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古，是任何一位学书者都无法绕开的课题，无论是学书伊始，还是学书有成，临古无疑是支撑书艺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与养料来源。

1.临古不厌

何绍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何凌汉官至户部尚书，逝后特旨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文安。何凌汉不仅身居显要，仕途畅达，其书法也为时所称，其在殿试中得探花及第，擅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何凌汉深知书法在以后科举中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何绍基在书法上的教导。秉承家学，年幼的何绍基开始接触唐碑，其尝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由于何绍基的勤奋好学，他生前即享盛名，片纸只字人争宝之，其赝品在市场上也广为流行。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何绍基已成为著名书法家，他的作品已经可以卖钱了，但他在临古上仍坚持不懈，晚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何绍基 临张迁碑

何绍基一生无间临古，于楷、行、草、篆、隶诸体无所不涉。在楷书方面，他最初植根于颜真卿，从小便对颜字下了很深的工夫，由此广涉唐碑，对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特别是小欧亦情有独钟。后痴于《张黑女墓志》、《瘗鹤铭》。小楷从《小字麻姑仙坛记》入手，后属意《黄庭》、《乐毅》。在行书方面，何绍基根底鲁公《争座位》与北海《麓山寺碑》，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也时时把玩临写。在草书方面，何绍基虽“生平未用功也”，然也不乏兴致，今有节临怀素《自叙帖》传世。在篆书方面，何绍基“廿岁时，始读《说文》，写篆字”。对《说文》的学习，或许是出于治学的需要，然同时却增强了他对文字演变与篆法的了解。其后，特别是晚年，他先后临习过《石鼓文》、《毛公鼎》、《楚公鼎》、《宗周钟》、《叔邦父簠》等多种金文。在隶书方面，何绍基下的功夫最大，马宗霍尝曰：“蝯叟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何绍基仅流传至今的临本就有十余种之多，如《张迁碑》、《礼器碑》、《衡方碑》、《曹全碑》、《乙瑛碑》、《西狭颂》、《史晨碑》、《华山碑》、《石门颂》、《武荣碑》等。

2.临古有法

临古的重要性对于书法学习而言毋庸多说，然临什么、怎么临等诸多问题，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方面，何绍基既体现出了对一些固有规律的遵循，又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尝试，开拓出不同寻常的处理方法。

在临古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便是临什么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与临者的识见、审美、书学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等密切相关。何绍基的取法之广突破了当时书坛盛行的书分南北与碑帖之争的思想笼罩，对被划为南派与帖派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与《黄庭经》等临习有加，显示出了超凡的胆识与眼光，马宗霍尝叹服其临作曰：“然余尝见其临《怀仁集圣教序》，风化韵流，直造山阴堂奥，始知大家无施不可。”

从各种书体来看，何绍基临古中用功最多的当数篆分两种，特别是到晚年，更把临习各种金文、汉碑作为自己的日课。何绍基为何如此偏好篆分呢？这与其一贯秉持的书法观是相辅相成的。在其师阮元《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有几个关键词被屡屡提及，即“篆隶遗法”、“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隶古遗意”、“古人遗法”。与之大同小异，何绍基也把古意作为考量自己书法的标准。具体地说，他心目中的古意即篆分之意。在不断的探索中，何绍基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篆分乃书法之源头和根本：“真行原自隶分波，根巨还求篆籀蝌。”因此，何绍基不仅大量地临习了前人的篆书、隶书，还独具慧眼地从前人的楷书、行书中汲取篆分之意。在何绍基看来，书法虽有多种字体之区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格格不入，篆分之意不仅存在于篆书、隶书中，还存在于楷书、行书、草书中。因而，他并非孤立地对待各体的学习，而是互相贯通。反过来，由于不断地贯通与整合，他手下的篆分也自然带有楷书、行书、草书的味道。

就临摹的一般规律而言，大致有摹、临、读等层次，临又有实临、意临等区别。何绍基尝自称：“余少年亦习摹勒，彼时习平原书，所钩勒者即尽与平原近。”所谓摹勒、钩勒，即为临摹的初阶，在此时，当以形为尚。对于其钩摹上的功夫，王潜刚有记：“其手钩大字《麻姑仙坛记》、《李元靖碑》、《法华寺碑》，用功极勤。”现有何绍基为陈颂南通临的《争座位帖》流传于世，谭延闿曾评此临曰：“道州书以晚年为极诣，然早年书心精力果亦非他人所能及几，此册为陈颂南先生临，尤为极意经营之作，是时正三十八岁也。”与原帖相较，此临对外形体势的把握非常到位，堪称实临的佳作。从何绍基《跋张黑女墓志拓本》中 “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之语，可知其于临摹并不尽临、摹，所谓“寂坐欣赏”即是读帖，读帖或可看作是对临、摹的重要补充。手持拓本，谛观细察，心领神会，任一己思想与拓本碰撞、交流，心里有了，再下笔临、摹，便自然会有收益。

何绍基 临张黑女墓志

何绍基虽临古精勤，但并非盲目地死临，他特别注重为何而临，从临摹中要得到什么。马宗霍评其临汉碑曰：“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馀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又曰：“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势，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写时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故看来无一通与原碑全似者，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汇其归也。”用此法临古，看似与原作大相径庭，得之甚少，其实这正是何绍基的高明之处。如此临摹当然要比囫囵吞枣式的什么都似像非像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有助于深入地领会原作的真谛，也有助于更好地消化吸收。

何绍基 临争座位贴

3.临古致用

何绍基尝言：“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然成家尚不从诗文字画起，要从做人起。自身心言动，本末始终，自家打定主意，做个什么人，真积力久，自然成就，或大成，或小成，为儒，为侠，为知，为峭，为淡，为绚烂，为洁，为拉沓，为娟静，为纵恣，人做成路数，然后用功于文字，渐渐搬移，其艺必成，适肖其人。”能否自成家数应是何绍基临习书法最根本的归宿与最核心的指导思想。何绍基尝论书有五难曰：“……纵习古人碑碣简牍，而沿袭肖似，不克自成门径，与此事终不相涉，二难也”，此语也说明他并不以为临摹难在与原作沿袭肖似，而是难在能否通过临摹自成一家。

何绍基 临礼器碑

临摹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临摹而临摹。临摹本身分为多种方法，有实临、意临、通临、节临，等等，无论哪种方法，它们之间只是存在着方法的不同，而无孰优孰劣的区分。对于临习，何绍基的终极目的是要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必须通过创作才能体现。因此，如何从临摹自然过渡、升华到创作，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技术性问题。临创之间，并非简单或绝对的因果关系或前后关系，自古以来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在处理上均有适合自己的妙招。何绍基也不例外，他成功地化解了临创之间的转换性难题，为后人留下了精彩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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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忱帖》乃米芾佳作之一，不论是字形结构、映带关系、饱厚度或整体感来看，都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单字方面，此帖中一些重复字出现，处理的甚为精妙。

林：第一个“林”与第二个“林”。前者看似慵懒，书写时漫不经意，最后一长点和君的首笔承接，笔势较铺张，气势十足；

后者把笔竖起来写，多用藏锋，最后一个长点顺势藏锋，笔势内敛，两个竖画采用向背处理，整个字挺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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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寺”院和在“寺”。前者的“寺”较硬挺，第二个横画和第三个横画接连时，用下钩承接，使得字的锋利感提升，最末点连在竖钩上，使人把视觉焦点落在此处;

后者的“寺”字，笔画厚重饱满，但并不会软而无力，和前者相较，后者的笔画紧缩在一块儿，达到与下一个也字之间一重一轻的墨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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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四个“海”字因位置不同，各有其姿态。第一个“海”上宽下紧，右边的“每”往左下倾，上轻下重，四个“海”字中只有此字有露出竖钩，整个“海”字成一个倒三角形;

第二个“海”字，右边的“每”稍微向上提，也是上轻下重，但是把每字中的横折钩的收笔隐于横之中，整个气息向上收紧，使字看上去挺劲有力。

第三个“海”字稍小，笔画粗而提按不明显，呈现一个圆圆的体态，水字边和“每”的下半部有些模糊，字的墨韵极佳;

第四个“海”字，略带正方形，此字有一个特点，即“海”中间的横画粗旷的向右带开，这样的力道用在小行草上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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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第一个“也”字圆润，向势的笔画居多，整个字向心力朝中心点凝聚，使字的整体挺立;

第二个也的首笔，钩进来时不是一笔成形，先往下再往内，停顿后使钩的力量更强劲;

第三个“也”字较前两字的最末笔张力更大，钩向内缩，最末笔向上延伸，却又不外不斜，夸张式的一笔，填补左边的空缺，使上下之间的呼应关系也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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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两个求字，竖钩部分，前者在直接出钩，粗细变化表达。后者先轻提下顿再往上钩，粗细产生强烈对比变化。 左上方的点画，是“点睛之笔”第一个点向右下顿笔然后提笔想左上回笔挑尖出锋。第二个是在横画之下，直接向右下顿笔，藏锋收笔，使点画圆润、饱满，有一种“滴呼之欲出“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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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这两字截然不同的写法，前者细挺的线条，加上竖钩时狠狠往上锐利一钩，横画也以粗笔带过，成为字的重心所在;

后者小而圆，中间的短撇靠右，横画顺势带开，感觉到这个字重映带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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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第一个“能”字和第二个“能”字左半部的结构差不多，右半边有些不同，第一个“能”字较紧缩，第二个“能”字向下伸展，一竖带下后往下接时，线条皆是圆劲的，没有折角，第一个“能”字有折角;第三个“能”字，粗细较一致，看似平淡，力量感十足，转笔流畅。

五体兼擅的问题，许多书家更多地是在关注其形式上的差别，没有探明内在的笔法、体势的贯通性，这也是五体兼擅难度体现的另一方面，赵子昂的“用笔千古不易”，各种书体内在有很紧密的联系，特别在用笔上。用笔变化其实都是很表面化的东西。比如隶书的蚕头雁尾，是隶书变为一种规范化书体的时候人们赋予它后期的一种特点。我们现在看隶书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表面的现象。其实它内在的普通点画跟篆书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不写篆书就学习隶书，就容易写得很俗。

做到“诸体兼擅”是很难的。把一种书体创作好跟  “五体兼擅”是有内在关联的。从甲骨文开始，中国书法几千年间的前后演变都是有关联的。每一种书体最基本的笔法包括构成都有关联，如果都局限在某一种书体里，眼界不会太宽。在眼界不宽的情况下，要想提高、突破，这本身也会产生很多问题，而且非常困难。但是，多关注、多研究一下其他书体肯定比专注一两种书体更有裨益。在一种书体上既深入传统，又有新意、有个性，这已经很难了。再对其他各种书体分别下功夫，再把它们统一融合成一种比较统一的风格，这确实很难，能做到的确实不多。

魏启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写楷书不懂草书的话，楷书是不可能真正写得好的。”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把楷书当作草书、行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以前的观念认为先出现楷书，后出现行书、草书，这本身是不对的，草书的出现是很早的。我们现在看西汉的草书已经比较成熟了。从书法史上看，楷书是最后形成的一种书体，它是把草书、行书规范化的一种结果。所以把楷书当作基础，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当然是本末倒置了。

但是，魏启后说的“不写草书，楷书也写不好”，从另外的角度说有﹂些道理。楷书往往容易写成过于规范、死板、了无生气的东西，跟印刷体差不多，这样的楷书就没有艺术性可言了。但是楷书生动的东西从哪来呢，.可能几种书体里草书是最生动、活泼的。从这点来说，魏启后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晋、唐、宋，包括元、明这几个朝代，他们的隶书基本上都是脱离了篆书的隶书，隶书那种根本的特征反而少了，表面的夸张多了，我认为这是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误区，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东西。再比如，篆书和草书表面上离得好像很远，但像八大山人那样的草书，就属于充分地运用篆书的线条，基本上没有两头起笔收笔的修饰，而是自始至终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等粗细的篆书的那种线条在游走，并且草书使转的弧线本身也具备这些特征。因此说八大山人是绝顶聪明的，草书是最动态的一种书体，但反过来跟篆书衔接融合以后，给人的感觉又特别静，这非常非常高妙。因此，不同书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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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系汇帖，共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卷为历代名臣书，第五卷是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为王羲之书，九、十卷为王献之书。元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曰：“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宋代记录此帖为木板刻，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未见此种拓本流传。

淳化阁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由于王著识鉴不精，至使法帖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镌集尤为美富”，摹勒逼真，先人书法赖以流传。此帖有“法帖之祖”之誉，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帖石早佚，摹刻、翻刻甚繁，顾从义本、潘允亮本、肃府本等较著名。

此本为明拓肃府本。

赵之谦（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在晚清艺术史上，赵之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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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县之印(唐)

观阳县印(隋)

归义军印(唐)

永兴郡印(南北朝)

李丑儿宅经记印(宋)

画押印(唐)

净土寺藏经印(唐)

南北朝时期的印章是因时局不稳，各地政权忙于混战，由于王朝短命而致使官方对印章的制作疏于管理，最终促使其呈现出芜杂面貌的话，那么隋唐及其以后的印章，则于严谨中平添一息率意、雍容与饱满的风貌。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摒弃了秦汉时期以印纽和绶色来区分等级的惯例，而是以印形和印面大小用以区别官署的级别层次。隋唐伊始，官职印多被鱼符所代替，从而使当时的印章出现了官名印与官署印并行的情况。而秦汉魏晋时期的官印，大多数是以官名印为主，极少出现官署印。

在敦煌遗书所呈现的官印中，隋唐时期的官印还有一个显著特点，表现在其较之秦汉与魏晋时期，有逐步增大的趋向，一般以5.3厘米到5.8厘米见方，也间或出现长方印面。从目前出土的敦煌印文来看，大多是唐代至宋初的印文。这些印文，集中体现了隋唐时期印章的典型特征，作为唐朝中央官署的凭信，其印面规格虽有微妙的区别，但其印风基本趋同。前者相对工稳，而后者结构相对松弛。

除了官印，在敦煌文书中，还可以看到唐初至宋初在文书中签押手续的现象。百姓写文立契，依赖于民间俗例，尤其是宗族势力和乡绅教化的自行约束与维持，对它的实际监督管理主要在民而不在官。敦煌民间的这种画押习俗，其方式繁多，形式多样，粗略统计起来，其画押方式多达十余种。这些画押的显著特点是，其形式不拘一格，具有因人而异的特点。

如果说敦煌文书中民间层面的画押方式，体现的是平民百姓为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应用的话，那么归义军时代官方所使用的图画押，则与成熟时期的画押印有着更为接近的特点。图画押又称为画押或图像印。敦煌时期的画押印与春秋时代的古玺印和秦汉时期的图像印不同，它的外形更具有模拟物态的随机性，即表现出随物变化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大唐涅槃经》敦煌残卷上，经首钤有朱文“如是”葫芦印和“国原”方形印，顶上钤有白文动物花印。这种葫芦印与白文动物印的出现，与秦汉时期民众喜闻乐见的肖形印有着近似的情况。在敦煌遗书中，这类印章的出现，不仅见证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状况，也丰富了敦煌遗书印文的品类。

隋唐时期，尤其在唐代，印章已不仅限于官府的权威与个人的使用。由于士族群体的参与，印章在应用于书画鉴赏领域的同时，也拓展了自身的应用范围。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印章在文字内容上扩大了，除常用的姓名印、表字印、吉语印外，还有道号印、斋馆别号印、收藏鉴赏印等。在敦煌文献中，除了大量的官印之外，还有部分唐代中晚期的收藏印，有“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印”“瓜沙州大经印”“净土寺藏经印”“莲藏经印”以及“莲台寺藏经印”“永安寺藏经印”等。

另外，在敦煌遗书中，还出现了图书印、私印、军旅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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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起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预展的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自1949年至今陆续征集的“四僧”书画作品。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这四位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在画史上合称“四僧”，他们对于绘画的影响所及直至今日中国画坛。据悉，展览将在5月正式开幕，并将延续到6月28日（周一不开放）。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为历次“四僧”相关主题展览之首，多达85件套，总计163件。策展团队介绍，在展厅策划设计上，本次展览以“四僧”僧人画家的背景为基调，在整体色调把控、展厅亮点突出、景观搭配烘托上均有不小的改变，如布置禅房景观，突出了“禅”、“雅”与书画的结合。这些改变突破了故宫博物院旧有的书画展览模式，

综观“四僧”展，85件套书画作品向我们勾勒了一个鲜活的时代印记，并从中窥探到四位僧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出生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遇到了同样的人生困局，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踏入佛门，却由于同样的爱好，得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在艺术的王国，四位伟大的画僧为自己也为后世打开了通向下一时代的艺术门径。而自明初建成以来，武英殿建筑群落除用于政务、仪典等活动之外，更多的是用于文化活动，或是延续其传统功用，此次四僧展也便于此举行。

故宫武英殿入口处

入口处以奇石搭配四僧独具特色的签名，颇具当代气息

从石涛单元望向弘仁单元

八大山人的荷花水鸟图轴与髡残山水图轴

髡残单元，四巨幅山水，气势撼人

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

八大山人单元

山色无尽，琴音不绝

禅房一隅

禅房另一隅

石涛单元

过厅

故宫武英殿“四僧展”现场

故宫武英殿“四僧展”现场  

展厅前殿所搭建的禅房模拟了古代僧侣的起居生活之所

四条屏则各取四僧一件作品组成，别具一格

展厅后殿仿制了古人的琴台

电子明月则交替放映黄山实景与四僧所绘的黄山图景

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这四位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在画史上合称“四僧”。他们主张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师法自然造化，以“我用我法”，“物我合一”的方式表现“天地之万物”。
“四僧”在不同的境遇下皈依佛门，开始书画创作，豁达于山水之情是四人共同的精神归宿，可谓是“殊途同归”。
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交游圈子不同，因此，虽同在佛门从事绘画创作，却各自形成具有强烈的个性绘画风格，又可谓“同途异趣”。
“四僧”的绘画在当时得到了世人的嘉许，并受到了之后的“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等名家的推崇，影响所及直至今日中国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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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品欣赏

朱耷 号八大山人

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

生于1626年，卒于1705年

清 八大山人 竹石鸳鸯 立轴

朱耷十几岁那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国破家亡给他以沉重打击。当时清王朝对明朝宗室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八大山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去奉新县耕香院正式削发为僧，”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在这个寺庙里，八大山人渡过了一段漫长的参禅悟道、晨钟暮鼓的时光。清康熙初年，八大山人离开奉新，来到青云谱道院隐居，躬耕悟道，创作书画。六十二岁时，他把道院交给其徒弟主持，自己离开青云谱，在南昌抚河桥附近修筑”寝歌草堂”。进行晚期的艺术创作，渡过了八十岁。康熙四十四年初冬，病逝于”寝歌草堂”。

清  八大山人 荷石栖禽 四屏

他一生对明忠心耿耿，以明朝遗民自居，不肯与清合作。他的作品往往以象征手法抒写心意，如画鱼、鸭、鸟等，皆以白眼向天，充满倔强之气。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自我心态的写照。画山水，多取荒寒萧疏之景，剩山残水，仰塞之情溢于纸素，可谓“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为旧山河”，“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写宋山河”，可见朱耷寄情于画，以书画表达对旧王朝的眷恋。朱耷笔墨特点以放任恣纵见长，苍劲圆秀，清逸横生，不论大幅或小品，都有浑朴酣畅又明朗秀健的风神。章法结构不落俗套，在不完整中求完整。朱耷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 八大山人 松鹿图 立轴

清 八大山人 鹫梅花图 立轴

清 八大山人 仿倪山水 立轴

八大山人《荷花水鸟图》轴

《荷花水鸟图》轴为八大山人晚年佳作，以大写意技法描绘荷花与孤鸟，笔墨淋漓肆意。图中孤鸟单足立于危石之上，荷花茎细而纤长，唯一叶垂下，遮于孤鸟之上，仿若与鸟儿轻轻依偎，又仿佛孤鸟无助之中，但求一叶以避风雨，整图意境孤寂，无不表达出八大山人对于自身坎坷身世的无助与伤感。

弘仁，俗姓江名韬

生于1610年，卒于1664

弘仁《墨梅图》轴

弘仁《墨梅图》画枯干腊梅，构图奇突而又不流于怪诞，梅干劲健，瘦枝挺出，梅花主干从画面底部倾斜而出，垂直向上延伸，至顶分为两枝，一枝向左转折而下，一枝直冲画顶，落款在画面下半部的正中间，紧挨主干，构图大起大落，如其胸中波澜起伏，着笔无多，干上梅花疏落开放，随意点画，富有装饰趣味。画面其他部分全留白，极萧料之致，色调冷寒，更显清高拔俗，自题句“庭空自无影，梦暖雪生香”更为生色。画上有曹寅七言题绝句一首：“逸气云林逊作家。老凭闲手种梅花。吉光片羽休轻觑，曾敌梁园至画叉。周栎园藏画以缺渐江者为恨，渐江老喜种梅，号梅花和尚。楝亭曹寅。”

弘仁《松梅图》卷

弘仁《松梅图》卷作于丙申春日，为顺治十三年（1656），弘仁时年四十七岁。是故宫所藏有纪年作品中最早的一幅。此卷合写松石梅花，画中之松尽显奇倔雄强之态，彰显出“千钧屈腕力，百尺鼓龙鬣”的动感。梅和松代表高洁和贞固，眀季遗民多以此来寄托他们的旨趣。除了常见的山水题材外，梅花是弘仁最为喜爱的描绘对象，本人晚年也自称“梅花古衲”。画中弘仁自题好友程守《蚀庵集》中的一首七言绝句，引首有汤燕生题七绝四首，后有龚贤跋。程守，字非二，号蚀庵，与弘仁同乡，少九岁，二人少年时即结交，弘仁入闽时，曾“哭别相公潭上”，弘仁去世后作有碑文，并料理其身后事。汤燕生，字岩夫，别号黄山樵者，江南宁国府太平县人，传世弘仁画迹中多见其题诗与跋，曾多次同游黄山，是其生平知己之一，对弘仁一生的活动也最为熟悉。

弘仁《仿倪山水图》轴

《仿倪瓒山水图》轴取法倪瓒的一河两岸式构图，近处枯树参差，远处山坡舒缓，其余是大片湖面，一笔不着，景致是仿照倪瓒的太湖风光，但又加入了家乡新安山水的特点，在景物的刻画上，带有很多的个人风格，清晰刚直的线条，横直分明，概括而又洗练，高洁腆润的墨色，没有繁琐的点染，树、石均呈现一种铮铮的骨感与寒光冷韵。是弘仁仿倪瓒的代表作品之一。

清 弘仁 黄海松石图

同时代画家查士标认为：“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石涛则说：“公游黄山最久，故得黄山之真性情也，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弘仁的山水画，无论册页小品还是长篇巨制，或实地写生，或构思取意，黄山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弘仁《黄山图》册

弘仁《黄山图》册共六十开，装裱成六册，又有题跋一册。可以说是弘仁在黄山纪游写生的最集中展现，在的每一幅作品上都题写了纪游写生的地名，著名的有天都峰、莲花庵、小心坡、观音岩、一线天、光明顶、白龙潭、慈光寺、文殊院、桃花沟等等。所绘六十幅中，几乎一图一法，设色五十一开，墨笔九开，其中有对传统构图的取法，有描绘远景的，也有描写近景的，更多的灵感还是来自黄山实景，层峦怪石，老树虬松，流水澄潭，丹崖巨壑，靡一不备。可以说是弘仁经过实地考察，在尊重实际景点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了重新构思、提炼，并融自己的情于景之中。所有册页中均使用“弘仁”圆印，钤盖位置也是经过精心设计，圆圆的红色小印，不但于构图中平衡对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意象上有红日之象征，于画幅中起到了点睛之效。

弘仁《黄山图》册

慈光寺僧弘眉在渐江去世后三年修《黄山志》，其中记道：“（渐江）常栖静黄山，杖履所径，辄作一小图，层峦耸秀，淡远萧疏，悉备诸家体制，有超然尘外之趣味。”这是弘仁绘制《黄山图册》的真实记录。

清 弘仁 雨余柳色图

弘仁性格沉静坚忍，当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明亡后遁迹名山，诗画寄兴，眷怀故国，有许多题画唱和诗坦露他这方面的思想。他的绘画初学黄公望，晚法倪瓒，尤其对倪瓒的作品情有独钟。国破家亡的影响与弘仁坚贞的个性固然是其偏爱倪瓒作品的主要原因，此外，也与具体的地域背景有密切关系。

清 弘仁 西岩松雪图

髡（kun）残

生于1612年，卒于1692年

清 髡残 人物图页

因字石溪，故与石涛并称“二石”。他也是在“甲申之变”(崇祯上吊的日子)削发为僧的。髡残为人刚心不阿，为世人所敬重。他对人物、花鸟、山水皆能，以山水为最精。他画的《层岩叠壑图》轴，景致繁复，层层深入，使观者有可游可居之感。他的作品于平中求奇，画风凝重幽深。他留下的传世作品较少。髡残何时开始作画已难于稽考。今见髡残最早的作品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所作《山水图》轴，绘画风格已经成熟。此后两年无画迹，而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传世作品突然增多，至清康熙六年(1667)形成了创作高峰期，今天所见髡残的作品大都是此一时期内的创作。他是怎样与绘画结下缘份的？据其自述：“残僧本不知画，偶因坐禅后悟出此六法。”又云：“荆、关、董、巨四者，而得其心法惟巨然一人。巨师媲美于前，谓余不可继迹于后？遂复沈吟，有染指之志。”可知他作画是出家后才开始的，并着意追踪巨然和尚。

髡残《禅机画趣图》轴

髡残《层岩叠壑图》轴

髡残《层岩叠壑图》作于康熙二年（1663），髡残时年五十二岁。纸本，设色画。本幅自题：“层岩与叠壑，云深万木稠。惊泉飞岭外，猿鹤静无俦。中有幽人居，傍溪而临流。曰夕谭佳语，愿随鹿豕游。大江天一线，来往贾人舟。何如道人意，无欲自优游。癸卯秋九月过幽闲精舍写此，以志其怀焉。天壤石溪残道者”。

髡残《溪阁读书图》扇页

髡残《溪阁读书图》为纸本，设色画。纵16.6厘米，横52厘米。本幅自题：“山中云雾深，不识人间世。偶然出山游，还是山中是。戊申冬十月行脚武昌，遇山长大居士，握手论廿年心交，别时举此以志相感云耳。石道人。”钤印“石溪”（白文）。戊申为康熙七年（1668），髡残时年五十七岁。作品描绘山林蓊郁，秋树赭红交错，溪流边竹林水阁，阁中高士临窗读书。用笔简率，墨色温润，意蕴朴厚。

清 髡残 层岩叠壑图

髡残扇面擅画人物、花卉，尤精山水。师法黄公望、王蒙，尤近于王蒙。其画章法严密，笔 法苍劲，喜用秃笔渴墨，层层皴擦勾染，厚重而不板滞，郁茂而个迫塞，善写平凡景致，平淡中见幽深。

清 髡残 秋晖蒙钓矶

石涛 原姓朱 名若极

是明宗室后裔

生于1642年，卒于1708年

清  石涛  对牛弹琴图

他既有国破家亡之痛，又两次跪迎康熙皇帝，并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内心充满矛盾。石涛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兰竹。其山水不局限于师承某家某派，而广泛师法历代画家之长，将传统的笔墨技法加以变化，又注重师法造化，从大自然吸取创作源泉，并完善表现技法。

石涛罗汉百开册页（部分）

石涛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布局新奇，意境翻新。他尤其善用“截取法”以特写之景传达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他笔情恣肆，淋漓洒脱，不拘小处瑕疵，作品具有一种豪放郁勃的气势，以奔放之势见胜。对清代以至现当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惠泉夜泛图》、《山水清音图》、《细雨虬松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传世。著《苦瓜和尚画语录》，阐述了他对山水画的认识，提出一画说，主张“借古以开今”，“我用我法”，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等，在中国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石涛《山水人物》卷

《山水人物》卷为石涛早年的书画代表作品，是他从23岁到36岁之间陆续画成的。画中所绘石户农、披裘翁、湘中老人、铁脚道人、雪庵和尚五位，皆古代传说中的隐居高士，其中前三位属远古、中古时代的隐士，而后两位则是明代的。从石涛在画上对后两位隐士的题语看，似别有深意。他在述及铁脚道人登祝融峰竟飘然而去后，感叹自己说“犹恨此身不能去”；而雪庵和尚，传为建文帝时大臣，靖难之役后逃亡至重庆，在大竹县善庆里观音寺出家为僧，他引屈原为知已，借楚辞以抒怀，尤为特立独行。石涛描绘此人，似有同命相怜之感。画中每段人物画均配有一段题识，字体或行楷，或隶书，取法钟王，兼有汉碑，唯独没有当时流行的董其昌书风的痕迹，这和他不喜欢董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此画是研究石涛早期思想与艺术的重要资料，卷中人物刻画传神，山水古拙奇肆，笔墨纷披，线条洗练，已具大师风范。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

如果我们要从众多石涛画作中只选一件他的代表作，那么一定是这件《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了。此画对于石涛艺术成就而言，堪称其绘画的巅峰绝品，对于中国绘画史而言，亦具有划时代的标杆意义。这幅作品是石涛50岁时为友人所画，此时正值他北游京师之际。画中构图将自然界南北方山水有机结合起来，峰峦重列，丛林茂密，水岸相连，曲径流溪时隐时现，古桥房舍掩映其间。

石涛《丹崖巨壑图》轴

在石涛的山水立轴作品中，像《丹崖巨壑图》这样以巨幅横轴形式表现，是不多见的。此画没有年款，从其笔墨风格及书法特点推断，也应是其中年偏晚，离京南归前后这段时期所画。画面构图与常见的将人物置于整山整水中的形式不同，而是取山中岩壑林涧之一角，以淡色渲染远山，以细致笔触描划近景的溪水、怪石和树木，而重点则是居于画幅中间，稳坐船头的长者。他衣饰简单，神态恬然，举目远望，似乎身边钓竿已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船篷中有书，船尾一小童正引火煮清茶，一派悠闲场景。画中山水虽只是局部景色，但远处崖石斜出，奇峰高耸，与近处苍松杂树，飞泉出涧相映，以长皴大点辅之淡赭石色调，磅礴气势，撼人心魄，与主体人物的悠然自得形成强烈反差。

石涛《墨醉杂画图》册

《墨醉杂画图》册是石涛55岁时为友人所作，画中内容除两开山水外，都是各种花卉果蔬小品，包括芙蓉、黄瓜豇豆、水仙竹枝、枇杷、芝兰、扁豆、莲藕、菊花蜻蜓、梨枣和茗壶瓶梅。画中内容带有浓郁的江南生活气息，体现了石涛笔墨轻灵有趣的一面。

石涛《行草书临阁帖》卷

石涛单纯的书法作品并不多，临摹法帖的作品更加少见。《行草书临阁帖》卷分别临《淳化阁帖》卷二、卷四、卷五中的部分单帖，共六则七帖。分别是《隋僧智果评书五则帖》、《晋卫夫人稽首和南帖》、《秦程邈书帖》、《梁萧子云列子帖》、《唐中书令褚遂良家姪帖》、《魏太傅钟繇宣示表、还示表帖》，是石涛五十五岁时所书。

张大千 溪山觅句 1973年作

张大千的泼彩山水打破了过去山水创作以线为主要造型语言，点线为构图要素的惯用手法，将传统山水画中没骨、泼墨和重彩技法结合起来，并汲取了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美感因素，开创了化线为面、色墨交融、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新途径。

张大千 深山云起

张大千的泼彩山水营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烟云效果和山势气韵，使得那如真似幻的抽象造型与客观上大自然的山岚云雾、云水飞动的具体形象有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张大千 山高水长

这种中西结合的全新画风，使山水作品之画面更加浪漫自由，灵巧生动。张大千创立泼墨泼彩画风使国画技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世界艺坛为之震动，中国山水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张大千 秋山晓色 1965年作

《秋山晓色》，画在长幅的绢上，以泼墨迭彩法再加皴法而成的山水。全画气势高峻雄伟、幽深而神秘，两边峻岭直通幅顶，露出峡谷间一线向阳面的阳光，将山石衬托得突兀崚峋。

张大千 松峰晓霭 1969年作

张大千 碧峯云瀑 1975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山高水长

张大千 幽谷图 1970年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73年

深山幽谷，森森烟岚，沉厚的山势，隐隐地露出深邃宝石般的颜色。

此《泼墨山水》正是张大千泼彩山水的典型风格，除了山顶少数的屋宇、林木，多以幻化的墨色和矿物彩揉合在一起，近景大树只占整幅画高度的九分之一，衬托出烟岚之上的山口是那麽的高耸，中景的白云横锁山腰，趁著水份未乾之际，以白粉撞入。

整张画作看似仍然保持著湿润，云雾氤氲，令人有清凉的感觉，山顶迎著光，似乎景致可以无限的延伸，山外有山。

张大千 春山匹练图 1967作

题识：芙蓉簇落碧云高，匹练寒光双玉条。坐爱春山愁粉黛，晓风吹雨障轻绡。丁未岁夏五，爰翁。

张大千 悠游泛舟 1965年作

题识：不栽芋栗不栽桑，坐计思分雁骛粮。凿个陂塘为栽竹，老夫胸次有潇湘。爰翁。

张大千 赤壁泛舟图 1965年作

欣赏大千先生的这幅作品，让我们不禁想起了苏东坡《赤壁赋》意境：霜露既降，木叶尽脱，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79年作

张大千 碧峰古寺 1967年作 （2010年5242.26万元）

《碧峰古寺》，画面如同直挺高山耸立面前，气势摄人，近景水草密而不乱，层层迭迭于氤氲水气中，浓重的青绿色彩夹着水份，泼在画面自上而下，或沉淀、或相融，如同山壁间光影幻化，颜色自云岚中透出，石壁肌理若隐若现，神秘且华丽。

张大千 高岩古寺 1976年作

张大千 山高水长

这幅山水画粗看满纸烟云，扑朔迷离，具有很强的抽象意味；细看则是山谷幽深、云气缭绕、万仞深涧。整幅画乍阴乍阳，冷暖相配，变化奇诡，显现出幽幽山谷的深不可测，使人感觉到一股清冽之气直透心脾。抽象与具象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烟雨归帆 1973年作

张大千 春水归舟

张大千 慈湖图 1976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岭上人家 1972年作

张大千 春山云岭 1973年作

张大千 云山幽居图 1973年作

张大千作此画时，先用没骨法在金卡纸上泼出一个混沌大体形象，趁其未干时，在部分地方用石绿石青等矿物质颜料覆盖上去，使水、墨、彩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产生奇妙的变化，而后用水彩画中撞水撞色之法，作出烟云，让水迹在纸上自然作用，形成云雾缭绕的效果。最后因势赋形地画出房屋、树木、近山、远峰。使之达到远观有势，近看有质的效果。

《云山幽居图》是大千先生入化境、破绳墨、抒胸臆的典型作品。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56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峨眉金顶

张大千 江山晚兴 1976年作

张大千  秋色 1965年作

画中满纸烟云，气象万千，变幻莫测，画面的左下角露出房子的顶部，衬托出山势的雄伟，看似不经意，实乃匠心独运。

张大千 云山幽居 1966年作

张大千 瑞士雪山 1967年作

张大千 峨眉瑞雪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78年

张大千 山村归云图 1979年

题识：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张大千 翠谷清溪 1975年作

题识：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张大千 青山高隐图 1976年作

题识：知是涛声是雨声，老夫千山御风行。天桥十万龙幡树，一一春雷报蛰鸣。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73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四屏 1978年作

张大千 谷口人家 1979年作

张大千 千山尚绿肥

张大千 溪桥晚色

台湾横贯公路合欢山鸟瞰 金碧泼彩 1978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山峡云岚

张大千 高士观瀑 1978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张大千 春山积翠 1968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 1979年作

张大千 泼彩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