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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用玺印的历史久远，既不是通常人所说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是一些人所说的起源于夏商周三代，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源于古印度印章。作者根据古玉玺藏品进行考证，识其玺纽形制类同于史前文化玉雕，其玺文刻字又近似于新石器时代陶文字符，证明中国玉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制用，因此可说，中国玺印应起源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
一、玺印起源说
中国玺印起源于何时?古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细究之，大体可有四种观点：一说始自史前的三皇五帝时代，二说始于夏商时代，三说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四说源于国外的古印度印章。
第一种说法，即玺印始自史前的黄帝或尧舜的说法，出自东汉时的两本纬书《春秋斗运枢》和《春秋合诚图》。如《春秋斗运枢》曰：“黄帝与大司马容光观，凤凰衔图置黄帝前;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文曰：天皇符玺。”又曰：“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至于中月，与三公诸侯临观河洛，有黄龙五采负图出，置舜前，入水而前去。图以黄玉为匣，如柜，长三尺，广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户，白玉检，黄金绳，芝为泥，封两端。章曰‘天黄帝符玺’五字，广袤各三寸，深四分，鸟文。”《春秋合诚图》则曰：“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五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书称上古“玺印”皆为“符玺”。
第二种说法，即玺印始自夏商时代的说法，古有文献提及，现代又有一些专家予以论证。如古籍《逸周书?殷祝篇》：“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座。”此种说法因《逸周书》的真伪而没有定论，有人说此书出自晋代，疑为后人伪作，但也有人说此书确为周代信史。然公认的东汉信史《后汉书?祭祀志》也说：“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明确说出夏商周“三王”时“始有印玺”。但这是古籍的说法而已，至于“印玺”的实物却一直未见。据传20世纪30年代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三枚铜玺，1940年被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刊布于《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并考证这三枚铜玺为“商玺”。后经董作宾、李学勤诸先生进一步考证，确认为最早的“商玺”。
第三种说法，即玺印始自春秋战国的说法，为现当代一些玺印研究专家的观点。此派论者如罗福颐、钱君匋诸先生认为，“玺印”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列国纷起之后，作为国与国之间政治和商贸活动的凭证信物，“玺印”才应运而生。此说援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此事亦见于《国语?鲁语》：“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与之玺书。”论者还引《周礼?地官》：“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货贿用玺节”;并说这是“玺”字首见于“信史”，所谓殷墟“商玺”，应为商代“族徽”，并非“玺印”。如汉蔡邕《独断》也说：“玺者，印也;印者，信也。”似乎“玺印”就是“印信”。此种说法列举战国出土的“封泥”和“铜玺”作为论据。
第四种说法，即源自国外的说法，是比较国内外印章的出现时间而言。印农《中国印》说：“中国古玺的起源，就现存的实物而论，当在商末周初。……大约在纪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华夏祖先就开始使用印章，并表现出璀璨丰富的印章文化，而在世界各地印章文化都伴随着社会文明的形成一同产生发展，在美索不达米亚、西亚北部、古埃及、古印度与波斯湾地区，他们最早印章的出现还早于中国三千多年。”相对于春秋战国的“封泥印章”，乃至“商玺”，而国外“印章”的出现，实在是太早了。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即距今4600年前，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化遗址发现了1755枚石质印章，可谓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印章”，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早了2000年，比商代也早1000年。所以，此派说“印章”源于国外，从西域传入中国，这实在令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汗颜，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公元前2600年，相当于中国的“五帝时代”晚期，虽然“纬书”说此时的尧舜、甚至更早的黄帝已有“符玺”，但毕竟没有实物佐证，可信程度似乎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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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玺印起源辨
综观以上四种说法，虽各有一定道理，但仔细研究也都有不足之处。
第一种说法，道出了玺印起源甚古。语出汉代《纬书》，也算较早的“符玺”记载，至少在汉代已知传世甚久而不可考，因而上溯至三皇五帝。而几种书均称之“符玺”，与后代所言之“印玺”迥异，似有一定根据。因系“天帝符玺”，不免附会上“黄龙负图”、“凤凰负图”，以证受命于天，这在当时亦属正常。但此说在现代看起来，似乎有点迷信色彩，可信度也就打点折扣了。
第二种说法可信度较强，但也有不足之处，即所谓“商铜玺”印面所刻类似图案，不太象文字，硬说是“玺印”有点勉强。而且，由字源看“玺”为玉字偏旁，初期的“玺”应为玉石制品。还有“土”字旁的“坏”和“玉”字旁的“珎”，说明古“玺”应有陶土和玉石质的，好象新石器时期就有“玺”了。至于铜质的“玺”，一般铸刻为“鉨”或“鉩”、“鈢”，实为商周青铜时代制品。相对于新石器时期的玉石质的“珎”或“玺”，此青铜“鉨”当为后起之物，“商鉨”之前还应有更古之“玺”，只是目前尚无证物罢了。
第三种说法虽有“封泥”、“战国印”实物为例，但将春秋战国“印玺”定为最早的“玺印”，即把“印玺”的风行期视为“玺印”的诞生期也有些不妥。原因是论者的观点有点偏狭，即认为“玺印”的功能仅在于用作外交或贸易“凭证”。固然，春秋战国以后，“印玺”多用作列国之间政治经贸活动的凭信，但此前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宗法盛行的上古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定公三年》)，“玺”是作为标志氏族图腾和权威符号的“符玺”，其功能主要用于祭神祀祖的礼仪活动，其次用于天子征召诸侯的朝觐和征伐活动，即代表神权和王权的所谓“符玺”，而非后世列国之间作为信用凭证的“信玺”。两者的明显区别在于印文形态上，春秋战国时期用于“封泥”的“印玺”，或秦汉后的“印章”，印文均为反字，抑盖出来才是可识的正字;而“符玺”，或用于祭祀，或用于随葬，或用于征召，均是作为象征神权之物，而绝不用于抑盖印信，所以印文均为正字。古玉玺的印文，如同古铜器上的铭文，纯粹是为了“铭刻纪念”，《礼记?祭统》说得清楚：“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到了春秋以后，宗法权威减弱，天子地位下降，列国各自为政，各国之间为取信于对方，不得不借用“印玺”作为凭证，先是抑盖于竹书的“封泥”，后又印盖于布帛和新发明的纸张上。于是，随着用途的改变，印文也变正字为反字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春秋战国以后“印玺”的用途反推否定以前“符玺”的存在，更不能据此论证“玺”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迄今所见春秋战国玺印，其印面多为鸟、兽、虫、鱼形象，即后人所称的“肖形印”，其印纽也往往是动物类的“兽纽”，这些造型并非现代人心目中的艺术形象，而是古时崇祀的象征先祖神祗的“图腾”。这些“图腾符玺”并不用于抑盖印信，而是用于祭奠或佩带，以祈佑或辟邪。此类“符玺”后代也称为“神印”，特别是道教中多用作表达神意、保命护身的法器。
如《道藏·道法会元》中的《雷霆都司符玺》曰：“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又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葛洪《抱朴子?登涉篇》亦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血食恶神，能作祸福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
虽然后代的“神印”不一定和上古“符玺”形制相同，但我们可由此知悉“古玺”的用途，特别是“玉玺”，所谓“以玉事神”(许慎《说文解字》)，古人是用来祈神保佑的“符玺”，并非象后代用于交易凭证的“印信”。所以，我们不能用后世的用途来断定前世无“玺”，正如历史上曾有的“三代无印”论。
元代吾丘衍《学古编》云：“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世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掌，辨其美恶，揭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吾丘衍看出“玺”与“印”之别，即“玺”刻正字，而“印”刻反字，由此而言“三代无印”，却也没否认先前“秦玺”的存在。但说“玺”为“节”则不对，因为“玺”为玉制，而“节”当为竹木制做，形状也大不相同，非为一物也。也可能周代时将“玺”镶嵌“节”上，而合称“玺节”，但更早之前，“玺”应单独存在。比如《左传》、《国语》所说的“追而与之玺书”，此“玺书”便应是“玺字”，或可理解为“盖玺文书”，而绝非“玺节”之类。
唐杜佑《通典》说：“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纽。”可见唐人认定，“玉玺”夏商周三代时有之。清代的潘祖荫也说：“自三代至秦皆曰玺。”卫宏《汉旧仪》还说：“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可知秦以前以玉制印而皆称“玺”，秦以后方改称“印”，并且除皇帝用“玉玺”外，其他人都不能用玉制“玺”，而只能用金属或其它材料制“印”了。如皇后用金印，诸侯用银印，大臣用铜印等规制。所以，不能以后代“印”的制法和用法来推断古代“玺”的起源。
正确的探源方法应该是：考察文字和刻字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用于雕刻玉石而形成“符玺”的历史。目前我国关于玺印起源的研究，有一局限，似乎以铜印出现为标志。其实，根据世界考古研究，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石器时代远早于青铜时代，而新石器时期的玉石文化也早于金属文化。文字的起源与发展与此相类，如世界文字的起源，西方公认是6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泥陶文楔形文字，然后是古印度石刻印章文字和古埃及石刻圣书文字，其后才是青铜器铭文及铜印文字。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文明及文字的发展规律与世界几大古国相似。经近些年考古研究发现，距今9000多年前的贾湖文化遗址的石头和龟甲上，已出现刻划字符，可以说自9000多年前的贾湖石甲字符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起源与发展时期。贾湖字符可能仅算是文字雏形，但到晚些时候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大地湾陶器刻文，文字已基本成型。在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时期，已发现数千个陶文字符，其中不重复的字符有几十种，而大多都是各地重复使用的通用字符，由此可说是约定俗成的定型文字。(见图)当然，这些文字的笔画都比较简单，可算一种初文符号。但是，有了这些文字符号，就有产生雕刻“符玺”的可行条件了，据此也可否定“玺”源于国外说。古印度“印章文字”距今只有4600年，比中国的刻写文字的出现晚了5000年，即便是苏美尔陶文，比贾湖字符也晚了3000年，怎么能说“玺印”来自国外呢?
虽然史前石器或陶器文字，与后来商周成熟的甲骨、金文相比，还算不上完美的“语言文字”，只能算是一种初文字符，但用这些初文字符便足以刻制“符玺”，只不过迄今尚未发现出土的实物“符玺”罢了。这里之所以强调“出土的”，是便于明确断代。但非眼见出土的民间传世的实物“符玺”呢，只要具备时代特征，也应该可以断代。正如于省吾、董作宾、李学勤诸先生考证的商代“铜玺”，实为经古董商转手得之，非为眼见出土殷墟的，也属于民间传世品，但诸位先生比较“铜玺”与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特征，最终形成“商玺”的定论，且传为中国考古史之佳话。那么，更早一些的“古玺”，是否也有传世的实物呢?
三、史前玉玺考
笔者藏有四百余方古代玉玺，这些古玺系笔者多年搜求所得的传世品，非为眼见出土，但从其古旧成色和形制来看，这些玉玺均为世所罕见的古玉玺。细审其中的一百余方玺印，怎么看也不象汉后玺印。根据玺纽和玺文的特征反复研究，初步认定其中五十余方为春秋战国玉玺，另有四十余方为夏商周玉玺，还有三十余方乃史前古玺也。我们可先行研究疑为史前的这些古玺藏品，倘能断定这些古玺为史前之物，由此可基本断定夏商周之前已有玺印，那么，玺印起源于史前时代的说法便有了实物证据。
古玺的断代研究，可从材质、沁色、工艺和形制等方面来入手，而形制方面又包括玺纽造型和玺文字体。下面，我们对以上各项逐一进行探讨研究。
(一)古玺材质
这批古玺，基本为老岫玉材质，其中一部分为透闪玉石，一部分为蛇纹玉石。这些老岫玉是史前玉雕常用材料，也是中国玉器最早的玉雕用材。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玉器，通常都用这样的玉材。所以，由玉质上看，这批古玺的材质同于史前玉雕的用材，因此可断为史前玉玺。
(二)古老沁色
这批古玺的外观，大部分包浆厚重，有的表层基本钙化，沁蚀深透，过渡均匀，绝非人工做旧，看去历经沧桑，老气横秋，明显带有饱经几千年岁月的远古风尘，与出土的史前玉雕相比，其老旧成色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沁色，可断定这批古玺为史前的文物。
(三)琢磨工艺
这批古玺的雕琢工艺，简洁、粗略，寥寥几道“沟槽纹”，凸显轮廓，并无后世精雕细刻之纹饰，见出远古石器时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琢磨”工艺。“攻玉”之石，一般为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石之类，彼时无金属精细刀具，只能用硬石“琢磨”而成“沟槽纹”。正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大同《古玉辨》所论：“石器时代原无刀工，故古玉斧、玉铲之类存于今者，未见其有花纹者，可见上古未开化之前，无刀工之可言也。”另外，玺纽雕像身上均有喇叭口状象鼻穿孔，也符合史前玉雕两面钻孔的工艺特征。
(四)玺纽造型
这批古玺，个头不大，高度大都在5～10厘米，因而玺纽也小巧玲珑。其玺纽造型多为原生态动物，如蝉、蚕、蟾、鸟、犬、狐、龟等，基本为小型动物原形，表现为原始小部落的动物图腾形象。其中有几位原始人形象，可能为先祖神像。这些造型同出土的史前文化玉雕一样，均为原始小部落的图腾造型。由此可证，这些玉玺正是表现原始部落图腾标志的“符玺”。可知，最早的“玺”为原始先民崇祀的代表神物的“符玺”，而非春秋战国以后代表凭信的“信玺”。夏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神徽”，可以说继承了史前“符玺”的图腾含义，但只能算平面的图腾标志，算不上典型意义的“符玺”。因为不管是材质，还是形制，都称不上“符玺”。真正的夏商周时期的“符玺”，笔者也藏有一批，都是玉质的、圆雕的“符玺”，玺纽多为神人、神兽、神鸟、神虫，或者人兽结合、人鸟结合、鸟兽结合、龙凤结合的图腾神像，体现出兼并后的大部落图腾标志，俨然不同于史前的原生态小动物的图腾造型。不管是大图腾还是小图腾，玺纽的造型都是神物形象，可见“符玺”最早应是礼神用品。
在金属冶炼技术尚未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公认世间最美好、最宝贵的物质，莫过于光彩晶莹、坚韧永恒的玉石。献于神灵享用，或与神灵交通的宝物，惟有“通灵宝玉”。《山海经?西山经》：“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越绝书》：“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因而，象征先祖神灵的图腾，往往是用玉制作的“玉图腾”。史前古玺用玉制作，玺纽便常为“玉图腾”，也体现了“以玉事神”(《说文解字》)的原始宗教文化。《尚书舜典》：“修五礼五玉。”《周礼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祀先王……祀日月星辰……祀山川”;“大丧，供饭玉、含玉、赠玉”。玉器作为部落首领和贵族的祭神礼器，生前用于祭祀，死后往往随人殉葬，体现出“事死如生”的古代葬仪。
古玉玺，便经常是用作殉葬冥器的，如著名的玺印专家罗福颐在故宫博物馆编印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前言中就说：“自来集印者，莫不以传世官印均经古人佩用，今据所知，其实传世者皆明器，殉葬物尔。”我们现在由这些史前玉玺，也可以看出古玺之起源与用途，并非象后代战国秦汉时的“印章”用作交易凭证。如果说玺印有“印信”之意，那古人也是取信于神，而非取信于人。只是到了神不可信、天子无威的战国乱世，“印章”才转用取信于人。
(五)玺文字体
中国最古的文字并非甲骨文，甲骨文距今才3000多年，很多考古学家们都说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那么，甲骨文之前还有什么文字呢?应该是刻写于石器上的“石文”和陶器上的“陶文”。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的贾湖文化遗址，发现石器和甲骨文字符号十几种;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陶器文字11种;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陶器文字27种，临潼姜寨陶器文字38种(见附图2)。这些早于甲骨文数千年的文字自然不算成熟，或者说只是单纯的字符，但即便仅有字符，也足可雕刻“符玺”了。看这批古玺藏品的玺文，为阳文正字，字体为简笔字符，颇类史前陶文。比如刻有类似箭头的“↓”，反过来看为“个”;还有刻为“⊥”，反过来看为“丅”的。按目前一般玺印史家的观点，最早的“玺”字为 “↓”、“个”(正反看)，或“⊥”、“丅”(正反看)，表示“抑盖”之意。然后“个”与“丅”合成为“不”，最后基本定型为“尔”。其后，根据“玺”用材料，加上偏旁意符。如用陶土制“尔”则加“土”字旁，写为“坏”;用玉石制“尔”，则加“玉”字旁，写作“珎”，或加“玉”字底，写作“玺”;用金属制“尔”，则加“金”字旁，写作“鉨”、“鉩”、“鈢”。如此说来最早的“玺”字写作“↓”、“个”或“⊥”、“丅”，而笔者所藏古玺的玺文，既有“个”，也有 “丅”，还有刻作“不”的。若依此观点，这几方玉制的玺，可算最早的“玺”，当为“玺”之鼻祖。但以上的观点，是建立在“玺”为“抑盖”意义之上的。倘“玺”字初义并非为“抑盖”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比如， “↓”、“↑”可解为“下地”、“上天”;“⊥”、“丅”也可解为“立地”、“顶天”。另外，“⊥”在甲骨文中可解为表示先祖神主的“土”(社)或“且”(祖)，而“丅”可解为表示祭台的“〒”或“示”，均含有“祭祀”之意。
按说玺纽和玺文应有一定联系，我们看这几方玺文相近的玉玺，若玺文都为“抑盖”之意的话，而玺纽却并不一致，有的为兽，有的为蝉。也可能不同的动物，代表不同部落的图腾，那就应是不同部落的“符玺”。而不同部落的“符玺”，其玺文同为“⊥”或“丅”，应该以表示祭祀的意思为多。这批古玺中的玺文，还有类似甲骨文“亾”或“止”字的玺文，古义又通“亡”或“祚”，均为祭奠之义。另有一方玺文，刻作一个倒立的人形，按照甲骨文解释，倒立的人形就是“屰”字，即“逆”字的初文，意思为死了的人。看来这枚古玺也是祭奠用物。还有一方玺文刻为圆圈“О”，下加两撇“八”，类似“只”字的，颇类台湾高山族古象形文字“人”;反过来看，为下边一个圆圈“О”，上加两撇“丷”，则可能为“鬼”字。原始社会先民崇信万物有灵，天有“天神”，地有“地袛”，人有“人鬼”。《周礼》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万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刻“鬼”的玉玺，肯定是祭奠死人的用品。因此，我们可以知悉：史前古玺很可能源于或用于祭祀，玺纽上的动物图腾和神人像，正是古人祭祀时顶礼膜拜的神灵。若用于随葬，则意味着由图腾神灵导引死者的灵魂返祖归宗。人死而为“鬼”，如有先祖图腾神灵导引，便可升天成神与先祖并列而得享世祀;否则，便成“游魂野鬼”，搅扰生人不得安宁。所以，远古先民多塑图腾形象，生前祭拜，死后随葬。
看这批古玺的玺文，简古难识，只能参考甲骨文，差强猜读。如其中有写作“ニ”的，象甲骨文的“上”字，反过来看则为甲骨文“下”字。有两方“犬纽玺”的玺文字型均作“弯勾”形，大概是“勾”或“句”，即“狗”字的初文。勉强可识的有“狐纽玺”的“豆”，“龟纽玺”的“口”，而“蟾纽玺”的“口”则更象是甲骨文的“丁”。还有一方玺文类似英文“A”的，甲骨文中此字被解为“今”字的初文。另外有些玺文类似甲骨文的“凡”、“止”、“壬”、“川”、“工”、“三”、“日”、“曰”、“百”、“方”、“天”、“瓦”、“乙”、“仃”等，似乎较好辨识。当然，所谓可识的玺文，只是参照笔划近似的甲骨文帮助辨识，有的玺文，即便对照甲骨文，也无法辨识。如此看来，这些玺文比甲骨文还要古老，虽不载于后来的甲骨文，但肯定也是古时文字，只是因年久失传而湮灭不识了。之所以肯定为文字，一是因为刻在玺印上，只能理解为“玺文”;二是可以和新石器时期的陶文进行比较，这些玺文和史前陶文很多雷同。如类似拉丁字母的A、H、I、K、F、U、T、Y等，在史前陶文中均有迹可寻。看这些玺文与那些史前陶文如出一辙，很多玺文在陶文中都能找到。有史前陶文作证，这批古玺当为史前古玺。至于这些玺文的准确含义，当如陶文一样尚待研究破解。颇为可惜的是，其中几方玉玺，经几千年的磨蚀，玺文已模糊不辨了。
通过以上玺纽和玺文考证，可基本将这批古玉玺断定为史前的古玉玺。由此实物作证，玺印的起源当为史前的新石器时代。若以陶文出现的年代为参照，那这些酷似陶文的玺文可证，这批古玺的成器也在六七千年以上，因此说，中国玺印的起源远远早于印度印章，可谓世界最早的玉石玺印。
四、结语
由以上史前古玉玺的考证，可知中国在玉石上雕刻文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后代专称在玺印上刻字为“篆刻”，其实，“篆”字为后起字。“篆”为“竹”字头，义为在竹简上刻字，而“篆”字的前身则为“瑑”，从“玉”，在玉石上雕琢花纹“彖”，方为“瑑”。后来竹简取代玉石成为通行书写用具，“瑑”字的形意偏旁“玉”改为“竹”，变成竹字头的“篆”了。由“瑑”到“篆”的文字变迁，亦可知玺印的早期形态应为玉石刻制，玺印的起源应上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时期。
为什么古代帝王的印章称为“玺”?
印章是中国的一项传统文化艺术，历史悠久，集实用与玩赏于一身。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方寸间充分体现了古人超凡的智慧、精湛的雕刻技巧。 那么，为什么古代帝王的印章称为“玺”呢? 印章，又称为图章，古人称“玺”。如《小尔雅》上载：“玺谓之印。”及东汉蔡邕《独断》曰：“玺者，印也。”秦朝前，无论尊卑印章都泛称为“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章专称为“玺”，臣民只能称“印”。 此外，据考证古代用玉作印始于战国时代。秦时，皇帝用印多为美玉刻成，并饰以龙纹及虎形印纽，故又称为“玉玺”。如蔡邕《独断》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及《说文解字》：“玺，王者印也。” 另据《后汉书.徐璆传.章怀太子.注引卫宏》上记载，秦始皇获蓝田玉雕为印信，其印纽上盘有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写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称为“秦玺”。
虫鸟篆字所刻的“秦玺”(网路图片) 到秦王子婴降汉时献出了“秦玺”，汉高祖即位后就佩带此印，世世相传，称“汉传国玺”。后来，唐朝时改称为“传国玺”。历代帝王都以得到此“传国玺”为符瑞，视为“君权神授”的正统象征。然而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使“传国玺”屡易其主，也因而辗转流失，实令人惋惜。 据专家考证，印章出现始于商朝后期或商周之间，在战国时代逐渐盛行，而完备于汉朝。印章可分为官印、私印，各代表了官府及私人的往来凭证。印章随着朝代不同，也有多种不同名称。 先秦前，官、私印都称“玺”，是印章最早的名称。“印”，最早出现于秦官印中，而汉朝有官印制度，诸侯王用印称为“玺”，列侯、御史、中二千石官吏称“章”，千石至四百石官吏则称“印”。 汉朝的将军用印，一般都不称“印”而叫“章”，故汉印中比较特别的是“将军印”。将军印往往于军事行动中因需要而临时任命将军，并以刀在印面仓促凿成印章，故称之。唐朝时，以印的大小来区分官位高低。武则天篡位后，认为玺与死近音，故改玺为“宝”。唐以后，玺、宝并用，官、私用印又有记、押、关防等名称。 古籍《释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为信验也。”另东汉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及《说文》上载：“印，执政所持信也。”所以传国要玉玺印，皇帝诏策、官爵任免、命令发布、通关边防都要用印，私人交易往来合契、书画落款也要用印。 由此可知，印的内涵就是“信”，即昭诚信，代表本人，也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文 | 叶芳芳 夏超 项晨 陈斯斯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文中学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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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1828-1884)，字益甫，又字㧑叔，号很多，最常见者有冷君、无闷、悲盦等。在传统的人生纪录中，他是咸丰三年举人，三上京城、四试礼部不第，最后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卒于南城官舍——一个天不假年的官场失意者，跟古代大多数读书人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