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支笔
胜过十万毛瑟枪
三十功名袖两风
一箱珍藏纸几张
落落乾坤大布衣
一蓑烟雨任平生
于右任
（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
于右任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墓前哭着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
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于右任乃民国，
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
周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
论学： 民国首席草书大家，毛泽东最敬重的大才子；
于右任草书《岳飞诗满江红》
于右任为李宗仁书手卷
尺寸：31X240厘米
款署：李代总统德公正之于右任
藏印：李宗仁印，德邻。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神州日报》创刊后仅80天，因遭邻居失火之殃，整个报社毁于火灾。过了几个月，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被停刊后，再办《民吁日报》及《民立报》，5年期间绝不停止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1925年，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
于右任草书五言联——“明月一壶酒，清风万卷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于右任与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
于右任草书是怀素小草的继承和强化，其草书的意义在于，他第一个将魏碑和小草书打通成一片，为碑学开创出一个新境界，为后人开拓了一条新途径，使后来的习碑者避免了许多盲目的探索，为二十世纪碑派书法大师。
他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于右任为人写字，不看来者的职位与身份，标准是他喜不喜欢。
宋子文很喜欢于右任的字，特置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于右任拒绝。但他却为南京夫子庙大集成酒馆的女侍写了一副：“玉壶卖春茅屋赏雨，座中佳士左右修竹” 。
由于他的字值钱，到台后颇有一些落魄文人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要“严惩”，于右任关照“不要为难他们”。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
论道： 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家信才比缉捕公文先到，他闻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论品： 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
于右任祖籍是陕西省三原县，每次回乡探亲，都要在县城明德亭餐馆品尝地方风味菜点。于氏对这些菜点的制作技艺和风味特色倍加赞赏。他乘兴为该店挥写了“明德亭”匾额和“名厨师张荣”的题词，从而使这家创建于一九三一年的餐馆，蜚声遐迩，誉满三秦。
于右任、高仲渔、赵作栋在国民代表大会合影
1921年清明节，他亲临西安东关长乐坊徐仁福开设的徐记稠酒店。这酒店有由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醪糟”演变而来的黄桂稠酒。风味独特的美酒使这位书法大师为倾倒，饮后啧啧称赞，即兴挥毫书写了，“徐家黄桂稠酒店”。徐家将之制成牌匾，高悬店门之上，声誉大增，在古城传为佳话。
1947年夏，陕西师专第一届学生到教到南京观摩学习，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闻讯，特意邀请全体师生到他的寓所会见。接着，招呼大家聚餐：有凉粉、酿皮、凉面、扯面、醪槽、元宵、甑糕、烧饼、腊汁肉等各种陕西风味小吃，诸色纷呈，香气扑鼻。于氏让大家不拘一格，任意就餐，宛似今日的自助餐。师生们情绪活跃，欢声笑语不断。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论德： 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另一人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
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贵为国民党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 ”。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学校让穷人的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完全由他募集。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
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
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
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
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
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
据陪侍者云，于右任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鉴此，治丧委员会将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即《望大陆》）视作他的遗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在昏迷前，问老人家时，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