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文：德以精灵降，时膺梦寐求。苍生谢安石，天子富人侯。尊俎资高论，岩廊挹大猷。相门连户牖，卿族嗣弓裘。豁达云开霁，清明月映秋。能为吉甫颂，善用子房筹。阶砌思攀陟，门阑尚阻修。高山不易仰，大匠本难投。迹与松乔合，心缘启沃留。公才山吏部，书癖杜荆州。幸沐千年圣，何辞一尉休。折腰知宠辱，回首见沉浮。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去此从黄绶，归欤任白头。风尘与霄汉，瞻望日悠悠。
文徵明是一位各体兼善的书法家，其在世之时，书名便已倾动海内外。文徵明《草书诗卷》，纸本，纵20.9厘米，横11厘米。书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时年60岁。文徵明草书师法怀素、黄庭坚而能遗其貌，取其神。本卷草书，点画苍劲有力，结体开展奔放、张弛有致，整幅作品上下呼应，左右映带，血脉相通，气贯神溢，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佳作。
释文：湖光披素练。野色涨青烟。一雨树如沐。千林花欲燃。僧归白莲社。人载木兰舡(同[船])。行乐须春早。山头有杜鹃。笠泽雨初收。沿涧弄小舟。浦穷天忽展。日出水争流。窈窕穿桃坞。纵横见橘洲。浮来青百叠。仿佛镜中沤。嘉靖己丑春尽日。书于停云馆中。徵明。
三蛙图
纸本水墨 纵二二·三厘米 横二六·五厘米
题识：白石
钤印：老白
齐白石
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原名纯芝，号渭青，又号兰亭。二七岁时，一八八九，又取名璜，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 后以号行称齐白石 别署还有寄园、齐伯子画隐、红豆生、寄幻仙奴、木居士、木人、老木、寄萍、老萍、萍翁、寄萍堂主人、杏子坞老民、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三百石印富翁、齐大、老齐郎、老白等。湖南省湘潭县人。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葡萄蚱蜢图
纸本设色 纵七六·五厘米 横四七·八厘米
创作年代：一九二二年
题识：老夫自笑太痴顽 独立西风上鬓端 食尽葡萄不归去 虫声断续在藤间 壬戌四月为斗秋先生画并题 弟齐璜白石翁 胡安慎题识 一架藤阴满院凉 年年闲杀好秋光 鸣虫 一作吟蛩 断响心先冷饱食辛酸世味长 斗秋弟正题 石安翁
钤印：白石翁 胡安慎印
玉兰图
纸本设色 纵一六六厘米 横七三·五厘米
创作年代：一九二三年
题识：仲华仁兄先生雅正 癸亥五月 齐璜造于京师
钤印：木居士 白石翁 收藏印
菖蒲芦虾图
纸本水墨 纵一零三厘米 横三三·五厘米
题识：五十年前作小娃 棉花为饵芦虾 今朝画此头全白 记得菖蒲是此花 饵字下有钓字 白石山翁并题
钤印：白石翁 收藏印
晚霞图
纸本设色 纵三一·二厘米 横三四·五厘米
题识：白石山翁齐璜 翔欣仁兄雅正 璜
断角悲笳故国思 七年归去梦迟迟 有人若问湘江事 闻道天霞似旧时 山翁又题 时居燕京
钤印：阿芝 木居士 白石翁 老齐
山居图
纸本设色 纵二一厘米 横三二·七厘米
题识：白石山翁
钤印：白石翁
群蟹图
纸本水墨 纵一三五·五厘米 横三三·五厘米
创作年代：一九二四年
题识：寄萍堂上老人画于旧京借山馆中 时癸亥冬十二月也
钤印：齐白石
按：农历癸亥 一九二三年 十二月为公历一九二四年初
菊石图
纸本设色 纵二一九厘米 横四五·五厘米
创作年代 一九二三年
题识：癸亥十月 齐璜
钤印：木居士 白石翁
菊花草虫图
纸本设色 纵六八·五厘米 横一八·一厘米
题识：东乡女弟以画寄呈 有工 功 力未到处 画此示之 并与艳生弟一观 有如面晤老翁也 白石老翁并记于京华
钤印：阿芝
慈姑双鸭图
纸本水墨 纵一三五厘米 横三三·五厘米
创作年代：一九二二年
题识：居于北地者皆言数十年来之热 今年为最 余挥汗画此 壬戌
钤印：白石翁 木居士 齐白石
情之所致，昭昭千古;
未值浓时，明月前身。
吴昌硕少年时期曾与一章氏女子订下婚约，可惜还未过门，章氏便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战乱中不幸亡故，令吴昌硕非常悲伤，由于时逢乱局，倡促间将其妻草草安葬于故居附近，待战乱过后，吴昌硕回到故里，欲厚葬其妻，然物是人非，经过多年的战乱，早已寻不着亡妻之墓，悲痛欲绝。吴昌硕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对前妻的怀念之情始终难以磨灭。
四十一岁那年，他在苏州寓所梦见了分别了二十多年的章夫人，曾有《感梦》一诗记之。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吴昌硕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1909年再一次与章夫人相会于梦境，带着对亡妻深深的悼念，吴昌硕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并在印侧造章夫人背影像，有侧款曰：“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岳记”。
据说此印是吴昌硕边哭边刻，及至情深处， 几乎不能运刀，后在友人帮助下，勉强完成，可以说该印是感情铸就的，其中味道，其是我辈初赏所能体会?
“明月前身”四字出于唐人司空图的《诗品廿四则》中“洗练”一篇。原诗为：
如矿出金，如铅出银。
超心炼冶，绝爱缁磷。
空潭泻春，古镜照神。
体素储洁，乘月返真。
载瞻星辰，载歌幽人。
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中国画术语。谓山水画的十二忌病。元代饶自然在《山水家法》提出此说：一、布置迫塞;二、远近不分;三、山无气脉;四、水无源流;五、境无夷险;六、路无出入;七、石止一面;八。树少四枝;九、人物伛偻;十、楼阁错杂;十一、滃淡失宜;十二、点染无法。山水画中布置楼阁，错杂曲折，反可顾盼生姿，饶氏以为忌者，乃指以界画楼阁为主的画材而言。
◇八格
中国画术语。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提出：“凡画有八格：石老而润，水净而明，山要崔巍，泉宜洒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也。”
◇七候
中国画术语。清代戴熙《习苦斋画絮》提出：“作画须得七候：一、精楮(纸);二、笔与手称;三、色墨净;四、新游山水，或新见名迹;五、索画者工赏鉴;六、意兴;七、工夫当不生不熟之际。七候备而后佳构成。”
◇六气
中国画术语。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提出：“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仗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描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恶不可耐。”
◇六长
中国画术语。对绘画技法所举的六种长处。有两说：一是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提出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所谓六长者：粗卤求笔一也，僻涩求才二也，细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无墨求染五也，平画求长六也。”二是清代王昱《东庄论画》：“画有六长：气骨古雅、神韵秀逸、使笔无痕、用墨精彩、布局变化、设色高华是也，六者一有未备，终不得为高手。”
◇六要
中国画术语。对绘画创作提出的六个要求。有两说：一是五代梁荆浩《笔法记》：“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一作遗)不俗;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笔者，虽依法则，运转变通，不质不形，如飞如动;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二是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提出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所谓六要者，气韵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变异合理三也，彩绘有泽四也，去来自然五也，师学舍短六也。”
◇六法
中国画术语。品评人物画的六项标准，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所举“六法”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一作传模移写)。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列为首要之法。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则认为“以六法言，当以经营为第一，用笔次之，赋彩又次之，传模应不在内，而气韵则画成后得之，一举笔即谋气韵，从何着手?以气韵为第一乃赏鉴家言，非作家法也。”其后论者益众，并逐渐应用到山水、花鸟等画科，且已习惯地成为“中国画”的代名词。现代钱钟书重新作了标点：“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模写是也”。(《管锥编》第四卷)
◇四难
中国画术语，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谓：“画有四难：笔少画多，一准也;境显意深，二难也;险不入怪，平不类弱，三难也;经营惨淡，结构自然，四难也。”
◇三到
中国画术语。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谓：“画有三到：理也，气也，趣也。非是三者，不能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于平中求奇，纯绵裹铁，虚实相生。”
◇三病
中国画术语，指用笔的三种疵病。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用笔得失》，“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曰版(板)，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状物平褊，不能圆浑也;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钩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也。”中国画重视用笔，重视线条美，画中若无线条美，谓之“无笔”。
◇三品
中国画术语。指品评书画艺术的三个等级，即神品、妙品。能品。唐代张怀瓘《书断》评历代书法家，立神、妙、能三品，源于南朝梁庾肩吾《书品》的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共为九例);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以此评画，元代夏文彦、明代王世贞沿袭之。又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援李嗣真《书后品》在上、中、下三等九品之外立逸品。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记》则分逸、神、妙、能四格。谓“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由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拨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宋徽宗赵佶评画，以神、逸，妙、能为序。清代黄钺细分至二十四品。三绝中国书画术语，有两说：一是诗、书、画三者都有很高成就称为“三绝”。唐玄宗李隆基曾题字于郑虔的山水画上曰“郑虔三绝”。二是在画史上，东晋顾恺之被称为“三绝”，《晋书》顾恺之本传，称顾具有“才绝、画绝、痴绝”。明清间，也有把“才绝、画绝、书绝”称为“三绝”的。
◇立意
中国画术语。指画家对客观事物反复观察而获得丰富的主题思想。唐代王维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张彦远也说：“意在笔先，画尽意在。”“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立意有高低深浅之分。清代王原祁说：“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虽渲染周致，终属隔膜。”
◇位置
中国画术语。所谓“经营位置”，即指绘画构图布局中要配置适宜，匠心独运。清代王昱《东庄论画》谓：“作画先定位置。何谓位置?阴阳、向背、纵横、起伏、开合、锁结、回抱、勾托、过接、映带，须跌宕欹侧，舒卷自如。”
◇起结
中国画术语。指绘画构图时起手要宽以起势，紧以归结，有全局观点，不局限于一角，务得通盘贯气的局势。清代王昱《东庄论画》说：“凡画之起结，最为紧要。一起如奔马绝尘，须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势。一结如万流归海，收得尽，而又有尽而不尽之意。”张风论画：“善棋者落落布子，声东击西，渐渐收拾，遂使段段皆赢，此弈家之善用松也。画也莫妙于用松，疎疎布置，渐次逐层点染，遂能潇洒深秀。”(《玉几山房画外录》)
◇胸有成竹
中国画术语。北宋文同(字与可)主张画竹必先“胸有成竹”。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自称系“与可之教予如此。”又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竹三首》诗中，赞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晁补之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中，也有“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之句。所谓“胸有成竹”，乃言画家创稿之前，对形象塑造、构图布局已有成熟的构思，故能“一发而得其妙解”。
◇迁想妙得
中国画术语。东晋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与西晋陆机《文赋》中所谓“浮藻联翩”含意相若。但“迁想”比之“联想”更广泛，更有目的性，画家的“想象力”出于“迁想”，也是画家“神思”的基础。故历来论中国画学的“气韵生动”，赖“迁想妙得”有以致之。
◇惜墨如金
中国画术语。意即用墨要恰如其分，不可任意挥霍，尽可能做到用墨不多而表现丰富。相传北宋山水画家李成“惜墨如金”，所画寒林，以渴笔画枯枝，树身只以淡墨拖抹，但在画面上，仍然获得“山林薮泽、平远险易”的效果。清代吴历曾说：“泼墨、惜墨，画家用墨之微妙，泼者气磅礴，惜者骨疏秀。”钱杜说：“云林(倪瓒)惜墨如金，盖用笔轻而松，燥锋多，润笔少，以皴擦胜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云烟，迂翁又何尝顷刻离是法哉!特不肯用湿笔重墨耳。”(《松壶画忆》)都阐述了“惜墨如金”的含义和作用。
◇意到笔不到
中国画术语。指画贵含蓄，笔虽未到，却能在意境中得之。唐代张彦远论吴道子画：“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北宋苏轼跋赵云子画：”笔略到而意已俱。”清代恽寿平说：“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技已。”意与笔的关系即虚与实的关系，用笔实处见虚，虚处见实，乃臻“通体皆灵”之妙。
◇解衣盘礴
中国画术语。解衣，即袒胸露臂;盘礴，即随便席地盘坐。意欲全神贯注于绘画。《庄子•田子方》载：“昔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砥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赢(同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清代恽寿平亦说：“作画须有解衣盘礴，旁若无人，然后化机在手，元气狼籍。”
◇形似
与“神似”对称。中国画术语。指艺术作品的外在特征。战国荀况有“形具而神生”之说。南朝齐范缜亦有“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之说。形似与神似是统一的。南朝宋宗炳虽主“万趣融其神思”，仍然坚持“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东晋顾恺之说得更明确，即所渭“以形写神”。清代邹一桂说：“未有形不似反得其神者。”故“形似”为绘画的始基。但于形似中求神采，仍为艺术造形之终极。参见“神似”。
◇神似
与“形似”对称，中国画术语。指主客观相统一，由事物的表象到意象的深化。即“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质”。北宋苏拭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之说。袁文曰，“作画形易而神难。形者具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体，学画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过人，有不能为者。”黄休复论“六法”云：“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其“气韵”即“神似”。晁以道、杨慎、李贽等，皆有阐述，“画不徒写形，正要形神在”。故”形神兼备”是绘画艺术的定论。参见“形似”。
◇不似之似
中国画术语。指画家笔下的艺术形象，不只是照搬客观物象，而有所概括、取舍、调节，以求收到比生活更高的艺术效果。初见于明代沈颢《画麈》：“似而不似，不似而似。”清代石涛题诗亦有：“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神奇懵懂间，不似似之当下拜。”现代齐白石说的“不似之似”，即石涛说的“不似似之”。黄宾虹说：“绝似物象者与绝不似物象者，皆欺世盗名之画，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傅抱石曾列作画程序：不似(入手)——似(经过)——不似(最后)。(《中国绘画理论》)
◇败墙张索
中国画术语。指壁痕如画，引人“迁想妙得”。语出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仁宗天圣(1023一1031)间图画院祗候陈用之，患其山水画不及古人，求教于度支员外郎宋迪，迪曰：“此不难耳。汝当张(挂)索(白纸)于败墙，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索见败墙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神领意造，恍然有人禽草木飞动，则随意命笔，自然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日进。郭熙见杨惠之塑山水壁，亦有所感，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问，于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以楼阁、人物之属，宛然天成，谓之“影壁”。此法实即“败墙张素”之余意。
◇谨毛失貌
国画术语。西汉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提到“寻常之外，画者谨毛而失貌”。意谓作画不能细逐微毛，若然，便会使画面的大貌(整体)有失。清代王昱说：“画失大貌为大失，失细节为小失，小失易改，大失难救，画者不宜不慎。”
◇吴装
亦称“吴家样”。中国画的一种淡着色风格。相传始于唐吴道子的人物画，故名。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吴生设色》：“尝观(吴道子)所画墙壁卷轴，落笔雄劲而敷彩简淡;或有墙壁间设色重处，多是后人装饰。至今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夹注：雕塑之像，亦有吴装)。”后来引伸其义称浅绛山水画为“吴装”。
◇曹衣
中国画术语。指两种相对的衣服褶纹表现程式。相传唐代吴道子画人物，笔势圆转，衣服飘举;而北朝齐曹仲达画佛像，笔法稠密重叠，衣服紧窄，后人因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这两种著名的描法，也流行于古代雕塑和铸像。一说曹指三国吴的曹不兴，吴指南朝宋的吴* 。见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
◇春蚕吐丝
中国画术语。用于形容线描人物画的特征。论者称顾恺之的线描，宛如“春蚕吐丝”。意能画出细韧柔和，连绵不辍的性能。与铁线描的感觉不同，前者柔荑，后者刚挺。
◇九朽一罢
中国画术语。古人说：画家于人物，必“九朽一罢”。即先以朽笔(如柳条木炭)钩划形状，数次修改，故曰。“九朽”《“九朽”谓其多次);继以墨线描成，故曰“一罢。”北宋周纯则以书法“落笔便成”而主张绘画亦要“一气呵成”;“书画同一关捩，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耶?”但清代盛大士却认为：“今人每以不用朽笔为能事，其实画之工拙，岂在朽不朽乎?”(《溪山卧游录》)
◇粉本
中国古代绘画施粉上样的稿本。唐代吴道子曾于大同殿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玄宗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其法有二：一是用针按画稿墨线密刺小孔，把粉扑入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点作画。二是在画稿反面涂以白垩、土粉之类，用簪钗按正面墨线描传于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痕落墨。后引伸为对一般画稿的称谓。
◇小品
亦名“宋人小品”。中国画术语。语出佛经，佛家称样本为“大品”，简本为“小品”。中国画小品盛行于宋代，徽宗赵佶建成龙德宫，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一说这是屏风上的饰图，有方有圆，每屏嵌十多幅。圆型的常用纨扇嵌入。一说乃壁画的粉本，虽小也不轻心率意。南朝宋宗炳谓：“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也正如唐代王维所说“咫尸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亦有人说是灯片和窗纱上用的饰图。“宋人小品”画也与“六朝小品”文一样具有小中见大、隽永警辟的特色，是宋代绘画艺术的缩影。
◇临摹
中国书画术语。学习书画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序言提出“六法”，第六条为“传移模写”，唐代张彦远说：“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笔踪。”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认为：临与摹有严格区别，“两者迥殊，不可乱也”。说临是对着他人之作，观其形势而照着写或画。故置字帖于旁，仿其笔画，称之为“临帖”;若置古画于旁，仿其用笔用色称之为“临画”。摹是以薄纸(透明纸)覆在他人作品上，随其细大而搨之。后人对“临摹”用语，大都含这两种意思，不强调“临”与“摹”的区别。明末唐志契说：“临摹最易，神气难得，师其意而不师其迹，乃真临摹也。”清代笪重光说：“画工有其形而气韵不生，士夫得其意，而位置不稳。”故师古人之意而未必拘其迹，斯称善临摹者。
◇书画同源
中国书画术语。意为中国绘画和中国书法关系密切，两者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在画史上，以先秦诸子的所谓：“何图洛书”为书画同源的依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此为最早的“书画同源”说。《殷契》古文，其体制间架，既是书法，又是图画，近人郑午昌说“是可谓书画混合时代”。
◇金错刀
写字、绘画的一种技法。《谈荟》：“南唐李后主(李煜)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宣和画谱》：“后主又作金错刀画，亦清爽不凡，另为一格法，后主金错书用一笔三过之法，晚年变而为画，故颤掣乃如书法。”按《法书要录》也有金错刀书一体。李煜书画，已不存世，而后人颇有仿之者，《图绘宝鉴》、《东图元览》载有：“孙尚子，善为颤笔，见于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诸处，皆若颤动。”
◇款识
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汉书•郊祀志下》：“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此外还有三说;-、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字突起者。二、款在外，识在内。三、花纹为款，篆刻为识。均见《通雅》卷三十三所引。后世在书、画上标题姓名，也称“款识”、“题款”或“款题”。画上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代，始记年月，也仅细楷，书不两行。惟苏轼有人行楷，或跋语三五行。元人从款识姓名年月发展到诗文题跋，有百余字者。至明清题跋之风大盛，至今不衰。
◇题跋
写在书籍、字画、碑帖等前面的文字叫“题”，后面的文字叫“跋”。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足部》谓：“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一般乃指书、画、书籍上的题识之辞，内容为标题、品评、考订、记事之类，体裁有散文、诗、词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载：“唐昭宗幸华州，作《菩萨蛮》辞三章，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予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对画幅上的题跋，清代王概《芥子园画传》说：“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耳，至倪云林字法遒逸，或诗尾用跋，或跋后系诗，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笔法洒落，徐文长诗歌奇横，陈白阳题志精卓，每侵画位，翻多奇趣”，元代以来，在画上题书诗文已成为中国画作品上增添诗情画意的一种艺术手段。
◇黄荃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为五代花鸟画派的一支，代表画家黄筌。黄居西蜀画院统治地位，入宋后，画风延续将近一百年，当时花鸟画无不以“黄家体制为准”。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论黄、徐体异”时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并指出黄派之画多写禁中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工整，设色堂皇。此派画法，以细挺的墨线钩出轮廓，然后填彩，即所谓“钩填法”。后人评为“钩勒填彩，旨趣浓艳”。
◇徐熙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为五代花鸟画派的一支，代表画家徐熙。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论黄、徐体异”时说：“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又说：“徐熙江南处士”，“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此派多作粗笔浓墨，略施杂彩，而笔迹不隐，素有“落墨花”之称。参见“落墨”。
◇北方山水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中国山水画至北宋初，始分北方派系和江南派系，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又说：”夫气象萧疎，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李、关、范的画风，风靡齐、鲁，影响关、陕，实力北方山水画派之宗师。
◇南方山水画派
亦称“江南山水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董源，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法，皆臻妙理。”米芾《画史》也说：“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此派以董源和巨然为一代宗师，世称“董巨”。惠崇和赵令穰的小景，为此派支流。米芾父子的“米派云山”，画京口一带景色，显出此派新貌。南宋末法常(牧溪)和若芬(玉涧)等，皆属南画体系，至元代而大盛。
◇米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所绘之画。画史上称“大米“、”小米”，或名“二米”。米芾尝与李公麟论古今山水，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自称“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中国的传统山水画，用笔多以线条为主，米芾则以卧笔横点成块面，称“落茄法”，打破了线条成规。其特点，能表达烟雨云雾、迷茫奇幻的景趣，世称“米氏云山”。友仁继承和发展家传，善画无根树、朦胧云，每喜自题“元晖戏笔”。因父子均居襄阳和镇江，对潇、湘二水和金、焦二山自然景色特别陶醉，故能画出水气蒸郁、烟雾弥漫的妙趣。此派为大写意风格，南宋牧溪、元代高克恭、方从义等皆师之，对后世影响甚大。
◇湖州竹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画竹原以唐代萧悦、五代丁谦最有名，但无画迹传世。北宋文同、苏轼以画竹著于时。元丰元年(1078)文同奉命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太守，未到任，病故陈州(今河南淮阳);苏拭接任湖州太守，未几坐狱贬黄州。他们虽籍隶四川，但画史上皆谓为“湖州竹派”始祖。米芾论及：文、苏画竹特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元代画竹成风，李衎、赵孟睢⒏呖斯А⑽庹颉⒖戮潘嫉龋际呛州竹派继承者，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儒撰《湖州竹派》一卷，凡二十五人，系辑录《画史》、《画继》、《图绘宝鉴》等书而成。
◇常州画派
亦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毗陵、武进皆为江苏常州的古地名。始于北宋居宁，南宋於青言，元代於务道，明代孙龙，清代唐于光、恽寿平等，皆属之。祖述徐崇嗣、赵昌的没骨法，以草虫、花卉写生为胜。居宁画迹不复可见，据梅尧臣(1002一1060)诗：“宁公实神授，坐使群辈伏。”居宁草虫似属禅林墨戏一路。孙龙受其影响。於氏祖孙画迹亦失传，日本知恩院藏有南宋於子明《莲花图》对幅，钤有“毗陵於子”印，或即於青言之作。恽寿平与唐于光实源出於氏。恽寿平尝言：“余与唐匹士(于光之号)研思写生，每论黄筌过于工丽，赵昌未脱刻画，徐熙无径辙可得，殆难取则。”恽、唐花卉写生，多空灵之感，是徐崇嗣没骨法的继承者，世称“恽派”，对后世影响甚大。
◇毗陵画派
即“常州画派”。
◇武进画派
即“常州画派”。
◇吴门画派
简称“吴门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沈周与其学生文徵明，画山水崇尚北宋和元代，与取法南宋的浙派风格不同，盛行于明代中期，从学者甚众，著名的有文伯仁、文嘉、陈道复、王榖祥、陆治、钱榖等，他们均为苏州府人，苏州别名“吴门”，因称。在当时画坛占有重要地位。
◇吴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中、晚期的代表画派。明中期的画坛以“吴门画派”为首，晚期则推崇“松江画派”。松江原属吴地，后人遂合称两派为“吴派”。在太湖流域一带风靡一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陈继儒、周天球、莫是龙、李日华、项圣谟、卞文瑜等，董、陈两人为此派中坚。
◇松江画派
简称“松江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晚明松江府治(今属上海市)下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画派”;三是顾正谊及其子侄辈，称“华亭画派”。其中“苏松派”和“云间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风格互有影响，故总称“松江派”。当时董其昌的书画，为一时之宗;与陈继儒并称于世。
◇苏松画派
见“松江画派”。
◇华亭画派
见“松江画派”。
◇云间画派
见“松江画派”。
◇浙江画派
简称“浙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画家戴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山水、人物取法南宋画院体格，从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吴伟、张路、夏芷等。曾和戴进同为待诏的李在，风格亦有相近处。遂有浙派之称。稍后，蒋嵩出，专弄焦墨枯笔，点染粗糙。其后蓝瑛的画风虽与戴进不同，但通常被列作“浙派”殿军。吴伟、张路等又称“江夏画派”，属“浙派”支流。
◇浙派
即“浙江画派”。
◇新安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明末清初渐江(弘仁)为先路，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新安派四大家”。渐江为歙县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为休宁人，二县皆属徽州府治，晋唐时属新安郡治，故名。亦称“海阳四家”，“海阳”本名“休阳”，三国吴置，避讳改“海阳”，在今安徽休宁县东十三里。四家的特点宗法倪瓒、黄公望，多写生黄山云海松石之景，着墨无多，用笔坚洁简淡。属于此派者尚有程邃、戴本孝、郑旼，风格沈郁苍古，现代黄宾虹师之。师渐江者有江注、吴定、姚宋、祝昌，被称为渐江的“四大弟子”。
◇黄山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宣城(今属安徽)梅氏一家为嫡系，梅清、梅翀、梅庚、梅蔚等，与流寓宣城的石涛，都是长期深入黄山，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新安画派主要亦师黄山，故有人主张归入黄山画派，但风格不同，正如渐江与程邃各有特色。
◇虞山画派
简称“虞山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并取法宋元诸家，画名盛于圣祖康熙(1661-1722)间，主要学生有杨晋、顾昉、李世倬、上睿、胡节。金学坚等，翚为江苏常熟人，常熟有虞山，因有“虞山画派”之称。其崇古摹拟风尚，影响颇大。
◇娄东画派
简称“娄东派”。一称“太仓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原祁，继其祖父王时敏家法，并仿黄公望法，名重于圣祖康熙(1661-1722)间，一时师承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黄鼎、王敬铭、金永熙、李为宪、曹培源、华鲲、温仪、唐岱等为著;其后有曾孙王宸、族侄王三锡，以及盛大士、黄均、王学浩等。娄江(即浏河)东流经过太仓，故称“娄东派”此派崇古保守的画风，与“虞山画派”相依托，对后世影响颇大。
◇江西画派
简称“江西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罗牧系宁都(今属江西)人，居南昌(今属江西)，画山水初得魏石床传授，后学黄公望，笔意空灵，在江淮地区颇有学之者。
◇海上画派
简称“海派”。中国画流派之一。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商埠，各地画人流寓上海日众，成为绘画活动的中心，有“海派”之称。其特点：在传统基础上能破格创新，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品学修养;和民间艺术有联系，能达到雅俗共赏;善于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画会兴起，切磋成风。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颐、吴昌硕、黄宾虹。尚有任熊、蒲华、胡公寿、张熊、吴友如、程璋、吴庆云、任薰、钱慧安、沙馥、黄山寿倪墨耕、赵子云、王一亭、冯超然、郑午昌等。《海上墨林》所记多达七百余人。
◇岭南画派
简称“岭南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明清以来，画家不下千人。著名的明代有林良，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笔墨简括劲挺，豪纵爽辣，开岭南一带画风。宗其法者有高俨(山水画)、陈瑞(花鸟画);黎简、李魁继起，着重描绘广东山川的特色，前者苍润似吴镇，淡远近倪瓒，后者乃一画工，而技艺精能。清乾隆(1736一1795)间有苏六朋、苏长春，善人物，六朋以人民生活和市井风俗作题材，长春虽常绘神仙佛像，却以南方的凡人作模型。清末有居巢、居廉，善花鸟虫鱼，学恽寿平。现代的番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早年均师事居廉。高氏兄弟和陈树人后曾留学日本，进修画艺，引进西画技法，作品题材多写中国南方风物，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合日本南画和西洋画法，注重写生，创立了色彩鲜艳明亮，水份淋漓饱满，晕染柔和匀净的现代岭南画派的新风格。
◇六朝四家
六朝指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皆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四家，画史上指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唐代张怀瓘评六朝画谓：“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六朝画罕见，尤以曹不兴之迹无存。元代汤厚认为曹不兴《兵符图》一卷，“笔意神采，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
◇南宋四家
南宋院体山水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的合称。属豪纵简略一路画风。初无此称，元代汤厚谓：“南宋画院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马远、夏圭、李迪、李安忠、楼观、梁楷之徒，仆于李唐差加赏识，其余亦不能尽别也。”倡此说者为明代唐寅题刘松年《春山仙隐图》，有所谓“李、刘、马、夏”之称。其后屠隆说：“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张丑认为：“南宋刘松年为冠，李唐、马远、夏圭次之。”张泰阶则曰：“刘、李、马、夏，俱负重名，而李、马为最。”
◇元四家
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的合称。主要有二说：一是指赵孟睢⑽庹颉⒒乒⑼趺伤娜耍鞔跏勒辍兑赵坟囱•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第二说流行较广。也有将赵孟睢⒏呖斯А⒒乒⑽庹颉⒛哞丁⑼趺珊铣莆霸摇薄;缢涓饔刑氐悖饕即游宕础⒈彼尉奕坏幕∩戏⒄苟矗乇誓幸馊ぃ⒔岷鲜榉ㄊ模窃剿闹髁鳎悦髑辶酱跋旌艽蟆
◇元六家
元代赵孟睢⒏呖斯А⒒乒⑽庹颉⒛哞丁⑼趺傻暮铣啤2渭霸募摇薄
◇南北宗
明代董其昌关于划分山水画家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容台别集•画旨》：“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了(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亦如六祖(即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为代表)微矣。”又云：“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此说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代陈继儒(当时与董其昌并称“董陈”)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形成以“ 南宗”为“正统”之见。
◇明四家
明代中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合称。他们之间有师友关系，画艺各具风格特点，对后世颇有影响。沈、文画风较近。后来发展形成了吴门派。明代卓然成家，前期有戴进，中期有林良、吴伟、吕纪，后期有陈洪绶等，沈、文、唐、仇并不能代表整个明代绘事。
◇画中九友
明末清初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九位画家的合称。见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
◇金陵八家
明末清初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的合称。他们的绘画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因聚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皆有一定时誉(以龚贤最著)，故称。见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另指陈卓、吴宏、樊圻、邹哲、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为“金陵八家”，见乾隆《上元县志》。但多以前说为准。
◇清六家
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他们继明代董其昌之后享有盛名，领导画坛，左右时风，当时被目为“正统”。
◇画谱
中国画的图录或画法图解。北宋宣和中有《宜和画谱》，原为宋徽宗内廷所藏的历代名画著录，下载图画。但“画谱”之名都本此。南宋宋伯仁编的《梅花喜神谱》是从花的蓓蕾到凋落的梅花图录。元代李衎《竹谱详录》.有图有文，主要介绍竹的画法。明清以来木刻画谱大都不出以上两类。如图录有《历代名公画谱》、《晚笑堂画传》、《唐诗画谱》、《诗余堂谱》、《十竹斋画谱》等，画法图解有《图绘宗彝》、《高松竹谱》、《雪湖梅谱》《芥子园画传》等。尚有画学论著而名画谱者，如托名为明代唐寅所撰的《唐六如画谱》、清康熙间所编的《佩文斋书画谱》、原济(石涛)所著的《画谱》(即《苦爪和尚画语录》)等，亦往往冠以《画谱》之名。
◇装潢
即“装裱”。古代书画用潢纸(用黄蘖汁染的纸)装袜，故名。《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十人。”也有将“潢”作水池解，因为书画边缘镶饰绫锦，其本身如被圈围的水池，故名。《通雅•器用》：“潢，犹池也，外加缘则内为池，装成卷册，谓之‘装潢’，即‘表背’也。”参见“装裱”。
◇装裱
裱，一作“表”，或作“褾”。也称“装潢”、“装池”、“装治”、“装背“、“装褫”、“裱禙”、“潢治”。中国裱背和装饰书画、碑帖等的一门特殊技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东晋安帝隆安、元兴(397一404)间，技艺渐趋成熟。宋武帝时徐爱，明帝时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孙本伯编次图书，装背为妙。梁武帝命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等“对前朝图书”又加“装护”。《新唐书•艺》序谓初唐贞观间，重视装裱：“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宋代装裱益臻精妙，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说：“四库装轴之法，极其瑰致。”又说：“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明清以来装裱技艺有所改进。大抵所裱之件，用纸覆托背面，挂轴加镶绫、绢或纸的天地头和边框，手卷外有包皮，前有引首，中有隔水，后有拖尾，并各安装轴杆;册页并镶边框，前后有副页，上下加板面。书画。碑帖一经装裱，益增艺术效果，便于观赏和收藏，残破之物还能修补完整。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有《论装背褾轴》一篇;明代周嘉胄《装潢志》及清周二学《赏延素心录》，均为论述装裱的专著。
◇装池
见“装潢”、“装裱”。
◇裱褙
亦作“表背”、“装背”。即“装裱”。明周嘉胄《装潢志. 裱背十三科》：“《辍耕录》云‘画有十三科’，表背亦有十三科。”
◇立轴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中称“画心”(一名“画身”，又名“蕊子”)，上称“天头”，下称“地脚”)上下又有“隔水”。装裱尺寸有大有小，四尺以上的画幅，称“大轴”，俗称“中堂”，特大者称“大堂”或“大中堂”、三尺以下的画幅称“立轴”。有三色、两色、一色三种绫(或色纸)裱。也有绢裱的。上装天杆，下装轴。有的天头贴“惊燕带”(一名“绶带”)，此种格式盛行于北宋宣和时，后从之。初“惊燕带”不贴实，能飘动，后贴实，纯为装钸。“画心”上下端可加镶锦条，称“锦眉”，亦称“锦牙”。
◇中堂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详“立轴”。
◇大轴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详“立轴”。
◇屏条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由于画身狭长，为四尺或五尺宣纸对开，故能装裱成屏条形式。屏条单独挂的称“条屏”(屏条)，四幅并排悬挂的称“堂屏”或“四季(春、夏、秋、冬)屏”。亦有四幅以上多至十二幅甚至十六幅，紧挂相联，成双数的完整画面，称“通景屏”或“通屏”。又称“海幔”。
◇海幔
亦称“海幕”。即“通景屏”。详“屏条”。
◇橫披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画心竖短横长，左右边称“耳”，尺寸相同，并装对称的木杆一副，腹背有包首，贴有签条。
◇对幅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通常两幅成对悬挂。如书法对幅，称“字对”，或称、“对联”。明清绘画，有所谓“画对”，两幅大小相等的屏条，悬挂方式与“字对”同。亦有三联幅，对幅中间加立轴，如南宋法常有《猿、观音、鹤》三联幅。通常厅堂正中，中间挂大幅中堂画，两边分挂字对。相传明代收藏家项子京家，“中堂为书法，两边挂画对”，乃属特殊格式。又木版年画门神、两门各贴一幅，亦称“对幅”。
◇斗方
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通常以正方形较多。大小为四尺宣纸的八开或十二开不等。
◇册页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因画身不大，亦称“小品”。有正方形，也有长方竖形或横形。有推蓬式、蝴蝶式、经摺式三种。也有裱成单片，称为“散装”。一般册页均取双数，少则四开、八开、十开，多则十二开、十六开，也有二十四开。册页外镶边框，前后添副页，上下加板面。欣赏、携带、保藏，均较方便。
◇散装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详“册页”。
◇手卷
亦称“长卷”、“图卷”。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
历代名画如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皆为手卷装裱。外有“包首”，前有“引首”，中有作品，紧连其两边的是“隔水”，后有“拖尾”，“包首”之上贴有“题签”。
◇引首
中国书画手卷装裱上所留空白纸方的地位。可以在上面题写。因在开卷时首先看到，故称。参见“手卷”。
◇诗塘
中国画立轴装裱上方所留出的地位。由于画身正方，或过阔过小，裱成立轴，轴长画短，有失均衡，故在画身上方嵌一空白纸方，用以题字，谓之“诗塘”。参见“立轴”。
◇拖尾
中国书画手卷装裱上所留空白纸方的地位。可以在上面题诗作跋。因在开卷至末尾才见到，故称。参见“手卷”。
中国画是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理论，而且一开始就以“传神”，“气韵”为最高标准，继之谈“道”的显现，个人气质的再现;中国山水画论也是玄论，早在四世纪就出现了，谈的是“道”和“理”，“情”和“致”，一千年之后，西方人才有些零星的理论，但他们谈的是“做大自然的儿子还是孙子。”中国画论从来不谈儿孙之论，以为这太浅薄了。中国画一开始就直透艺术的本质“画者，心印也”，“画者，文之极也。”中国画谈的是“物化”，“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画就是自己，既不是大自然的儿子，也不是大自然的孙子。这种感受，西方画到了近代才意识到，而且多数受中国画的影响，但认识得仍不彻底。还可以育雏很多例子，我想这已经够了。
从西欧到东欧，到美洲，全世界凡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大理论家，都如此推崇中国画。而那些诋毁中国画的中国人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们除了把几位画商的话作为救命符和圣旨之外，还能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吗?
艺术的实际地位是由它的实际价值来决定的。我们听话也只能听大艺术家和大理论家等内行的话。内行、无知者的话再多，也都毫无价值。何况那些认为中国画落后的人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更没有讲粗豪任何道理。
如前所述，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中国画在国际时常上卖价不高。而这个价格却正是无知的商人们所定。我们只需反问一句;难道艺术的价值是*金钱来衡量的吗?商人的眼光能超过大艺术家大评论家的眼光吗?再从艺术实践来看，中国画用线表现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西方绘画近代才知道用线，而且才知道用线作画是最好的方法，他们的艺术归到中国画所开劈的正道上来，但已晚于中国画两千多年了。
如果说现代中国的艺术有些贫乏的话，那恰恰是因为丢掉了自己的伟大传统，生搬硬套外国的形式所致。日本当代美术评论家吉村贞司的一段话最可发人深省了，他说：“我感到遗憾，中国的绘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的地方丢掉了。每当我回首中国绘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息。”
金农(1687-1764)，是清朝画坛扬州八怪之一。他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此他给自己封了个“三朝老民”的闲号。浙江仁和或钱塘(今杭州)人，久居扬州。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又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别号很多，有：金牛、老丁、古泉、竹泉、稽梅主、莲身居士、龙梭仙客、耻春翁、寿道士、金吉金、苏伐罗吉苏伐罗(佛家经典上“苏伐罗”即汉文“金”字，苏伐罗吉苏伐罗就是金吉金)、心廿六郎、仙坛扫花人、金牛湖上会议老、百二砚田富翁等。
“文人书法”的提法，我想大约从“文人画”一说过渡而来。说起文人画，我想起一位早逝的大师陈衡恪(师曾)先生，五四时期，他高标文人画的大纛，结社布展，译文撰述，其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开一代之风气。多年之后，傅雷先生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也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陈师曾在其自撰《文人画之价值》中，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毫无疑问，此“四要素”若是移至“文人书法”上来，应该说也是相当适用的。
陈衡恪是诗书画印的全才，他曾说：“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这一点，他如实道来，似乎不如齐白石“滑头”，齐说起自己“诗书画印”的排名时，好像是“诗第一”，“画最次之”，让人怎么看也觉得老人似有“欲擒故纵”之嫌。陈衡恪将自己的“诗词”置于最末，而于书法，则提也未提，想必还应在“诗词”之后了。
要论起陈衡恪的诗词书法，其实他都有不俗之功力，这和他早年的家庭熏陶是无法割开的。我们都知道，陈衡恪出身江西义宁(今称修水)的诗书世家，其父祖皆一代硕儒，文史大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在晚清时期领导了颇有影响的湖南新政;父亲陈三立，清末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三弟陈寅恪，更是中国的史学大师，被誉之为“教授中的教授”。加之陈衡恪本人以及其次子、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封怀，一家四代出了五位杰出人物，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迹，故被称之为“陈门五杰”。修水至今也有个“五杰广场”，就是以陈氏家族为豪。顺便再说一句，在我们的《辞海》中，仅义宁陈氏一家，就为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了条目，这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即便“三曹”、“三苏”也只能在人数上屈居其次了。
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余父辄以夸示宾客，忘其为溺爱也。”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又受业于湘潭周大烈，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结婚后又从岳父范肯堂学汉隶、魏碑及行楷。范肯堂乃南通名儒，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在这些名师指导下，加之其聪颖好学，刻苦钻研，青少年时期就已艺事大进，于诗词书画印诸艺，皆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后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与鲁迅朝夕相处，毕业后，又考入东京师范博物科继续深造。其时与正在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的李叔同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在书画、诗词、篆刻等方面都有同好，于是相交颇契。
归国后，陈恰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意趣相合，交往甚密，那段时期里，“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时常一起逛琉璃厂，互赠书画碑拓等。应该说，鲁迅对陈衡恪的书画印章还是颇为看重的，他最初翻译的那本《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了陈衡恪书写。在今天鲁迅所存有并不太多的书画藏品中，仅陈衡恪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五件之多(九幅国画、六枚印章)。1933年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对陈衡恪的画作了很高的评价：“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尽管陈衡恪的书画印章，受吴昌硕的影响很大，但鲁迅对陈的推重似乎更大于吴，这或许也说明鲁迅更喜欢文人笔墨中“笔简意饶”的书卷气吧。周作人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也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一点，周氏兄弟的观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
陈衡恪的书法宗汉魏六朝，上溯钟鼎、甲骨、石鼓、秦权，下逮汉隶、晋唐行楷等，几乎无所不能。他的字和他的印章在风格上颇为统一，都有醇厚的气息，且风神秀逸，苍劲朴茂。据说他作书喜用狼毫秃颖，故线条苍老刚健有雄浑之气。人皆谓陈衡恪的书法中，篆隶最强，而我以为最能代表其个性书风的，还是他的行草书。我读他一些书札尺牍，以及于山水花草小品上的行草题跋，线条厚拙但写得轻巧简练，自然磊落，有时也不乏带点烂漫天真之气。通篇观之则灵动鲜活、生气勃然。而其篆隶书法，则深受缶老的影响，尤其是石鼓文。当然相比较而言，陈氏书法结体平实，用笔含蓄收敛，没有缶老作书的夸张与霸气。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陈衡恪也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当年他所作的《北京风俗人物画》，用速写与漫画的形式，揭露出当时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其手法之新奇，意境之独特，可谓前所未有。著名漫画家丰子恺曾被人誉为是“中国漫画”的开创者，但丰先生立即给予了纠正，说“中国漫画”的真正开创者应为陈师曾，尽管1915年发表《北京风俗人物画》时还未被冠之于“漫画”之名，但这却是中国的漫画之始。另外，众所周知的关于艺术大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故事，也就是齐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而获得了成功。陈衡恪在一首《题齐濒生画册》诗中，最后就有这样两句：“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当时齐白石的画比较拘泥，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遇上了陈衡恪的鼓励和帮助，才走出了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难怪白石老人在晚年的口述自传中也曾感慨地说：“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画吾自画，何必求同?”陈衡恪以此金针度人，也代表了他自己的艺术观。只可惜，就这样一位有独立思想、艺术造诣的天才美术家，却天年不永，在他四十八岁的艺术创作黄金之际，却因继母病故奔丧时不幸染上伤寒而一病不起。陈衡恪之死，在北京艺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有几句话评语甚高，他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又称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因为陈衡恪有“朽道人”、“朽者”之别号，故吴昌硕也挽词曰“朽者不朽!”
世事难料，往往自称“朽者”者，却反而“不朽”。
王羲之的二指单钩法。[东晋]顾恺之《斫琴图》(局部)
王羲之怎么抓毛笔?“二指禅”!
南博专家得出有趣结论：二指“单钩”写毛笔字最漂亮，五指握笔法赶紧丢了吧
如何正确拿笔是每个初学书画人的必修课。历史上最会用笔的人非“书圣”、“画圣”莫属，他们是如何执笔的呢?近日，南京博物院重点项目“中国历代执笔研究”正式完成，专家在数百幅古画中，整理出国人执笔的变迁。专家还发现，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吴道子可能玩的都是“二指禅”。
汉朝人拿毛笔，如同攥着拳头：
握管式的执笔法。[东汉]《仓颉》(局部)
以手指接触笔杆的数量来加以区分，如“二指”、“三指”、“四指”、“五指”，同时看无名指、小拇指是否悬空，又有单钩、双钩之分，如“二指单钩”，可谓变幻无穷。“中国历代执笔研究”项目负责人、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庄天明在收集大量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历代执笔特征，发现各个时期，中国人拿笔的方式各不相同。比如以方正雄浑著称的汉隶，汉朝人在书写这种字体时，拿笔的方式颇为“粗线条”——笔头朝下，整个手掌握住笔杆，像攥着拳头，被称为“握管法”。
“以往汉朝人拿笔方法一直是个谜，做课题时，我们通过直接史料——汉代画像石上找到了当时人们拿笔的画面。”庄天明介绍，大量石刻表明“握管法”在东汉非常流行。比如山东临沂画像石上，仓颉执笔就是握管法。据此推测，当时为了使用与推广这种执笔方法，便将造字之祖的执笔方式亦想象与定格为握管之法，以示握管法为古统和正统。
三根手指拿毛笔最流行，二指最佳：
庄天明认为最值得学习的三指法。([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之一，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庄天明发现，晋唐至五代主要流行的是二指与三指单钩式的执笔方法;宋代虽以单钩式执笔为主，但双钩执笔法渐兴，至元代单钩法与双钩法已呈并行的趋势;明代虽仍采用单钩法，然主要流行的已是三指双钩式的执笔法;清代出现单钩、双钩、四指、回腕等执笔法多元并存的局面。
“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中国人始终用两三根手指拿毛笔，清代才出现四指。”
庄天明介绍，全世界范围内最为普遍的方法是三指执笔法，即是以大拇指、食指与中指合执的方法，这也是现代我国硬笔书写采用的方法。但这种方式还不是最佳的。
大名鼎鼎的王羲之怎么拿笔?与他同时代的大画家顾恺之所绘的《斫琴图》中，人物执笔清楚显示为二指单钩;而宋代梁楷的《王右军书扇图》中王羲之的执笔方式也是二指单钩法。庄天明介绍，二指执笔法其实是一种以食指为主、以大拇指为辅的执笔方法，是一种最简单灵活的执笔方法。庄天明原先用三指法，练习二指单钩法数月后发现“笔不但不掉了，笔与指的敏感性与灵活性凸显出来。”
《执笔的流变》作者庄天明
市民在观看南京博物院艺术馆一楼展厅里的“执笔的流变——历代执笔图像汇展”。
今天我们五指拿笔有什么问题?
庄天明认为应摒弃这样的五指法。
再将时光拉回到现在。很多人童年学习毛笔字的时候，都用的是“五指执笔法”，也就是五根手指都与笔杆接触。
庄天明研究发现，五指执笔历史很短，仅50多年。他认为，是近现代配有五指执笔图像的书法基础教材的陆续发行;同时，人们写毛笔字由悬腕书写改成腕臂枕桌书写，五指法才成为了主流。
庄天明认为，普遍流行于现代的五指执笔法，其缺点尤为明显。“简言之就是复杂而繁难，死板而不方便。”他表示，现在教孩子们学习书法，应该尽早放弃五指法，相对于虽然效果最佳，但难度最大的二指法，教给孩子三指法比较合适。
世界最早的执笔
唐代的执笔
宋代的执笔
晋代的执笔
南北朝的执笔
五代的执笔
顾恺之的执笔
王羲之执笔图
《姨母帖》，行楷,载原裁于唐人摹《万岁通天帖》。硬黄纸本。纵26.3厘米，横53.8厘米， 藏辽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是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家物，内收王氏家族二十八人法书。王方庆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6)上进武则天，武命人临摹后将原本又赐还王方庆。现存《万岁通天帖》为摹本，包括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共十帖。此帖钩填技术极其精妙，可谓“下真迹一等。”董其昌曾称此帖“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
此帖曾摹刻于《戏鱼堂》、《真赏斋》等丛贴。现存王羲之的字面貌不尽相同，大凡有流便和古质两种，《姨母帖》属于后者.杨守敏说：“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此类作品可能是他早期所写，其结字和用笔都还存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和现在出土的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如“一”“十”“痛”等字中的横画，隶书的笔意都很明显;“痛”“日”“何”等字的转折处都较生拗峭拔，并残存横式。这些都是隶书笔势孑遗。另外笔画质朴凝重，出笔入笔比较自然，不像唐以后那样强调一笔三折。这些都使此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华的艺术魅力。还有一幅《行穰帖》和此帖比较接近。
笔法新变端倪——《姨母帖》
作为千古书圣的王羲之，其不朽的地位往往与《兰亭序》相关。但《兰亭序》已是新变后的体式，其实并不能反映王书“承古开新”的创变轨迹。在几乎所有右军遗迹(摹本或刻本)中，《姨母帖》要数最能表明右军创变过程的书作了。
一、古意犹存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
虽然史书记载，汉张芝、魏钟繇等前代书家已在书法创新方面取得成就(如传张芝《冠军帖》已为新体草书)，但值得可信的手迹流传微乎其微，而且，考古发现的大量的楼兰文书让我们明白东晋书体大多依然旧意浓重，与右军新体在体貌上迥然有别。我们固不能否认当时的书家已在有意无意地作着新变的尝试，但要说真正成功者，当首推王羲之。
《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的代表作，其古意自然十分明显。我们姑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姨母帖》的古意。 一是用笔、体式存有旧体笔意。所谓旧体笔意，指自秦汉(甚或更早)以来日常所写隶或草书所有随笔而出的书写习惯，少提按，但不乏力感，尤以汉简书最明显。后来的草书或楷书以保存隶书笔意为古意。这是从形式上对古意的理解。
二是透过这种旧体笔意而有的纯朴、自然、真率的审美特性。
孙过庭《书谱》有“古质而今妍”语，虽语对钟张与羲献而言，但其中含义之别，不难理解。
而把这句话用在《姨母帖》与《兰亭序》上，笔者以为也极为贴切。 《姨母帖》遗存率意的旧体用笔见有多处，如首行“十一月十”、“日”、“之”字捺脚、“顿”左部;第二行“顿”、“顷”、“通”底捺;第三行“姨”、“痛”左竖，“摧”左竖及右“佳”、“剥”末笔、“情”字“月”部;第四行“何”等;第五行“羲”字“”笔，等等。其结字宽博，字与字之间连带不多，这些都是旧体所有的特性，尤为隶意所有的特性。
不过，《姨母帖》所有的古意，与逸笔草草的汉简或楼兰文书等已有明显不同。王羲之在率意之中间，有含蓄、凝重的感觉，使此作在格调上高出了许多。二、新法伊始 何以《姨母帖》率意之中得凝重，或许与其尝始新的用笔法有关。 我们先来作一些对比：首行“一”、“十”、“三”，第二行“首”，第三行“痛”横画写法各不相同，有以旧法者，有以新法入旧法者，有较完整的新法者。“十”横为完全的旧法，但以率笔为之;“一”、“首”横为隶法，起笔藏锋且先左下后回锋向右;“三”底横也用藏锋，但似有新意;“痛”横则为较明显的新法。以旧法率意者线质虽实却平(“十”)，若不以羲之的功力，或可能流于轻滑;以旧法隶意者线质温厚圆实，较耐看;以新法入旧法者既得形态之美，又不乏蕴实;纯粹新法者易流于形式。从意识上看，东晋时代文札多率意，羲之能在率意中间入有意，以致线质不趋流俗，故尔有凝重感。倘使不具备藏逆而任笔为体，《姨母帖》恐怕难有这种深沉的魅力。
三、结字宽和、章法自然
《姨母帖》在王书中显得特别，最直接的原因是其结字的外拓。倘我们不知此为王书，则极有可能与颜书相混淆(或许颜真卿从此书中获得启示?)。此作首行“日”、“羲”、“顿”;第二行“首”、“顷”;第三行“衣”，第四行“何”，第五行“次”体态几与颜书无异。惟用笔有所不同，故《姨母帖》比颜书更见古意。 早期王书的这种宽博或与隶书有一定关联。隶变使篆之修长为扁方，其势变纵势为横势，故隶字多得宽博之态。东晋时刻石文字仍为粗实宽厚一路的隶楷(如《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夫妇墓志》等)，可以想见当时手书的体势也一定带有隶书痕迹(事实上确实如此)。《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作品，存遗隶书体势也当属自然中事。
不过，与一般的文札不同的是，王书此作的宽博已然具有了某种关系———字与字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排列。从一般意义上讲，隶书多关注单字结构，其上下字的关系不作更多考虑;一般从隶变入的手书也多属随意列带，较少理论的思考。《姨母帖》则无论从行的关系或字的关系都恰到好处：既非紧张的咬合，又不是散落无序。每字大小看似相似，实则各有所变。如首行“之”字成分裂状，恰好给“羲”及“顿”之茂密提供了空隙;第三行“哀”字重写符号“∶”的空白则由第四行“奈何”之间的连带补实。
从行势上看，王书后来的跌宕转接已在此作中见出端倪，主要表现在第五行：“塞”、“不”势斜向右，“次”之“ノ”使其扭向
左，“王”接上势，“羲”“”笔又侧向右，“之”又回向左。
《姨母帖》线质的凝重、结字的宽和、章法的自然而有序及新法的始萌使其既超然于时代之上，而又不失时代所有的古质与纯朴，这或许正是此作作为承古开新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四、新、旧交变的书写技巧
尽管从王羲之的角度讲，新、旧笔法的交替是自然而然的事，其间并没有“夹生”的感觉，但对于后人，若想得到他这种有意无意的转接，却并非是件易事。
其中相关的技巧有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对旧体笔法与结字有基本的了解与实践。如对隶书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对章草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及对俗体书的体会等等。
二是对新变后的笔法的认识。
王书新变后的笔法，在其后几帖中已见完整，但因手札多行间带草，所以要体会羲之新法，最好莫过《兰亭序》、《集王书圣教序》及《何如帖》等行书。新法比于旧法，最明显处，是提按分明，节奏外显，转带起迄明朗，尤多牵丝细笔，笔画粗细变化丰富。试比较同字新旧笔法的不同表现。
三是对新、旧笔法的融合。
既得新笔法的体念，又懂得旧笔法，才能有将新旧笔法融合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仍旧筑基在熟能生巧上，若仅仅只是两种笔法的凑合，无疑会使线条及结构变得生硬。而且，懂得新笔法者往往排斥旧法，善用旧法者又难于体验新笔法的精致。所谓古朴而精微，便是新旧法交合而生的一种美感。譬如说：《姨母帖》“十”字以旧法，但行笔的稳实却有一种走向精微的趋势;首行“之”字末笔，爽而缓，既似旧法，也似新法;“塞”看似用新法，但古意绵绵……依笔者体会，以新法而不尖刻，以旧法而不荒率，入笔藏露相生，用笔迟速得宜，收笔稳而自然，方为新旧笔法融合的妙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