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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汉代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体制全面继承了秦代制度。

汉高祖即位之初，在陆贾等学者的劝说下，认识到以文治国的重要性，并采纳秦朝博士叔孙通的建议，参照前朝礼仪，制定汉家制度，树立皇帝权威，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在文化政策上，一改秦代严苛压迫的文化政策，政治环境相对轻松，文化氛围也相对自由。惠帝、吕后和文帝时期，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先秦文化典籍得到传承。

在国家政治局势安定之后，丞相萧何对秦代法律进行省改，制定《汉律》。其中的《尉律》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令、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书法的好坏由此成为汉代士人的利禄之门。

武威王莽新简仪礼-二玄社《简牍名迹选》

东汉时期仍然延续了这个政策。汉代有许多高官是因为善长书法而得到升迁，如张汤、陈遵等人。甘肃武威、敦煌等地所出土的汉代简牍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由于书法与利禄直接相联系，因此文字之学和书法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对汉代书法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碑刻以及祠庙刻字、摩崖石刻等书法作品大都是汉代长于书法的书佐、椽史所作，如著名的《西岳华山碑》是郭香察书，《惠安西表》是从史仇靖作书等。汉代人也非常重视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吏民上书，如果书写不规范，就要受到举劾。

秦代李斯等人所编纂写定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小篆识字教材在西汉时期因隶书的通行而渐渐失去其实用价值。汉文帝、景帝以后，民间闻里书师遂将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合为一篇，断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仍称《仓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编纂《凡将篇》，所收录的汉字有些是《仓颉篇》所没有收录的。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纂《急就篇》，其内容流传至今，其他则逐渐佚失。

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王朝的思想正统，并为《诗经》、《尚书》、《周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设立博士以递相传授。官吏的选拔也改为以是否通晓儒家经典为标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西汉初期按《尉律》考核学童的制度逐渐废弃，八体书法任由间里书师教习，而不再作为考试取士的内容，文字之学也因此而衰落，研习书法的人日渐减少。

汉平帝时期，执政的外戚王莽为了笼络人心，于元始四年下令征召天下通晓儒家经典一部以上，以及娴熟月令、兵法、史籀文字等的专门人才，其中通晓文字学者有一百多人。王莽居摄年间，命大司空甄丰校定古籍，将文字加以改定，确定六种书体：

一为古文，即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于墙壁之中所发现的古代书籍上所使用的字体;

二为奇字，即古文而又较为特异的字体。

三为篆书，即小篆，四为佐书，即从秦代开始使用的隶书。五为缪篆，即用于摹刻印章的字体;六为鸟虫书，即用于书写旗帜和符节的字体。其中的隶书当时已经在日常书写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汉代文字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今文和古文之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争。在秦代，尽管朝廷颁行了李斯、赵高、胡毋敬所编纂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全国学童识字书字的标准，但因秦朝统治时间太短，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社会所通行的仍然是书写较为简易的隶书。从四川、甘肃和湖北、湖南等地的秦代墓葬中所发掘的秦代简牍来看，当时用于书写朝廷律令的字体就是隶书，这种情况到汉代依然没有改变。

西汉初期整理写定古代文化典籍时所使用的字体就是这种隶书，被称为今文经。汉武帝时期，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宅，在墙壁中发现一批用先秦古文字体写定的古籍，并将其进献给朝廷，被称为古文经。由于这批古文经的内容与字体和当时通行的今文经在字体和文字内容上有很大差别，如果加以传播就会严重影响今文经师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今文经师的强烈抵制。汉哀帝时，学者刘歆曾上书朝廷，要求将这批古文经立为学官，即朝廷正式官学，遭到习学今文经书的官僚和博士的强烈反对。

王莽执政后，为给自己篡夺汉朝政权寻找根据，也为了拉拢士人，遂接受刘故的建议，将古文经学立为学官，古文从此成为六书(字体)之首。东汉一代，虽然古文经学一直没有被立为学官，却越来越流行，并最终战胜今文经学，成为中国儒家经学的主流。东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古文经学大师，如马融、许慎、郑玄等。他们为研究古文经典而精研古文奇字，对先秦古文字的研究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古文经学家许慎所编撰的《说文解字》，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巨著。

汉代的教育事业已经相当发达，教授儿童识字和书写的书馆、学馆、书舍、蒙学等广泛分布于广大乡村。儿童学书识字既成，即可进入郡学、太学深造，或进入著名经学大师所设立的私人教学机构“精舍”、“精庐”等继续深造。

除了平民百姓，皇帝、诸王子以及贵族官宦子女等从小也要识字、学书，许多人因此养成了对于书法的爱好，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汉元帝、孝成许皇后、汉安帝、和熹邓皇后、梁皇后、北海敬王刘兴等都是如此。到东汉中后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法家，如曹喜、杜操、班固、罗晖、赵袭等。喜爱艺术的汉灵帝甚至在洛阳鸿都门内专门设立了鸿都门学，用以招揽天下人才。

进入鸿都门学的人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即可位升郎中，形图丹青，得到灵帝的宠信与重用。虽然鸿都门学中有不少利禄之徒，并因此而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汉灵帝却不为所动。进入鸿都门学的著名书法家有梁鹄、师宜官、毛弘等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鸿都门学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创举，宋代的翰林图画院实际是汉代鸿都门学的延续和发展。

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

传为褚遂良所书的《大字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笔法，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

商王武丁时期牛胛骨刻文

一个多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石破天惊，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也为汉字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是一个崇拜文字的国度。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话谱系中常与女娲炼石补天、盘古开天辟地比肩并论。相对于远古传说而言，甲骨文的发现就像是一个近世神话，在关心这个故事的人之间纸笔相传。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15周年，山东烟台的王懿荣纪念馆新馆于8月11日举行落成仪式并对外开放，再度把作为甲骨文最早发现者的王懿荣引向前台。当前，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重温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有助于我们再塑对古老汉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还差几个月新世纪就要来临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这一刻突然醒来，送给新世纪一个惊喜。

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动商贩旧称)带了一些龟甲远道而来，按照约定找到了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年过半百的王懿荣此时已执掌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多年，是一位名闻朝野的饱学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学造诣。《清史稿》里特别提到：“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在当时的收藏界，王懿荣享有“得公一言，引为定论”的声望和影响力。

由于刻在龟甲上的痕迹与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处，深通金石文字、有着丰厚知识储备的王懿荣，很快就认出了龟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种文字，因而“见之狂喜”，开始重金收购。

人们后来将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统称为甲骨文。年代古远的甲骨文因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和中国书法艺术之先河。郭沫若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练字骨，刻写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练习，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多为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载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古巴比伦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与汉晋木简、敦煌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合称中国近代学术四大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世界文明史的记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并由此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促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使得20世纪中国的学术轨迹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

甲骨文惊现于世，在20世纪初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地震”。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强烈质疑甲骨文的真实性，梁启超则称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被这令人吃惊的革命动摇了”。

甲骨文发现所带来的效应震惊了世界，华北平原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一举成名。一时间，有些见识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国人也四处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博物馆都以藏有中国的甲骨文为荣耀。郭沫若有诗云：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

发现者之争

对于甲骨文的发现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多有述及，人们普遍认为王懿荣是最早的发现者。

经常骑着一匹白色老马在洹河两岸收购甲骨文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殷虚卜辞》中谈到王懿荣时说，“今之所称甲骨卜辞，彼实发现之第一人也”。王国维也说，甲骨文“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荣谥号)。文敏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

王懿荣于1899年秋开始收购有字甲骨，但让人遗憾的是，他未及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翌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者，除王懿荣发现说外，也曾有过剃头匠发现说，或古董商发现说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声音，因为学界并不普遍认同这种非文字或学术意义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天津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提出王襄发现说，依据主要来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过的学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报》发文支持此说，并指社会上流传的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甲骨文一说有漏洞。王襄也是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和研究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馆馆长，后将所藏甲骨捐献给了国家。

大型涂朱牛骨刻辞(正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发现之路上的接力

在发现之路上，缺少了哪一步，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轨迹和方向，进而影响最终的结果。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蓬勃生机，反过来，学者们锲而不舍的脚步又不断丰富着这一发现，并赋予这一发现以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发现甲骨文所属时代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被认为是第一个确认甲骨文为商代文字并说出根据的人。王懿荣殉难后，王家为了还债，把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转让给了他的好友刘鹗。1903年，刘鹗从所藏甲骨中精选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第一次从私家收藏变成了可供学者研究的公开资料，胡适称赞这本书为研究甲骨文的“开路先锋”。在《铁云藏龟》中，刘鹗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他认为“钟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为商器”，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而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样“以天干为名，实为殷物之确据也”。甲骨文所属时代的发现使得甲骨文一跃而成为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发现甲骨文出土地点

罗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刘鹗家里。他在震惊之下，深切感受到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今幸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适当我之生，则所以谋流传而攸远之者，其我之责也夫。

当时，古董商为了垄断甲骨，谎称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罗振玉经多方打听，终于在1908年从古董商口中探知甲骨实为安阳小屯所出。1915年春，他亲赴安阳，成为来到小屯村实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国学者。郭沫若高度评价罗振玉的作为：“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安阳行之后，罗振玉确定小屯村就是《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到的“洹水南殷墟上”之“殷墟”，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殷墟的发掘。

在研究之余，罗振玉还集甲骨文单字用毛笔写成楹联，成为将甲骨文引入现代书法艺术领域的第一人。

发现甲骨文可以验证《史记·殷本纪》

王国维被认为是最早对甲骨进行缀合的人。容易脆裂的甲骨出土时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国维从几千个小片甲骨中找出属于同一版块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够读通的大段文字。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识和研究的成效。

20世纪20年代前后，疑古之风盛行。值此关键时期，王国维利用新发现的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顺序，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创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对照验证的二重证据法，把中国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郭沫若评论道：“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发现殷墟巨藏

甲骨文的发现撬动了殷墟上覆盖了3000多年的泥土，引发了自1928年开始的历时80多年的殷墟科学发掘，古老的殷商王朝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隐秘世界逐步显现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发现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建筑群遗址50多座、王陵大墓10余座、贵族平民墓葬数千座、祭祀坑数千座、手工业作坊多处，以及大批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奴隶社会形象。殷墟也由此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科学机构组织的发掘不同于民间的零敲碎打，陆续出土的整版大龟和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使甲骨文书法的布局之美、结构之美、章法之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呈现，成为研究甲骨文书法特征的重要资料。

龟虽寿三千岁 永不朽在文字

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因为碰到了王懿荣，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一变而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继续毁灭。一个多世纪以来，殷墟出土甲骨约达15万片，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篇章。

甲骨文的“抢救性”发现，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面对甲骨上的刻写，有人认为那是多余的划痕，有人则认出了那是一种文字。“龟虽寿三千岁，永不朽在文字”，罗振玉的墨书意味深长。

甲骨文出土后，一代又一代知识人承前启后，不吝相传，以发现之功、推广之功、考释之功和提升之功成就了“一片甲骨惊世界”的中国传奇。让人遗憾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经显赫一时的甲骨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计划”中予以特殊扶持的“绝学”，正面临着人才队伍减弱、后备力量不足的现实困境。从“显学”到“绝学”，其间的沧桑变化令人唏嘘。

水有源，木有本。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源头活水和生长之根，从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宏观的文化发展，还是微观的书法艺术，要返本开新，都不能不将目光投向甲骨文。甲骨文的历史很长，已有3000多年之久，但甲骨文被发现、被认识的历史只有短短的100多年，继续发现和认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100多年来，经过几代甲骨学学者薪尽火传、寝馈或废的努力之后，在迄今已发现的45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仍然有3000左右的单字未获释读。有学者把一个甲骨文单字的破译比喻为一颗超新星的发现，可见其难度之大。甲骨学前辈学者罗振玉当年曾将不识之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公诸于世，他满怀希望地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深切瞩望于未来新的学术力量。今天，在提笔忘字已经成为一种危机的情势之下，我们重温一个世纪前甲骨文的发现之旅，或许可以从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术先贤的脚步中获得启示，更好地履行知识分子继往圣、开来学的历史使命，让中华传统文化这棵老树不断绽放出学术新花。

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采，今天仍生机勃勃。书法精品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自然的性灵、溢美的芬芳、凝智的妙趣，人们在欣赏中可以得到审美的享受、哲思的启迪、心灵的美化。

练习书法能丰富自己的头脑，提高整体修养，养浩然之气，积渊博之才，得天地灵性，纳万物菁华，妙发灵机，创物我同心的大境。

一、字是“门面”，一手好字，受益一生。

书法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学书法最基本的活动是写字，而写字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记事和交流感情，起码的要求是把字写得规范、整洁、清楚，使人看了乐于接受，如果把字写得杂乱无章，甚至随心所欲，胡乱造字，读者如释“天书”，无法辨认，就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今社会，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会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增强自信心。

李志伟行书书法作品欣赏 (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展 参展作品)局部

二、书法可以修身养性。

学书法能使人变“静”，培养人的专心、细心、耐心和毅力等优秀品质，从而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这是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常言道：宁静致远，静能生智。当一个人的心灵处于宁静状态时，其思维质量和办事效率是最高的，考试答题更是思路清晰，汨汨而出;反之则心浮气躁、思绪混乱或语无伦次。

三、书法可陶冶情操。

书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习书的严肃性。这就要求习书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状态，以高度的学习热情，俨然诚恳的态度来对待;必须勤奋不息，孜孜不倦;必须加强修养，拓宽意境;必须丰富学识，博古通今，否则必将一事无成。

四、书法有益健康。

书法艺术不仅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是养生保健的有效方法。医学专家研究结论表明，在可使人长寿的二十种职业中，书法名列榜首。

写字是一种高雅的艺术爱好，能使人在挥毫中自得其乐。人在写字时“不思声色，不思得失，不思荣辱，心无烦恼，形无劳倦”，使躯体和精神放松，对肌体起到调节、修复等作用，可推迟或延缓脑的老化。

五、学书法，能提高学习成绩。

字写得好，可以增强自信心，激发学习兴趣，从而带动其它学科成绩的提高。考试的卷面印象分可能会左右着人的一生。如果因为写字差的原因每科被扣掉一分，总分就比别人少六、七分，语文的作文书写印象分可能相差就更大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差一分，档次可能就要降一等!

近来，有人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书法对个人身心反应有何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论大人或小孩，在写书法期间，他们的心跳速率及指头的脉冲均减慢，表示出他们渐渐的进入身心和谐平静的境界，让孩子从小学习书法艺术，对孩子的身心培养是很有裨益的。

书法是古人文化生活独特的部分，虽云“翰墨小道”，实则包容大千。古代文人通过书法感受着深远的文化传承。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修身”虽是一个人的事，但却关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所以修身是做人之本，是成事业的基础，君子务修其本，而书法则是修身的重要课程。这是所谓的书斋时代书法价值的中心所在。

中国传统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由技艺而生的形式，而是源于自然大道，承载着作者的学识修养，表现着人的品格高下，翰墨之妙又与文词之美、文义之深共同构成了书法之美。这是所谓的书斋时代书法特征之所在。

书斋时代的书法重在自我一人。重视过程，通过笔墨抒情、言志、怡性、养生。苏东坡曾说：“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人生一乐。”古代书法家重享受书写过程，重在书写过程中心手交应，物我合一。通过自然书写的过程，通过所书写的文辞优美，寓意深厚自觉或不自觉地达到“修身”的作用。

当然前人的书法重过程，也重结果，但对书法作品的认识及价值判断不仅仅在于形式美，而是“字如其人”，仍要聚焦于“人”的根本。

前人的书法是以“人”为核心，作品顽强地体现着人的在场。我们走进博物馆，一个厅在展出当代书法作品，另一个厅是馆藏的明清书法展，当我们看过当代书展而走进明清书法作品之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两个展厅的反差应该说是极大的。当代书法展厅中众多作者的作品在形式上争奇斗艳、标新立异，各以独立的形式风格彰显其个性，但这些形式给人们更多的是对眼球的刺激，而难以给人以心底的震撼，当我们走出当代书法展厅后，每个人的个性表现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留下的是整体雷同的印象。

为什么每个人都极尽变化而又流入整体雷同之中?因为当代的创作聚焦于创造作品中个人的形式风格，而忽略了作品中蕴藏的内在文化风格和人格魅力，形式风格的千变万化与文化风格的趋同归一使得当代书法创作整体上有雷同感。走进明清书法之中，在对作品的细细品读、对笔势的细细玩味之间，有一种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的感触，这里虽然表现出不同书家的不同笔法、不同体势乃至不同的审美感觉，但没有太多的形式张扬，而通过笔墨自然而然地透露出不同的文化风格和书家不同的气质秉赋乃至人格魅力。与当代创作恰恰相反，在形式上整体无意标新立异之中表现出文化性的风格各自的独立性。

展览时代的书法创作尽管高喊弘扬个性、宣泄激情、独立特行等等，但在与古人相比之时就会发现，此时的书家是扭曲自我、丧失自我而不是突出自我，是为“他”而制作而不是为“我”而创作。

在作品形式上，要适应、适合展览的需要，不自觉地成为展厅形式的“奴隶”，对形式设计呕心沥血力求出奇制胜，对作品要百般粉黛，力求吸引眼球，上次获奖者的形式，成为后来者的样板而趋之若鹜。

尽管在形式上不断求新求变，但其中不无自我价值的失落与扭曲。在作者的创作环境与生存状态上，也失去了以人为本，要打探评委的组成，揣摩评委们的口味，研究流行时尚等等，同时要想着一旦入展或获奖自己将得到的现实的、物质的利益。

创作时还要作出激情四射、天马行空的样子，而实是受制于展厅、评委乃至物质利益而失去或扭曲了本真的自我。

“展览体”书法解脱了“文”与“人”的载荷而羽化为“纯艺术”。书法创作不但与文字的表意功能分道扬镳，而且在书法远离人本的时候，也就远离了当下人的社会生活，远离了社会人群，“展览体”成为圈内人的斗法争宠与对镜自怜，与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渐行渐远，一般读者对获奖作品感到莫名其妙。

一些创新者为了求新求异，只求不与古人、时人、别人雷同而悖离了美的普通规律。只求新与奇而不顾美与否，只有刺激人眼而不求感动人心。“展览体”如同走“T”台服装模特的表演，只可存在于舞台而不能使用于生活。当下书法的种种表现与书法人的创作态度乃至生存状态，值得我们在“热闹中著一冷眼”，在安静中作出反思。

李刚田书法作品欣赏

作者李刚田简介

李刚田，男，汉族，1946年3月生，河南洛阳人。号仓叟，室名宽斋、石鱼斋。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书法篆刻理论家。现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曾任《中国书法》杂志主编、郑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其书法、篆刻作品入选历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历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历届全国篆刻艺术展及其它国内外重要展览活动。书学、印学论文多次入选全国书学讨论会、全国印学讨论会等重要学术会议，散论常见于多种专业报刊。多次被聘为全国重要书法篆刻展、赛活动的评审委员。曾获首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河南书法龙门奖金奖，全国篆刻征评优秀奖，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二等奖，河南省首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中国书协授予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河南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

进入工业社会，一切都求高效率，但是艺术是不能求高效率的。书法是一种艺术，特别在篆书方面。但是有些人还仍在求高效率。我希望容许有保留意见。上年度报上记载法国留学生学篆书的经验，这是错误的。篆书的要求是安祥，是稳妥，是准确。如何能求得安祥?只有从事长期锻炼。中国的篆书要从什么开始?不说书法从甲骨文开始，因为工具不一样，是用刀刻的。铸鼎文是铸件，也不算。我主还是从秦篆开始。自秦开始用笔普遍了。大约秦篆李斯是第一个书法家。

是不是这样，不敢确定。

现在看到的秦篆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和峄山刻石一般公认为宋人摹写的，不算。

李斯篆书《泰山刻石》宋拓本 局部

泰山刻石，以前只知道有二十几字本，后来又慢慢地少了，少得只剩下八九个字。这没有什么希奇。石刻总是要模糊的，石头也会风化。逐步减少，原是常事。但是中国人的拓本自唐宋就传下来了。石头会风化，拓本不会风化。所以唐拓、宋拓能够传下来，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便利。

琅琊刻石损坏不太大。北京博物馆还根据拓本留下了模刻，那真好。琅琊刻石有俯仰，有照应，非常好。

可是泰山刻石却损坏得太不象样了。是不是有好的拓本?有的，可是以前我们看不到。1976年上海书画社根据明安国藏本印了一百六十五字的藏本(缺五十二字)，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学写字的人的最大幸福。这个一百五十六字本，实在太好了。会不会有假的?不会的，因为这里的字迹，甚至原石的凹凸，完全和残存的一模一样，所以不可能有虚假。

附带地说一句，我很希望有人能根据《史记》保留的原文，把缺字按照秦碑的用笔，把碑上缺去的六十字补起来，作为一套完整的泰山石刻。

我有时也想琅琊石刻和泰山石刻不是一个人写的。当然后世说都是李斯写的，正如有人把大量的汉碑说是蔡邕写的一样，其实并不一定。我的想法还没有人提过，可能不一定正确。上海书画社的印本是好，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既然找到安国收藏的原本，为什么要缩印，同样大不更好吗?

倘使把泰山刻石和琅琊山石刻比较一下，以前我总觉得琅琊石刻好，有风韵，美，那时我对于泰山石刻，因为字太少了，不敢下断语。可是较好的泰山石刻出版了，沉着端重。把这两种比较一下，我觉得泰山石刻好，端重的总比风韵的好。当然这还是根据各人的审美观点看，我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篆书到汉代又有一个变异。秦篆结体是长的，汉篆结体是方的。从长到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倘使我们以楷书或行书作比例，我们看到的二王的结体是比较长的，唐人开始以后是方的，甚至是扁的。清代翁方纲提得很正确，结体长的是美的，因此二王的行草是美的，初唐比较长一些也是美的，中唐以后就算是第二了。这一种看法在应用到篆书方面，那就是说汉代的开母石阙、石室石阙，以及此后的《国山碑》都是扁扁的。形制虽然古雅，但是比秦碑完全不同了。东汉的《袁安碑》是非常好的。这一块碑的篆法非常好，而且这一块碑有两个碑眼，更切实证明是汉代的，绝对不可能假的。我曾经得到这块碑石的裱件，真美。不知为什么，这块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了，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希望得到的好好地保留下来，那么对于国家文物竟不是什么损失。这块碑石清代末年才出土。“文革”之中，这块碑石据说在河南一所小学里作为乒乓球板，后来又失去了。可能还会出现，但是出现的时候，必然是曾经受到各种磨损。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有什么办法呢!《袁安碑》有石印本，差得太远了，真不耐心看。

东汉篆书《袁安碑》局部

在三国时候，东吴出现了两块刻石，都非常特殊。一是《天发神谶碑》，没有看到原拓，有印本，书法相当特别，不免有些做作。还有国山刻石，这是就宜兴山上一块大石四围刻着的，气势磅礴，一时还找不到印本。从这两块刻石看，当时吴的文化事业是有很大发展的。

唐代书家很多，但以篆书名家的，只有一个李阳冰。冰字有人掉书袋，读为阳漱，其实不必，因为阳冰阴冰，古代本来有的，不需要改读。

李阳冰是唐代的一位名家。我见到《先茔记》《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等。《先茔记》《三坟记》都写得非常敦厚，《城隍庙碑》就比较雕疏了。《谦卦》似乎太巧了，不够质朴，这个拓本我有过，“文革”中失去了。

后人把李斯、李阳冰称为二李。二李恰巧配上羲之、献之二王。我在最近学习中，感到二王并称是完全合适的。羲之上承前代，综诸字之所长，献之别开途径，启百代之先河。是确确实实可以并称的。阳冰比李斯，中间有一代的距离，可能还不够配合。

阳冰以后，一直到清代，方有篆书名家出来。

在清朝中年如钱坫、阮元、张惠言，都是篆书名手，但是都不够沉雄。尤其在那时候，大字在写法上，是把笔尖切断，因此一则运用板滞，不见笔意，二则下笔以后，随即枯竭，也看不到运用之妙。这一切都直待邓石如出来，才打开一个新局面。相传张惠言在徽州金家教书，金家建立宗祠，张为写好对联扁额，用大石刻好，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天张惠言在街道上看到邓石如在那里卖字，他佩服得了不得，回去和金家说起，决定把原来搞好的对联扁额都凿去了，一切改用邓石如写的字。这里正看到张惠言的服善，和邓石如的笔力。

至少可以说，邓的书法是不可企及的。他最初是卖字的人，每日写一大钵墨。笔力的雄肆，真可以说古今无二。他所写的《弟子职》大屏八幅，揭出三层，笔力不见减弱，这是何等的笔力。我有过，“文革”丢了。

从李斯、李阳冰到邓石如，这三位大家，在篆书上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邓石如的篆书是不是留下一条路，由我们去追求呢?有的。他的篆书是由隶书入手的，所以我们还不妨考虑由篆入手的一条路。不过要想象邓石如那样，以毕生精力专攻书法，我们是没有这个便利的。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说近代的几位有名的篆书家呢?我想可以提出三位。一位是李梅庵(清道人)，他是写大篆的。他的及门弟子陈效韩和我说起，李是要在笔画相交的地位故意顿一顿，这就完全是钟鼎意味了。是不是应当如此呢?一位是赵之谦，他的笔法是飘逸的，完全是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味道。作画是完全可以，作篆是不是应当沉着一些呢?他的笔法是二李后没有的。还有一位是吴昌硕，经过日本人的推崇，吴的《石鼓文》成为当今独步。现在上海的书法会，还是吴昌硕一派的天下。不过我总觉得《石鼓文》是安排妥帖的，是平正的，吴昌硕的篆法一个肩膀高上去，一个肩膀垂下来。是不是这样就是最美，我想留给大家想一想。Diana Madiny的肩膀是平衡的，月份牌的女明星的肩膀是胁肩的，究竟哪个美，各人可以有保留的看法。

整理说明：朱东润先生从二十一岁开始习书，从篆书开始，再隶书，再行草，卓然名家，但谈书法论文公开发表者不多。近日因受委托编纂《朱东润文存》，从先生未刊文稿(主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书法讲座准备的讲义)中整理出三篇，此其一也。原稿前有一行写“一个故事”四字，与内容不合，故另为拟题。希望能保存先生有关书法的一些见解。陈尚君谨识。

朱东润篆书欣赏

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会历来被认为是一次文人雅士的活动，1650多年后，西泠印社出版的一部《兰亭序解读》颠覆了传统说法。作者吴大新经过10年考证后发现：永和九年兰亭会并非“文人雅集”，而是王羲之主持召开的事关东晋命运的秘密政治、军事会议。

绝世书法掩盖了历史背景

事实上，在吴大新研究之前，历来文人和专家确实只对书法感兴趣，《兰亭集序》的真实背景却鲜有人研究。

史载，西晋分19州，而东晋立国仅得8州。当时东晋、前秦、前燕处于对峙、战争状态，东晋王朝建立以来，一直试图北伐复国。然而东晋将相桓温和殷浩不和，北伐多次以失败告终。永和八年，殷浩亲率北伐大军在淮河一线与敌军对峙，国家情势紧急。

《兰亭序解读》有述：永和九年，兰亭所在的会稽是战争的大后方。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加右将军军衔，掌管会稽。那时，会稽连年旱灾，百姓用树皮充饥。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因此吴大新问道：“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

吴大新认为，后人不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因为唐太宗当时非常推崇“二王”，亲自撰写《王羲之传》，因其生性厌恶战争，从而轻战乱背景，重书法本身。这对后人产生了误导。“绝世书法掩盖了历史背景。”

吴大新咨询了一些大学教授，他们也只知道书法本身，讲不出与王羲之有关的历史背景。高中语文课本里也只是单提了书法而已。

“雅集”是秘密军事会议

王羲之因军事才干出众，早先任北伐统帅庾亮的参军、长史(总管)，庾死时对他极力推荐。之后王出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他的清纯高尚被当时的红人殷浩看中，被任命为护军将军。此后朝廷还有意让王担任尚书和中军，但被他拒绝。然而，王羲之上任后却夹在桓温和殷浩矛盾中，多次调解无果，后主动降官到会稽。

吴大新说，王羲之是个正直爱国的人———《晋书·王羲之传》有云：王羲之爱鹅，爱其鸣声高亢激越，爱其一飞千里。“这样一位大将不可能在战乱之际吟诗作乐。”

据此，吴大新开始怀疑兰亭集会的真实背景，并最终发现兰亭诗会这件“文人雅事”原出于一个谬传。

吴大新研究发现，永和九年，农历三月初三，东晋书法名家王羲之邀集友人谢安、孙绰等42人聚会兰亭。“这42人中军方的有22人，‘省军级干部’可考证的有五六人，前线的有3人，2人后在前线战死，只有谢安一人是名士。他们绝大多数在军中供职，绝非传统所说的‘一般文人名士’，大部分来自京城乃至前线，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绍兴，不可能是来赶‘雅兴’的。”吴大新断言，这是一次军政群贤的秘密聚会。

吴大新还告诉记者，清代也曾有人质疑此次聚会，但却没有响应。

王氏后裔：这种观点闻所未闻

吴大新此说一出，便在浙江省文化界引发一阵轰动，也引起了王羲之后代的关注。王羲之第五十四世孙、王羲之研究会理事长王家德说，以前从未想到、也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去年在南京召开的“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活动上，也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

不过王家德并未否定此说，而是认为该新提法必定会引起学术界共鸣。

而出版该书的西泠印社则希望通过此书抛砖引玉，引发“百家争鸣”的效果。“我们只是希望能给经过10年考证的研究者一个发言的机会，这是一种全新的角度，能使更多的人关注王羲之及他的《兰亭序》。”西泠印社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侯辉说。

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

七世纪以后，佛教日隆，文人加入佛教写经与抄经。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佛经文字的精美与思辩的哲理深深吸引文人士子，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文人们在佛法与书法中终于发现并找到一种参透禅机的最简易的艺术方式。

从六朝、隋唐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大书法家均有写经和抄经书法名作，王羲之的《遗教经》、钟绍京书《转轮王经》、唐岂写《维摩诘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般若经》、苏轼书《心经》，《华严经》和《圆觉经》、黄庭坚书《文益禅师语录》、赵孟珧书《佛说四十二章经》和《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近代大师傅心意书《金刚经》及其他血书经卷，弘一大师尝集《华严经》经文为联，以赠同愿，亦书《华严经》、《心经》。

这些当初发自一种宗教虔诚而墨写和血书的经卷，竞成为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而被保留下来。

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也许是因为纸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经刻石。还有一个较深层的原因，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遂发愿石刻佛经。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就是由慧思的弟子静琉发愿创刻的。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壮举的石经，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明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资料。

经幢也属于石刻佛经的一种，或矗立于佛殿前，或置于寺塔旁，被称为佛教的“立体宣传点”。一般经幢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故称“陀罗尼经幢”，用石幢或铁幢刻经也是取其能耐久，不易损坏。它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既是一种建筑艺术，又是一种金古书法艺术。

还有一种摩崖刻经，如六朝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北周小铁山《金刚般若经》’等。这些雕刻在石窟、摩崖、石幢上的佛经，在千百年的历史风雨中，已渐渐消蚀了其宗教的内涵，或成为书法的碑帖被历代书家所临摹，或作为一种历史文物，点缀着佛教胜地。

如果说佛教造像“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高峰”，造像的铭文题记则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尤其是南北朝佛教碑刻中那种古拙、雄健、朴美的神韵，那种结体与章法中“计白当黑”的奇趣，那种运笔中的蛮荒力量;成了有清一代书家“尚碑”的楷模。著名的如北齐《崇因寺碑》、魏碑《龙门二十品》、隋碑《龙藏寺碑》、唐碑《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等。后世碑学家对碑刻题跋的赞美，代表了书法艺术“回归自然”的审美倾向。

书法由于佛教的开展、活动而得以保存、流传，佛法又由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加速了弘扬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共荣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泗水县东南)人。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者。

孔子年幼时家庭贫困，但孜孜于学，曾经向老聃学习“礼”，向长弘学习“乐”，跟师襄学习弹琴。即使做小孩游戏，也以学到“礼”、“乐”为之。曾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摄相等职。他首开教育之学，广收弟子，周游六国专心著述，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历代帝王所重并历追谥至“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对我国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巨大的影响。

相传其书迹有“呼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及“殷比干墓”四字。有人认为，唐朝李阳冰的篆书曾得益于孔子的书法。如宋朝董逌在其《广川书跋》中说：“李阳冰篆书，初学《峄山碑》，后见仲尼书季扎墓字，便变化开合，如虎如龙，劲力豪爽，风行雨集。”

书友精彩回答：

潘格尼尼：摘网上说法：孔子30岁以后几乎每天都要整理古籍和授徒讲学,所以他每天都要书写和讲授竹木简牍。。。。。

个人认为应该是个大书家吧?东周应该只有竹木简，不大可能还有这些东西流传下来，也就无从知晓了!!!

云鹤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