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云：“河南《圣教序记》其书右行，从左玩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噫！知此斯可与言书矣。”
河南，即褚遂良。
《圣教序记》，即《雁塔圣教序》，原碑现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

 1、大起大落的仕途 

初唐因唐太宗崇尚右军，其书风较为注重骨力，丰神劲拔。而初唐诸名家中真正开启李唐门户者实属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褚亮，为秦王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官至通直散骑常侍。褚遂良博通文史，唐贞观十年（636），由秘书郎迁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一言一行。以善书由魏徵推荐给太宗，受到赏识。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时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同被召为顾命大臣。

高宗即位，赐褚遂良河南县公，又进封郡公，故人称“褚河南”。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召还，任史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四年，为尚书右仆射。是年，书《雁塔圣教序》。永徽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他认为王皇后系出名门，且无过错，竭力反对废立，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后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三岁。

 2、“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褚遂良博涉文史，其书法初学史陵、欧阳询，继学虞世南，终法二王，精于楷书。其早期风格多刚健朴拙，后逐渐演化为清雅灵润、秀劲舒展的自家风姿。清代刘熙载评曰：“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并与唐初的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书家”，被誉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其楷书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等，尤以《雁塔圣教序》最为著名。

 3、大雁塔下的“双子碑” 

《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唐永徽四年(653)立。褚遂良书，万文韶刻。共二石，二石皆为楷书，原在西安慈恩寺，现存西安南郊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分立塔门之东、西龛各一。

东龛内为唐太宗所撰之《大唐三藏圣教序》，书写行次从右排向左；西龛内为唐高宗还是太子时所撰之《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书写行次从左排向右，两碑对称。《序》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记》二十行，行四十字。题额前者为隶书，后者为篆书。褚遂良官名前者为中书令，后者为尚书右仆射。书刻时间前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十五日，后者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日。

此碑研媚超逸，历来备受推崇。

唐张怀瓘《书断》云：“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

清王澍《虚舟题跋》云：“雁塔本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而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直欲离纸一寸，律以右军之法，虽不免稍过，要之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矣。”

 4、日本学者的“修正线”研究 

日本学者荒金治在所著《〈雁塔圣教序〉的修正线》一文中，考证了圣教序碑中许多笔画多次修改补充的现象。日本别府大学教授荒金信治(号大琳，即荒金大琳，荒金治的父亲)为研究《雁塔圣教序》，分别于1997年、1998年与2006年三次去西安大雁塔进行拍照，回来后把照片放大就发现了许多类似”形”字的修正线。甚至还有一个字里进行5处修正的现象。找到的总数是978个字，修正处达1492。荒金父子通过反复研究考证后，认为”修正线”现象与历史的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修正的特点就是从行书笔画改成楷书笔画。

 5、最佳拓本 

此碑传世拓本以明末清初拓本为最佳。本书刊印之本为朵云轩所藏明末精拓本，“灵”字右鈎笔未损。有曾熙题签及边跋。

文章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康里巎巎（nao)，他根本不是什么将军武士，而是元代的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中国历史上第一号的少数民族书法家。

《元史·本传》记载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巎巎书法火到这个程度，你说厉害不厉害？

还有更厉害的呢！有人跟他说赵子昂真牛啊，能日书万字。他一听，嘴一撇，回道这算个大白菜呀，我能日书三万字。

（元）康里巎巎《十二月十四日致彦中贤友书》
纸本 30.8×55.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赵孟頫书法风行的时代
此淡墨书迹尤为难得
细心读他的字，感受他的用笔
高出鲜于枢是肯定的

康里巎巎的书学师承，《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析圆劲”。

以墨迹看，他的师承不仅仅是这几家，广泛吸收了晋唐名家及本朝赵孟頫之长，最后形成个人风格。他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宋濂、宋克、解缙以及后来的文徵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书法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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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小楷《和陶饮酒诗廿首》

        诗作于四十岁，为祝允明得意之作，故多次抄写，此册写于六十六岁。小楷结构宽扁，点画圆润，行笔短促，渊源于钟繇楷体，反映出他对钟繇小楷的理解与诠释。钟繇名迹《荐季直表》曾在苏州地区流传，直接影响该地区的钟体流行，祝允明约三十岁时跋此墨跡。

        祝允明《和陶饮酒诗》册，每页17.3×10.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右手有枝生手指，故自号枝山。世称”祝京兆”，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幼聪慧过人。弘治五年(1429)中举，后久试不第。正德九年(1514)，授为广东兴宁县知县，嘉靖元年(1522)，转任为应天(今南京)府通判，不久称病还乡。

祝允明擅诗文，尤工书法，名动海内，与唐寅意气相投，遭际与共。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与文徵明、王宠同为明中期书家之代表。楷书早年精谨，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熳。

《名山藏》云:”允明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

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云:”祝京兆大草深得右军神理，而时露伧气;小草则顿宕纯和，行间茂密，亦复丰致萧远，庶几媲美褚(遂良)公。”

代表作有《太湖诗卷》、《箜篌引》、《赤壁赋》等。所书”六体书诗赋卷”、”草书杜甫诗卷”、”古诗十九首”、”草书唐人诗卷”及”草书诗翰卷”等皆为传世墨宝。

       诗作于四十岁，为祝允明得意之作，故多次抄写，此册写于六十六岁。小楷结构宽扁，点画圆润，行笔短促，渊源于钟繇楷体，反映出他对钟繇小楷的理解与诠释。钟繇名迹《荐季直表》曾在苏州地区流传，直接影响该地区的钟体流行，祝允明约三十岁时跋此墨跡。册中一段章草，祝允明以流畅行书笔意融合楷书与章草，克服明初章草的生硬突兀感。用笔则是沉稳俐落，结体疏密有致，字形变化错落，行气摇曳，为明代章草之佳作，惜未有全彩清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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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帖如何有效？这是个大问题，不搞点临摹的心理学是难解决的。必需对临摹的流程有所考察。我认为过程是这样的：

第一，(起点)对象–看(观察)–体验–心理传递–手部反映–落实纸面
第二，对照–纠错–再次心理体验–加强记忆(终点)
第三，再一次轮回

临摹的最大意义是通过准确重复古人的书写而达到与古人接近的书写状态及心理状态，入古深浅就看这了。

临摹的基本方法

所谓”临”，就是将字帖置于案前，观察字的形态、结构、笔划，领会其精神，再下笔仿写，如同”临渊”。”摹”，则是将薄纸蒙在字帖上，随字的大小、线条的粗细而把它描写下业。

根据本人临帖的体会，我认为：要想临好帖，必须突出一个字”勤“!临写必须勤。临一本好的字帖，要求通临。有人临帖，挑选自己认为好的字，或是自己喜爱的字来写，即使写也写得不多，甚至写上三两遍便乏味了，以为熟了，其实，非但一个字学不好，而且通篇的精神更无从领悟。这样是不行的。

 临帖的核心要点 

一、学帖似帖，形似神似

似帖，形似易而神似难，这就要求临帖者，开始临帖时形势要求力学原作，笔划、结构、运笔诸方面越象越好，以至真伪难辨，这就说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专注一端，以究其难

初学一种字帖，对它印象不深。对其中的难点，就要多次推敲，反复执笔实践，在书写中逐步就会穷根究底，为已所用的，一本字帖有其难点，此帖与彼帖的难点也不一样，而难点往往是它们各自的特点。我们临帖时可以各击破，取其精华，左右逢源。这种专注一端的方法，仍然可以说是打基础的。

三、精通一帖，博取众长

专学某人的字体，即便学得很好，但终归是追随人后，步人后法。”工”虽”工”，但这”工”并不高水平，还要用”博取”将它解脱出来。这里，”工”与”博”仍然是辩证统一的，没专工而无所谓”博取”，”博”要以”工”为起点，进而向第二期工程–别开生面、独树一帜迈进。

四、临中求创，”脱胎换骨”

我们要从临帖中寻出一条新路子来。不能总是圈在字帖里出不来。我们在临写时，学习字帖，而同时要”高视字帖”，即不可把字帖临”死”了。学习字帖是入乎帖，高视字帖是出乎帖，能入是”临”、能出是”创”，从”临”中求”创”。临帖千万不可死临，死临，必现效颦丑态;死临，即便再下功夫也是徙劳无功。总之一句话：”临帖”而不忘”创新”，最后达到”脱胎换骨”，自成一家，写出高风格，写出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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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剧照

柳如是本名杨爱，又称河东君。
她喜欢用名“柳如是”，
“秦淮八艳”之首。
20岁嫁“当代文章伯”-明朝才子钱谦益。
两人度过二十余年，
钱谦益死后，柳如是也因故自缢。
他们的故事成为士人的段子，传唱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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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河东君仿古真迹》册页，
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尤为可贵的是，
柳如是的高贵品格以及才艺，颇为后人所重。
大学者陈寅恪，晚年耗时十年，
著成《柳如是别传》，
并高度评价她是“民族独立之精神”，
为之“感泣不能自已”。
柳如是书法，秀媚温婉，柔情妩媚，
和她部分特质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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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书法款识：
小诗奉酬石翁先生并正。
这张作品估价5万至8万，
最终在某场拍卖会上以33.35万被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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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诗《雨中游断桥》
见于柳如是诗文集之《湖上草》
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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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尺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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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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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写字，一度想入魏晋，但下笔太狠辣，未得魏晋风流。其实，这主观上是米芾之憾，而客观上，则是米芾之福。为什么？

我们从书法史来看，得魏晋风流的米芾，不可能比得上开宋写意书风的米芾。比较来看，论魏晋平和蕴藉之韵，当时与米芾并称为“米薛”的薛绍彭还胜米芾一筹。但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得魏晋风流的薛绍彭最终比不上米芾，成为划时代的书法家。

薛绍彭《大年帖》

其实，米芾早年行书未成形前，尽学唐楷。在入“晋魏平淡”之前全学唐人，以楷书为多，因此集到多种唐书特征：欧书的险绝，柳书的挑剔，颜书的雄肆，禇书的流转，他很聪明地把各种风格吸收在自己的笔下，同时暗合了时代的潮流，成为集古字之大家，但问题来了，唐楷养成的书写习惯，又成了他“入晋魏平淡”，“专学晋人”的极大障碍，使他最终没能“入晋人格”。

因受唐人禁锢的书法现状，米芾很着急。

黄庭坚评米芾：“其书有鲁莽草率的情况。”

项穆说：“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

米芾不爽，于是自解说：“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其实，这真实内心关于学唐人后无法触及晋人的极其矛盾心理。

米芾《德忱帖》

米芾在他的论草书中写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从这段米芾的书论中，可以说米芾把“晋人格”作为他一生书学的目标。米芾是在他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晋人的书法的呢？至少在他32岁之前没有过于关注，证据就是米芾在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他32岁时“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之后才将晋人格作为他终生的书学追求。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苏东坡对米芾书法的意义。

米芾学晋人草书《元日帖》

平实散淡，是米芾学晋人一直到晚年才明白的一个道理。

米芾中晚年的代表作《蜀素帖》，是学《集王圣教序》的。虽然在形式上、结字上学有所得，但仍然不时露出米芾从前作书的刷笔和怒张之气。有时为了蕴藏一些，用笔略就显的犹豫不决，出现了一些滞笔。米芾学《集王圣教序》和王羲之又从不说与人，除了不传之秘外还是因为“专学晋人”后虽然有大的进步，但始终没有能够做到“入晋人格”。

米芾中晚年《蜀素帖》

散淡至美，米芾终于晚年才明白了这个道理，“老无他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同笔砚”，书风较中年有所收敛，有晋魏平淡的趣味了。“既老始自成家”。米芾说“唐太宗学右军不能至……故大骂子敬”，而他自己呢，由于用力学习王羲之而达不到那个“入晋人格”目标，晚年也就大骂“二王”了。当然，这也为之自成一格，其“八面出锋”正是突破“二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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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钱大钧

这些蒋介石的密令手谕，是前国民党上将钱大钧所藏的，共140纸，其中蒋介石所书104通，共135纸；钱大钧手书回执2通，共5纸。时间跨度在1935年1月至1945年2月之间，涵盖整个抗战时期。这份《蒋介石密令手谕》在2015年拍卖，以1782.5万元人民币成交。

手谕内容既有对时局的判断，也有对下属的牢骚。而其中涉及的人物包括宋美龄、李宗仁、薛岳、陈诚、顾祝同、宋子文、马相伯、虞洽卿、杜月笙等。

“钱主任：以后来电，每电均须先签拟意见，再呈。不得原电搪塞，叫我自拟办法。”

钱大钧是国民党元老，曾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任教官。曾被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

“钱主任：星期日讲演时间究竟是何人之过，为何不复（覆）报，限即刻详报。中正。”

1937年7月11日，就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下达手谕：

“电话秦市长：如此刻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绝无疑议，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为要。中正手启。”

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中国国民党国军将领。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察哈尔政府主席、北平市长、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市长。

就在蒋介石下达手谕通知秦德纯市长的同一天，他还下令答复了英国大使：

“答复英大使：我军为日本关东军进入天津、丰台作大规模之战争，故不得不运兵预防，但专为自卫，而无能攻击。总之，中国军队专为应战，而无如日军之侵略与求战也。此可为贵大使负责保证也。”

1937年7月12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方面的战事作出指示：

“通告外交部与中央通信社：凡日本军部与政府谈话态度，以及同盟社各种消息，应时时向中正通报，不拘时刻为要。前日近卫内阁与其各社团谈话之发表，如此重要消息为何不报？以后对东京与平津消息，以及各国对芦案之态度、言论，皆应时时不断的详报为要。中正。十四日。”

1937年2月14日，蒋介石手谕：

“上海吴淞浦东间作战计画图，去年杨次长所定者，呈阅。中正，二月十四日。”

“先用电话：宋子文先生：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从速先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务望五日内运完。中正。”

电话李司令长官：由莒县至临沂一路应特别注意，恐敌军有一大部队出，该路应速设法防止。中正。”

 

 

此卷《抱朴子残卷》最早发现于敦煌藏经洞，后来流入日本。其中此篇《畅玄》残卷原卷系孔宪廷（1873-1928）在甘肃省任职期间大力购求敦煌遗书所得。民国八年（1919年），孔宪廷将卷首残存的《畅玄》篇49行割裂赠与许际唐先生。后来许氏将其转售给日本的中村不折，后著录于《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

由于此卷无纪年款，罗振玉先生在《敦煌石室本抱朴子残卷铰记》根据文本抄写“不避唐讳”及书法风格特征断为六朝写本，后亦有学者质疑。虽其断代有所争议，然不出北朝末期至中唐这段历史范围。此卷书法精美，点画遒劲，结体淳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日本被视为国宝级的重要文化财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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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铎像

“笔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启功

王铎是一个天才人物。他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和画家。王铎早年因诗名世。他与弟弟王青年时代活跃于洛阳一带，被称为「孟津诗派」。王铎在给王的信中曾说：「初为诗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仅十分之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6月影印了清顺治苏州刊本《拟山园选集》(共54卷)，其中载诗4900余首。以此类推，王铎的诗作应在两万首以上。从《选集》张镜心的序中得知，原书140余卷，乾隆时，经军机处奏毁，今残。《选集》共有21篇序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嗜书如命知识渊博的学人形象。

▲ 王铎行书《赠汤若望诗翰》

王铎的画作不多，与他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相比，只能算作是主业之余的副产品。据书史记载，他擅画山水和梅兰竹石。其山水画师承广泛，不专一家，脱却时习，饶有古意。他曾在一套设色山水册页的末页自题云：「用宋元人笔法作此山。」此画册浑厚雄劲，格调清新质朴，极富文人画情致。墙壁上悬挂一幅放大了的「枯兰复花图卷」。评家认为此画可视为王铎存世花卉画的代表作。卷末有王铎创作此画的记述。作品表面上如实记载祥瑞之兆，实际上是况花喻人，颂扬主人公宋权(商丘人，王铎的文友，亦是降清二臣)：「雨先生为国家发无穷光华，流磬千里，为王者笃材，不与凡卉伍。」以枯花比喻宋权，也许还有自况之意。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寓意，暗示大明王朝有朝一日还会复苏?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 王铎绘画《秋窗读易》

1645年，是王铎一生关键的转折口。

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铎在洪武门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场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铎接受了尊严扫地的现实。但这只是面上的辱，内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个女儿、二个儿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继离世，则是无人可抵挡的悲和无人可分解的忧。国破家亡，与王铎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生，满腔爱恨，沧桑无言。

正因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铎还是被乾隆扣上了“贰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约从那时起，“王铎”成为了一个无限悲情的名字。王铎自己，或许也觉得这一生很失败吧，否则也不会在死后立下遗嘱：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回溯降清后的第二年，某日，内心苦闷的王铎一口气草书了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丙戌三月十五日，戏书于北畿，为天政贤坦。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王铎五十五。

不服，不服！是说书，亦指命，但终为纸上牢骚，清风不识，甚为奈何。

读懂了王铎悲情的人生，才会明白王铎卓绝的书艺。

▲ 王铎的笔墨理想，全部蕴藏在这些牵丝映带里

清末书画大师吴昌硕极为推崇王铎，称其「有明书法推第一」。享有「当代草圣」之誉的林散之评价王铎是「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1966年林散之借到一本日本珂罗版《王觉斯草书杜诗》，1972年归还时在其尾特书跋语：「朝夕观摩，不忍释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亦随身携带……佳书如好友，不忍难别，因题数语，以志留连之意云耳。」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并在附注中写道：「……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极奔腾者，则应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虽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句，吾将移以赞之。」

▲ 王铎自作诗《吾洛与津为寇破》

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个以宗法王铎等明末清初书风而得名「明清调」的书法流派，风行一时。「明清调」的核心是王铎。村上三岛因写王铎书风而出名，后来成为关西书坛的领袖人物。书风是与时代相应而生的。也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明末清初长条幅书风，与日本战后开放自由的气氛十分协调，所以，一种时代书风就自然形成了。日本人认为王铎书法虽然个性很强， 但他的用笔仍属于正统的二王系统。王铎用笔的魅力在于，学习到他的笔法，就无往不利，无论改写什么牌帖都可以适应，而不用再从头学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书法出现了王铎热，一直持续至今。这与日本当时形成王铎热的背景，有某些相似之处。

书法，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乡愁，而书者往往积聚了太深的情绪与感怀。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铎辉煌的书法世界，而那无处安放的焦灼笔触，或许正是他心底欲罢不能的一曲悲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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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

1850年，生于北京。1873年，乡试中第二十二名。
1880年，殿试第三甲中第九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识康有为、朱一新等学者。
1889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
1901年，任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
1917年，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
1922年，逝于上海。
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是“学术所寄”、“邦家之光”；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内藤湖南称他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清文人金蓉镜称其草书“三百年来第一人”；沙孟海赞其书法“游龙舞凤，奇趣横生”……
他就是沈曾植，集诗人、学者、官僚等种种复杂角色于一体。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沈曾植所追求的梦想早已烟消云散，难觅痕迹；但他毕生力行的儒家风范仍在影响着后来者，尤其是他晚年倡导的振兴亚洲儒学的口号，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并为世人所接受。

“三百年来第一人”
金蓉镜称他的书法为“三百年来第一人”，有人也许会因其是沈氏弟子而心有不服，而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把他列为“帖学”的殿军人物，认为他已经把“书学的奥秘豁然贯通”。
在书法评论家眼中，书学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得书卷味，碑学书家有金石气，帖学书家有滋润丰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独擅其美。
沈曾植早年的作品受包世臣的影响，对唐代的张怀瓘《药石论》中的“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馀裕”最为心仪。中年由帖入碑，喜欢张裕钊的书法。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
他书风的转变，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嘉庆、道光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与此相呼应的是书学界出现“北碑南帖说”，提倡学碑。风气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他将金文、小篆、隶、章草、魏碑、楷书的笔意笔魂，相对自然地化入行草。采取萧笛一体的方式去结字造型，横吹为主，直吹为辅，波诡云谲，笔尖笔腹，偶现飞白，干而不枯，即古人所赞美“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沈曾植独特的书风，来自于包世臣所述方法，转指正锋是其特点和关键。转指一法，曾遭不少非议。有人觉得不停地转动毛笔，把笔毛绞成绳子一样，如何作书？沈曾植的转指法，弟子王蘧常曾在《忆沈寐叟师》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说明。那是在运笔过程中笔锋行将失去中正时所用的纠偏还正之法，并且是在运行过程中不停顿的情况下且运且转，不是为转而转。捻指转锋，为的还是求得中锋。

晚清整个社会都在求变求新以自强。沈曾植的书法以古为变，以古为新，新意十足。放眼历史，米芾、赵孟頫是以古为新的成功实践者。沈曾植之所以能独树一帜，除了上述种种鲜明的见解外，还有敢于勇猛精进的心境。他在书学上没有像包世臣那样钻牛角尖，他非常大胆地运用“抽锋”、“卧笔”之类的手段，如果用正统的眼光来看，觉得有些偏，如果用新理异态的效果来看，恰如其分。

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婉拒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传为佳话。

沈曾植心目中非常向往魏晋冲夷淡泊的境界，毕生均未实现过。他投入书法的时间毕竟有些晚，更何况身处书道衰落的时代。但他依然影响了一大批20世纪前中期的书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风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他用实践昭告着南帖北碑其实诸水同源，终归于大海。

“道情拯溺平生意”

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凄凉与萧杀。在思想史上，他居于“保守”，不过他并不是不谙世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新政的后果忧心忡忡，而熟读律法的沈曾植在1901年写给张之洞的信中提的四条建议中仍有“奉行新政”；新思想与旧思想在当时争论激烈，他在1906年访日时，对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表示理解，并称赞这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因此说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似乎并不恰当，他在《海日楼诗集》中自喻：“道情拯溺平生意，岂问迂儒抱一经。”

在沈曾植的为官之路上，有几件事是值得一书的：1895年，与康有为、陈炽、王鹏运、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及其弟沈曾桐等在北京开强学会，开风气之先；1900年，因义和团起义闹事，沈曾植与刘坤一、盛宣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密商保护长江之计；1901年，出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兴办教育，被奉为上海交大第五任校长；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及文物制度，接触了许多新思想；1907年，在安徽设存古学堂，借鉴外国大学高等教育制度，实行“有研究而无课本，有指授而无讲解”的教学方法。与杨仁山创佛学研究会，与欧阳渐创设支那内学院。

沈曾植还有个“李白草诏吓蛮”的故事。在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时，俄罗斯使臣喀西尼将俄人拉特禄夫《蒙古图志》里所载的《唐阙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受里登罗汩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送到总理衙门，这有些故意考校中国人学问的意思。沈曾植看后，写了三篇精彩的考证性跋语，使俄国人大为佩服。

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两人又颇多不合。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他曾劝翁同龢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均是赞成新政。

事实上，在晚清接二连三的政治活动中，他喊不了多大的声响。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留给沈曾植的空间也已经很狭窄了。

及至1917年，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事败，终日隐居于上海威海卫路二百十一号寓所“隐谷”， 以吟咏书画、校藏图书消遣度日。

王蘧常在《沈寐叟年谱》中称其晚年：“日惟万卷埋身，不逾户阈，及闻国事，又未尝不废书叹息，欹觑不能自己。”凄凉、无奈的晚景跃然纸上。

“世间原未有斯人”

1912年，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经辜鸿铭介绍来见蛰居海日楼中读书的沈曾植，大为感叹，写下一篇《中国大儒沈子培》，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之后，除了王国维来请教音韵、伯希和来讨论契丹、蒙古、畏兀儿文和摩尼、婆罗门教源流，除了王国维、陈寅恪等有限几人时不时提起他外，他的经世之才、满腹经纶，却因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被学术史渐渐遗忘，这遗忘，或许是无意，或许是有意。

1918年，沈曾植写给自己的《自寿诗》中有这样一句：“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没想到一语成谶，如今世人对这位“一代大儒”大多知之不多。

沈曾植祖籍嘉兴，世代为官，出生于北京。祖父沈维鐈，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是曾国藩的老师。可惜沈曾植八岁时，父亲逝世，家道衰落。沈曾植兄弟四人从小只有跟随母亲诵读唐诗，或在父亲生前好友家中跟读学习。最困难时，家中只有一件长衫，谁有事外出就由谁穿。

他23岁那一年，才在成都与父亲一位生前好友的女儿李逸静结为夫妻。这对患难夫妻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不过这对伉俪夫妻终身没有生育，按照家族传统，四弟曾越的一个儿子沈慈护过继给沈曾植，并为他生下了两个孙子、一个孙女。

在隐居上海期间，每年清明节，沈曾植都会来到嘉兴姚家埭的老宅，并前往王店祖坟祭祖。

越到晚景，沈曾植心境越是明白，心情逐渐从激愤转为悲凉，从悲凉转为旷达，他在佛教思想中已经找到了自我平衡的心理方式，“世界是空还是色，先生非有且非无”。1921年，生活已经无以为继的他，开始卖字为生，这一时间，也是他书法的高产期。

不过沈曾植的书法高峰并没有持续多久。1922年，73岁的老人病情开始反复。当年六月十一，是他与夫人结婚5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按照老家风俗，两人重偕花烛。此后沈曾植又开始生病，并且“每日至戌、亥、子时，神情特定”，每到晚间，反而清醒起来，作为一个老人，似乎有些反常。医生说他，“心血太少，脑血太多，心房之力太弱，神经之用太强”。而他自己也明白大限将至，在五年前写给康有为的一首诗后写下了一段跋语：“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

十月初二这天，他起得很早，向人说起昨夜“梦境极佳”，并写下了两副对联。甲联写在五尺白冷金笺上：“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乙联书于五尺宣纸上：“岑碣熊铭入甄选，金沙绣断肋薪纰。”

几小时后，一代硕儒带着所有的赞扬与非议与世长辞。

虽然沈曾植生前曾在学术界博得了盛名，可后来随着他众多手稿的散失，和他在思想史上的位置，记得起他的人并不多。只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提到他时会流露出对长辈的尊崇，内藤湖南、伯希和等外国人提起他来会表现出对中国学术的一份敬意。最终，是一个俄国人卡伊萨林、一个日本人西本白川和一个中国人王蘧常给他写了介绍、传记和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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