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致碑》，全称《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建于东汉建宁二年（一六九）五月。碑高九十七点三厘米，宽四十七点五厘米，隶书十九行，满行二十九字，有界格。一九九一年出土于河南偃师南蔡庄村，现存偃师市商城博物馆。东汉为隶书高峰期，碑版时刻留存至今者，皆为学术典范。《肥致碑》书法质朴平和，从容稳健，兼之出土晚近，字口锋芒如新发于硎。其笔致宛然，与同时期所建之《华山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等庙堂制作相比，书写意趣格外突出，全无雕琢修饰痕迹，堪称汉碑隶书之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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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是任何一位学书者都无法绕开的课题，无论是学书伊始，还是学书有成，临古无疑是支撑书艺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养料来源。

一、临古不厌

（一）临古不辍，终其一生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临古精勤，无所不涉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二、临古有法

临古的重要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毋庸多说，然临什么、怎么临等诸多问题，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方面，何绍基既体现出了对一些固有规律的遵循，又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拓出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

（一） 取法宽博，不囿时说

在临古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临什么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与临者的识见、审美、书学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密切相关。何绍基的取法之广突破了当时书坛盛行的书分南北与碑帖之争的思想笼罩，对被划为南派与帖派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与《黄庭经》等临习有加，显示出了超凡的胆识与眼光，马宗霍尝叹服其临作曰：“然余尝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

（二）篆分为本，诸体通会

从各种书体来看，何绍基临古中用功最多的当数篆分两种，特别是到晚年，更把临习各种金文、汉碑作为自己的日课。何绍基为何如此偏好篆分呢？这与其一贯秉持的书法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其师阮元《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有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即“篆隶遗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隶古遗意”、“古人遗法”。与之大同小异，何绍基也把古意作为考量自己书法的标准。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篆分之意。在不断的探索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因此，何绍基不仅大量地临习了前人的篆书、隶书，还独具慧眼地从前人的楷书、行书中汲取篆分之意。在何绍基看来，书法虽有多种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互相贯通。反过来，由于不断地贯通与整合，他手下的篆分也自然带有楷书、行书、草书的味道。

（三）由形到神，以意为尚

就临摹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有摹、临、读等层次，临又有实临、意临等区别。何绍基尝自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所谓摹勒、钩勒，即为临摹的初阶，在此时，当以形为尚。对于其钩摹上的功夫，王潜刚有记：“其手钩大字《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法华寺碑》，用功极勤。”现有何绍基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流传于世，谭延闿曾评此临曰：“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与原帖相较，此临对外形体势的把握非常到位，堪称实临的佳作。从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 “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之语，可知其于临摹并不尽临、摹，所谓“寂坐欣赏”即是读帖，读帖或可看作是对临、摹的重要补充。手持拓本，谛观细察，心领神会，任一己思想与拓本碰撞、交流，心里有了，再下笔临、摹，便自然会有收益。

（四）意有专属，大胆取舍

何绍基虽临古精勤，但并非盲目地死临，他特别注重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又曰：“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得之甚少，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当然要比囫囵吞枣式的什么都似像非像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深入地领会原作的真谛，也有助于更好地消化吸收。

三、临古致用

（一）六经注我，古为我用

何绍基尝言：“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能否自成家数应是何绍基临习书法最根本的归宿与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曰：“……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此语也说明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沿袭肖似，而是难在能否通过临摹自成一家。

（二）从临到创，临创一体

临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临摹本身分为多种方法，有实临、意临、通临、节临，等等，无论哪种方法，它们之间只是存在着方法的不同，而无孰优孰劣的区分。对于临习，何绍基的终极目的是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通过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如何从临摹自然过渡、升华到创作，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技术性问题。临创之间，并非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处理上均有适合自己的妙招。何绍基也不例外，他成功地化解了临创之间的转换性难题，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范例。

请看何绍基通临《华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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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尹默书《石鼓文序》

《石鼓文》为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刻于十个鼓形石上，故得名。每石有一首四言诗，内容是咏秦国君游猎之事，所以《石鼓文》又称“猎碣”文字。原石高约三尺，径二尺许，由于屡经兵火摧残，风雨侵蚀，故而漫漶颇甚。其中一石在宋代被改凿为臼，另一石也不存一字。

 

据郭沫若统计，《石鼓文》字形完全的有465字。《石鼓文》线条较金 文更加匀整圆润，字形结构较甲骨文和金文简单，整齐而略呈长方，平行线条多作排列装饰，严谨茂密，用笔圆劲挺拔，笔道遒劲凝重，字距、行距开阔均衡，疏朗如晴空星月，字大逾寸，气韵淳古，雄强浑厚，朴茂自然，颇受历代大家推崇，是入手大篆的极佳范本。明朱简《印章要论》说：“《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

数千年书史中，对《石鼓文》临习最多、最深且最有独到之处的当数吴昌硕。大凡评说吴昌硕，都要提到他临的《石鼓文》。《石鼓文》成全了吴昌硕，反过来，吴昌硕也使《石鼓文》的艺术价值得以发扬光大。从表现上来看，吴昌硕《石鼓文》是以临摹形式出现的，但很少有人以欣赏临作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石鼓文》。应该说，吴昌硕的《石鼓文》是一种有凭据的创作，体现了吴昌硕对《石鼓文》的独到理解，与其说临，不如说创。

 

图片为吴昌硕75岁时所作，和原版《石鼓文》面目已相差很大，既有古典形态，又有自家面目。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字形上由原版的略呈长方变成长方形，长宽比例接近黄金分割，为最佳结构形态；线条上由原版的平稳沉实变成了笔意流转、天趣飞动，线条虽圆实，但无草率油滑之意，都是扎实的篆书线条，有残破感，具金石气；结构上由原来的平正之姿转化为高低不平之势，字字飞动，呼之欲出；空间分割打破均衡，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用笔老辣苍迈，万毫齐力，充满霸悍之气；用墨上有浓枯湿润之分。这是吴昌硕借古开今的成功尝试。篆书属静态体势，吴昌硕能将篆书写得具有飞动之感和抒情之意，着实令后辈钦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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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是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记述了秦国君游猎之事，故又称“猎碣”。此刻石唐贞观时始被发现，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历经磨难、迁徙，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是汉字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过渡性书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石鼓文字体方整，端庄凝重，笔力劲健，章法匀称清朗，有雄浑朴茂的艺术美感，被历代书法家视为小篆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所藏中权本、先锋本、后劲本，均为北宋拓本，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漫漶，加之篆体不易辨认，令初学者无所适从。现以安氏所藏后劲本为蓝本，逐字释音，对释文做了今译（见附一），并将王福庵先生所书小篆石鼓文（个别字除外）对照排列，以便于学者临习。

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明代大收藏家安国的十种石鼓文拓本，自称十鼓斋。其中最佳者北宋拓三本，仿军兵三阵命名为《先锋》、《中权》、《后劲》秘藏之。这些均是世界上保存字数最多、最好的拓本，现皆流传到日本，藏于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

《石鼓文》二玄社中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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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古老的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姚元之(1773-1852) 临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下面，书思给大家整理并讲解《石鼓文》学习方法：

一、横画

先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藏锋逆入，中锋运笔，匀速行笔，走笔时有提有按，提按相间，在笔画的中央从左向右均匀平稳地运行，至收笔处提笔圆转，缓慢收锋，使归于画中。要求端若引绳，起止无迹。画有长横、短横，其法相当。

二、竖画

先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藏锋逆入，中锋运笔，使笔由上而下垂直运行，走笔时有提有按，在笔画的中央从上向下平稳运行，至收笔处提笔圆转，从右向左缓慢收锋使归于画中。要求振动下行，所谓鳞勒之笔，竖有长竖、短竖，其法相当。

三、横弯画

先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藏锋逆入，中锋运笔，从左向右均匀平稳地运行，至弯处笔管外揠，作转后，中锋下行，至收笔处提笔圆转。相当于横画与竖画以外拓法相交合。

四、竖弯画

先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藏锋逆入，中锋下行，至转笔处笔管外揠，提笔右行，至收笔处提笔圆转，收锋归入画中。相当于竖画与横画以外拓法相交合。

五、左右弧画

（1）相向式左右弧：用笔过程相当于竖画，写左弧时笔管微向右揠，写右弧时笔管微向左揠。写出后字形与括号相似。

（2）相背式左右弧：将上述的左右弧变成右左弧，即先写右弧后写左弧。注意运笔至弯曲处时，笔力随腕使转，平稳过度。

六、上下弧画

(1)相向式上下弧:上下弧的运笔相当于基本相当于横画，所不同者，写上弧时，藏锋入笔后，笔管微向左揠，右肘向外撑开，笔随腕外转；写下弧时笔管微向右揠，笔随腕内转。

（2）相背式上下弧：与相向时上下弧的写法相同，只要将上下颠倒过来，使上弧在下、下弧在上即可。

七、圆弧画

圆弧笔画相当于左右弧画对接在一起的样子，先写左弧，弯度较大，注意保持中锋饱满，再写右弧，也是弯度较大。所需注意者，一是藏锋起笔，二是弯转圆和，三是接笔处需焊接到位，不留痕迹，四是保持点画婉转流畅。

八、S形弧画

这种弧画看起来有点繁难，实际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把它看作是左竖弯、右竖弯和左竖弯的结合就可以了。藏锋入笔后，运用腕力左右使转，中间不要间歇停顿，笔锋始终在笔画的中央运行，至弯曲处时，须将笔锋轻提，旋转的角度应当控制平稳，注意保持点画的婉转流畅。如果感到一次运笔有困难，可以分两次运笔，但要特别注意两次运笔之间的衔接，不能出现接口的痕迹，也就是说，要把下一次运笔的起笔起到上一画的里面去，如同焊接在一起的一样。

九、宝盖头

篆书的宝盖头是自中央向左右两边分张扩展出来的，如同一个大屋顶。先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自中间逆锋起笔，做圆势，略下行。转腕向左，至字之左半尽处外拓向下，略向内弯，至下向左圆收；再自上面中间逆锋起笔，向右行至字之右半尽处，提笔外拓转弯，略向内弯，至下向右圆收。所应注意者在于左右对衬，两边做弯，不宜用折。

十、弓字形

这是练习篆书转弯的根本笔法，以五字执笔法执笔，藏锋逆入，笔管左揠向右运笔，以逆势至横尽处右弯，快速提笔右揠左弯，行笔至横尽处，外拓下弯，再快速提笔左揠右弯后行笔于画半处右揠下弯，略向左提笔出锋。所应注意者，画不能粗，以细劲为上，手腕要活，左右运腕自然流转，多用提笔，轻而有力，浑劲苍茫。

据《扬州晚报》2016年9月3日文章，清代的阮元曾藏三名碑于阮氏祠堂，其中三碑刻为秦代《泰山碑》、东汉《华山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此三碑被阮元列入“金石十件”之中。又有人称为“阮氏三宝”。据资料记载，阮元还曾摹刻过先秦时期的《石鼓文》，书法界称此为籀文的代表。

篆书（甲骨文和象形文字）也是汉字的肇始。至今发现的先秦刻石文字遗存，最早的要属《石鼓文》，在书法史上属于大篆，也称“籀文”。该刻石于唐初被发现。原石作鼓形，共十石，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田猎之事，故又称“猎碣”。曾被弃于陈仓云野，故又称“陈仓十碣”。原石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历经辗转，今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以拓本行世。阮元曾就《石鼓文》拓本摹刻，置于扬州。

嘉庆二年（1797）夏，阮元细审天一阁藏北宋《石鼓文》拓本。“（阮）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复参议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以书意，刻为十石，除重文不计，凡可辨识者四百七十二字……”（《杭州—扬州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跋》）。

阮元记曰：“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文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赵孟頫）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芑堂（张燕昌）曾双钩刻石于家。余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属芑堂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至于刀凿所施，运以意匠，精神形迹，混而愈全，则扬州江墨君德地所为也。”据此可知，后摹刻时，刻工之一有扬州人江德地，而且刻工尤其精湛。江德地，字墨君，仪征人。善隶古，工篆刻。吴隐《广印人传》有传。又载：“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之杭州府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金石十记》）可知是年， 扬州当有摹刻的“石鼓”十石，“置于扬州府学明伦堂”，但今以无从考。

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扬州太守伊秉绶嘱重刻石鼓十石于扬州学府。并有文《扬州府学重刻石鼓跋》云：“岐阳石鼓文，惟宁波天一阁藏北宋拓较今本完好之字为多，阮中丞芸台学生视学浙江时曾刻置杭州学府。今重摹十石，置之扬州府学。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世也。”以此表明，扬州确实藏有摹刻的“石鼓” 十石。

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阮元又摹刻《石鼓文》于扬州明伦堂。

至今著述与研究《石鼓文》者凡百十余家。该刻石文字多残损，至北宋欧阳修所录时，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钦“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存“四百二十二”字，清时扬州府学所置之石，则是以“天一阁”所藏为底本所摹刻。

据《扬州晚报》2016年09月03日刊文称，“然而天一阁《石鼓文》宋代拓本已毁于火，另有宋拓本藏于日本。今天在扬州竟见不到所摹‘石鼓’十石之一，亦未见早期拓本留存于此，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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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书友分享一份《仪徵阮氏重抚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文件，原本藏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字口清晰，摹刻精良

特此分享，以补遗憾

（附送高清福利）

仪徵阮氏重抚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清.张燕昌书丹.吴厚生、江德地摹勒.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清嘉庆2年（1797）阮元原刻经摺装初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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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羲之及其《十七帖》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非常独特。因为经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力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确认为古代书法艺术的典范。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地位一直非常牢固，人们将他尊为“书圣”和中国书法文化的代表。

《十七帖》是一部汇帖，以第一帖首二字“十七”名之。凡27帖，134行，1166字。其中的一些帖尚有摹本墨迹传世，如《远宦帖》、《游目帖》等。据载：唐太宗好右军书，搜集王书凡三千纸，率皆以一丈二尺为一卷，《十七帖》即其中的一卷。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云：“《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煊赫著名帖也。”此载略与今传本异。摹刻本甚多，传世拓本最著名的有明邢侗藏本、文徵明朱释本、吴宽本、姜宸英藏本等。唐蔡希综《法书论》说：“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唐宋以来，《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它在草书中的地位可以相当于行书中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南宋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全帖行行分明，但左右之间字势相顾；字与字之间偶有牵带，但以断为主，形断神续，行气贯通；字形大小、疏密错落有致，真所谓“状若断还连，势如斜而反直”。

《十七帖》用笔方圆并用，寓方于圆，藏折于转，而圆转处，含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外标冲融而内含清刚，简洁练达而动静得宜，这些可以说是习草者必须领略的境界与法门。

二、《十七帖》的笔法

1、独点。独点一般为字的上点，或在字的外廓。起笔以尖锋人纸，向右下方顺势下按收笔。或空收，如“示”字；或下按后向左下方折转，顺势收锋，如“外”字。

2、两点。这种点横向如“孙”字右部两点，左右呼应，前一点的收笔要与后一点的起笔在笔势上相一致；或为纵向，如“言”字上面的两点，并不强调呼应关系，而是意态独立，但要避免重复，或差异太大。

3、多点。草书中一些字都有三点以上，“不”字上点独立，下面的两点形成照应关系，书写的要求与前面所说的横向两点—致。

4、长横。草书中出现的长横相对较少。长横很醒目，如多用则与草书整篇的流动睦相抵触。王羲之草书中的长横起笔一般露锋，行笔或由粗变细，或由细变粗，过渡自然。收笔或空收，或换锋下按，再向左下方收笔。如“廿”二字。

5、短竖。《十七帖》中短竖的写法也多种多样。如“顺”字的三竖长短相差很小，但中间一竖的起笔呈方形，与左右两竖形成差异。短竖的起笔多变，有时还有曲头的，如“土”字。

6、垂露竖。这种竖画也并不是干篇一律的一个形态，如“杨”字的竖画形成曲头，“粗”字的竖画写得浑厚有力，收笔圆中带方。

7、悬针竖。《十七帖》中的竖画也是千姿百态，如“情”字左边的长竖呈弧形，上圆下方，并逐渐加粗，“耳”字的竖中段开始向左倾斜，收笔呈针状。

8、短撇。《十七帖》中，短撇有两种形态：一种起笔为方切式的，收笔出锋，如“年”字；一种是尖锋起笔、收笔呈方形的，如“悠”字。短撇行笔宜利落，不宜迟疑。

9、直撇。直撇在王羲之的草书中经常出现，形态大体一致，但其中也有些差异。有的撇以刚劲称胜，如“省”字；有的挺拔，如“既”字；有的柔中带刚，如“及”字。

10、短捺。其形状如长点，起笔、收笔都要出锋，形成两头尖的特征。附图中“彼”字的短捺上侧呈弧形，下侧弧度较小；“来”字的捺收笔时逐渐加力；“火”字的捺画不带弧度，中间粗，两头细，形如纺锤。

11、波磔捺。如“成”字，其捺画带有章草捺画的特征，即有一定的波磔。

12、带钩捺。《十七帖》中的一些捺画，出现了转折所带出的钩法，并与下一个字的笔势形成连带关系。如“获”字，在转折时要将笔锋包裹住，再顺势向左带出；“人”字在转折时停顿下按，再向左带出。

13、短钩。这些钩的转折处多轻盈灵便，如“来”字，转折时提笔拢锋，然后向左轻轻勾出，不要写出像楷书那样粗重的钩来。“尔”字的钩在转折时不需提笔，而是用笔锋包裹住，然后乘势向左拢锋勾出。

14、挑钩。这些挑钩是章草字形留下来的痕迹。“武”字在写挑钩时有停顿下按然后上挑拢锋的动作，显得厚重、沉着。“足”字的挑钩不需停顿，而是在转换方向时顺势上提。

15、圆转。使转是草书中最常见的笔法，分圆转与方折两种。“眉”字中的第一笔拐弯处属圆转，书写时要拢住笔锋，转时行笔要放慢速度。“安”字中的平宝盖也是圆转用笔，只不过转时角度较大。

16、方折。古人草书圆转与方忻并用。如“迟”宇开始的两处拐弯，就是典型的方折。这种笔法要求在拐弯处转换笔的方向重新起笔，下按后再行进。转折时须注意笔画衔接，以防脱节。

17、转折。转与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字的转弯处转、折兼蓄。如“同”字的右上角似方而圆；“事”字多处转弯，不露圭角；“周”字的转弯处也是圆中带方。

明 董其昌 临十七帖 故宫博物院藏

经典回顾：明代书法

明 董其昌 《临十七帖》

纸本

纵：24.6厘米，横：21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临十七帖》，纸本，纵24.6厘米，横216厘米。内容包括楷书2段：《洛神赋》、《景福殿赋》，草书5段：临《十七帖》1段、临《淳化阁帖》4段，以及自书行楷释文。款署“戊申”，当系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年董其昌54岁。

董其昌（1555-1636），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董其昌书法精选(18张)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征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