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习行书以临摹《圣教序》为宜。

要把握此帖的艺术风貌和特征，如笔致遒润儒雅、字态俊丽秀逸、气息中和怡淡等，其用笔内掖收敛，线条瘦硬劲挺，点画的组合、偏旁的揖让、牵丝映带、笔势字势等纯出自然。通临时注意纠正线条拖沓纤弱，即骨不健、气不畅、墨不沉等通病。

在通临的基础上，就要打好攻坚战，从字型、字势，笔型、笔势及笔画的粗细对比、墨色变化(可参照兰亭墨迹)等方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过关。要在背字型上下功夫，达到在创作作品时如囊中探物般的熟练程度。一件作品水平的真正高低，甚至可以说书法的内行与外行的区别，往往取决于细微的一点点上，所谓“纤维向背，毫发死生”是也。

所以临写时一定要特别注意细节，包括笔画位置、粗细长短搭配、字形大小、墨色浓淡枯湿、笔画及字形的揖让、呼应关系等，哪怕是细微的变化也不放过，以训练、提高自己的眼力。有了《圣教序》的基础，学《兰亭序》就容易得多，并重点学章法、贯气及细微之处;然后再学王之诸手札，学习王羲之怎样因字赋形、因情谋篇等等。

2、从某种意义上说临帖是临书者理解力和功力的总和。

临帖要坚持读、摹、临三结合，读以得其趣，通过读将范本中的点、画、构、势、结体等特点深深印入脑海中;摹以得其形，字之神韵不能离开结构，在读的基础上就要专心致志于字迹中，记准各种字型;临以得其意，经上两步的努力，这一步就会如鱼得水，再略参己意，发韧自己的积累，进入准创作。

3、对于“气”的贯通和“势”的生发的学习，当然与熟练程度有关，但关键是要有这个观念，无论是“读”、“临”或“创”，有无这个观念是大不一样的，可从古今书论中找这方面的论述，仔细阅读体会。

4、黄庭坚行书笔势纵横，点画开张，虽是辐射式结构，但并不疏松;体势欹斜，但并不倾倒。《松风阁诗卷》是其晚年代表作，以上特点都有充分体现。临写时需注意体察黄所追求的“笔中有物”的内涵之美，或曰“气韵”相胜。

5、学行书选择米芾《蜀素贴》起步还是比较高的。

要临好此帖，首先要对米芾书法的总体特点有所了解，牢牢把握住此帖的艺术特点，然后对其用笔、结构、章法及墨法等，都要一一仔细研究，特别是用笔的特点更要细究、掌握、记熟、会用，改变自己的用笔习惯;对字型要背下来，达到创作时能熟练运用的程度，切忌只临个大概。米芾腕力充沛，笔锋诡异，笔致滋润华丽，非常讲究笔力和笔势。力倚势所生，势因力而彰，因此骨力遒婉，笔势酣畅。

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碑刻，公元632年镌立于麟游(今陕西宝鸡麟游县)。魏徵撰文，欧阳询正书。记述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醴泉之事。是欧阳询晚年经意之作，历来为学书者推崇。

该书作笔力劲健，点画虽然瘦硬，但神采丰润饱满，向上的挑笔出锋含蓄，带有隶书笔意。字体结构典雅大方，法式严谨，看似平正，实则险劲。字形采用长方形态势，字句、行距都较大，章法显得宽松而清晰。

今刊出《九成宫醴泉铭》单字本，供书友欣赏临摹。

文征明多次书写西苑诗十首卷。本卷笔法苍劲婉畅，末识右诗作于嘉靖乙酉春。癸丑夏四月既望重录于玉兰堂中。书写此卷，书家已是八十有四。距其当年赋诗，已过二十九载。

这卷珍迹纵二十六厘米，横三百七十六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文学上的绝笔之作，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周汝昌的《红楼梦新境》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书画大师们的绝笔制作。

“绝笔”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的返璞归真和无拘无束。随着对艺术生命的理解更趋完满，艺术家的绝笔之作常会达到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的境界。在临终者看来，一切外在的东西，无论是画纸上的物象还是书写的技巧，抑或是作品的位置经营统统都被放下，像有人说的：真大师，再怎么画也画不坏。

总而言之，绝笔之作是艺术家临终前向即将离去的生存空间发出的最真实的心灵告白。需要提及的是，中国书画艺术创作随着艺术家年龄的增长，其作品也多半会更显苍劲老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弘一法师 悲欣交集

先说弘一法师。在他逝世前三天书“悲欣交集”四字并自注“见观经”一纸交给侍者妙莲法师，成为其绝笔之作。寥寥四字，仿佛让人有种超然脱俗之感。线条冷峻有力，墨色蕴含古雅之气，无穷玄妙。对于弘一法师的绝笔，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出自各异的角度和层面。众所周知，早年弘一法师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绘画艺术知识的“海归派”，他积极引进西法用于教学研究，是第一个在课堂写生上使用模特的革新者。他在决定出家之际，除了继续书法篆刻艺术外，之前涉猎的素描、油画等艺术都已终止。至于出家的缘由，其弟子丰子恺更为理解，他在《我的老师李叔同》一文中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如何理解弘一法师的悲天悯人，为苍生普度情怀，还可以从晚年曾多次书写《华严经》中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经文中得到印证。

再说齐白石。一直以来，不少人以为白石老人的绝笔之作是《风中牡丹》，包括齐白石之子齐良迟也持此种说法。王鲁湘认为白石老人人生最后一件作品是《葫芦》，最初的收藏者是张仃先生。理由有二：一是画作上书写时间是“九十八岁”，比《风中牡丹》之作多了一岁;二是这幅绝笔之作曾在白石遗作展中出现过，从当时作品排序来看，这件《葫芦》排在最后，而《风中牡丹》列居倒数第二。这件作品之所以令人称绝，在于画家几乎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用笔点墨可谓随心随意，犹如神助一般，“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然自在自为的状态下的释放”(王鲁湘语)，简直是天籁之笔。

葫芦 齐白石

最后来看林散之。他的绝笔之作《生天成佛》是在其子林昌庚的协助下完成的。作为黄宾虹的弟子，除了能书擅诗之外，其山水画创作也独具面貌，但多数世人只知其一。林散之有“当代草圣”之誉，说的是他在草书艺术上探索之功深远。林散之书写《生天成佛》时的情景，据林昌庚描述道：“父亲喝了点人参汁，闭目养神了半个多小时，用有气无力的笔在宣纸上写了‘生天成佛’四个字，写好后，我在他指定的位置盖了印章。他闭目端坐，显得那样安详、超脱。他仿佛在告诉我们，他即将走到这个世界的终点，迈向另一个世界。”观此作，墨色浓淡相兼，字法遒劲有力，布白精道，有浑然天成之感。读其文，有人认为“生天成佛”中的“生”应是“升”字之误。这种解读毫无根据，从林散之经常写的对联“生天成佛谢灵运，旷世知音钟子期”中可知。林散之一生信佛，而“生”在佛家要义里边有“轮回”的意思，而“升”是一种单向运动，这与佛家对待生死的看法不相吻合。

林散之《生天成佛》

还有众多艺术家的绝笔之作值得梳理和探讨。比如，怀素的《小草千字文》、毕加索的《自画像》、李可染的《九牛图》、吴冠中的《幻影》等，但越是时间久远的作品，考证起来就越难，尤其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多会出现作品考证上的问题，比如齐白石的绝笔作品就是一例。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封笔之作可能会成为临终者的绝笔之作，但这种情形多不会发生在中国艺术家们身上。

怀素《小草千字文》

毕加索《自画像》

李可染《九牛图》

吴冠中《幻影》

清人松年说过：“书画之道，纵有师授，全赖自己用心研求。”不错，书法学习能够得到老师的具体指导，受益是非浅的，但问题的根本还赖于自己的勤奋努力和用心研求。那么，自学书法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选取什么样的方法，这是能否入门的首要问题。历代学书成功者方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途径和经验，所以无须强求统一。只有“得法”二字十分重要，是人们共同寻找的入门钥匙和认真研究的课题。总结前贤得失，归纳自己体会，有以下几点认识供自学者参考：

一、理论是指导

学书大致可以分为理论学习和实践(临习)学习两个方面。我们知道，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或提炼出来的。正确的理论往往揭示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确的书法理论是成功书法学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每个致力于学书的人都应该掌握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

学习书法理论和进行书法实践的关系是“知” 和“行”的关系。知，就是“认知”，就是“有正确的导向”。这个“知”越多越全面，“行”就越自觉，越对路，越有把握早日达到目标。因此，将书法理论作为书法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书法理论，从另一个角度说，实是前人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不学前人经验，就有可能事倍功半;不吸取前人教训，就有可能重蹈失败旧辙。所以善于学书的人，决不盲目实践，必然要以理论为指导，以前贤经验和教训为借鉴，努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走的光明大道，从而提高效率，减少失败，简化和优化学习过程。

理论是自学者的“老师”，寻找正确的理论是寻找“优秀的老师”。有了“老师”并不等于一定有胜利的保证，只有有了“优秀的老师”才有成功的把握。所以，我们还要善于区别哪是可取的“正确理论”，哪是不可取的“错误理论”，决不能够掉以轻心。

二、实用是前提

书法，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和广泛的使用性。只要汉字和汉语存在，它就无法成为独立于之外的纯观赏的艺术。自古以来的书法作品，都是写汉字和写文辞的。这种以汉字为造型之象和以文辞为书写内容的艺术，原本是以汉字实用为第一功用的，或说是以汉字实用为前提的。

这就说明，对待书法不能仅仅考虑艺术欣赏的一面，还要兼顾到汉字实用的一面。学习书法要老老实实地写汉字，既要把汉字写正确，又要将语言写通顺(当然还有更高的要求)，起码要让人家认清和看懂，因为这是艺术语言与艺术表达的基础。若能兼善字美文美更好。相反，学习书法不写汉字，不写文辞(诗、文等等)，想完全脱离汉字与实用，理同想当医生却不愿学诊断，不愿学药理一样，势必会丢掉根本。

况且，我们学习书法艺术，并非仅仅要去当个艺术家(也不可能所有学习书法的人都成为艺术家)。更多的目的是要学好和用好中国的汉字，提高对汉字的艺术书写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从而优化和改善对汉字的日常使用效果。即使是书家的书写，也不全是为了创造艺术品，比较多的时候还是一般使用性书写。书法艺术要想更好地抒情达性，缺少了兼有汉字实用的品质(前提)，就缺少了作者思想的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信息，其生命力也必然受到影响。

三、临帖是捷径

临帖是学书之路的起点，是书法入门的捷径。历代书家都很重视临帖。

王铎说：“学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也。”宋曹说：“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马一浮说：“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古人法帖多为历史筛选留下的书法范本，记录着前人用笔、结体、布局(章法)等法则和艺术思想以及艺术表达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它的心追手摹，减少自己的摸索和弯路，最直接地最快地找到书法艺术的真谛和奥秘。临帖实是入门的一条捷径。

不过，历代的碑帖繁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现和接连出版。这众多的碑帖，因书写者的艺术能力高低不齐或书写的目的不同，虽然都有价值，但品位不等。有的不能作为“法书”，甚至，不值得效法。所以还要审慎选帖。“选帖”如“择师”，古人有“取法乎上”的教导，我们不能随便跟从，更不能拜倒在劣书、怪书、病书、俗书者的脚下。

四、楷书是基础

古人的法帖，真(楷)、草、隶、篆种类多样，从何入手最为合适呢?历来书家(书论家)各持言辞，认识不一。我以为楷书是基础，从楷书入手更为妥帖：

1、初学书法，应先重规矩和法度，方能步入正确轨道。楷书八法(横、竖、撇、捺、点、钩、挑、折)齐备，最为严格，以此绳之，可算严师严教，定能精进。楷书笔势稳健，如慢动作，一招一式，皆完整到位，规范有致。其点画和结构，非常精细，最能训练基本功夫，最能培养不浮不躁的心境。是得法、入门的正道。近人潘天寿说得好：“开始学书法，必须求法则，要正规，要从正楷开始。”

2、初学书法，应遵次序，先静后动，方能提高效益。楷如立，气象稳静。行如行，草如跑，气象飞动。学过楷书，再学行书和草书，正是先静后动，符合操作程序，更加方便转换。所以宋朝苏东坡很有哲理地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唐人张敬玄甚至义正词严地说：“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真体，难成矣!”

3、初学书法，应从方便之处入手，方能早见成果。在汉字书体形成和演变的时序上，楷书是最后定型的字体，是今天我们使用最广和最普及的字体。我们对它的面目更感到熟悉可近，从此入手，比起从篆、隶、草(行)入手，减少了识辨方面的困难。而且学了马上益于日常实用，又多了一项成果，何乐而不为呢?

五、笔法是关键

“笔法是写字点画用笔的方法”(沈尹默《论书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　《兰亭十三跋》)。“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对于笔法，古人都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极大的重视，因为它是书写的关键。写字因用笔不同，或称刷字，或谓填字，或叫涂鸭……，其效果大径相庭。

笔法，在运用过程中，表现为提、按、绞、翻或使、转、缓、疾等等，而在写出的笔迹(墨迹)上，则表现为轻、重、圆、方或连、断、润、躁等等。这正是艺术风格的展现处，正是艺术语言的深邃处，差之毫厘，则异之千里。笔法的精湛、丰富和复杂，最不容忽视，也很费功夫。掌握了各种笔势的写法，点画才更富变化，书写才更加生动。若能运用自如，出手入化，可以说就掌握了书法的关键。

六、学富是阶梯

学书成就的高下，仅靠书法技法理论和临帖实践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艺术修养。如历史的沿革、文字学知识、碑和帖的问题、刻石的问题、墨迹及其真伪的问题，历代书家的问题，还有文学、美学、哲学、品德修养、揖让进退、甚至姊妹艺术的问题等等，都要尽可能多地去学习、研究和掌握，才能丰富书家头脑的宝库，才能丰富书法艺术创作的内含，才能提高书法作品的艺术品味。学书强调以学问来滋养，“胸中无斗墨，何以运管城”?我把有技法理论和精熟实践功力比作“良种”(好苗)，而把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艺术修养喻为“空气、水分、土壤和阳光”(适宜的环境)，好苗必须有好环境才能茁壮成长。所以，学富是攀登艺术高峰的阶梯，一定要努力打造。

七、勤苦是通途

书法实践必须强调足够的量。也就是要下足够的功夫，“功夫不至无以极其致”(吴玉如)。“张伯英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永师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张公精熟，号为草圣，永师拘滞，终能著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能尽美。俗云：‘书无百日工’，益悠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徐浩《论书》)。

学习书法是件苦差事，没有吃苦精神，没有耐久的恒心，是不会有成绩的。古人早就有经验和体会，米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苏轼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看来，勤奋与刻苦习书是掌握和运用书法技巧的通途。天天使用毛笔工具的古人尚不敢懈怠，何况我们呢?

八、悟化是自立

何绍基说：“书家须自立门户，其旨在熔铸古人，自成一家”。所以，学书要求学象古帖，学好传统，不是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以古法为则，以古人为鉴，优化我们的学习过程。要真正做到熔铸古人，自立门户，就必须活学活用。通过对古帖的临习，通过对点画、结构的研究，学到笔法技巧，学到精神意度，学到审美思想，悟出其中道理，找到适合消化吸收的营养充实自己。打个比方，叫作“吃猪肉长人肉”。这就是转化和活用。我们须知，“悟化”是出帖和著我的重要环节，是自立的重要标志。不能“悟化”，就不能熔铸，就不能出新，视为死学。

需要提醒的是，“悟”和“化”，不能着急，不能刻意，应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古人并不先推书荣，而是把学问看得更重。王羲之、颜真卿的字是公认的好字，但他们并不以书为业，也不是为当书家才去写字，而是兼善的。所以，有人把习书看成耕作，提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意在自然形成。或说是“无意于佳乃佳”，“功到自然成”。习书大可不必过早担心结果，只要耕耘，定有收获。善书的人，首先不担心“悟化”不了，而担心学力不够。

事实上，人和人都是有区别的，要完全学象别人也是不可能的。那就不必担心不“化”。想当“书奴”也未必就有资格。再说，学习古人又不可能是一点不动脑筋的，所以也不必担心不能“悟”。“悟” 和“化”对于谁都会有的，只是有“大悟”、“大化”和“小悟”、“小化”的区别，有“彻悟”、“优化”和“错悟”、“劣化”的不同。其中学力如何，是“悟”、“化”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

《蘇孝慈墓志》簡介

青石質，方87公分，正書，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共一千二百九十二字。隋文帝仁壽三年(公元603年)刻石。清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在陝西蒲城縣出土，現存蒲城縣博物館。

蘇孝慈，扶風人。北周時曾做過工部上大夫，隋時仕兵部、工部尚書等職。此志書法結字謹嚴，用筆勁利，神采飛動，是隋代書法的代表作，是唐代歐陽詢一派楷法的先驅。是初學者的極佳範本。

此志出土後，即由知縣張榮升在第二十一行“文曰”的“曰”字之下加刻跋文二行;此後跋文又被人鑿去，在整紙拓本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鑿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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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毫的末梢：锋，是笔力集中到达，墨水集中流注的地方。善用笔者，能使笔站起来以锋芒运使，这叫“立峰”，笔锋挺而健，有效得传达指腕的力量。在曲张之间“杀”入纸中，获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效果，如不能发挥锋的用场，单以笔腹扫顿按，笔画必质感薄弱，墨象虚浮。

古人强调“用笔在用锋”，包含两个要求：

1、“立锋”行笔。作书是否有“笔力”全看一支笔在你手中能否提得起来，“立”着运使。清代蒋和说：“(用笔)如善舞竿者，神泛竿头，善用枪者，力在枪尖也。”笔锋立得起来而不是偃卧平拖，才杀得入纸，才有“涩势”，写出来的线条如铸如刻，凝重，沉着。古人所谓“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的比喻不外此理。“如利镂金，长锥界石，仿兹用笔，坐进千里”(唐·张怀瑾)。明董其昌说：“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倒，自处自束处耳”，又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这些都是甘苦之言。

“立锋”关健在善于利用笔毫的弹性，因势利导，更关系到功力，功力到时，虽极柔长锋羊毫亦铮铮作弹。初学者可能开始时体会不到锋端的弹力，锋立不起来，可用薄长如竹蔑一类柔而有弹性之物，做用力压下又竭力撑起的动作，注意力放在尖端上，领会其运动的技巧，再运用到毛笔上，相信不难掌握。

2、“笔锋无处不到”。任何一点一画，从始至终，四面八方，都应是笔锋运走形成的。如写一点顿下后，须顿中有提，使笔锋走至原笔腹按下的位置，使笔力充分作用于纸面，如此方得收笔处坚实凝重的笔触。

刘熙载《书概》说：“张文史(张旭)书，微有点画处，意态自足，当知微有点画处，皆是笔锋实实到了。不然虽大有点画，笔心反而不到，何足之可云!”“大有点画”指简单的笔腹按下，能按不能提，提而锋不立，笔画再大，也是笔腹形成的虚浮呆滞形象，而非锋端真力贯注的坚实笔质，细审王羲之行书诸帖，欧阳询行书，褚遂良《阴符经》，赵孟頫、文征明行楷书墨迹，无不如此。

理论上所说的笔锋的顶端，实际运用上，锋指的是锋端及笔毫近的那一段，再远些就是笔腰，笔腰是笔毫产生弹性的部位，也有不少书家惯用笔腰，如颜真卿等，“力点”常不在锋而在笔腰，腰一触纸即能弹走，所以顿重而能清劲。可惜很多学他的人，一顿即倒腰软无力，外形相似而神情大异。近代康有为，笔腹腰也运用得很精彩。

从学书的进程来说，初学者一开始就应努力练习立锋的本领，尽量以锋端运使。练到笔锋什么情况下都能弹起来的程度，则无论笔锋，笔腰、笔根、笔侧，无不能力透纸背，就如武功高强之人，无论拳、肘、肩、臂，全身各处，无一不能发力伤敌。

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八十一岁时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在陕西醴泉县。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黑墨精拓，剪裱装册，共23页，每页纵18.3cm，横9.2cm。楷书36行，行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此碑为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碑之一。前有汪瀚云等题签，后有陈镛等题跋以及“公彦珍秘”等钤印8方。为“蔼蔼高门”之“高”字未损本。宋赵明诚《金石录》，明赵涵《石墨镌华》，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等书著录。

此碑书法艺术价值极高，历代书家对此碑给以极高的称赞。清王虚舟跋曰：“史称欧阳询卒于贞观间，年八十五岁，此碑书于贞观十一年，是率更最晚的作品。复四年，尚有小楷千文，计书此碑，亦已将八十矣。而圆秀膄劲，与《醴泉》、《化度》不殊，宜其特出有唐，为百代模楷也。”

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今选碑之字清晰者集之，供大家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