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为什么竖着写字,而且由右向左写呢?问题是在多行连续书写的状态下,写字的右手总是把已经写好的文字给掩盖住,而且右手腕或者衣袖还会把未干的墨汁碰糊。于是,写字时要提腕,甚至要用左手管住右衣袖,这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这样写字是偶然还是故意?像现代一样从左往右写不好吗?

具体说法有如下几个:

1、最早是在竹简上写字

1a古人之所以竖着写,是因为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是在竹木简牍上写字的。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片,用绳串起来可卷成册。“册”字就是简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册自然是右手执端,左手展开方便。所以,书写也就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了。古时竹简的书写,是一片片单片写好后再装订的。

2、汉字的特点和人的书写习惯

2a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来、从左到右方便。如果从右往左横写,写左半部时,毛笔势必挡住右半字形,不便于安排结构,影响结字的美观。而每个汉字的末笔都是在中下或右下,写完上一字的末笔紧接着写下一字的起笔,竖式书写比横式书写更便于笔势的连贯。

3、古人以右为尊

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也反映了古人的尊卑思想。古代,上为君,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右为大,左为小,“无出其右”就是没有超过的意思。

4、跟在石头上刻字有关

阿拉伯文、希伯来文都是从右向左书写的,据说这与古代人在石头上刻字有关,对于一般人来说,左手拿钎子,右手拿锤子,刻字的方向自然是从右向左的。

5、故意的!

先人传下来的右起左行,成为了惯例,即使感到不方便,也要故意地遵从。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借鉴西方文化优点,与国际社会接轨,汉字书写形式才逐步改成现在的横排、由左向右书写。

1a2a黄庭坚大概是所有书法大师中最不注意书写文字是否脱漏的书家。只要字数略多的作品,没有不写漏字句的。就连他写自己的诗《松风阁诗》都会涂乙错写,而且绝不重写修正。几乎可以说,没有漏字漏句、还没有修改痕迹的长篇黄庭坚作品,那极有可能就是假的。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甚至自己改动文字,组织语句,在文章末尾处,他完全自己发挥。这在古代书家的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将司马迁原文用黑色字表示,将脱漏段落用红色表示,部分文字不合可能是版本原因以及通假字使用原因,乃至于少用省略符号、错字修改,也都用红色字迹表示如下: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

愿以十五城请易。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少一省略符号)城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目(卷中好像是一个“近”字)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

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此字草法有争议)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问(此字缺失,蔺相如和秦王身份就对调了)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 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补字)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壁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草法有争议)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此处之字竟被拿来当做修改符号)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之字书写如此,不知何意)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据,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补字)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王日,舍相如广成传舍。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黄庭坚作廿)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少一省略号)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草法失误)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两字位置颠倒,有符号对调)

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此句缺)

其后(与秦王会渑池,此段是黄庭坚自行修改的文字)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决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秦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请辞相如,相如曰,此七字黄庭坚改)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

(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3a 4a

1a文徵明小楷《莲社图记》 册,纸本, 纵25.5厘米 横9.8厘米

文征明(1470~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停云,别号衡山居士,人称文衡山。长洲(今苏州)人。“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也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在当世他的名气极大,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征明原名壁,字征明,后以征明为名,改字征仲,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54岁时以岁贡生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称文待诏。

文征明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也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以不合时好而未被录取。54岁时由贡生被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自此致力于诗文书画,不再求仕进,力避与权贵交往,专力于诗文书画艺术30余年。享年90岁,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晚年声望极高。

在书法上,早年受其父知友吴宽的影响写苏体,后受他岳父李应祯的影响,学宋元的笔法较多。小楷师法晋唐,力趋健劲。明谢在杭《五杂俎·卷七》称赞文征明小楷:“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本朝文征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他的大字有黄庭坚笔意,苍秀摆宕,骨韵兼擅。与祝允明、王宠并重当时。2a 10a 9a 8a 7a 6a 5a 4a 3a

1a清 梁巘 行书临云麾碑册

梁巘(1710-1788),字闻山、文山,号松斋,又号断砚斋主人。亳县(今安徽亳州)人。清朝著名书法家。乾隆二十七年敕授文林郎壬午科举人,由咸安宫教习转任湖北巴东县知县,寿州循理书院院长。书法上的成就远大于政治,书法润泽而骨肉停匀,与梁同书、梁国治有三梁之称。又与孔继涑称南梁北孔。与同书称南北梁。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之一。以工李北海书名于世。初为咸安宫教习,至京师,闻钦天监正何国宗曾以事系刑部,时尚书张照亦以他事在系,得其笔法,因诣家就问。国宗年已八十馀,病不能对客,遣一孙传语。巘质以所闻,国宗答曰:“君已得之矣。”赠以所临米、黄二帖。

2a此作经王凤琦收藏。王凤琦,天津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书家,与华世奎、徐世昌等仿佛,以收藏享名,原与钱镜塘诸人在伯仲之间,不仅以尺牍、手札等收藏饮誉於时,即书画、碑拓等类亦多有涉猎。

3a祁寯藻(1793-1866),清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进士,道光二年(一八二二)授编修,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擢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谥文端。书法柳公权,参以黄庭坚。

4a5a题识:敷佑话言,所以广德化,扇扬和气,所以畅仁心,及履霜坚冰,终风折木,公叹曰:天垢俟时变名求活,所恨南阳宗子,未举勤王,西京宰臣,不闻复辟者,旷十有六载,及太常寺丞,渐也未月,迁太府员外少卿,五旬擢宗正,即真彤伯,加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虽吠伤嗣害国,诱关通之邪,甘念悲词,售谗巧之谮,助逆封己,害政乱朝,公密奏封章,累牍(孽)之谀,开臣祸之兆,放逐勲旧,慰荐寇雠,後族握兵,党与屯卫,仡仡贾勇,凶凶作威,持戟或外廷揣摩,飞白乌之难,然以楚兵致讨。尝惧季良,淮南荐凶,独防汲黯出公为岐州刺史,旧也,家富势足,目指气使,驱掠以为浮费,剑戟以为盗夸,公乃急於长雄,缓於峻科泰崇文,事危尚武,取申忠义,且屈才能。临云麾碑,梁巘。6a 9a 8a 7a

1a清 王翚 唐宋人词意图册 成交价3335万元

王翚是我国清代初期著名山水画家,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江苏常熟人,别号耕烟散人、石谷子、乌目山人、剑门樵客、清晖老人,世人将之与王鉴、王时敏、王原祁合称“四王”。

王翚的绘画生涯极长,从其十六岁随张珂习画开始,到他八十六岁去世时,其创作生涯长达七十年,他的绘画风格也在这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王翚出生于绘画世家,其祖父王伯臣是花鸟画家,父亲王云客善画山水,而王翚就是在这种浓郁的艺术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清顺治八年(1651年)太仓名家王鉴至王翚家乡虞山游览,王翚得知这一消息后,托人将自己所绘的一幅扇面向王鉴呈教,王鉴阅后,大为赞赏,此后便将王翚视为己徒,“命学古法数月,乃亲指授古人名迹稿本,遂大进” ,后又将王翚介绍给王时敏,王时敏则“挈之游江南,尽得亲抚收藏家秘本” 追随“二王”学习,尽摹宋元名家真迹的经历,使得王翚的绘画功力日渐深厚。然王翚虽同为王时敏和王鉴的学生,但在艺术风格和绘画理论上更多地接受了王鉴的影响,而跟随王时敏的游历,给予王翚更多是对江南真实山水的感悟, 王翚在自然山水的陶冶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但王翚在其绘画创作中并不单纯的局限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是秉持“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的宗旨,延续、发展了文人画的优秀传统,创造出了“集大成”的艺术面貌,既法度严谨,又不为成法所囿,融合诸家技法而能彰显个性,逐渐在画坛独树一帜,遂创“虞山”一派。

2a王翚绘画创作的极晚期是在其八十岁之后,此时的王翚已将诸家之长融会贯通,笔墨变化随心而动,风格苍老劲辣,所谓的临、摹已经重开生面。上海博物馆所藏王翚《仿古山水册》十二帧,其上有褚德彝跋,所言:“布局设色能得诸家之神髓,而本家笔法具在,仍不为临古所掩盖,其笔底融合唐宋名家法规,无不吻合”道出王翚在其晚年时所达到的于“师法古人”中独辟生面,“从心所欲不愈矩”的艺术境界。

这套《王石谷写唐宋人词意册》即为其极晚年绘画创作的代表作。此册共十二开,纸本,设色。系吴湖帆旧藏,外签为其题:“王石谷写唐宋人词意真迹,都十二帧精品。吴湖帆秘籍”钤“梅景书屋”朱方印。各开均有王翚自题:第一开:“杏花春雨江南。”;第二开:“淡黄柳上月痕初。”;第三开:“漠漠新田绿未齐。”;第四开:“夕阳江上楼。”;第五开“晓来谁染霜林醉。”钤“王”、“翚”朱白方联印;第六开:“相赏有松石间意。”钤“王”、“翚”朱白方联印;第七开:“结屋三间藏万卷。”钤“王”、“翚”朱白方联印;第八开:“无事小神仙。”;第九开:“松月夜窗虚。”钤“王”、“翚”朱白方联印;第十开:“城阙外画桥烟树。”钤“王”、“翚”朱白方联印;第十一开:“翚竹萧萧曲槛中。”;第十二开:“云藏李白读书山。偶拈前贤词句,因成小景十二帧聊以遣兴,不足博大方一笑也,癸巳冬日,王翚。”后钤:“王翚”白方、“石谷”朱方印。按王翚自识可知此册作于癸巳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王翚时年八十二岁。

鉴藏印有:“吴湖珍藏印”朱长方、“梅景书屋”朱方、“湖审定”朱方、“湖”朱长方、“拎砥”白方、“双修阁图书记”朱长方、“双修阁内史”朱长方、“湖挪赏”朱长方、“吴迈” 朱方印;吴氏之妻潘静淑藏印有:“潘静淑平生心爱之物”朱方印;二人合印有:“吴湖潘静淑所藏书画精品”朱长方印。

此册风格粗放古朴,以唐宋人词意为题,分别取自唐代孟浩然《岁暮归南山》、郑谷《蜀中三首》;宋代虞集《风入松》、张炎《临江仙》、蔡伸《浣溪沙》、周邦彦《菩萨蛮》、戴复古《望江南》等作品,纯用己法而不仿任一前贤笔意,画面内容紧扣词意,如第七开“结屋三间藏万卷。”一页,出自唐代戴复古《望江南》“结屋三间藏万卷,挥毫一字直千金”之句,图中画茂林深处掩映着一间简朴的书房,房中书简如山,一高士悠闲的坐于房中,王翚通过他精湛的笔墨,完整的再现了文人墨客超然世外的闲适生活,是他对于诗意透彻领悟的再现,但王翚对于诗意的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忠实、完整的照搬,而是有着自我的提炼和升华,如第十一开,画小桥水榭,曲水潺潺,数株翠竹于墙槛中生出,一老者临窗而坐,另一人则执杖过桥,风格高古秀润,图中自题“翚竹萧萧曲槛中。”一句,是取自宋代蔡襄《梦游洛中十首》中“修竹萧萧曲槛前,清泉虢虢小池边。”但王翚经过自己的解读,将“修”改为“踈”、“前”改为“中”,可以说,这种升华体现了王翚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观察,是他由心而发的自我创作,这种真实的创作对于以仿古闻名的王翚而言,是十分特殊也是甚为少见的。

3a从技法上看,此册笔法粗旷,以湿笔淡墨为主,多用中锋运笔,虽笔墨淡润,看似随意点写,但笔力遒劲。如第一开“杏花春雨江南”一页,画青山掩映,山间云雾飘渺,一条江水由远及近,两岸杏花纷纷,茅舍数间隐现其间,江上有渔人乘舟垂钓,近前的小桥之上则有路人徐徐而行,图中在山峦的刻画上,皴法简洁务实,山体以淡墨,用中锋湿笔作短皴横写,再用淡墨勾形,间以淡墨湿笔渲染远山,风格古朴自然,树木则双钩树干,枝叶以浓淡相间的墨点点写,层次丰富,人物、屋舍等景物则以写意为主,真实的表现出江南的秀润之美,又如第九开:“松月夜窗虚。”,此页笔墨淡润,在山石、树木等单一景物的表现上,不作过多的计较,而是将有限的笔墨集中在意境的再现上,以淡润、简洁的笔墨表现出“夜”、“虚”的意境,达到了不求形似只以气韵取胜的境界,正如吴湖帆在跋中所言:“画不在工而在韵,此册十二帧全在一韵字上着力,实石谷平生能有几者。”整册风格统一,格调高雅,技法成熟老练,是王翚晚年极为精能的佳作。

王翚一生作品甚伙,但大部分都是“临”、“仿”前代名家的摹古画作,这些作品笔法细腻,构图工整,是王翚细心规摹前代名家笔意的体现,即使是在其极晚年时期,他仍在继续这种“古中有我”的艺术创作,如同样作于康熙五十二年的《溪山晴远图》卷 ,他在自识中言其规摹李营丘法数次,但仍难企及一二,观此图,虽笔墨精工,细摹李营丘法,是他极为典型、精工的临古面目,但与这套《写唐宋人词意册》相比,无论是在技法运用,还是题材的表现上,都略显单调。而《写唐宋人词意册》珍贵之处在于,王翚已然脱出规摹名家笔意的窠臼,并在长期的研摹中广泛、深入地汲取古代优秀传统,培养和锤炼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和个性,达到了“与古人精神相洽,……信笔取之,不滞于思,不失于法,适合自然” 之境界,笔墨挥洒自如,随心而动,故而此册是其甚为少见的,以本家笔墨表现胸中丘壑的山水画珍品。

4a此套图册有吴湖帆题跋八段,其中一跋言:“……获见石谷子仿古册十二番,都尺许宽广,曾藏端俗斋中,为石谷第一品。皆设色,笔墨秀美,叹为仅见,今勿遇此小册,赋色笔墨与端氏本相同,所异者大小而已,始为端本无年月可考,得见此册可证亦作于八十左右矣……”,跋中所指端方(1861-1911年)是清末金石学家,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工部主事、陆军部尚书、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工书法,亦是著名收藏家。根据吴氏所言端方亦收藏有王翚相同的山水册,说明王翚在其晚年时,虽仍致力于摹古,但依然不乏如此册一般以己法进行创作的作品,如吴氏所言之端氏本,但惜已佚失,而这套《唐宋人词意册》即成为王翚传世作品中,同类面目至为希珍的精品。

宋克 草书《进学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进学解》是唐 文学家韩愈所作,后人评该文:“说到极谦处,愈显得世道之乖,人情之妄”。宋克此卷书法体势开放,动势较大,在今草中夹杂少许章草结体和用笔,筋骨强健,磔画变化丰富,表现了宋克杰出的艺术创造力。宋克借书该文以抒泄自己的感情,达到了艺术与内容的完美统一。难怪英宗皇帝见到他的书法也发出感叹“仲温得人,而书法若此,真当代之羲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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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俱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致(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以兴。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无,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

时至正己丑七月廿八日 东吴宋克书于南宫里

1a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他研究中国书法:从傅山入手,讨论中国书法的嬗变;从重庆乡野一个理发店的招牌,引出对有关书法经典问题的独特思考。研究之余,白先生自己也写,一笔小楷温润精绝。对于书法为何从鼎盛走向衰落、如何看待当下的书法比赛、书法有无可能再次复兴——他有自己的看法。

请您先谈谈书法的地位变迁,大概每一个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有感受:相较于今天,书法在古代的地位实在显赫。

白谦慎:是这样的。书法从汉代开始就成了精英的艺术。书法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社会影响极大的艺术,跟中国文官体系成熟得很早有关。从秦代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其实都是在靠官僚机构运转。那官僚机构靠什么呢?靠文书,庞大的帝国是靠文字在管理。你看中国原来的考试制度也都是跟文字书写联系在一起的,不考数学什么的,就考经书,考作文,同时也看书法。

中国太大,语不同音,就必须书同文。文字是相同的,读出来却不一样,有时甚至完全不一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反而灵活,上海人有上海人的读法,南京人有南京人的读法,但写出来都一样。所以无论到哪里,皇帝的敕令、中央的政令都能够通过文字下达。

而书法是在汉字使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艺术。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时候,皇帝和一些士大夫就开始收藏书法了。在六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和陶弘景讨论书法问题。在唐代,唐太宗跟虞世南讨论书法。虞世南死了以后,魏征向太宗推荐褚遂良和他讨论书法。以后历代都是如此。到清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也要搞书法这一套,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喜爱书法。

过去绘画跟书法相比,不但社会地位没法比,市场价格也没法比。在明代鉴藏家李日华的记载中,古代法书是艺术品中最昂贵的。当收藏书法和绘画只能选择其一时,文人们通常选择收藏书法。这多少反映出中国人对文字的尊崇和对书法的爱好。

但是,在古代这么受尊崇、这么有影响的书法艺术,却在近代衰落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清代以后,考科举基本上就是考字嘛。

白谦慎:特别是到了殿试这一级,已经基本不看文章了,主要看字。所以那些状元、榜眼、探花的字都很好。刘墉啊,王文治啊,翁同龢啊,他们的字都写得很好,翁同龢更是晚清一大家。可以说,字不好,即使当了进士,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我目前正在研究晚清的吴大澂(曾任湖南巡抚),他的篆书真超一流,他有时甚至用周朝的钟鼎文给友人写信。

其实这种观念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我们小时候上学,爸妈首先会要求把字练好。

白谦慎:影响虽然还在,但确实是衰落了。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变,当然是渐渐地转变。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还是喜欢书法的,而且也写得蛮好。但这已经纯属个人爱好,而非具有制度或惯例方面的约束。

那书法从极度兴盛走到今天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最高领导阶层的退出,还是社会变化引起的?

白谦慎:是社会变化导致了精英结构的变化。科举制废除以后,大家就可以不讲究书法这个东西了。过去精英的知识结构,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但在经学、史学、文学之间是打通的。不但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史书也常常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如《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余英时先生最近为我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今年4月出版)写了一篇长序,他以张充和的诗书画为例,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通”的问题。不过,张充和的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通。1934年她报考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零分,北大国文系破格录取。现在不一样啦,中国有一段时间,几位主要领导人都是学工科出身的。

在过去,如果字写不好,常常被认为修养不高,今天谁还在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字写得不好,就会认为你没文化。

这么看来,随着精英的知识背景变化,书法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白谦慎:确实如此。让我接着上面“通”这个话题再说几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的角色常常是多重的,他们不但是学者,还是艺术家(至少是书法家)。吴大澂不但在古文字学和金石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还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精英们不但收藏艺术,而且还对艺术发表自己的看法。像晚明的礼部尚书董其昌,不但是极有成就的书画家,而且还留下了影响后世的书画理论。

套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中国过去的管理者是“philosophicalking”,智慧的王者,他们用雅望和智慧来管理,而不是用专门的技能来管理,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中国文人艺术忌讳匠气,在传统的艺术品评中,“匠气”是很严重的批评。

所以说,书法在二十世纪以来的遭际,和中国精英的知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关。

刚才您说到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书法逐渐衰落。但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整个二三十年代,书法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地位的。

白谦慎:是这样的,因为有历史惯性,衰落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在美国跟两位老先生交往比较多,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张充和先生(生于1913年),一个是翁万戈先生(生于1918年)。这两位老先生都出生在民国初年,那时科举制已经废除了,但出身世家的他们早年依然接受私塾教育,都是在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新式教育的。翁先生很聪明,补得比较快,最后考进交大。但是考进交大,也是因为国文考得好。那时候交大还会因此录取他,因为那些老教授,对诗文好的考生还是非常欣赏的。像华罗庚、苏步青那一辈的数学家,很多都能作旧体诗,能写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父母辈,他们还会教育我们要把字写得好一点。虽说,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但蓦然回首,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已经完成。

我觉得现在身边写字的人还挺多的啊。

白谦慎:但是这些写字的人当中多少算是精英呢?

您说的精英就是当权者吧?

白谦慎:当权者当然属于我所说的精英了。不过在过去政治精英也常常就是文化精英。现在精英阶层中写字的很少了,大老板写字吗?大学里中文系、历史系大多数的教授也不写字啊。无论是政治精英、社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退出书法这个领域了。其中固然还有喜欢写字并写得不错的,但那只是个别现象。从前的一个乡绅都会写一笔好字,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王右军(王羲之)、虞秘监(虞世南)、米南宫的右军、秘监、南宫全是官名。民间当然会有书法家,如果我们把账房先生和郎中认作“民间”。但现在书法界有的人所说的古代“民间书法”,并不准确。比如像汉简这种东西,书写者不见得是普通老百姓。六朝和唐代的抄经手,也常常供职在官方办的钞经机构。

眼下精英阶层中有收藏当代书法的,但许多是别人买来送给他们的礼品。书法市场主要是礼品市场。

看现在社会上的书法比赛,那些人字都写得很好,但是他们就写写字、只会写字。

白谦慎:由于分科越来越细,写字也开始和一些传统的学科分离了。年轻一辈的书法家中,不少技法不错,凭着敏感和勤奋,可以一下子冲到一定高度。现在学习书法,可以借助其他的科技手段,如把字放大、反复临摹。又如写一个条幅,这次这个地方不对,那就修改一下再写,最终就可以弄出一件可以参展甚至得奖的东西。一旦得奖,就像跳龙门一样的,一些年轻的书法家便开始了卖字的生涯。但大都走得不是很远。

您认为目前中国书法界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白谦慎:问题蛮多的,比如说体制的问题,目前书法界最大、也最有影响的组织是书法家协会,归文联领导。书法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书法事业的“书法官”。书法的市场价格和一个人在书法家协会的位置关系很密切。由于政策的原因,真正独立的民间艺术社团几乎没有(当然,各地都有一些小的社团,但无法正式注册)。

精品意识的缺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可能很多,日常生活中缺乏严肃的礼仪和与之相关的敬畏之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礼记》上来就说:“毋不敬。”为什么要有仪式,就是通过礼仪,让你有敬畏之心。我们现在的笔会呢?老酒喝喝、香烟抽抽,书法家在旁观者的喧哗中大笔一挥,一张条幅就写成了,马上可以换钱了。这种制作过程,看似“潇洒”,实则缺乏敬畏之心。书法界的润格虽有高有低,但精英大众都混在一道,打成一片啦。

所以这是蛮大的问题:俗!你看张充和的字,好就好在:雅。她的字,技法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就算学会她所有的技巧,你还是弄不出她那个品味。因为你没有她那种修养和心态。

这种状况会维持很久吗?

白谦慎:会很久。现在有精英,但精致的文化还需要时间慢慢地发展出来。

上次采访孙晓云谈到大师的问题,也说到,在没有精英文化的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大师。光字写得好是不能成为大师的。

白谦慎:是的。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他的字今天看来还是不可企及。看看他生活的东晋,等级制度很森严。今天一听到“等级制度森严”,人们很可能产生负面印象。但是,社会等级为精英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说,精致文化的发展多和精英相关,尽管制造者不见得是精英。比如说,制造精美的玉器和瓷器的是工匠,但是消费者却是精英。过去在书法这个领域,创作者往往就是精英。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精英文化(主要是文人艺术),这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些不协调。但是没有这个最上层的东西,很精致的东西是出不来的。

那您觉得什么是书法继续发展的条件?

白谦慎:当然不是说要恢复等级森严的制度。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思考怎么应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粗制滥造现象,如何能让艺术家的生活环境安静一些,日子过得讲究一点,思考得深入一些,产量少一些,质量精致一些。

从铅笔、钢笔到电脑,现在书法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实用意义。现在的书法没有了实用性,艺术性是书法家揣摩研究的。还有一些人,纯粹是自己写着玩的,比如像张充和先生。这个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白谦慎:当然很重要。张先生今年九十八岁,已经不能登台唱昆曲了,也基本不作诗词了。但是她依然每天写字,除了偶尔为人题字外,主要是临帖,既不卖字也不参加展览,自娱而已。讲究自娱性是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过去还可以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不必把它和治国平天下挂钩,但是自娱和修身这些精神遗产是值得继承的。我曾在其他的场合说到过书法的游戏性,因为书写本身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现在有不少业余的书法家写得比美术学院书法系的师生字还好,就是因为业余的作者更容易以自娱的态度来享受书写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作品反而显得更洒脱。在中国书法脱离了官文化之后,这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方向。

这里有个悖论吧,现在讲起来书法是衰落了,但各地又搞了很多书法比赛和书法班,书法类的书籍也都销售得很好。

白谦慎:今天人们参与书法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和学国画一样,家长要小孩子练书法,有好多的原因。有几年,练书法变成像今天的钢琴考级一样,参赛得奖,升学或高考是可以加分的。还有些时候呢,家长希望小朋友写字,是为了收他们的心,因为这个艺术要求写字者一笔一画地临帖。还有很多老年人开始学书法,说手脑并用,能防止老年痴呆,说练书法如同打坐,可以延年益寿。书法和油画不一样,油画颜料中的化学成分比较多。书法家中长寿者确实很多。总之,今天人们练习书法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

书法还可能不可能复兴呢?

白谦慎: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是否“复兴”呢?更多精英和大众的参与?像古代那样在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地位?真是不好说。

书法能否突破目前的格局而有一个大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会不会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文艺复兴。只要内部不出现大的动乱,国际环境基本稳定,中国和平崛起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文艺复兴也一定会伴随着和平崛起而出现。书法这个很有民族特点的艺术,或许会在那个我们期待的文艺复兴中有难以预测的发展。

清 · 赵之谦《行楷薄帷高情五言联》

1a赵之谦《行楷薄帷高情五言联》纸本行楷 155.2×41.8cm×2 浙江省博物馆藏

释文:薄帷鉴明月,高情属天雲。

款署:子固仁兄同年属书。弟赵之谦。

钤印:赵之谦(白文)、长陵旧学(朱文)

1a我常常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鉴赏到民国年间著名的收藏家、鉴定家和书画商人钱镜塘先生(1907-1983)旧藏的书画作品。绝大多数的作品不仅是“大开门”,而且品相和装潢皆佳,极具特色。明清书画作品则多为吴湖帆先生的绢本题签,在装潢上也非常讲究,缣绢一般为浙江湖州所产的上等“耿绢”,轴头多用老旧硬木所制,在工艺上有明显的扬州装裱风格。

钱镜塘是一个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具有传奇般经历的成功书画商人和著名鉴藏家。说他“传奇”,一是因为他当年在江、浙、沪一带,在收藏资历方面,他无法与庞莱臣、吴湖帆、顾公雄等人相比;而在收藏资金方面,他更是无法与周湘云、张珩、刘靖基等人相提并论。所以在此道之中,钱镜塘绝对是一个属于出道晚、辈份低的后起之秀。

钱镜塘是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据说他的家族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鏐(852-933)的后裔。钱镜塘的祖父钱笠群(生卒年不详)、父亲钱鸿遇(1865-1917)皆喜欢书画,且富收藏,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的熏陶。但为了生存,钱镜塘早年曾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丝绸生意,因此经常去上海“出差”。钱镜塘在十六七岁至二十多岁之前,大多是在海宁与上海之间奔波中度过的。在此期间,他也开始了购藏书画,纯属兴趣喜好而已。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他当时所购买的绘画作品,大多是清末民初江浙和上海一带的小名头画家或海上画派的一些廉价作品。但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购买书画经历和收藏品味,却对钱镜塘后来的书画经营和鉴藏生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钱镜塘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具体年月已不详),决定独自到上海闯荡创业。据说他当时已有资金约两千元,还随身携带了几件家藏的古画。这两千元资金可能是他变卖了一些祖产或数年之间自己在从事丝绸生意上的所得。但是在当年,两千元也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做些小生意或买几间房屋出租的话,也足以使人过上一种小康的生活。因为钱镜塘做过丝绸生意,所以他最初想用这笔资金做自己熟悉的老本行。但如用这两千元做丝绸生意又实在是本钱太小,或许最多也就是混个温饱而已。而这种丝绸行业中的“散户”,也极有可能是血本无归。钱镜塘当时的确是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成功与失败、富贵与贫穷,唯有靠自己去做选择和决定。

因为钱镜塘曾经在上海购买过书画,他对书画市场稍微有些了解。所以他在经过了考察和分析之后,决定不做自己熟悉的丝绸生意而做书画生意,遂开设六莹堂书画古董店。但是,仅靠他两千元的本钱而要想在上海滩上做书画生意,谈何容易。因为当时的书画行情,品相稍微好一点的明清名人书画作品,少则三四百元一幅(件),高的则要在千元左右。所以两千元几乎买不到几件像样的作品。并且在当时上海的书画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和残酷,成功的概率极低。

钱镜塘不愧是一个非常精明和有生意头脑的商人,他也深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行情,所以他采取了人弃我取的方针。他计划就是决定先做“海上画派”作品和江浙一代小名家的精品,并且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任伯年,因为当年这些作品的价格非常低廉,而且他的资金也可以承受。但是,当年海上画派的行情非常的低迷,仅靠这些作品也是难以生存的。后来由于战乱爆发,导致当年江南一带的富户和收藏家,为了生计而纷纷将古书画出售,钱镜塘因此收进了许多精品。在他淘到了“第一桶金”的同时,他收藏和鉴定古书画的声名也日渐盛传,也开始为当时老一辈的收藏家们所关注,所以客户也因此逐渐多了起来。

在当年上海的书画装裱市场上,大致分为“苏州帮”和“扬州帮”两大流派。“苏州帮”精擅装裱新作品,当时上海的一些名画家,比如“三吴一冯”的作品,大多委托他们装裱,但也做古旧书画装裱,代表人物是刘定之,江苏句容人。而“扬州帮”精擅做古旧书画装裱,并且还擅长做修补、洗涤和改制,此中的后起之秀是严桂荣。“苏州帮”和“扬州帮”中的名装裱师的裱工费皆极昂贵,有时裱费甚至超过书画本身的价格。当年这些名装裱师也大多兼做新旧书画生意,但他们的眼光也的确是无法与书画商人相比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装裱师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因为钱镜塘的古书画大多交由严桂荣装裱,所以他也时常在严桂荣的装裱店里购藏古书画,在进行重新装裱之后再转手卖出或自己收藏,两人因此成为终身挚友。

钱镜塘后来因书画生意的关系,结识了吴湖帆等一批上海鉴藏名家。他尤其从吴湖帆那里学到了许多鉴定古书画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从此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他后来成为了吴湖帆的书画购藏重要代理人。吴湖帆也带钱镜塘进入了当时的名人书画鉴藏圈,从而又结识了更多的名人客户。虽有“贵人”相助,但还取决于钱镜塘自己本身的勤奋、敬业和好学。后来随着眼界日高,加之信息灵通,所以书画生意也越做越大。钱镜塘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进行市场运作,曾先后举办过三十多次的古书画藏品展览,这些展览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交易会或博览会形式。在收藏界至今仍流传有许多他的“传奇”故事,了解民国年间鉴藏掌故的读者都应该耳熟能详,故在此无需赘述。

钱镜塘从一个真正深爱书画的书画商人,后来成为了一个“以商养藏”和“以画养画”的大鉴藏家,这才是他真正的“传奇”之处。钱镜塘虽然是一个精明的书画商人,但他却不是一个唯利至上的商人。他的收藏理念和品味绝对是与众不同,眼光超群,与身俱来,所以一般的书画商人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钱镜塘购藏或出售古代和近代书画,是在商言商或“以画养画”,这一点人们应该不难理解。但是,他当年采取了人弃我取的方针,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大量收藏了许多小名头和“冷名头”的书画作品,以及明清人的信札墨迹。这在当年的书画市场和收藏界里,是一件令绝大多数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市场行情,也极少有人对此留意,皆视如“废纸”而不屑一顾。尤其是钱镜塘对有关海宁籍书画家的作品和海宁文献资料的大量收藏,更是令人佩服。时至今日,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正在日益体现出来,更不用说它们现在的市场行情了。

我曾经于2008年3月,到过位于硖石的海宁市博物馆参观。在该馆举办的《纪念钱镜塘诞辰一百周年·先生捐献书画展(二)》上,鉴赏了钱镜塘捐献的部分海宁籍人士的书画和信札。尤其是信札和小名头的书画作品,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许多海宁籍人士可能是“名不出乡里”,其中还有几件人物小像,卷后题跋累累,实属传世孤本。但如果当年没有钱镜塘的尽心收藏保存,这些曾被市场视为“废纸”之物,恐怕早已被滚滚的历史长河所淹没殆尽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文献保存是如此,而一个地区的文献保存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故钱镜塘生前好友张宗祥先生曾为其题诗云:“收拾故乡旧文物,半生辛苦重钱郎。”

当我站在这些展品前,不禁使想起了启功先生尝在《跋楝亭夜话图》中所说的那段话:“法书名画,昔人每以三品论之,盖谓神与妙与能也,窃尝以为未尽。夫徒侈高古,康觚为宝,所谓骨董羹,只供好事家陈设者,下品也。笔精墨妙,足豁心目者,中品也。或以见先贤之行谊,或以测艺海之渊源,文献堪征,展卷如与古人相悟语,则无论零缣断墨,罔非上品。”我不禁为之赞叹:“钱先生独具慧眼,学识超群,使得乡贤前辈之零缣断墨不致于灭迹失传,真乃功不可没。不愧是一个大收藏家和大鉴赏家!”

近几年来已经有人开始研究钱镜塘,因为他是当年上海书画商人中的一个“典型”,也是上世纪前五十年的书画鉴藏史和交易史上的一个缩影、一个“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镜塘是一个以量取胜的鉴藏家,这是与他身兼书画商人这一角色所决定的,而经商是必须要有“库存”的。虽然其中有些“库存”在当年可能是滞销之物,但到了现在却变成了极为珍贵的文献史料。另外,钱镜塘还有许多的书画题跋、鉴赏笔记和购藏记录等文字资料,他曾想将之整理成书,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今不知这些资料尚存于人世间否?这对研究民国书画交易史和鉴藏史来说,或许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

最后,将几个数据和一些轶事记录于此:钱镜塘一生鉴藏和经手过的金石书画约有五万余件,堪称现当代第一人。自1956年起,他先后捐赠给国内各地博物馆的书画作品有三千九百余件,也堪称当代第一。在“文革”浩劫期间,钱镜塘被抄没的书画和文物有十几大卡车之多,后来仅发还其中一小部分。而当年被抄没而散佚的许多书画珍品,现有些已陆续出现在国内外的拍卖市场中。传说当年吴湖帆决定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售于浙江省博物馆,是由于沙孟海和谢稚柳等人从中反复做了“劝说”工作的缘故。而其实此事真正的策划者和说动吴湖帆的人应该是钱镜塘。

钱镜塘晚年对这个世界已深感心灰意冷,精神上也疲惫不堪。他曾因此请好友钱君匋先生写了一幅对联——“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主持人语 市场经济当然好。但若只是一味地相信市场,一味地信仰消费,那么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需要书法家警惕的就是精神世界的溃败。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其结果会是吃得脑满肠肥,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天天盘算着其他书法家对自己的威胁和自己书法作品润格的涨跌,这样一定很累。

书法家的精神更新是改变当代书法格局的重要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又加上一个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我所理解的人的现代化,就是现代素质的养成和加强。第一,要以现代意识认知历史与社会、文化与艺术。第二,自尊、自重、自爱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反省,而不是拜“码头”、望“豪门”,为一己利益暴跳如雷。第三,要以现代思想指导读书和创作,看重艺术对自我的精神救赎,而不是看重市场对自己书法作品的需求。第四,要尊重弱者,耐住寂寞。对艺术家而言,寂寞比热闹更重要。

书法家精神更新当属头等大事

□李春雨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的“书法热”已如熊熊烈火燃遍了大江南北。但冷静观察,这种貌似繁荣的“泛书法”现象与真正的传统书法文化正相背而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书法家的精神缺失或精神扭曲,而且这种现象正在日益加剧。对此,作为书法家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还应该主动担起一份责任,即把精神更新当作自己整个书法活动的头等大事。

有人说,书法的高度取决于书法家生命境界的高度,单纯的技巧并不能深入中国文化内部。应该说,这个观点道出了书法文化的实质,即书法家的精神世界在书法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在我国目前的书法家中有多少人的书法作品能够有文化精神闪现?且不说许多书法家不能吟诗作对,就是完全录写唐诗宋词、名言警句,也不过就是一个缺少生命力的平面书写,甚或是“破马张飞”的离经叛道。即便是书法线条纯熟的书法家,其作品也多为炫技之作。比如写“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和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面貌毫无二致。回过头来,我们认真赏读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可以说,通篇贯穿着感情的主线,以致给后人呈现出一幅“时而激愤难平,声泪俱下;时而低回掩抑,痛彻心肝”的画卷。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同样是将诗句的心境情感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之中,诗写得苍凉惆怅且不失镇定,书写得起伏跌宕又不失稳健,令人击节称奇。这里的奥妙正在于作品中融入了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今天书法家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写啥是啥或写啥不是啥的状态中呢?比如写篆不过就是形的意义上的篆,写草不过就是形的意义上的草……更有甚者,信笔涂抹,一派“江湖”。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只能算是简单的写字或杂耍而已。究其原因,就在于书法家的精神缺失或精神扭曲,由此书法没有了灵魂。当然了,我们对于那些混迹于书法家队伍中的“江湖书法家”不必苛求,因为他们也只不过就是凑凑热闹而已;我们对于他们的所谓“作品”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主导中国书法的走向。但是,对于那些有一定书法功底,又在体制之内,且具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我们还是要善意地给予提醒:书法创作不是简单的“照葫芦画瓢”,而是在能够熟练掌控书写技巧的基础上的以精神主体为支撑的艺术活动,即一个悟法、悟道的过程。所以,书法家必须知道,书法离道,书法就浅了。这里所说的“道”,就包含着书法家的精神世界。

那么,书法家应该如何做到精神更新呢?我们首先要对书法家精神缺失和精神扭曲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明确。那就是当今很多书法家的精神世界几乎被书法市场所左右,无论是参展、笔会,还是结集出版,甚至平时的临摹、创作,都在考虑着书法能否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正因为如此,“行帮气”“长嘴妇”及拜“码头”、望“豪门”等诸多丑陋的现象才应运而生。很多书法家不再潜心研究书法,而是研究“名头”。于是就有了小城市中的书法家递出的“中国四大书法家”的名片,更有了惊心动魄的超过王羲之的“天下第一”的“书法家”的横空出世。这种利欲熏心的心理状态自然使其书法作品没有了书法文化精神的存在。当然,他也就不可能写出传世之作。所以,对于书法家的精神更新,我只开出一副药方,即“去掉浮躁之气,换取淡定之心”。

我们说,一个进入不了中国文化内核的书法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书法家或书法大家。那么,书法家要想进入中国文化内核去探寻书法的博大精深,唯一途径就是要沉静下来,独立思考,自我修正。《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以,想得必静。对于艺术家而言,浅薄的热闹于己无益。有人说,书法应该是一个文化人最逼真的“心电图”。对书法家来说,沉静下来的目的不是寂寞地等待,而是潜心地学习和安静地修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如此,“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先贤书法中保存下来的先秦诸子、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及名言警句中的精神气脉”,才能真正地与先贤对话,获取真髓。也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书法无限地接近书法,甚至让自己成为书法大家。

倘若有人并不在意自己在书法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只是为了热热闹闹、混点吃喝或者偶尔糊弄点小钱,那么本文便与其毫无关系。而对于那些心里尊重艺术、敬畏艺术,并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家的人来说,倘若你还没有意识到精神世界在书法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目前也多多少少存在精神缺失或精神扭曲的问题,那么,精神更新当属头等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当代书法家所应具备的心境

□支荣慧

古代的贤达人士兼有多种身份,多数把书法当作跨界的余事。他们不改初衷,不断提高自身的学养,在无意中创作了不朽的佳作。当然,要成为书法大家,人品也是很重要的,因“心正则笔正”。如至今仍在津津乐道的“宋四家”蔡京、蔡襄争议之说,蔡京活着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后来因为他的人品不好,大家宁愿将书艺稍逊的蔡襄列入“宋四家”,使之名垂青史。南朝梁沈约的《奏弹王源》中有“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句,宋黄庭坚的《濂溪诗序》中有“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之说。人品靠自身不断修炼,内心世界也跟着不断升华。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启迪。某日,东坡问佛印法师:“你看,我像什么呢?”佛印微笑说:“我看你像佛啊!”东坡又戏曰:“我看你啊,像一堆牛粪。”佛印法师不答,面带微笑。东坡有些自得,回去便和苏小妹吹嘘了一番。小妹听着笑了:“你傻呀!佛家说自己内心是什么,看别人就是什么!人家大师心中有佛,所以看人是佛。你看人家是粪便,那你心中又是什么?”东坡居士恍然大悟,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孤傲和浅薄。从此,他学会了尊重、宽容别人,终成为一代宗师。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达观进取、笑看人生。一副对联寥寥数语,却道出了人生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应有的态度。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这样才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学习书法,许多人想成名、想发财,但往往事与愿违。越想得到果实,这个花就越不结果,这就是心态的问题。一个人把心放淡,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一步一个脚印,耐得住人间的清苦与寂寞,吸取前人法帖的营养与精华,书法水平自然会提升。纵观当代书坛,每个成功的书法家无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躲进小楼成一统,埋头练书法,管他春夏与秋冬,放大眼光,要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情怀,功到自然成。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世人往往陷于世俗的泥淖而无法自拔,追逐外在的礼法与物欲而不知什么是真正的美。金钱的诱惑、权力的纷争、宦海的沉浮让人殚精竭虑,是非、成败、得失让人或喜或悲……种种心理的产生都是虚无的,最终都是生命里的幻影。对一个凡夫俗子来说,红尘的多姿、世界的多彩令人怦然心动。名利皆你我所欲,又怎能不忧不惧、不喜不悲呢?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穷尽一生追名逐利,更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失意落魄、心灰意冷了。放下杂念,沉浸于书法当中,生命的意义变得崇高,自然是大不同了,凡尘种种的不惑都得到开解。学习书法的人须认清自己所走的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不过分在意得失,不过分看重成败,按自己的路去走,坚持再坚持。魏晋时士人豁达风流、淡泊名利,因而才可以用宁静平和的心境写出那洒脱飘逸的诗篇。这对于学书者何尝不是一种绝佳的借鉴!

在当代,各类比赛对于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在利益驱使下沉迷于书法比赛,不注重自身的修炼,想尽办法迎合评委的口味,挖空心思在形式上下功夫,因为只要一获奖,作品的价格就成倍上涨,社会地位马上提高。的确,在短期内,获奖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而对于长期发展,这种“捷径”并不见得是可取的。参赛本是好事,目的性太强就不对了。书法根本上并不是拿来换取功名的,它是一门学问。俗话说得好,书法家是磨出来的。在深厚基本功支撑的平台上,书法最终比的是个人修养与学问。从古至今,书法大家哪位不是德才兼备、学养深厚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获奖不一定能成大家;大家一定是人格高尚、潜心学问,把艺术当作毕生事业去追求的人。

说一套,做一套

□张瑞田

写了若干篇关于书法的文章,就被一些朋友看成书法的“专家”了。于是,策展人或书法家就会邀请你参加研讨会,想听一听你对这个展览和这个书法家的理解。心知肚明:参加研讨会是有礼遇的,主办机构或书法家本人要备一些礼物或车马费。与会者也会讲一点坦诚之见,更多时候是小小的否定,然后是大大的肯定,使研讨会始终弥漫着“友好”“和谐”的气氛。

人微言轻,我没有机会参加更多的研讨会,不过“莅临”过几次,却发现研讨会下也有一些让人恓惶的事情。

研讨会,顾名思义是研究讨论之会,被邀请的人需要对书法具有远见卓识。我有自知之明,学浅识陋,参加研讨会前要做一点案头工作,更多时候要写一份发言稿。轮到自己“研讨”,战战兢兢地说完,还会认真听其他与会者论道,在笔记本上记录发言者精彩的论述……

我粗心大意惯了,对很多事情熟视无睹。大概是参加了三个以上的研讨会,才发现一位有一点名气的与会专家往往要求第一个发言。在发言前,他会告诉大家,他还有一个会……也许认为他说的是实话,也许是碍于面子,东道主就让他先讲。他讲完之后还要讲几句“不好意思”的话,然后抬腿走人。

当时我想,这不就是华威先生嘛!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拎一个皮包,整天忙忙碌碌,像一个大人物,与众不同似的。我有一点近视,看不清研讨会上的“华威先生”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他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深浅、才能高下。总之,他是走了,去参加另外的研讨会了,那里还有一份车马费等着他呢!

吊诡的是,几个月之后,在一个研讨会上,这个专家又是第一个发言,还是那套客气话:“对不起,一会儿还要参加一个展览开幕式,要早走一会,先讲几句。”我们十几人都没有他忙。他讲完了,走了。我们煞有介事地接着研讨。我更没出息,散会了也不走,照例留下来吃饭喝酒。我想,那个总有会开、总有车马费拿的人一定会嘲笑我:恋恋不舍的样子,傻子一个。

当我第三次遇到这个“华威先生”时,我终于顿悟了,原来这是一种“范儿”:声明事情多,先发言,再离开,表明自己非同寻常;能挤出时间与会,给你天大面子啦!虽然拿了你的车马费,人情你还欠着。

这岂不是江湖之道?

我的联想不一定准确。少小时节,在家乡的饭馆里常能看到捡剩饭的。客人没有吃完的饭菜,他们会接着吃。这样的人是不在乎面子的。还有另外一种人,默默坐在吃饭人的不远处,不声张。如果你给买一份饭菜,他会礼貌道谢,然后享用。

说一千、道一万,“华威先生”们的表演也没有离开“利”字。如果研讨会不断,是他“有市场”的表现;说完就走,一是省时省力,说十分钟话,拿同样的报酬,当然要比其他人合算。但有一点是不合算的:时间长了,就会让人生厌,很容易让人觉得缺少教养和德行。你想,普天之下就你聪明吗?你想,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他人会尊重你吗?总想表明自己比别人高明的人,真的就高明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应该不是聪明人所为。

“学以致用”非“随波逐流”

□李长钰

段注《说文》曰:“儒之言优也。”优化于人,谓之儒教。儒教重学。《论语》以学为开篇,孔子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次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古人以“内圣外王”为君子之学。“君子不器”,故学以致用也。

“学以致用”,对于古人来说已是老生常谈。而如何致用,却因人而异。上古之世,人们以耕读为生;中古以降,则“学优登仕”。朱熹《论语集注》曰:“学之为言效也……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朱熹以效训学,则本于传承。盖道之有传,而古为今用。有了传承,才有传统,才有历史的精深。

中华民族是尊重历史的民族,历史价值之体现依赖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书法作为典型的人文艺术,历史价值体现得非常明显。我们从古代书家的艺事生涯中便可领略到书法艺术所独具的史学魅力。有人说书法是历史与文化交织而成的艺术,是有道理的。在古代,书法是读书之余事。古人借笔墨以寄托情怀,实现“书以载道”。关于“道”的含义,古人的理解一直是建立在人格化和自然化基础上的,如“心正则笔正”“同自然之妙有”。人与自然之结合,使书法艺术充满着玄妙。书法是注重传承并崇尚自然的艺术。书法史之历程,足资我们借鉴和拟效。古代书家以读书为本,以学识涵养笔墨,笔墨境界自然非同凡响。所以,我们学习传统绝不能单单在书写技法上下功夫,而应该全面去继承。

书法史的发展从不接受脱离历史而无传统的创作。当代书法创作在书写技术方面,和古人相比确实有开创,诸如对纸张的优化和对书法作品外在形式的把控。形式色彩的丰富,使观者能体会到工匠精神。然而当代书家的文化意识已远远无法望古人之项背。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浪潮强势袭来,书法艺术的社会化味道越来越浓了!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书法群体的来源不断扩充。在民族复兴、文化繁荣的旗帜下,从事书法艺术者仿佛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原本出于知识阶层的书家已经向全民化发展,今日之书法家颇有“下里巴人”的味道。各行各业的书法创作者都在为打造社会影响而竭虑。书法艺术在与社会接轨的过程中,为了提升发展速度,已经开始减少负荷,赤裸裸地奔跑。以书法作为敲门砖而大显风光者绝不是少数,有的甚至达到俗不可耐的程度!

在书法创作方面,当代与古代的最大不同是在创作风气上。古人的书法风貌几乎是千人千面。心灵的超脱,使古人的笔墨呈现出萧然尘表的幽怀雅致。当代的书法创作已经失去了书法创作的初心。在名与利的诱导下,书风如同一丘之貉,大有千人一面的壮观。出现这样的现象,不仅说明当代书家的文化意识已经完全淡化,更说明当代书家已经缺乏独立精神。而文化意识和独立精神往往决定着书法艺术的生命。那么,该如何建立文化意识和独立精神呢?归根结底还是学以致用的问题。

书法是最能体现学以致用的艺术。或问:书法艺术离开文化可否?这与“字写错了,作品是否依然有价值”一样,都是当代书家必须正确审视的问题。书法艺术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我们不会相信缺乏人文精神的书家能在书法创作过程中用字不误。因此,掌握汉字成为书法创作的第一要义。识字——读书——书法创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读书无论是对通晓文字学,还是对书法创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读书可以培养真知灼见。有了见识,不但能甄明事理,更能指导书法创作。《书谱》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笔墨既要有时代精神,又不可混入时弊。正如前贤所云:“立脚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成功的书法家都须与古为徒,同时对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有所认知。尤其是对时俗的剖析,一定要具备理性的高度,切不可随波逐流。读书写字,审时度势,才是真正学以致用。

书法,人文精神丧失的背后

□朱东旭

提倡书法的人文精神是指一幅作品必须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一种情怀,能够表达书法人的精神面貌。今天,几千年蕴藏在汉字书法艺术里最具情怀的人文精神普遍失落,让人既痛心疾首,又无能为力。细加分析,书法作品人文精神内涵的丢失并非一蹴而就,首先要从国人在古今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传承上的丢失寻找根源。

随着钢笔和其他便捷书写工具的普及运用,毛笔书写的实用性渐行渐运;1956年简化汉字开始普及运用,又流失了许多汉字层面上所蕴含的书写美;到了“文革”时期,书法沦落为书写、批判、讨伐“走资派”“臭老九”罪行的工具,一些知识分子在遭受人格和肉体的摧残下,“士气”“ 骨气”丧失殆尽,人文精神伤筋动骨,书法何依?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建设重在“四化”,国民教育重理轻文。2000年后的大学扩招,百年大计的教育实行产业化,根据变幻莫测的市场去增减专业。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府专业细化,但依旧淡漠人文知识的传授和古典传统文化的学习,如理工科不学汉语,美院学生不学书法(近几年个别大学已开设书法专业)。高学历、窄学知、低素养的大学教育,每年将人数众广的大学生“市场批发”似的推向社会,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水准让人汗颜。

大中学生和普通大众懂书法的自然寥寥无几。他们不识“甲金篆隶草行楷”汉字书体的演变,就连汉字的繁异也不知晓,要学问没学问,要思想没思想,古典传统文化知识差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人很难读懂或评判一幅书作的优劣。

在当今社会常以金钱左右人的价值观的景况下,那些有名气、无素养的书家免不了陷入金钱的泥淖里难以自拔。在“官本位”和民众对书法艺术无知的基础上,书协主席、副主席职位成为“名利场”。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同样在名利的诱感下心潮澎湃,奔跑在各类书展赛事中,谋求声名鹊起……所有与金钱无关的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故“官员”书法、“会员”书法,还有“江湖”书法、“作秀”书法以及各种各样的“伪书法” 才有了宽泛的买卖市场和表演基础。呜呼!书法人的人文素养又被金钱腐蚀,面目自然可憎。

这样的书法作品何谈人文精神?

很多次夜深人静,翻看古今名家法帖,心生感慨:这些大书家,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的大儒?每每临习《兰亭序》《祭侄稿》,总在想:这两者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书写形式,倒不如说是文学的典雅、情感的真切。

回望春秋战国和民国时代,深感千年国史镜鉴应是: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会人心浮躁,振兴乏力。

针对当代中国书法教育的理念和状况,我呼吁少一点书法形式上的“传移模写”,多领悟一下古帖内在的人文境界,多读文、史、哲,多读古典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增加自身的人文知识积累。将这些贯注于创作中,使书作既有汉字书写的形式美,又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内涵,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