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拼接书法”这个重外形式的词语来看(笔者认为，从视觉角度用“装饰书法”更具有概括性)，其含义类似从性质及拍摄方式都不同的纪实摄影与商业摄影。书法被定位于“拼接”，说明书法的主次关系已经变成本质的“书法”被非本质的“拼接”所绑架。在追风中，许多作品在视觉上让位于书法创作本体之外的装饰，一时让关注书法发展的人感到无奈。2013年中国书协主办的“三名”工程书法展中的作品，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书法重视本体创新和书家艰苦探索的一个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书法本体创新的成果与价值，看到了书法本体探索更丰富的内涵。如果不正确地认识这一点，舍本逐末，必然背离书法的本体探索与发展的主旨。

第二，“色拼书法”出现的出发点是什么?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书法的“创新”，而是作者怕在大量的参赛作品中被淘汰，因而以拼接、制作的“奇”和“艳”来吸引评委，这显然是一种无奈之举，并无明确的创新目的。那么这种以参展、入选为目的者，是否符合书法发展的需要以及作者自身对书法精神追求的需要?

第三，书法讲究形式与装饰意味，但要看这种装饰意味的外形式放在什么位置上，用得是否合适。

笔者以张旭的《古诗四帖》和色笺举例，一是张旭的《古诗四帖》是用五色笺书写，其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为什么没有使用五色笺?与张旭同时代的书家为什么没有留下五色笺所书的作品?二是晚唐出现的“薛涛笺”，有十种颜色，一纸一色，尺寸小，其传播范围与当代展厅的“视效”是无法相比的。三是书法创作的材料为什么要用单色(单色并不一定是白色)?这又涉及书法的本体。

书法作为一种在二维空间上，展示其结字造型、章法布局、笔法、墨法、线条魅力的艺术形式，有其自身的“自我形象表达空间”。而这个异常丰富的表达，必需通过一个简洁而纯净的空间，才能有效地展现。如果使用复杂的或绘画那样的空间来进行表达，不仅不能突出书写的本体，而且还会影响书写本体所具有的“自我形象表达空间”。

另外，任何艺术或视觉艺术甚至包括西方现代艺术，在一件作品或一个整体的视觉空间中，表达一个主题，也是一种共性。并不是“多创造一些书法的空间和形式就不允许”。笔者在博物馆看到的明、清巨幅书法作品，都是用单一的色宣所书，也是出于这个道理。“五色令人目盲”是从视觉艺术整体关系而借鉴老子名言的一种比喻，不是指单色的“墨分五色”。整体性在视觉艺术中是一种共性的原则和追求，而不是在一个独立视觉空间中不讲和谐、色调、乱搭配形成的“眼花缭乱”。古人并没有在书法的整体感上形成杂乱的混用现象，自然不会“令人目盲”了。多色纸可以用，但如何用，是有智慧和明确艺术追求的。书法的创新，不反对借鉴形式而出新，但对破坏原创形式的“囫囵吞枣”与“东施效颦”式的单纯模仿，就值得商榷了。

书法的创新，不能停留在“外形式”上。这并不是书法真正的创新之路，只有回归书法的本体，进行探索创新，才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必由之路。假设，我们把“色拼书法”看作是一种原本外在装裱部分用到画芯的形式创新，也要有理有度。否则，内在本体的创新，也会被过度的外在形式所伤害。

凡人必定要有娱乐。在正当的工作及研究学问以外，换一换空气找点娱乐品，精神才提得起来。假使全是义务工作，生活一定干燥、厌烦、无味。有一两样或者两三样娱乐品调剂一下，生活就有趣味多了。

娱乐的工具很多，譬如喝酒、打牌、下棋、唱歌、听戏、弹琴、绘画、吟诗，都是娱乐，各有各的好处。但是要在各种娱乐之中，选择一种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我的意见——亦许是偏见，以为要算写字。写字有好几种优美便利处。

梁任公临欧阳询化度诗碑 1916年

一、可以独乐。

一人不饮酒，二人不打牌。唱歌听戏，要聚合多人，才有意思。就是下棋最少也要两个人，单有一个人，那是乐不成的。唯有写字，不管人多人少，同乐亦可，独乐亦可，最为便利，不必一定要有同伴。

二、不择时，不择地。

打球必定要球场，听戏必定要戏园，而且要天气好，又要有一定的时候。其他各种娱乐皆然，多少总有点限制。唯有写字，不择时候，不择地方，早上可以，晚上也可以;户内可以，户外亦可以。只需桌子、笔墨，随时随地，可以娱乐，非常的自由。

梁任公篆书题孔彪碑名 1925年

三、费钱不多

奏音乐要买钢琴，要买环珴玲，价钱都很贵，差不多的人不愿买。唯有写字，不需设备，有相当的纸墨笔就可以。墨笔最贵的不过一两元钱，写得好，可以写几个月。纸更便宜，几角钱，可以买许多，无论多穷，亦玩得起。

四、费时间不多

打牌绘画，都很费时间。牌除非不打，一打起码四圈，有时打到整天整夜。作画画得好，要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唯有写字，一两点钟可以，一二十分钟亦可以。有机会，有功夫，提笔就写，不费多少时间。

五、费精神不多

作诗固然快乐，但是很费脑力。如古人所谓“吟成五个字，捻断数根须”。非呕心沥血，不易做好。下棋亦然，古人常说“长日惟消一局棋”，你想那是何等的费事。唯有写字，在用心不用心之间，脑筋并不劳碌。

六、成功容易而有比较

学画很难学会，成功一个画家，尤为难上加难。唱歌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进步与否，无法比较。昨日的声音，今日追不回来。唯有写字，每天几页，有成绩可见，上月可以同下月比较，十年之前可以同十年之后比较。随时进步，自然随时快乐。

梁任公魏碑体五言对联

七、收摄身心

每天有许多工作，或劳心，或劳力，作完以后，心力交瘁，精神游移，身体亦异常疲倦。唯有写字，在注意不注意之间，略以要想收摄身心，写字是一个最好的法子。

依我看来，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写字的性质，是静的，不是动的。与打球唱歌不同。喜欢静的人，觉得兴味浓深。喜欢动的人，亦应当拿来调剂一下。起初虽快乐略小，往后一天天的快乐就大起来了。

梁任公致胡适词稿及信札

以写字作为娱乐的工具，有这么许多好处，所以中国先辈，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如像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均属旁骛，亦不间断。曾文正无论公务如何忙碌，每一兴到，非写不可。李文忠事事学曾，旁的赶他不上。而规定时刻，日常写字，同曾一样。这种娱乐，又优美，又便利。要我来讲，不由我不高兴。

楷书又称为正书、真楷，古时称”楷隶”又谓”今隶”。就种类而言，有大楷、中楷、小楷和榜书大楷;就楷书的演变而言大致可分成北碑和唐碑两种，广义的楷书还应包括篆书和隶书，因为它们都具有端庄的特点。南北朝碑版既以魏为主，故北碑世又称”魏碑”，是我国楷书艺术中的瑰宝。

一、楷书的历史地位

从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北魏墓志来看，正因为它刚从隶书蜕化而来，处于一种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的初创时期，故其面目多变，饶有古质之趣。据不完全统计北碑有数千余种之多，是我们研究楷法的重要资料。楷书大约产生于汉末魏初(3世纪初)，从马王堆出土的2号、3号文献资料来看，当时帛书上所书”雏形的楷书”已初具规模。早期的楷书具有很浓重的隶意，我们都知道，号称楷书鼻祖的著名书魏之钟繇 ，其小楷体势微扁，点画厚重而古质，十分富有异趣，其代表作有《宣示表》、《薦(荐)季直表》、《力命表》、《贺捷表》和《墓田丙舍贴》。至晋代时沿袭汉魏余风，书家辈出，楷法渐趋完美，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两人增损古法，大胆革新，裁成今体，为后人创立了典范和法则，《黄庭经》、《乐毅论》、《孝女曹娥碑》等，小王亦有《洛神赋十三行贴》传世。著名的北碑有《龙门二十品》、《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高贞碑》、《高湛碑》、《崔敬邕墓志》、《郑文公碑》、《刁遵墓志》、《敬使君碑》、《司马景和妻墓志》、《寇演墓志》等，及至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楷书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演变渐趋成熟起来，出现了南北综合的趋势，可谓”熔南北于一炉，开唐书之先声”。隋代著名的碑刻有《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碑》、《苏孝慈墓志》、《张通妻陶贵墓志》等，这些楷书笔意精到细腻，体势端庄匀称，已十分接近唐人楷书。唐代可以说是我国楷书发展至鼎盛、成熟、完美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以后的历代书家虽有善楷法者但未能跳出晋唐人的藩篱。唐代楷书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初唐楷书基本上沿袭了二王的书风，崇尚瘦硬之美，著名的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兴时期，当以颜真卿为代表。中唐时期的书家崇尚创新，以肥劲为美，时代风气使然，包括当时佛像的雕刻和人体的审美，都以丰腴为标准，颜真卿可以说是唐代最富有创新精神的书家。第三时期是唐代宗至文宗的中唐时期，当以柳公为代表，其楷书融颜、欧之长，自创新意，遒媚清劲，而以骨力见胜。

总的来说唐人楷书其用笔或圆或方，或肥或瘦，风貌各不相同，但就结构而言，大致可分为”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种，就风格而言，无不有端庄、匀称、协调、和谐之美，从而表现出唐代楷书的完美或成熟。

二、楷书的艺术价值

为什么初学书法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楷书上呢?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技”的问题，圆熟的笔墨技巧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可以说是书法的基础，离开了这些根本就很难入”道”的境界。书法艺术中的意境、神采、趣味、气韵、风度都民用工业须凭借技巧和功力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昔人有言：”君子图体、小人图未。”初学书法当必先脚踏实地，以沉着为本，而后能绝迹飞空，入痛快之境地。而楷书是锻炼沉着功夫中最为理想的书体。

1、楷书具有较为广泛的实用价值。由于楷书具有通俗易识、端重庄严的特点，故凡高文大册、殿宇庙堂之中记铭、纪功颂德之碑文，必都以楷书为主，以示庄重肃穆。

2、能陶冶人的情操。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人们在工作之余暇，总想松驰一下紧张的神经，调节一下紧张的气氛，于静坐中作楷法数十字或数十行，自能使人平矜释躁，万虑消沉，写到得意处，自觉心花怒放，眼前一片化机，此非人生之乐事乎!书法艺术古人视为小道，是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末技，但他却与文学、诗词、音乐、绘画、舞蹈乃至哲学和美学等有着密切联系，若要写好字就必须博涉这些与之相关的姐妹艺术，于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观念，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在超脱凡俗的胸襟里升华自己的理想。

特别是当今社会中，艺术的商品化确实促使一些人躁动不安，以急功近利之心，行舍本图未之举，朝学执笔便暮夸已能，理法未备便奢言抒情，规矩未谙便自诩创新，气格未成便狂言个性，故学书之道，入门要正，心态要平，入门正则能达其变，心态平则能通其灵，排除一切杂念，在这微妙的天地里通灵达变。

3、作楷可锻炼笔力。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力”是共性的美，不论何种书体、何种风格都必须以充沛的笔力为后盾。一个书者要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地驾驭和控制一支柔软的毛笔，使之在宣纸上挥运自如，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才能做到。其实笔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效果，它不仅与执笔和运腕有关，而且还与点画的厚度、深度、形质以及用笔的方圆、中侧、节奏、笔势等方面有关，还涉及到字形的间架结构，而这一切最基本的要素都可以在楷法中得到锻炼。

4、作楷右以培养一个人沉着、精到、细腻、完满的点画功夫。书写楷书时要求每一点画能完满到位，一丝不苟，使其点画有一种圆浑饱满的立体感。我们仔细观赏古人的楷书，几乎没有一画是一样粗细的线条，其中有轻重、有徐疾、有虚实、有浓淡枯湿的变化，亦几乎没有一画是笔直笔平的，它总是不直中求直，不平中求平，或仰或覆，或向或背，充满着一种人的姿态，而这一切微妙的变化都能在楷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5、作楷可以以一个人知常达变的能力。高级的楷法还贵于从平正中追求险绝的姿态，在奇峻的姿态中保持其重心的相对平衡，这正是楷法的妙处。楷书虽以画为形质，却以使转为性情，点画与点画之间要笔意连贯，有顾盼呼应之势，使其血脉流通，笔意贯注，楷书就会生动活泼起来，一切变化都必须在笔势的管束下才能显得自然。

三、楷书的艺术风格

研究楷法从何种书体入手比较合适呢?一般地说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当以质厚为本，宜彻上彻下，先从篆隶入手，以知其本源支流，有篆隶意则自高古，如傅山《霜红龛集》谓：”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另一种观点认为学书宜从唐人楷法入手，趁少年时便将楷书写定，从而打下扎实的基础。

写楷书贵在有姿态，寓险绝于平正之中乃佳，险绝的姿态令人回味无穷，百看不厌，也是产生风格的重要因素。

“势若奇而反正”的姿态有”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悬崖勒马方可谓之险，一是将楷书写得四平八稳，匀称精到，大小一律，从点画结构上来说几乎是无懈可击，但总觉少了点意趣，少了点萧散的风度，少了点个性的流露，少了点放逸的精神，是识有余而胆不足所致，楷法之妙不难在平正，而难在于平正中寓有险绝的姿态。

二是将楷书有意写得歪斜倾跌，极和夸张，大胆变形，在解构点画时甚至脱离了笔势的管束而显得不合乎情理，诡异谲怪，尽管看上去与从不同，貌似很有个性，其实是野狐禅，路子一歪，愈骛愈远，反不如有识无胆者，与其弄巧，不若守拙。楷书有端正庄重之意，守住一个”正”字，尽量做到”正而不板，奇而不怪”，方能参透这个”变”字，故变当从有常始，即在平正的基础上运用微妙的手法使字形变得姿态生动起来。奇就是不同寻常，不一般化，出人意外，新人耳目，在点画的布白上独出灵裁，不主故常，龙跳虎卧之奇，正乃规矩之至，我认为由正至奇，告靠的就是”微妙”两字，不中即板，过头即怪，在这动态的平衡中要把握好这个”度”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变”字很难，变得恰到好处更难，如天成铸就，增之不能，减之不得。

故真正好的楷书”看似寻常却奇崛”，不以奇而废平，也不因平而废奇，好似流转圆美如弹丸，文徵明的小楷善用露锋而王羲之的真楷以藏锋为主，杜子劲”写汉字像叠罗汉，有立的，有卧的，有板肩的，有伸脚的，不但要整齐，还要叠成花样，而且是好多种不同的花样，这些花样都有一定的谱，只能照规矩作，不能自出心裁，一个汉字的构造就是一种建筑，其中有美学，也有力学。”平中求平，不直中求直，于参差错中求齐平，于动态的相对平衡中求变化，于点画间的留白处求疏密，于出人意料处得奇趣，于戛戛独造处获新意，于异体字中挹旧气，则自有万能壑千山之气象奔赴于腕底，自能熟中求生，新意自出。反过来楷书写到得势时，则能随机生发，因势流动，则自然能新理异态，变出无穷。由是观之，以形求势，只是方法，因势生形，才是目的。楷书结字的点画之间无不贯穿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其点画与点画之间必有精神挽结之处。楷书贵于结密而无间，气贯则能心随笔运，取象不惑，点画如天成铸就，增之不能，减之不得，结构自然茂密。

点画与点画交换时要精熟于”度”法。所谓”度”，即上画收笔时写下画发笔逆入时之间的过渡动作，笔锋在离纸面极低的空中作一快速的联系，”度”是楷法取势的主要笔法，有隔笔取势，空际用笔，暗渡陈仓之妙。知度法之妙，则无死点死画。总之度法要快，要出之自然，以不露形迹为贵。

使转有字内之转与字外之转两种，字内之转源自篆法，即在运笔转折时暗换笔心，始终保护中锋运笔，其转法如折钗股，有一种富有弹性、力度和张力的弧度之美;字外之转源自草法，盘纡于虚，为无形之使转，虽不着纸，却极灵动，心能转腕，腕能转笔。收缩的目的在于蓄势待发，运用得好，字外之奇则溢出于纸表。

楷书写到得势之时，其结构自然结密，当然要得势还和其他因素有关，譬如充沛的笔力、圆熟的笔法和结体、富有韵律的节奏和丰富的墨色变化以及灵活的腕法等。在书写楷书时还要注意每一点画的收笔和每字的末笔，收笔要圆能收归画内，则能八面出锋，而每字的末笔结束得好则态有余妍。所谓”行气”是研究每一行中字与字之间的关系，而楷书的行气主要是靠体势的变化来完成的，因结体的变化而产生的势称之谓”体势”。

楷书的用笔一定要有轻重徐疾、抑扬顿挫的韵律和由此而产生墨色浓淡枯润的变化，楷书虽以沉着为主，但沉着中要寓有一种灵动的笔意。书写楷书切忌大小一律而贵在于参差错落中各尽字的姿态，使其有虚实、疏密、大小、奇正、长短、开合、伸缩、肥瘦等变化，如老翁携幼孙行。书写楷书每个字的结构切忌太平正，太平正则无势，故凡一行之中，无论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结之处，必有一股势隐隐贯注其中。

有意蕴情趣，只有注入了富有内涵的意蕴和耐人寻味的情趣，才能使本无生命的点画和结体充满了人情味。一个学书者只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才能称之书家。个性美的流露必须建立在共同美的基础之上，诚于中而形于外，发之里而流于表，只有在求真、求美、求好、求精、求高雅的过程中水到渠成，故艺术个性的形成不仅要解决一个技巧和功力的问题，而且还需要一个艺术家的学识和风雅，需要靠文化底蕴的支撑，才能将他的意蕴和情趣渗透到具体的艺术形象之中。

“意”是书法艺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范畴，意不是指具体的点画和局部的结构，而是流露在整幅作品中的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统一的格调，如这种格调能在形势上突破前人的藩篱，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其中笔意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说得通俗一点，意即一个艺术家的想法、构思和追求，正如黄山谷所谓：”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王羲之书《乐毅论》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像;唐人以晋人之理而立法，而宋人以唐人之法而尚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故宋人书用意险而稳，奇而不怪，意生法中，从而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审美领域。矿意是形成风格的重要因素，心中之所想更能流诸笔端又必须以深厚的功力和圆熟的技巧为基础，楷法中的一点一画，一钩一捺，犹如人之一颦一笑，举手投足之间风度自见。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帖》则萧散飘逸，于纵横舒展中运用合度，于奇正变化中不主故常，而其章法布局则如丽天繁星，有大小疏密错落之妙;颜真卿的楷书则以古为新，以拙为巧，以浊为精，以正为奇，于丰腴遒劲中有端庄雄伟之态，如一忠义大臣，垂绅正笏，俨立于庙堂之上，有凛然不可犯之色;褚遂良的楷书则清腴飘逸，于遒劲中姿媚跃出，如雅人逸士，啸咏于月影波光之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

楷书的笔意即一个书家在他独特的笔调中所赋予的内在的情趣和生命的律动，它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抽象地体现自然美，并通过线条的运动和力量来表现书者的内在精神，又通过点画的变化和组合来表现书者的外在风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既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又是一种富有生命的情趣的有意味的表现形式，它既是形学，又是心学，两者缺一不可。

“韵”是书法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范畴，其涉及面很广，在笔法中它主要是通过用笔的轻重徐疾、刚柔曲直，肥瘦迟涩等手法来体现;在墨法上它主要是通过用墨的浓淡枯润的变化来体现;在行气和章法上它主要是通过疏密虚实、参差错落来体现书法的韵律美;在书法的审美中”韵”又代表一种雅逸的风度。同样的墨色，大小一律的结构去写楷书势必板滞僵硬，了无生气。

楷书当以沉静为本，即用笔精到细腻，锋势备全，笔形到位，结字熨帖，有雍容自如之态，迹如前人所谓点画如刻入缣素，结构似天成铸就，增之不能，减之不得，故初学楷法，当缓笔以定其形势，切勿以字小而忙行笔势，亦勿以字大而慢展毫头，而是一种沉着的节奏–举止匆遽，易伤浅薄;写楷书时发笔逆入时速度要快，如惊蛇之入草;逆入作点后调锋时宜慢一些，所谓”迟回不进，以成藏头护尾之势”;笔与笔交换过渡时要快，所谓”过贵乎疾”;钩法要快，蹲锋得势而出，所谓” 峻快以如锥”，快则力聚锋尖;捺法宜抑扬顿挫，一波而三折，所谓”不徐不疾，欲卷复驻，得意徐乃出之”;短撇要快，锐而且速，如鸟之啄物，所谓”仓皇而疾掩”;挑法宜迟，仰笔 锋，轻抬而进，所谓”贵乎迟留”;长撇宜悠扬，贵险而劲，意欲婉转流畅，笔力送到而势有余韵;悬针宜徐，徐则意足而态有余妍;垂露宜疾，疾则力劲而笔能复逆;点贵乎重，其势如高峰之坠石。至于长画中间之走笔当视其情况而定，或逆势涩进，而中截略细。毫内墨饱时用笔可略快，毫中墨少时用笔可略慢;就虚实而言，按处皆实，提处皆虚，点画是实，就曲直而言，楷法妙在曲势中求直，不平中求平，或向或背，或向中有背，或背中有向，或上平而下高拱，如覆舟之状，有轻重徐疾，有疏密虚实，有曲直向背。久而久之，一一运用纯熟，用笔就会灵动起来，而墨色亦会在灵动的笔法中产生浓淡枯润的变化。在书写楷书时最忌写一个字去蘸一次墨，这样永远不会有枯笔，有飞白，有干渴之笔。最理想的楷书用笔是画之当中浓，两边枯，不光而毛，涩中自有无穷之韵味;最理想的用墨是枯中见润，即在笔酣墨饱的情况下依靠速度和中锋、笔力和笔势拉出来的枯笔，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状。一幅楷书墨色有变化，就会大大增强它的灵动性，总之书写楷书没有绝对的快慢，就风格而言，有快节奏的楷书，所谓”作真如草”，故其作楷时肘下生风，有沉着痛快之状。不论迟速，肥瘦，都贵于控制在”度”的范围之内，过疾则笔即直过而意思浅薄，过迟则骨肉凝滞而笔力孱弱，太重则肥而露肉，太轻则瘦而露骨。故作楷之法如闲庭之信步，有优游自得之状，缓以会心，疾以出奇，速以取劲，迟以取妍，能速而不速，谓之”赏会”，能速而速，谓之”入神”，赏会则含蓄蕴藉，入神则意外之笔流溢于纸上，此楷法用笔韵律之大略也。

对于书法学习，我自己的心得简单地归纳一下就八个字：“圆健”、“平奇”、“疏密”、“风神”。

“圆健”这两个字，它可归纳我们写字用(运)笔最本质的一个道理。我们写字要讲究点画，现在很多老师在跟学生授课的时候，很强调“中锋”这两个字，写字要八面出锋，要笔笔中锋。所以，我们小时候写字，都要想办法把笔调整到中锋。这个意见不错的，但是只讲中锋，它没有把握住线条最本质的东西。中锋是手段，不是目的。中锋真正的目的那就是我个人认为的两个字——“圆健”。健就是这个线条所具有的力量，具有弹性，一种张力，一种内在生命的跃动。

明代一个大书法家叫倪元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用笔方法，他的每一根线条都是“积点成线”，他是非常精妙地表现了“屋漏痕”趣味的线条。看他写的直线条，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用笔，他的墨痕，他的线条是用一个个点串起来的积点成线。当然，仅仅讲“圆”不够，三百斤的人往你面前一站，很“圆”，但是没有精气神，因为他是肥胖症。“健”就不一样，像重量级的举重运动员也是三百斤，他往举重台上一站，就感觉到这就是力量，这就是充满着“圆”和“健”的结合体，所以我们既要讲“圆”和“健”，又要讲“圆”和“健”之间的辩证关系。

平奇方面，我认为结体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平”和“奇”。这两个字就像电极，阴极和阳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如果写字追求“平”，把“奇”字抛掉，他最后写出的字是平而又平，平而又平的结果是呆板，毫无生气。反之，我们讲我要拒绝平庸，就是要奇崛，如果在字的结构里只讲奇不讲平，结果就必然走向油滑，走向怪诞。因为它就是艺术的辩证法。在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里面，他写了一个“充”字，这七根线条没有一根是横平竖直的，都是歪的，这些歪的线条为什么让这个字显得那么稳健，他就是懂得歪歪得正的道理。

五代时出了一个大书法家叫杨凝式，这个人只留下了四通墨迹，但是这四通墨迹让你能感到移步换影、出神入化。这四通真迹，如果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是四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书家写的。可见这个人有非常神奇的变通能力。他在《韭花帖》里面写的“实”字，从这字我们能认识到他是有大智慧的书法家，他的艺术创造力和变通力是很强的。杨凝式写这个“实”。这个“实”宝盖头提上去了后，空间让出来，妙就在这!我们讲现代建筑造一个建筑群，“实”的里面要有“虚”，“虚”的里面又有“实”。建筑群里为什么要有湖有河，为什么里面要有公园?有丛林有草坪这就是让它透气，杨凝式字的结体是深谙此道。造房子，一片连一片，挤占空间铲平丘壑是没有艺术性的。放眼四顾，这里是一个园林，那里是一个汪绿水，那就有美、有艺术性!

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他说字字最初要求得“平正”，达到“平正”了，就要去追求“险绝”，“险绝”就是我们讲的“奇”，既得到“险绝”就要复归于“平正”。这话看起来很辩证，但是往深里想，他这个辩证法不深入，是表面的。因为从艺术上面最初的“平正”到追求“险绝”，最后“险绝”复归于“平正”。

章法方面，总结起来也是两个字“疏、密”。这是讲大局。我们在创作一个书法的时候，从点画，到字的结构，然后再考虑通篇的章法，我们欣赏书法，画也是如此，印章也是如此，它是倒过来的，先看整个一张的章法，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再一笔一笔地看。搞创作的是由小到大，而搞欣赏的人是由大到小。所以我们讲章法，我们写五绝二十字，这二十个字写到一张纸上，章法好，就是要讲究“疏密”两个字。书法我们讲有楷书、隶书、篆书，格子里面的方块字，一个字一个字放进去，这种章法只要匀称就可以了。

清代的邓石如指出“字宜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真正好的篆刻章法是虚中有实，实里有虚，它是辩证为用的。不论是刻章、写字、画画的艺术家，他学习的前几年总是去考虑线条，总是考虑字的结构，往往不往疏里想，他只注重了“实”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放掉了“虚”的、“空”的、“疏”的东西，这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例如：在一个印章里面我们刻“一”，画面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印面是主体，在整个图章里面“一”把印面分为两个空间，它与这根线产生什么样的呼应关系这就很重要了。反过来，我在“一”上加一竖，成为一个“十”字，在一个作品里面产生了四个方块，这四个方块怎么产生变化，产生“疏、密”，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也就是我们讲的“疏”和“密”的辩证关系。我们讲的这些，有些人会机械地理解为你讲的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吗?

我举个例子，比如“上善若水”四个字来讲，“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可透风”，那我把四个字集中到四分之一的空间里，四分之三让它空着，不是疏可走马了么?讲疏密关系，讲计白当黑，不是一次终结的方程式。所以不管是印章还是写字，所讲的疏密关系都是往深处渗入的方程式，“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第二、第三个层次里面，同样要“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白中有黑、黑中有白”。既强调黑白关系激烈地冲撞，又要让黑白关系和谐地拥抱，这才是高妙的大本事。印章更具典型的代表性，疏密关系怎么摆在印面一点点的地方上，这就拉开了疏密之间的关系，让它冲撞，让它搏斗，最后看到“疏、密”笑嘻嘻地拥抱，这就成功了。在这里面还要讲一个典故，过去很多学者写书，他们沿用了“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可透风”这样一种理论，他们认为这句话是赵之谦讲的，其实不是，在赵之谦之前，大书法篆刻家邓石如就讲过。而最早讲这句话的是明代的潘茂宏，他的名气不大，所以他的著作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实际上版权是他的。

“圆健、平奇、疏密”，这三个方面的六个字绝对不是割裂的，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辩证的。

最后两个字是“风神”。艺术最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体悟，我归纳为两个字“风、神”，所谓“风”就是要风雅别出，让别人看你的字要“齿颊留韵”，看你的印他嘴里不知不觉会流出韵味来，这就叫“风韵”。还有一个是神采，要出彩，要神气十足，精气十足。不是表面技巧的体现，而是在技巧的背后有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去让你体会，去让你玩味。所以，除了前面六个字的技巧以外，从精神层面来讲，境界方面的两字诀叫“风神”。一件作品有一件作品的情感意境，一个时期的作品有一个时期的情感意境，而统括地说，一个书家的情感和意境就是“风神”。如梁武帝评王羲之的书法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着重称颂了王羲之的书中寓有强烈的动、静境界，它飞动处，如蛟龙挟持风雷，腾跃于苍弯，盘旋于天门，是何等雄悠的意态!它沉静处，如猛虎瞌睡于宫廷，虽进人梦酣，而依然有令人畏慑的姿态。这用栩栩如生的画面所展示的评判是够人玩味的。又如，前人论王献之的书法“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

细读张旭的《古诗四帖》，它似乎是以字作舞姿，以纸为舞台，如欣赏公孙大娘舞剑器的精湛舞技;细读颜真卿的《祭侄稿》，从那饱含忠烈刚贞气势的字里行间，犹如是朗诵一篇辛稼轩的悲壮沉雄的词章。然而，同是以秀俊为意趣的风格，其间也有上下之别，清代王文治的书法是习褚遂良、米芾、张即之等家而出于己意的，《履园丛话》论其书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辛辣地指出它缺少雍容华贵的气象，而透露出一种寒俭的妩媚轻薄神情。其格调意境是远逊于前贤的。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家、篆刻家，他们的技巧可以说无可挑剔的好，但他们为什么成不了大家，成不了开宗立派的大师，讲到底他们是虽好而欠新，就是缺少了前无古人的新鲜“境界”，他们的作品里不能反映出由表及里的“风、神”。

楷书：黄庭经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以及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其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廙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统。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擫，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劲，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改，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终完成，则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兰亭序

行书

行书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张怀瓘《书断》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钟繇、胡昭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品无一留世。钟繇，字元常，颍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高位显，书法风靡一时。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王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上虞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梁袁昂《古今书评》)。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丰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丧乱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十七帖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时期的草书墨迹。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一月用了数丸墨。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心慕手追。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的雏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芝。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张怀瓘《书断》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赠。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注：’洽’指王洽)。唐张怀瓘《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复兼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诗、书、画异中有同——诗、书、画承载不同的感情元素——书法是纯形式的，它的形式即内容——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内容是一种误解——节奏美是诗、书深层的共同点——书法的历史，本质上是书法风格发展史——书法不给人知识——书法在文化中的地位，由于它是一门艺术——书法担当不起“文化核心中的核心”的重负。

诗、书、画结合，今天还有没有魅力?很难设想与过去年代相提并论，文化环境、欣赏趣味有了很大差异。但是文化有传承性，研究传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三绝诗书画”一向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可说与生俱来，同生命的追求相一致。

“书画同源”的说法很早。据《历代名画记》，最先创造文字与绘画时，二者“同体而未分”。照此，书画同源的“源”，就要追溯到象形文字了。不过“象形”在“六书”中只占其一，汉字中真正属于“象形”的不多。再把“书画同源”的概念扩大，便指向书画的工具、表现手段、艺术理念。绘画“六法”中的“骨法用笔”、“经营位置”，相对于书法的笔法、构建。《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又说王献之作一笔书，陆探微作一笔画，“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这又把书画的“源” 拉近了一步。书法之于绘画，还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抽象的美学原则，而绘画也丰富了书法的美学思想。有位画家曾对我说：为什么常谈书法影响绘画而不大说绘画对书法的影响?我想可以从书法更具抽象性这一特点作解释。但既然是“一笔书”、“一笔画”，必定会互相影响。八大山人书法的中锋用笔，构图的空灵虚应，感情的冷峻超逸，很难说绘画与书法的相互影响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们甚至可以把八大的书法当绘画欣赏，或者把绘画当书法欣赏。还有的画家，在书法中吸收树石的皴擦，兰竹的撇跳，比如石涛、徐渭等。石涛诗句“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说得很好，石涛绘画的“一画”论涵盖了书法，所谓“自一以及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

诗书画结合，诗在第一位。按作品的视觉形象，画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诗，既实指画上题句，而更重要的是诗意。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倘没有题诗，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有了诗句是否一定有诗意，很难说。而如果有了诗(通过书法载体)却并无诗意，便难以想象那画也果真内涵诗意。从诗、书、画的某一侧面可以看出作者的全面修养。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种境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者在吟诵诗的同时体味着画的境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也有鲜明的画面。单看这两句，似乎仅有“画”而缺少“诗”，而全诗的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大大拓宽了时空。“窗”、“岭”、“雪”、“门”、“船”都诉诸视觉，却不局限于视觉感官所及，由视觉拓展了想象。诗中有画面而不止于画面，应当说画“意”，进一步说，有“诗意”。诗意从“画面”生发，画意由诗意得到升华。

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必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美学境界之一种。无论画或诗，其中的视觉形象必定要引起联想才够味。绘画如果停留在视觉表象，便失去了画意，更谈不上诗意。我们赞赏某幅画，说画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的“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意。西方美学家说过一切艺术都趋向诗，黄庭坚说过“凡书画当观韵”，“韵”虽是各门艺术共有，但首先是诗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把绘画要有诗意看作普遍性的要求。至于诗中的画意，依赖视觉暗示，又非仅止于视觉。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都能在绘画中以诗意表现出来。画家如果不是发挥想象，发扬个性，单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难以体现诗的意境，为此，不但要体味诗人杜甫的原作，更要有画家独特的创造，画家要发挥特有的想象力。我见过一幅画，蜡烛垂泪，春蚕吐丝，题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画者不知，像李商隐这样的名句，几乎不可能以绘画再现。诗中春蚕、蜡炬等形象化的词语，全属象征隐喻，简单化的视觉再现，失去了诗的意境，绘画只成图解，而图解则失去了绘画的本质。

以我体会，传统的“诗意”，就意境而论，一般偏向于静观的、阴柔的美。但与之相对的动态的阳刚之美，也贯穿于全部诗史，唐诗中比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杰作体现的美学境界，是阴柔之美不可替代的。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诗意”的观念在扩大、更新。纪念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的画很多，袁武那幅抗联战士倒在雪地的形象，令人震撼、引人深思。一个巨大的人形永远与冰雪融为一体了。表情单纯又丰富，没有笑容，没有哀伤;永远死去，永远活着。作者没有用纪念碑式的手法塑造人物，却从人物与自然合一的高度找到独特的艺术语言。我不知道画家有没有受到十九世纪英国米莱斯《奥菲利亚》潜在的影响，甚至有没有受到巴黎公社墙的感染，那浪漫主义精神具有一致性。袁武的画以及画中诗意，为古人所无，因为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以及艺术理念比古人有了发展。看来王国维说的“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也只就相对的意义而言，袁武创造的大境界，不追求轰动效应，却远非小巧萎顿之作可以比拟。我们对诗意的理解，不必只限于古人常举的例证。诗书画结合，完全可以也应当在新的基点上实现新的创造。

画诉诸视觉，诗以语言驰骋想象。两者结合，互相生发又互为补益。画与诗的载体如此相异，而绘画与书法，则同是诉诸视觉，所以一当说起“书画同源”便很容易被接受，书法与绘画的融通，已被长期历史积淀存在于深厚的美学传统之中。

我们可能较少涉及书法与绘画的相异。这里想先说一说书法有没有“内容”，如果有又是什么。书法艺术以墨线为主导，按照特定的文字形成结构，由一画、二画、三画……直至万画。书法的形式可说即书法的全部。但按照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书法的“形式” 也是有内容的。

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比如书法家写一首诗，一篇散文，那诗、散文便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 ”了。但是那诗、散文并非直接对应于书法的“形式”，只是书写时采用的“素材”。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就应当以自身的形式与内容为对偶范畴。倘若只要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书法岂不徒具外形?岂不成了纯粹的某种工具?书法家只要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可以表现“内容”，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书法的本体到哪里去了?

我感慨书法本体的缺失。无论什么经济文化需求，社会政治活动，到书法家那里大笔一挥便算完成任务，便算有了“书法”。书法家似乎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坚守艺术本体的立场。我当然不主张书法家置身社会之外，就像任何人不能脱离社会一样;艺术家对社会的动向理应格外敏感。但是只要承认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书法家的那枝笔是个体的存在，那么，书法家就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笔杆子”，书法家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发挥所长。梁启超说过“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但是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莫如写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各自出于真情宣泄，不为了“配合” 什么，却真正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就书法本体而论，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唐摹万岁通天帖》里那些信札，倘仅就文词来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相似于今天手机上的短讯，书写者不曾想到传世，更没有想到会成为经典。书法的“素材”和书法艺术本身，全出自真情流露。或许正因为如此，具备了传世经典的可能性。

把书法“素材”当作书法艺术的“内容”，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上无益。我们睿智的古人，从来没有把问题混淆，尽管那时还没有“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古人的基本观念却很清晰。有关书法艺术的“内容”，我们且从古人大量文字中寻找启示。历代书论，谈到书法的特征，谈到某家某派的风格，有数不尽的比喻，天地万物无所不包。蔡邕《笔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

“随手万变，任心所成;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明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初四日，一颗艺术巨星在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观桥大悲庵东升起。他的大名是徐渭。徐渭字文长，别号有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

现在绍兴市内离秋瑾故居不远处的前观巷大乘弄有一个清幽雅致的“青藤书屋”，是徐渭幼年读书处。在“几间东倒西歪屋”的檐下，有一个小小的水池，池畔有青藤一株，使人联想到徐渭的别号。

徐渭是一位艺术奇才。他的诗、文、书、画卓然自成一家，而且还会写剧本。无论从艺术学的哪个方面观察，徐渭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徐渭自称为“畸人”。他在七十岁生日时，作诗说：“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答沈嘉则二首次韵》)徐渭自己编了一部年谱也叫《畸谱》。何谓“畸人”?《庄子·大宗师》云：“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就是说这种人与社会格格不入，却能顺天道而合自然。说得通俗些，畸人也就是奇人。若论徐渭生平境遇之坎坷和艺术成就之奇绝，在明代文坛上确实数不出第二个。

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

徐渭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启蒙，九岁便学作八股文，但他读书求官的道路坎坷无比。

徐渭的家庭是不幸的。他的父亲，官做到夔州府同知，在徐渭出生后百日就去世了。徐渭的生母是他父亲续娶妻子苗氏的丫环。嫡母苗氏对徐渭十分宠爱，却在徐渭十岁时把他的生母逐出家门。

徐渭二十一岁入赘潘家。妻子十四岁时和徐渭结婚，十九岁时就病故了。徐渭异母所生的两个哥哥，比徐渭大二十多岁。两位兄长先后病故，都没有子嗣，按理徐渭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但因为他已经入赘潘家，所以打官司败诉，徐渭变得无家可归。

徐渭自幼聪慧异常。六岁启蒙，九岁便学作八股文，但徐渭读书求官的道路坎坷无比。从二十岁成秀才，直到四十一岁，一连八次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没能中举，最终也没能得到做官的资格证书。

没有科举功名不等于没有真才学，更不等于没有真本领。

当时的文学家茅坤、唐顺之等就非常欣赏徐渭的诗文。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徐渭生平喜欢阅读兵法，参加了绍兴府的保卫战，“尝身匿兵中，环周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默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拟上督抚书》)因此为浙江巡抚胡宗宪所赏识。胡宗宪诱杀汪直等战功，可能都有徐渭的计策。

嘉靖三十八年徐渭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此时的胡宗宪已是总督浙直福建军务都御史，权倾一时，威震东南。据袁宏道《徐文长传》说，胡宗宪聘徐渭做幕客时，徐渭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宗宪待之以宾客之礼，允许他随时可出入总督衙门。胡完全答应。徐渭在胡宗宪幕下，主要的工作是起草文书，也参谋军事。徐渭没让胡宗宪失望。胡宗宪把所得的白鹿献给皇上，徐渭代写的一篇《代初进白牝鹿表》送到朝廷，嘉靖皇帝“大嘉悦”。胡宗宪因此升俸一级，即更加器重徐渭，“一切疏记皆出其手”。徐渭的辛苦也得到相当丰厚的报酬，比如他代胡宗宪作了一篇《镇海楼记》，即得到胡宗宪二百二十两酬金，在绍兴营造了一处园林式住宅，取名“酬字堂”。

徐渭以自己的智慧获得劳务报酬的同时，也收获了精神上的痛苦。他在胡宗宪幕府中写了上百篇文章，有的表现了有价值的思想，大多数的文章却是奉命写作的应酬文字，徐渭自己很惭愧地称之为“大谀”的货色。比如，他曾代胡宗宪一连几次给最大的贪腐集团头子严嵩写感谢信和生日祝贺等，把严嵩吹捧得十分肉麻。可是此前徐渭的好友沈炼却因上书揭露严嵩的十大罪，被充军塞外，后又被腰斩。徐渭为此写诗作文，表示同情与愤慨。用同一支笔被迫作自我人格的撕裂，对个性强烈的徐渭来说该是何等痛苦的事!这可能是造成徐渭精神抑郁，导致精神分裂，引发精神狂躁的重要原因。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贪腐集团倒台，所有与严嵩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清算。胡宗宪被逮削职，徐渭丢掉饭碗，回到绍兴。长期的精神抑郁，此时又加上一种政治恐惧，导致他精神分裂。他经常出现幻视幻听，感到有“祟”在活动。实际是担心胡宗宪案会有牵连，因为他是胡氏幕下很出风头而受宠信的师爷。精神恐惧使他陷入癫狂，终于决心自杀。他自己做好了棺材，并且写好了墓志铭，然后“走拔壁柱钉可三寸许，贯左耳窍中，颠于地。”(《海上生华氏序》)居然被游方郎中华氏救活。他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如此折腾九次，还是活了下来。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械系至京，死在狱中。第二年，精神病患者徐渭创下了大祸，他怀疑续娶的妻子张氏有外遇，就把张氏杀了。他被革去了生员资格，关进大牢。徐渭在狱中一住就是七个年头。隆庆六年除夕，由于新皇帝登基，徐渭获释出狱，此时已经五十三岁。

徐渭被褫夺了生员资格，以后的二十年时光，只好四处奔波“打秋风”。他到过南京、北京和宣化，老朋友吴兑和张元忭等都热情地接待过他，但是徐渭不能接受衙门规矩的约束，精神病又时好时发，只能返回绍兴，靠卖文卖字卖画度日。徐渭虽然既贫且病，却仍不改其“傲与玩”的本色。

徐渭晚年生活十分凄苦。他先变卖了衣物，再变卖藏书，到后来连书籍也卖光了，只能饿着肚皮躺在藳荐上。

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贫病饥饿中离开了人世，是年七十三岁。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徐渭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把这个叫做“本色”。

徐渭死时，身边一无所有，但他留给人间的精神遗产却是非常丰富的。徐渭的诗、文、书、画和剧作，在当时的文坛艺坛上都是第一流的。他的作品以鲜明的创造性和不可束缚的个性，开创了独特的流派，影响着千秋万代。

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引领文坛的时代。前后七子为扫荡明初“台阁体”的萎靡文风，而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个复古运动声势浩大，“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但是他们盲目复古，以形式主义的模拟代替对文学遗产的合理继承，给文学带来了更深刻的危机。

在复古的文化生态中，徐渭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徐渭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是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他打了一个比喻说：“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其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不出于己之所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叶子肃诗序》)按这个标准，前后七子之“文比秦汉，诗必盛唐”，以及唐宋派散文之模拟唐宋，都不过是“鸟为人言”。徐渭强调的是作文作诗应“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也。就其所自得，以论其所自鸣”。

徐渭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把这个叫做“本色”。

徐渭的本色观，是有其学术渊源的。徐渭的家乡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据地，是王学浙中派的基地。王阳明倡导“良知”之说，高扬主体精神，反对盲目崇拜偶像，鄙视烦琐哲学。主张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灵明”去审视一切。提倡在任何艰难的的境遇中，都要保持自我人格。鼓舞人们建立自我实现的自足感，争取进入“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的人生境界。徐渭的老师王畿、季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扬心学的精义，给徐渭以深刻的影响。和徐渭关系密切的还有唐宋派领袖唐顺之。唐顺之晚年也崇尚王学，他说先秦诸子都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因为“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荆川集》卷四《答茅鹿门主事书》)唐氏强调学贵自得，强调表现自我。这是徐渭本色论的直接源头。

徐渭提倡本色独创的主张很充分地表现在他的艺文创作中。

徐渭传世的文章有三百多篇，体裁涉及传统古文的各种类型。一些序、记、传、铭等传统的体裁，在徐渭的笔下变成了接近纯文学的散文和杂文。如《赠吴宣府序》，就是一篇生动的回忆录。回忆二十二年前在绍兴老家和吴兑一起召集市民和族人，痛殴为非作歹的悍卒，大快人心的一件往事。叙事生动，人物对话与动作的描写很精彩。再如《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叙说沈炼一生的事迹，夹叙夹议，是充满感情的人物传记。一些应用文体，在徐渭手里也能变得很生动，试看其《送沈君叔成序》。沈叔成是沈炼的儿子，人称奇男子。隆庆六年，沈叔成拾其先父遗骨，归葬绍兴，再一次进京。临行前到狱中与徐渭告别：

(叔成)既罢，复短剑跨一驴，将渡江淮而北，复有事京师也。来别余于理，见余抱梏就挛，与鼠争残炙，虮虱瑟瑟然宫吾颠，馆吾破絮，成父忽双涕大叫曰：“叔惫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为?”余壮之，体貌虽孱囚矣，而气少振也，于是作歌以为别。

徐渭自己的惨状和沈叔成的意气，跃然纸上。

徐渭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他在倒霉时也能自得自适，这是从王阳明那里学来的。他在狱中本来是披枷戴锁的，当他被允许解除枷锁时，居然还写了《前破械赋》和《后破械赋》!

当然，徐渭最出色的文章应数其《自为墓志铭》。他在自杀前，写下了这篇自传，总结了一生的经历，写自己的师承，写自己的家庭，写事业的失败，归结自己的品性是“傲与玩”“两不得其情也”。自杀前自己写下墓志铭已经够独特的，其情绪之冷静更是世所罕见。

徐渭的诗歌留存在世的有两千七百多首。徐渭的诗风格多样，有的境界凄清险怪，用语奇崛，有李贺味道。大多则是明朗阳光，平淡自然，甚至明白如话。他的诗歌题材开阔，色彩丰富，格调奔放。他写诗的题目很宽，由于视点的独特，事无大小都可以入诗。值得注意的是，徐渭有着一般文人难以体验的生活，有着一般文人难以获得的灵感，写出来的诗歌就特别地有新鲜感。

徐渭有浓厚的军事兴趣，又有相当的兵学修养，而且有亲临抗倭前线的体验。其《海上曲》五首，是浙东宁波御倭战场的记事诗。写明朝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是军纪松弛，“大吏无约束，小吏何所咨。徒领七百士，散走如惊麋。”有一次倭寇败退了，明军却乱成一团糟，只有一个小吏撑船追赶。“辛苦闻小吏，独棹八桨追。四顾无一人，矢石亦奚为?”守城的士卒生活很艰苦，“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此时官员们却“炙肉方进酒”。他感叹：“肉食者诚鄙，鄙夫亦何多!百人守一辙，贱子嗟奈何。”

和那些位高权重的肉食者相反，小小的会稽典史吴成器在绍兴保卫战中，却能率民兵在龛山打了一个胜仗，徐渭作《龛山凯歌》九首歌颂之。写“县尉卑官禄米微，教辞黄绶着戎衣。贼中何事先胆寒，海上连年数破围。”写吴成器的战斗英勇，“曹娥官渡带钩萦，仙尉乘潮上下行。炮石朝飞方断岸，江天夜雪欲偷营。”写惨烈战斗后的凯旋，“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徐渭以诗歌纪实，发扬了杜甫史诗的传统。

徐渭留下来的抗倭诗篇还有不少。他很佩服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

战罢亲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

徐渭不仅歌颂戚继光，还歌颂了功勋卓著的“义乌兵”：

群凶万队一时平，沧海无波岭瘴清。帐下共推擒虎将，江南只数义乌兵。(《宴游烂柯山》之三)

徐渭很羡慕同事曹某有机会到抗倭第一线杀敌。他有《凯歌四首赠曹君》，诗云：“曾从幕府事南征，羽檄传来急似星。报道参戎深入处，当锋还有一书生。”

万历四年徐渭赴宣大巡抚吴兑幕府，北国的边塞生活使徐渭得到另外一种感受。在此期间，徐渭写了许多好诗。《上谷歌》《宣府校场歌》《上谷边词》等都是一流的边塞诗。此时张居正执政，对蒙古俺答部落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边贸，蒙古人以马匹牛羊交换铁锅和纺织品等，民族关系大为和缓。徐渭有《胡市》：

千金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学棋嫌尽杀，大家和局免输赢。

主张民族间的博弈应该以一场和局结束，徐渭的见解不凡。

徐渭有《自马水还道中竹枝词》二十六首，其中有六首写的是俺答甥女：“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据说这位女子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女首领三娘子。

和一般诗人不同，徐渭又是书画大家。徐渭的书画同样体现其本色自我的艺术主张。徐渭说必须表现“真我面目”，“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徐渭的书法对王献之、张旭、怀素、米芾、黄庭坚等都下过功夫，又取诸北魏碑体、经体，但结果其楷行书和草书却都“露己笔意”，所以才能独树一帜。袁宏道说徐渭的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称他为“八法之三圣，字林之侠客”。徐渭对前辈画家也多有研究，对苏轼、夏硅、黄公望、倪瓒、吴镇、王冕、沈周、唐寅等人十分推崇，对同时代的画家陈淳、谢时臣、陈鹤等也很佩服，但他不墨守成规，而是融会各家精华，画出自己的“真我面目”，建立了自己的风格。

令人惊叹的是徐渭书画创作的成熟是在狱中服刑的几年间完成的。在监狱的最初四年，徐渭是戴着镣铐枷锁的，他居然还能吟诗作文，而且练字，留下了《李白蜀道难草书卷》等书法名作。后来由于有势力的朋友诸大绶等施出援手，徐渭被减刑，解除了枷锁镣铐，他开始大量作画。狱中无颜料，所以泼墨为之。徐渭的画同样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他作了很多墨写的牡丹，传世更多的是葡萄。无论是牡丹，还是葡萄，都是表现自喻自怜的情绪。他的题画诗是其画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真正地诗画一体。比如《葡萄》：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一颗一颗的葡萄都是明珠珍品，但是卖都卖不出去，只好挂在一根野藤上。写的是葡萄，说的却是自己的身世，饱含一腔牢骚。所以袁宏道赞扬他“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徐文长传》)

徐渭以画入书，以书入画，他的水墨大写意花卉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青藤画派”。后来不少名家如石涛、八大山人、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对徐渭多所效仿，为徐渭创造性的才艺所倾倒。石涛有诗云：“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郑板桥也倾倒于徐渭，自刻一方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作诗云：“青藤、雪箇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甚至说“恨不生前三百年，为青藤磨墨理纸”。

徐渭评价自己的艺术成就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他的戏曲创作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

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为传统所束缚不住的精神，表现出“畸人”之奇。

他没有提到戏曲。其实，他的戏曲创作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徐渭剧作有《四声猿》传世。《四声猿》包括《翠乡梦》《狂鼓史》《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短剧。

《翠乡梦》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新府尹柳宣教到任，玉通和尚未去参拜，柳因此设计指派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了色戒。玉通坐化，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名柳翠，堕落为妓女。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指点柳翠明白了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返回西天。此剧含有道心不敌凡心，天理不敌人情的讽刺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府与寺院的尔虞我诈互相报复。

《狂鼓史》写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阴司判官为了留下一个“千古话靶”，在玉帝宣召祢衡前，召来曹操的鬼魂，重演昔日骂曹的一幕。徐渭是借祢衡之口抒发自己一肚皮不平之气。据说徐渭写此剧是起因于沈炼的事迹。徐渭是以鬼戏写人情，借古人之口斥骂当代的奸雄。

《雌木兰》根据《木兰辞》写北魏女子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女状元》写女才子黄春桃才学过人，女扮男装改名黄崇嘏，一举考取了状元。审疑案，作妙文，被丞相周庠赏识，招之为女婿。后说出真情，改为儿媳。

这两本喜剧把奇女子形象推上了戏曲舞台，向传统的妇女观念勇敢地挑战。

徐渭的《四声猿》不仅内容横放杰出，在形式上对传统也有重大突破。从元朝以来，杂剧的通常格局是每本戏用四套北曲唱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仅有正末或正旦唱曲。《四声猿》的四个剧本都不规规矩矩遵守传统杂剧的格局，而是兼用南曲和北曲，规模也不拘四折。如《狂鼓史》仅一出，用北曲一套。《雌木兰》共两出，由很多角色分唱七只【清江引】，这是北曲套曲从来没有过的做法。《女状元》有五出，既用北曲，又用南曲，更是创格。

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为传统所束缚不住的精神，表现出“畸人”之奇。

徐渭还写过一本《南词叙录》，搜集和记录了南戏的剧目和作者。南戏是曾经被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民间戏曲，徐渭却给以高度评价。书中再一次提出“本色”的主张，已经含有戏曲语言应该“家常自然”的意思了。

徐渭一生不得志，是被明代艺坛和文坛边缘化了的一个天才，他几乎被主流社会所遗忘，在浙江民间却有徐文长的故事在流传。徐渭死后六年，“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到绍兴访问朋友陶望龄，在陶氏书架上随便抽取一本刻印很粗糙的书，“读未数首，不觉惊跃”，偶然发现了这位天才。袁、陶二位于是搜集徐渭的有关材料，各自写了一篇《徐文长传》。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奇人才得以扬名后世。

今天的艺术家恐怕已经没人想给这位“畸人”作“走狗”了，但是研究这位“畸人”，总会给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大众情人，晚明时代的大众情人就是秦淮八艳。

“秦淮八艳”今何在?

与朋友聊天，他说很想培养现代的“秦淮八艳”，让那些小美女从小接受琴棋书画的训练，使其既有倾城倾国的明星容貌，又具有吟诗作赋等古典艺术修养，将来成为色艺双绝的新一代时尚偶像。我听了以后不禁概然，此种想法确实很好，今日之明星与大众文化的消费，相比古代早已大大地浅薄化了，青春偶像们除了漂亮脸蛋唱歌跳舞之外，还能拿出些什么花样呢?若论艺术修养文化素质道德情操，比之明末著名的“秦淮八艳”，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也!

然而，我们究竟能否再培养出现代的“秦淮八艳”呢?我想恐怕是极其困难了，所谓“秦淮八艳”，指的是明末清初南京秦淮青楼中的八位著名女子，也是古代时尚界的青春偶像，她们八位的大名是——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陈圆圆。

其中，马湘兰并没有看到明朝灭亡的那天，而陈圆圆实际上与秦淮河的关系不大。所以真正的八艳应该是七艳，经历了明清兴亡大历史的也只有七位。此外，顺治与董小宛的关系纯属无稽之谈，顺治之董鄂妃实为满人。历史上的董小宛，嫁给了著名文人冒辟疆，在明朝灭亡后，死于贫病交加。

“秦淮八艳”都属卖艺不卖身，自小进入“乐籍”，也就是由国家登记在册之伎，她们的户口簿也普通百姓的不同，须另立成册。她们自幼便接受了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的训练，长大后无不色艺双绝，至今仍然保留下来一些她们的书画诗词作品，陈寅恪读过柳如是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故宫博物馆曾展出过马湘兰的兰花长卷，无锡博物院也展出过董小宛的蝴蝶图。所以“秦淮八艳”不仅仅是当时的大众明星偶像，同时也是“美女作家”、“美女诗人”、“美女画家”、“美女棋手”是也，而21世纪的中国，又有哪一位美女能同时兼任这么多角色呢?

马湘兰作品

她们的美丽与聪明，不仅征服了整个社会的普通大众，更令当时主流社会的“精英人物”如痴如醉。前段传出胡志强骚扰林志玲的无稽之谈，其实在“秦淮八艳”的时代，她们几乎个个都与政治人物有关。秦淮八艳中有多位都嫁给了达官贵人，也可证明，明代歌伎之地位并不低贱，明代社会也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极度保守。寇白门17岁便嫁给了皇亲国戚的保国公朱国弼(这一爵位与红楼梦里的宁国公荣国公相等)，婚礼当晚，朱国弼特派5000名手执红灯的士兵护送花轿，盛况空前，也成为明代南京最大的一次迎亲。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文人，更是与“秦淮八艳”传出许多段绯闻，当然也算不得绯闻，既然谈婚论嫁，自然也是正大光明。比方柳如是之与钱谦益，李香君之与侯方域，卞玉京之与吴梅村等等。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大众情人，晚明时代的大众情人就是秦淮八艳。当然，我们这个物质消费的时代，更需要大众情人，而且要将这种崇拜偶像的狂热发挥到极致，以使唱片商娱乐商们赚尽粉丝们口袋里的铜板，这也是“秦淮八艳”所做不到的，她们最多只能赚那些能够到秦淮河来消费的少数精英阶层的银子，无法像今天这样利用短信和广告一夜间就能有千万进帐。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情人和青春偶像，也确实能令社会为之而疯狂侧目，也能令贩夫走卒或知识分子喜欢——尽管他(她)们的技能早已大大退化，除了漂亮脸蛋唱歌跳舞之外，大概是画不出一幅蝴蝶图，写不出一句采桑子吧。当然，若遇到秦淮八艳们遇到过的国破家亡国仇家恨，他们能否也像李香君柳如是那样便不得而知了。

柳如是《雪山探梅图》

至于朋友所说的培养现代的“秦淮八艳”，我想最关键的还在于社会环境，任何大众情人或青春偶像的确立，都与一个社会的时尚取向与大环境有关。古代以琴棋书画诗词曲赋为时尚，若空有一张漂亮脸蛋而目不识丁，大概只能做真正的皮肉生意了，晚明的社会精英们迷恋“秦淮八艳”，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美丽，更重要在于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古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钱谦益、侯方域、冒辟疆等人大多是有正室的，而他们的正室多半是那种刻板无趣的女子，在他们十六七岁时便有父母作主配了门当户对的婚事，很可能都是世交之间的联姻。他们在婚姻生活中大抵是没什么感情而言的，而古代的文人自然把精神寄托到了青楼之中，在那里可以遇到才貌双全的美人，她们会吟诗作赋，会体贴关爱，如此的佳人只可惜身在伎籍，便想方设法要把她们赎身出来，然后娶回家做小妾，便能够独占花魁了。正如冒辟疆说自己一生之福，在与董小宛共同生活的九年中享尽了。

马湘兰《墨兰图》收藏于东京博物馆

而今天的社会时尚却与古代不同，古典文化的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早已为今日少男少女们所遗忘。剩下的便是影视与流行歌曲等等现代娱乐，更有西风东渐，RAP饶舌好莱坞等，随着美利坚强势快餐文化席卷全球，深受五千年诗书礼乐浸淫之中国人也不能免俗也。所以，今天的社会土壤早已不适合“秦淮八艳”，若李香君柳如是们从坟墓中爬出，恢复一身的香艳与才华，恐怕也难以竞争过超女宇春与靓颖了吧。就算是我们有心要从小培养一批“秦淮八艳”，恐怕在她们生到十二三岁时，便要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影响，什么琴棋书画实在太枯燥乏味了，还不如卡拉OK来得方便舒服。除非我们能够与世隔绝，塑造个桃花源般的环境，就像《楚门的世界》，让她们诗书耕读，两耳不闻窗外事，出来以后可能正成了李香君柳如是，这样的稀世珍宝突然到了现代社会，会产生什么遭遇呢?这大概又会变成一部电影的构思吧，不过我想研究她们的不会是社会大众，而是专家学者了，若是一旦社会大众关心起来，她们变会迅速地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子。

顾横波《丛兰》与范珏合作

然而，青春美貌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失去的东西，虽然我们现在有各种影音可以记录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但毕竟大众消费是很快的，你的粉丝们也会很容易地变老变大，今天的时尚也在千变万化，所以今天的大众情人们也是会一茬一茬地出来，又一茬一茬地离开。时间，只有时间才是最无情的!

惟有“秦淮八艳”们，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停留了几百年，也许仍然将继续保留她们的美好形象下去。纵然“红颜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但她们能够留下她们的文字，留下她们的丹青，永远让后人来欣赏。而更加重要的是，她们拥有比男子更坚强的心灵，她们虽然出身风尘青楼，却拥有比“社会精英”们更高的尊严——当异族的屠刀来到江南，当我们的国家沦陷在铁蹄之下，当国破家亡山河变色衣冠改易，千万男子都为了人头而舍弃了头发，甘心蓄起辫子做了奴隶时，站出来的却是柳如是，李香君这些风尘女子。

在当下，有些女性艺人(俳优，歌舞妓)，官府与民间的，中国与外国的，会秀一秀自己的书法与绘画，比如日本的苍井空，到中国来淘金，除了妓艺，还展示一个自己书法的天才，与专业的书法工作者相比，她们的影响力大得多，让我们的少男少女还记得我们祖先有琴棋书画中的书画，值得重新的重视而不要遗忘，何况人家还是外国人，当然有些人会拿她与中国的徐静蕾相比，徐的书法同样好，只是严谨点，苍老师的洒落点，合于苏东坡艺术的理念，行云流水，无意于佳。

苍老师到中国来可不像白求恩，她是要赚钱的，当然国际化社会，这是正常的，愿者上钩嘛。由此想到的秦淮八艳，她们是明末的艺人，而且在六朝故都，亦是明朝初期的首都，那么这些有全国影响的女子居所，工作室，可谓的“青楼临大道”了，对岸又是才子们集聚科举的场所，还真的成为才子佳人风际会的一个气场，引出那么多的佳话，留下说不完的遗韵，当然书画同样是其中的一项。

秦淮八艳们书画留下的不多，无法作出清晰的断明，只能用一个秀字来翻一翻秦淮脂粉的书画之迹，其中马湘兰的书画一门造诣较高，影响较大，马守真相貌与其她八艳女子相比平平，并不出众，所以她在才艺上的追求超过其她，尤其善于画兰花，实际上八艳中爱画兰的不少，这里面有个个自命不凡的感觉在其中，虽然她们身份在当时看来低贱，不影响她们内心的矜持，何况她们选择从良的人物全是英雄与才子，不会把平庸之辈放在眼里的。已知的八艳中除马湘兰外，爱画兰的还有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的一幅《墨兰图》收藏在日本东京博物馆。顾横波的《兰花图》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除了画兰花的四名妓外，董小宛善画蝴蝶，无锡博物馆收藏她的《蝴蝶图》曾在南京展出。

柳如是书法

柳如是留有一幅《雪山探梅图》，柳的小楷十分精致，有晋人风范。柳如是嫁给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此人也是著名文人，声名极盛，郑成功也曾是他的学生)当清兵占领了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平日里大义凛然的钱谦益，走下水池试了一下竟说：“水太冷，不能下”。而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谦益硬拉住了。

至于李香君与侯方域间的故事，更是经《桃花扇》而令一时妇孺皆知，诚可谓“数点梅花亡国泪”。

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伟大的书法家、杰出的文人，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就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之中的顶峰之作。《兰亭序》是王羲之为兰亭集所写的序文，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

王羲之为什么能写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兰亭序》?他的生活和经历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日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在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解析了《王羲之和他的〈兰亭序〉》。

《兰亭序》大家都很熟悉，王羲之大家更熟悉。王羲之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书法第一人。《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大家以前对王羲之的了解都是从书圣的角度出发的，当然，这是他对后世最大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影响，是造福于我们中国甚至世界文化的瑰宝。但是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另外，王羲之除了书法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我们过去所忽略的，甚至鲜为人知的地方。

经过考证，我们还原了1700年前王羲之的生存状况：这是一位从容、大气又多彩多姿的名士，给人一连串“柳暗花明”的惊喜。王羲之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无疑是他古今书法第一人的成就。然而，就他当时的社会影响以及本人的理想追求而言，书法则算不上他最重要的内容。

家学渊源深厚

王羲之是山东临沂人。王家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文化传承多年。

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历史，要重视文化世家的研究。这种文化世家的传承可能延续几十代，即便中间有皇朝的更替，但文化传承却是不会中断的。

当时王家有一个叫王太保的家法。家法第一条就规定王家的子女必须要读儒家的学说，这个是最最基本的。王羲之，从他后来的学问和做人品行来看，他的儒学造诣是非常深厚的。

另一条是玄学。相传王羲之最喜欢写的帖子是嵇康的《太失真》和阮籍的《劝进文》。

家法的第三条是学习文学。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王家的很多人都留下了不少诗书，王羲之的《兰亭序》正是其中非常高妙的一篇。

而说到王家的书法，无论是王导，还是王敦，都是大书法家，他们世世代代都以书法著名的。

王家对王羲之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他对艺术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都随着他父亲的去世，更多地融入了一些人间冷暖，而非洋洋得意，非荣华富贵。他所遭受到的一些冷落，一些白眼，一些欺负，都让他的人生和他的叔伯兄弟不一样。

三次为官两次辞职

王羲之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对宇宙人生的根本追求和对艺术的追求，完全占据了压倒一切的地位。

但是在那个时代，世人都是要出来为官的，王家更是不能例外。

王羲之一旦当了官，不是简单地为了“稻梁谋”，他有一个理想，就是那个时候士人的一个理想——以道统引导政统。不是以执政者的理念为转移，是以文化人的良心、良知来影响政治。而且，他的信念非常坚定。如果他的做法得不到认可，他就不做这个官。

所以王羲之的一生，曾经三次为官两次辞职。他一生完全实现了自己“出黜两可”的理想。

在晋朝这么多的名士里，这么多的官员里，真正能做到出黜两可的，恐怕只有王羲之一个人最为彻底了。

当时很多人都提倡北伐，但王羲之却多次上书不要北伐。王羲之认为，当时国家的策略不在于一味地北伐、一味地使用武力，而是要修内政，以文化来统一中原。以武力打下来的天下，假如在文化上得不到认同，还是要分裂的。

王羲之生前主要的角色在于集名士领袖、政界显要和王家代表于一身。从这样一个视角探望，他一生中除了主政会稽外，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华章。

在他从政的30余载间，朝中多次形成过“三人”权力核心：王导、郗鉴、庾亮;蔡谟、司马昱、殷浩;桓温、司马昱、殷浩等等。遍观朝野，王羲之是惟一一位与上述大员均关系密切，可随时直言的人。

他化解王导与庾亮的冲突，劝和桓温与殷浩的嫌隙，上书司马昱慎重北伐，转修内政等等。这样的大事、要事，乃是朝堂数十年间的空谷足音。只有名士领袖、王门代表的身份，加上“骨鲠”的性格，方能如此作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对当时政坛有着全局性的影响，并非征西将军府长史、会稽内史等地方职务可以局限的。

用文化理想滋养社会

王羲之的人生追求远远超越辅翼当朝的境界：以“道统”引导“政统”，用文化理想和文化成就滋养社会。他仰慕嵇康、阮籍社会关怀的远大目光和宽阔胸襟。

“出黜两可”，论学问道是德化一途，“处士横议”亦为济世之方，无论选择哪一种，皆坚守文化人格，保持个人自由空间，纵心所欲而不逾矩：请赴甘陇、巴蜀宣威布德;著《临护军教》、《遗殷浩书》;聚文化名流于会稽，造就东晋第二文化中心;与许迈、许询、支遁等密切交流，使东土成为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交汇交融的第一块平台……

我们古代以前就有很多文化兴国的思想，但我们今天却很少关注为什么会有那次兰亭雅集?因为当时会稽实际上是当时文化的中央，王羲之在会稽当太守，天下第一佛学家支遁，天下最好的道学家许询，当时最好的文化人，还有最好的书法家，也在这一带。

当时的文化人，顶尖的文化人都在会稽，所以能搞起一个兰亭集会。王羲之代表儒家中国文化，支遁代表佛教，许询代表道教，三个人在王羲之家里辩论庄子的《逍遥游》。

《兰亭序》，我们过去从书法上探究它比较多，但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实际上从文学上讲也是佳作。通过解读《兰亭序》，你完全可以看出王羲之这个时候已经在支遁和许询的影响下，有了佛家的思想，也有了道家的思想，还有自己本来的儒家思想。

很多文学家说，《兰亭序》怎么前面一开始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老少咸集，都是很开心、很欢快的基调，到后来又变成人生苦短、不知死之将至，好像一下转悲了?

实际上恰恰反映出王羲之的这篇作品里，不仅仅只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它包含了佛理，包含了道家的思想。

再回到书法上看一看《兰亭序》。其实，王羲之的真迹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因为王羲之那时候写字的那种纸，到唐代以后就粉末化了，碎掉了。所以他的真迹留不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有20来幅怎么来的?是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把这些能够看到的王羲之的帖子找当时最好的书法家临摹的。

这个临摹不是看着这样写，叫双勾填摹，也就是他的字帖放在下面，然后铺一层纸，拿细线把他的字体描出来以后由书法家在上面写，所以说是非常接近真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