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写。后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拓本碑文共30行，每行八十五六字不等，原碑现在陕西省西安碑林内。此碑自宋以后不断被翻拓，流传版本很多，现民间流传不外两种版本，一是原碑拓本，一是翻刻本。而原拓本又分早期宋拓本及之后各朝代拓本。由于年代久远，碑面不断风蚀，笔画由肥渐瘦，字迹损泐逐渐增多。故一般认为北宋拓本优于南宋后拓本，现市面所见版本多是文物出版社及上海古籍书店印行，而以文物出版社1965年5月出版的拓本为佳，俗称肥本，笔画丰腴，骨肉亭匀，卷后由董其昌、郭尚先题跋。

“摹帖”和“临帖”，也合称“临摹”。“临摹”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照着写”。它是初学书法继承传统的必经之路。“临”与“摹”有其不同的概念。

“摹帖”是用透明的薄纸(如拷贝纸)覆盖在字帖上，然后将其字样描下来。通常有这几种方法：

一、双钩。

即用单线将字的轮廓勾画出来。通过勾画了解原字的用笔和结体，然后再根据用笔特点填墨，所以又叫做“双钩廓填”。现今流传的所谓王羲之墨迹，就是唐代采用这种方法流传下来的。

二、单钩。

即沿笔画的中间画一条单线，然后再沿单线运笔写出字体。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掌握字体结构。

三、满摹。

即在覆盖于帖上的透明纸上直接运笔一次描成，以锻炼用笔和掌握字体的结构。

“临帖”是将字帖放在一旁，看着字帖上的字，直接在纸上写出来。所以临帖已是较摹帖前进了一步。临帖的方法有下面几种：

一、对临。

把字帖放在一旁，照着上面的用笔和结构写。注意临帖时不要看一笔写一笔，那样容易支离不贯气。

二、背临。

所谓的背临也就是默写。在熟悉原帖的基础上，可以不看字帖，凭记忆和对原帖的理解来背写出来。

三、意临。

对临和背临的目的，在于继承。而意临是将所临之帖参入己意，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挥一定的创造性，使古人书迹为我所用。当然，意临也绝不是随心所欲地信笔挥写，没有一定的功力和成熟的构思是做不好的。

总的来说，正如宋代姜夔《续书谱》所指出的那样：“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学习书法要临与摹相结合，这样才会将古人的碑帖学到家。

明代奇才祝允明(祝枝山)，与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并由于与唐伯虎遭际与共，情性相投，民间流传着两人的种种趣事。

祝允明擅长诗文和书法，特别是其狂草颇受世人赞誉，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

《草书古诗帖》便是祝允明晚年竭平生感悟所书，系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书曹植的乐府四首，是祝氏草书杰作。此帖得欧体之骨、颜体之雄、褚字之秀、虞字之腴，加之其放荡不羁的性格，这些帖风骨烂漫，天真纵逸，是唐宋以后难得一见的草书极品。

祝允明将草书的表现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增强了气度和内涵，从而成为明代浪漫书风的成功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些堪称思想深刻、意义丰富、文辞隽永，业已成为中华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经典，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思维方式、道德规范、审美情趣等等，产生了恒久而深刻的影响。著名书法家孙晓云书写德育国学经典书法，在浸润孙晓云精美书法艺术的同时领会国学精髓。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思想家朱熹将其单独列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中庸》一篇，传为孔门心法，由孔子之孙子思所记，以授孟子。全书所阐述的，是儒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即『中庸』之道。这个『中庸』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既是天下之正道，也是天下之定理。如果能力守『中庸』，就能达到『中和』;而如果能致『中和』，则天地就能各得其位，万物也能并育成长。『中庸』将『天命』『性』『道』『教』『孝』等等思想贯穿起来构成了儒家的哲学体系。

把书写的“素材”当做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书法有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倘若只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书法岂不徒具外形?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

把书法“素材”当做书法“内容”，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上无益。有关书法艺术的“内容”，我们且从古人大量文字中寻找启示。历代书论，蔡邕《笔论》、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等，谈到书法的特征，某家某派的风格，有数不尽的比喻。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开头对几种魏碑的评价：“爨龙颜碑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其中论述书法造型的语言，仅止于比喻，而所有比喻仅止于书法艺术本身，没有一种比喻同书法作品的文词素材相关联。古人早就懂得书法艺术的独立性。

比之绘画，在绘画为形象者，在书法则为意象。绘画的形象性离不开再现;对书法而言，“形象性”的比喻仅是基于直觉的暗示。以我的认识，克莱夫·贝尔把艺术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用来解释书法是恰当的。但书法艺术的“意味”要从它特定的形式去寻找，或者说书法特定的“形式”确定了特定的“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能不能直接写出文词的意味?书法不能直接体现文章的哀乐。书法以点画形成自身的规律，无力体现作品的文词内容，绝非书法的“短处”，恰好是书法自有长处。《千字文》虽有韵而无诗意，张旭的《断千文》如急风骤雨，汪洋恣肆，不因《千字文》语言的魅力，只为张旭狂草的高度使然。同理，赵佶的真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都是真、草书法的极致，无关《千字文》内容。书法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不承担“阐释”文稿的任务。换一位作者书写，甚或本人再次书写，必定出现另一种形态。

诗与书，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想、意志、情感的根本点上，达到了一致。诗的语句，以节奏为结构，在节奏中运动。有了节奏，诗的形式才有生命。书法也是有节奏的，“一波三折”中的“三折”就含有变化着的节奏。书法的一笔中可以有数不清的“折”。书法与诗，最深层的美可以归到节奏，但书法家写诗却不与诗的节奏同步。从黄庭坚的《李白忆旧游诗》、《花气熏人诗》、《经伏波神祠诗》的书法艺术中不能找到与诗的内容的“一致性”，并且也不可能找到诗书节奏的“一致性”。诗的节奏与书法的节奏独立自在，各自发挥特有的美质，合为完璧。书法家并不直接将诗的节奏融进书法，书法节奏因书法自身特点形成。书法家笔下的线条，一任自然运行，流露出来的情感、意境、黑白、节律，都与诗相通，与诗共鸣。诗的节奏、韵律从深层影响书法家的素质，所谓“潜移默化”。像“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们从中体悟人生，游乐人生，却不能获得知识。书法家对所书写的文章、诗词理解得越多越好，但书法艺术不能给人知识。书法美纯粹抛开知识内容。

书法是不是一种文化?当然是。书法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不是因为文字传达的内容。书法的历史，就其本质来说，应是书法风格的发展史，是为书法艺术纯粹性所决定的。有一种说法值得商榷，即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疑心这个命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出自对书法的挚爱以至偏爱。依我看，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书法代表的韵律和构造的抽象的原则，可以启发和应用于绘画等艺术，但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

在漫长的历史中，文字的书写与书法的传播从现象上看，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会不会因为如此难分难解，我们产生错觉，把书法在文化中的地位夸张到不适当的地位呢?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探讨问题，使认识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