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图章一方，曰“庖丁”。庖丁者，做饭人也。饭，天天要做。一天不做饭，全家口腹难饱。字，也当天天写。书家常不下笔，社会便少一种精神食粮。所以虽是闲章一方，意思倒有三重：一要自视平凡，二要勤奋努力，三要有益于社会。
书艺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为书学。它涉及广泛的领域，几乎牵动整个文科的知识。因此，学习书法不仅仅要练字，还得以更多时间认真读书，读得越多、越广越好。不读书，就没有内含神韵的书卷气，不能脱俗，难免匠气。“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学书也是一样。
气质，不容忽视。气质不是一时可以学得，而是逐渐养成，要经历长久德育和智育的熏陶。气质对于书艺，犹如土壤之于植物。同等的阳光雨露，盐碱地无从播种，贫瘠地无望丰收。土壤可以改良，人的气质也可变化，必须以无穷毅力，不稍间断其熏陶的工夫。
我国自有书学以来，就有个优良传统，即书文并茂。试看历代书家，无不精通文学。南京自东吴以来，书家辈出，是我国著名书都之一。从帝王将相到革命先驱，凡能书者皆能文。有些书家，如谢灵运、谢眺、谢道韫等，倒是诗名盖了书名。所以，80 年代开初，我便力倡“在文学基础上办书学”。书学离了文学，便成梁上君子。
读书，高尚的情操，多样的艺术爱好，都是所谓书外工夫，都有赖于又有助于生活体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书艺遂有长进。这是书家向生活汲取的范例。唯其据有知识，乃能发生联想，汲取有成，不期然而然也。
碑帖之争，由来已久。我倾向于临碑而读帖。帖因翻版，屡翻屡坏，往往失真。碑乃石刻，刻赖书丹，纵使沥剥，风神犹在，真迹可寻。为免于伤软失神，初学者应求诸碑。学草书者，或当别论。其实，南既有碑，北岂无帖?况帖固有善本，碑亦有恶翻者。所以，南海先生暮年，深叹时光不足，否则，先生将熔南帖北碑于一炉而冶之。
选择碑帖，全凭个人爱好。正如婚姻，必有爱慕之情，方能善合。只是人的情趣有高下，选择便有高低。碑帖也各有品格，正如人之各有情操。我以为，从汉碑入手，比之从唐碑入手，似乎稍胜一筹。汉碑，上承篆籀，下启楷行，实是学书者首当攻克的关塞。
也有临写厌了，不再想写的时候。此刻何妨暂时放下，潜心读书，得便时泛游诸艺，包括翻阅种种碑帖。直至又渴望写字之时，执笔奋书，常有进境。创造性遗忘，有助于记忆，创造性停顿，也有助于发展。正如缩回的拳头，打出去更有力。写不好硬要写，那是蠢人。
古人要求严于择师。回首书海飘零，一生唯二师焉。其初是先父，其后为南海先生。世人但知我的行书有康体，而自我感觉，榜书类康师，小书往往依稀先父。投一师而笔下无影形，岂非徒托空名，空占门墙一席地乎?我亦主张多师多友，凡有一得、一长的都是我师友，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此才能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书中可以有许多古人今人，而又绝不雷同于他们面目，这就叫书中有我。
我从前好古琴，故以“枕琴室”名居处。虽不擅操，却可发引清趣。学过国画，作小幅梅花。也刻过图章，无非移篆于石。叵耐家务纷扰，此调不弹久矣。然则书画同源，形声通会，自信书中未必无余音余韵。一切学书者，不仅要工文学，也要游诸艺，否则，下笔每见枯窘。
学书者务必脱略名利。名利之贪心萌发，艺术之真趣顿失。没有殉于艺术的操守，艺术断无成就。艺术需要痴情，名利场窒息一切艺术。
书艺果然精绝，得享盛名，诚然是天道酬勤，不得与兜售恶札而沽名者作同日语。然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家亦当引为警惕。
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