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中有两个问题最重要，一是选择碑帖种类，二是具体实践。临摹过程，是联系的、动态的、持续的，并非孤立的、静止的和暂时的。临摹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积累，在不同阶段面对众多碑帖，实现最佳组合、交融和互补非常关键。笔者由此提出“互动临摹”设想，主要有四种方法：

一般说来，一般说来，临摹中有两个问题最重要，一是选择碑帖种类，二是具体实践。临摹过程，是联系的、动态的、持续的，并非孤立的、静止的和暂时的。临摹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积累，在不同阶段面对众多碑帖，实现最佳组合、交融和互补非常关键。笔者由此提出“互动临摹”设想，主要有四种方法：

一、混合临摹

(1)篆隶相通。隶生于篆乃不争的事实。篆书与隶书乃后世笔法形成基础，篆书主圆笔，隶书主方笔，虽说隶生于篆，但毕竟是两种不同书体，篆书是古体，隶书为今体开端。既然隶生于篆，在隶书中搀杂一些篆书笔法是顺理成章的事，隶书名品《西狭颂》便是最明显的例子，但篆书中含有隶书笔法一般会被视为习气。篆隶混临中，篆书范围必须限定一下，按照笔者肤浅的临摹经验，甲骨文和小篆应除外，甲骨文字形简而笔画瘦硬，书写方式完全不同，小篆线条轻细且很均匀，字形绝对对称，作为混临对象有些不妥，当然，这仅是笔者一家之言，临书时可自我取舍，按照自我习惯来处理。把篆书和隶书结合起来临，就可以发挥书体融通的特点，相互借鉴影响，尤其是隶书结合篆书浑穆之气可添高古气息，适当地加入篆书笔法又可增添变化。

《西狭颂》隶书(东汉)

(2)楷行相长。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书体，放浪为草，收敛为楷，与篆隶书的关系一样，两者之间也很默契。但在创作实践中，楷书精妙，行书未必兼能，行书飘逸潇洒，楷书未必工稳，并不是绝对的。书法史中确实也有两种书体皆善的人，如王羲之、颜真卿，但毕竟很少。宋四家行书名世，楷书并不出奇。提倡这种混合临摹的方法，并不一定要使两种书体皆能擅长，而是作为一种临摹方法，是其中之一更为出色，所以在这两体间还还是有所侧重的。主攻楷书的，楷书涉猎自然要多一些，行书适当兼顾，反之亦然。笔者在学书过程中感觉到，楷不兼行，失之板滞，行不兼楷，失之漂浮。学楷书时笔法以及形体相对固定，活动范围小，程式化规矩多，变化少，久而久之容易死板。单纯地涉猎行书，写多了容易变油，显得很虚浮。如果将这两种书体结合起来就能做到兼顾，但要注意，在选择楷行书碑帖时一定要注意协调，两种书体间最好可找到默契点，如褚遂良楷书与米芾、二王行书，颜鲁公楷书与王铎行书等，有的结合难度要大一些，如于右任将二王草书和魏碑结合，自成“标准草书”一家。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晋代

中秋帖 王献之 晋代

米芾《珊瑚帖》

唐代褚遂良楷书《雁塔圣教序》

(3)碑帖相熔。如今回顾整个书史来看，碑帖不再是康有为提倡的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互补交融的形式。在书法学习中，只要是可以提高自身艺术创作水平的碑帖，就要提倡“拿来主义”，作为取法对象。碑学早期提倡者中，包慎伯是先行者，一生提倡碑学，却以《书谱》为范，足见他不偏废的观点。碑帖结合如今已是众多书人学书路径，其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必须先帖后碑，学书从墨迹入手更好，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候才能“透过刀锋看笔锋”，再涉猎碑体一路;二是在碑帖取法上，碑帖都不宜太怪，应该水到渠成，不能刻意而为。帖学体系不外二王一脉，碑体风格多样，大相径庭，依据笔者自身经验来看，与选帖一样，还是先从规矩一路的入手好一些，可先选《张黑女》和《郑文公碑》等，然后再选择《张猛龙》和《石门铭》恣肆一路，不必一上手就是像《爨宝子》、《灵庙碑》等较为灵怪的作品，否则无益反有害。

二、分割临摹

分割临摹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有谈及，这里作进一步详细地分析。任何书家不可能一辈子只学一本或两本帖，有成就的书家，尤其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书法大师，必定是博涉多家而锻造出自己的风格，临摹这些大师的书作时必须分析其书风形成渊源，不能单纯地只看结果，而要看过程。吴昌硕《石鼓文》风格独特，在结字与部分点画方面吸收了金文结体左右参差的特点，他的《西泠印社记》名篇则吸收了邓石如飘逸和徐三庚柔媚的一面，一些篆书诗册工稳冷峻，又可看出杨沂孙的痕迹。吴昌硕篆书风格变化因为是多元吸收构成，所以笔者认为，临吴昌硕《石鼓文》之前，对原版《石鼓文》以及金文《毛公鼎》和《散氏盘》加以涉猎，同时对清季邓石如、杨沂孙以及徐三庚兼有涉猎(至少要读这些帖)，则对吴氏成熟期作品临摹上手会更快。米芾书风也是融合百家而成，既有二王根基，有褚遂良的笔法，并有颜真卿的厚重，同时有欧阳洵的险峻，亦有汉简的猎猎风神，分析米芾书法的取法对象，逐步加以涉猎，做到胸有成竹、意在笔先。像这样的书家还有一些，如王铎、沈曾植和胡小石等，都可以进行分割临摹。

吴昌硕临石鼓文

三、对比临摹

对比临摹主要适用于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书体间，通过对比掌握碑帖相互间某种相似而不同的特征，使临摹事半功倍。

(1)魏碑类。魏碑从形式上来分，有摩崖、造像和墓志等，风格多样，可进行分组对比。《张猛龙碑》和《张黑女》可进行对比分析，两碑皆为魏碑中笔画由粗变细的形态，从总体上来看，《张黑女》结字以平正为主，《张猛龙碑》险峻生姿，两碑甚至还有极个别字形极为类似，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张猛龙碑》突出“险”字，《张黑女》体现精美之风，有碑中“兰亭”之誉。通过对比加深印象，提高临摹效率。《灵庙碑》、《爨龙颜碑》和《爨宝子》三者亦可对比分析。大小二爨并称，但风格殊异，相差很大，小爨恣肆诡异，大爨雍容古雅，总体上做到胸中有数。《灵庙碑》是北碑中风格奇肆多变一路的代表作，但不像小爨一样怪异，二者差异很大，结字多见巧思佳构，多变善变，通过对比会自有心得。

(2)唐楷类。一般说来，学书以唐楷作为入门范本的很多，唐楷代表书家亦多，可以将这些不同风格的书体进行对照分析，如选择颜真卿法书临摹，可结合欧、褚、柳等，进一步对整个唐楷书学体系了然于胸，褚出于欧虞，将初唐楷书细化，颜出于褚，秀气飘逸变得沉雄肥美，开一代新风，柳则出于颜欧两家，这样在临摹中就能做到不仅仅单纯地是字形问题，而对其中一些内在特征给予把握，得其要旨。

象这样的分类对比还有很多，如金文《毛公鼎》、《散氏盘》和《大盂鼎》，隶书《张迁》与《衡方》等。对比临摹主要是通过对比找出内在规律，做到举一反三。

四、延伸临摹

延伸临摹主要是针对风格相近或相同的书体，彼此间存在顺延关系的书家进行深入临摹的方法。一般说来，书法史发展呈现出的是纵横向交叉的立体关系，从时代风格来说，存在流派，从纵向上来说，书家总会以历史上的某种书体作为归依对象，进行回归和探索，形成纵向书学体系。延伸临摹方法强调由远及近，锻造出自身风格。

行书方面常见如“二王——米芾——王铎”套路，自二王顺延至米芾，顺理成章，米芾首先在结字取势上对二王进行变化，有米芾与二王的功底，临摹王铎则事半功倍。王铎较米芾更加厚重，在气势上也更加剧烈，再施以大胆的墨法变化，便成为独一无二的王铎书风。王铎字形较米芾要粗放一些，所以必须先学米芾再及王铎，否则的话，学王铎不是粗犷而是粗糙。

篆书方面，李斯——李阳冰——邓石如——吴让之为一脉，有二李基础，再临摹邓石如会很上手，吴让之篆书承袭邓石如风貌，这样来临摹，基于笔法惯性，自然有默契之情。像这样成体系的碑帖还很多，如《石鼓文》——吴派《石鼓文》，索靖——宋克——沈曾植，《张迁》——伊秉绶等，将书体进行定位分类整理成多个体系，临摹时会大有裨益。

综合以上四种互动临摹方法来看，一二两种立足不同书体之间，三四两种则在相同书体之间。书法史中的碑帖洋洋大观，数量多且良莠不齐，如何将这些碑帖进行归类和总结，为我所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临摹以多种优秀碑帖作为参照物，必须以正确的方法更好地把握其中规律。

清代画家钱杜的《河东君像》

河东君，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大众情人，晚明时代的大众情人就是秦淮八艳。

当然，我们这个物质消费的时代，更需要大众情人，而且要将这种崇拜偶像的狂热发挥到极致，以使唱片商娱乐商们赚尽粉丝们口袋里的铜板，这也是“秦淮八艳”所做不到的，她们最多只能赚那些能够到秦淮河来消费的少数精英阶层的银子，无法像今天这样利用短信和广告一夜间就能有千万进帐。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情人和青春偶像，也确实能令社会为之而疯狂侧目，也能令贩夫走卒或知识分子喜欢——尽管他(她)们的技能早已大大退化，除了漂亮脸蛋唱歌跳舞之外，大概是画不出一幅蝴蝶图，写不出一句采桑子吧。当然，若遇到秦淮八艳们遇到过的国破家亡国仇家恨，他们能否也像李香君柳如是那样便不得而知了。

“秦淮八艳”今何在?

前几日与朋友在MSN上聊天，他说很想培养现代的“秦淮八艳”，让那些小美女从小接受琴棋书画的训练，使其既有倾城倾国的明星容貌，又具有吟诗作赋等古典艺术修养，将来成为色艺双绝的新一代时尚偶像。我听了以后不禁概然，此种想法确实很好，今日之明星与大众文化的消费，相比古代早已大大地浅薄化了，青春偶像们除了漂亮脸蛋唱歌跳舞之外，还能拿出些什么花样呢?若论艺术修养文化素质道德情操，比之明末著名的“秦淮八艳”，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也!

然而，我们究竟能否再培养出现代的“秦淮八艳”呢?我想恐怕是极其困难了，所谓“秦淮八艳”，指的是明末清初南京秦淮青楼中的八位著名女子，也是古代时尚界的青春偶像，她们八位的大名是——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陈圆圆。

其中，马湘兰并没有看到明朝灭亡的那天，而陈圆圆实际上与秦淮河的关系不大。所以真正的八艳应该是七艳，经历了明清兴亡大历史的也只有七位。此外，顺治与董小宛的关系纯属无稽之谈，顺治之董鄂妃实为满人。历史上的董小宛，嫁给了著名文人冒辟疆，在明朝灭亡后，死于贫病交加。

“秦淮八艳”都属卖艺不卖身，自小进入“乐籍”，也就是由国家登记在册之伎，她们的户口簿也普通百姓的不同，须另立成册。她们自幼便接受了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的训练，长大后无不色艺双绝，至今仍然保留下来一些她们的书画诗词作品，陈寅恪读过柳如是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故宫博物馆曾展出过马湘兰的兰花长卷，无锡博物院也展出过董小宛的蝴蝶图。所以“秦淮八艳”不仅仅是当时的大众明星偶像，同时也是“美女作家”、“美女诗人”、“美女画家”、“美女棋手”是也，而21世纪的中国，又有哪一位美女能同时兼任这么多角色呢?

马湘兰作品

她们的美丽与聪明，不仅征服了整个社会的普通大众，更令当时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如痴如醉。前段传出胡志强骚扰林志玲的无稽之谈，其实在“秦淮八艳”的时代，她们几乎个个都与政治人物有关。秦淮八艳中有多位都嫁给了达官贵人，也可证明，明代歌伎之地位并不低贱，明代社会也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极度保守。寇白门17岁便嫁给了皇亲国戚的保国公朱国弼(这一爵位与红楼梦里的宁国公荣国公相等)，婚礼当晚，朱国弼特派5000名手执红灯的士兵护送花轿，盛况空前，也成为明代南京最大的一次迎亲。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文人，更是与“秦淮八艳”传出许多段绯闻，当然也算不得绯闻，既然谈婚论嫁，自然也是正大光明。比方柳如是之与钱谦益，李香君之与侯方域，卞玉京之与吴梅村等等。

柳如是《雪山探梅图》

至于朋友所说的培养现代的“秦淮八艳”，我想最关键的还在于社会环境，任何大众情人或青春偶像的确立，都与一个社会的时尚取向与大环境有关。古代以琴棋书画诗词曲赋为时尚，若空有一张漂亮脸蛋而目不识丁，大概只能做真正的皮肉生意了。晚明的社会精英们迷恋“秦淮八艳”，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美丽，更重要在于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等人大多是有正室的，而他们的正室多半是那种刻板无趣的女子，在他们十六七岁时便有父母作主配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很可能都是世交之间的联姻。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大抵是没什么感情而言的，而古代的文人自然把精神寄托到了青楼之中，在那里可以遇到才貌双全的美人，她们会吟诗作赋，会体贴关爱，如此的佳人只可惜身在伎籍，便想方设法要把她们赎身出来，然后娶回家做小妾，便能够独占花魁了。正如冒辟疆说自己一生之福，在与董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享尽了。

马湘兰《墨兰图》收藏于东京博物馆

而今天的社会时尚却与古代不同，古典文化的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早已为今日少男少女们所遗忘。剩下的便是影视与流行歌曲等等现代娱乐，更有西风东渐，RAP饶舌好莱坞等等随着美利坚强势快餐文化席卷全球，深受五千年诗书礼乐浸淫之中国人也不能免俗也。所以，今天的社会土壤早已不适合“秦淮八艳”，若李香君柳如是们从坟墓中爬出，恢复一身的香艳与才华，恐怕也难以竞争过超女宇春与靓颖了吧。就算是我们有心要从小培养一批“秦淮八艳”，恐怕在她们生到十二三岁时，便要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影响，什么琴棋书画实在太枯燥乏味了，还不如卡拉OK来得方便舒服。除非我们能够与世隔绝，塑造个桃花源般的环境，就像《楚门的世界》，让她们诗书耕读，两耳不闻窗外事，出来以后可能正成了李香君柳如是，这样的稀世珍宝突然到了现代社会，会产生什么遭遇呢?，这大概又会变成一部电影的构思吧，不过我想研究她们的不会是社会大众，而是专家学者了，若是一旦社会大众关心起来，她们变会迅速地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子。

顾横波《丛兰》与范珏合作

然而，青春美貌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失去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有各种影音可以记录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但毕竟大众消费是很快的，你的粉丝们也会很容易地变老变大，今天的时尚也在千变万化，所以今天的大众情人们也是会一茬一茬地出来，又一茬一茬地离开。时间，只有时间才是最无情的!

惟有“秦淮八艳”们，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停留了几百年，也许仍然将继续保留她们的美好形象下去。纵然“红颜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但她们能够留下她们的文字，留下她们的丹青，永远让后人来欣赏。而更加重要的是，她们拥有比男子更坚强的心灵，她们虽然出身风尘青楼，却拥有比“社会精英”们更高的尊严——当异族的屠刀来到江南，当我们的国家沦陷在铁蹄之下，当国破家亡山河变色衣冠改易，千万男子都为了人头而舍弃了头发，甘心蓄起辫子做了奴隶时，站出来的却是柳如是，李香君这些风尘女子。

在当下，有些女性艺人(俳优，歌舞妓)，官府与民间的，中国与外国的，会秀一秀自己的书法与绘画，比如日本的苍井空苍老师，到中国来淘金，除了妓艺，还展示一个自己书法的天才，与专业的书法工作者相比，她们的影响力大得多，让我们的少男少女还记得我们祖先有琴棋书画中的书画，值得重新的重视而不要遗忘，何况人家还是外国人，当然有些人会拿她与中国的徐静蕾相比，徐的书法同样好，只是严谨点，苍老师的洒落点，合于苏东坡艺术的理念，行云流水，无意于佳。

苍老师到中国来可不象白求恩，是要赚钱的，当然国际化社会，这是正常的，愿者上钩嘛。由此想到的秦淮八艳，她们是明末的艺人，而且在六朝故都，亦是明朝初期的首都，那么这些有全国影响的女子居所，工作室，可谓的“青楼临大道”了，对岸又是才子们集聚科举的场所，还真的成为才子佳人风际会的一个气场，引出那么多的佳话，留下说不完的遗韵，当然书画同样是其中的一项。

秦淮八艳们书画留下的不多，无法作出清晰的断明，只能用一个秀字来翻一翻秦淮脂粉的书画之迹，其中马湘兰的书画一门造诣较高，影响较大，马守真相貌与其她八艳女子相比平平，并不出众，所以她在才艺上的追求超过其她，尤其善于画兰花，实际上八艳中爱画兰的不少，这里面有个个自命不凡的感觉在其中，虽然她们身份在当时看来低贱，不影响她们内心的矜持，何况她们选择从良的人物全是英雄与才子，不会把平庸之辈放在眼里的。已知的八艳中除马湘兰外，爱画兰的还有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的一幅《墨兰图》收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顾横波的《兰花图》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除了画兰花的四名妓外，董小宛善画蝴蝶，无锡博物馆收藏她的《蝴蝶图》曾在南京展出。

柳如是书法

柳如是留有一幅《雪山探梅图》，柳的小楷十分精致，有晋人风范。柳如是嫁给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此人也是著名文人，声名极盛，郑成功也曾是他的学生)当清兵占领了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平日里大义凛然的钱谦益，走下水池试了一下竟说：“水太冷，不能下”。而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谦益硬拉住了。

至于李香君与侯方域间的故事，更是经《桃花扇》而令一时妇孺皆知，诚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

吴昌硕在《孟津王文安草书卷》诗中吟道“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波磔一一见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从吴昌硕的诗中可以看出，王铎草书在明代的地位极高，成就极大。他的草书在笔法、结体、章法和墨法上均有所创新，尤其在章法的字间联系、行、行间空间、款字及钤印等形式的技法上，独具匠心。

1、字间联系

字间联系与线条、结构息息相关。王铎草书线条的运动感，结体正欹、疏密的多变，决定其字间联系形式的丰富性。尤其是结体的中轴线，可以左侧35度，右侧25度，左右摆幅可达60度，这就大幅度地扩大了字与字之间的连接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字间联系的多样可能。这当然是其“挥斥八极之势”的动力来源之一。其字间呼应或左或右，或边缘或中间，或虚或实，或连或断。连则数字、甚至十几字连绵一起，虽在绢素数尺之间，实则展现千里之势。断则上下掩映，藕断丝连，意态隔空照应。王铎有时也像黄庭坚那样，作上下字间的线条穿插。穿插使字间空间的构形趋于丰富、多变。但他的穿插没有象黄庭坚那样的频繁、深入，而又强烈，因而，在使字间空间的节奏多样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线条及空间运动的流畅性。

从行轴线的连缀情况看，王铎草书的吻合率很高。即使单字轴线的间或断裂，也往往是轴线连缀节律的休止符，它使连缀形式多变，而富于节奏感。有人说“倪元璐等人行轴线趋于垂线，略感单调。王铎的轴线形式却很有变化，行轴线之间的呼应也非常生动。”“轴线形式却很有变化”。尤其是奇异连接和二重轴线连接的熟练运用，使王铎草书的轴线连接效果出类拔萃。单字轴线间的奇异连接是商周甲骨文常用的字间联系的一种方法，在王羲之的书法作品里，得到完善。在黄庭坚的行书、草书的作品里，也时有出现。在王铎的草书里，则运用自如。

王铎经常运用的方法是：

其一，偏旁代替单字。“临”与“忆”、“语”与“故”，有明显的错位。按“忆”和“故”的单字轴线，本不会与上字轴线相接，但它们靠“忆”的“意”旁、“故”的反文旁的轴线，与上字紧密吻接。

其二，下字首画起端，位于上字的边线处。“何”与“太”也有较大的错位，轴线本不会相交，但“太”的首画起端，刚好是“何”字的边线，它们由此得到了字间的联系。当然部分代替整体、下字的起端。位于上字中点的奇异连接方法，也是王铎经常运用的手段。奇异连接在甲骨文、王羲之之后，已很少书家运用，而王铎运用却非常频繁。

我们可以抽查王铎草书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统计。51岁的《赠张抱一草书诗卷》，使用奇异连接28次，59岁的《草书杜甫五律八首诗卷》，则使用30次。可见，其运用之多。王铎通过奇异连接的运用，激活了字间空间和行间空间的灵动变化，使字间联系富于跌宕，从而使字势趋于飞腾跳掷。二重轴线连接，也是王铎草书作品中熟练运用的技巧。邱振中在描述王铎草书时说“王铎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二重轴线吻接。当我们的感觉顺着轴线下行时，轴线忽然在某一字中断，可是，当我们在下一字中，找到新的轴线时，却发现它与这个字衔接完好，不过它利用的是另一条潜在的轴线。”这“潜在的轴线”致使上下字轴线断裂得以修复，在取得字间联系的顿挫、错落的效果的同时，又能驱使轴线流畅地过渡。由于“雀”字中间的撇画、“老”字最后的斜向连笔，形成潜在的轴线，使“雀”与“薄”、“老”与“关”的轴线断裂得以修复。二重轴线连接，虽然是王铎独有的轴线连接技法，但不常用。在对观察奇异连接相同的两件作品的观测中发现，《赠张抱一草书诗卷》运用了3次，而《草书杜甫五律八首诗卷》只有2次。由于线条动感强烈，且连带较多结体欹正、开合擒纵自如，字内空间和字外空间融合性好，故王铎草书，字内、字外空间呈现出雄浑而多变的特点。

2、行与行间空间

王铎在字的结构上强调欹侧，但他没有象他所崇拜的王羲之、米芾那样，较多趋于左倾，而是左倾、右倾互重。当一字或数字左倾，他便常用一字或数字右倾相协调，反之亦然，以求行轴线的平衡。有时在卷类作品中，也用多字、甚至一行同方向欹斜，造成行轴线大幅度的波折和倾斜，形成强烈的字势，以及字行的动荡。由此可见，王铎喜欢发挥极致的艺术性格。

王铎草书线组的疏密节奏相当明快。当一组稠密的线组过后，便有一组较为疏空的线组与之并置、对比。因为字间连绵较多，在一些卷类的作品中，常会出现几组较密的线组聚集一起，王铎便用长而舒展的线条割裂空间，造成疏旷的空间与密集的线组并置，而且，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线条颇具运动感，字势左右欹侧波动的幅度极大，也由于字间连接的奇异连接、二重轴线连接等方法的使用，使王铎草书的行边廓极富错落、波折的变化，因而，也使行间空间趋于灵活多变。

王铎与黄道周、倪元璐的书法观念互相影响。黄道周在章法上的处理是“着意紧压字距而较宽地疏空行距”。倪元璐是“行距疏空、字距茂密”。王铎在轴类的行与行间空间处理上，和他们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王铎在通过“紧压字距”，达到字间茂密效果的同时，还通过频繁的连带，而使行中茂密的效果更为强烈。如此章法构成，形成“大面积空白的构图对比强烈，更易突出主体，形成视觉反差”的艺术效果。潘天寿在谈到绘画的布置时，也涉及到相类似的论题，“画中的主体要力求清楚、明确、突出，次要的东西连同背景，可以尽量简略舍弃直至代之以大片的空白。这种大刀阔斧的取舍方法，使得中国绘画在表现上有最大的灵活性，也使画家在作画的过程中，可发挥最大的主动性。同时，又可以使所表现的主体得到最突出、最集中、最明豁的视觉效果。”

绘画的构图原理与书法的章法构成原理是相通的。王铎草书作品的行距疏空、字距茂密，形成了对比强烈的视觉反差，“使所表现的主体得到最突出、最集中、最明豁的视觉效果”。在行距疏空处理的“度”上，王铎似乎把握得不错。黄道周有时处理得过于疏旷，章法显得散乱而失神。如《赠湘芷诸友别苕水诗轴》。在有些轴类的作品中，王铎的每一个行间空间的分割不是等同的。他有时故意造成前一行间空间疏朗后一行间空间紧密，而且，形成一定的对比。如《草书临王献之省前书帖轴》、《草书临怀素帖轴》等作品。与轴类纵式作品相比，在横式长卷、册页、扇面大部分草书作品中，王铎把行距处理得较密，行间空间节律变化颇为丰富。有时受高涨情感的驱使，某些舒展的线条不经意地侵入邻行的字间空间，使畅快的行间空间流动受阻，并且，蜿蜒渗入行中的字间空间，行间空间的节奏便变得委婉、细腻和富于情趣性。

3、款字与钤印

从王铎的草书作品中可以看出，王铎对题款也是用心良苦的。款字也是王铎草书作品章法布白的重要手段。从草书作品总体看，落款或简洁或繁复或平淡或激昂。简洁者，寥寥数语年月姓名布置单纯，而寄意悠长。如《草书五律五首诗卷》、《草书临阁帖轴》。繁复者，三行五行甚至二十几行书法精论、时人对他误解的辩白、生活困顿郁悒等等，尽发于款字中。因行数较多，笔随情转，款字空间构成十分丰富。如《草书杜甫凤林戈未息诗卷》、《草书杜甫五律十首诗卷》。落款激昂时，有时虽只有二行、三行，然线条纵横挣折，空间割裂极尽变化，情感往往是正文跌宕的延续。如《草书赠郑公度诗册》、《草书自作五律五首诗卷》。平淡者，即使题款多行，然情感波澜不惊，布白也都均衡适中。如《草书临王献之帖卷》、《草书五律诗卷》。从草书轴类作品上看，款字空间安排不如行书、行草书轴类作品那样丰富。

从轴类竖式的草书作品和卷类等横式的草书作品相比较而言，竖式作品的题款远没有横式作品题款的样式丰富。从题款字迹及空间安排上看，王铎对草书竖式作品的款字，虽极为认真，但形式效果相对简单，而草书横式作品的题款的空间安排却非常丰富。这当然与作品的创作形式相关。

轴类作品留下落款的空间较小，一般只有不到一行或更小的空间，又因轴类作品是悬挂墙上，作总体观赏的，作品的整体协调性要求较高，故不宜作太长落款，以免喧宾夺主。

而横式的作品，尤其是卷类作品的款字空间大都不受限制，它的一般欣赏程式是：边展边收，一部分、一部分地欣赏，所以，横式卷类作品长的题款，可以作为独立的部分而存在，基本不影响作品被欣赏时的整体感觉。因此，王铎在草书作品款字上，扬此抑彼也是符合书法的创作形式的规律。

在草书横式作品的款字中，有的一气呵成，直接用草书落款，呈现出款字与作品主体形式的一致性，如《草书临阁帖卷》等。有的用楷书题款，款字与作品主体则呈现出非常强烈的节奏形式对比。如《草书唐诗三首卷》等。而王铎五十九岁创作的《草书送郭一章诗卷》，则以行草题款。满满当当的二十三行，静态空间与动态空间相伴，款字和作品主体的情调，既有对比、又相协调，正如孙过庭所说的“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更有奇者，先钤章后补款，款字围着印章转，空间构成颇具新颖，情趣盎然。书法作品的用印颇为重要，作品中印章的朱红与黑、白三色并置，能够互为生发。朱红色明灿耀眼，尤有画龙点睛之功。国画用印“篆刻务必精雅印色务取鲜洁”，书法亦然。王铎所用印章篆刻水平大都无愧“精雅”二字，所钤位置也能精当，能使章法布白或充实、或灵动、或多变。由此可见，王铎国画构图功夫，对书法创作支撑起的不俗的底蕴。

值得一提的是，王铎的卷类草书作品中，有的作品钤盖多方印章，其中，有些印章钤盖多次。如写于弘光龙飞之年的《书画合卷草书临阁帖卷》钤有“王铎之印”三方不同的印章、“王”、“铎”、“二室山人”、“大学士”等多方印章，其中，白文的“王铎之印”、较小的朱文“王铎之印”、“王”、“铎”、“二室山人”章钤盖多次。写于崇祯十六年十月的《千秋馆学古帖卷》草书、行书、楷书相杂，作品钦有“王”、“铎”、“痴庵”、“琼蕊庐”四印。其中，“王”、“铎”各钤七次。在高27.5厘米、长289.3厘米的不大尺幅里，钤盖如此多的印章，王铎是为了作品的装饰性效果，还是象当代书坛某些作者那样，是为了崇古、仿古的情结和氛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品的形式效果二者兼而有之。

4、整体效果

王铎在草书章法布白的成就是很高的，在明末清初人的眼里，他就是章法的高手。明末书法家倪后瞻评价他说：“王铎字觉斯河南孟津人……学二王草书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倪后瞻书论是推崇董其昌一系的，但他也赞扬王铎草书“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对此，刘恒分析得更为深入，他说：“从王铎的书法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传统的把握和发挥，最主要的是在字形、章法、墨法等方面。这些正是元、明以来死守刻帖者的短处。”

同是学习刻帖，王铎却能高出一头，而他最主要的发挥点是字形、墨法和章法。字形、墨法是章法的重要构件，有精彩构件的强有力的支撑，章法就更加动人。字法的左倾和右倾，大幅度的摆动，疏与密、正与欹的对比，字间联系的奇异连接、二重轴线连接的运用，线条间的频繁连带、压缩字距和拉开行距，所造成的字行茂密与行间疏空的并置，款字、钤印形式的多样性，再加上涨墨、湿墨与干墨、渴墨的强烈对比。所有这些，王铎草书构成的章法布白的总体特点就是：明快、多变和大气。

细论之。轴类的竖式作品，和长卷、册页、扇面的横式作品的章法特点，又有一定的不同。轴类作品是竖向展开的创作形式，有利于笔势和字势的发挥。一般悬挂于墙面观看，欣赏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为欣赏者所把握，故和谐的整体是非常重要的。王铎草书轴类作品与怀素狂草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往往提按较少，线条比较均匀，线形变化让位于用笔速度。在风卷残云的笔速中，在疏阔的行间空间的映衬下，王铎极想凸显的是整体的协调与气势。与轴类草书作品相比，横式的草书作品，尤其是卷类作品，虽然气势较逊，但作品的章法构成却更为丰富，用笔更加灵动，有时更为大胆、泼辣。字间连接、行间留白更加多变。用墨润、干，更加强调两极分化，落款的形式更多样化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集合成的整体章法效果是虽然气势稍逊于大轴作品，但章法布白的疏密、穿插却呈现出灵动、多变的多姿多彩的艺术效果。

从明末丁云鹏的十六罗汉图，可以看到李公麟的遗风。十六尊者个个形貌有别，姿态各殊，须眉毫发刻画入微，衣纹细劲流畅，恍若行云流水。线条迂回荡漾，富有节奏。

十六羅漢，主要依據唐玄奘翻譯的《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他們是：一賓度啰跋羅惰阇、二迦諾迦伐蹉、三迦諾迦跋厘墮阇、四蘇頻陀、五諾距羅、六跋陀羅、七迦理迦、八伐阇羅弗多羅、九戍博迦、十半托迦、十一啰怙羅、十二那伽犀那、十三因揭陀、十四伐那婆斯、十五阿氏多、十六注荼半托迦。十六羅漢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據經典說，他們受了佛的囑咐，不入涅盤，常住世間，受世人的供養而爲猩鞲L铩4送猓碛惺肆_漢之說。此系于十六羅漢加上二位尊者。

十六羅漢指永住世間護持正法的十六位大阿羅漢。據經典所載，十六羅漢受佛付囑，不入涅盤，常住世間，受世人供養而爲猩鞲L铩F澮捞啤ば奘譯《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所載，略述十六羅漢之名稱及弘化地方。

《花鸟草虫写生册》是明代绘画奇才陈洪绶难得一见的精品。册页共十二开，绢本设色，分绘茶花蝴蝶、桃花蛱蝶、萱花蜗牛、牡丹蛱蝶、蔷薇蝴蝶、紫菊蝴蝶、竹禽、水仙竹叶、古槐双禽、红果草虫、奇石、梅石等景物，款署：“溪山洪绶写于榕醪山馆”，每开俱有“洪绶”朱文长方印及清人孙均对题，册前有签条“陈章侯花鸟草虫写生，看篆楼珍藏，药房书签”，画后有崇恩、潘厚、潘景郑三题。

山水画的创稿，峰峦岩嶂是关键性的。因为树木是依附岩嶂而生的，道路、泉脉亦因岩嶂而曲折隐现，所以一幅山水画的章法，也就是处理好峰峦岩嶂的过程。

经营位置，即是构图，要跳出陈套，自出新意。但也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所谓[在乎情理之中，而出于想象之外]，其中不外一个[变]字。

注意虚实轻重的关系。其诀窍是一个[间]字。即虚实相间，轻重相间，繁简相间，一层隔一层，大层隔大层，小层隔小层，或则大层隔小层，层层相隔，章法自出。

在章法上，有三个诀窍：就是相避、相犯、相叠。“相避”，画有主题，其外围就须避开，让主题突出，避开之法，或是外围空白，不让笔墨扰乱主题;或是主题用重墨，外围就轻些。也有用轻淡的笔墨画主题，而外围反用浓重的笔墨以避开之，总之不要互相接近，避开之法，主要善于用虚。“相犯”，就是两种东西分明是互相冲突的，不宜放在一起，但有时也可明知故犯放在一起。兵法中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笔法中所称[平正之极，须追险绝]，但这个险绝，应当有个限度，就是处在危险的边缘，稍过一点，就要跌下去，所以是不容易。不过做到了，就能出奇制胜，使览者有新鲜感，是艺术性的高度发展。“相叠”，一般讲两块石头，两颗树，或两个山头、形状相同，是犯忌的，应该避开。但有时存心层层重叠，甚至接连叠几重，这样做画面可以结实，同时也积蓄力量以取其势。只不过在重叠之间，也要有些变化，否则容易板。

画忌平，怎样才能不平，全在虚实轻重的对比上。虚实轻重两者互相关联，实在是一事。要突出重和实，必须有轻和虚相陪衬。

在一幅画中必须有一点或几点重实之处，其他就要虚要轻。没有重见不到轻，没有虚也见不到实，有虚有实，有轻有重，画才不平。虚的办法，不外用淡墨或者用干枯的浓墨，用笔或细或简，要做到寥寥几笔便意足。不要多加，看看不足，多加即平。要做到多一笔觉太多，少一笔觉不够，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山水画章法，首先要取势。取势之法，先要抓住重点，不外五个章法，形象化一点，可用五个[字]来说明，即[之]字、[甲]字、[由]字、[则]字、[须]字。重点在纸幅中间，可用[之]字形。如果重点在上面，可用[甲]字来说明，景物在纸幅上面，是其重点，下面轻虚，好像[甲]字。如果重点在下面，可用[由]字来说明，景物在纸幅下面，是其重点，上面轻虚，好像[由]字。如果景物偏在左面，是其重点，右面轻虚，可用[则]字来说明。如果景物偏在右面，是其重点，左面轻虚，可用[须]字来说明。也可用这中的几个[字]穿插合用，以达到变化多端的效果。

通幅看气势。四平八稳，则不见气势。破平之法，是在险绝，险绝一定要有倾向性，即倒向一面。如下方坡脚重在右，则上面风峰头倒向左面。反之亦如是。但总要有个重心，要把重心放到边缘的线上，过了这线，失其重心就要跌下去。这样越是险，越是有气势，这是一种取势的方法。又有一种是欲擒故纵的方法，即势欲倾向左倒，而下面的东西先向右到，以蓄其势。下面的势蓄得越厚，则上面的势越足，这是第二种取势的方法。又有平正取势的方法，虽然左右平均，没有轻重欹倒，但上下却有虚实轻重的不同以取势，这是第三种取势的方法。

不久前，有位担任过大型展览评委的书法家跟我聊起，近些年展览层出不穷，投稿量骤增，在展出作品的初评中，评委们常常只是看看题跋和印章便能够筛选掉许多投稿。我问其缘由，书法家答道：“因为一看题款和印章就知道该作者的水平了。”

在当代中国书画中，题跋好的作品犹如凤毛麟角，书法不佳、烂题乱题的不在少数，只落穷款、了无余味的更是比比皆是。然而，近些年，中国书画的“大师”“名家”辈出，“创新”之作叠出，不容忽视的是，他们的作品中题跋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寡淡无味。当代书画家为什么怯于题跋?题跋在书画中究竟还占有多大分量?题跋越来越少说明了怎样的问题?

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中国画历史上，最早的画没有题跋，北宋画家范宽的画就连名字也不写，后人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确定为他的作品。

考察中国书画史，北宋以前的作品多是穷款，名字藏于树石不易看到之处，完整的题跋始于北宋的文人书画家，如苏轼、文同、米芾。此后，书画家在作品上不仅题款，且加诗跋，“题”在前，“跋”在后。而当时皇家书画院中御用书画家的作品多是穷款。古代书画家把诗文题在画面上，使诗、书、画三者之美巧妙结合，相互生发，画面更富形式美感，逐渐形成了中国书画的艺术特色。

“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强调题跋不仅可以补充画面的构图布局，写出书画家的画外之意。题跋与画面内容要相互补足、相得益彰才算完美。

中国书画的题跋按字数长短，大致可分为三类：长款、穷款和藏款。历代在画面上落长款的名家中不乏高手，他们不仅文采惊人，其书法更是了得。如明代徐渭画了一幅写意水墨葡萄图，画中题诗宣泄悲愤之情：“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坐闲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出卖，闲抛闲置野藤中。”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善于撰题长款。

精彩的题诗肯定为画面增色不少，如果书画家题的是穷款，或是题跋过于直白，那就乏味了。题跋已成为一幅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通常是表达作品的创作动机、意趣、环境等等，抒发作者情感，阐述或发挥画意。

过去的穷款和藏款常常是书画家有意为之，对于一些作品而言，由于画面构图、章法布局已很完美，书画家不容多写而删繁就简题写了穷款。另有一些书画家，由于书法功底浅薄，就直接题了穷款或藏款。这种做法也称藏拙，说明书画家有自知之明，一“穷”一“藏”之间，尚存君子之风。不同过去，当代有的书画家书法很差而不自知，连打油诗也写不好却敢于题写长款;有的书画家自称为“文人书画家”，自己却腹笥空空，乱题一气，不知所云，显得不伦不类。

“文人书画家的题跋好，并不代表他画得或写的同样好。”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毕建勋对于中国画题跋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元代以后，中国画衍生出一种综合性绘画，它是由诗、书、画、印四种形态综合而成的。而最早的“中国画”慢慢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了。但这并不等于文人画就是正宗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中，与其造型能力相比，文人的诗歌、书法造诣普遍更高，题跋和印章也就成了他们显示自身修养的方式。

有无题跋 因画而异

有人把中国书画的传统分为文人书画和书画家书画，文人书画，顾名思义就是文人画的画或书法，题跋较为丰富。书画者首先是一个文人，在为官为文之余弄几笔，如董其昌。书画家书画是以书画为生的人画或写的，它可能吸收了文人书画的笔墨、表现手法或者意趣，但比不了文人书画的题跋。画家书画与文人书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继承的传统不是文人书画，而是画家书画。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面上就只有作者名和作品名。

当今中国书画的穷款现象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作品来说，如果它不属于文人书画一类的作品，比如写实类、纯创作类的作品，若在画面上题诗跋文，反而会让人觉得画蛇添足。有些作品，画面本身就很完整，题不题均可;如果书画家本不擅长诗作，就更不必在作品上勉强题诗了。“当前诗歌界作古体诗的人较少，作得好的人更是少，现代人的古体诗与古人的作品无法比肩。画面上的题诗，题的是人生境界，书画家得有古诗修养和人文内涵。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境界，每天只是坐在电脑前浏览新闻，缺乏生活的阅历和感悟，想要写出可诵可读的题诗是不可能的。

分析目前中国书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多书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诗宋词都出错，那还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弄法，就是画面太满、太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强题，是对画面的一种破坏，还不如不题。三是新搞法，难用传统的要求来衡量它，因为它的画法写法、构图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与我国传统的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应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补课

中国书画家题跋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弱，是从何时出现端倪的呢?大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体诗衰微，白话文流行，鲁迅曾讲过诸如“米芾山水画毫无用处”的话，书画家们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不注重诗词能力的倾向。如绘画，画家梅墨生认为，新兴的中国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余，西方绘画对于新兴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变化将古今与中西合而为一，让中国画在现代重新再生、转型、焕发，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绘画类型——新文人画。然而，由于很多画家的目光短浅、修养浅薄，有的虽然技法炉火纯青，却达不到文人画直抒胸臆的境界，东拼西凑的题跋更让作品多了俗气。

“文人”是一个很长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概念。但在这个急于求成、急于求名利的浮躁时代，更多的人是在利用‘文人书画’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或是某种书法绘画技术，“文人书画”成为一个流于表面的形式。

30年前，当年的一帮年轻人提出了‘新文人书画’的说法，并主张传统文人书画必须创新。而现在，有些人却是照猫画虎，老师怎么画他就怎么画，老师怎么写他就怎么写，这里搬几块石头，那里点几朵菊花，然后再从书中找几首唐诗抄上去，陈陈相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人为画配诗的工具书。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文人书画’的炒作，一个个都成了‘大师’，还把作品卖出很高的价格。”

除了书画家的修养问题，可能是时代不同了，才导致题跋质量参差不齐。现在是一个看图的时代，不是诗的时代、书法的时代。整个社会没有欣赏诗词的气氛，我们也不教授古典文学与诗词。”

我了解到，现在院校的教学中，老师将重点放在教育学生掌握技法、关注现实上，他们的作品注重心灵的感受、境界的表达、形象的塑造。对于这类作品而言，许多老师和学生认为题跋并不重要。

这种流行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是中国书画毕竟不同于西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的、丰富的、注重表意的艺术，有无题跋或题跋书法的好坏，往往反映着书画家的文化素养。齐白石在一幅两只小鸡争夺一条蚯蚓的画中曾题‘他日相呼’，意思是过去没有蚯蚓时亲如兄弟，互相招呼，今日两只小鸡为这蚯蚓而争夺。这显然不是简单表现小鸡的内容，而是超以象外地反映社会人情。抗日战争期间，齐白石在以螃蟹为题材的作品中曾题“看汝横行到几时”，通过画与诗的结合宣泄心中愤怒之情。试想光画几只螃蟹，而没有这样的题跋，怎么能表达出如此看法呢?

当代书画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这是当下题跋少、烂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国粹少有继承，进入新时期，许多年轻人熟练掌握外语，却不认识繁体字，读不了古文，对于中国书画的内在精神，对于文人书画独特的发展脉络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我建议，想要在书画领域有所成就的年轻人，应该自觉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开始补课，加强文化修养，在题跋上也要下功夫。

什么是八面出锋

毛笔的笔毫，是书写时直接与纸面产生接触而形成字迹的部分，用笔技术，主要是使用笔毫(或说用锋)的技术。所以，我们先说笔毫：

图1所示，笔毫的形状是一个园锥体，中国的毛笔一般不超出这个形状，在正锋书写的情况下，它在与纸面大体呈平行的各方向上运动。因此，在书写状态下，笔锋必定是偏向一方，而形成笔痕的是笔锋锥体的某一个侧面与纸面产生摩擦和接触，如我们写横画时，笔锋锥体向右运动，那么我们就会使用笔锋锥体的右面(图3)。当我们写竖画时，就是笔锋锥体的下面与纸面产生摩擦而产生笔痕或点画(图4)。

一般来说在正锋情况下，我们向哪个方向书写，就要用笔锋锥体的哪个侧面。假设汉字笔画方向向四周各方都有，那么我们就要用到笔锋锥体的四周各面。为便于解说，我们暂且将四周各方分为a、b、c、d、e、f、g、h八个方向，那么我们就要用到笔锋锥体的a、b、c、d、e、f、g、h八个侧面(图5)。这就是所谓的八面出锋。它的意思并不单一指这八个侧面，而是说要用笔锋锥体的四周各个侧面。

八面出锋的前提条件

在以上论述中，首先提到了正锋书写这个前提条件。所谓正锋书写，一般解释为笔杆笔肚与纸面呈垂直状态书写，这是不够全面的，应解释为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所在的平面垂直于纸面的状态下书写，即为正锋书写，这就包括了逆锋书写和拖笔书写。逆锋即为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的角度大于90度，拖笔即笔杆笔肚与书写方向线的角度小于90度。但笔杆笔肚和书写方向线所在的平面必须垂直于纸面，才能是正锋，这两个面如互不垂直，即产生侧锋。

侧锋

按图5所示，在正锋前提下，我们向哪个方向书写，就要用哪一个侧面。如向右写即用a面，向右下写，即用b面。如果不用那个侧面就会出现侧锋。如写横画，正锋就得用a面，若用c面，就会写出侧锋，这时笔杆笔肚和书写方向线所在平面即不能垂直于纸面。锋针也不能在画的中央行，而在笔画的上侧(图6)。就这一点说，“常欲锋针画中行”是正锋书写前提条件的另一种表达方法，它是相对侧锋来说的。同理，如果写竖画，当用c面，若改用a面，就会写出侧锋，笔管笔肚必然向右倾斜，这样笔管笔肚与竖画所在的平面与纸亦不能垂直，这就产生侧锋。锋尖在笔画左侧，笔画不能圆润，且削弱了笔毫与纸面的摩擦力，导致画无力的毛病。

永字八法与永字八势

我们提出八面出锋的八面是代表笔锋锥体的四周各面。那么我们在书写时会用哪些面呢?在行草书里，笔画书写方向是复杂多变的。在楷书里，笔画的书写方向则是相对稳定的，让我们先看看永字八法中的八个笔法方向吧：

永字八法原是古人想以此永字八个笔画概括楷书中一切汉字的笔法，并作为书法用笔的楷模。但很多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八法不能包括所有的笔法，如“戈”字的右钩，“之”字的平捺等。从这个角度说，永字八法确实不能代表楷书所有的笔法，但我们从这八个笔法所代表的笔画方向看如何呢?

如图8所示是永字八个笔法侧、勒、努、趯、策、掠、磔、啄所代表的八个笔画方向，在此图中a、b、c、d四个方向永字八法中没有，在楷书中可以说这四个用笔方向也是没有的，就是说，永字八法的八个点画方向代表了楷书点画的用笔方向和取势。就八面出锋的角度说，楷书中的八面出锋，可以界定为策、勒、磔、侧、努、掠、啄、趯的八个面出锋，从这一点说，李阳冰所说的“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就有道理了，但关健还在于八面出锋。

八面出锋是用笔的总的原则，藏露、正侧、顿挫、转折都围绕这一原则来进行。

在书法教材或书法普及书籍中论述用笔时，一般都从藏露、正侧、顿挫、转折等方面进行论述，如果我们搞清了八面出锋的原则，就很容易理解这些用笔技巧了。

1、藏锋中起笔、运笔、收笔都要转变锋面。

实现八面出锋，就是在书写方向改变时要相应转换笔锋，使用与运笔方向一致的锋面，在藏锋中，起笔、收笔处都要转换书写方向，这时就要转换锋面。如藏锋写横画，起笔时向左写，用e面，运笔时向右用a面，收笔时又向左，又要用e面。在A、B两处都要实现锋面的转换。(图9)

2、转折处随着笔画方向的改变也要转换锋面。

转是圆转，折是方折，不管是转是折，都要转换用笔方向。随着笔画方向的改变，锋面也要随之转换。如图10的笔画，运笔至 B点，要转变运笔方向，这时，使用的锋面也要从c面转换到h面。由于是迅速转换方向的方笔，转换锋面要用翻转，即所谓的翻笔。当运笔从BC段转到CD段，锋面又要从h面转换到d面，这一次在c处的转换锋面是慢慢的圆转，是随着用笔方向的慢慢改变，锋面也在相应的慢慢随之改变。这种转换锋面，叫做圆转。不管是方折还是圆转，都要随着运笔方向的改变而相应转变笔锋的锋面。

3、顿挫是转换锋面时调整笔锋的必要动作。

提按顿挫也是用笔法中的一种重要的技法。它的作用就是为了调整笔锋以更好的实现转换锋面。如楷书中写フ画，当笔画方向从AB转到BC、锋面也要相应的从a面转换到d面。当笔锋行至B处，为了转换锋面，这时需要提按顿挫，以调整笔锋，以便能正锋使用d面书写BC段。(图11)

又如藏锋横画，开始时藏锋落笔用e面，行到A点，要转换书写方向写AB段，这时为实现锋面从e面转换到a面，在A点需要调整笔锋，故要提按顿挫，以实现锋面的完全转换。B点时也是如此(图9)。圆转的调整笔锋是通过提按实现的。(图12)

面出锋的简化与米芾“刷字”

在实际书写过程中，八面出锋是一个指导性原则，有时也可以简化，即将笔锋的四周各面简化成左右两个面。如图13所示，如我们将笔锋的运笔方向分为a、b、c、d、e、…… k、m12个方向, 但我们以AB为轴线将笔锋刮扁(这样适用于右手书写)，AB线左侧即为左面，右侧即为右面。这时，凡向AB线左侧书写的线都用左面，即不管是k方向还是g方向，都用左面。凡向右侧书写都用右面，即不管是d方向还是f方向都用右面。这样，笔锋的使用就更容易掌握，尤如使用一把排刷，只根据书写方向的改变而相应使用刷子的左右二面。

历史上米芾曾自称自己是刷字，实际上就是简化了八面出锋，他也曾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这也是对八面出锋理论的印证，同时，我们找出米芾的苕溪诗中的字，以八面出锋简化理论完全能解释其字迹粗细变化的形成原因。

总之，八面出锋是书法用笔的总的原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至于古人所说千古不易的笔法——中锋用笔，我想它也不应超出这一原则。

宋徽宗 《五色鹦鹉图》局部 波士顿博物馆藏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以工笔的形式完成，显得郑重而热烈、喜庆，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绘画的表现手法十分工致而清新见笔，杏花用白粉填色。本图虽未用“生漆点睛”，但鸟目层次丰富，栩栩如生。赵佶在绘画构思方面的要求是画中应有诗意，并富有情趣。在画幅右侧，有作者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一首：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籞，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园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乹臯比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夛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并”二字和残损的花押，根据《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后的款书规矩都作“御制御画并书”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图》卷破损的字为“御制御画并书”，押署“天下一人”，与《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一样，在“制”字处钤印“御书”(朱文)。

画中五色鹦鹉的双爪正攀在杏花枝上，鹦鹉与杏花是花鸟画中的固定搭配。杏花被道教视为“仙花”，常被用于道教吉语。仙人居住的地方有杏花，张籍《寻仙》：“溪头一径入青崖，处处仙居隔杏花。”杏花甚至还成为仙人的食物，《西京杂记》：“东海都尉于台，献杏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仙人所食。”“杏”在道家活动中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杏坛为道家修炼处或道观，白居易《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诗》：“行行觅路缘松峤，步步寻花到杏坛。”唐建业卜者《题紫微观》：“昨日朝天过紫微，醮坛风冷杏花稀。”可见杏花在道教中的特殊意义。

正是由于杏花有道教仙花的地位，它成为了宋徽宗画作中常见的植物。仅就上文所列四件写意花鸟真迹中，就有两幅绘有杏花，而且均出现在画幅开头，即《四禽图》卷四段中的第一段“杏花山雀”，《写生珍禽图》卷十二段中的第一段“杏苑春声”。这两枝杏树上均绘有盛开的杏花，枝端还有数朵含苞待放，先用淡墨轻擦出枝干、花瓣形状，再覆以较浓墨，最后用浓墨点染枝干、部分花萼，层迭描绘，墨色丰富。对照现代植物学对杏花形态的描述：“花单生于杏树小枝端;花梗短或几无梗;花萼5裂，裂片三角状椭圆形，基部合生成筒状;花瓣5，白色或粉红色，阔卵形，长阔几相等”，可以看出画家惊人的写实能力。但与徽宗称赞的北宋赵昌所绘的《杏花图》相对照，可见他将胭脂万点、占尽枝头的繁密花朵实景作了疏简的艺术处理，枝干像他的瘦金书法一样瘦劲。工笔《五色鹦鹉图》中的杏花，显然接近于赵昌，花朵、树枝勾线细劲，更为形象生动，由于杏花在画幅上的重要性，此画又名《杏花鹦鹉图》。

“五”在《易繋词》中曰：“天数五，地数五。”“五色”为青黄赤白黑，五色象征着五个方位，按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应摆放五色土，亦为青黄赤白黑，象征天下。画家笔下的“五色鹦鹉”基本上与社稷坛里的五色大体相同，如头顶、眼后为黑色，颈部上方为白色，背部和翅、尾、腿部为青色，也许是为避免与黄绢同色，鸟腹毛色为橘黄色。以此“五色”向诸朝臣表明此系“天产”、“异禽”、“非凡质”，乃“诚瑞雅”也，正如《宣和画谱》所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揫敛，则葩华秀茂……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不知是巧合，还是画家刻意所为，这只吉祥鹦鹉的毛色恰好与社稷坛供奉的五色土相近，它预示着国家社稷出现祥兆。

据北京动物园动物学家乔依伦先生的研究，现存与画中“五色鹦鹉”有关的是华丽吸蜜鹦鹉(Trichoglossus ornatus)类，属于鹦形目、鹦鹉科。它们生活于东南亚，其羽色鲜艳，主要以花粉、花朵、花蜜与果实为食物，鸟喙比一般鹦鹉略长，其身长25厘米，体重110克。鸟体为绿色，前额、头顶和耳羽上方为蓝色，耳羽下方红色;耳羽后方的颈部两侧有一条黄色的羽毛，头部后方为红色并带有深蓝滚边;喉咙和胸部为橘红色，每片羽毛均带有很宽的蓝黑色滚边;翅膀内侧覆羽黄色;尾巴内侧黄色，虹膜红色，鸟喙橘色。它们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努沙登加拉群岛、西南群岛、摩鹿加群岛(马鲁古群岛)、帝汶岛等岛屿，生活在约1000米高的山林里，其生性活泼大胆，不惧人，叫声尖厉。

画中“五色鹦鹉”的造型和大小与华丽吸蜜鹦鹉相同，毛色的布局相近，但毛色有一些不同，当今中国仅存的七个鹦鹉品种没有华丽吸蜜鹦鹉，可见“五色鹦鹉”已不存在了，也许“五色鹦鹉”属于华丽吸蜜鹦鹉的近亲，它们远在东南亚一带。

鹦鹉在古代被视作为是有智慧的鸟，如同徽宗所言，鹦鹉能“惠吐夛言”，系祥瑞之禽，徽宗称之为“瑞雅”。据幅上徽宗所题，画中的鹦鹉是来自遥远的“岭表”的供品，“岭表”即今广东、福建一带，唐代刘恂有《岭表录异》卷中说道：“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者，俱未见之也。”可知岭表是盛产奇异鹦鹉的地方。大凡宋人见到此类祥物，总要记上一笔，如熙宁六七年间，一段姓商贾，养一鹦鹉，能诵李白宫词、心经，还能待客，一出狱的访客怜其被囚，将其放归，鹦鹉归林后，见有商旅之车，都要问及段二郎安否。

徽宗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抓住了鹦鹉登枝的独特方式(即前后各两只爪趾抓住树枝)，但鹦鹉的嘴部画得还不够圆厚。徽宗的写实绘画出现失真的现象不止一次，例如他绘制《瑞鹤图》卷，在“政和壬辰(1112年)上元之次夕”，“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感兹祥瑞”，故作画赋诗题字。鸟类专家指出画中的丹顶鹤出现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丹顶鹤的黑色长羽是长在翅膀外侧的却被画在鹤尾上，鹤不可能曲颈飞翔。想必当时群鹤在端门上空回旋时，徽宗未曾亲眼见到，只是在耳闻之后，图绘吉兆。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轴中的锦鸡，其腹部应当是白色而不是红色，均属于观察错误所致。

北宋灭亡后，《五色鹦鹉图》卷在万幸中遇到不幸，在混战中被裹挟到了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幅上赵佶的瘦金书题字已经不完整了，细查破损处，完全是人为所致，究竟为何人所为?值得一探。

南宋初期，宋高宗自建元起就非常注重收藏散落在民间的历代书画，特别是徽宗所藏历代法书名画的下落，据吏部侍郎杨王休(1135-1200年)在庆元五年(1199年)所著《南宋馆阁续录》卷三载，当时已汇集了一千余幅历代绘画，达到了南宋书画收藏之盛。高宗在绍兴年间鉴定、装裱了一批书画，元代周密《齐东野语》、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书画装裱》和周密《思陵书画记》记述了高宗收藏的十余件晋唐宋书画的装裱形式。与徽宗不同的是，高宗不直接介入书画鉴定，延请他人定夺。高宗在建炎四年(1129年)，“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辨验者就是画家马兴祖，高宗任用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等一批庸才主持内廷书画装裱事务，他们“品藻不高、目力苦短”，其勾当十分荒唐，大凡见到“古书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定验。别行撰写名作画目，进呈取旨”。“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仪式。”即便是徽宗御笔，也不例外，徽宗有数件花鸟画就是这样被裁去了徽宗的题识和印玺。这是“绍兴裱”令人遗憾之处，客观上给今人鉴定徽宗书画制造了许多麻烦。高宗在晚年十分珍重徽宗的画迹，“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高宗“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但为时已晚，许多徽宗御笔的题字处已被破坏了。到了元代，画商们补上徽宗的伪款、印，以求善价，幸好本图没有这些蛇足。

1127年，北宋灭亡，该图的作者赵佶连同宋廷的三千亲属、仆从和艺匠被金军押赴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直到此时，他依旧是道袍裹身，头戴逍遥巾，自称是“流道”。有意味的是，他几乎停止了此类绘画活动，只是书写一些他的自作诗，致力于寻求被释放的兆头。在万里北行的途中，赵佶又一次见到了烂漫的杏花，他百感交集，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于绍兴五年(1135年)死于五国城。两年后，安问使何藓等还朝，南宋的高宗才得到父皇的死讯。无情的历史没有使这只“五色鹦鹉”给北宋带来吉兆，更何况徽宗自己。

谈到书法创作，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书法立场也就是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话题，十几年前就争论不休，说了很多年似乎也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原因是保守者往往把“传统”当成盾牌，而激进者又往往把“传统”当成靶子。细究起来，“传统”可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书法的传统”，另一是“传统的书法”。两者显然是两码事。大家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论，都与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把两种意思混在一起有关。

先说“书法的传统”

我理解这句话是指一种精神的东西，是指存在于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而且也是仍在延续发展着的一种精神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东西，是发展着的、是活的。它与整个汉文化的发展有关，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人传统、文人精神有关。它不仅反映在具体的作品中，而且也反过来决定着作品的文化品位，支撑着作品的历史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的传统是一个“大传统”，因为她和哲学、文学等艺术的“传统”一样，共同折射出我们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心路历程。因此说，我们尊重、理解、认识、把握书法的传统，就必须自觉地去感觉或用心去关注包括哲学、文学等等在内的“大文化”的过去、现在、将来，在这个“大参照系”里思想、思考书法艺术的传统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些当然不仅仅是书法理论家的事，如果书法家不主动地接通这个“气脉”，只是醉心于在笔墨技巧章法构成等技术层面上谈“继承传统”，很可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我们曾提出“精品意识”，口号或许有道理，但走到展厅里看看，可以说80%的作品都该算“精品”——笔墨技巧都很娴熟，从选词选句章法设计到每个字每个笔画都精雕细刻，而且反复操练，最后选定的“作品”还不算“精品”么?然而很多这样的“精品”并不能使我们激动，充其量是平庸的仿古或临古作品，显然与我们本意要呼唤的艺术精品是不能等同的。再者，我们也讲到书法家的修养。但能否具体一点，“修”什么?“养”什么?怎样去“修”去“养”?

乙瑛碑

我们不妨从姊妹艺术的发展状态中找找启示。文学界曾把一批优秀作家集中起来举办作家读书班，作家们写书当然自己也会读书，但集中起来系统地、有指导地、有选择的读书，意义自然不同。中国戏曲学院把全国一流的青年名角集中起来办了三届“研究生班”，不仅教唱戏，而且让他们读书学文化写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陈绶祥先生领衔主办了两届中国画名家班，在班上不谈画画，而是从《千字文》读起，读诗词歌赋戏曲小说，听思想家哲学家谈当代学术动态，陈绶祥亲自主讲《上下五千年》，并教他们写文章，学书法，学刻印，学凑句作打油诗。理论家称他们为“新文人画家”，或许因为现在多数画家都只顾技巧技法的操练，几成“美术手艺人”，他们才如此反拨一下，“不谈笔墨”的。他们的意义就是还中国画家的“本来面目”。比之他们，那些“美术手艺人”虽然干着文化的事儿，却似乎早已游离到文化圈外去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米芾 韩马帖

作家也罢，演员也罢，画家也罢，他们如此举动，不外乎就是想在“大文化”、“大传统”的参照系里，更好地去感受和理解各自艺术门类的传统精神，继承下去，发扬下去。他们关注其他艺术门类学术领域在当代的发展动态，是为了触摸和感受“大文化”、“大传统”在当代延续发展的脉搏。以更好地找到本艺术门类在当代的制高点来反思传统，强化作品的风格，提升作品的高度。一句话，使自己的创作纳入到这种真正“传统”的河流中去。

不是说我们书法圈里就没有人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只是似乎仅仅局限于理论家们，似乎这些问题与书法作者们无关，书法家只注重研究笔墨技巧、章法构成等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无怪乎有人说我们一开作品研讨会，就是为了研究“怎样怎样入选获奖”。十几年前石开先生在一篇小文里说过一句话——“现在的书家只看电视不看书，谈何书卷气?”。比之作家、演员、画家，书法家们更具有业余性，这个队伍也更庞杂，因此也更需要用“文化”来“化”一“化”，当然提“学者化”也一样。现在问题是，对广大作者们来说，谁去帮助他们“化”,他们自己又不去“化”，或者因为忙，忙于“应酬”，忙于“创作”，顾不得去“化”。

开通褒斜道

再说“传统的书法”

我理解这句话指的是“已有的”、“过去的”、“古代的”书法，是指书法史上各种流派风格书家作品共同构成的种种“范式”的东西，或称“经典范式”。我们说到书法传统时，多数是采用这个意思。

既然如此，就有一个问题，这种传统并不是指古代书法中的某一种，更不是指某一派某一家。这里也不好分“正宗”、“不正宗”，不能划“阶级成分”。因此，说“二王”是传统，没错，但说“二王”之外没有传统则错了;说平平正正是传统，没错，但说狂放恣肆就不是传统也错了;说楷书是传统，也没错，说其他书体不是传统更是错了。常识告诉我们，楷书成熟于魏晋却繁荣于唐代，如果楷书是“正宗”是“传统”其他不是，那么秦篆汉隶“二王”不成了“非传统”的“歪门邪道”了么?前几年提倡“回归传统”，不是有人就理解为是提倡写楷书，写正书么?有人写文章说，“中青展”重“创新”，“全国展”重“传统”，我却看不出来。说“重创新”无非是指个性强烈一些。重视个性就是“非传统”么?翻翻书法史，古人也是很重个性的，恰恰是诸多的个性风格在延续着书法的传统。说“全国展重传统”无非是指其作品中平正的风格多一些，是否像古代的某某“范式”而已。

然而，作品风格是否平正一些，是否像古代的某家某派，只能说明作者对古代作品某种范式的选择取向不同和依赖程度不同，与“传统”不“传统”是根本不搭界的。再者，当代书坛还有“流行书风”一说，客观地说，一种“书风”能流行起来并流行下去，当然不是坏事。“二王”书风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还不衰么?大家使用这个说法时，却是取其贬义。十几年前就有了这个说法，似乎专指一些风格怪诞且技法粗糙者。经过了十几年再回过头来看，一些怪诞风格的作品技法也精到了，不再粗糙了，有的甚至很成熟了，并能引领书坛大批的欣赏者、追随者，这种流行又有什么不好呢?相比之下，若再依“流行书风”的贬义用法，窃以为，充斥展厅的一大批“伪古典”式的平庸之作倒成了当下真正的“流行书风”了，其特点是依傍某位古人或某件古代作品，平平庸庸，缺乏个性，甚至僵化呆板，内涵浅白，虽然让人看了挑不出毛病和缺陷，但也不能令人激动和激赏。如果这一类作品真的流行起来，可能使我们的书法创作离真正的传统不是越来越接近而是越来越远。翻翻书法史，我们不难明白这一点。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书法的“经典范式”。古人为我们创立了诸多的经典范式，我们在学习和创作中当然应该将其作为借鉴和参考，但没有必要将其当作一种包袱背着。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学的发展，科学讲“站到巨人的肩上”，艺术却不能。艺术的进步往往是“推倒重来”。俄罗斯有句民谚，“不管你的父亲多高，你的个头还要靠你自己长成”。也就是说，在书法“经典范式”面前，尊重和遵循是可以的，但修改它改造它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在经典范式面前，赵孟頫、董其昌、米芾的改良是“小动作”，而颜真卿、黄庭坚则是大动作，至于徐渭、王铎、八大、傅山等则不仅是改良而且简直是革命了。正是由于他们的改良和革命，新的经典范式才得以创立，书法的传统才得以延续。

总之，无论说“书法的传统”还是“传统的书法”，对于书法传统，我们的确应该去重视它，研究它。我们目前创作中的种种浮躁、浅薄、平庸都与我们对传统的研究不深、理解不到位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客观地、冷静地、联系地、整体地去反思和把握书法的传统，尤其是书法的“大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进步。在传统问题上，简单否定和神化膜拜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