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它的“内”比“外”都要小得多,它自身之外的内容都大大多于它自身的内容,无论研究什么概莫能外。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是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的更高层次的一种学问。专门研究哲学的人,用于哲学以外的功夫要远远多于哲学本身。当然研究书法也是这样,为了学好书法,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法本身,从长远来看,不见得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主张“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要从艺进入道的层次,进入哲理的层次、人文的层次。

1a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诗歌与书法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研究者一直很重视的课题。今天从我自己写诗的一些体会谈起。有一首五言律诗,题目是《雨夜读》,写我一次特异的经历,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没有人陪同,独自一人在房间里面写了这样一首诗:此地尘嚣远,萧然夜雨声。一灯陪自读,百感警兼程。絮落泥中定,篁抽节上生。驿旁多野草,润我别离情。下面略作解释:“此地尘嚣远”,这个地方已经离开喧嚣的城市很远了;“萧然夜雨声”,“萧然”,有点凄凉的感觉,“夜雨声”,听着晚上下雨的声音;“一灯陪自读,百感警兼程”,“一灯陪自读”,一盏灯陪着我一个人在读书;“百感警兼程”,许许多多的感受,警惕我日夜兼程,就是要继续地走前面的路;“絮落泥中定”,“絮”就是柳絮、花絮,落到泥土的时候,就定下来了。此前柳絮、花絮是到处飞扬的,这时候到了泥土里就不再飞扬了。从这一句我们可以联想到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不是无情的东西,和春泥在一块成了肥料,然后它又使花长得更好;“篁抽节上生”,春天、雨夜,竹子的生长是很旺盛的,所以有个成语叫“雨后春笋”。如果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就可以听到竹子上升那种声音;“驿旁多野草”,“驿”,驿站。“驿旁”,我在这里暂时住的地方。“多野草”,住的地方路旁有很多野草;“润我别离情”,“润”字开始用的是安慰的慰,“慰我别离情”。后来想既然下雨,这草肯定湿吧,我觉得“润我别离情”比“慰我别离情”要好。

写完这首诗,没有怎么修改,在非常寂静的环境当中很快就写出来了,字里行间好像微微有一点感伤。后来刘征先生看了说读这首诗有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感觉。拿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跟我比,我不这样想,因为陈子昂太高了,后来又想,如果说从情调、从意境讲也可以。陈子昂的这首诗是他在失意的情况下写的,他想做官,想通过这个途径来报效朝廷,也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这一条仕途之路是过去读书人必经的。但他在仕途上遭到一些挫折,于是在登幽州台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浩叹:“前不见古人”,古人到哪里去了,他说的古人,是三皇五帝、周公、孔子等,把他以前的人都包括里面了;“后不见来者”,未来的人不可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他一个人,感觉很悲伤,天地那么大。那时候天地的概念跟现在还不一样,那时候头上看到的就是天,天覆盖在地上,天圆地方。而现在天的概念不得了,宇宙大的不得了,银河系里面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就有2000亿个,太阳在宇宙里太普通了,人又何等渺小。那时候连地球的概念还没有呢,只觉得天非常非常大。“念天地之悠悠”,时空是多么不可测呀。我们读他这首诗,想到的是一种意境。这样一种意境,应该说是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感受过的,是普遍存在的。真正的思想家,必然都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比如说人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将来要怎么样?再有对宇宙的思考。宇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地,“宇宙”这两个字也是早就有的,公元6世纪梁代《千字文》开头即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那个时候的人对宇宙的理解与现在关于宇宙的概念还相差很远。现代人对宇宙的认识仍然很少,虽然人类又发现了100亿、200亿光年以外的星球,但宇宙中占96%的暗物质、暗能量是看不见的。可见宇宙多么浩瀚,多么不可思议啊!也可以想见,人是很渺小的。而换一个角度讲,人也是伟大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像人类这样的高智能动物还没有被发现。但与宇宙相比,人是很渺小的。我觉得多想想这些问题,对我们有益处,就像康德说的,想想头上的星空和道德法则,时时刻刻心怀敬畏。陈子昂不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作为诗人发出这样一种古今哲人、有思想的人所共有的浩叹。这样来看,有朋友把我的《雨夜读》说成有类似《登幽州台歌》的意境,我觉得也还可以。

2a由于陈子昂的这首诗,我也想到了其他很多诗,比如柳宗元的《江雪》,这两个字的题目高度概括。诗的题目一般来讲是比较简单的,越简单越好。当然很长的也有,比如说杜甫有的诗,叙述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经过哪里有什么感想,有几十个字,很长,但一般来讲越短越好。诗的命名可以有很多办法,用诗第一句的头两个字,用诗中的某两三个字做题目都可以。“千山鸟飞绝”,山上的鸟都飞完了;“万径人踪灭”,没有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个特写镜头,对准一只船,有一个老翁在垂钓。他在那里钓什么?鱼没有了,钓雪?雪又怎能钓?这是诗人的想象,作者有没有看到天地之间如此寂寞,只剩一个人在那里钓雪,我觉得并不重要。但这首诗和陈子昂的诗一样,都有一个“独”字—“独怆然而涕下”、“独钓寒江雪”—由天地之大想到人的渺小,这个意境很具体也很悠远。顺便可以说到绘画,绘画、诗歌、书法,都要表达情感,都要有想象力、表现力。陈子昂的诗、柳宗元的诗都极富想象力,都有很高的思维能力,但要画出那种意境却比较难。“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怎么去构图?当然可以一个人背着手站在那里,昂着头,但视觉形象表达不出陈子昂那首诗的意境。这就是诗和画两种不同的艺术的区别。再如画柳宗元的《江雪》诗意,可以画一只船,画一个老翁在钓雪,然后再画一个很大的环境,什么也没有,四周都是雪,但要表达柳宗元诗中那样一种特殊的感觉是很难的。还有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也看到有人画了,画一只春蚕吐丝后形成一个茧子,画一支点燃的蜡烛像眼泪一样流淌,但仍然表现不出诗句原有的思想和意境。唐代王维的画是什么样子,现在看不到了,但苏轼说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大家都熟悉。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就很有画意。但只是意境之一种,不是说所有的诗都必有“画意”。随便举个例子:“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分明是借红豆思人,很难借具体形象画出诗意。所以即便王维也并非所有的诗里都有“画”,我们也不要误解必定“诗中有画”才叫好诗。

绘画的语言与诗歌的语言不同,如果一种语言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来代替,那么这种语言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书法也有独特的,不同于诗歌、绘画的语言。它的语言就是线条,线条按字形有规律地运动。从东汉蔡邕到清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有许许多多关于书法的譬喻,从日月星辰到花鸟树木,从道释仙佛到男女老幼,无所不包。有人觉得太“玄”,但是也体现了书法意象的特点。书法可以用各种形象作比喻,但最后书法还是书法本身。书法的艺术语言就是它的本身,用别的东西是不能代替的。

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一门独立的艺术,是相对于书写的文字内容而独立存在的。要了解书法艺术,首先要对汉字有所认知。从造字角度讲,中国的造字方法通过“六书”来完成,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书画同源”首先指最初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用图画表意,后来形、体各异。但书画同源又纳入了笔法相通这一层意思。像日、月、山、水之类真正的象形字很少,会意、形声占很大比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谐声的偏旁多与义相近,又说汉字中有“义存乎音”、“于声得义”,都是有规律性的。现在推广简体字,“馀”简化为“余”。过去有人说书法与诗词之类是“馀事”,将“馀”写成“余”,是不是成为“我的事”呢?这里是否存在汉字“意美”的缺失?好在原来的“馀”字也没有取消吧!“游”与“逰”现在是相通的,古代恐怕只有很少相通。“逰人”与“逰子”“逰山玩水”等,都不用“游”。《晋书·王羲之传》有“游目骋怀”,但在王羲之写的《兰亭序》那里,“游”还是写作“逰”。我体会这两个字的内涵有微妙的区别。人死了,写悼词,原是“坏”字,现在统一用“挽”,我觉得不如以前那个字有独特内涵。汉字还有一个特点,同一个字,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有时是不分的。同一个字,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还可以是动词。比如“事情”的“事”,做事情,这个“事”是名词,但是也可以作动词,如“事君”,就是侍候皇帝,给皇帝办事,这里的“事”就是当做动词来用的。“无所事事”,后边的“事”是名词,前边的“事”就是动词,是不是也可以说后一个“事”是名词前一个“事”是动词?中国的文字还有声音美,平上去入、阴平阳平,上去入还可以有阴阳之分。所以四声可以分为八个声,据有人研究还可分更多,我就不懂了。书法艺术主要研究汉字字形的美,难道就不要文词美了?当然要!这是一个综合修养的体现。《兰亭序》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如果文章不好,字不就大为减色了吗?为什么书法家喜欢抄写诗词呢?我想,写诗能同时体现义美、声美、形美,体现了中国汉字综合美的优点,这大概是大家喜欢写诗的原因。

我家里有一份《快乐老人报》,我写的报头。每次看到这个报头,很快乐。但是我的快乐是源于书法吗?如果这几个字不用毛笔写而是用宋体字集成,肯定缺少书法的美感,但它也还是《快乐老人报》,还能给人带来快乐,这就是汉字的字义所发挥的感染力。相反,倘把“快乐”二字取消,甚或改为“忧伤”,请想想又会是怎样的情感反应?孙过庭说王羲之写“乐毅”、“画赞”、《黄庭经》、《太史箴》、“兰亭”有各种不同的感受,我认为那是指文章内容,书法本身不能生发“情多怫郁”、“意涉瑰奇”等情绪。然而写书法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情感吗?当然有。颜真卿写《祭侄稿》时,难道没有悲愤吗?当然有。但是情感是具体的。一个人失去了恋人会悲痛,失去了父母也悲痛,有人丢了钱心里也难受,今天摔了一跤心里也很难受。面对同一个事情,每一个人的情感又都不一样,都是具体的。同样汉字、书法之于情感的表现,有它的特殊性。笼统地讲,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在不同的艺术里面,也是不一样的,书法跟绘画不一样,跟音乐不一样,跟舞蹈不一样,更不用说跟散文小说不一样。它有意味有情感,书法的情感就是书法艺术所特有的。书法艺术的情感如何体现,这需要深入研究。书法的构成,我认为线是最基本的,再就是结体,无非就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再扩大来讲还有篇章,篇章也是结体。如果我们研究书法的对偶范畴会有很多,比如动静、轻重、疏密、大小、快慢、抑扬、虚实、顾盼等等。书法美就纯粹依仗这许多形式因素,给人情绪感染,提高人的审美境界。比如和谐、宁静、奋发、愉悦、畅神……具体到每一种字体,又会有区别。章草没有字体连接,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把章草变成今草了,所以可以连起来写。孙过庭写《书谱》也是独体,虽是草书,但一个字一个字是分开的。总而言之,书法是表达情感的艺术,书法家的情绪随着所写的文章也会有所波动。但是,书法还是有它自身的规律。我们追求书法的美,不要把书写的文词当“内容”,而把书法当“形式”,要辩证地看,不要简单化。3a

诗歌、绘画、书法不能互相代替,但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可以相通。相通在哪里呢?我想用古人两句经典的语言来说明,一句是扬雄《法言》中的“书,心画也”,这里的“书”不是书法而是文章,但后来人们都把它跟书法连在一起了。“心画”,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可以说是“心灵活动的轨迹”,书法就是心灵活动的轨迹。另一句是“诗言志”。这句话要比“书,心画也”早的多,出于《尚书》。“言志”,不就是讲自己的真情实感、讲自己真实的思想吗?一个言志、一个心画,都是要表达人的思想、主观上的情感,这不就表明两者是相通的吗?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恰恰在这根本之点上我们常常做不到。现在有很多作品让你感受不到真情实感,比如写诗就把前人句子套用一下,或者拿一些词语生搬硬套。书法,听说有人从古人墨迹中选字拼凑,合而成篇,看起来似乎写得不错,然而那叫什么创作?古代书家活着要争版权哩!

再进一步讲,诗歌、绘画、书法主要表现人的情感,那么技巧还要不要呢?技巧在诗歌、绘画、书法创作中占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要不要“推敲”?古人有一句话,吟诗为了要把一个字想得好,要捻断数茎须。但是王夫之认为推敲没必要,他认为你觉得敲好就是敲好,你觉得推好就是推好。现在我们为什么认为“敲”好呢?敲有声音嘛,一个和尚晚上回来了,在月亮底下推门,无声无息,敲门就有声音,也才有感觉。苏东坡也有这样的词句:“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这时不用敲不行啊。王夫之属于性灵派,他崇尚性灵,推也好、敲也好,别人的心思你怎么知道他是想推呀还是想敲啊,就像说别人做什么梦我怎么能知道,所以他认为没必要,这是一种观点。一般来讲推敲还是要,没有推敲不行的,但最根本的还是靠自己的性灵而定。我在《中华诗词》杂志上读到孙中山、黄兴、邹容、秋瑾的诗,是他们在就义的时候、在告别家人的时候、在战场视死如归时写下来的诗词。他们不是以写诗为专业的诗人,诗也很少,但他们的诗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正如所谓“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他们的诗是真正从血管里流出来的。当时我写了一首诗:“字字苌弘血”,英雄死后血化为碧玉,碧血典故就由此而来;“都从炼狱输”,佛教讲炼狱,从地狱锤炼出来,他们的诗每一个字都是从炼狱当中出来的;“壮心能如此,愧对数茎须”,他们在奋不顾身的时候,告别家人,一切置之度外,在这种情况下,还来得及去推敲吗?还来得及捻断数茎须吗?据说秋瑾在就义的时候有一句诗“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她的全部人生看这句诗,她就是真正的诗人。他们的诗尽管没有很好地去推敲,也不以诗名世,但他(她)们是真正的诗人。我们整天琢磨作诗,却没有抒发出真正的感情来,应该感到有愧,“愧对数茎须”。

我们重视艺术,有人说艺术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说艺术应是我们生命的全部。一个人的生命什么样,他的艺术就是什么样。人的生命达到何等的高度,他的艺术就达到何等的高度。但在基本的作诗、作字上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就要进入道,怎么可能呢?写诗如果连基本的平仄都没掌握好,怎么能够进入高境界呢?反过来说,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一个高境界,那么即便掌握了基本技法,诗、书的格调也高不了。我本人对自己的起点评估不高,看以往作品甚至追悔莫及,但自认为对艺术始终抱着真挚的追求。诗词要讲节奏,“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就是节奏,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意境中内含节奏。像我写的诗“絮落泥中定”“篁抽节上生”动静结合,这也是节奏。还要看到词语的节奏。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般来讲,诗词中是不赞成重复词语的,但是他为什么重复呢?这首诗前面出现了“人面桃花”,第三句里面又有“人面”,第四句里面又有“桃花”,他心里感到很惆怅啊,这里面就有节奏。第三句有“人面”,如若没有后面的“桃花”,先不说内容,单从节奏来讲,这首诗就大为减色。再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一连三个黄鹤,这也是一个例子。诗的节奏,一般七字句的是二/二/二/一,的当、的当、的当、锵。或者是四/三,当当当当、锵锵锵。“去年今日/此门中”,四/三;去年/今日/此门/中,二/二/二/一,都有节奏。五字句是二/二/一或二/三。我个人体会,有时同一首诗二/二/一或二/三都能用,比如前面提到的《江雪》。但像《红豆诗》只适合二/三,即“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离不开节奏,书法也讲节奏。罗丹谈艺术有这样的说法,一条线贯穿始终,贯穿到万物,我们的书法就一条线贯穿始终。中间不是有断的吗?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字断意不断,欲断还连。孙过庭的《书谱》,没有两个字相连笔的,但它整个气是相连接的,这与诗词中的节奏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法中几字连体结构,大体是从王羲之那个时代开始的。王羲之的书法有时连着写几个字,就像音乐由好几个音符合成一拍,一个字的笔画比较粗,另外几个笔画就要细一点,一个地方字长,另外地方的字就要短一点,这样互相呼应形成和谐的总体。和谐不是平均对待,铁板一块,和谐是多因素的融合,形成一个总体,这才叫和谐。这里有我的两件书法作品,一件写的是“臥地成园看五水汇流豪唱灌江东去,敬神仰圣访千古遗迹笑谈名著西逰”。“园”字外框写成偏方的,“园”字外框就写成偏圆的;“臥”字用得比较重,到了“地”字就细一点;“成”字比较重一点,“园”字再那么重就不行;“灌江东去”,“东字”转折比较方,是因为考虑到前面有的地方比较圆;“敬神仰”,“敬神”取竖势,“仰”就比较歪一点了;“遗”字写法有一些想法,打破了常规;“名著西逰”,“逰”字走之的写法和“遗”字有区别,多少有些呼应的意思。两个走之,如果写得一样,就缺少了变化。如果完全不一样,又显得没有呼应。另一件写的是杜甫《登高》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张字第一行“猿”字比较大一点,到后面还要有字和它呼应一下,比如第三行倒数那个“年”字,和它就有呼应。就像崔护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没有后面的桃花和前面的桃花呼应,这首诗就会感觉不完美。一位俄罗斯作家说过,如果在多幕剧的前面出现一条枪,后面就要听到枪声,否则枪就是多余的道具了。书法的笔法,有人主张多用中锋,但绝对的中锋没有,即便八大山人也不是笔笔中锋,笔笔中锋不存在。中锋好在哪里,为什么要追求用中锋?可能中锋比较有力度,大篆的中锋非常浑厚有力,是很美的。但不要有一个机械的固定的看法,有人认为“细如游丝”也是美的。

前面说到吟诗为了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样一种创作精神,在艺术创作中,这种基本功还是要的,这里我讲几个关于书法基本功的问题。

有论者认为书法的基本功就是写字。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无可非议,字没写好还搞什么书法?但是书法的基本功会不会仅仅就是写字呢?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基本功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功,不仅仅是“写字”可以全部包括的,也不要用楷字的基本功来置换整个书法的基本功。比如书法和绘画都讲形和神的关系,没有形就谈不上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把形去掉,还有什么神?没有无神的形,也没有无形的神,形和神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谈到书法基本功的时候,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说的基本功是书法“艺术”的基本功。

再一点,其实练习书法基本功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一般说从楷书入手比较好,楷书在真书中成熟最晚,有多种笔法。篆书也可以用来练基本功。刘海粟先生告诉我,康有为曾对他说练书法就从篆书入手。为什么呢?因为篆书是书法的源头,而且篆书的笔法都是中锋。这也是一种方法。另外大家有一个误解,好像懂真书就有了基本功,那么行书、草书的基本功到哪里去了呢?或者是练了篆书,楷书、隶书的基本功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各种书体都有特殊的基本功。草书有草书的基本功,草书的基本功就是草书怎么写。这个还不够,如果把一笔分为笔法、笔势、笔意多种层次,那就能发挥草书的魅力。草书有笔势,有笔的走向,还有笔意、转折,篇章的总体结构很重要,其余各种书体也都如此,不过在草书更突出。孙过庭《书谱》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真书写好了,其他书体就一定能写好吗?不能那么说。有人说真书还没练好,怎么练行草啊?照这样说,真书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能练好啊?是不是我一辈子练不好真书就不能写行草书啊?或者说我楷书没写好,就不能写篆隶啊?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厘清的。有人貌似重视基本功,其实自己没有弄通,吓唬人。4a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真草隶篆、章草和今草不能掺和,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很多好的作品都是在互相融合中形成的,大家之作由一种风格向另一种风格转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亮点,出现精彩的东西。草书可以当楷书看,楷书也可以当草书看,都有共同的地方,不要把各种字体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要善于“融化”。大书法家没有不讲究融合的。各种书体说到最终是“一笔”,弄通“一笔”,各路皆通,不然便是“死法”。融合最关键的是不同字体在一起要和谐,做到如行云流水,天然无雕饰。20世纪80年代我临《散氏盘》后跋:“此西周传世之宝,余以金文中草书视之。”基本功是毕生的事,齐白石到晚年还在临不知名的《曹子建碑》,写得很好。他把临帖看成一种对于创作的补充和内在的需要,是一种兴趣。像王铎那样写阁帖,已经不叫临了,因为他太熟练了。基本功的问题不要看得很死,各种艺术的融通是相对的。有时人家问我临什么帖,我说我有时不太注意临帖,其实我不是没有临,我有自己的一些方法。我觉得我在哪一方面需要,或者在哪一方面有兴趣,就特地临摹一段时间加以吸收,然后再按照创作需要补充不足。学古人字不要只盯住几种名头大的,还要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兴趣。说句笑话,光看名头大是不是有“势利”的嫌疑?

前面讲到诗词的节奏,那么懂了诗的节奏,是不是就懂得了书法的节奏呢?未必。诗词的节奏和书法的节奏,是两种不同的节奏,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否则,书法也就不是书法,诗也就不是诗了。所以写一首诗,不能要求诗的节奏与书法的节奏同步。我不同意把书法当成书写文词的形式,因为这在理论上是背谬的。但是如果深入体会诗词与各种艺术的节奏感,潜藏到意识的深处,在我们的创作中肯定是有益处的。前面提到我写的那首诗“此地尘嚣远……”为什么我在那样一种特定情况下,一首诗会在潜意识中流露出来呢?这应该归功于平常的深入积淀,有了积淀,在特定的情况下它就会流露出来了。毛主席谈他写《清平乐·娄山关》,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长期军役生活中体会得来的,我们不要狭隘地看作仅仅是度娄山关那天傍晚的事。

最后谈一下书法的品评。唐代把书画品评的标准分为神、妙、能三品,三品又分上中下。到了唐末宋初,有个叫黄休复的,在绘画里面把原来不入格的逸品放在神品之上,画与书法相对地对逸品越来越重视。逸品,神品,妙品,能品—能品放在第四。当然进入能品也不错,能品就有书写的本事,在笔墨方面很熟练、很高明,但是比不上神品。神品就要有精神、有神采,这是第一位的。逸,表明一种逸气,一种高尚的、脱俗的文人之气。宋以后一直以逸品为先。那么,与逸品相对的是什么?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就是俗。我想,如果用一个简短的、扼要的、最关涉本质的词汇评论书法,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雅俗之分。可能有人写的字也不见得有多好,显露拙、稚,但不俗。可能有人经常写很熟练,不能说多么不好,但从气息上感觉到了市井气、江湖气、油滑气,就俗了。至于说到霸气,也有俗的一面,可能要作具体分析。有一句话讲,唯俗病不可医!这个俗字最难改。写字写熟练了容易俗,或谓多读书能够免俗,这话不差,但也不尽然。因为这还要涉及到意识层面、思想境界等诸多问题。往深处说,雅俗之分也不那么简单,俗有时还怪可爱哩,但这又是从另一个角度谈问题,今天不再展开说了。5a

问:沈先生,您的书学思想里有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提倡原创,请您谈谈书法原创的问题。

答:书法讲原创,可能有人会问:文字怎能随意改变?我想,字体与书体既有共同性,也有区别。就书体来说也是既有共同性,也有个性。在掌握基本规律的同时,不要忘记自我。这问题前人说过许多,我们今天反倒望而却步。历史上所有的大家都是从原创中取得成就的,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东西。“不断超越自己,超越古人”,这是一个艺术规律。如果把这个艺术规律理解得比较深透,对当前一些现象、对自己的创作,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识也就提高了,创作自然会有进益。原创意味着个性,意味着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而且必须提出个性化的要求,否则,艺术的本质就失去了。

问:沈先生,当今的书坛、书法风格,常常是由某种展览引领的。好多人为了入展盲目跟风,成模仿秀,作者的心思往往用在揣度评委的好恶上,而没有真正关注书法艺术本身。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答:孔子在《论语》里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是常说为人民服务吗,但是孔子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今之学者是做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真正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中国网球选手李娜在凤凰台接受采访时说“我打球是为我自己的爱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打球就是为了我喜欢。据说这句话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怎么为个人呢?你没有为国家!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同意的。凤凰台主持人说不为自己为什么啊?我们不要一说为己就是坏事,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不能那么简单。我记得19世纪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那种“个人主义”是很高尚的。也不要一听说“为人”就不加分析地肯定。我希望坚持书法审美的纯粹性。

问:沈先生,请您谈谈想象力和知识的关系?

答: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想象力也不会高。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要善于融通。相对来讲,知识越多想象力越丰富,但假若不善于把知识融通,那么想象力就无从产生。获得了很多知识并不等于就有想象力,想象力要依靠直觉,直觉很重要,还要依靠逻辑推理。有了直觉和运用直觉的能力,有了很丰富的逻辑推理的能力,想象力才能够提高。这样一种能力,一部分靠天赋,一部分也要靠学习。

想象力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古人说得很多,如“折钗股”、“屋漏痕”、“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怒猊抉石,渴骥奔泉”,这些都是想象。大家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担夫与公主争道”,挑担的担夫和公主在一条路上对面碰上了,你要这么走,她要那么走,如何行走?如何避让?在书法而言,刚和柔,大和小,虚和实,动和静,都包括在其中了。再如雷太简闻江声然后悟到了笔法,不也是想象吗?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些观点过于空洞和抽象,不能直接指导创作。其实做到这一点要明了一个前提,就是深入研究笔法、深入创作实践以提高自己的功力。不然,想象力自然是托空的。但是反过来说,仅仅认识到要临摹、提高基本功而不懂得多读书、多发挥想象力的重要性,那么书法创作恐怕也很有限度。

1a元 赵孟頫 跋宋徽宗赵佶竹禽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赵佶《竹禽图》全卷欣赏2a 5a 4a 3a

1a居廉(1828-1904),字士刚,号古泉,别号隔山樵子、隔山老人、罗浮道人,清末画家与美术教育家。 居廉祖籍江苏,因其先祖于广东做官而落借番禺隔山乡(今海珠区江南大道)。他年少家贫,依靠堂兄居巢并随其习画,兼采恽南田、宋光宝等人之长,以出神入化的“撞水”、“撞粉”绘画技法表现岭南地区润泽的花草与独特的自然风物。所作没骨花卉草虫写生,风格清新妍丽,兼工带写,呈现了独有的岭南风貌。 成为岭南画派的艺术先导之一。居廉擅画花卉、瓜果、翎毛及草虫等。他的画作影响着晚清以后广东画坛的面貌和风格趋向,以及整个中国画审美性格的嬗变。2a 11a 10a 9a 8a 7a 6a 5a 4a 3a

宋至元 佚名《春溪鸣禽图》

(高居翰景元斋旧藏)

1a宋至元 佚名 春溪鸣禽图

作品鉴赏

古柏参天,翠竹斜出,梅开幽涧,鸟鹊争鸣。此图以南宋人一贯的写实手法画春日溪涧边静寂悠远却又生机活跃的情境,造形精准洗练,备极生动。笔墨劲健有宋人格局,具元人韵致,的是佳作。

高居翰(James Cahill)景元斋旧藏。2a 5a 4a 3a

1a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董其昌的书法,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但不在笔迹上刻意模仿,兼有“颜骨赵姿”之美。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

董其昌此卷,以尖利秀劲之笔,鼓努俊发之势,迅笔疾扫一气呵成,在怀素之外别具一种秀朗峭拔的风神,舒展淳雅的韵味,自是佳作。

释文:早朝诗。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

銮輿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玩物华。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春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自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2a 15 14 13a 12a 11a 10a 9a 8a 7a 6a 5a 4a 3a

1a明 盛茂烨 仙山楼阁图 绢本设色 160x8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鉴赏

该图绘于明崇祯十三年(1639年),属画家晚年之作。仙山楼阁即仙人所居之地,是中国古代文人虚构的理想世界。宋元以来,以此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形式多种多样。盛茂烨笔下的这幅《仙山楼阁图》轴并没有具体刻画传说中的仙境,而是通过对苍松、茅舍、山泉和人物的刻画寓意中国古代文人隐士的生活情趣和高尚追求,体现了画家的内心向往和审美情趣。笔法苍劲有力,人物刻画生动逼真,线条清晰,风格独特。

(以上好像是故宫博物院官方介绍,貌似专家级的文字,竟然全是套话,丝毫没有涉及绘画艺术本身。比如盛茂烨的风格传承,笔墨特征,构图方法等等。)2a 8a 7a 6a 5a 4a 3a

1a 2a明 文征明 书画合壁图卷 纸本 水墨

设色 31.6厘米×75.8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文徵明(即文征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停云,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家世武弁,自祖父起始以文显,父文林曾任温州永嘉知县。自幼习经籍诗文,喜爱书画,文师吴宽,书法学李应祯,绘画宗沈周,兼有李唐、吴仲圭、赵孟頫、黄公望笔法。少时即享才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画山水、人物、花卉都极出色。画风细致温雅,笔墨精锐,气韵神采,独步一时。子女皆善书画,门人杰出者甚众,形成“吴门派”中坚。文征明通晓各科绘画之艺,其目力和控笔能力极佳,80多岁时还能十分流利地书写蝇头小楷竟日不倦。绘画上与沈周共创“吴派”,又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书法上与祝允明、王宠并誉为“吴中三家”。

文征明山水画有粗笔和细笔两种,粗笔有沈周温厚淳朴之风,又有细腻工整之趣;细笔取法于王蒙,取其苍润浑厚的构调,又有高雅的风采。长于用细笔创造出幽雅间静的意境,也能用潇洒、酣畅的笔墨表现宽阔的气势。此卷当是以细笔刻画意境的代表作。文征明书法造诣极高,字体宽展舒和,温润和雅。又善治印,雅而不俗,清而有神。3a 8a 7a 6a 5a 4a

第一 中国书法的艺术特征

书法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各国文字书写中,没有任何其他文字的书写,像汉字的书写一样,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并且源远流长,在当代不仅没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电脑的普及、手写量的减少而导致魅力消减,相反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当代中国参与者最多、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说:“如果说能够表现个性,这就是最高的美术,那么各种美术,以写字为最高。”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而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林语堂认为:“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与宗白华齐名的美学家、美术史家邓以蛰先生也认为“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之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这些观点容或有溢美之处,但是也充分说明,前贤对于中国书法曾经赋予过多么崇高的地位!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化乃至西方文化艺术的了解,都是极其深厚的,他们这么说,不会没有缘故,总有他们的理由。简单概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至少他们相信,中国书法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系统中的重要性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作为中国人,学习掌握一点这门古老而仍然生机勃发的艺术的基本知识,不仅能够提高和丰富自己的艺术审美修养,更意味着增加了了解和学习本国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中国的书法艺术,表面看来非常普通,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在宣纸(当然有时也用其他的书写载体)上书写汉字而已,似乎人人都会,没有任何神秘和独特之处。但事实恰恰相反,看起来形式如此简单的艺术,却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形式上显得复杂得多的艺术容易掌握、容易明白。

何以如此?

原因在于,在她表面的简单中,蕴含着无限的丰富。

一、以简驭繁

书法艺术的形式,最为简单不过——只有汉字、只有黑白的组合,至多加上纸色和装裱形式的变化以及红色印章的搭配。但是,这最简单的形式中,却包含着无限变化、无限丰富的形态。

首先,字体的复杂性。汉字的历史形态本身是丰富多样的。从最初的甲骨文、到商周的金文、到秦汉的篆书隶书草书、汉代以后的行书楷书,还有处于这些形态之间的各种过渡样式,各种历史形态和过渡样式之间,又是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的,彼此之间进行沟通的可能性极大。可谓林林总总,自身构成了复杂多变的系统。书法以汉字为艺术创作的材料,先天就具备了优越的基础,具备表现形态的丰富性。这一点,由汉字衍生的日文、韩文和线性的西方文字是望尘莫及的。

其次,结构的可塑性。汉字作为记录工具,每个字都有其构形上的基本要求,以保证字义识读的准确性。但是,这个要求并不是僵化的。只要保持其点划和结构的相互位置关系基本稳定,其正斜、长短、方圆等等,在处理时都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具体到每一个书写者的笔下,汉字的形体总是千变万化而非千人一面的,即使是清代馆阁体也不例外。

其三,点划的多样性。每种汉字字体,都有相应的点划形态上的基本规范。但这同结构一样,并不是僵化的。在书写过程中,其具体形态具备极大的可塑性。而汉字书法的书写工具——毛笔,在塑造点划形态上具有优越的性能。两相结合,使得汉字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元素——点划的形象,具有了无限的丰富性。

最后,篇章的综合性。由单字、单词组织起来的汉字篇章,同其他文字的篇章一样,总是在符合语法的前提下,具有无限组合的可能。而汉字的结构与点划本身是多变的、复杂的,组合成篇以后,彼此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较之一般文字的篇章关系更加复杂。

此外,作为一幅完整作品组成部分的印章和装裱艺术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

1a可见,在这最为简单的形式中,却存在着多么复杂的形式关系问题!中国书法正是由此出发,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提炼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形式处理问题的概念,形成一套关于形式美的观念体系,并辐射到其他艺术形式上。林语堂说:“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画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千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他甚至认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这些观念(以及形式和结构的原则),还影响到了“中国绘画的线条和构思”、“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正是(书法所探索出来的)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二、以静寓动

中国书法是一种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它的作品,最终体现为凝定在纸上的形态,无论是悬挂墙上还是置诸案头,都是一种静态的欣赏。

但是,好的书法作品却总是给欣赏者以动感。任何艺术品都是创作过程的物化,仔细寻绎,都有可能从其最终形式中找到运动过程的痕迹。然而,汉字书写过程的运动性质却是独特的: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点划书写的起、行、收的各个环节和字形书写的笔顺、章法安排的前后顺序,都有基本的规范,其运动方向是任何一个接受过汉字书写基础训练的书写者都了然的。其运动过程往往还不许重复、不可逆转,因此指向性相当明确。这一特点,与音乐、舞蹈十分接近。

如此,则欣赏者从凝定的作品中读到的往往却是书写的运动过程,感受到更多的是存在于纸上的运动节奏。南宋姜夔说:“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皆支离而不相贯穿。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他又专门提出一组关于书写速度的互为矛盾的概念——“迟速”——加以讨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必先能速,然后为迟。”盛熙明与姜夔有同样的感受,他说:“每观古人遗墨存世,点画精妙,振动若生。”显然,在他们的眼里,书法作品充满了节奏变化。

创作者同样对作品的这种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自觉的关注。陈献章是一个哲学家,同时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在他看来,“动”才是第一位的,他所求的“静”,并非作品凝定的静态结果,而是一种审美品质,是作品形式所体现出来的宁静不乱的气质,是作者心胸修养的反映。

在汉字书法中,草书给人的动感最为强烈。萧衍《草书状》说草书“有飞走流注之势”,宋曹说:“草书贵通畅。……种种笔法,如人坐卧、行立、奔趋、揖让、歌舞、擘踊、醉狂、颠伏,各尽意态,方为有得。”唐代著名草书家张旭,曾经观看舞者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舞,因而得悟草书的精意,杜甫有诗赞述此事,在书法史上传为佳话;又传闻他曾经见到公主和担夫争道,由彼此之间的动势而领会草书的要诀。因此,在后来的艺术家心目中,张旭的书法,已经充分表现了天地间各种事物的运动本质,故韩愈赞誉他说:“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2a但是,并非只有草书才能够体现运动之美。事实上,即使是最为工整端正的楷书,也能够(应当)表现动感。清人刘熙载《书概》一方面说楷书“详而静”、草书“ 简而动”,另一方面又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认为“动”“静”之间是辩证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沈曾植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指出楷书常常从行书中获取动感,篆书也常常从隶书的流动中得到启示。

早在唐代,张怀瓘就已经把书法同音乐相提并论,认为如果没有“独闻之听”,是无法来讨论书法这“无声之音”的。近代以来的学者,同样赞成这一观点。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徐悲鸿说:“中国书法……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沈尹默也说:“(书法)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 ”三位大家同以音乐比拟书法,正是看到了书法中蕴含的如林语堂所说的“韵律”之美。

三、纵横有象

汉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其结构、点划在产生之初,就已经不是写实的。经过书写的逐渐改造,发展出各种文字形态,特别是草书、隶书、楷书之后,篆书中残存的一点“物象”更是全无踪影了。楷书的横、竖、撇、捺,尽管各有各的形象,然而哪一笔也不是自然物象的传摹;至于每个单字,与物象本身的外形特点,更可能是矛盾的,例如“日”字已变成方形,与太阳这个物象的圆形特征完全不同了。

但是,汉字起始时字形是以象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先民的观念中,汉字是圣人“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而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影响深远,造成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极重要的一种诉求:以形写象。希望在抽象的点划、结构乃至章法中,表现出或欣赏到自然的大美。

在古文字阶段,尤其是小篆以前,汉字随体诘屈,自然物象的形式以一种相对直观的方式存留于汉字的表象。这种特点,易于使人们在阅读时同时产生对自然万象美的联想,从而有可能越过文字字义而直接进入对形式美的欣赏、玩味,并反过来生发出在书写中表现自然美的要求。

对自然美的要求,体现为两个层次。

第一,从作品的形体联想到自然物的种种情态。对这一层次的表述,主要集中在东汉至魏晋时期。

传为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所著的《笔论》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字势》称赞古文说:“其文……类物有方。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就而察之,有若自然。”又引蔡邕《篆势》:“或龟文针裂,栉比龙鳞,纾体放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缊。扬波振撇,鹰跱鸟震,延颈胁翼,势欲凌云。”引崔瑗《草势》云:“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峙,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甚至对七种汉字基本笔画都提出了象物的书写要求:比如要求“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当然,这里的“象”并非外形的直接描摹,而是质感、力感或势的相似。

传为蔡邕所作的《九势》把上述种种表达,加以哲学化,提炼为书法艺术的生成论,说:“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美是书法美的源本,它通过作品的“形势”而展示出来。

第二,楷隶文字通行以后,抽象点划全面取代了残存着物象轮廓特征的篆书线条,从形象中直接领悟物象之美已不太容易,于是对书法自然美的体验,更多地转向深层次的精神、气势。

张怀瓘《书议》认为,书法“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这一相是“无形之相”,是取千变万化的自然之神意(而非外形)融铸而成的书法形象。韩愈赞誉张旭说:“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翁方纲甚至说:“世间无物非草书。”在这个层次上,韩愈的“寓”是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寓”就是寄托,自然之神意,寄托在书法的形象之中,为人所感知。——“形”与“象”不是在“物”(对象)的外形情态上(客观),而是通过“人”(主体)对“物”的精神意态的感受上(主观)得到统一。

清代书学家刘熙载提出:“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强调“人”的行为应当体现“天”的精神。一方面是 “肇于自然”(客体向主体),一方面是“造乎自然”(主体向客体),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此完成了书法学领域内表述的完善。

四、书为心画

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句话,本是用来描述文章意义的,但后来却成为关于书法与人的关系命题的经典论述。刘熙载《书概》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把它上升为对整个书法艺术审美本质的一种界定。

艺术是人的创造。书法与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必然反映创作主体的心智、性情、修养乃至技术能力等方面的特征。早在汉代后期书法的艺术性质初步被社会所承认的时候,赵壹就已经指出这一点:“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传为锺繇所作的《笔法》说得更加简洁:“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但是书法艺术在此方面的表现,又体现出相当明显的特殊性。唐代张怀瓘说:“文则数言及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文章言志抒情,犹可饰伪,而书法则无从遁形。

文章可以模仿,而书法在学习过程中虽然也模仿,甚至有些传世经典作品就是拟作;但即使是最严格的手工复制,也必定会留下书写者本人特点的蛛丝马迹。故唐代孙过庭《书谱》说:“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俓侹不遒,刚佷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

文章可以反复地加工修改,而书法创作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逆性,可以捕捉书写者的即时情绪和心态。孙过庭分析王羲之的各件作品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有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因此他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清代王澍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并且引申来评判颜真卿的作品:“《祭季明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其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此《告伯文》心气和平,故容夷婉畅,无复《祭侄》奇崛之气。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情事不同,书法亦随以异,应感之理也。”项穆《书法雅言·心相》对此作了简明的总结,明确地把书的“相”作为已经显现的人“心”。他说:“书之心,主张布算,想象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彩,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

既然书相即是人心,则关于人心的各种要求,也就相应地在理论上被提出来,对书法审美作出规定。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到“德”,然而“德”却是“如其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代颜真卿地位的确立,主要是在宋代,而使他成为唐代书家冠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忠孝”形象。黄庭坚认为,苏轼之能拔萃于宋代书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的学问文章之超卓:“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道德、学问、文章,都是人格的一个部分,如何转化为书法的形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强调,使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许多观念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提高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社会意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从文字产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祖先在书写、刻契或铸造它们时,就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聪明智慧,进行了艺术创造。岁月使我们失去了许多这样的作品,但也保留了大量的杰作。它们真实地记录了我们的前辈在书法艺术园地里留下的足迹,不仅展示给我们以美的魅力,而且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文化,各个书家的心路历程。

人的生活离不开历史,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割断历史,人类的精神生活更需要历史。书法作为中国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是深深植根于历史中的。要欣赏、学习书法艺术,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只有了解了历史,我们才能全面把握一位书家、一件作品的深刻意义,才能更好地领悟和学习。

中国书法历史的开篇,目前由于考古材料的限制,只能从现存最早的成体系文字——甲骨文算起。由于文字的应用性,书法艺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总是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发展;同时,它本身也在逐渐形成自己的特定规律。综合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把书法艺术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秦,可称为古文字时代。

殷商文字的应用范围较为狭小,主要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刻在甲骨片上。由于工具相对简单,线条以直为主、锐利挺拔,字形结构保留着极强的象形特征,可以窥见造字之初先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特点。虽然比较原始,但是艺术的意味已经非常浓厚,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物象的撷取简明扼要,显示出书刻者观察事物、捕捉形式能力的高超;二是对形式美规律(诸如对称、均匀)的应用相当自如,说明书刻者的艺术思维的杰出。殷商时代并无所谓“书法艺术 ”的观念,但是作者们对“美”的领悟、创造,却已经为“书法艺术”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西周文字现存的主要是王侯祭祀的铭文,浇铸在青铜器上。其方法与甲骨刻契有很大不同,因而形式处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线条形象趋于饱满、婉转、丰富,在粗细、曲直等方面的对比上有了明显的强化,有的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痕迹,有的甚至还形成了独特的类似后来隶书波磔的轮廓和块面式的形状。伴随线条的变化,字形结构中的象形因素逐渐淡化,而对形式规律的运用却越来越熟练和多样,从而使金文的结体比甲骨文更加稳定和谐、端正工整,体现出端庄肃穆的庙堂气息,令人联想到西周时期秩序井然的礼乐文化。可见,无论从形式美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精神气息的角度来看,西周金文的艺术特质无疑是大大加强了。

进入春秋战国直至秦代,随着政治分裂局面的形成,文字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文字面貌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文字的地域化变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多种地域书风,有的地区(如以楚国为核心的东南部)甚至出现了美术化、装饰化的风格,只有秦国地区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西周的文字面貌,并进一步整合提炼,发展为点划均匀、结构严密的小篆书。一是用毛笔书写的文字材料越来越多,毛笔的性能得到发挥,逐渐使篆书的“ 线条”发展为外形轮廓更加复杂的“笔划”,篆书盘曲蜿蜒、取象自然的结构也逐渐被解散为用笔划组织排布的新结构。由此最终孕育出新的字体,其中隶书成熟最早,因此史称“隶变”。在隶变过程中,草书、楷书、行书的一些形式因素也已经出现了。秦统一中国以后,小篆成为官方应用字体,隶书也得到推广,从此中国文字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隶变是中国文字的一个巨大变化,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新字体、新点划比篆书大大丰富,并且都建立在“书写”的基础上,使“ 以简驭繁”、“以静寓动”、“书为心画”等等艺术特征获得了全面实现的契机,也使“纵横有象”摆脱了对物象的依赖而进入到自然的精神意蕴。

第二阶段,两汉,可称为隶书时代。

汉承秦制,首先通用的是小篆,但隶书的使用已渐渐普及,并大约在西汉宣帝前后趋于成熟;章草也逐渐成熟并得到普及和应用,产生了一批杰出的作品和艺术家;东汉后期又孕育出楷书、行书和今草。此外,篆书仍然活力旺盛并开创了时代的风格。

汉代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隶书。点、横、竖、撇、捺以及钩等汉字基本点划趋于完备,形成了方圆、曲直、粗细等多样的矛盾关系,层次丰富。特别是撇捺,左波右磔,有如鸟类的双翼,翩翩飞动,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字形基本摆脱了象形的局限,体势多横扁,与篆书的纵势不同。结构虽然主要仍采用横平竖直、左右对称、均匀等分等原则,但因波磔的存在而形成明显的展蹙、疏密对比,具有较强的韵律感。无论点划还是结构,都有了更多地进行艺术发挥的可能,因而不同作品之间,往往有很大的风格差异。汉隶传世作品有简牍、碑刻等。简牍作品生动活泼、逸野恣肆、自由真率,富于生活气息。石刻则是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有的立在庙堂、渊雅端重,有的依山摩崖、神远意畅,有的铭刻经典、严谨工整,更多的则记墓颂德、各逞风姿,可谓一碑一奇、百花争艳,充分显示了隶书的艺术魅力。

汉代开始,贵族和知识阶层对书法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更多地认识到了它作为艺术(而不仅是记录工具)的魅力。到东汉后期,在草圣张芝的影响下,生活于西北地区的一批艺术家放弃传统重事功而轻文艺的价值取向,而把精力更多地、自觉地投入到与现实政治功业关系并不密切的草书中,从而掀起了一股书法的热潮。一些学者如蔡邕、崔瑗等还从理论的角度对书法艺术的价值地位、审美本质、形式美构成和艺术创造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从而使书法以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进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

第三阶段,从汉末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楷行今草的时代和经典书法艺术精神的确立时代。

魏国曹操在建安十年发布了一道禁碑令,使隶书失去了最为有利的用武之地,更使汉代后期开始形成的楷书、行书、今草书在三国尤其是魏国地区迅速兴起、发展,并在随后的东晋南朝快速发展、成熟。而北朝地区则继承了汉代重视碑刻的传统,将新兴的楷书广泛应用到墓碑、墓志、造像记和摩崖上,创造了繁多的形式和风格,特别对于楷书大字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唐代综合这两方面的精华,最终使楷书作为字体在形式上得到完善。

东晋时期流行的是玄学,对人物的品藻注重才调性情,上层贵族或放浪形骸、或寄兴思辩、或悠游山水、或栖心文艺,在动荡的现实中寻求思想精神的适意,书法也成为因寄所托的一种艺术方式,王、谢、庾、郗、卫、陆等许多大家族以书擅名、英才辈出,创造了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高峰,以二王风格为代表的小楷、行书、今草,成为后世无可代替的典范。后人从中发现的不只是字体形式的完善,更读出了那个时代哲学的精神和艺术家的情感心态,并由其境界的高贵脱俗、意蕴的有余不尽而总结出一个“韵”字来概括其艺术精神,成为书法艺术中优美的典型。这种艺术精神上契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艺术美学,下合中国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主导的一种精神诉求,因而具有普遍的影响力。

唐代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对书法艺术的价值非常重视,甚至定位为“不朽之盛事”,盛唐时代还普遍洋溢着一种奋发昂扬的社会心理,这使书法在继承东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面貌。各体书法都得到了社会的重视,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华景象,并且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时代风格。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以张旭为代表的狂草书和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楷书、行书。张旭“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以汪洋恣肆的笔墨抒写时代的强音;颜真卿楷行将篆意分韵草情融为一体、以至大至刚朴拙厚重的形象树立时代的风范,都可谓开天辟地,成为书法艺术中壮美的典型。颜真卿由于艺术形象与政治道德人格的刚烈忠勇非常相似,宋代以后被树立为唐代的冠冕,与王羲之双峰并峙,成为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典范。3a

伴随着艺术实践的开拓创造,书法艺术理论的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举凡书法的社会功能、本质原理、形式规律、创造原则、批评鉴赏乃至历史演进等等,都出现了经典的著作,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或发挥中国古典思想、学术的精蕴,或揭示书法艺术的特殊规律,具有卓越的原创性,同这时期的代表性书风一样,成为后世的典范和理论源泉。

第四阶段,包括宋、元及明代前中期,是书法艺术的文人化时代。

从唐代后期开始,人们对书法艺术的价值地位进行了重新估价,提出“六博之上、文章之下”的观点,使书法艺术逐渐成为知识阶层(文人)的一种“雅玩”,成为表现文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学问修养及性情趣味的一种艺术形式。

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倡导“学书消日”的态度和“意造无法”的创作观念,注重张扬书家主体精神世界的特殊性。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代表书家,无不是个性强烈、风标独树。苏轼的形式并不完美,字形有时过扁、用笔有时过肥,而黄庭坚却认为,这好比西施捧心,正是其妩媚之处。黄庭坚从柳公权、《瘗鹤铭》中悟出结构的内紧外放,形成独特的欹侧而辐射的结构,又从舟人荡桨悟出笔法的擒纵起倒,故用笔纵放如长枪大戟,但他的矛盾对比有时过于强烈、并不协调,他也并不真正避忌。米芾学古功力无人能及,但当他放笔自运时,却如“风樯阵马”、自由奔放、意足自足、不问工拙。这种书风,使书家的精神得以自在地遨游、心灵得以适意地逍遥、情感得以真实地展示,“书相”、“人心”,浑融无间。

元代和明代前中期绝大部分书家对书法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与宋代一脉相承,但是具体艺术实践方法有所不同。他们注重从古典中提取艺术语言以保证艺术形式的基本规范,代表书家如赵孟頫、文徵明等人,都对古代各种字体、各种风格进行过极为全面深入的学习,因而笔下熔铸很广、涉猎领域全面,最终提炼出自己的笔墨语言。虽然从创造性角度来说或许难以与二王、颜真卿、苏轼等相提并论,但是其优雅精致的文人气息和含蕴广博的历史韵味,仍然是极有魅力的。还有一些书家如杨维桢、张雨、倪瓒及明代中期的部分吴门书家等,与主流书风有一定距离,对形式法度敢于大胆突破,形成或奇崛、或荒率、或简峭的风格,有的甚至有些怪异,一般与他们倾向于隐逸疏离的政治取向和强调孤峭独立的道德人格有一定的相似性,反映出一种特立独行、夭矫别出的气质,颇足打动人心,审美上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由于强调文人特性,这一时期的书法理论和实践都很自觉主动地从哲学、美学、文学、绘画等领域中吸收养分,因而其中所凝聚的文化观念(例如对“君子小人”的强调)越来越丰富,从而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内涵。

第五阶段,从晚明至清代,是古代书法艺术的总结和转型的时代。

明代市民阶层日益发展,建筑趋于高大,对大幅式作品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强大的思想钳制反过来导致了思想上的个性解放思潮。这种变化到明代中后期在书法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祝允明、陈淳已有变革的迹象,而“字林侠客、八法散圣”徐渭则是真正创开风气的人物。晚明的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朱耷等人,以崭新的艺术观念,在大幅式上持续探索新风格,使传统行草出现了巨大的新变,笔法豪放奇肆、结构欹侧纵横、章法起伏跌宕、墨法淋漓酣畅,形式感强,富于视觉冲击力,走出了前此温文尔雅的文人气息。董其昌等人的书风,在保持文人秀雅审美本色的基础上,利用禅学思维倡导“生”、“淡”以图变化,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手法,其中特别是疏朗的字行和淡远的墨色,都极有新意。

清初,皇室先后倡导董其昌和赵孟頫书法,故在朝的文人学士多继承传统文人书风,并越来越趋于凝整工稳,渐具馆阁气息;另有不少降臣和遗民书家继承了晚明狂放书风,但除王铎、傅山、朱耷等人外,多数在创造力上有所不足,未能更有进展。一些书家对篆隶书的关注也在加强。

乾嘉以降,主流文化圈内的书家,虽仍不足与前贤抗衡,但也出现了几位较有成就者。而值得注意的却是两种新动向:一是在东南部商业发达地区,市民阶层与艺术家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把书法引向了更具市民文化气息的道路,出现了以扬州八怪等为主导、融入画法与篆隶意味的书风;二是更多学者和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文字学和考古学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学习先秦、秦汉作品甚至是北朝作品,从而使审美逐步转向拙、大、重、厚,建立起与以“书卷气”为核心的审美传统不同的、以“金石气”为核心的审美观念与技巧。后一种书风的壮大,使沉寂已久的先秦秦汉及北朝传统得到振兴,并与晋唐宋元明行草小楷传统构成书坛的两大主流,从而使古典书法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梳理。

晚清以来,除了两大传统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这就是综合汇通。一些有识之士如何绍基、赵之谦、杨守敬等人,认识到碑、帖之间,“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应当取长补短、相辅相济,自觉地致力于把碑意帖神融会贯通,从而开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必须指出的是,晚明和清代书法的许多探索,都与艺术家走出书斋、面向社会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文人化书法审美诉求的生存土壤已经被社会化的生活境遇所改变,因而其审美理念、技巧探求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初步具有了审美大众化的特点,开始了书法艺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在以下的篇幅里,我们将以对书法及其历史的上述认识为基础来介绍书法发展简史。但我们的章节安排仍然采用以朝代为基本单元的传统方法,以方便读者的阅读。敬请读者指教。

一、先秦

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

1、商和西周甲骨文

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是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文字遗迹,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清晚期时有发现,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它进行收集、研究以后,甲骨文才真正获得重光。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1a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时代特色。董作宾先生(彦堂)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气格阔大,雄壮卓伟;第二期由旅、大、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规矩森然,法度谨严;第五期由黄、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工稳典雅,布局精到。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董作宾说:“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收迄,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其发挥也还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

2a2、商和西周金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甲、骨质地坚硬且不能常得,人们在不断地探求着合适的材质,以负载日益繁多的书写需求。于是周秦之际便有了石刻文、简书、帛书等以各种材质为载体的文字资料。金文与甲骨文比较,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到商代时,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从殷商后期至战国,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浑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

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有的达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铭》《宰甫卣铭》等。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看来,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起收随处可见尖形;结构仍多取纵势,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谨严而自然。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健峭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见,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扬先祖等六大类,文辞最长可达497字(《毛公鼎》),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大约可以分三个时期。

(1)西周前期

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948年)。文字继承商末传统,与商末甲骨文、金文相似,处于文字演变的同一阶段。形式处理上,笔划肥厚,唯起收多出以尖形,与商末金文如出一辙,又常饰以圆形或方形的块状笔划。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周公簋铭》,《天亡簋铭》(武王),《利簋铭》(武王),《德方鼎铭》(成王),《何尊铭》(成王),《商尊铭》,《郿县大鼎铭》(成王),《大盂鼎铭》(康王)等。

其中《大盂鼎》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庄雄浑,字迹瑰丽遹伟。其铭文严谨端庄,笔划尖圆并用,体势纵长挺拔,结字密致凝练,章法整齐有序,在书法上属方笔壮伟一路;呈现出一种高华肃穆、瑰奇典丽、端重卓伟的庙堂之气,已经具备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气质。长期以来被视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2)西周中期

包括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公元前947~公元前888年)。这时期铭文的篇幅更长,处理的方法也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期的精品极多,代表性的有:穆王时的《静簋铭》,恭王时的《卫盉铭》、《永盂铭》、《曶鼎铭》、《牆盘铭》,懿王时的《即簋铭》,孝王时的《大克鼎铭》等。

《大克鼎》,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字迹特大,结体修长峻拔而具端穆之致。由于铭排列于界格之中,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

3a《牆盘铭》也是杰构,笔划婉转含蓄而不失畅达,结体谨严密致,全篇整齐疏朗,整体气息端稳庄重中时露清新秀洁,堪称西周金文代表作。

4a(3)西周晚期

包括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7年~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经显示出分化的迹象。如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的宣王时的《毛公鼎铭》,制作精美,器形完整。文在腹中,凡三十二行,计有四百九十七字,堪称宏篇钜制。其书法流溢秀美,笔划工谨厚重,结构密丽庄严,气势雄浑博大,为存世金器铭文较长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个。

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晚期传世最大的青铜器,长方形,长一百三十点二厘米,宽八十二点七厘米,高四十一点三厘米。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铭文一百一十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有所虏获,受赏于周庙的事情。此盘字迹出于大篆而不尽相似,笔划纵向舒展,转折处圆劲,注意笔划之间的平行、等分关系,结体修长,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优雅清疏。论者以为实乃《石鼓文》之滥觞,由此而向小篆递进,顺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为法。

5a厉王时的《散氏盘》,也称《矢人盘》、《散氏鬲》,乾隆年间出土。盘腹有铭文十九行,满行十九字,计三百五十字。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契约,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经过,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笔划一改典型金文的横平竖垂、匀稳工正,代之以欹侧斜正、粗细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与其它作品的长方或近方、端正稳重的体势不同,在金文中可谓别构一格。习篆籀者多取以为范。这种风格出现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联系西周晚期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分化的趋势,应当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散氏盘铭》与《大盂鼎铭》,在清代有“四大国宝”的美誉。此外的代表作品还有:夷王时《多友鼎铭》、宣王时《颂鼎铭》等。

总体看来,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铸造,不仅仅是为表达文字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书写、铸造文字时的审美意识。例如笔划的圆转、方折、粗细、刚柔、曲直的变化,结构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对称、疏密等形式规律的运用,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书写者的匠心,艺术性比甲骨文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和丰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笔划、结构和章法上的处理,圆熟自如,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和铸造方法的特长来发挥创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独具一种凝铸效果,端严肃穆、气息高浑,令人观之而有如入庙堂、如对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却又有慈霭温婉、如沐春风的亲切感,通常认为,这应该是所谓“大篆”的特有气息。这种气息是非常可贵的,在后世书法家那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成为后来者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被认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学习大篆的典范。

6a此外,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商和西周时代还有其它记录文字的载体,《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尚未发现这样的典册。不过,却有其他文字资料,如玉片朱书“束于丁”、陶片墨书“祀”字、《妇好墓石磬刻》等。由于考古所见有限,我们还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它们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另一种面貌。

3、春秋、战国金文

公元前770年,犬戎陷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晋、郑等诸侯护送平王东迁,都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史称“东周”,周王室由此衰落,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列国割据兼并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伴随这一历史大变动,文字的应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容庚说:“铭文的特征是文字图案化,装饰代替了书史性质”、“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不过,他的概括并不全面。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这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地域风格的逐步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变;二是在一些诸侯国里出现了文字装饰化的倾向。同时,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为适应其需要,产生了明显的文字简化趋向,并进而导向了隶变。这两大变化,构成了春秋战国书法的基本发展线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风格仍有所延续,构成春秋战国书法的第三条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称作: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装饰化)、隶变。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主要存在于金文中,隶变主要发生在简牍书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简牍中共同存在的。

(1)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

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主要存在于春秋时期。社会的变迁并不立即带来文字书写习惯的改变,因而,在许多诸侯国里,都存在与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相似的作品。如许国的《乔君钲铭》,陈国的《陈侯壶》、《陈侯簠》,鄀国的《上鄀公敄人簠》,黄国的《黄君簋》,邓国的《伯氏鼎》,薛国的《薛侯盘》,铸国的《铸公簠》、《铸叔簠》,纪国的《纪伯盨》,邿国的《邿遣簠》,鲁国的《鲁伯愈父簠》,等等,与西周晚期的《仲义父鼎》、《犀伯鱼父鼎》、《伯萀父鼎》、《伯吉父鼎》等,风格是非常接近的。它们完全可以说是西周晚期大篆风格的自然延伸。无论从欣赏还是学习的角度说,它们都是西周晚期风格的有效的补充。

(2)金文的地域化发展

西周晚期风格的延续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诸侯割据状况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越来越成为主导的趋向。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地区差异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将它划分为西土和东土两大系,西土系即秦国文字,东土系即六国古文。陈梦家则整理为五个系统: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西土系:秦、晋、虞、虢;

南土系:吴、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卫、陈、蔡、郑。

我们综合这两家的学说,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即:东土系、西土系和南土系。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确实非常纷繁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其中有历史共同性的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规范化。在三个系统中,西土一系,主要是这条道路;而东土、南土两系,也出现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虽然三系之间的文字形体差异很大,但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却在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共同点,这就是笔划的均匀化、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文字的应用特性所规定的,也是人们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结果。文字的规范化,是文字在应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字进行美化时的一种道路。不妨这么说,假使不是秦统一了中国,而是其它六国之一统一了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形式上类似小篆的篆书字体,作为规范的文字体式。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前面所举各例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铭文。

4、秦国《石鼓文》和《诅楚文》

石上刻字,在我国出现甚早,商和西周已有石刻文字资料保存至今,但数量小,形制简单,不具典型意义。真正的石刻文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达,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刻石成为可能。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足令后人称奇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其“石鼓”,所刻文字为“石鼓文”。文为四言诗,述秦国国君游猎事。其刻制时代,尚无定论,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其字犹存大篆典型,但笔划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因系原石,历来受到宝爱,由唐至今,每视为国宝,咏赞极多。师法者或强调其大篆气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参之,得其匀稳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7a《诅楚文》,战国中期以后秦石刻,内容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传宋代先后发现:㈠嘉祐年间凤翔开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时取归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发现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时亡佚,所传拓本都系翻刻。现存摹刻在《绛帖》和《汝帖》上的是前两种,已失原形,不过骨架犹存,可以看出与小篆的渊源。

8a5、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墨迹

前已述及,殷商时代应该已有简册的存在,但由于材质的关系,在这些材料上书写的字迹,至今没有发现,商和西周的墨迹资料极少。但春秋战国之后,墨迹存留逐渐多了起来,主要书写在三类载体上:玉或石、丝织物和竹木简。

(1)《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

盟书是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建立同盟时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之中的誓约记录。目前发现的有两份: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和1979年河南温县出土的《温县盟书》。

9a(2)《楚帛书》

在丝织物“帛”、“缯”上书写文字,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但目前发现的只有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楚帛书》,亦称《楚缯书》或《楚绢书》。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

楚帛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笔锋运用的变化不大,笔划呈弧形而且倾斜,富有动感;字形多取扁势、侧势,有一种自然随意的效果。

10a(3)简牍书

简牍在晋以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它的出土,汉以来就时有所闻,但无一件保留至今。19世纪末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简牍。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简牍,主要有两类:楚地简牍和秦地简牍。楚简牍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长沙楚简(1951、1953、1954年长沙出土)、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江陵楚简(1965、1965、1973、1978年江陵出土)、包山楚简(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等。

这些楚简与楚帛书接近,不以规范、工整为追求目标,而首先满足书写、制作时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笔简捷、字形欹斜。楚简的应用性更突出,因而这些特点更强烈。如江陵望山简结构疏密调整甚巨,大开大合;《信阳楚简》结构错落,起笔时每有重顿,形如钉头,洒然自得;《长沙仰天湖楚简》用笔雄放;《包山楚简》则或沉着或灵秀。总体看来,既统一又有较大变化,显示了活泼的生机。

11a秦简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青川木牍。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第50号墓出土,计有2枚,时间约当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

《青川木牍》只有一枚正面字迹清晰,其余皆残损过甚,不可识读。内容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会、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古隶。篆书圆曲形笔划已渐渐被分解为直的笔划,体势平正并趋向隶书的扁势,波磔已有萌芽迹象。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隶书字体已逐渐成形。

12a二、秦

秦朝(前221年~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嬴政自号“始皇帝”,国祚虽短,却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推广小篆,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分化。秦同时还推行了隶书,使之逐步成熟。

1、小篆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战国秦文字的进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于官方文诏、刻石、符印等。现在可见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这三类。

(1)刻石

《史记》记始皇帝立国后四次出巡,刻石七处,分别是:《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为证明其出于始皇,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诏。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仅《瑯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者残存十字,在山东泰安岱庙。《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则只有后人摹本。通常认为秦刻石的书写者为李斯。秦刻石文字笔划整齐划一,转折方圆并用,有如曲铁,富有弹性;横、纵排布秩序井然,讲究对称、平行,因而结构均匀工稳,比例极为协调。虽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实际上仍是生机盎然。

13a(2)虎符

虎符为调兵之符信,是国家重器,制作精美,有的甚至采用错金手法,现存有《阳陵虎符》、《新郪虎符》和《杜虎符》,至今字迹完好,是秦小篆的重要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14(3)度量诏

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颁其诏书于度量衡器上,其材质,有金属和陶两类,流传至今,数量甚多。

金属制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笔划多直,转折多方,笔划排列往往不能均匀,结构时见倾侧欹斜,疏密开合变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处理随机应变,因字布势,故无论单字还是全局,均有质朴率真的特质,与严谨密致的刻石在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15陶制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制成,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圆转畅达的特点。草率简捷,天真烂漫。这种风格面目,近来已日渐引起关注。

总的来看,秦小篆的应用比较广,面貌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作书者对它有良好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秦篆并不因其严谨而导致僵化,相反却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

2、秦隶

隶变开始于战国时代。文字学家认为,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时,隶书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秦隶书遗存近年来不断有出土,提供了早期隶书的重要资料。大致有两类:简牍和瓦文陶文。

(1)简牍

主要是《云梦睡虎地秦简》。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墓葬12座,时间是战国末年至秦。其中4号墓出土木牍2件,内容是家书;11号墓出土竹简约1150件,内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编年记等,最晚至公元前217年,距秦立国已经过了4年时间。其书写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隶书的发展水平以及书写者的书写水平。从整体上看,介于篆隶之间,而隶书的因素已经非常突出。

16(2)瓦文陶文

1979年至1980年,在陕西临潼始皇陵畔赵背户村出土埋葬刑徒时记录用的板瓦残片18件;1977年在陕西凤翔县高庄出土8件有铭文的陶缶。这些文字,基本体势是小篆(主要是前者,近于诏版),但也有的(尤其是后者)与云梦秦隶相似,只是因为刻制的原故而看不出波磔。这可见隶书的应用,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文字的艺术处理上说,这些作品还比较幼稚,说明隶书正处于发展的阶段。

3、秦代书法家

从秦开始,书法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参加整理小篆的几位专家后来都被人们看作是重要的书家,特别是李斯。

李斯(?~前208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荀子学生,后入秦为相。因为提出统一文字并领导推广小篆的事务,秦时重要小篆作品通常归于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称作“斯篆”。

推行小篆的参加者赵高、胡毋敬,应当也是小篆书能手。

所谓“读书功”,顾名思义,就是指多读书、重酝酿。书卷气、文气,来自修养,而修养多来自读书明理。黄山谷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要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不仅在于笔墨技巧娴熟,还须胸存道义,腹有酝酿,才能立艺树人,高格脱俗。

天下读书人甚多,不等于都有“读书功”。见过百余平米的私人大书房,书城簇拥,气势颇大,随意检案头唐诗鉴赏书问“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何人诗句,主人答“王维”。有人拥书不读,有的人读书不通,如蚕食桑叶,或食而不化,或食而无丝,都没用,唯独能化食为丝的,才算有读书功。

清代袁枚有句话悟得精彩:“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痰瘤。”把读书学习与生死关联,足见问题的重要程度。造诣和储养非朝夕急就可成,这与是否灵悟善学,有否名师亲炙,是否有日积年久的修行等多种因素,固然都有关系,但又因人而异,不能搞绝对化,所以断不能仅以**、门庭、时年等,率尔评鉴其功业水平的高低。世间高人甚多,未必都得冠以理事主席头衔后才能书艺高超,才能跻身当今书法史吧?

读书是很多文化人毕其一生都要践行的文化工程。现在京城各色讲座渐多,所谓“天天展览,隔天讲座”,火爆仅次于展览。很多人爱听“如何创新如何冲刺”之类,却冷淡“读书讲座”。其实,说“创新冲刺”,多半玄乎,“二王苏黄”肯定没来京享受过高费培训;没听说小鲤鱼都得领受龙门班的熏陶吧?静下心来,听听名副其实的学者的读书讲座,学点他们“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反倒实在。一旦能得耳聪目明,必然有助于日后径情直遂。

1a“不信苏黄读死书”。成功的书生功业,读书之外,阅历(含实践)、博览、识见,俱不可少。书家读书不够,闻见不达,见狭识偏,难免笑话纷迭。1986年夏,有人评日本书法家书“一丝不挂”条幅“有点莫名其妙,而且很不雅观”。其实,不明其妙,未作雅观的恰是评者自己。“一丝不挂”即“寸丝不挂”,见于《景德传灯录?南泉禅师与陆亘问答》,本佛家用语,意指通体透彻,已排除万般物欲,不为俗尘情事所累。此为至上空灵的境界。宋代张孝祥《请龙牙长老疏》有“一丝不挂,无人无我无众生;万境皆融,能纵能夺能杀活”偈联,讲得明白;岂是你想像的那般模样?某书家为祝贺“三八”妇女节,欣然录唐诗一首:“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诗原本胡曾赠给才女薛涛的酬应之作,薛涛是蜀中琵琶巷内一位乐伎,在历代的诗集编辑当中,都将此诗归入“赠妓类”,所以借来赞美当代女书家,不甚妥当。又为海峡两岸书画展书“海北书林尽贻子,江南风雨未归魂”,却是近人挽联。又书家写“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本明代杨继盛语)为“李大钊联”(河南美术出版社的《书家必携》也误为李大钊句),写“恪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本清人孙柳君集古乐府诗联)为“康有为联”,写“事能知足心长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本清人纪晓岚学师杨白崖书斋联语)为“周恩来联”、“何绍基联”等,皆传误书界为时甚久的书例。如果读书有年,视野开拓,有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笔前苟遇疑惑,善于翻检核实的书法家,择是弭非,辨别鹿马,应该不难。

启功先生说的“学生功”,实则是个学会继承的问题,即长期求教师长,或者以古今大师为师,勤苦自学。读书如同面对师长,也是一种自学方式。当学生,就必须真正谦虚观察(看门道),恭敬求教(解疑惑、知其所以然),认真思考(以便通会活用),有真付出才有真长进。现在标榜门庭较以前容易得多,而真正谦虚地师从某师某家,几十年恭谨如一地学得真知精髓,也洵非易事。

未必挂杖大寺才会念经。只要方法对路,自学、善从、多师都是方便途径。孔子学无常师,才成其高大。齐白石虽有几位文史界的学者型友人指点,但主要靠自学,书画篆刻之外还创作了那么多题画诗,简单吗?据说任伯年初学画时特别崇拜费丹旭(费小楼),临摹过不少费的作品,后来费故世,他去费宅请教,想展示一下书画水平,却被费家人拒之门外。希望落空,棍棒夹道,打击不小。他从此立下志愿,发誓要“富储养、广门庭”,即广纳博取,集众家之长、立一家之业,后来“功成化蝶”,最终成为沪上大家,身后留下三百余幅画作,件件堪称精品。天下有的事就是这样,不能不在乎,亦不能太在乎,“门庭”即是一例。

“学生功”,一则要虚心求教师长,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识其门道机巧,一则从师也忌盲从,应该对老师所授进行仔细思考,品味其中的深刻意蕴和细腻风光,才能方便融会贯通。学习的要点很多,例如刚才说到的,学会前人的思维方法,“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对善于找寻打开知识和技巧大门的钥匙,都很重要。南宋朱熹去各书院讲课时,经常有一位老者带着行李跟踵而至。一些后生笑谑他:“随夫子书院穿梭,白发劳顿,和习何若(都学习什么啊)?”老者答:“读书方法耳。”老者高明。听课所得知识毕竟有限,学会读书或思维的方法或可惠渥终身。这是善学,关键所在。

善学,必然务实。说得天花乱坠,没用,得听有无道理,能否适用。“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语),作为古训,值得细味。欲知其“晓声识器”否,须辨识其是否有过“操千曲(创作实践)”或“观千剑(欣赏实践)”的真本事真学识。择师而从,是入门要路,必须慎重。不能只看官阶艺爵和漫天炒作的缤纷泡沫,必须着实度量其真才实学。择师,主动权在自己,须有明眼。如果拜错师门,烧香烧到“假大师”那里,非独耽误青春年华,一生有多少事可以重来?

举个学诗的例子比较好理解。我幼时随刘思祖先生学诗,他家境清贫,腹有诗书,可惜乱世无用,只能教教小孩子。那时不讲什么科学教学,但他教诗的方法很好。初二时,有次日课,他先讲一通古诗,然后让我将宋人的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翻转言之”(诗学上称“反客为主”)。初始不解,请教先生。他说“只能云来破月,月亮公公不能探头出来看看云是如何‘破’的吗?”于是,我翻改成两句五言诗是“月出看云破(仄仄平平仄),影随花舞稀(仄平平仄平)”,刘很高兴,用红笔改“看”为“窥”,说“振得此诗精神者唯此字”。此字的确点睛生动。见我服气,知我会心,先生又出头句曰“云去冰轮寂(○平仄平平仄)”,令写“云去后事”。我接着作出次句“天清无所依(平平○平仄平)”,先生说“如何写得月无骨气?不如改为‘天清分外奇’”。然后由他转柁,出第三句:“明朝如化雨(平平平仄仄)”,我接尾句:“润土莫迟疑(仄仄仄平平)”。先生评说,“未必不佳,只是世间旱涝不均,云亦为难。不如公道为仁的好,改为‘润土慰先期(仄仄仄平平)’吧”。善教者,授诗教人,诲人言行美善,亦是宣教君子之道。能学以致用,善教善学,都是务实,学得活法,慧烛长明,必受益无尽。书画的学习,亦当如此。说某幅佳劣,云山雾罩,玄妙得让人犯晕,莫不如听他道出何处佳劣,何以佳劣,说些笔法墨法章法意法上的门道,更便于实践。人生能得嘉师高人指点,实乃三生有幸。当年幸领沈尹默先生教诲的周慧珺等上海书家,那与众不同的“笔底气质”,至今仍朗然可见。

将上述“二功”具体一点,又有“三功”。“字外功至少要有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沈从文语)。“文史不通,下笔空空”(启功语)。“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起码得会捏算干支纪岁,会撰联语,会写真情动人平仄无误的诗词,旁观书画会预有诗稿跋稿于衷(以便题画题跋),会识解通假二百字吧?”(俞平伯语)。

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孰先孰后,也没有绝然划分的界限。对书法家来说,三功之中,文字功应该位居榜首。自称书法家,先不说严肃吾中华民族文字有多么神圣的职责,写了几十年,写来写去,老写错字,总是个异怪问题吧?其中,最常见的是读书不求甚解,往往词义没弄清楚就信笔挥洒,当然易生笔误。当年北京曾有书家为自愿赴西藏工作的大学生书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因诗中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迁”是被贬谪,而非迁移户口,引起笑话,遭遇报刊议论。又某书家进京展一行草作品书岑参诗,尾结“封侯应不远,燕颔岂徒然”,书成“封侯应不远,燕领岂徒然”,就是没弄懂“燕颔”(见《后汉书?班超传》,燕颔虎颈,此万里侯相)的词义。又首届“兰亭赛”获奖者青岛现场书写时,某位参赛者书写李白《送友人》的尾句“萧萧班马鸣”,原本正确,有个别评委和其他参赛者提出第三四字应是“斑马”,作者不服,遂有争论,也是不解“班”(分开,别也)的词义。唐朝人大约尚未见识过斑马。此诗最后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这是李白巧借行将分别的马鸣写惜别不捨,在渲染前面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诗法叫“借物生情”。并辔的马因数日的耳摩颈交,相处甚洽,面临分别,尚且眷恋友情而嘶鸣不已,更况游子故人!多好的诗,与“斑马”何干?当年北大有学生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庆封如师,男女以班”,翻译成了“庆封如当老师,男女分班”,古汉语家王力先生讲课至此,必让同学记住这个笑话,也就顺便记住了“班”字。

其实,一些细微处也常见书家的文史积养。例如书画家常用的“跋”字,其本义是“足后”,一词多义,常用“踏草而行”和“题词文尾”二意,故有“草跋”、“跋涉”、“跋尾”、“题跋”等。壬午(2002)年西安友人请题册页,首开即见京城某家题写的“龙马精神”四字,落款“挥汗跋之”;既无跋识,又据众前,“跋之”何来?去年展览会上有作者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李大钊联”,已经大误,又在两联近百字边款中题“今日草跋于后”,此处小误有二。其一,因为“跋”本有“于后”意,故“于后”可删;其二,“草跋”易生误解,因为自古以来称行走草野曰“草跋”。边款里的“今日草跋于后”,严格地说,书作“今以草书跋之”比较妥当。其它问题,例如录老杜五律《咏竹》中二联的“绿叶半含箨,新梢才出墙。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李白古风《行路难》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落款称“绝句”;书《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应书“毛泽东诗”或“革命领袖诗”,落款却称“革命先烈诗词”;将非对仗句作对联书写,特别是改易前人联语数字后称“自撰”,结果不符联律又内容径庭等,虽然每展四五,却很有普遍性。

或谓书法评选评的是书艺,可以不究语文错误,恕难苟同。一则自斫门槛,等于自降文化水准;其二,如果书法错字不究,是否戏剧、绘画、唱歌、影视等都可以“四裤全书”(见某红火电视剧字幕)呢?

评选中,书“凭欄處,瀟瀟雨歇”(传岳飞词)、“挂席拾海月”(谢灵运诗)、“真珠帘箔掩蘭堂”(李白诗),见繁体字作品中书有“凭”、“挂”、“帘”等字,评委往往以“繁简同幅”扣分,实则失当。因为传统本有“凭、憑”、“挂、掛”、“帘、簾”,今简化字即借用这些古字而来。书者尽自抄写,未必知晓,但评委应该知道(例如《周书》中“凭玉几”早有此字)。如果大家都从文字学、诗学等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书法,恐怕就不会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一不小心,就把书法搞得没底气了。如果有些本应该书家熟知的常识性问题,圈外人通知而书家茫然,那就很没面子了。文字的发展史与书法艺术史、文学史都血脉相关,多看一些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粗略了解一下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化文史功,会意旁通,也非至难至难,何况还会给人以“悦读”的快感呢。

?勤学敏思

要积垫“二功”,勤学,自不必说,敏思直至触类旁通,更为重要。只练手技,底蕴空乏,搞单打一,不行;书城簇拥,过眼不读,或者读而不思,合卷即忘,亦不可取。欲求事遂功至,须智慧通之,志力达之;此为古今中外成艺之大道。智慧通之,简单地说,就是能否激活知、识、思、变等创造性思维的问题。

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书家下笔非诗即文;文学功也是书法家必修的功课。能作简单的对联和诗词,撰写一些表情达意形象生动的散文、题跋、评语等,可以列入书法家的专业训练。训练的意义,不仅在书法家提高了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水平,也开拓和滋养了创造性思维的活力。文学,一向被看作民族文化的人文乳液,受其浸润激活的不仅是书画、戏剧、影视等门类。这是一个较大的话题,之前发表过的几篇拙文多有涉及,可资参酌,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下回分解”。

先问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禅与诗何干?“禅中有诗,诗中有禅”,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是诗与禅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的贯通和理解。强调书画家丰厚学养,与创造性思维攸关。例如老禅师问“何谓风”,回答“空气流动谓之风”,肯定正确,但非诗非禅。有小僧回答“楼外絮纷纷”或“亭皋木叶落”,一言春风,一言秋风,未著“风”字,却得风流。或谓“虎在山中行”(林中大王之风)、“钵空有物归”(空灵之风),也未著“风”字,则愈见悟觉。如果老禅师又问:“何谓大中见小?”回答“西瓜瓤有籽”,不能说答错,但拙在坐实。或答“广宇茫茫飘桂子”、“玉鑑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孤高清寂愈见,也愈见悟觉。机锋应对,通禅或是通诗又有何难?如果老禅师再问:“何谓小中见大?”回答“芥子比西瓜”。你认可是实话,会认可其禅风诗味吗?或答“一口吸尽西江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有什么感觉?反过来理解,诗人写这些诗句,不正是创造性思维的积极活动吗?在这个层面上,你对“禅”与“诗”,会没有新的理解(悟觉)?不轻易说“禅”与“诗”无关的人,也不会断言“文学只是书写素材,书家没必要去搞懂文学”云云。2a

一些书法家读了不少年的诗词经典,仍然难以从事简单的文学创作。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检查自己学习方法正确否和思维滞碍否,例如你多年的读诗是务虚还是务实?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活动实践?有无文学创作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指点过?不学诗法,只是读诵,终究难以上手。用朱熹的话说,那就是“只因未到那深处;若到得那深处,自然佛门洞开”。人可以很聪明(包括天赋和后天涵养),因为有时没有做到,让自己失去很多创造的机会。朦胧与开悟,或许仅差一步之遥。迈出这一步,即是顿悟。我列举诗例,因为形象,也方便说明书法家的文学功。再重复那句话: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信不信由你。

清代桐城派作家刘海峰说“天下可告人者唯法耳”,应是古今学苑至理。以诗法观之,读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老杜在写两个点、一条线,在用点线经营诗境空间,这就是明眼,务实。如果能用这个点线经营法去关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居然读出“白日”是点的运动,由上而下,“黄河”是线的运动,由西往东,就有点小彻小悟了。如果还能借助“列锦法”,读懂王维的“大漠(面)—孤烟(线)—直,长河(线)—落日(点)—圆”,是点线经营法与双字列锦加字法的巧妙结合,甚至还能动笔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则近乎大彻大悟了。金圣叹说“天下妙思无限,故妙法亦无限”,反过来理解,“天下妙法无限,故妙思亦无限”。白纸青天,造化在手。通与不通,悟与不悟,全在作手灵慧。看三千字的鉴赏文章,不如点拨一个诗法实在,“诵经千卷,莫如灵心一点”,所以,善学者的聪明,不过知晓应该学习什么和如何去学罢了。

听懂我讲的这些简单的常用诗法,如果碰巧你又很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是作满足抄录他人诗文,还是有志于成为诗书兼擅的书法艺术家),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经典诗文,还用赘言吗?这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自觉。激活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当然也包括文学的解读和创作活动。

通常画家完活儿,可以袖手,恭请书法家题写,还得说画家谦虚。书法家呢,转身又去恳求诗人,然后照单抄之,旁观者作何感想?如果书法家看着那画,相局时已经预有诗意,用介入法写“借水敲门何必问,宣和画谱尚书家”(题《杏庄》),用善解法写“惟恐俗尘来客问,出溪从不种桃花”(题《桃庄》),用虚拟设问(虚实相生)写“菊花围屋阿谁主?看似陶公旧草堂”(题《菊庄》)等等,待到提笔濡墨,腹稿已成,这时全凭表情达意需要,主张都在自己。如果面对同一幅画,都题画中主要人物,题七言,“扶头酒醒门声响,有客来酬翰墨缘”,以客形主;题六言,“唤醒老翁春睡,何妨画里斗诗”,代客问主等等;皆善作经营,妙思牵出佳诗不难。

只道作诗,平素勤学不够,临阵又敏思不及,十数年辗转蜀道,成功何日?跟诗歌创作一样,书画创作也需要顿悟。其实,顿悟就是在平素丰厚积垫酝酿的基础上的敏思,灵心一动。齐白石有幅荔枝图,颗颗鲜红,中有两颗黑荔枝,观者不以为异怪,反倒觉得黑果衬托红果,愈加鲜亮真实。汪曾祺先生说,观看展览时正好李可染先生在场,可老说他有幸亲见白石老人画的这面册页,最有发言权。当时作品已近完成,老人忽然拈笔濡墨,飞出了两个黑荔枝,全画遂生机活泼。意外之妙,如同清风自来,偶然在必然之中。因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拿黑荔枝画批判过齐白石,我计划主编《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时,汪先生先写了《论精品意识》一文,定要将齐白石画“黑荔枝”事写入,惜此书拖延至戊寅(1998)年夏出版时,汪先生已逝,我仍以此文为序,亦是铭记老前辈点拨教诲的苦心。

陆维钊先生讲过,四十岁以前只管读书学习,因为没有先成佛后念经的道理。书法家无论有多少头衔多大名气,一旦笔下出错,就会贻笑大方。丢了书界的大面子,大家都不开心。当然,有时判断正误公允否,也取决于评议者的文史修养等综合水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中唐以前没有“茶”字,写作“荼”。有次应邀参加评选,江苏一件行书作品中书有“饮新荼”。有人认为“‘饮茶’岂得‘饮荼’?”坚持拿下。这里,认为“荼”是错别字,未免主观臆断。我当时提出建议,首先依据那首诗创作的时代,辨别正误;现场没有工具书,断不了诗作者时代的话,还可以针对押韵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诗押的是虞愚韵,“倚石饮新荼”句尾写“荼”,不能算错。如果此诗押的是佳麻韵,例如“松间坐啜茶”之类,茶字押尾,书者写成了“荼”,那就是笔误。我们不能等背会唐诗三百首后再裁断正误,但借助平素的学养进行判断或分析,还是可以的。

“贴”“帖”二字,是在第四届国展上出现过的老问题。当时陕西有幅小楷书写的《木兰辞》,水平很高,但是他把诗中“对镜贴花黄”的“贴”,写成了字帖的“帖”,有评委认为写错,当即取下。我认为这样写没错,因为《木兰辞》所有的版本都用“帖”,“帖”可通“贴”。很遗憾,人微言轻,没有采纳拙见。前几年,河南中青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搞展览,信阳刘绍典一幅集唐诗诗联的作品,上联书有“妥帖”,引起观者争论。研讨会上,我结合四届国展的“对镜帖花黄”,举出唐诗中“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句)等,再次讲了识别通假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人告诉陕西那位作者,他年年都百倍认真地书写“对镜帖花黄”,结果年年参展落选,又不知道是“帖”字惹的祸,不是很冤吗?

逢着书写《管子》的“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庄子》的“至道之极,昏昏墨墨”,观者尚可模糊理解。有次评选逢着书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墨墨不得志”,《汉书》的“墨墨不得意”,争论之后,评委以“默默”的笔误给“处决”了,确实有失公允。殊不知“墨墨”即是“默默”,通假至今。那么,是继续“默默”,还是公开说明“墨墨”好呢?评选场外,总有人喜欢议论评委的争论,其实,场内有争论比没有争论好。如果正确意见获得大家认可,是进步,是好事,不必紧张。首先申明,每参加一次评选,我都大有收获提高。因为我教授古典文学,可能多翻读了几本书,但不深不透之处甚多,通过学习,才有新的进步。没有“欲穷千里目”的决心和付出,谁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我们面对的是五千年的复杂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包括我在内,永远都得做学生,大家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能把书法评选真正做得公平公正。评选之争,是否也与“三功”有关呢?

?博学广储

古今文化的全部知识,皆天下公器。“学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书法家而言,笔墨功夫不能少,储学功夫更不可慢怠。清人董棨《养素居画学钩深》说“笔无转动曰笔穷,眼不扩充曰眼穷,耳闻浅近曰耳穷,腹无酝酿曰腹穷。以是四穷,心无专主,手无把握,焉能入门?”此语,不止针对画事,用于书法,亦是同理。书法家未必都成学者,但不可以没有储养,没有学者的务实精神和劳苦耕耘。俞平伯先生上述“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的话,实是书画家的博学广储问题。

关于史地知识方面,除掌握二百多个常用的通假字外,还需要学会掐指快速计算干支纪年。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说出干支、朝代,就应该推算出来时年。这样不但在落款年代时不容易出错,也有利于书画理论、人物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龚自珍(1792-1841)的《己亥诗抄》结集于1839年,某书家写龚自珍己亥数诗,落款书“乙亥杂诗”,这就异怪了。逢“乙”必五,成了光绪元年(1875)年。此时,龚已故世三十四年,这不添乱吗?又清代画家华嵒(1682-1756)的一幅《万壑松风图》,画上题款分明写作“乙卯”(即1735年),某出版物上释文为“己卯”(即1759年),也同属“画出身后”的牛头不对马嘴。

书画家落款的干支纪年常见书误,将“辛巳”、“丙戌”、“己卯”,写成“辛己”、“丙戍”、“已卯”,下笔皆太随意。最简单的,例如写甲乙丙丁的“乙”字,多不规正。正确书写应该是平头起、鼓肚、翘尾巴,这时它读“以”音。如果写成昂首或俯探,加上鼓肚、翘尾巴,那它就不是“乙”了,而应该读“鸦”音,《康熙字典》或《词源》、《词海》里释之为“玄鸟也”。于是,因为书法家的粗心,从“乙丑(1985年)”,经“乙亥(1995年)”,到“乙酉(2005年)”,大量作品的“乙”都写作“乙(音读鸦,指鸦或燕)”,让玄鸟终岁翻飞。就算是鸡毛蒜皮,为何不能笔下留意?总不至于写了两千多年的“乙”,到今天忽地都幻化成“鸦”了吧?汉字书写的规范是有社会约定俗成性的,任意自造,搞乱文字,并不显高明。

其次,季语的书写与释读也须符合传统,规范化。例如作品款书“仲夏七月”、“秋暮十月”等都让人莫名,因为事实上只有“仲夏五月”、“季秋九月”等。将公历月份与农历混淆的错误,最为常见。与其混淆,不如简单化处理的好。在台湾见大陆名家一幅行书作品,款书有“癸酉孟秋上元”,很费解。癸酉,一算,逢“癸”必三,当1993年。“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如何延得至“孟秋七月”?估计原本想写“癸酉孟秋上浣”(上浣,即上旬),下笔轻脱,遂出此错误

此外,文人的字号用法也需要熟悉。古人取字号大约有十二种途径,例如荆浩,字浩然,又黄易,字大易,用添字法;张衡,字平子,又沈兼,字两之,用换语法;怀素,字藏真,又傅眉,字寿毛,用释解法等。其中顺意和反向取字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两种。岳飞字鹏举,文天祥单字瑞,都取顺意。朱熹,“熹”字意为明亮,反向取字“晦翁”。一明一晦,明暗对举之意也。赵孟畹摹邦”同“俯”,取字“子昂”,一俯一昂,典型的反向取字,大有中庸协和之意。2004年上海一个拍卖会上,有幅《凤鸣图》落款人“和庭”,要上拍,当然得先把作者搞清楚。乍一看,不知何人所作,于是猜测是否属于顺意取字。那么,“和庭”大约是根据“兰庭祥和”一词交叉取字(顺意加错综法)而来,其作者应为郭兰祥,字和庭。康熙年间名僧广见,字多闻。就是利用现成吉语“广见多闻”分割错综而成。知道表字知识,一则开阔眼界,侧面了解吾国文人对文字形义特殊的文化解读和活用,借此了解书画家的志向、趣味、喜恶、习尚等;一则翻检古籍、审鉴字画印章,自有诸多方便。此类事例太多,不一一举。东邻之日韩,书家文人至今仍保留字号习惯,如此守望古雅,料也不尽是沿古成习所致。

文史知识范围比较广泛,不限表字、干支纪岁,甚至深及文字的避讳和书家的诗文创作,远及名家书写习惯及其生涯本事等都概属此类。例如齐白石出生于1863年(癸亥)农历11曰22日生,生肖猪。“齐”字繁写,左上有“刀”。齐白石最信易数析字,当然忌讳姓氏“字上架刀”,所以落款的“齐”字从不写“刀”;每逢此字,则“以缺一点之‘夕’取代”,或者一笔草书带过,类似阿拉伯数字的“7”。凡字画落款“齐”字书有“刀”者,大可质疑赝作。你认为迷信,可以不信,但齐白石信。要解读齐白石,就必须理解这个客观存在。起码得知道湘籍的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齐白石、周谷城等大家对姓氏文化隐蔽而深沉的一些思考吧?

上举诸例都不过小例,小到“半粟一沤”的程度,但它们是中国文化瀚海的“半粟一沤”。瀚海行舟的大艺术家无不朝餐夕饮过这些“半粟一沤”而成就伟大的。“学无止境”、“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学不能至,心向往之”等古训,启发激励过前贤,对今之艺者,不信会水泼不进。

最后想说的是,书法家在文史范围的知识面尽可能宽博,譬如还可以适当了解一些关于瓦当或古钱币的基本知识。

你可以对瓦当不感兴趣,但作为书法家,因不辨瓦当文字,经常将印有瓦当文字图案的对联纸使用颠倒了,难免让人对书法家小瞧三分。这时,即使说是“在联合国展出过”,“在海外刮过书法旋风”,恐怕也难获得谅解,何况海外亦不乏熟知中华文化的明白人。学习时,首先需要辨识瓦当文字,俗文字也自有书写特色;其次,应该掌握瓦当文字最常见的六种排列形式等,以便正确解读瓦当。

另外,很可能你对收藏古钱币没有兴趣,但有人取出一二请教币上的文字,你是书法家,只道无可奉告,大约无法交待,所以作为书法家,还需要了解一些识读古钱币的基础知识及其简便方法(包括识别各种书体的文字以及文字排列的识读顺序)。

古钱币中,以宋币为多。若以宋币为例,书写有篆隶楷行草,各体兼备。一般情况下,北宋年号币或篆楷或隶草,二体兼书,俗称“对(子)钱”。北宋淳化至道(990-997)年间始作楷行草三体;不到百年,至熙宁元丰(1068-1085)年间,不但五体通书,而且非采书法名家手笔不可。皇帝大笔一挥,就是“御书钱”,例如“崇宁通宝”及“大观通宝”都是宋徽宗的手笔。当然,恭请书法名家书币,非北宋始,例如铸于南唐的“开元通宝”的篆书是由吏部尚书徐铉所写。北宋此风渐盛的原因,跟当时的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长足发展的背景相关,可以想像得出书画繁荣的大致情况。这跟五代十国的兵燹乱世时期,以铁、锡、铅、铜等作主料的各色粗制钱币,甚至还有泥质的陶币,其荣悴兴衰的沧桑感迥然不同。辽代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天赞元年(922)铸造“天赞通宝”至北宋晚期方近二百年,铸造年号钱二十种,都劣质粗造,远不及唐宋,皆经济文化使然也。见着劣质钱币,参考其它因素,判断时期,大都没有出入。

有关钱币的知识极多,书法家未必尽知,但观其成色、制造工艺,识其年号,估摸制币何时何代,解读币上篆文,说出著名书写者为何时何人;不会读“至和通宝”(应该用对读法,即按先上下,后右左的顺序)为“至通和宝”,也不会读“至和元宝”(应该用顺向旋读法,即按先上右,后下左的顺序)为“至元和宝”等,至少不会南辕北辙。否则,都是遗憾。

弘扬“三气”

启功先生早就说过,“要想搞好协会工作,须提倡‘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大气’的作品……”,这话至今犹在耳边。文气,就是多读书,丰厚学养;正气,就是持正驱邪,为书界蔚然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炫权、炫富、炫媚、跑官买爵、海吹造泡、枪手代笔、捆绑利私、拼爹霸场等,统属书坛邪气。真正的大师,靠“呼唤”是出不来的。只有张扬文气正气,方有可能出脱真正的艺术大师,创作出真正不负时代的大气的鸿篇杰构。如果让伪钞劣币通吃,则无正气可言,亦无大气可言。当今幸逢清明盛世,文化幸逢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凡是有利于树正气、树新风的实话真话,完全可以畅所欲言。陈毅元帅说过,“敢言是君子”,本人奉信不疑。

“美言无益”、“言行无不关仁义”,个中道理,毋庸赘言。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良风气,都愿意说好听的话,看出问题或错误,一概缄口无语,没有批评的胆量。从传统的道德观看,譬如按赵朴老的说法,见错不纠,应属“不报友人恩”。如果对方听了逆耳之言后耿耿于怀,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也属于“不报友人恩”。“没胆量”遭遇“没雅量”,这是当今艺术批评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举办个人书法展,都时兴搭配一个研讨会。研讨什么?研讨应该有学术主题。挂那么几十件作品,随意漫侃恭维一番后就移席美餐的,最好不要戴“书法艺术研讨会”之类的大帽子。让海内外学术界看我们的“艺术研讨”原来如此这般,多没意思。如果真想聆听教诲,冠名“研讨会”亦非不可;不管研讨什么,至少确立个学术主题,而且参与者还须有敢说真话的胆量和聆听批评的雅量。欢迎实话实说,开展正常的艺术批评,就是弘扬正气。搞书画的有艺术主见,固然好,但不要顽守痼疾,拒绝批评,或许这些刺耳锥心的批评击中要害,正是今后鹞子翻身的推动力。若非势力超过实力的人,艺术上的飞跃通常没有意外的奇迹。过关斩将的英雄好汉,都是靠硬功夫磨练冲刺出来的。一听批评,就光火,可能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可贵的机会。如果连批评的些许风雨都接受不了,遑论弘扬正气?又如何在艺术界图谋更大作为?

有句老话,叫“闻过则喜”,有人指责书法家书写有误,要心存感激。现在,拒绝批评,甚至到了拒绝建议的地步,护短如此,如何进步?因为艺术批评关乎文风书风,统属文化范畴,原意借此多说几句。几年前在国庆展上见某著名书家的一副行书联“满室图书真至乐;持身恭俭是良谟”,觉着内容不宜。因为此联为逊帝溥仪的座右铭,原由溥仪师傅朱益藩所书,是紫禁城休顺堂的名联名物;既然内容已经具备特定性,纵款书署明“前人励志联”,用以祝贺新中国国庆终归不妥。恰作者在场,我略述此联联语的背景,建议找故宫核实一下,结果作者说“核实什么?我是照书抄的。您不说,谁知道啊?”我遂无言。听说胡适当年奉劝某些国人不要用茶碗喝咖啡,挨过国骂,他自嘲为“冰蚕语热”。看来,文化上难以沟通,有时恐怕还不能简单归结为“没雅量”和“话不投机”。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大师笔下无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应该不管在谁的笔下。书法家不好当,纤毫无憾的事太难,但是,如果一边自诩“大师”,弟子甚众,一边又老出低级错误,是“大师”还是“大厮”?那就大可质疑了。河南孟州曾盛请京城某“大师”为韩愈祠题写祠名,祠匾堂堂悬置门楣要位,识者大惊。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教授霍松林先生见之,怒不可遏,道“韩愈逝后,谥号‘文公’,千秋不易。怎么到今日此人笔下写成‘韩荆公’了?‘荆公’姓王,在宋,不在唐!必须撤下!”霍老惟恐“口头撤议”上达拖诿,写了书面意见,并致函沈鹏主席,建议书家多多读书,否则“有愧书法”。我当年肃然恭读过此信复印件,对霍老的深情无忌,肺腑语切,感动之至。对京城另一位著名文史教授的“眉批”(书法界的“大师”何以无知至此,何以为人学师,何以……),颇感震撼。看来,不管你能忽悠多大名气腔调,腹无酝酿,储学功夫不到,识者明鉴,就难免“棍棒夹道”。对事不对人,愿大家记住这个教训。

总之,书法是国艺,是一门需要付出毕生心血去惨淡经营的学问。举手涂抹,玩票可以,千万别动辄标榜创新“二王”又颠覆“苏黄”的,书法伤害不起。书法艺术之成,是文化炼狱,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相信古今文化史上的艺术大师皆民族文化高原矗立的巨峰,那么,请大家记住:书法功课是终生都做不完的文化修业。如果巨峰难及,希望在一生寻觅和辛苦之后,至少要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三个多小时讲文化大题,勉力而为。老妇絮谈,苦口婆心,谨供参考,愿乞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