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一方汉代的皇后玉玺,通体晶莹,重33克,上雕螭虎钮,高2厘米,下座2. 8厘米见方,四侧琢有云纹,印面篆文“皇后之玺”。

1这一无价之宝是1968年9月发现的。这天,陕西咸阳渭河北源韩家湾公社14岁的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意外地发现土里有一块闪光的石头。出于好奇,孔忠良把它从土里拨弄出来,发现是一方小巧可爱的印章。带回家后,想磨掉印文重新刻章,他父亲孔祥发嘀咕开了,说这可能是一件文物,第二天就送到了西安。经省博物馆鉴定,认为是一方汉代的皇后玉玺,当即轰动了考古学界。

这方汉玺,印文很象秦峰山碑的书法,行距疏朗,布局谨严,重书法意趣。字的形体方整,笔势方中带圆、圆中带方、工而不板,结构匀称自然。从印章的质地,钮式、文字来看,应当是西汉的东西。一些考古工作者断言是吕后的玉玺,据《汉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玺情况,与史籍记载基本一致。他们认为,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焚掘帝陵和吕后陵的时候,使玉玺遗落土中,后被大水冲到水沟,历两千年才被偶然发现。当时正是“四人帮”专权,江青女皇梦酣之际,听说是吕后玺,自然十分感兴趣,197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江青要求专门汇报玉玺的情况,急切追问说:“现在在哪里?那是相当重要的”。迫不及待地要人“快拿来我看看”,下令速将玉玺调送北京。

江青要的这方玺真是吕后玺吗?学术界争论了一场,没有结果,但公认是一方汉玺,因为它具有汉代印章的特征。

各个时代的印章都有自己的风貌和特色,秦统一六国以前的印章称为古玺。古玺,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印章,春秋时代的很少,春秋、战国古玺质地、钮式、文字都相近,很难分辨。从宋代开始,人们就对古玺进行研究,明代人顾从德搜集的古铜印有1600余方,古玉印160余方,在隆庆五年(1571年)用原印钤为《集古印谱》,每本值白金十两。由于古玺年代久远,其年代的确认长期没解决,起初称为“古印”,在印谱中往往排列在秦汉印章之后,直到清乾隆五十二年(1747年)篆刻家程瑶田通过对“私玺”的考证,才初步揭示出它是春秋战国时代遗物。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高庆龄在《齐鲁古印扭》中,才明确提出“战国古玺”之称,由此而得到篆刻界的公认。从古到今,在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古玺,均由各地的博物馆收藏,有的还进行了整理出版,如1978年罗福颐编的《古玺汇编》,收战国古玺5000余方,把长期分散于各地、各处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又如近年来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等,给古玺研究提供了珍贵、难得的资料。

古玺可分为官玺、私玺、古语玺、图象玺、单字玺和巴蜀文字印。古玺大都以铜作印材,少量的用玉、银等。先秦的银玺不是纯银,纯金、纯银的印材到汉代才出现。玺的大小尺寸,因国而异,各行其是。官玺大小悬殊,私玺花色繁多,阴文玺、阳文玺都有。印面文字采用当时各国的异文,字型变化多端、布局奇崛.多姿多彩,不拘一格。许多印文,很难辨识,印文外多加边框,间有田字格。文字刚劲有力,许多字的写法不同于西周金文,布局上与秦汉印章大异其趣,极尽空灵奇险之能事,疏的地方极疏,密的地方极密,有的字很大,有的字很小,但构思严密,对笔划悬殊文字的疏密挪让,独具匠心,能在不平衡中求和谐,矛盾中求统一。春秋战国古玺的审美意识,为秦汉印章艺术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并且为明、清流派印章提供了艺术养料,直到今天,仍为篆刻创作者广泛借鉴和称颂。

古玺的用途,一是佩带,作为地位和行政权力的凭证;二是封检(玺书),即在文书、货物和仓库的封泥上盖印,除此之外,还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在陶器、漆器等物品上盖印,留下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字等;(2)作为吉祥物佩带,如吉语印;(3)作为殉葬明器;(4)给车马烙印,标示车马的所有权。由于古玺大都随身佩带,几乎都有印钮,多为鼻钮,间有柱钮、亭钮、兽钮、戒指钮、带钩钮等,制作精致生动,反映了时代风貌和较高的工艺水平。

官玺多为方形鼻钮,也有一长柄型柱钮。阴文官玺大多是凿印,印文有司徒、司马、司工、相邦、大府、行府、五官、计言、将军、连尹、工尹、工师、大夫、莫嚣(敖)等官职称呼;阳文官玺,大多是铸印,印文有宗正、将行、后将、大夫、音夫,发弩等官职称呼。私玺一般都比官玺小,形制有方、圆、长方、不规则状等,印钮也多样,印文布局较平正。有的私玺还和各种图案相结合,铸造十分精美,印文纤如毫发却清晰异常,私玺中最有特色的是阔边朱文小玺,宽边细文。醒目清秀,后世篆刻家每每仿效。吉语玺一般只供佩带,当时已能成批翻铸生产、印文有“行吉”、“正行”、“福寿”、‘’宜有千金”、“千秋万事昌”等吉祥语。巴蜀文字印在四川各地常有出土,印为方形或圆形,背面也有钮,印文为战国巴蜀人的象形文字。

印章艺术发展到秦汉,进入鼎盛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进行了“书同文字”工作,令丞相李斯等人,在秦国通用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和改革,创立了小篆(秦篆),废除了六国异文。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冶,并创立了印绶制度,规定皇帝印称“玺”,印材用玉;臣民印称“印”,印材用铜;卑下职官的印信只能用方印的一半,即“半通印”。秦印文字统一采用小篆,继承了古玺自然古朴的风格,但在古玺印文的基础上变圆成方,变奇崛为平正,方中寓圆,活泼灵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秦王朝只有不到十五年历史,留传下来的秦印不多,但1995年夏天在西安出土了近2000枚封泥,从现有资料,可看出秦印与古玺的几点不同之处:

1、秦印印文统一采用小篆,与秦权量铭文和诏版上的文字风格相同,方中寓圆,得自然之趣。

2、不论官印、私印,几乎是白文凿印,刀法犀利,不失笔意。铸印较少。

3、官印尺寸较为统一,在2厘米到2. 5厘米见方的范围内,大多是2. 3厘米见方。私印大多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以长方形居多。即使是方形私印,规格也明显小于官印。

4、官印绝大部分加刻田字格,半通印加刻日字格。罗福颐先生鉴别秦印,“从其具有田字格,并多凿印为标识”,认为“虽未必全当,殆可得其大半”,秦私印也多有界格,甚至三个字的姓名也加刻“目”字格。秦印的边框界格,形成显著的艺术特征,给人以严谨持重的规范感,对印文的线条、结构、章法起到一种调节作用、使印文呈现出规范中有奇趣,均衡中有变化,凝重中有生气的风格。

25、秦官印章法险峻得势,字形细而雄劲,大小一致,充密得当,给人苍拙威严、雍容大度的感觉,没有古玺“空则大空,挤则大挤”的大开大合作风。

6、秦代吉语印也绝多有界格,文字古劲苍秀,别具一格,为后代篆刻家刻石印所效法,印文有“敬事”、“思言敬事”、“日敬毋治“’、“和众”、“宜民和众”、“壹心慎事”等。

秦印在文字、凿刻、大小、格式、章法布局等方面,都有一种划一的感觉,不象古玺那么随便、自然、复杂多变,具有天下一统的时代特征,但秦印与西汉前期的作品,相同之处很多,往往难以区别,反映了从古玺向汉印过渡的特征。

印章艺术到了汉代,呈现出绚丽多姿的局面。西汉、东汉长达420余年,留传下来的印章多达数万钮,明清两代记录汉印的印谱不少,如《汉铜印丛》、《汉铜印原》、《汉铜印林》、《汉铜印谱》、《两汉印萃》、《秦汉印简》、《毓庆宫藏汉铜印》、《两汉印帚》等等。这些印章多数是传世品。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印章亦有数百方,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历史和社会情况提供了许多切实可靠的资料,同时也为我们正确去识汉印的风貌特色提供了依据。

汉代承袭了秦的印绶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善,汉代皇帝、皇后印称“玺”,诸候王也有称玺的,列候、乡亭候、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称“印”,列将军印称“章”。设置符节令丞掌管印章事务,对皇室及大小官员佩印的印材、印体、印钮、印绶都有明确的规定。两汉印章种类增多,应用范围扩大,制作技艺精湛,形制、钮式空前精美,文字处理及章法变化都别具一格,在篆刻印章艺术发展史上奇峰突起,特别是其中的官印,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元明以来的篆刻家都把汉印作为学习楷模。

汉印作为印家的典范,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印文主要采用缪篆,缪篆是在秦印小篆(摹印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缪篆笔画线条简约质朴,结构方中带圆,带有隶意,适宜入印作篆,是汉印的基本书体。它“变小篆之形式,不变小篆之义法”,往往对笔划有所增减,趋向方化,接近于隶书。线条屈曲饱满,端庄厚朴,平正易识。这是战国以来,印章所用文字的最重要变革,对后世篆刻文字影响深远。汉印文字也有鸟虫书,但数量很少,就传世汉印和印谱所见,有一百多方,且都是私印,出土汉印中也有以隶书入印的,但都是殉葬用的明器。

2、汉印继承秦的传统,仍以阴文为主。官印全用阴文,凿铸都有。西汉官印多数采用铸印,罗福颐先生说:“西汉官印文字多半整齐端重,出铸造者较多,用此标识可十得七八而已”。殉葬印多凿印,颁授蕃邦属国头领的印章多为凿印。凿印中有一种“急就章”。都是些将军印,据说是应付军事急需,临时在铜质印坯上草草凿刻的,印文不拘成法。线条往往变形夸张,时有错笔漏划,凿印细浅,刀痕清楚,刀法劲猛,粗拙自然,天趣横生,是汉印所独有的风格。“伏波将军印”在宁夏固原草庙出土,为龟钮镀金铜印,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以马援为伏波将军。

33、汉代官印皆方形,大为汉尺的方寸——2. 3厘米左右见方。西汉初期稍大,有的大至2. 6厘米见方,不列品秩的乡官等,才用方寸之半的“半通印”。私印种类增多,出现了“臣妾印”。私印大小没有规格,多在1. 1厘米至2. 3厘米之间,小于官印。

4、西汉初期的官印,仍保留田字格,和秦印容易混淆,以后边框界格都逐渐消失,这是与秦印的显著区别。

5、汉印的章法布局丰富多样,往往能从整体出发作多种安排,结构谨严工稳,构思精巧,虚实相生;笔划横平竖直,同一个字的笔划距离大致相等;大方浑厚、朴拙天成,到东汉时期,字体的笔划趋向粗拙,与古玺秦印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6、官印印文除四字外,还有五字、六字,甚至更多字的。王莽新朝印文无四字的,多是五字或五字以上。五字印分三行,最后一个字,如“印”“章”等独占一行,是它的特色。

7、汉代官印制度严密,诸候王、三公、列候、丞相等用金印,官阶在二千石的用银印,千石以下用铜印。皇帝、皇后用螭虎钮,王候及秩比二千石的用龟钮,千石以下用鼻钮,佩印,配印的组绶也有具体的规定,等级森严,品秩井然。但私印没有严格规定,用料有金、银、铜、玉、玛瑙、琥珀、石、木、琉璃等;印钮也多种多样,达20余种。私印朱白文都有,西汉中期还出现朱白文相间的形式,汉私印往往在姓名后加刻“印”、“之印”、“印信”、“私印”等字样,这也与秦印不一样。

8、汉印形制比秦复杂,有一面印、两面印、套印等。官印一般只有一个印面。私印中两面印盛行,即一个面刻姓名,另一面刻表字、臣妾、吉语或图象,或者两面都刻吉语或图象,中间横穿一孔,穿上丝带,作佩带使用。西汉中期还出现了套中,在一个大印中套一个小印或两个小印。两面印先秦已产生,远不如汉代普遍,套印创始于汉代,却流行于魏晋。

9、汉代吉语印,常见的有“日利常吉”、“出入大利”、“出入大吉”、“宜官内财”、“长幸”、“长贵”、“日贵”、“至富”、“乐未央”、“宜子孙”等,少数还在吉语前后加刻姓名,如“高成长幸”、“大利林安”等。图象印发展到汉代更加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一般的肖象、动物外,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人物、车骑、建筑等,吉语印、图象印中不少是两面印。

10、汉印中的殉葬印内容十分丰富,殉葬的官印,一般用铜或石木玉等材料制作,凿刻草率,与汉代的铸官印大异其趣。

总的说来,汉印的特点突出,它以阴文为主,采用缪篆,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工而不板,带有隶意。总的风格是端庄厚朴,匀称方正,构思精巧,气度从容,毫无后代印章的做作之感,汉代印章艺术成就卓卓,后来用“巅峰”、“顶点”等字眼来形容它,把它与晋代的书法,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和宋元绘画相比拟,成为历代篆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明清以来的篆刻家都以“法秦宗汉”为正统,主张“摹印由来溯汉秦”。秦汉印章艺术对后代印章篆刻影响深远,是我国印章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现陈列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碑高2.92米,宽1.07米。

碑主人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刊石立表以纪之。碑阴三列,上两列各19行,下列3行,刻有捐钱人题名和钱数。碑阳隶书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字径3.5厘米。碑阴刻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共3列41行323字,隶书,字径3.5厘米。额篆书“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2行12字,字径9.5厘米。书体意在篆隶之间又能有意曲屈,似汉印之缪篆。12字分两行而无列,布局紧密大小错落,浑然一体,或挪让、或盘曲、或长短、刚健有力,实为额中之妙品。

此碑在明初掘地时发现,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碑文完好可读,到明正德年间,仅残缺5字,“东里润色”4字尚好;清乾隆年间,“东里润色”“东”字泐半边,“润”字泐半边,其水旁尚存中点,“色”字与下边的“君”字泐大半。建国后,在东平县政府院内建亭一座,立碑于内。1966年移至岱庙炳灵门,外置玻璃罩加以保护。此时残泐65字,不可认读的36字。1983年10月移岱庙碑廊。

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词旨淳古,隶书朴茂,字体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蚕不并头,雁不双设,外方内圆,内捩外拓,是雕刻、书法艺术的珍品。最早著录此碑的是明都穆《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其为后为摹刻。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刻碑书风朴茂端直,非汉人不能为,再加上自然剥落的痕迹,更非人为,碑为原刻。1973年出土的《鲜于璜碑》与此碑风格相近,而《鲜于璜碑》早《张迁碑》21年,二者均为汉隶中方笔之典型。

《张迁碑》流行的有明拓本、清拓本、影印本和翻刻本。明拓本为最早版本,而又以其第八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的故宫博物院藏本为最佳称“东里润色”本。张迁碑是汉朝时的产物。碑文的内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除歌功颂德之外,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和三世因果积德观。

三世因果积德观。张迁的祖上,追溯到周朝的张仲,汉高祖的张良,文景的张释之,孝武的张骞。特别是汉朝,张氏辅助刘皇,更是人才辈出。“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旦於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好像张氏就是刘家的忠诚追随者,冥冥中世代相随。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一代。汉朝的张氏能累世出英才,乃开朝元老、道派人物张良的阴德和家传秘诀所赐的。“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有势不使尽,多为子孙计。张氏辅佐汉室,其德义世代都有继载,直至于君(张迁),蝉联不绝。张迁本人,对汉家朝廷忠心眷眷,对家庭长辈孝顺,认真研习《易经》,聪明又善于谋略,深懂为政之道。“孝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於从畋”。

当时人们对一个当权者张迁的功绩是怎样评价的。一是善于出谋划策。“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二是治理谷城有方,人民安居乐业。“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犂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三是性格好、人品好。张迁为人宽容善良,讲恺悌和乐,崇尚仁义。张迁如白雪淳厚、兰花芬芳、深渊鱼儿、爱民棠树等等不一而足。张迁比历史的子贱还大气,具有子产文章的仁德,如召公善政,集晋阳和西门豹两人的长处。

整篇《张迁碑》文,结构严谨,真情实感,读之有味。受它的影响,现代的族谱结构、体例多有仿照,先列清宗族源流,后逐一把历代种族名人功绩予以铺排。《张迁碑》上半部分,罗列祖上名人,特别是汉代以来的名人;然后重点突出张迁事迹,并与历史名人比较中闪亮其功绩。

集评:

清·梁 巘:学隶书宜从《乙瑛碑》入手,近人多宗《张迁》,亦适中。(《评书帖》)

清·杨守敬: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平碑記》)

清·刘熙载:汉碑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

清·康有为:至于隶法,体气益多:凝整则有《衡方》、《白石神君》、《张迁》。(《广艺舟双楫》)

《张迁碑》的风格特征

公元186年,即东汉灵帝中平三年二月立的《荡阴令张迁碑》,亦称《张迁表》,发现手朗万历年间,碑字书法为东汉时期隶书碑版代表作品,历代书家对《张迁碑》都推崇备至,清代大书家何绍基临此碑达一百余通,力学不倦。下面谈谈我对该碑临习的一点心得。

一、高古

著名书法家沃兴华曾说过,追求古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字体往上靠,如隶书字体往时代更久远的篆书靠,楷书字体往隶书靠等;二是淡化偏旁部首。东汉重视文字的规范,并于公元175年由著名书家蔡邕书写《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以求达到整饬汉字的目的。《熹平石经》的文字和今天的规范汉字已差别不大,但十一年之后方立的隶书《张迁碑》中还是夹杂有很多篆书笔意,在结体上,《张迁碑》字形方正,重心下移,也不似标准隶书那样偏方。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已经对汉字进行分别部首的研究了,但在其后的《张迁碑》有些字还是忽视偏旁的区别,不有意地将偏旁写小,写隶书带有篆书的意味,又不随时代潮流,强调偏旁观念,自然显得“高古”。

二、朴拙

《张迁碑》的朴拙主要体现在用笔和结体上。《张迁碑》用笔多方起方收,线条粗短,很少有夸张的蚕头雁尾和明显的一波三折,显得“平硬厚重”。在结体上又往往上疏下密、上大下小、上松下紧,造成一种看似头重脚轻不稳定的动势,这和用笔形成了一种动静对比,显得稚拙生动。比如“君”字,夸张上部,缩紧下部的“口”,上部空间大,整个字的中心下移,拙趣就跃然纸上,“幕”字则一反上中下结构宇上紧下松的常态,上中部结合为特大,下部奇小,初看头重脚轻,细看这种上疏下密的结构是在平稳中得天趣。再如包含有“人”形结构的字,“令”字“人”在上,一撇一捺就舒展,上部空间大,显得险峻,下面的笔画一凑紧,动态就出来了,而“夫”、“夷”和“謇”等字“人”字结构在中间和下面,这一撇一捺就写得收敛平稳,显得朴茂敦厚,在《张迁碑》中经常出现为了整体风格的统一而改变了符号的形状的情况。

三、雄强

《张迁碑》起笔常有“皮包骨”之感,浑厚高古,中段行笔提按起伏,有节奏和微妙的一波三折感,笔画不长但尽势,显得“笔短意长”。线与线之间强调粗细、长短、虚实、方圆、张弛等对比关系,如“字”字宝盖头方笔劲挺而收笔圆转,“公”字上面两点粗短下部则盘成三角形的铁线钗,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张力。点画生结构,与方折的点画相呼应,《张迁碑》结体也特别方整、稳健,有些折笔往内弯曲收缩,呈内佯状,显得特别峻挺,而且空间正形与负形对比度强,也就是宇内空间与字外空间抱成团块,如“君”字的“长撇”短促而向上回望,与第二横收笔的顾盼形成气势上的呼应,构成了一个大团块,下部的“口”是小团块,“口”部最后一横起笔的右斜,又暗示了大小两个团块之间构成的负形的游走方向,可以说是整体感和强对比构成了《张迁碑》骏利豪爽奇骨雄强的趣味和效果。

四、浪漫

两汉的书法不像唐代法度森严,特别像《张迁碑》这样上承篆法,下开魏晋风气的作品,它处于书法艺术的进化完善的过程中,也许它本身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使我们得以窥视隶书在演变过程中的风貌。而且《张迁碑》笔短意长,常常意到笔不到,行笔有节奏和韵律感,章法上一波三折,曲径通幽,使许多宇看似不衫不履,用笔粗细不均,或左右错位,轻重失调,方圆相斥,然而得一种天真烂漫的憨情稚态,也正是这种不完善给人以无限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

总之,《张迁碑》的特征可归纳为高古、朴拙、雄强、浪漫,作为汉碑中方笔的代表作品,《张迁碑》虽以方笔为主,但还是以势方形圆为高妙。临习时应强调其用笔上的“重”,也就是份量感和厚度感,锋势沉稳,笔壮墨酣,墨色深邃有注入感,诚如黄宾虹先生所说:“写将浑厚”,学习《张迁碑》以训练线条质量为上,在结字中找趣味,从章法中寻求节奏,只要临习方法得当,勤学苦练,必将一日有一日之体会,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田燕)

《张迁碑》释文

[原文]: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之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折珪於留。

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向啬夫,啬夫事对,於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

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狄,东勤九夷。荒远既宾(殡),各贡所有。

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暨(既且)于君,盖其缠联(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向。孝弟于家,忠(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畋)。

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徵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算民,不烦於乡。

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

[译文]:张君名讳迁,字公方。是陈留郡己吾县人。张迁之先人,出自周朝,周宣王中兴之时,有个张仲,以孝著名,只要看一下《诗经》之“雅颂”部分,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其祖先的情况。汉高祖刘邦兴起之时,有谋士张良,善用计谋,能筹划于帐幕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后来被封为“留侯”。

在西汉文帝和景帝之际,有个张释之,他是一个忠于职守、敢提意见的辅佐大臣。(他跟随)文帝游上林苑。文帝问苑中有多少禽兽?苑令答不上来。又问啬夫,啬夫却对答如流。于是文想提拔啬夫为苑令,苑令退为啬夫。张释之建议说,这不可以。因为苑令有公卿大臣的才能,啬夫只是一个只会喋喋不休的小吏,不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文帝就听从了他之的意见。

汉武帝时,有个叫张骞的人,广泛地勾通了诸地与本土不同的风俗教化,开拓、安定了边境地区。其范围南面包括了八蛮、西部羁糜了六戎、北部威震于五狄、东西到达九夷。荒远地区既已宾服大汉,都来进贡他们的特产。

张氏辅佐汉室,其德义世代都有继载,直至于君(张迁),蝉联不绝。他继承了这宏大的端绪。州牧、太守相继,都要不曾辱没这大好的声名。在家中他能尽孝悌之情,在朝廷,也能作到忠厚正直。他能通晓京房的《易》学。能聪敏地掌握权变策略。他是以文从政的。

张迁少时任郡吏,他能精确熟练地完成任务,故常常成为骨干力量。又多次成为郡守的从事(郡守自辟的僚属).并不因为他自己不事张扬而不为人知。故后来他被拜为郎中和谷城县长。农历七(农忙之时)能够做到四门不闭;腊月行祭之日,他将囚徒放假回家,他们都能按时归来,以感谢他的恩德。八月计算人口赋税等事,也不麻烦乡人。

他随便住在很简陋的村落的院子中。他体虚年迈之人。(在他治理之下,社会风气良好)能做到在路上丢了东西,无人捡为已有;种完地后露宿野外,也不会有任何问题。黄巾起义后,城市都被烧毁,惟独他治下之县城完整无损。

[原文]: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召(邵)伯分陕,君懿于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於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於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求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芾(沛)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惟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译文]:孔子曾说子贱所在的地域及其气量太小,而张君与他完全不同。《尚书》载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张君最崇拜其宽容;《诗经》讲恺悌和乐,张君受其恩惠最深;东里子产以润色文章著名,而张迁最爱的是其“仁”字。召公分主陕地以西,他在甘棠树下留下善政美名,张君之美名,亦不相让或犹过之,昔日晋阳(董安于)性急,故佩韦(皮绳)以自警;西门豹性缓,则带弓弦作为鉴戒,而张君素质很好,能兼二者之长,张君之善流美八载,现在改任荡阴县令,吏民奔走相告,送别者多如云涌。周公东征三年,西人怀着哀怨思念,奚斯曾作《鲁颂》赞鲁,正考父作《商颂》歌殷。前代的贤哲已有颂德之遗芳,有功不记,后人就很难再写。于是现在就刊石竖碑,以流传万载。三代(夏、商、周)情况,虽然时代很远(由于有颂词传世)又觉得很近。《诗经》所载都是旧事,我们所云,却是新闻。

美哉张君!你既交敦厚又单纯,你有白雪一样的本性,又有孝敬父老,尊敬他人的仁德。纪其行而求其本,就像兰花生来就有香味。能够预知因有征兆。安抚治理卓有功勋,事良策不轻显露,就像鱼儿潜藏深渊。国家的栋梁,为民所爱,就像周人爱护召伯虎的棠树。树虽弱小却温馨宜人,天乾之道不会有错,惟有善良才为人亲近。受此福祉,应像南山一样永恒。祝其官禄无穷,并传至子子孙孙。东汉灵地中平三年,干支为丙寅,二月初见打雷之月,时在上旬,正是阳气上升,阴气下沉的转变之际,为了感谢旧时明君之恩德。故吏人韦萌等人,众口同声,一致同意雇用石工师傅孙兴,刻石立碑,以告示后人,共享天赐之福,直至于千秋万代。

《张迁碑》全文注释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1)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2)。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3)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於留(4)。文景之间,有张释之(5),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6),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7),更问啬(8)夫,啬夫事对。於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9),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10),广通风俗,开定畿寓(11),南苞八蛮(12),西羁六戎(13),北震五狄,东勤九夷(14)。荒远既殡(15),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16)于君,盖其繵縺(17),缵戎鸿绪(18),牧守(19)相系,不殒高问(20)。孝弟于家,中謇(21)于朝,治京氏易(22),聪丽(23)权略,艺于从畋(24),少为郡吏,隐练(25)职位,常在股肱(26),数为从事(27),声无细闻(28)。徵拜郎中(29),除谷城长,蚕月(30)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31)。八月算民(32),不烦於乡。随就虚落(33),存恤(34)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35),其道区别,尚书五教(36),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37)。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38)分陕,君懿于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39),君之体素,能双其勋(40)。流化八基(41),迁荡阴令。吏民颉颃(42),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43),有功不书,后无述焉,於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44)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45)。於穆(46)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求本(47),兰生有芬。克岐有兆(48),绥御有勋(49),利器不觌(50),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51)。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52)同声,赁师(53)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无祚(54),亿载万年。

注释:

1、陈留己吾:陈留,郡名,今河南东部。己吾,地名,今河南东南;

2、焕知其祖:明白地知道(张仲)是其远祖;

3、高帝:汉高祖刘邦。龙兴:喻新王朝的兴起。帷幕:此处指军中的帐幕;

4、析珪:受封。析:中分,一半在天子,一半在诸侯。留:地名;

5、文景:西汉文帝和景帝;

6、上林:苑名,秦曰苑,养禽兽供皇帝春秋打猎;

7、禽狩:以狩为兽。石门颂有“恶虫弊狩”亦通此例。苑令:指上林;

8、啬:小气;

9、啬夫:苑令以下的小官,此处指上林里养禽兽的小官。喋喋:多言;

10、孝武:汉武帝刘彻。张骞:人名;

11、畿寓:畿宇,疆宇,国土;

12、苞:包括,指势力范围所及。八蛮:对南方部族邻国的鄙称;

13、羁:ji,平声,束缚。六戎:对西方部族邻国的鄙称;

14、震:通振,震慑,以威力服人。五狄,对西北方部族邻国的鄙称。东勤九夷,使东方的九夷来为汉帝国效劳;

15、殡:以殡为宾。宾:曰服之意;

16、爰既且:当为爰暨,汉魏碑文中习语。爰:语气助词。暨,及,到;

17、繵縺:即蝉联;

18、缵:zuan,三声,继承。戎:同汝。全句为继承张家的恢宏的造绪;

19、牧守:州郡的长官,州官称牧,郡官称守;

20、高问:崇高的声誉。问:通闻,声誉;

21、中謇:以中为忠。謇:jian,三声,a,正直;b,口吃,言辞不顺;

22、京氏易:《京氏易传》,西汉京房作;

23、聪丽:聪,察也;丽,思也。全句是善于观察与思考权变谋略;

24、艺于从畋:畋,tian(二声),打猎,此处应为“政”,多才多艺;

25、隐练:隐,安也;练,干也;

26、股肱:肱(gong,一声)。辅佐皇帝的大臣;

27、从事:官名;

28、细闻:微词,隐晦的批评;

29、郎中:官名;

30、蚕月:夏历三月;

31、腊正之祭,休囚归贺:腊祭百神,纵囚归家;

32、算民:汉代的人丁税,亦作“算人”,碑中为别体字;

33、随就虚落:随时造访一些林落,虚今作“墟”;

34、存恤:安慰抚恤;

35、子贱:孔子的学生,孔子叹息他治理的地方太小。蔑:小也;

36、尚书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37、诗云恺悌,君隆其恩:恺悌君子,温和乐观而又简朴平易近人;

38、邵伯:即召伯,西周时人;

39、晋阳佩玮,西门带弦:韦,碑作玮,牛皮条,取其柔韧之意,弦门弦;

40、君之体素,能双其勋:体素此处指气质;

41、流化八基:广布教化八年。基通“期”;

42、吏民颉颃:吏民上下奔走;

43、前喆:喆同哲,前辈的哲人;

44、三代:夏,商,周;

45、诗云旧国,其命惟新:至周文王,周乃成为新国;

46、於穆:赞叹词。於,叹词;穆,美;

47、纪行求本:求有释“来”,误。言纪其行而求其始也;

48、克岐有兆:克岐谓渐能行走,后多借以形容幼年聪慧。有兆,有预兆;

49、绥御:绥,安也。御,治也;

50、觌:di,二声,相见,觌面;

51、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应作蔽芾,幼小貌。温温,和柔貌。恭人,谦恭之人。

52、佥:qian,一声,全都;

53、赁:租,租房,租车,出工;

54、祚:福,皇帝的地位。

品格之高不在迹而在意,评品不在青绿水墨间,自属正论。

——潘天寿谈《浦山论画》眉批

12005年9月份左右,第一次去人民大会堂看演出,在大会堂一楼大厅里看到李苦禅先生以胜日夏荷为内容的巨幅屏风画作,我两次站在画作之前欣赏、留恋足足有20多分钟,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精彩。当时就想,李苦禅先生这样的巨幅作品受潘天寿画风影响很大,要是能亲身感受一下“传说”中的潘天寿先生巨幅作品的震撼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及至后来,翻阅了很多潘天寿先生的艺术资料和作品图片,我更加坚信,在中国绘画史上,能把作品画的如此之大、如此之大气魄的潘天寿可谓第一人。“继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之后,只有一位可称得起为传统派大师,就是潘天寿。”(朗绍君语)我觉得郎绍君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

和其它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一样,潘天寿的成功虽然不是主要得力于书法艺术锤炼的笔墨,但绝对离不开其超一流的驾驭笔墨的能力。潘天寿对书法艺术理论和创作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书法艺术上同样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2一、潘天寿书法艺术的特点

最近一个时期,我与很多朋友聊天和评价作品的时候,总喜欢用一个词,那就是“干净”。其实这是一种通俗化了的语言,主要是针对当代很多书法作品在用笔上、外在形式上想法太多、太过复杂;很多国画创作在用墨、用色上有污浊气、不通透等而言的。如果放在文章中的书面语言,“干净”一词代表的本意应该是准确、简洁、清澈。我觉得潘天寿先生的书法艺术带给我的第一感受、也是我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气息“清”。见图一“笔有误笔”条幅。气息上的清是我说的“干净”的最高境界。至于一件作品的气息是否“清”,也许我们不能准确地说清楚、分析出原因,但我们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在潘天寿先生的书法作品中,特别是一些画作的题款中,有一种和别人很不同的特别清澈的气息。特别是其书法艺术从碑版中脱胎而出,而仍能得“清”的气息就显得更加不容易。要做到气息上的清,通过苦练可以使结字、笔法都更加准确,也可以做到更加简洁,但在一根流动的线条、一个生动的结字和一幅作品中如何得清澈之气息,真的很难,似乎也不仅仅是苦练可得。我私下觉得作品中的气息实乃人格、人品之气象的外在反映和物质化。所以,潘天寿书法艺术中的这种“清”气应该得缘于其人品和人格。那么潘天寿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品格才使作品中产生了这样的“清”气呢?(我不敢这样一步步的追问下去了,不管什么样的智者,如果接连追问20个为什么,可能都会被问傻的。但做学问、做艺术有时是需要这样傻子似的思考方式的。)我觉得是其对艺术的极大真诚、一种做人为艺的傲骨,还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吴冠中在评论潘天寿书画艺术的时候讲:“所谓格调,体现的是作者的审美品位、人生态度。任凭吹毛求疵,谁能找到潘天寿任何一件作品中的媚俗心态?”我之所以说潘天寿先生有傲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潘天寿1961年所作的“小亭枯树图”中的小亭,见图二。这是我见到的最有个性的亭子,整个亭子的瘦硬和右角的向下弯折显得凄美冷峻、傲骨嶙峋,让人心里酸酸的同时产生仰慕和钦佩,这是别人所未曾带给我们的。由此,潘天寿的人品、艺品可见一斑。潘天寿自己在《论画残稿》中也讲:“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应。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 这也可以当作我们分析的一个例证。所以说潘天寿书法中的“清”更多的得缘于其品格是有一定道理的。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笔法、墨法、章法等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部分的理解和解释,但在气息、境界层面上的东西我们有时真的无能为力说清楚,只能靠感受、只能凭自己探索和尝试。

潘天寿先生书法艺术的第二个特点是用笔“方”。我觉得潘天寿先生的用笔几乎笔笔都是方笔。并不是说方笔就好,圆笔就不好,而是分在什么地方去用、分去表现什么。因为潘天寿先生一直强调“强其骨”的艺术理念,他创作的画作很多尺寸都特别大,如果没有相应的强调骨力、力度的方笔可能很难成功,就更别说要表现时代的大气魄了。所以潘天寿擅用方笔应该是自然的事情。还有,我们传统的说法,或者说是大多数人认为,方笔是笔法控制出来的一种线条形态,当然不一定是指物理形状上的方形,但最起码包括了这样的要求和所指。而我觉得,我也是在翻阅大量的潘天寿先生的作品,特别是国画上的一些用笔之后得出的感受,方笔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形态所指,其更高的或是更准确的应该是审美感受上的一种意态所指,不管其物理形态上是否是方的,但在给欣赏者的感觉上是方的,是有骨感和力感的。无论是书法还是画作,特别是尺幅很大的大画,潘天寿几乎都是方笔、方线,这是我最近一个时期对潘天寿书画的最大感受。

3其书法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章法“奇”。首先表现在他的整个作品的大章法上非常自由、松散,不拘谨;在行距上借鉴黄道周的紧字距宽行距的特点,显得非常舒朗;在局部单元和单个结字上经常出现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处理,有时一个字的结体被夸张后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几个字结体的长度,有时在长卷作品中夸张适用长线,使作品在整体上显得很生动,充分表现现代艺术构成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增加了其书法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其书法艺术的不足一方面是在用笔上,有时不拘小节,在起笔和收笔上动作作不到位,显得比较简单和草率;另一方面是没有充分发挥墨法的变化作用,在墨法上显得比较单一,几乎没有墨色的变化,这两点和他作为画家更多的注重造型、更多的考虑章法、结构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能求全责备,那样就没有自己的特点,也就不称为艺术家了。

4二、潘天寿的艺术思想

就艺术境界而言,潘天寿先生的国画比其书法艺术的境界要高,但在我翻阅了潘天寿先生的大量资料之后,我觉得我最敬佩先生的是其艺术思想,虽然他的国画和书法艺术曾经那样的让我迷恋和崇拜。

很早以前就觉得艺术品其实是艺术思想的一种物质化,没有伟大的艺术思想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作品产生。记得一次在大庆新华书店一堆旧书里、在很仓促的时间里翻了毕加索画集中的几页艺术随感,虽然是囫囵吞枣式的看和理解,回家的路上我和一位朋友大发感慨:“毕加索天生就应该伟大,他即使不作画家,也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或是统治者。因为他的思想、他对问题的认识太深入、太伟大了。”就因为这番感慨,曾经被朋友奚落过好几次。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所以无论是在书画创作还是理论研究中,我都特别关注一个艺术家的艺术思想怎样。潘天寿先生的成功就是这样,如果他首先不是一位思想家,他就不会创作出如此大气魄和震撼人心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中国画和中国书法。

他最具有贡献的艺术思想是“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理论。二三十年代,受西方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画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在艺术思想、观念上更是一片混乱。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用西画改造中国画。我在前面评论徐悲鸿文章中曾经提到过,徐悲鸿的艺术观点是建立“新中国画”,他不承认是对中国画改良,也不是中西合璧,他一再力倡“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强调“精确”、“精密”和写实主义,“山水须辨地域”等观点。而潘天寿认为“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他还讲,如果以西画融入、改造中国画,或是以中国画融入、改造西画,都会损害两方之特点和艺术的本意。后来,潘天寿先生还明确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提法以及“绘画都是从自然界来的”、“西洋素描就是摹写自然最科学的方法”等观点,强调中国画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造型基础,主张摒弃以明暗素描作为中国画基础训练的教学方法,而代之以传统的白描、双勾练习…….见图一、图二,从这两幅小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天寿先生白描的手上功夫,更可以从白描线条中感受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线条纯净、清澈的内美。(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中国名画家全集.潘天寿>255页,著者:卢炘)。这就是潘天寿先生著名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理论。现在看来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的啊,但我们只要把这样的一种观点放在当时那样一种环境背景下考虑就知道他的不容易了。要知道在当时美术界、文化界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一派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恢宏,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并不是谁最先认识到、认识的最深刻就成功了,而是谁能坚定的坚持到最后。

5前一段时间阅读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的《我的哲学之路》一书,先生在自序中深刻反思:“我们回想一下,这50年是否产生了哲学界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而且在三四十年代所出现的一批有创见的“哲学家”,为什么这50年也没有能继续发展他们的哲学思想?”问题提出之后,先生分析原因为:“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但更主要是我没有摆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对我束缚的勇气;从社会环境说,20世纪后半叶没有产生“哲学家”的条件。”所以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摆脱当时社会政治或者说是主流意识的束缚,敢于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是何其可贵,也正是因为潘天寿先生的“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这一艺术思想和其创作实践的影响,才使传统中国画少走了很多弯路,保持了原本意义上的纯粹。因而每一个热爱中国画的人都应该向潘天寿先生深深的鞠躬!

在这文章的最后,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需要强调。

1963年,时年67岁的潘天寿先生任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在交流过程中,感到日本热爱和学习书法的人非常多,而且日本下一代书家的基本功非常好,大受刺激,认定必须加紧筹办书法篆刻专业。中国第一个书法篆刻专业在他的首倡下正式成立,开始招收本科生。这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潘天寿先生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1971年,再次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潘天寿先生的骨子里是耿直刚烈之气,再度遭受打击后愤慨之至,于9月5日不幸逝世。作为一个几百年才寥寥数人的中国画大师过早的离开了他痴爱的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遗憾。

6由于知道在文革之前,也就是1965年,潘天寿先生还去浙江的上虞参加农村社教工作,于是在2006年5月底,我在师兄陈雨、好友陈松敏、上虞书协主席丁毅的陪同下游览了上虞的春晖中学和白马湖,在白马湖和春晖中学的对面有潘先生的老师李叔同、夏丐尊的旧居,我想潘先生在上虞的社教期间一定会去看过他老师的旧居,遂也就想潘先生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因为对艺术、文化先贤的追忆和叹婉而被小雨打湿了心灵的荷塘。

1《枯槎短荻图》清 弘仁

清 弘仁(1610—1664),明末清初画家。本姓江,名韬,字六奇,一作名舫,字鸥盟。安徽省歙县人。法名弘仁,号渐江学人、浙江僧,又号无智。后人称他为梅花古衲。此图所绘为弘仁的诗友香士的书斋。简陋的茅舍与阵设衬托出主人品格的高洁与孤傲,虚堂静敞,门外二树枯槎直指苍穹,一湾清浅的溪流江集成潭,环绕在高低错落的岩石间,水波不兴,犹如主人不逐名利的平淡心境。石边,水际短荻丛生,清润可爱,为这幽寂的贫士生活增添了几许生趣。

2《西岩松雪图》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192.2厘米 横104.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表面看,四位画僧中,弘仁要算是一个出家后与尘世脱离得最彻底的,他涵养深厚,出家后,每日挂瓢拽杖,芒鞋羁旅,或长日静坐空潭,或月夜孤啸危岫,俨然一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西岩松雪图》画大山兀立,山石如刀削般险峻而清朗,岩石上的偃松则冷竣静寂,整幅作品,布局精密,结构严谨,而无板滞之感,得风神懒散、气韵荒寒的奇致。山石尚简,用干笔淡墨勾勒,线条爽利,转折处或圆转或露棱角,少皴擦而有山石方硬的形体。

3《山水冊》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25.2厘米 横25.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弘仁山水画笔墨精谨,格局简约,虽师法倪瓒,但又能“于极瘦削处见腴润,极细处见苍劲,虽淡无可淡,而饶有余韵”。此幅《临水双松图》中,弘仁极少用粗笔浓墨,也少点染皴擦,不让作品中出现丝毫的粗犷霸悍,张扬外露的习气,全以精细的松灵之笔徐徐写出,于空灵中显充实,静谧于寓深秀,结构出一派纯净、幽旷而又俊逸的意境,给人以品位无穷的审美感受。

4《黄海松石图》清 弘仁 纸本淡设色 纵198.7厘米 横81厘米

弘仁虽继承宋元,但又有鲜明的自家面貌。可谓取宋人精谨而去其刻划繁缛,融元人笔墨而强其结构风骨,形成了自己刚正、平实、清醇、蕴藉的艺术风格。此画突出山之陡峭,但构图重心偏向左面,右面以两峰头与之呼应,石之凹凸处略施淡墨烘染,以加强其厚重感。虬松横出石隙,突出山之险峻。画家以渴笔焦墨勾皴层岩,以浓润的细笔写树,风格冷峻劲峭。

5《绝涧寒窠图》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116.6厘米 横51.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在四僧画家中,弘仁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清逸刚淳。观弘仁的《绝涧寒窠图》,会有“千钧屈腕力,百尺鼓龙须”的气魄和功力。但画面中的千钧之力又不是一泄无余,而是徐徐使出,如盘弩曲铁,控制得恰到好处,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并做到不可增一,不可减一。山石树木的行貌、体量和神髓就是靠这精钢一般的线条结构出来的,显得简劲俊秀。

6《林泉图》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89.4厘米 横41.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弘仁的艺术造诣固然与他师法古人和得心造化分不开,但他能独得倪瓒和黄山骨质,导“黄山画派”之先河,标新帜于艺苑,究其因,是其思想品格和人生操守的写照。《林泉图》意境十分清幽,恍如世外桃园。江中巨礁上虬枝恣肆飘逸,迎风微荡;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以简笔勾画的山石,同样用笔寥寥而意蕴跃然,是具有典型弘仁风格的山水佳作。

7《天都峰图》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307.5厘米 横99.6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有人曾称:“石涛得黄山之灵,梅清得黄山之影,渐江得黄山之质。”得黄山之质,也就是得黄山之骨,而这质骨,也正是渐江和尚不肯随世俯仰,视腴媚如仇,惜名节于慎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禀赋刚正,志操清亮这一人品的写照和表征。千古文章根肺腑,画道亦然。此画近景二古松虬曲扭结,中景陡峭直插云天,笔法松秀,山石棱角方硬,行笔极清劲,笔笔清晰可见。山迎阳一面浓墨勾皴,不加罩染,稍后染以淡墨,托出了主峰的体积感。

8《柳岸春居图》清 弘仁 纸本设色 纵16.8厘米 横51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作为新安画派的开路人,其画山水,层崖陡壑,伟俊沉厚,皴法喜用折带皴,转折方硬,笔路清晰,干淡笔折带皴,画面简净峻峭。《柳岸春居图》是弘仁的一幅扇面画。画面尺幅虽小,但极尽丘壑之深远。扇面的右边高岗上悠然矗立一亭子,边上一丛清竹飘逸而俊雅。随着山势的逐渐降低,豁然于观者眼前的是一曲铁盘弩的虬松,其随意清雅的风姿是画中的点睛之笔。画面右侧则用淡泊之笔勾勒出一片山石,更突出了画面的深远和宽广。

9《层岩叠壑图》清 髡残 纸本设色 纵169.2厘米 横4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髡残(1612—约1692),俗姓刘,字石,一字介丘,号白秃、石道人、残道者等,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久居南京牛首山幽楼寺为僧。擅画山水,喜作渴笔或秃笔秋景山水,皴擦层次丰富浑厚,笔墨荒率苍雄,“粗头乱服”,自成一格,与石涛等人称“清初四画僧”。此画写秋天江山景色,山岩幽深,云壑危耸,江水横波,引人遐思。画法苍辣,得黄子久(公望)传统而不为成法所囿,气势恢宏雄奇。

10《雨洗山根图》清 髡残 纸本墨笔 纵103厘米 横59.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近画岩崖古木,虬松阁榭等,淡水一泓,高士独钓舟首。中景白云缭绕,峰峦叠翠曲径间有石级可缘攀而上。远景幽岫逶迤,整个画面表现了雨后山川的洁净与幽寂。此图笔墨苍润,结构繁简得宜,本幅左上行书自题五言诗云:“雨洗山根白,净如寒夜川。纳纳清雾中,群峰立我前。石撑青翠色,高处侵扉烟。独有清溪外,渔人得已先。翳翳幽禽鸟,铿铿闻落泉。巧朴不自陈,一色藏其巅。欲托苍松根,长此对云眼。”

11《苍翠凌天图》清 髡残 纸本设色 纵85厘米 横40.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髡残性寡默,身染痼疾,潜心艺事。图中画家自题诗,并款署:“时在庚子深秋,石谿残道人记写。”钤“石谿”、“电住道人”白文印二方。画面崇山层叠,古木丛生,近处茅屋数间,柴门半掩,远方山泉高挂,楼阁巍峨。山石树木用浓墨描写,干墨皴擦,又以赭色勾染,焦墨点苔。

12《松岩楼阁图》清 髡残 纸本设色 纵41.6厘米 横30.4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图中绘山岚、松林、楼阁,具写意山水风范。这幅作品,其山坡用湿笔挥写,笔墨流畅滋润,使山峦显得浑厚华滋;松林、树木、楼阁,先用焦墨勾点,再加点染,葱茏苍秀,意境奇开。整幅作品墨气淋漓,秀逸湿润,气韵生动,是一幅意境独造的山水力作。在这幅画的上方,画家长篇题识,其字苍秀,风神独具。

13《仙源图》清 髡残 纸本设色 纵84厘米 横42.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髡残的绘画构图繁复重叠,境界幽深壮阔,笔墨沉酣苍劲,山石多用披麻皴、解索皴来表现的技法得自王蒙,荒率苍浑的山石结构,清淡沉着的浅绛设色近于黄公望。他重视师法自然,流连山水,创造出用渴笔、秃毫,浓墨渲染来表现结构严密,奇辟幽深,空朦茂密的江南山水,风格自成一家。这幅《仙源图》笔法简括,多用秃笔,苍劲老辣,浓墨皴擦斫,与疏括的短笔相应,笔致变化多样,勾框有“屋漏痕”的笔法,使画面更生朴拙天然之趣。

14《云房舞鹤图》清 髡残 纸本淡设色

髡残性格直率,感情热诚,又有着严肃认真的治艺态度,从而形成了自己深厚华滋,缅邈幽深,格致雄阔,笔墨苍劲的艺术风貌。

15《山水图》清 髡残 纸本淡设色

程正揆曾赞髡残的画云:“石公作画如龙行空,虎踞岩,草木风雷,自生变动,光怪百出,奇哉”。髡残继承并发展了王蒙茂密苍莽、宏阔幽邃的艺术风格,也吸收并融汇了巨然的明润郁葱、灵秀华滋的审美成分,给清初画坛,也给日见枯简的文人绘画输入了一股郁勃的生机和活力。

16《山水册》清 朱耷 纸本设色 纵26厘米 横4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朱耷,即八大山人(1626—1705),明宁献王朱权的后裔,原名统銮,南昌人。明亡后削发为僧,字雪个。别号驴汉、人屋、刃庵、驴屋驴、人屋、个山、朱耷等。四位僧人画家中,八大山人是最“格色”的,他为人怪癖,艺也诡奇,时人认为他的画“人多不识,竟以魔视之”。此《山水册》足以代表朱耷的艺术风格。笔墨简括凝练,形象夸张,意境清冷。画中山水树木,形象寂寥无不带有画家的个人烙印和情感。

17《山水图》清 朱耷 纸本水墨 纵160.6厘米 横7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在数量上远不如他的花鸟画多,但所体现的孤寂清高的风骨品格,丝毫不比他的花鸟画逊色。这幅《山水图》亦名《秋林亭子图》,写秋数茅亭、地老天荒之景,笼罩着一派荒凉静寂、无可奈何的气氛,涵容了一种苦笑不得的枯索情味。画家以泪和墨,挥以秃笔,兼有豪情纵逸的雄健风格、朴茂酣畅的凝重情意和生拙涩秀的奇特韵味,明洁、单纯、修饰,然而虚淡中含意多,蕴涵深刻。

18《山水通景图》清 朱耷 纸本水墨 纵97.6 厘米 横35.8厘米 南京博物馆藏

“墨点不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石桠杈树,留得文林细揣摩。”是朱耷在《自题画山水》中的一首诗,写照了他“借物写心”为宗旨。他致力于画面笔墨和画面形象的摄合同一,使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的转化趋于直接甚至极端。此画构图奇险,画面冷气袭人。枯槎斜上,丑石突起,怪石嶙峋,傲然挺立。画面形象单纯,气氛萧条冷落,笔墨粗犷奔放,流露出一股画家的遗愤和对命运的一种抗争。

 

1《虞山枫林图》清 王翚 纸本设色 纵146.2厘米 横61.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自题:“戊申小春既望,伊人道长兄过虞山看枫叶,枉驾荒斋,述胜游之乐,临行并属余图其景,因成此幅奉寄,时长至后三日也。虞山弟王翚。”此图是王翚应朋友顾湄之嘱,绘家乡虞山的秋景。王翚创作《虞山枫林图》也仿照黄公望画法,运用圆润的中锋笔法勾、皴、点、染,并施以轻淡而鲜丽的色彩,力追《秋山图》之神韵。同时也较真实地刻画了家乡的胜景。

2《江山卧游图》清 程正揆 纸本设色 纵26厘米 横30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程正揆(公元1604—1676),字端伯,号鞠陵、青溪道人,湖北孝感人。髡残与程正揆交谊深厚,曾在他的画上题道:“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银钩虿尾,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纽。观者雷同赏之,是安知老斫轮有不传之妙耶?”此幅《江山卧游图》近似沈周的笔墨粗健,画家以一条崎岖的山径为脉络,自山庄屋宇间蜿蜒伸出,一路上清泉淙淙,碧潭如镜,瀑布飞泻,林木葱茏,景色旖旎。

3《崇阿茂树图》清 张学曾 纸本水墨 纵93厘米 横4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学曾,字尔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作过苏州知府,擅画山水,风格苍秀。张学曾画访董源,在清代美术史家周亮工《读画录》中记载: “虽有六法,而写意本无一法,妙处无他,不落有而已。世之目匠笔者,以其为法所碍。……笔势空苍,吐纳北苑,不作元人佻薄气。”对张学曾的绘画风格作了很好的评价。此画苍秀古竣,是清代山水画的杰出之作。

4《山水册》清 王铎 洒金笺纸本 设色 纵20厘米 横2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王铎(公元1592—1652),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字觉斯,号十樵,又号痴仙道人,孟津(今属河南)人。曾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所选《山楼雨雾图》画高岭临溪,树木丰茂,远山如影,画面上景色湿润,风格清新。此画层次分明,注意用墨色的浓淡来拉开画面景物的空间距离;从画面的局部看,墨色的变化微妙,色调丰富。《十里松荫图》画倾斜而上的土岗上,遒劲的松树姿态各异,错落而生,松荫下一人策杖沿山径而行。

5《山水册》清 刘度 绢本设色 纵27厘米 横20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刘度,生卒不详,明末清初画家,字叔宪,一作叔献,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这套册页共八开,这里选两幅。《苇渚群雁图》描写的是溪塘秋暮的景色。用干而淡的笔墨画芦苇,用笔草率而层次分明。全图施以淡赭色,表现清秋薄暮的气氛。《溪山楼阁图》写冈阜叠起,林木茂密,左面山崖处瀑布直泻,主山峥嵘突兀,烟霭弥漫,屋宇隐露,虚实相生,宁静空灵。山石轮廓线笔法曲折而短捷有力,皴法用披麻皴兼解索皴,富有连绵的跃动感。

6《山水图》清 傅山

傅山(公元1607—1684)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学者、医学家。字青竹,后改字青主,号真山、石道人、松侨老人等,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博通经史,明亡后,他着朱色衣,居土穴中,字号朱衣道人。他能画山水,风格古拙奇特;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上称傅山“善画山水,皴擦不多,邱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亦有气。兼长分隶书及金石篆刻。”

7《山水图》清 傅山

8《山水册》清 程邃 纸本墨笔 纵35.7厘米 横57.7厘米 歙县博物馆藏

程邃(公元1605—1691),字穆倩,号清溪,又号垢道人,安徽歙县人。山水法巨然,用笔枯瘦,自成一家。此册页共八开,每幅均有题画诗,所画山水宗法王蒙,纯用枯笔焦墨,追求荒朴古茂意境,本为新安画派技法特色,而程邃山水融入金石意味,更为独造。此山水册页,笔精墨妙,立意寄情,深湛品赏,是可贵的佳构。这里所选的两幅作品,墨笔写江南山水景色。画面的构图位置的经营,沿用南宋以来的常见的格局。

9《山水图》清 王时敏 纸本墨笔 纵23厘米 横3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时敏(公元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太仓(今属江苏)人。他的祖父王锡爵、父亲王衡都是高官。他也以荫仕太常寺少卿,故人称“王奉常”。王时敏家富收藏,每遇名迹,即不惜重金搜求,他曾遍摩家藏的宋、元真迹。王翚、吴历及其孙王原祁均经他传授画艺。他与王鉴并称“二王”、加上王、王原祁被称为“四王”。此为王时敏的山水图册之一,作品描绘的是山村景致,一派幽雅静穆的山野景象。这幅作品在艺术手法上,其笔法取自黄公望,干笔皴擦,湿笔点染,得莽苍之气,功力深邃。

10《山水图》清 王时敏 纸本墨笔 纵23厘米 横3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1《仙山楼阁图》清 王时敏 纸本墨笔 纵133.2厘米 横63.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描绘的是长松高岭,溪水村舍。由画中题识可知此画是一幅贺寿之作。画中以两株粗壮茂盛的参天巨松压轴,寓意常青不老。画面的远景是连绵的山岭,水溪从山中流出,至低处汇成大河,在山水林木的环抱中隐约可见幽静的楼阁。此画在笔墨表现上宗法黄公望,峰峦层叠,树丛浓郁,勾线空灵,苔点细密,皴笔干湿浓淡相映衬,皴擦点染兼用。此画的用墨明洁苍润,得自于董其昌的影响。这幅画气厚力陈,显示了王时敏深厚的笔墨功力。

12《南山积翠图》清 王时敏 绢本设色 纵147.1厘米 横66.4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是一幅气势雄伟的山水作品。画上自题为:“壬子长夏写南山积翠图,奉祝蓉翁太老亲台七襄大寿并祈粲正。弟王时敏年八十有一。”由此题款可知是画家为人祝寿而作,画面高山逶迤,苍松秀健,以此作祝寿,含“寿比南山”之意,恭谨而情深,是画家山水画中的佳构。主峰高踞画幅正中,众峰烘托,密树浓荫,云气浮生;画此高山,有“寿比南山高”之意。整幅作品,横图繁复,行笔缜密,一丝不苟,水墨淋漓酣畅,生动地刻划出了山间林野一派清润自然之气。

13《秋山白云图》清 王时敏 纸本设色 纵96.7厘米 横4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取全景式布局,远山以一尖顶缓坡的山峰为主体,其右下方以一平顶直壁孤峰相扶助,形成对比,简洁大方。中景作以密布的山石林木,数座房屋掩映其间。屋旁山泉急流从林中冲出。此幅画中山石勾出轮廓后以大小披麻皴画出阴阳,并以密点作苔,树木除近景丛树勾点叶形外,其余基本以横竖点法写出大意,后树石均施以赫石、花青等色。其笔法文秀沉实,墨彩温雅清淡,体现出了董其昌所谓的南宋画的基本风格。

14《落木寒泉图》清 王时敏 纸本墨笔 纵82.8厘米 横4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为仿元代倪云林笔意所写的太湖岸边景致。近景画一水边坡地,碎石重叠;中景为置于画面右侧的较高山峰;山后远景为一空旷的水面,中有一带远山横向伸展。整个气象显得寂静潇疏,颇有清爽的秋凉之意。画中运用折带与披麻相结合的笔法,清劲宽和,温雅平淡,多用干笔淡墨。这件仿倪云林而作的山水,不仅拟其笔法笔意,更在其中透现出了倪云林之画中潇疏清凉而略带荒寒的意境,同时又具有四王画中那种平和温雅的气质。

15《杜甫诗意图》清 王时敏 纸本设色 纵39厘米 横25.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共十二页,每幅隶书杜诗二句, 后幅页又自跋云:“少陵诗体宏众妙,意匠经营高出万层,其奥博沉雄,有掣鲸鱼探凤髓之力,故宜标准百代,冠古绝今,余每读七律,见其所写景物,瑰丽高寒,历历在眼,恍若身游其间,辄思寄兴盘礴。适旭咸甥以巨册属画,寒窗偶暇,遂拈景联佳句,点染成图,顾以肺肠枯涸,俗赖填塞,于作者意惬飞动之致,略未得其毫末。诗中字字有画,而画中笔笔无诗,漫借强题,钝置浣花翁不少,惭愧!惭愧!西庐老人王时敏”。此册页画巫峡弈棋,松云绝壁,山村春色,藤月荻花。用笔颇为潇逸,满纸墨韵,非常生动。

16《杜甫诗意图》清 王时敏 纸本设色 纵39厘米 横25.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7《丛林曲涧图》清 王时敏 纵100厘米 横52.8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王时敏文笔淹雅秀润,布境端严,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样式,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在画史中并称“四王”,为清代正统画派的代表人物。此作以一高山大岭为主体,周围群山环护,林木密植,屋舍掩映。山涧之中,一条河流从深远之处曲转流来。近岸山脚,古亭独立,杂树蔽荫。画中笔法文秀,写物具体而不拘执,造景丰富端庄,境界虚和,为四王作品的典型风格。

18《答赠菊作山水图》清 王时敏 纵128.4厘米 横57.2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作品是王时敏为答赠含素以佳菊相赠而作的山水画,画中描绘了一个众岭重叠的深山景色。山上林木密布,远山之腰,云腾雾绕,有似游龙,一直向纵深之处延伸而去。左侧山谷之中,庭院深深,楼阁掩映,一条小道拾级而上,在山谷中蜿蜒。周围林木茂盛,浓荫蔽日,真一个清静的好去处。这件作品构景繁复而集中,但因布置有序,因而层次井然,显现出温厚而博大的气象之美。

19《仿宋元山水册》清 王鉴 纸本设色 纵55.2厘米 横35.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王鉴(公元1593—1677),明末清初画家。字玄照,后改字元照、圆照,号湘碧,自称染香庵主。太仓(今属江苏)人。为明代大学者王世祯的孙子。此册共十二开,六开设色,六开墨笔,分别题为临倪云林、梅道人、黄子久、陈惟允,董北苑、巨然、赵千里、王蒙、董其昌等。兹选二开。仿黄鹤山樵,浅绛设色,构图繁密,山石多用披麻、牛毛皴,颇有王蒙神韵,然苔点更多地显出自己的个性。笔墨技巧极为熟练,而且富有灵气。

20《梦境图》清 王鉴 纸本墨笔 略染赭色 纵162.8厘米 横68厘米

此画描写的是王鉴避暑半塘时白日所梦中的山水景致。其景已经在鸿草堂图始。后至元季赵文敏好写此景,绝无画院习气;叔明乃其甥也,故每效之,更加风韵。曾见其南村草堂图,为得意之笔。真迹向藏新安吴氏。后王越石持一赝作售之闲仲叔祖,得值甚厚,余正其非,遂欲退还,而越石狡甚,返谓余欲此画,故此论,叔祖信之,复珍重如天球拱璧,乏其眼而好古,未有不受人欺者,虽赏鉴小事,其中亦难言也。此图虽为摹古之作,但笔墨浑厚,设色妍丽,有独到之处。

21《九夏松风图》清 王鉴

王鉴家藏名迹甚多,从小熏习临摹,因而功力深厚。他的山水画,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又追摹董源、巨然,所画多仿宋元诸家。他还善于青绿设色画,皴染兼长,自谓:“皴擦无自撰之笔”。风格华润,较为平实。他与王时敏同为当时的画坛领袖。后人将他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合称“四王”,加吴历、恽寿平称“清六家”。

22《长松仙馆图》清 王鉴 轴 纸本设色 纵138.2厘米 横54.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自题:“丁未清和仿叔明《长松仙馆图》,奉祝悔庵年翁五十初度。王鉴。”上款“悔庵”为尤侗(公元1618—1704),字同人,号悔庵 ,“丁未”年恰值尤侗50岁,故此图是王鉴为尤侗贺寿之作。《长松仙馆图》为王蒙名作,王鉴作图全仿王蒙画法。景色高深,林木郁茂,用笔繁密,水墨淹润。尤其苍莽的笔法和丰富的墨色层次变化,深得王蒙神韵。

23《仿三赵山水图》清 王鉴 绢本设色 纵162.7厘米 横51.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三赵”指的是赵令穰、赵伯驹、赵孟頫,王鉴在此画中题“以三赵笔法合为之”,表明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并非具体地模仿这三家的某些作品。这是一幅非常侬丽的春景,满园的新绿 山石用解索皴、披麻皴,先勾皴,再以淡墨渲染。重染和轻染分阴阳两面,立体感很强。在表现杂树的枝叶时运用了以多种点法:圆点、横点、介字点、鱼子点等等,表现多种树木。

24《山庄奇峰图》清 王鉴 金笺墨笔 纵120.5厘米 横58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金笺是中国书画用纸的一种,系以黄金或金粉屑铺洒纸面制成,可以使画面产生一种神圣或神秘之气。这件作品是王鉴为奉祝惟老亲翁五十初度而作,画中描绘了一个高山大岭的景色。 画面中央是一伫立的主峰,山岭如游龙一般从峰顶延伸而下。溪水两岸,坡石堆叠,树木丛生。整个山石,形体端庄,气象宏大,主次分明而有序。画中笔法细密雅致,以干笔皴擦造成丰富的画面效果,耐人寻味。

25《夏日山居图》清 王鉴 绢本设色 纵149.1厘米 横85.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作品即描绘了一个夏日山居的情景。画面上一座高山大岭在深谷间蒸腾的云气中挺拔而起,其四周群峰列护。虚实变化,主次有序,气脉贯通。两岸林木葱郁,水阁回廊,茅屋庭院,小路逶迤。数位隐士,在屋中,在院落,或坐或立,闲聊纳凉,好一种清静闲适的山居生活。这件作品亦是画家仿梅道人山水而作,其笔法秀密,墨色清淡,虽少梅道人之迹,然其闲逸之趣,却直追古人。

26《岩栖高士图》清 王翚 纸本墨笔 纵122.7厘米 横3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自识:“高士岩栖趣自幽,白云天半读书楼。银河落向千峰里,长和松涛万壑秋。石谷王翚画并题。”右侧恽寿平题诗:“高卧何须万户侯,人间别有一林丘。云中泉瀑流无尽,壁上松涛听未休。和江上先生题画诗,恽寿平书于枫林舟次。”据记载唐寅曾有《岩栖高士图》,王翚此画在唐寅的风格上加以变化,参入了元人的笔墨。所画山石用元人的干笔皴擦,兼有唐寅仿南宋“院体”的斧劈皴,秀润中见苍劲;墨色也干湿相济,变化多端,体现了其追求“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的创作宗旨。

27《仿巨然烟浮远岫图》清 王翚 绢本墨笔 纵187厘米 横67.2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翚(公元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乌月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祖上五代均善画,其父王云客专工山水,风格雅秀。王鉴作虞山游,以画结缘,被收为徒,教他读书和学习书法。从此,文思画艺大为长进。王时敏极赏其画,乃倾其家藏供他摹习,又带他同游大江南北。《仿巨然烟浮远岫图》画层峦叠嶂,杂木长松,构图繁而用笔简,华滋苍润,山石淡皴浓点,用大小披麻皴,树木兼取枯枝蟹瓜夹叶,各尽其妙。

28《溪山红树图》清 王翚 纸本设色 纵112.4厘米 横3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为王翚仿黄鹤山樵王蒙的一件极具特色的代表作,描绘的是遍生红树的一片秋日山林景色。画中以圆转重叠、突兀高耸的山峰为主体,山溪逶迤前行,涟漪阵起,秋波荡漾,两岸林木,红翠相间,整个画中意境深幽,秋气袭人。画家拟王蒙笔意与布局,构景繁密,山势云动,境界深奇。山石画法以墨笔牛毛皴和解索皴为主,干笔皴擦,浓墨点苔, 既显浓密厚重,又鲜艳夺目,光彩熠熠。

29《寒塘鸂鶒图》清 王翚 纸本水墨

王翚山水画以临古入手,但并非专摹一家,“纵览右丞、思训、荆董、胜国诸贤上下千余年名迹数十百种,然后知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如此。”“以无人笔墨,运宋人邱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他又不完全为古人成法所束缚,而比较注重写生。王翚作画能融汇贯通诸家众法,创造出秀润多姿的面貌和风格。评者认为王翚山水“笔墨逼真、形神俱似,罗古人于尺幅,萃众美于笔下。”格调明快生动、章法多变,皴染得法,富有写生意趣。同时也指出他用笔刻露,用墨少变化,构图过于壅塞等不足。

30《云起高逸图》清 王翚 纸本水墨 纵22.2厘米 横26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翚曾说: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余于青绿法静悟三十年,始尽其妙。但王翚的一些青绿山水,尤其是60岁以后所作,略带俗气。此图却能把青绿重色设得浑厚而典雅,确实达到了他所说的“体要严重,气要轻清”的境界,是王翚青绿山水中的代表作。画中的山石以墨笔画成,以牛毛解索皴,淡墨干笔擦染,再以浓墨点苔。点画离披,郁茂沉古,笔法松秀,墨色滋润,干净明洁。

31《仿古山水册》清 王翚 纸本水墨 纵25.6厘米 横20.5厘米 四川博物馆藏

王翚得名家传授,又博览古人佳作和游历真山实水,画艺日臻成熟,40岁时即名闻海内。《仿古山水册》共计十二页,其中设色二页,水墨十页。仿董源、巨然、米芾、赵大年、赵孟頫、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管道升、曹知白、陈汝言等而作。每幅均自题七律一首,末开款署“壬寅六月王翚”,册尾有顾复初题跋。前选一图,系仿曹云西山水,写柳汀板桥、芦荻孤舟,晓风残月,雁影徘徊。笔墨疏秀,意境苍莽迷蒙。

34《仿古山水册》清 王翚 纸本水墨 纵25.6厘米 横20.5厘米 四川博物馆藏

32《万壑千崖图》清 王翚 纸本设色 纵76.8厘米 横41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画构图取深远法,仰望主峰高耸,众山环抱,呈高山仰止之势。同时又以不同的视觉展示大自然的幽深壮阔,几条画眼皆向纵深导入,引人入胜。画面宏观取势,细品有致,景观繁复,脉络却清晰地予以艺术再现。王翚的画画善于取前人之法,然而并不拘一家之体。此画颇富新意,堪称取深远法构图的绝品。

33《秋树昏鸦图》清 王翚 纸本设色 纵118厘米 横73.7厘米

《秋树昏鸦图》画深秋景色。近处坡石杂树、竹林密茂,掩映老屋,溪间板桥平卧。远处为平缓山峦,中景为水泽浅汀,水天一色,间有群鸦或栖或飞。此画树石苍老,用笔刻露,构图亦有壅塞之感。画上自题:“小阁临溪晚更嘉,绕檐秋树集昏鸦,何时再借西窗榻,相对寒灯细品茶。补唐解元诗。壬辰正月望前二日,耕烟散人王翚。”

1费丹旭 松下抚琴

17cm×50cm 扬州博物馆藏

三、江南绘画百川归海与海上绘画海灌百川

依托于士绅文化、商品经济的江南文人画在明末清初的变迁,其一是以“后二王”,也即王石谷与王原祁为代表,入主清代宫廷,成为官方绘画的新表率,其二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以一种俚俗化的姿态进一步与市场、与市俗相通融。这两大新变,令江南文人画原先孤狷绝尘的特性发生了质变。换言之,文人画在明清之际不但在江南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且更进一步笼罩了整个中国画坛,正因为这样,它才走向了画以适意的要旨的反面,不但成为官方而且成为市俗文化的表征。

然而,艺术的权力化让位于商业化,贵族化让位于平民化,乃是历史的必然,艺术的功能也因此由原来仅限说教而渐扩大到自娱娱人,这是造就艺术由旧时的一元化走向如今的多元化的原因所在。任何事物都无法逃离盛极而衰的规律,文人画亦是如此。虽然文人画在清代达于鼎盛之后日益丧失其作为文人画的特质,但文人画在传统文化由中古向近代,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过渡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扳道岔的作用,却毋庸置疑。随着现代文明的兴起,艺术的平民化、商业化在进一步加速。在中国艺术史上,文人画曾经扮演过挑战王权的革命者角色,然而到平民文化风起云涌的20世纪,文人画却成了被革命者。

文人画并没变,是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明清文人画中的个性主义思潮对平民文化的兴起虽有导引之功,但文人画毕竟仍属于贵族化的精英文化。近代工商文明的兴起催生了平民文化,决定了隶属精英文化的文人画必将受到冲击,或者说会被平民文化、市俗文化进一步异化,甚至从根本上融入市俗文化。

2清 翁小海 四时花卉 局部

扬州博物馆藏

当然,这绝不是说现代社会应该剔除精英文化,并且这也绝无可能。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化,在今天已成客观事实。

但在平民文化兴起之初,阶级对立分明,废除乃至打倒精英文化的想法和做法,在中外都曾出现过。然而包括文人画在内的精英文化,要为平民文化让出大片其在等级社会时代曾经拥有的领地,却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何以包括文人画在内的传统绘画会在20世纪遭遇激烈冲击的原因所在。20世纪初创办京师大学堂、废除科举,更标志着中国的未来,将不再出产以伦理为专业、以治国平天下为职业而以诗酒书画遣兴的文人士大夫这个阶层,文人画将何附焉?

事实上,文人的身份、笔墨或者学养,乃至画不求售,这不过是文人画的皮相,它的精义,在于去功利性,正所谓“画以适吾意”(苏东坡)。无论有无文人画,这都将是长存人间、无以磨灭的,也是如今的艺术中至为优秀的品格。近代工商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绘事、诗余,或者说匠人画也好,文人画也罢,今天一并融入了一个舶来的新名词——“艺术”。其实质,便是建立在农贸文明基础上的士绅文化向建立在工商文明基础上的平民文化的转变。只是近代中国的这一变革是被列强的炮火仓促地逼上梁山,而非自然的顺产,因而不少人为传统绘画所遭遇的变革而深感不平,如郑午昌、傅抱石都曾指出,中国画、文人画在近代的衰微是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压。虽然笔者同样对西方文化强势心存不平,但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或者说有没有西方文化的挤压,我都确信传统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在20世纪的这番遭遇,迟早会来。文人画虽难以为继,中国画却仍要前行。

3清 翁小海 四时花卉 局部

扬州博物馆藏

这就是20世纪包括江南绘画在内的传统中国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江南绘画仍旧引领着风气之先。

近代中国与外部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交融,造成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江南的中心由原来的苏州、杭州、湖州、常州等重镇开始向新兴的口岸上海转移,战乱纷起,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挤压,加速了江南文化的中心移向拥有租界这个“国中之国”的上海。由内陆转向沿海,由中古集贸化的传统城镇向新兴工商化的现代都市的转型,令上海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整个中国最大的都市,不但面向全国,而且面向海洋,面向世界。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部中国画史终要滚滚向前,曾引领中国画五百年前行方向的江南绘画,面临着全新的变迁,即近代“海派”的应运而生。

“海派”的产生,是缘于这个当年的小滩涂自由化的商品经济。画家至此,全为谋生,故从精英化、贵族化的角度来看,早期的“海派”也曾招来“恶劣不可目”(张祖翼)的骂名。

4清 李嘉福 怡园寻梅

139cm×34cm 扬州博物馆藏

商品化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泥沙俱下的粗制滥造现象,这其实也是从吴门画派到扬州画坛,都曾出现过的投人所好的现象。华洋杂处的上海彻彻底底的商品经济、平民文化的氛围,决定了融入市民文化的画家,会在此迎来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更决定了流寓于此的文人画,将与市俗、市场进一步融合。

海上画坛之繁荣,既缘于开放性的经济文化,也取决于上海的地理位置,这也使上海成为一个不同于国内任何地区的特殊城市。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打破了旧的经济模式,充满着机会的地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一块可以避开兵祸,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土地,国内特别是江浙皖三地的大批绘画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入沪上。在这些新移民中间,除了意在售艺的职业画家,还包括为躲避政乱、战祸的文人,绝意仕途的隐者和辛亥革命前后脱离政界的耆宿,甚至还包括反清进步文人……他们的加盟,极大地充实了海上画坛的文化含量,构成了民国以来“海派”或曰海上画坛的中坚。这些画家,在随即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在与西方思想、制度、文化艺术潮流的持续碰撞、交融的互动里,有喊出“保存国粹”,守定传统艺术之根的,也有提出“新的国画”,吸吮外来艺术营养的,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沪上在全国范围内独占鳌头的市场流通环节、传媒体系和教育体制,各持己见,各探灵苗,上演了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多元化艺术演义。这里几乎没有行政规划和权力的影响,全然凭民间的自发。海上绘画秉承吴门与扬州画坛的传统而更进一步,其艺术风格的多元化乃至国际化,更为以往所无从想象,从而成为引领民国时代风气之先的文艺之都。

5清 阮元 吟诵家乡诗三首

104cm×33.5cm 扬州博物馆藏

如前所述,近代的上海取代中古苏州而成为江南新的腹心,因而海上绘画首先是江南绘画传统的大汇集。早期海派的形成,不出于江南画留存的几大资源:如“吾吴”式文人画传统,即由吴门画派直到董其昌、“四王吴恽”的正统派山水画、小写意花鸟画,旁及“吴门”唐、仇一脉的人物画,钱杜、戴熙、汤贻汾、朱昂之、王椒畦、汤禄名、费丹旭、改琦、钱聚朝、翁小海等,皆其前驱,这路传统,乃是海上绘画真正的主流与主力。海派早期画家如蒋宝龄、程庭鹭、戴以恒、沈竹宾、杨伯润、胡公寿、吴谷祥、吴大澂、陆廉夫、顾若波、任预、王礼、沙馥、张熊、周闲等,中后期的赵叔孺、“三吴一冯”等,便都是循此脉络而来。又如来自浙江诸暨的任淇与任熊,秉承文人画、院体画相杂而取意高古的陈洪绶人物、花鸟画传统,连接起成为早期海上画坛亮点的任派人物画,令这路在明清即跨越院体、文人画之争的别致画风,成为近代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至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再如由徐渭、八大、石涛再传至扬州八怪的野逸派花卉,则由吴让之、何绍基包括赵之谦承上启下,开启了由吴昌硕领衔的在20 世纪衍为洪流的海派金石大写意画风……

1代 王一亭 松阴钓者

178.5cm×94.5cm 扬州博物馆藏

宋元时期古典名画的重现人间,令人们的视界跨越南北宗,回到了南宋以前的“前江南”时期,重新审视、反思已权威化了三百余年的江南文人画传统,一如当年陈洪绶欲为宋画翻案。

而如张大千、谢稚柳等人的面壁敦煌,追踪更为久远的唐画传统,与金城首倡的复古潮流南北呼应,从者纷起,开启了自赵孟以还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古开新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山水画坛的这次复古,并未脱离一统画坛数百年的江南画的影响,以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等为代表,尤其是钟情于淡雅柔和的文人气,更复起“三赵”(赵令穰、赵伯驹、赵孟)乃至唐人的色彩,所画特具与都市化相匹配的摩登色彩。而以陆俨少包括黄宾虹为代表的一些文人型画家,在上追古人的同时,继续恪守着董其昌的文人画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吸取宋元绘画因素的同时,取得了文人山水画在新时代的持续发展。

约略在山水画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海上花鸟画亦出现了新的变化,是即以“四大花旦”(唐云、陆抑非、江寒汀、张大壮)为代表的雅俗共赏而具文人趣味的小写意花鸟画的中兴。

此一度中兴的海派小写意花鸟画,与其前辈虚谷、任颐等一脉相承,而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其于讲求生动的同时,更重古法和气韵。事实上,在“四大花旦”成名之前,如当时海上画坛有领袖之实的赵叔孺、吴湖帆,也曾致力动物、花卉画创作,如赵长画马,吴善画荷竹,并收授生徒,尤其是后来领袖群伦的吴湖帆梅景书屋,与赵叔孺的二弩舍精前赴后继,培养和影响了如徐邦达、王己千、陆抑非、陆俨少、宋文治、俞子才、程十髮等大批后来以书画研究与创作见长的名家。

2清 王云 丰年瑞雪图

146.2cm×72cm 扬州博物馆藏

后起于赵叔孺、吴湖帆、“四大花旦”的花鸟画,各具特色,如唐云侧重于灵动飘逸的文人趣味,陆抑非重精谨深穆的画家画技巧,江寒汀以全面生动见长,张大壮则独喜南田的冷逸之风。他们前赴后继,将虚谷、任伯年以来的小写意花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海上画坛还涌现出一批画动物名世的画家如张善孖、戈湘岚、殷梓湘、蔡鹤汀、蔡鹤洲、房毅等。

这种专门化题材的兴起,既是艺术商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对新中国成立后诸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吴作人画天鹅、骆驼等,都有重要的引导与催化作用。

日趋多元而无统一的风格,是海上画坛进入第三代的标志,这体现了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深化。不同阶层、不同趣味的各类画家,亦层出不穷。如催生过李秋君、陈小翠、周霞、陆小曼、冯文凤、谢月眉等著名女画家的海上女子书画会,就是十分别致的特殊族群;而如金石大写意一派自吴昌硕故世后,亦有着黄宾虹、潘天寿、钱瘦铁、来楚生、吴茀之等许多后来称名画坛的重量级人物,前赴后继地推动着此一画系的持续发展……

20世纪五十年代以还,由于新中国的行政区域化划分和艺术人才的调拨,令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等不再成为人口随意出入的地区,海上画坛因而也渐失去了其赖以发展的外部活力。

3清 任伯年 牡丹锦鸡

80cm×143.5cm 扬州博物馆藏

艺术市场的一度消失,也令以往海上画坛人才辈出的争竞态势发生了改变。尽管上海仍以雄厚的人才积淀成立了规模庞大的上海中国画院,并且分别在山水、花鸟、人物各科涌现出如谢稚柳、陆俨少、贺天健、应野平、沈迈士、孙雪泥、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陈小翠、周霞、陆小曼、程十髮、陈佩秋、郑慕康、刘旦宅、颜梅华、戴敦邦等一大批承民国时海上画坛余绪的优秀画家,创造了毫不逊色于前辈的艺术成就,但必须看到,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目前的上海,形成了与杭州、南京鼎足而三的局面,共同支撑着以江浙沪三地构成的江南画坛,江南自南宋以后引领中国画发展方向的格局,已渐发生改变。由于艺术中心随政治中心的北迁而转移,此时的上海,已难再成为这一阶段艺术发展的核心舞台。

尽管如此,清民时期海纳百川的经历与积淀,支撑起海上绘画自20世纪20至50年代,形成了辐射全国、海灌百川的态势。20世纪下半叶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涌现出的重要画家,莫不受到海上绘画尤其是金石大写意画风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后领袖群伦的北方大家齐白石,所受吴昌硕、陈师曾师徒的影响,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而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山水画坛横空出世的傅抱石、李可染、石鲁及新中国成立前一度在北京画坛影响极大的萧谦中,包括陈半丁,受首兴于海上画坛的石涛及野逸画派热影响至深;新中国成立后在花鸟画领域取得重要建树的画家潘天寿以及吴茀之、诸乐三,更是直接受吴昌硕亲炙的金石大写意画派传人;对新中国成立后新人物画有重大贡献的徐悲鸿及方增先,也极大地受到过任伯年的影响;此外尚有大批成名或求学于海上,后来对国内画坛有重大影响画家的如黄宾虹、高奇峰、高剑父、蒋兆和以及李苦禅等,他们的事迹与成就都已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史上无法绕开的篇章,但他们光耀的艺术生涯,却都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海派”的烙印。

4清 李世佐、高凤翰、龙潭介寿

书画合璧 27cm×368cm 扬州博物馆藏

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所用的乃是一元化(政府)艺术赞助模式,虽然江南以其雄厚的传统资源以及人才积淀仍占据着国内艺术的半壁江山,但这个时代的重要文艺活动已不可避免地是围绕着首都北京展开。以生活在北京的“人民艺术家”齐白石为首的画家群及其秉承吴昌硕的水墨画大写意传统,获得了辐射全国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傅抱石等一大批紧随时代脚步而擅此道的水墨画家迅速崛起,更令产生于唐代的逸格水墨画,即为今人称作水墨大写意的画风,在经过20世纪20至30年代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一跃而成为一元化模式统治下的“新中国画”坛最具典范性的传统资源,而为举国大多数的中国画家所取法。20世纪50年代以还,水墨大写意获得了迈绝前代的巨大发展,比之南宋水墨苍劲派与明初的“浙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5清 李世佐、高凤翰、龙潭介寿

书画合璧 27cm×368cm 扬州博物馆藏

四、结语

自13世纪至19世纪,传统中国画在江南画苑走出了两条波澜壮阔的线路:其一是由南宋至明末,从杭州到南京,勾勒出了江南院体画的基本脉络,其中的某些资源,如逸格水墨或称水墨大写意,在明末成功地转化为江南文人画的分支;其二是由元至清,从湖州而苏州,再到扬州,勾勒出了江南文人画的基本脉络,其中的一支,也即以“四王”特别是“后二王”为首的正统派,于清初入主北京,成为北方宫廷绘画的样本。

上述这两条络,构筑起了中国绘画中古史的主线。至20世纪,江南绘画百川归海,从内陆走向沿海,一方面率先接洽了外来艺术的影响,创造出传统绘画全新的平民化样板,另一方面,海上绘画(即20世纪广义的江南绘画)的一些主要范式,从民国中期开始海灌百川,特别是至新中国成立后,深刻影响北京、西安、杭州、南京等地的国画创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国画最为重要的取法源泉。

毫不夸张地说,承唐宋绘画余绪的江南画苑,其自13、14世纪直至20世纪的六七百年的发展历程,几乎笼罩了一部由中古至近现代的中国画史。

1董其昌 隔岸清泉

17cm×50cm 扬州博物馆藏

早期“海派”的一大亮点,是元明以后衰微多年的人物画的复兴,具有通俗趣味的人物画包括动物画之所以会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取决于上海这所新兴城市的市民趣味。这种趣味,在相当程度上又激励了画家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同时也令明清一些文人画图式,如吴门周之冕领衔的勾花点叶派和武进恽南田专擅的没骨法等,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海派人物画大约可分两支,一支主要以明代“吴门”唐寅、仇英一路气质文弱的人物仕女为宗,尤以改琦、费丹旭为翘楚,从者有包栋、唐培华、潘振镛、潘振节等,而潘振镛、潘振节等一度亦名噪海上,其后的冯超然、朱梅等,亦遥继并开拓了此一仕女画的传统。此外,这路画风不但对后起的大家如张大千、徐悲鸿的人物画风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又催发了以吴友如为代表的结合西画造型的故事画。吴友如的画风,除了曾影响过徐悲鸿,对后来风靡海上乃至风靡全国的连环画创作,有重要的导引之功。相对而言,在人物画坛以钱慧安等为代表的结合西画渲染的城隍庙派,属上海真正的本地传统,但其早期的源头,亦可追溯到清代的波臣画派。钱派后继者还包括沈心海、谢闲鸥、曹华、石钟屿等,在以城隍庙为中心的海上老城厢画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晚于费丹旭传派特立于海上的另一支人物画,是以“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为代表,祖述陈洪绶的人物画包括动物画,此种画风,亦兼受到过西画造型的影响。“三任”之中,任熊首开风气,所画亦最近陈洪绶,造型伟岸奇古,笔墨雄厚稚拙;任薰则用笔精谨,取意超妙;任颐则灵动多变,涉猎广泛,除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倪墨耕、徐小仓、任堇叔、徐悲鸿的人物画,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声势浩大的主题创作,其高超的造型能力,还极大地推动了作为海派花鸟画分支的动物画的发展。

2清 方士庶 溪桥松风图

133.1cm×62.2cm 扬州博物馆藏

程璋及后起的柳渔笙、郑集宾等,便是首先盛行于海上画坛的这路动物画的代表,他们及任颐的绘画,也影响了另外一些借鉴西画的画家如蔡鹤汀、蔡鹤洲,以及画虎、狮等动物称名的张善孖、熊松泉等。海派动物画,以造型精确见长,有别于以往文人追求静逸的格调。除了任颐等,程璋、柳滨等人所画动物,亦有呼之欲出之感,至今风靡全国的动物画创作,便由此滥觞。

早期的海派花鸟画,循周之冕、恽南田、王忘庵、蒋南沙、华新罗等人的没骨法和勾花点叶法而来,并辅以陈白阳、石涛、“扬州八怪”等率意的笔墨,代表画家有张熊、朱熊、刘德六、沙馥、朱偁、王礼、胡三桥、金梦石、何研北等,以“海上三熊”(任熊、张熊、朱熊的合称)中的张、朱二熊声名显赫,而以艺术成就来看,则又以虚谷、任伯年为高——虚以虚灵松动见长,任则以生动飞舞称善。此派画法,强调造型的生动性和设色的清雅,更兼笔致秀逸,达到雅俗共赏的圆融之境,演为兼工带写的小写意一脉,深刻地影响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名噪海上的“四大花旦”(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的合称)。

以生动见称的小写意花鸟动物画与上述的两种人物画风一起,构筑起第一代“海派”的典型画风,呈现着雅俗共赏的特色。

人物画与动物画在上海的大兴,乃是文人画转化为市民文化最为生动的实例。

20 世纪的政治鼎革,促使了一批前清遗民、归隐官宦和平民化的传统文人涌入沪上,与以“驱逐鞑虏”旗号下推翻帝治的政治运动相凑泊,使得海上画坛开始接纳清中期兴盛于扬州一带的文人大写意水墨画,并以重彩加口彩的形式完善了文人大写意的商品化图式,推动了传统文人画与市场、市俗的进一步融和。

3清 董邦达 西江胜迹图 八开选四

31.7cm×43cm×4 扬州博物馆藏

金石用笔与清代碑学运动密不可分,修炼金石书法赋予了好古风习的文人画家以足够的自信,为这股由浙派、野逸派发展而来的水墨大写意传统增添了新的内涵。20 世纪初一批买办、民族资本家以及亲中国文化的外籍商人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贸易受阻之机遇的崛起,极大地助长了赞助慈善和文化的风气,如海上著名的实业家、一度成为过吴昌硕赞助人和经济人的王震以及当年有过赞助画家经历的海上大亨哈同,都是其中代表。是时,西方世界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灾难催化了以梁启超、梁漱溟等致力民族救亡的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本民族自强的可能,传统文化因而一度有呈复兴之势……国内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革传统文化之命的呼声响彻云霄,令一些人非但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传统绘画,而且更将之指向传统文化的最后堡垒——文字。此刻的上海,无论是诗国耆宿,还是具有新思想的文人,在传统文化有望复的新思潮的戟刺下,在保存“文字/ 文化”的大旗下携起手来。兼之金石写意一脉的兴起,缘其民族特色的文化含量,受到了日本艺坛和新兴美术学院的关注与支持……金石入画,对集结于此的职业化的文人画家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亦皆促使了此时更具传统文(人)化色彩的重彩写意花鸟画逐渐成为市场的新贵。

4清 董邦达 西江胜迹图 八开选四

31.7cm×43cm×4 扬州博物馆藏

海派第二代金石大写意的繁荣,塑造了大批名家,如高邕之、王一亭、郑文焯、丁辅之、俞礼、钱瘦铁、潘天寿、来楚生、刘海粟、王个簃等,并推出了当时公认的大师——吴昌硕。在吴之后,重彩金石化的粗笔水墨画在经过传统型画家如齐白石、潘天寿、黄宾虹、钱瘦铁、来楚生、吴茀之、诸乐三等的继承与发扬,和学院派里中西合璧型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朱屺瞻,包括林风眠、丁衍庸和李可染等的借鉴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整个20 世纪中国画的发展进程。

在海派金石大写意发展的同时,约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海上画坛出现了在雅、正、淡的笔墨基础上回归造型(丘壑)的倾向,这便是传统绘画的大宗——山水画的中兴,即以吴湖帆、张大千、贺天健、郑午昌、谢稚柳、陆俨少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山水画的兴起。

虽然自上海开埠以来,以山水名世者并不少,且走的多是由吴门到松江再到“四王”的传统派一路,如张熊、钱杜、吴大澂、顾沄、陶淇、秦炳文、陶焘、金心兰、何维朴等,但影响较大的仅胡公寿、陆廉夫、杨伯润、吴谷祥和吴石仙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况且其中不少人或有一手意笔花卉的本领,或善简化繁难的山水图式,特殊者如吴石仙,已将米氏云山化作了摩登风景画的格制……凡此种种,皆说明了山水画最初并非以市民阶层为消费主体的海上画坛最行俏的品种,正所谓“要讨饭,画山水”,市场上主要盛行的依然是南宗山水图式。

5清 董邦达 西江胜迹图 八开选四

31.7cm×43cm×4 扬州博物馆藏

随着20 世纪20 年代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绘画的中心舞台由老城厢向新租界转移,新一代消费群体由原先的普通市民转变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有产者,艺术品价格大幅攀升,令层层深厚的传统山水画获得了复兴的契机,如吴湖帆、冯超然、吴待秋、吴子深、贺天健、郑午昌、吴琴木、张大壮、张石园等精意追踪传统山水的画家开始涌现。当时名声极盛者当推“三吴一冯”(即吴湖帆、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后来追踪古风的贺天健、郑午昌、陆俨少等,原本也同属于这一类型。

海上文人写意画的兴盛,一度也造成了山水画的写意化。当时出现的“四僧”热,非但影响了张大千、钱瘦铁、贺天健、郑午昌、唐云等人的画风,后来更辐射全国,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山水画。

6清 董邦达 西江胜迹图 八开选四

31.7cm×43cm×4 扬州博物馆藏

就在“四僧”与“四王”两类画风此消彼长甚至相互融合的同时,北方清宫旧藏的高古名迹开始散佚人间,加之现代传媒的兴起,突然使人们有机会看到在文人画一统画苑以前的宋元真迹,这就使回归唐五代绘画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京津画坛以金拱北为首,这股潮流,取法并非江南明清时的传统资源,而是南宋以前中国绘画的经典。它的复兴,某种意义恰恰是出于矫正明清江南文人画遇度扩张的偏弊。持这一取向的画家主要以张大千、吴湖帆、郑午昌、贺天健、谢稚柳,包括陆俨少等为代表。如吴湖帆通融元宋而自创一格的温文典雅的云山新貌,张大千、谢稚柳追踪古法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开创出惊才绝艳的细笔画新风,而如陆俨少、郑午昌、贺天健等亦纷纷改弦易张,上溯元人,即使是原本钟情新安山水画的黄宾虹,也喊出了师法宋人的声音……

1一部中国绘画史,是部重心由北渐南的历史,如同华夏文明的重心由远古的黄河流域转向中古的长江流域。在这部由北而南的艺术发展史上,一种关乎江南的情怀始终贯穿其间。这一情怀,既促生了水墨画的“笔墨”概念,也引发了文人画一统艺苑的故事,更推动了中国画由古老的“绘事”“诗余”向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转变……

提及“江南”,不免想到米芾对于董源的推崇,想到富于神秘色彩的“江南画”,想起赵孟辉煌的“古意”运动,想起董其昌著名的“南北宗”论……“江南”有如此丰富的绘画史含义,足令众说纷纭:何以从有史可稽的中国画史之开端,“江南”就占居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何以云水氤氲的水墨画,一直与江南保持着如此亲密的血缘关系?何以被尊为“南宗”孔颜的董、巨和以“元四家”等为代表的山水画,会成为清代皇家画苑力捧的对象,成为匠人与文人共同效仿的榜样,甚至连乾隆帝营造皇家宫苑的宏大构思中也包含了如此浓重的江南园林情怀?何以至今的中国绘画,仍然保留了如此强烈的文人画情结?

2清 潘恭寿 佛像图

90.5cm×31.8cm 扬州博物馆藏

一、中国历史上三次文明南渡与江南绘画的崛起

古来中国画论中,隐含着一种浓重的“江南情怀”,是因为中国有史可稽的绘画史始自魏晋南北朝。

五胡乱华,晋室南渡,不但为华夏文明的中心在其后的步步南移奠定了基础,也令南方自古以来在文艺上第一次领风气之先。以晋室南渡为始,唐末战乱和北宋“靖康之难”分别在唐末和南宋再造了两次大规模的文明南渡。尤其是南宋,最终完成了中华文明时间上由上古而中古,空间上由北而南的大转移。从此,华夏文明的中心在南方尤其是江南确立不移,江南文化也一直引领着整个中国的文艺潮流,直至1949 年后才逐渐发生变化。

这三次文明南渡,并非本文要旨,但要阐述明清至近代的江南画,却无法回避对其作简要叙述。东晋时的第一次南渡,令北方大姓如王、谢家族,纷纷南迁,造就了充斥“药与酒”精神的魏晋风度。所谓“礼岂为我辈所设”,无尽的战乱造成白骨千里的出离苦难,城头变幻的大王旗高扬的无非是以功利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两汉以来形成的正统价值观遭遇了前所未遇的挑战。荒诞狂逸,随心所欲,成为江南士人反叛现实、麻醉自我的手段。庄周、列子之说的兴起,莫不是对惨淡现实的无奈与回避。乃而“老庄告退,山水方滋”,追求自由精神的乐夫山水的情愫,由是生焉。谢灵运首开山水诗风,顾恺之行山阴道上而目不暇接,王羲之欲借山水“乐死”(《世说新语》)……皆催生了南朝艺术的新变。

反映到绘画上,汉魏以来兴起的佛教故事画开始在江南士人的笔下悄悄地发生变异。史载顾恺之画维摩诘,有“形容枯槁”“隐几忘忧”之态(《历代名画记》卷三《论画体工用拓写》),这位几近神佛的古印度居士在晋人笔下已不再是受人膜拜的偶像,而成了老庄式的江左士人的化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顾恺之为首的“南朝三大家”的诞生,为江南艺坛树立起不朽的丰碑。陆探微“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的简逸画法,张僧繇传说中色彩鲜亮的没骨技法,都是南朝人对由北方传来的传统技法做江南化改造的明证。与此同时,山水之乐令自然主义审美遍起南朝,催动了水墨画的诞生。

文献中最早关于水墨画的记录,乃是传为梁元帝所著《山水松石格》中提到的“破墨”“笔精墨妙”和“高墨犹绿,下墨犹赭”,虽寥寥数语,却可证水墨山水画在梁时已然兴起。

中唐时名动南北画坛的天台山处士项容领衔的项氏家族的泼墨水墨大写意的前身),显然是与南朝前辈所醉心的山水精神息息相通。这种新颖、超脱常规的水墨画技法,影响了游走于各地的唐代名家王墨、张璪、孙位、贯休等。特别是受此影响甚深而在北方独享大名的张璪,成为晚唐至五代隐居于太行山中创造全景水墨山水的荆浩最为信服的榜样。正是在张璪的启发下,荆浩融合了吴道子的笔法与项容“独得玄门”的逸格水墨,终于将水墨山水画推向笔墨兼济的成熟境地,开启了北宋水墨山水画全盛的时代。

晋室南渡,第一次将古老的华夏文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推向了长江流域。后人论画每言及此一时段,必详南而略北,江南情怀从一开始便与中国画审美之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乃缘斯文在兹之故。

3刘海粟 仙籁

148cm×40cm 扬州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的政治军事可谓北强而南弱,但其时的文化却恰恰是北微而南盛。文明的盛衰常常不与军事的强弱成正比,宋代的文明可谓有史以来的极点,但军事上却是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而凭借武力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又很快被汉文化同化……都是极好的例证。晋室南渡,渡的并非是一姓王朝,而是绵延了千年的文明;江左风流,依托的并不仅仅是几个才绝、画绝的名士,而是被整个民族认同、传承已久的斯文。

故古来论此一时段之画学者,独许南朝三大家,而其时北方艺学,水平未必与南方相去霄壤,史载河洛画家有蒋少游、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诸多名手,娄睿墓之出土,云冈、龙门石窟剧迹,亦皇皇在焉,然终未能获价重于史家,只缘斯文在南而不在北。

这样的情况在文学中尤甚,由于知识阶层的流失,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自身缺乏文化传统,兼之战乱频繁,令北朝于百数十年中几乎没有产生重要的作家与作品,北地名家如庾信、王褒等,实质也属南人北渡,庾信最著名的作品,倒是脍炙人口的《哀江南赋》……当时北方的绘画水平并非不值一提,但其文化已沦落为小传统,或者说是民间文化;南方的军事虽弱于北方,绘画水平也并非北人不能梦见,但其文化却属于大传统,或谓精英文化。因之,即使在文艺中心重回北方的隋唐,史家和论者对于南北朝绘画的认识,犹详南而略北。事实上传世最早的画论如《古画品录》《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也莫非江南人所为。由此产生的错觉是:南北朝时艺术的绝顶风光几乎为“二王”父子、“南朝三大家”所独揽。这也使得唐时的北方理论家在追述往日的艺术时,自然而然地对曾繁盛一时的江南艺坛怀着深深的敬意,如张彦远曾云:

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能,其来尚矣。(《历代名画记》卷三《论画体工用拓写》)

随着隋唐的重新统一,中华文明的中心重回北方。虽然史家与论者犹记南朝文艺之盛,但无论是诗中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画中的吴道子、阎立本、王维、张璪,都围绕着都城长安共同谱写出盛唐文艺的新气象。然而,自中唐直至五代,中原几成屠场,原本聚集长安的士子才人开始星散,相对安定且好尚艺术的后蜀与南唐逐渐成为他们谋活的寄居地,江东也因此获得了再造南朝文艺之盛的机缘。在绘画上,为后世所艳称的徐熙花卉的“野逸”与董巨山水的“平淡天真”,也应运而生。算起来,这其实是北方文明自东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了。

4钱瘦铁 醉仙图

32cm×58cm 扬州博物馆藏

像卫贤之类的北方名家不断地来到建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将在北方已然成型的笔墨兼济的水墨画传统引向江南,更促使了以董源、巨然、赵幹等一批善写江南水墨山水画家的崛起。水墨技法的成熟,令徐熙这样擅于表现萧散野逸韵致的花鸟画家创造出以笔墨与色彩相交融的“落墨”新技法。这些与江南有着天然血缘关系的韵致与技法,既是江南士人古来崇尚的格调,后来也得到了看淡北方绘画的米芾的极力推崇。“淡墨轻岚”“平淡天真”与“野逸”的水墨画审美情趣、笔墨表现,更奠定了元以后江南画发展的基调。

北宋随着王朝的重新一统,艺术中心亦随政治中心的北移而转移。但一百多年后的“靖康之变”,将汉文化的中心随王朝或者说政治重心的南迁第三度推向江南。正是在这次南迁后,江南绘画真正确立了其于此后的画史上成为经典的地位。

南宋是南北水墨画在新的艺术重心再次发生碰撞和交融的重要时期,以李、刘、马、夏为代表的水墨苍劲派山水画,乃是南北水墨画交融的产物,即以北宋山水画坛主流派——李郭派山水图式与自唐便遗存于江南的逸格水墨画相交融的产物。

中国画史上一直为人所艳称的“水墨为上”的观念或者说是理想,至南宋真正进入了全面实现的阶段。还因为晚唐五代走向成熟的水墨山水画传统在南宋发生了新变,而且因为唐代江南逸格水墨在南宋大规模复兴并全面进入山水、花鸟、人物画领域。遥接唐五代孙位、贯休、石恪法门的法常、梁楷,与山水画坛的李唐、马远、夏圭,一同掀起了发端于唐代的逸格水墨画的新一轮复兴洪流,使之成为宋明宫廷绘画的典范图式。

南宋是中国绘画史重心由北向南转折的又一关键时期,自南宋以还,中国的艺术重心就一直在江南确立不移。特别是至元明时期,随着赵孟开创的江南文人画一代新风在明中期以后一统江南画苑,进而一统南北画坛,时间甚至长达四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