眼疾复发,视力严重衰退,但他从未因此放下画笔,这一时期作品简而不凡,老而弥坚,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笔墨老辣而又不失灵动,在点、线表现的多样性和笔线运动的韵律上尝试新的节奏和方向感,寥寥几笔勾勒如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一种气质和力量把笔之简、意之繁推向了极致。从款书看黄宾虹晚年的书法,用笔点画披离,排字参差离合,犹如“乱石铺街”。表面看似略不经意,实则寓“内力”于“内美”之中,无不会心于晋唐书境,笔笔曲折,字字生动,凝涩婉转,浑朴沉雄,苍劲中见古朴,平淡中见天真。

黄宾虹将书与画完全融汇于“五笔七墨”之中,无论是其外在表象,还是内在精神,均有诸多相通之处,深刻揭示出“书画同源”的本质意义。他说:“书画同源,自来言画法者,同于书法,金石文字,尤为法书所祖。考书画之本源,必当参究篆籀,上窥钟鼎款识。”在黄宾虹不同艺术时期,书法与绘画走的是一条并行发展之路,二者相辅相成,既有对本门类传统的继承,又能相互影响,兼收并蓄,其本源都得益于金石笔法的滋惠,所谓“气韵生动”“骨法用笔”,书画内在意蕴是一致的。黄宾虹对“书画同源”的传承和发展,对于研究明清以来中国书画的笔墨创造和艺术表现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朱岷,字仑仲、导江,号客亭,江苏武进人。他画山水得米芾之法,兼善指画。康熙四十年,他与高凤翰在乡试时结识。高凤翰受朱岷的影响,也开始了指画创作。高凤翰称赞朱岷:“人生各有寄,所见成心胸。譬如嗜饮食,酸咸各不同。我有画友朱家老仲真怪绝,所见常与鬼神通。当其落笔叫得意,何有古法横胸中。”除此之外,朱岷在书法、金石方面也颇有造诣。微信图片_20171208145315

现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朱岷《五云绚日》(见上图),纵176厘米、横100厘米,为绢本设色。画家在画面左上方自题:“五云绚日,乾隆己巳腊月,用南田学徐熙笔意于望岱楼。礼孩居士岷。”下钤“臣岷私印”朱白文方、“字曰仑仲”朱文方印。画家采用没骨法创作此作。没骨法不同于勾线、染色的勾染法,不用墨勾线而以色彩点染来组织画面。没骨画最早可追溯至宋代。《中国绘画史古画微》记载:“花卉源流,肇自宋代。宋时最有名者,黄筌及其子居宷、徐熙及其孙崇嗣,成为黄、徐二派。”其中,徐崇嗣的《草芍药》是没骨画的早期代表作品。由于先匠名迹零落罕见,到了清代,徐崇嗣的没骨花卉作品已经很难见到。而恽寿平作为创新开派的大家,“因受元明之影响,而将没骨法另有改变”(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他在追溯前人笔意与绘画技法的同时,注重融合、创新,将具有宋元绘画的传统逸韵与当时的变革完美结合。从朱岷的《五云绚日》中可以看出画家对恽寿平没骨画法的继承和借鉴。

  没骨花卉作为没骨法的一种表现形式,抛开了传统工笔画勾线填色的方法,以娴熟的用笔点蘸、色彩敷染进行创作,以墨彩干后留于纸上的色彩水渍作为所绘对象的形象表现。“没”即没有线骨的勾勒。没骨画注重的是色彩对于体面的渲染。判断一幅没骨画是否优秀要看笔骨的体面色彩渲染是否真实、精妙。没骨花卉作品虽没有线条勾勒,直接用色彩渍染出花卉形象,但是绘画过程中“骨”并未消失,而是被淹没在渲染的形式内。在朱岷的《五云绚日》中,竞相绽放的红、白、粉三色牡丹藏于奇石之后,花卉的妍丽色彩与山石的墨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更突出了牡丹的娇嫩与灿烂。山石主要通过浓淡相叠的墨色苔点来进行表现,仅以淡墨进行外轮廓勾线。因画家尤善金石、书法,故而此作中的山石笔法遒劲弹韧,以一贯之气绘之,皴点细碎而连贯。除此之外,山石上密布的苔点与山石后的牡丹形成了疏密对比,在丰富画面内容的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观赏效果。对于花卉的刻画,画家在借鉴恽寿平没骨画法的同时,又师法徐熙的笔法,使得花瓣饱满不单薄。花瓣、花茎、枝叶都隐去了传统花卉画的轮廓线,以色彩和笔法进行组织和表现。整幅作品画法工整,设色明丽,彰显出一股富贵之气。牡丹自古以来就被冠有“富贵吉祥”的美誉。在此画中,画家更是赋予其柔媚娇嫩、玉笑珠香的观感。

  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写道:“清代画家从事花卉者较少于山水。清代之山水画,画者多而材料亦多,渊源长而家数众,故言之甚长;花卉材料少,势力亦小,人则更少焉。”然而,作为清代绘画史中未处于主要地位的花卉画,其中的没骨花卉画却傲然于世,彰显出崭新的风采,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岷的《五云绚日》便是这一时期优秀的没骨花卉画。其寓意深刻、构图严谨、墨彩精妙,给人以极高的审美享受,同时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清代没骨画提供了宝贵资源。

微信图片_20171208144331《竹石集禽图》王渊 元 纵137.5cm 横59.4cm

《竹石集禽图》,又名《花竹禽雀图》,图上隶书题:“至正甲申夏六月望,钱塘王若水为思齐良友作于西湖寓舍。”钤“王若水印”“墨妙笔精”两印。此图以墨笔描绘了杜鹃盛开、修竹挺立的园苑中,禽雀栖息的情景。画面主体为两只角雉,雄者立于湖石之上,目光炯炯,胸部毛色斑斓;雌者半藏于石后,探身回眸。几株盛开的杜鹃和一丛竹枝向上生长。竹子枝头几只蜡嘴或腾跃翻飞,或翘首回望。在笔墨处理上,画家根据物象的不同质感、颜色,以勾勒和水墨皴擦点染等不同手法,表现了湖石的方硬、竹枝的挺拔、花朵的轻柔,特别是禽鸟的神态,及其羽毛的层次、质感,无不毕肖。布局上受两宋全景花鸟画法的影响,不做大胆的裁取,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表达出物象的神韵和画面的意境。此图笔意秀劲,墨色清新,意境清幽,是王渊花鸟画之精品。

  王渊以精妙的笔墨,以墨代色,兼工带写,“笔法含滋蕴彩,生气蔼然”。这种精妙正如明代大收藏家、鉴赏家项子京评价那样:“天机溢发,肖古不泥古……写生神妙,真不让黄筌独擅能事。”

  王渊与陈琳同出赵孟頫之门。他们突破了宋代院体工丽纤巧的风格,以黄筌写生为体格,吸取扬无咎、赵孟坚等文人水墨画法,以水墨代替丹青,注重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作品气韵温厚,笔墨工整中略带写意,画面兼得文人气息,开创了元代花鸟画新风尚。这种风格在明代院体画家孙隆、林良、吕纪等人那里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清代恽南田一再临摹王渊的作品,曾言:“元人墨花,真趣悠然,神韵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