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逸庐书院

1、陈慎之问：为什么日本人写的这么好？因为日本人学的高，非晋唐法帖不写，所以不俗，法乎上也。

2、写字议从唐碑入手，推向魏汉；再从汉魏回到唐。

3、对碑帖看不进去的人，肯定学不进去。

4、宜学六朝碑版，继学二王，再进而入汉魏，其气自古不俗。草书宜学大王《十七帖》精印本；行书宜学僧怀仁《集圣教序》，有步可循，自然入古不俗矣。

 

林散之《酒逢礼爱五言联句》纸本 1980年作

5、学近代人，学唐宋元明清字为适用。

6、唐宋人字，一代一面貌，各家各面貌。他们一个也不写汉隶，因为用不上，练练笔力是可以的。但要先学楷、行。

7、真学问是苦练出来的，做不得假。可用淡墨汁或水多写写，手腕活。

8、要近学古之贤者，他们成名不是偶然，实有独到之处。总之先学一家，不宜学时人，不宜学近代人。

林散之《题画诗一首》纸本

9、写字并无秘诀，否则书家之子定是大书家。事实上是很多人重复父辈，由于拓趋于保守，修养差，有形无神。

10、一般人习字，先正楷，再行草，而后篆隶。

11、先得笔力，继则退火气，使气魄遒劲而纯。

12、书法也可以从魏晋六朝入手，先用方笔习《爨龙颜碑》，小字兼学《乐毅论》、《黄庭经》，严整不苟。再入唐人，写柳公权《破邪阵》。可以多读几家帖，有所选择。

 

林散之行书四言联 1980年作

13、听老师讲课，要以食指划自己膝头，使腕部灵动不僵，久之也是一门功夫。

14、可以写行书练腕力，笔画要交代清楚，一丝不苟，不能滑俗。写张纸条子也不能马马虎虎，滑不可救药。

15、不能见异思迁，要见一行爱一行。学好一门就不容易！怀素只以草书闻名。东坡学颜，妙在能出，能变，他只写行、楷；米南宫未必不会写篆隶，但只行，草也不多；沈尹默工一体而成名。得古人一、二种名帖，锲而不舍，可望成功。

16、涉猎过广，一行不精，也难有成就。王夫之说：“才成于专而毁于杂。”

 

临帖是在临什么

临帖是每一个学书法者不可缺的功课，如何临帖是学书者都想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刘文华老师认为，在此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临帖是在临什么。他说，我们入门学古人的时候，就是把古人的规矩摆在了桌面上，临帖就是学规矩，而不是别的。在临帖中你要弄点轻重、虚实、浓淡、正欹出来，这些都是微观变化，是情绪化的东西，而宏观的东西不能没有，这是关键，否则就没有从理上去处理它，让人一看就不合规矩。因此外形的东西从理，也就是说，字的外形、结构、笔画的位置等从理，从字理，即中国汉字的字理，反映的是规则和法度;而笔则从书，反映的是趣和味。这是两个原则。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外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合合规矩一看便知;用笔则是书法本体的东西，粗细，放收，快慢，墨的浓淡，都是书法本身要求，决定字的味道，就如我们吃的各种菜系，鲁菜，川菜，粤菜，用笔不同决定趣味不同，而字形结构是理性要求，是中国汉字的形体美要求，必须严谨，无论行书还是隶书，这是书法的基础，这是两个不同的原则，临帖就是在学习这种理法和原则。

 

目前的训练你要干什么

知道临帖要临什么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临。训练就是解决如何临的问题，因各人喜好不同，对所临帖子选择不同，但是，无论哪种帖子，拿来后你不管如何取舍，训练时要针对你所取的东西，形成一种科学的训练模式，要有目的性，用研究析的方法，去反复实验、继承与巩固。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在讲评学员的隶书时说，笔画不能单一化，简单化，不能单薄干枯，要立体圆润生动，这就要求你找出同一笔画无数种不同写法，加以对比模仿融合提炼，在对比中找出共性与个性，找出同一笔画的不同形态与表现手法。创作时把碑上的字形拿过来，用不同的法去表现，也就是用古人的字形，但不一定用他的手法，创作中手法决定风格，手法变了风格也就变了，而手法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示范的只是一般的，不同的碑其手法不一样，张迁、鲜于潢相类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而曹全又是一种，你如果能把这些碑的手法都掌握，创作时把它们用于同一张作品中，那你就是大腕。训练时我们就要像这样有目的的去一个个的解决问题，那么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没人能追得上你，因为你一直走在前边，把问题都解决了，而这些问题有的人恐怕一辈子也想不到，所以他只能做个爱好者。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训练就是要有思想性、要有目的性的进行取舍。要想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并不是说你要比别人加多少倍的劲、花多少倍的钱、用多少倍的时间就行，你必须有不同于别人的思想，在这种不同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再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方法，确定一个科学的训练模式，然后你才会有不同于别人的结果。也就是在用脑子写字而不是用手。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分析自己的症结所在，头痛治头，但如果是由脚气引起的头痛，就应先把脚气治好，对症下药，比如说你们学草书的，应该先学行书，通过行书练技法，使转、提按、收放、笔画之间呼应、上下字的连带关系等等，练好之后，草书就只是个草法问题了。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我们教书二十多年，基本上都用这个方法，草书严格讲不是学来的，因为从它生成的原始状态看就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东西，由行书提练字形、用笔和手法，一条正路，这是个方法问题。你现在在临《书谱》，对于《书谱》，你要明白，首先是学他的文章，其次是学他的草法，再次学他的字，在临习时要挑字临而不要统篇抄，严格上说《书谱》只能借鉴而不能学，纵观二十多年来，靠书谱出来的就一个伦杰贤，但伦杰贤先是学得米芾，写米写绝了，因此他是把创作落在《书谱》上而他的功夫却是下在米芾上。写《书谱》写了一辈子的孙墨佛怎么样!你像现在的有些中青年临书谱有成就的，他们都是在借鉴书谱，巧用书谱而不是实写，因此，训练思路要对。

 

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

讲评学生的行书临作时，刘文华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到，书的技法是上一笔管着下一笔，下一笔接着上一笔，你的写法是这个不管那个，那个不管这个。行书的上一笔是下一笔的起笔，下一笔是上一笔的收笔，行书在笔画上已经把楷书一笔一画的概念破坏了，可能是三个或五个笔画变成了一个笔画，每一个笔画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相互管着，因此，写字不在于多而在于对，不在于法而在于理，你写得行书理不对，法上才出了问题。草书更是如此，比如这幅《书谱》的临作，他的临帖的思路、观察力以及把握帖的能力都很高，但不是很熟练，学草书时要注意草法，特别是一些典型符号的练习，一定要强化练习，专门练习，一个符号半个小时应能解决、吃透，能用后半生，何乐而不为，但书写时要注意变得自然而不是疆硬。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还有一个现象，临帖者往往追求数量，对了一个帖，不停的重复临摹，而不去动脑筋想，形成抄帖，这样很难进步。在指导学员的章草时，刘文华老师又说，一些夸张的用笔一定要去掉，那是他的个性所在，像这种夸张显得很空，不学。每一个字要熟练，先向象里写，再往熟练写，再背临，要学会过单字关，不能只抄帖。你现在要换一种方式，一个字写五、六遍即可，照着写两遍，一定要往像里写，然后找感觉，比如背着写，看能否住，再进行用笔的动作训练，从速度、虚实、比例等方面提炼着去写，有针对性、有目的的去训练，把每一个字都写透它，也就是从生到熟到背到各种转换，不断提炼，最后放开去怎么写都高级。也就是说，哪怕只吃一个豆也一定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去，吃得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能不能发挥作用。

 

核心的东西永远不变

刘文华老师在讲到隶书时说，核心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字再怎么写，关键的部位要控制住，关键部位之外的夸张你不用管他，要靠中间部分来决定中国方块字，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凡是夸张的笔画都不是受控制的，不规矩的和不受限制的，古人字形的变化是哪儿来的，实际上是允许夸张的笔画夸张程度的不同引领了风格的不同，同样是在方块中，不同的碑、不同的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形式美感，其共性部分基本的结构是死的，而只有细微地方的变化，这是一个原则，方块内的不动，而决定字的风格的就是那些可以细微变化的地方夸张的不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有的字为什么老写不好，就是内在的笔画没有写好，内在的部位可以粗细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都必须摆匀它，你可以夸大或缩小比例，但必须写匀，要求趣味和变化，必须先有这个理，掌握了这个理再去变化，比如这个“张”字，我们画一个方块，方块内的部位是核心部分，是不变的，把“弓”和“长”的某些笔画在方块内部变一下，增加些趣味，不就变成张迁或是鲜于潢了吗，如果把’“弓”的第二笔横画和第三笔的弯钩向左夸张一些，再把“长”的横画和捺向右夸张舒展一些，这不就成了礼器或者是曹全了吗，以此类推，其它字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临帖方法要变，观察的方法要变，思路要变，训练的模式也要变。

 

意临不可或缺，要学会消化，创作时要活学活用

在点评一个学生的对联时，刘文华老师说，写对联字写得这么大，笔画要加粗，原帖上的笔画粗细是如此，但你把字夸大了五倍、十倍，而只把笔画夸大了两倍甚至不变，这不行，搞创作要活学活用，创作时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畫”字，上边轻，中间加粗，然后下边要突出礼器碑的风格，这样才行。你的临帖中缺少一个意临的过程，照着写要往像里写，背着写要往熟里写，然后再照着写时往不像里写，虽然不像但怎么看还都像，然后再怎么看还都不像，在似与不似之间，比如说你儿子，外表和你不一样，咋一看不像你，但真的不像吗，他还必须得像你。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我们在消化古人的时候，这种像与不像就不是一个表面的像与不像，而是一个精神和原则的像与不像。也就是说你缺乏一个环节，临帖时没去进行意临消化，当然，这个消化也有个方法，比如说这个“膠”字，临熟了之后你就去消化它，比如在虚实、浓淡、趣味上增加，你看，写完了，像么，绝对不像，不像它具体的每一个笔画，但是美感还是它，不管你如何去变，只要这里用点去处理了，都还是它。这种不像是微观的，像是宏观的。艺术不是老百姓说了算，在中国历史上艺术是贵族的产物。天天讲喜欢艺术，喜欢就是会吗，能写几笔就是懂吗。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一定要弄懂原理，直接照搬古人没用，照搬古人是没脑子，你只是古人的手不行，你得是古人的脑子才行。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发展是必须的，能不能发展要看你能不能科学，科学才能发展，不科学还发展什么，事就是这么个理。要站在古人的基础上去把古人的原则借鉴过来，原则、方法、标准、规律、本技法等借鉴过来以后，你自己要做一个加工厂，要思索、研究、试验，而科学的试验、合理的试验，才能是有效的试验，这样用在创作上才行。

 

不要把字工艺化、模式化，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

在讲评一幅《张迁碑》的临作时，刘文华老师指出，要恢复它的自然状态，张迁碑的趣味特点，一是笔沉，再一个是笔的拙朴，古人写字不是在搞创作，他要是搞创作求趣味，东歪西斜，恐怕脑袋就没了，官刻，给孔老夫子刻、给皇上刻，你刻得歪七斜八，脑袋不是没了吗。

什么叫封建，它是贵族的一种统治，传统文化是按儒家学说走的，儒家推崇礼，说话办事要有分寸，走路要有姿势，干什么都要行个礼、讲个法，那叫一种制约，封建统治就是由统治者确定的那种制约太多，而且中国书法的发展从来就没离开过统治者的意识，所以南北朝统治者多，魏碑就五花八门，皇帝推崇王羲之，1700多年来人们都知道王羲之的字好，这都是以统治者的意识为转移的，那么，它追求的美是什么美呢，不是追求怪异的美，而是端庄的、和谐的美，端庄的美就是站有站像，坐有坐像，庄严、肃穆，和谐的美就是虚实轻重等书法的所有变化都在阴阳的学说当中，和谐来自阴阳的协调。所以，阴阳的协调是书法的味道，而端庄、严谨是正大气象，是书法核心的东西。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为什么很多人搞书法不能成家，就是他们认为搞书法是自己的事，“我就这么写，只要我觉得好愿意咋写就咋写”，其实，我在课堂上说过多次，人写字如果写到没想法了，全是古人了就高尚了，因此书法是个大文化，不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比如，你喜欢坐着写，我说你要站着写，这不是我让你站着，而是这个字要求你站着，往规矩里去写。像你把张迁碑写到这种程度，你就应追求一种自然，张迁碑的趣味是在字形上，在好玩上，在笔画位置的错落上的变化，不是笔势上的变化，而是字形结构上的变化，是比例的破坏和笔画位置上的破坏，而不是笔势上的事，曹全是笔势上的而张迁不是。弄清这点，在写的时候就要把这种自然状态还原。

另外，隶书本来修饰美感就强，没有必要再去增强这种形式美感，不然就会把字工艺化、模式化。隶书的高级程度应是把形式美感弱化，而不是强化这种形式美感，要完全变成一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增加用笔在纸上的平缓，在平缓的同时增加弹性，就像音乐一样，有快慢、缓急、轻重、强弱。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当今书家多是在用一种模式书写，这最麻烦，可能一时出彩，但这种出彩三年也维持不了，就是只注重形式美感，模式化了。像鲜于潢，碑阴变化变得越来越纯朴，越来越单纯，什么是朴实，就是直来直去，就是简单，简单得没想法，这种朴实咋一看没想法，而你如果去联想，想法可又就多了。

因此，真正的艺术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成熟状态，成熟状态完全是理性的、规则的、法度的;另一种就是非理性的，艺术发展到没成熟，有法式但不严谨，就像小孩走路，他还走不利索，但是他走那几步特可爱。我们现在就追求艺术的理性的、严谨的、规则的东西，他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定着本体的性，像正大、端庄、肃穆。但艺术半生不熟的劲和不加修饰这种劲，是艺术的趣味、境界、味道。两岁的小孩做一个动作成熟吗，不成熟，他说话，主次混乱说不清楚，但你就觉得他那个动作和说得话有味道，好玩，可爱，这就是你追求的由不成熟、稚气所反映出的一种东西。我们的眼不能老盯着当代书家，而应多临帖，从碑帖中去寻找和恢复其自然状态，像你们高密出土的《孙仲隐碑》，虽然说规模小一些，但内容朴实以及它那可爱劲，在汉碑当中是高级的。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在谈到清人的隶书时，刘文华老师又讲到，清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碑的刻字变成了墨迹，把刻出来的字变成写出来的字了，书写性本身就是一种还原途径，这是清人唯一的东西，再一个，像郑谷口的机灵劲、陈洪授的放浪劲、邓石如的平和劲，赵之谦的结实劲，俞曲园的温润劲等趣味性的东西都可学，但真正的法则还要学汉，字法还是得从汉碑中来，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把握还是要学古。

 

碑阴与碑阳：趣味与法度的互补

汉碑分碑阳和碑阴，其背景知识对我们读帖和临帖有很大助，刘文华老师在讲评中谈到，帖上的东西你要会看，碑阳是正文，是给别人看的，碑阴则是说明，古代人刻碑永远都是正面规范、严谨，而背面随意、没那么多限制，对外的碑阳是规矩的，到阴面时就不讲究。阴阳在历史上永远是两种状态，面南侧谓之阳，面北侧谓之阴，如济阳是济水之南，淮阴是淮水之北。

碑阳面写正文，碑阴面则是一种说明，比如谁出的钱，谁刻的字等;还一种是正文写不下就往碑阴写，像礼器碑，字太多连碑的侧面也用上了。碑阴一般都是韵文，四字韵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对刻工来说也是一种体例，汉印从刀法上有两种，一是严谨的，还有一种是急就的，如将军印，临时定的，必须马上凿出来，不加修饰，形成急就印。碑阳的正文讲究，刻工刻得也讲究，到了碑阴，写得不讲究，他刻也不讲究，写得随意刻得也随意，这种讲究与随意也反映的是一种刀法。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要把碑阳的东西方当成规范、法度，把碑阴的奇趣当成变化的手法，研究学习碑阳时是为了取法学成规矩，其笔法的严谨、讲究、细腻，起笔、行笔、收笔等规范度都是碑的极致，而学趣味一般学碑阴。前边法度严、趣味差，死板，后边法度差、趣味妙，两正好互补。碑阳的规则法度虽然死板，但他也告诉你一种变化意识，这种意识虽然不如碑阴显得活泼、轻灵，却可用碑阴的起收笔的状态去改变碑阳里的那种状态，用后面意的东西去化前面法的死板，这不就行了吗。而一味的夸张，一味的加粗，其实不是变化，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思路上的一种混乱和模糊。当你理解了这些，就会在临帖时学到碑阳的严谨法度，规范技法，又会学到碑阴的率性个性，艺术趣味，两者结合使作品庄重而不呆板，轻灵而不轻浮。

 

临帖不能出问题，创作永远都保持一种向上的状态

谈到继承与创作，刘文华老师说，临帖就是在继承，你如果能消化的去临，有目的、有思想的去临，临完了那就是古人的第二次创作。你看咱们有点成就的那些中青年书家，为什么三年、五年就没了，他用功的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开始投稿的时候，甚至能找八百个人看，请教，好歹上了一次、两次，自己成了，再投稿时也不找人看了，然后自己的习惯手法也出来了，按自己的习惯去写，古法就少了，再写古法更少了，习惯更多了，再写古法基本上没了，全剩下自己了，然后怎么投稿也上不去了，到了明天就开始骂街了。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书法界连续五年获奖的，连续五年站在创作前头的这样的人相当少，基本上是三、四年就没了，能坚持十年，创作上每次都上，这样的人极少。二十多年以来，八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创作上依然站在前列的有几个?一巴掌也不够;九十年代成名的书家留到现在的，你能数上十个算不错了，为什么?都是在临帖上出了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先不说艺术大师，只要是在历史上能留下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从出道开始一直到死在创作上永远都是一种向上的状态;二是他所有的创作，包括个性的张扬和他自己面貌的形成都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而不是破坏了传统的模式;三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思想的，不是玩字体的，而是玩思想玩理念的。

如果要成为大师，那还是要有见地的，有身份的，在书法界、艺术界始终都是最活跃的，而且是对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准大师，而且从一出道开始一直到老始终处在艺术发展的风头浪尖上，他是风云人物，引领着创作一辈子，再加上社会地位，独到的理论，而且他的思想、理念永远在别人前头，像张大千、齐白石、李可染、陆严少、黄宾虹，哪个大师不是这样。

 

因此，要用规则武装头脑，要用一种信念去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训练和总结，该取的取，该舍的舍，要有目标。别人弄过的咱会了，别人没弄过的咱永远不去想，不行;你要弄出个别人没弄过的，让他老跟着你跑才行。这几年跟着我跑的就是这样，因为他脑子跟不上我，这并不是说我聪明，我只不过是站在一个好的平台上，这个平台决定了你必须要往前走，必须要跑在前头。

 

通过学习去理解法和意，从而获得一种原则

在讲到对米芾的临习时，刘文华老师从几个字的示范上进行具体的讲解：你看米芾的这个“奉”字，从方向上，第一笔稍微往上去，第二笔往下来，第三笔又往上去，这三个笔画的运行正好是三个不同的方向，方向上互相交叉，这是笔的运动方向，那它是否就是单纯的往上或者是往下呢，还不完全是，往上的同时还有点往下阖和感觉，是裹着笔的，三个笔画都是如此，所以它把这三个运动方向里面又增加了内在的东西，总体往上还往下，总体往下还有点往上，每一笔都较着劲，就像我拉你过来，你不得不过来但还不想过来，绷着劲，这就是由笔画的限形产生的弹性，一种力度。前者往哪个方向行笔反映的是方向知识，而后者“绷或拧”的裹笔反映的是内在的一种劲，什么叫作合理，一个是把笔的方向写出来了，一是把这种劲写出来了，弹力和势写出来了，也就把意写出来了，至于长短宽窄不是主要因素。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因此，这是一种技法要求，而这种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一种运动状态，更是一种生命状态，所以，我讲课时经常说，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活的东西，喘气的东西。如是，只要把这种笔势写出来了，怎么写都是米芾，为什么，就是它用笔和习惯、用笔的手法、曲直的控制、还有这种笔势，整个和米是一致的;而如果换一种手法，刘文华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比如这个地方是夸张的，这个地方也是裹着的，这就不是米而是颜了，即便是颜，那么它与米有没有关系?只不过颜这种裹着笔的东西多，而米裹的东西少而已。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颜的风格是圆转笔法、篆籀笔法多于米，而米的圆转少而且更加含蓄，他更多的是一种霹雳啪啦的折笔和切笔等，所以颜的字内含、圆润得多，而米则是劲捷和峭拔得多，因此，艺术的风格是靠笔法决定的，就像刚才示范的这几个字，在某一方面稍微一夸张就成了颜了，把某一方面稍微一强化就成了米了，它是一种笔势的改变，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个势字，就能把意表达出来，也就是把它的结构原则用上，又在你笔下得到一种强化。为什么我经常说跟我学书法是在学理法呢，不是说让你写得必须与它一模一样，是让你通过它去了解一些法和意的东西，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手法、什么样的动作表达出来，这不就成了技法了吗。面我们在学习真正关注的不是技法，而是关注它的理念、理法和原则，我们临帖不是拿起笔就抄，甚至于还哼着小曲，这样你能写好吗?我们所有人写字上的差距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写得特别好的人他绝对是研究它的专家，不断的进行研究、分析、试验、归纳，再试验、再总结，是在通过字形结构，包括笔势、字势等的研究去获得一个原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帖，而不像有些人所谓的临帖只是抄了一遍内容，其它的要素与帖一点关系也没有。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所以，你们现在临帖的点不对，有时候学员感觉写得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好，写得不像的时候老师不一定说不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好坏关键不在于像与不橡，而在于合不合理。

 

神采为上：由动态的势去把握字的生命状态

对势的重要性，刘文华老师从王到颜再到米的字形和用笔的变迁以及笔势的微妙变化进行了示范，从每个字的具体笔画，每一个笔画的方向、势、劲、外在的和内在的呼应连带以及弹性、力度等到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同时强调，临不是要你临的多像，而是取其外在的态势与内在的品格，技法告诉你的不仅是运动状态，而且是一种生命状态。

 

刘文华临《石门颂》局部

对于书法，明眼人特别注重势，也就是运动状态的把握，民间写字，一般都是看字形、结构，而从专业上讲，则不是关注其字形结构而主要是关注字势和笔势。势，主要是说一种劲或架势，一定是一种运动状态，人有某种劲架势，它反映了人的某种心态，字有某种劲或架势则反映了这个字的神采，表象反映出一种运动状态，却告诉你一个内心的东西，同时也就给某一笔画或某一个字赋予了一种品格。这也就是我讲课的时候经常说要把字写活，写出一种生命状态，喘着气动起来，比如米芾的这个：“勝”字，左低右高，这三个竖着的笔画，不是直上直下，不是垂直而是斜一点，总体有种上蹿的感觉，而且还带着横势，只要把这个意思写出来了，字势掌握了，运动状态掌握了，就可以放开写了，怎么写都行，只要字势出来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米芾。米芾就是善于营造一种险势，每一个笔画都动起来，还较着劲，特别有味道。因此要通过这种字势和笔势的关注，去把握字的运动状态和生命状态，表现出特有的神采。

 

 

黄庭坚（1045.8.9-1105.5.24），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南康帖》亦称《致无咎通判学士尺牍》、《与无咎通判书》 行书 纸本 30.8 × 64.7cm 凡17行，202字。书于元祐二年(1087年)五月五日。钤有“安仪之印”、“笪重光印”等印记。《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书著录。《墨妙轩法帖》、《谷园摹古法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等收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释文】

庭坚叩头，比因南康签判李次山宣义舟行。奉书，并寄双井，计夏末乃得通彻耳。急足者伏奉三月六日手诲，审别来侍奉万福，何慰如之。惠寄鲍诗、扬州集，实副所望。广陵四达之冲，人事良可厌。又有送故迎新之劳，计得近文字之日极少，然旨甘之奉易丰。又弟甥在亲前，此亦人生极可意事，且主人相与平生倾倒，余复何言。闻说文潜有嘉除，甚慰孤寂，但未知得何官耳。山川悠远，临书怀想不可言，千万为亲自重，樽前颇能刚制酒否?每思公在魏时，多小疾，亦不能忘念，不次。庭坚叩头上无咎通判学士老弟。五月五日。

 

田英章，字存青、存卿，1950年生于天津，书法研究生，国家人事部干部。先后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书法家。著有《田英章系列书法字帖》《田英章作品精选》《田英章最新书法专业教程》《田英章书法专业教学录像带、VCD光盘》等150余部书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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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当前书法的现状怎么看？您认为当前书法的发展状况是健康的吗？

田：谈到了当前书法的现状，是一个使人非常痛心的话题。受西方美学抽象派和日本书道前卫派的影，当今的中国书法走进了一个怪圈，在这个怪圈中有一种极为新奇的理论，以为视觉冲击最强烈的就是最好的作品。他们认为“当在一个大展厅里，面对几千件或是上万件作品时，我们怎样找出最好的作品呢？方法很简单，就是确认对我们视觉冲击最大的，让我们一眼就看到而久久不能忘记的那件作品，就是最好的作品。如果我们还拘泥于欧、颜、柳、赵、苏、黄、米、蔡那种书体和形式，即使再现王羲之也是保守的和落后的。今天的书法要走向太空！

记者：您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

田：其最初的原因是一场“文革”浩劫，国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中国几千年优秀正统的书法，受到了严重歪曲和挑战。但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西方快餐文化凶猛侵入，我们许多同胞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美，忘记了什么是丑，在书法上，是非不分，良莠不辨。许多人视古人书法为陈腐，以新奇怪异为时尚，逐使得丑书恶扎，充塞市井。他们愿意接受书法里的“韵”和“意”，因那是抽象的，不愿意承认书法里的“法”和“度”，因那是具体的。空泛欺世的书风，打着“时代进步”的幌子，成为各种书法展览的主旋，使得那些积学不深、识见已成的学子们彷徨于歧路，瞢然于泥途。又因受害者众，假托各种腐败，形成当今一大潮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书法已经走入了历史低谷时期。

记者：现在许多人把书法当成一种杂耍、杂技，您怎么看待书法艺术本身？

田：书法是艺术，更是一门学问，她的真正属性是文化，她既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也是西方美学的盲点。书法的民族性，立足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她的纯洁和独立，是不可侵犯的。也正因此，如果我们只简单地把她看成是一门艺术，或是单纯地认为她是一种技能，那就无疑地亵渎了她。如若那样，我们将会丧失了书法的精髓，最终会把书法送上了不归之路。

记者：田老师您是中国书协会员吗，在您的简历中没看过任何关于中国书协的内容。

田：我1981年就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记者：中国书协主席张海的字那么难看居然还能当书协主席，我认为这给中国书法造成太坏影响了，如果书协主席的字都这么难看，我们都能当书协主席了，还有那个沈鹏。我认为您的字绝对是中国一流水平，怎么您在中国书协没有务。这到底是为什么？

田：中国书协主席这个职务实际上是个行政管理职务，它并不代表他是一个艺术的权威，要求凡是中国书协主席的书法都是中国一流水平本身就是荒唐的，包括中国书法家协会他本身就是一个管理机构，它并不是一个学术团体，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机构，如果我们非要要求他们是中国书法水平的最高代表，就好比是在问医院里边为什么不管修理汽车呢。至于我在中国书协中为什么没有担任职务，其实早在1983年的时候中国书协就曾经考虑过让我成为驻会干部，但被我当时的单位国家人事局的领导阻止了，其实现在想来我单位的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真要是到了中国书协工作，我真不敢想象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结果。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展览、比赛的？

田：当前举行的各类书法展览和比赛包括“国展”有许许多多的评委是不懂楷书的，甚至于对于书法都是外行，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便利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才当上了评委，因为他们不懂楷书，你交上的楷书作品不被选上是太正常不过的一个现象了。加入中国书协并不是你提高影响力的唯一途径，也不会给你任何帮助，首先你要明白你的书法是为什么而练的，如果你是为了加入书协入选国展，那我就无话可说了。现在的书协并不是个艺术团体，并不以艺术水平来决定高低，它是一个政府对书法家进行管理的部门，你非要钻进去纯粹是自寻烦恼。

如何欣赏书法的问题，觉得不容易谈。书法不同于其他艺术，它虽然和其他艺术一样来自生活，但是毕竟比较抽象。它不像绘画雕塑，有点类乎音乐而又不同于音乐。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说:“心之所达，不易尽于名言”。以本人的水平，自然就更不必说了。

但如何欣赏书的问题是存在的。例如有人这样说:“同是这个碑这个帖，亿万人爱好它，年轻时学它，老而不厌。学来学去，翻来翻去，越看越有味，欲罢不能，究竟是什么道理?”又有人说:“看看各种书体，各个流派，各个书家的书法，它所给予人们的印象，有浑厚、雄伟、秀丽、庄严、险劲等等区别，这是什么道理?”也有人说:“人们讲书法用笔有方有圆，可是方笔圆笔，并不出于两支笔，而是一支笔，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

关于书法的“书”字，在古代只是指写字。但人们书写时加入了思想感情，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渗情入法，法融于情，书法的作用又超出了文字本身的功能。我们看到毛主席亲笔写的“送瘟神二首”，通篇充满感情，体现“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之妙。它使我们能够想见主席落笔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的感情。书法的艺术魅力，使作者的精神透过点画结构有限的形象，奔驰到无限广阔的天地中去。

使用同样工具而出现不同的风格，而种种不同的风格又都能够吸引人，正是由于它具有成熟的艺术力量。什么是成熟的艺术力量呢?成熟的艺术力量，是在配合其时其地的思想感情下恰到好处的运动。前人于这方面也有体会，如同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也就是说:“书之结体，一如人体，手足同式，而举止殊容。”书法的欣赏，需要欣赏者与书写者的合作。欣赏者从书法形体线条的变化看见了书写者内在的思想感情。这种合作的获得是基于对艺术的认识，而认识的基础是实践。我们了解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即明白艺术的审美活动与劳动实践之间的血肉关系。

纸墨笔砚都是第一流的，放在一起，并不能产生一张好的书法或者好的绘画。能够产生一张好的书法或者好的绘画的原因，是人的能动作用。实践第一，就是说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行动第一。毛主席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毛主席这句话可以应用来说明书法欣赏问题。

欣赏要实践水平，欣赏对实践又有帮助，也可以说是实践的一部分。在实践中有了认识，把认识提高到理论，理论既是欣赏标准，又是学习标准，此种有机结合，也是辩证关系。

字本是符号，组织起来，成词儿，用词造句，加人了思想感情，形式与内容结合，就不单单是符号。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一定的内容产生一定的形式。如果可以说书法的形式就是点画结构等一些客观材料，而内容是人的思想感情的话，那么这些内容的表现，支配着客观的形式的变化。

问题在需要说明内在的思想感情，如何表现为外在的形象?关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理解来说明:书法本身通过书家的笔法、墨韵(浓淡、干湿)、间架、行气、章法，以及运笔的轻重、迟速，和书写者情感的变化，表现的雄伟、秀丽、严正、险劲、流动、勇敢、机智、愉快等等的调子的有机节奏，而正是在这里，给人们以无穷的想象、体会和探索。

画讲线条，书也讲线条。线条能表现力量，表现气势。这种种变化，只有毛笔能够适应。所以毛笔是最好最有利的工具，其他笔做不到。中国书画都讲用笔，就是这个道理。汉末蔡琶讲到用笔笔时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有什么“奇怪”呢?奇怪就在“变化”，妙就妙在“软”。软的毛笔，给人灵活运用起来，变化多端，各人的性情表达出来，成为各个不同的面目。画家用画法写字，别有奇趣，有特殊风格，使书法“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具音乐的和谐”，引人人胜。

书法上讲“雄强”、“沉着”、“人木三分”、“力透纸背”等等，都是讲“力”。韦诞说:“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卫夫人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也是讲“力”。李世民说:“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力从何表现?从用笔表现。笔本身没有力，所以表现为有力是通过人的心，通过人的手的。心信任手，手信任笔，笔信任纸。有坚强的心，而手足以相付，就能够“得心应手”。心手相应，笔笔肯定，毫不犹豫，这样就表现了笔力的刚毅。笔有了力，加以熟练，行笔起来，就能够有快慢、轻重、转折、千湿的完全自由，往来顺逆，刚柔曲直，前后左右，八面玲珑，无不如意。前人千言万语，不惮烦地说来说去，只是说明一件事，就是指出怎样很好地使用毛笔去工作，方能达到出神人化的妙境。

书法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个性不同，各人各写，把各人自己的性情表达出来。所以欣赏无绝对一致的标准。如颜真卿字胖厚有力，杜少陵诗却说“书贵瘦硬方通神”。如此，就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又如钟繇的字，有人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又有人说他如“踏死蛤蟆”。王羲之的字有人说他“体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也有人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颜真卿的字，有人说他“挺然奇伟，书至于颜鲁公”;又有人说他“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简直是“厚皮馒头”。可见各人对书嗜爱不同，欣赏标准也不一样。

分析欣赏标准所以不同，有许多原因:时代风气不同，思想不同，生活不同，素养不同，成就不同，理解不同，书体不同，方笔圆笔不同。或真行草三者有所偏重，或在三者之外，参以其他书体，执笔取势方面有所不同。从个人的爱好来说罢，早年、中年、晚年又有所不同。总之，不能完全一致，也不须一致。加以中国字体很多，正楷、行书、草书之外，又有甲骨、金文、大篆、小篆、秦隶、汉隶、北魏等等，丰富多彩。各人可以本着自身学养，从各种字体中吸收背养加以变化。比如说写楷书，参用篆书笔意，或参用隶书笔意;写颜(真卿)体又参米莆行书笔意等等，融化出来创造自己的面目。举例说，邓石如书法先从篆隶进门，隶书写成了，又通到篆书里去，篆书写成了，通到真书里去。他以隶笔写篆，所以篆势方;以篆书的意思加入隶书，所以隶势圆。又以自己的篆法人印，所以他的篆书、隶书、篆刻都自成一家。郑板桥书法本来学宋代黄山谷，又采篆隶为“古今杂形”，字里又含画兰竹意致，变化出新意。金冬心书法出入楷隶，自辟蹊径，不受前人束缚，以拙为妍，以重为巧，别有奇趣。墨卿精古隶，能拓而大之，愈大愈壮，行楷渊源于王逸少、颜真卿，兼收博取，自抒新意。粗看似李西涯，而特为劲秀，自开面口。何子贞学颜真卿，参以《张黑女》、《信行禅师碑》。他学隶功深，参合起来，出自己面目。赵摘叔书法初学何子贞，后来深入六朝，以楷人行，以书人画，书画印三方面都能成家。沈寐史早中年全学包世臣，没有可观，后来变法，打碑人帖，产生新的面目。吴昌硕楷书初学黄道周，后来行草学王觉斯，篆书从学杨沂孙变为专写《石鼓文》，写出一个面目，与篆刻统一起来，又别开一派。齐白石早年学金冬心，后来学郑板桥，《三公山碑》等，雄伟苍劲，亦见面目，他篆刻初学皖派、浙派，极精工，后来融化汉凿印，结合他的书法，又自具面目。他们的努力创新，又丰富了祖国的文化遗产。

但是有成就的书家，也往往有他们的缺点习气。例如何子贞晚年的“丁头鼠尾”，及赵之谦失之于巧，吴昌硕有时见黑气，齐白石每见霸气等等。

如此说来，欣赏似乎没有标准。

不，还是有标准的。如果说欣赏没有标准，那末今天我们如何谈欣赏?欣赏可以谈，欣赏有原则。什么原则?欣赏从实践中来。上面说过，欣赏要有实践水平。前人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理论，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几项原则。

欣赏既要看部分，又要看整体。

一点一画，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字，就是一个整体。古人把写楷书的经验归纳起来提出“永字八法”，它本身是讲点画的，但要注意整体，不能呆板，要意使转，要联贯起来，注意笔与笔之间意思相互呼应，顾到整体。附带说一说:古人讲笔法的“永”字图，就像机器的零件装配，这是一个缺点。我们要从点画看到整体，把部分美与整体美配合起来看。孙过庭(书谱》讲:“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他讲点画，又讲“分布”，既要从有笔墨地方看，又要从无笔墨地方看;既要看实的地方，又要看虚的地方，既要看密的地方;又要看疏的地方，正如刻印章，既要看红处，又要看白处。我们如果拿“永字八法”来一笔一笔分散看，只看点画，就太机械了。(书谱》又讲:“一点成一画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我们正要把部分美与整体美配合起来看。至于行书草书，更不是从立个字看。这一个字与那一个字，这一行与那一行，以至整幅，要看它笔力、气势、疏密、张弛、均衡、向背配合得如何。“一点成一画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正是说，从一点、一个字写起，写完了整幅，最后整幅又应成为一个字一般。写一幅字这样写，看一幅字也这样看。部分整体统一。

小孩子写的字，一点一画，结构差一点，倘使笔下有力，有天趣，有稚趣;老年有学问的人，不讲写字，而下笔有力，或如金石家篆刻家写起字来，往往有拙趣。

楷书容易僵化，行草容易油滑。容易僵化，所以要求端正而又一飞动;容易油滑，所以要求流走而又沉着。

字大，写起来容易散漫，所以要求紧密;字小，写来容易拘束，所以要求宽绰。总在各种矛盾中求统一。

圆笔力在内，方笔力量扩展到外。方笔用顿的笔意，隶笔多顿;圆笔用转的笔意，篆笔多转。顿的笔意不用圆，就见呆板;转的笔意不用顿，又太泛泛，也要矛盾统一。书法用笔，在迹象上比较见得有方有圆，事实上总是亦方亦圆，方圆并用。

前人说:“右军作真若草”，若“草”，就是说笔意流动;又说:“作草若真”，若“真”，就是说快而不滑。《书谱》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意思是说，真书的画不联系，最易见得板滞，应该以流走书之，仍用使转，不过不显然露迹，所以说是性情。这样，形质虽凝重，而情性则流走;草书笔画联系，自然应该运用使转，但使转每易浮滑，应该以从凝重出之，所以形质虽流走，而情性则凝重。这些也是矛盾的统一。

奇正配合。正不呆板，奇不太野，要配合起来;生熟也配合，生要不僵，熟要不疲。碑与帖，不拘泥。

不光讲字形用笔，还要看运墨。(书谱》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用墨不使单调，也是矛盾统一。古时用墨，一般讲，用浓的多。宋代苏东坡用墨“须湛湛如小儿眼乃佳”，可见是用得较浓的。代用墨有发展，董其昌善用淡墨。画家用画笔在画幅上写诗文题跋，蘸着浓就浓点，蘸着淡就淡些，干就干些，写来有奇趣。善用墨，墨淡而不渗化，笔干而能够写下去。

我认为学习标准就可作欣赏标准

书法要求自然。书法下功夫，千锤百炼，这是“人工”，然又要求出之自然。正如李斯讲的:“书之微妙，道合自然”，“我书意造本无法”。不是真的无法，无法还是从有法中来。“我用我法”，正说明加入了他的思想感情，形成了他的风格。“推陈出新”，变了法，所以成为他的法。艺术不是摹仿，不是拍照，不是古人的翻版。古人的真迹里、碑版，有古人的思想感情，既学不到，也假不来。他有他的思想感情，你有你的思想感情。初学书法，技法必须讲，要懂得法，但法不能讲死，不能死于法下。有人死于法下，所以前人感叹:“法简而意工，法备而书微”。书法不能只从技法求，从技法求书，只能成为“馆阁体”、“科举字”。馆阁体字，正如一般拍的团体照相，摩肩而立，迭股而坐，气体不舒，一无意趣。谈不到思想感情，没有艺术可言。从来学习书法只学“家数”的，往往走到形式主义的道路，临这本碑帖，写出来就是这本碑帖，有人无我，叫做“寄人篱下”，不能自主:粉刷成的大理石不美，这里有真假的分别。

书法的正与变又是矛盾的统一

一般讲“雅”和“俗”。我们现在如何概括地来说明书法上的雅和俗?“雅”者，能辩证地学古人，部分整体统一，刚柔配合，醇中有肆，合乎雅正，富有时代精神，能突破前人;“俗”者，没有思想，没有生活，也很难说有技法，“五官端正”，没有精神，东施效颦，装腔作势，不能统一。

欣赏时不太挑剔别人的坏处，就会多吸收别人的长处。本来，一个人的眼睛总是跑在手的前头，眼有三分，手有一分，而口又要超过眼睛，这里正需要有冷静的头脑，客观的眼睛。我们往往接触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说:“学楷书是基本功之一，你认为欧字比颜字好呢，还是褚字比虞字好?”这类问题，说不容易回答，也容易回答，各人喜爱不同。因为各人总有各人的偏爱，但各人的偏爱，又必然不能作为艺术上的评价。你喜爱秀丽的一路，可以，但总不好说险劲的一路不好。所以我往常又这样说:比如五岳的风景不同而都是美;五味的味道不同而都是味;百川的流派不同而都到海。又如兰竹清幽，木芍香艳，古松奇崛，垂柳婀娜，俱是佳物。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

欣赏也要实践。如第一次不能够欣赏，慢慢看得多了，可以看出流派，看到运笔笔法，更进一步，在不同中见同，同中见不同。玩迹探情，循由察变，能够从表面看到骨子里去。书法这件东西，原是感性的、具体的，可见的形象，引导欣赏者自己透过表面得出一定的结论。—当然，偏于主观的欣赏，也必然会得出不相的结论。

过去听过一次郭绍虞先生讲《怎样欣赏书法》。他提出六项标准:

    一、形体，看结构天成，横直相安;

    二、魄力，从笔力用墨看;

    三、意态，要飞动;

    四、流派，不拘泥碑帖，不以碑标准看帖;

    五、才学，书法以外关系;

    六、气象，浑朴安详。

其中形体、魄力、意态三项是关于字的形体，流派是书学，才学、气象是学问。—这里我记忆不太清楚，如有错误，由我负责。

最后，想说明一点:艺术的产生，是思想、生活、技巧三者的高度结合。“思想是灵魂，生活是材料，技巧是熟练程度和创造性”。写字离开了思想，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实践，而肆谈艺术，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书法要有魄力、气势，要开朗，要与时代相适应。我们常常讲到“风格”，风格是什么? 风格就是思想和艺术的统一体。

科学的技巧训练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凡是在训练环节没能解决的问题，在创作时肯定会暴露无疑，这和体育训练大体一样。认为“楷书是基本功”者，再加上只攻唐楷者，其手头的训练会有严重的盲区。主要的关键的盲区是：

1、不会连续书写；

2、不能快速运笔；

3、不敢大小字体反差和粗细刻画笔形；

4、写不出墨色层次；

5、写不好或写不了绞转之笔；

6、不能或不敢聚散开合等变化。

这些盲区，正是书法技巧的重要核心部分，或者说是动态书体必须要强化训练的部分（也应该是静态书体必须要训练的部分）。如此分析，就很明确了。只攻静态字体，往往动态字体的技巧方面的不到充分训练；反之，单攻动态字体，静态字体技巧是盲区。所谓全方位技巧的训练，应该包括动静两类字体（实践已经证明，行书写不好，楷书也太好不了）。

 

需要强调的是，训练不同于取法，而取法必须训练。比如，攻草者写金文为训练中锋，但不一定是专攻篆书。攻隶者临王铎为使笔畅，但不一定走王铎的路子。就像体操运动员练跳高，只为训练弹跳力一样。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训练点训练，以期达到训练目的。

 

训练的盲区还包括其它方面。我们见到，有的人只能写楹联，参展投稿笔会等等一出手便是对联，叫他写其它样式马上就乱套。也有只会写大字写不了小字，写条幅写不了扇面等等，这也属于另一种训练有盲区的现象。

在我们的实践教学中，许许多多的自学书法者，往往技巧训练存在这样那样的盲区甚至还比较严重。

 

琉璃厂百年来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迁，

更是见证了文物的流散与收藏的兴衰。

 

每一次战乱与政治变革，都会造成文物的巨大破坏与流失。以宫廷收藏为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辛亥以后，内府藏品的流失。

1925年直奉战争后，溥仪被驱赶出宫，虽然仓促，但是仍带出来不少东西，一部分在天津就流散了，但大部分文物还是带到“新京”长春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从“新京”的伪皇宫仓皇出逃，走时仅带走了一些金银首饰以及120多件珍贵文物，大批的文物不可能带走，于是都留在了长春的伪皇宫。

当时伪满洲国军队叫“国兵”，国兵驻在“新京”的部队还不知道溥仪跑了，依然看守着“新京”。

无意中，这些国兵在一处白色的两层小楼（后来俗称为“小白楼”）里发现有几十口樟木箱，箱子里面全是字画。

 

当时整个伪满洲国做鸟兽散，国兵们就开始疯抢这些字画，里面有的甚至是宋代内府流传的东西，包括米芾的《苕溪诗》、李公麟的《三马图》等。

抢到手的这些书画，就拿出来在当地变卖。

 

长春也有古玩行，但是财力和收购能力有限，那时候满洲国的货币已经不值钱了，国兵只要银元，一张宋画10个银元、20个银元就卖了。

于是大批文物流散，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北京、上海、天津，于是这些地方的文物商就蜂拥到了长春，而将这批东西称为小白楼的“东北货”。

这批东西中，最著名的展子虔《游春图》，由穆磻忱、马霁川等六人合资购得的，回到北京后，转卖给张伯驹先生。

 

《游春图》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张画作，《宣和画谱》等虽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至于《游春图》这六位究竟花了多少钱，一直讳莫如深。卖给张驹的最初开价，是600两黄金（以当时十两黄金一条计，也就是60条金子）。

东西到了北京，张伯驹是志在必得，后来讨价还价，600两黄金降为了200两，也就是20条金子最终成交。

 

1946年抗战刚结束，内战即将开始，这样一种社会大环境下，弄点钱也不容易，所以张伯驹才会压价成功。

但200两黄金，张伯驹一时也拿不出来，那时张伯驹也没有什么实业支撑，虽然他有盐业银行的股份，但开销也极大，最后只得卖了一所房——就是原来李莲英的那所房子，张伯驹夫人潘素又把自己的首饰卖了不少，凑了170两金子。

170两黄金凑去以后，再去上秤鉴定成色，等鉴定之后，发现成不好，只能折合130两。张伯驹要求先将画儿拿走，再补齐其余的70两。

张伯驹为人是很有信用的，一年多时间中七拼八凑又弄到40两，还是不够，最后还差30两。

后来正赶上平津战事吃紧，这30两黄金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张伯驹买《游春图》真正花了170两黄金，也就是17条金子。这是1946年至1947年的事。

1954年，张伯驹把这张展子虔的《游春图》，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古玩行的东家和伙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谦逊有礼，几乎没有一个急性子，都特别有耐心。

无论是买或卖，都会和颜悦色，就是您这儿有客也没关系，他在外客厅里等着，有时一等就是一上午，也许自己在外头转悠一趟，街上吃点东西，完了再回来，以后又跟你磨着。

他们有极高的耐性，做买卖绝不是像买卖其他的东西，有时候一件东西来回磋商，能很长时间。

你想想，张伯驹能把展子虔《游春图》从600两黄金砍成了200两，最后才给了170两，这也是需要功夫的。

 

他们对于主人家的情况必须得了如指掌。如这家主人是正属于兴盛的上升期还是属于没落期，因为没落时就急于变现，就得想法把一部分收藏卖掉换钱。古玩行里知道他需要用钱，明明是值800的，能给你磨成400块钱就卖他。

还有的对人家的种种生活细节了解入微，比如说某一收藏家虽然有钱，可是最近又要在外头另安份儿家——— 就是再娶个姨太太，这姨太太又不敢接进家来，那就得在外头再置所小房儿，那得花钱吧？还不能让大太太知这钱打哪来的，于是就要偷偷卖一两件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狠压你的价格，迫你出手。

另外，他们也能投其所好，揣摩收藏家的心态，例如客人很喜欢某人的东西，托他们去找，那古玩行的人就会尽力给你去淘换，但是真伪也就成了问题。

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琉璃厂的人有多奸滑，但是他们也要生存，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生意经。

 

林语堂曾说：

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万古不朽的。

也有人曾说：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

年少时，总以为苏轼苏东坡不是一个人，后来，越了解他越发现，前半生，是苏轼；后半生，才是苏东坡。

1057年，20岁的苏轼进京赶考。

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参加考试的学生有苏轼、苏辙，还有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这一届科考，因此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当年考试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读完苏轼的考卷，赞叹不已。但他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便将本应第一名的试卷定为了第二名。

 

哪知解封一看，作者竟是苏轼。

得知真相之后，欧阳修为之一震，“把你旧日文章也找来我看看。”

一看，欧阳修更是惊赞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出人头地”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就这样，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从此，苏轼的才气逐渐开始名扬天下。

 

到杭州担任通判期间，不同于现在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地遍布盐碱地，饮水都是困难。

他亲自带领众人在西湖边实地勘察，重新疏通“钱塘六井”，杭州百姓无不为苏通判叫好。

漫步在景色迷人的西湖之畔，品着西湖龙井，喝着甘甜的井水酿造的美酒，苏轼心情大好，诗兴大发，写下那首千古传诵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079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谁想到做湖州长官仅两个月，天降横祸。

从朝廷命官一举跌落到御史台大牢，还受尽了侮辱，被严刑拷问，经常连夜提审，苦不堪言。

在此期间，苏轼写下两首绝命诗：

柏台霜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便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发以后，弟弟苏辙在兄入狱期间，连连上表皇帝，欲解除在身之官以赎兄罪。

当时已退休在家的大臣张方平痛心不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儿子张恕连夜进京营救。

甚至往日的政敌王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说情。

被关了一百三十多天后，苏轼释放出狱。

死里逃生后，带着政坛和文坛泼的一身脏水，带着从高处摔落的理想，带着一大家子20多口人，苏轼来到黄州。

从此，黄州是苏轼生命的终点，黄州是苏东坡生命的起点。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初到黄州，苏轼便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方巾，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筑水坝，建鱼池，请教老农、喂养牲口……自封“东坡居士”。

 

并在城东半坡上的一片地，建了一座“东坡雪堂”，化“东坡居士”。

来拜访的朋友更是络绎不绝，道士杨世昌、同乡巢谷、诗僧参寥、画家米芾、琴师崔闲、开酒坊的潘丙、卖草药的郭遘……

苏轼就这样在黄州过起神仙般的小日子：

“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从此，前半生的苏轼，化茧成了苏东坡。

 

卢梭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锻炼，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

回归田园，在劳动后，心情会变得愉悦。一天，苏轼与几个朋友相约出游，不料天降急雨，众人都纷纷跑着找地方躲雨，只有苏轼一人在雨中拄着竹棍淡定前行。

 

过后，苏轼写下一首《定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流传千古的《定风波》就是这么来的。以至于后来离开黄州时，他的禅坐功夫已相当了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大雁在雪泥上踏过，会留下爪印。如同我们人生在世、留下的一点点印记。雪是会化掉的，泥也会干掉，就没有任何印记留下来了。

这四句话就像宿命一样，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写照。

 

前半生，学苏轼，学习他的工作哲学，可得“欣然”；学习他的处世哲学，可得“超脱”；学习他的做事哲学，可得“负责”。

后半生，学苏东坡，学习他的生命哲学，可得“清欢”；学习他的生活哲学，可得“趣味”；学习他的艺术哲学，可得“境界”。

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学苏东坡。

刘海粟（1896-1994），名槃，字季芳，号海翁。汉族，江苏常州人。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育，1912年与乌始光、张聿光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1949年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早年习油画，苍古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舞，气魄过人。晚年运用泼彩法，色彩绚丽，气格雄浑。历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

 

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儿。1917年，上海美专成绩展览会，陈列人体习作，某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刘海粟则干脆以“艺术叛徒”自号自励，一如西方“野兽派”之先例。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七届西画系的师生与人体女模特合影）

当年，刘大师因为在上海美专开模特和人体画作之风，招致物议与威胁，曾发出“我反抗！我反抗！我们的学校绝不停办！我刘海粟为艺术而生，也愿为艺术而死！我宁死也要坚持真理，绝不为威武所屈”的坚定誓言，表明自己艺术追求和不向世俗妥协的决心。

 

刘海粟 黄山奇峰图

争议：2005年，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人物周湘的孙儿周传写了万言长文，揭露“洋场恶少”刘海粟的劣迹：刘本纨袴子弟，1909年在光绪帝内廷画师周湘创办的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中学画两个多月，因调戏周宅一名丫头而被开除。

 

刘海粟 1976年作 荷花

刘海粟不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画家，不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画家，他的艺术血脉中，奔腾着的是“破坏”的血液，同时也是创造的血液。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刘海粟既是一位伟大，更确切的说是自大的“破坏”者，同时又是一位自大的创造者。

 

刘海粟 1978年作 天平观朝晖

正如柯灵先生题词：“治白话文学史，不能无胡适、陈独秀；治新文学史，不能无鲁迅；治新电影史，不能无夏衍；治新美术史，不能无刘海粟。”刘海粟在美术教育道路上的探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刘海粟 1981年作 黄山

 

刘海粟 1978年作 溪山鸿蒙图

刘海粟 1982年 黄山人字瀑

刘海粟 临江仙

 

刘海粟 1982年作 万松草堂

 

刘海粟 1982年作 黄山

 

刘海粟 1983年作 黄山

黄山是刘海粟最钟爱的名山，他一生十上黄山，作此画时已经六上黄山了，可以说，黄山的著名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黄山开阔了他的胸怀，而他回馈黄山的，便是大量黄山题材的画作。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他黄山题材创作的高峰之一，无论油画还是国画，都有丰硕成果。此图绘黄山散花坞烟雨风景，似乎曾有写生稿，画来了然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