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法世有定论，那种狂放无忌，长枪大戟的风格，虽出张旭怀素衣钵，然确是别开自家门户，由不得天下饶舌。但我倒是对他的《临兰亭》，准确说是残缺的“毛氏兰亭”(见图)感兴趣，据说档案馆存的就是五张片段，全本没有。而且是孤本。我很惊讶的是，这样一件珍贵手迹，至今还没有引起书界和学界重视，更没有与那场著名的“兰亭论辩”联系起来研究，是否会有遗珠之憾呢?本文力图换个角度探微索幽。
让我们来看“毛氏兰亭”。
当初是写了全本，还是就这样写了几段?据我的研究，觉得就是写了这么几段，好像主观上就没有想写全本。这在后面我会谈到。
当时是照帖写，还是根据记忆默写的?我认为不是默写，是照着一本《兰亭序》的文字内容，写他毛氏自己的书体字。但肯定有些段落，比如开头的一段，是记得挺熟的。
那么如果是照帖写的，为什么错讹还那么多?比如，从“永和九年”开始到“俯察品类之盛”之后，少了“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17个字;从“夫人之相与”到“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期间少了“或取诸怀抱，悟言一”8字、“暂得于己”4字、“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66字;而在结尾，把“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11个字全部丢掉了。
而在这中间，将“癸丑”写成“癸卯”;将“群贤毕至”写成“群英毕至”;重复写了“咸集”;将“激湍”写成“急湍”;“列坐”写成“列座”;重复写了“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将“品类之盛”写成“品汇之盛”;“趣舍万殊”写成“取舍万殊”;“感慨系之”写成“感慨击之”;“固知一死生”写成“故知一死生”;“亦由今之视昔”写成“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写成“悲乎”;“其致一也”写成“其致一致也”。
乖乖，照着写还这样粗心大意，可能吗?我说，可能。为什么，因为他是毛泽东。
“毛氏兰亭”尽管残缺，但仍不失为一件珍品，因为这里面隐藏和待解析的信息是很多的。从书法上说，也写得洒脱自然，张弛有序。可惜不是全本。有人说残缺也是美，而且是所谓大美，然后就抬出维纳斯的石膏像说事，我是不以为然的。不能因为没看到月圆就夸月缺更美。假如历史流传下来的《兰亭序》是残本，我们一定会说比全本更美吗?
我们看到的这个孤本“毛氏兰亭”，甚至连通盘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只是象征性的抄写了几段，而抄写的也是逸笔草草，心不在焉，重复、错字、丢段、每页纸风格不一，无论结体、章法、笔意、气息，没有一点王字的形神，包括后面很重要的一句“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竟丢下不写了。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么一副有头无尾、几处断腰又满身错讹的“毛氏兰亭”作品。就说结尾吧，就算是因为纸写满了，写不下了，也应该续纸写完才对，可就是留下个秃尾巴，但又不像是在草纸上打稿练习。而且毛泽东留下了那么多的手迹，如果真的以书法家的情怀对待《兰亭》，怎么都会留下几幅毛氏《兰亭》手迹的，可是没有。不能说与那场有头无尾的“兰亭论辩”没有一点关系吧?
那么，毛泽东写这副看似漫不经心、十分随意、残缺不全、又全无半点王字面貌的《兰亭序》，能给我们透露出他心灵的什么信息吗?或者说我们能够解读出什么密码吗?
毛泽东照着《兰亭》临写，还错讹甚多，丢行漏段，也许有毛泽东性格使然，重在挥洒，不拘小节的因素。但这只是性格影响书写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心态影响书写的问题。古人说“书为心画”，今人说“书法是心电图”。“心画”也好，“心电图”也好，都是告诉我们，通过品读书法可以解开作者心灵的密码。从王羲之的《兰亭序》我们看到了他书写时心态的自由放逸和忧患意识;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们看到了他书写时的悲愤填膺和欲哭无泪;从苏东坡的《寒食帖》我们看到了他的凄苦和无奈等等。
更有说服力的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里有专门的论述(原文略)，他写道：书家在同一个时期作书，有合与不合，也就是得势不得势、顺手不顺手的区别，这与本人当时的心情思绪、气候环境颇有关系。合则流畅隽秀，不合则凋零流落，简略说其缘由，各有五种情况：精神愉悦、事务闲静为一合;感人恩惠、酬答知己为二合;时令温和、气候宜人为三合;纸墨俱佳、相互映发为四合;偶然兴烈、灵动欲书为五合。与此相反，神不守舍、杂务缠身为一不合;违反己愿、迫于情势为二不合;烈日燥风、炎热气闷为三不合;纸墨粗糙、器不称手为四不合;神情疲惫、臂腕乏力为五不合。合与不合，书法表现优劣差别很大。天时适宜不如工具应手，得到好的工具不如舒畅的心情。如果五种不合同时聚拢，就会思路闭塞，运笔无度;如果五合一齐俱备，则能神情交融，笔调畅达。
关于心态影响书法的例子很多，古代的除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帖》外，还有很多，就不说了。举两个现代的例子。第一个，《中国书法》杂志1992年第二期封底发表的一幅毛泽东题赠杜冰波先生的草书作品《题乌江亭》，有学者称其书写错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作品内容是杜牧诗《题乌江亭》。“胜负(原文为败)兵家事有之(原文是“不期”)，包羞忍辱(原文是“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材(原文是“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落款处“杜牧之题项羽庙”(原文为《题乌江亭》)。应该说，毛泽东这幅书法写得很漂亮。但为什么会写的错讹多多呢?学者分析了这首写于1928年2月22日的书法的背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农民群众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在秋收起义失败后提出并讨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问题，在井冈山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专门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初步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首赠友人书作应该是托古言志，抒发胸意：革命经历了失败，我们不学霸王，还要卷土重来。而这首诗所以写的错讹太多，学者认为：我想毛泽东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内心也很矛盾很复杂(见闵生裕文)。也就是说心态影响了书法作品的质量。第二个例子，在荣宝斋一楼屋梁上有一副书法横幅，是郭沫若写的毛泽东《沁园春·雪》，字是好字，就是作品笔误较多，除了作者在诗后注明的几点勘误外，我看出还有“望长城内外”写成“看长城内外”;“引无数英雄”写成“引千古英雄”等。我想，这些是不是笔误呢，是否原来的诗句如此，而非笔误呢。郭老的这副作品写于1961年，应是接近毛泽东真迹的，所以不好说。如果不是原诗如此，那就是郭老自己默写此诗时记错了，造成笔误。但根据后来写错几处的诗后勘误来看，应该是有原诗对照的，而不像是默书和默勘的。而如果照着原诗来写，似乎又不应该出现那么多写错的地方，莫非郭老当时的心境也受了什么影响吗?或者可以这样解释，像毛泽东、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大文豪自是与凡人不同的，写书法逸笔草草，不拘小节，错讹可忽略不计?但我想向来谨慎的郭老还不至于，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还是心绪不宁所致，至于当时的背景则需继续考证了。从以上两个现代人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孙过庭关于书法家心态影响书写效果的论断是成立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毛氏兰亭”，可能就是在如孙过庭所说“违反己愿，神不守舍”的心态下草草写下的，所以“毛氏兰亭”出现如孙过庭所说“思路闭塞，运笔无度”的现状，就是很自然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副《临兰亭》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写的，时点正是那场著名的“兰亭论辩”期间。这一时点的确定，就为我们解开这幅书法的密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条件。《临兰亭》是《中国书法》杂志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50周年而刊登在1992年第二期的。据《人民日报》
1993年12月9日第8版(人民网(微博)“领袖人物资料库”)刘正成《创造：在继承中发展——读毛泽东《临兰亭》等书迹有感》中写道：“毛泽东书法并没有忽视王羲之的中和之美，但却有严格取舍。这从《临兰亭》可见一斑。这一帖是意临，即这是毛泽东眼中的《兰亭序》，取其潇洒和精美，却无《兰亭序》的温润和恬适。力与势已取代其韵与致。这力与势酣畅、奔放，充满生气。此帖前部，作者多用原帖之行书，而愈往后，则已从小草变成大草，尽情任性，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帖的意蕴已从《兰亭序》原有的超逸、悲怆而替换成雄健、乐观、充满自信了。这件作品未署年月，大约是60年代中期所作。”而那场著名 的“兰亭论辩”正好发生在1965年。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临兰亭》应该是在“兰亭论辩”期间写的，论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后来更是直接参与)，他也开始重新思考这场“笔墨官司”的主角《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想起久违了的书法习帖《兰亭序》，于是就找来，信手写了几段。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测毛泽东是看了一些“兰亭论辩”文章后，或者写完给章士钊和郭沫若关于“兰亭论辩”的书信后，在思绪的萦绕中信笔临写的《兰亭序》。因此就有了深入解读的意义。也就是说，是“兰亭论辩”事件影响了他的心态，影响了“毛氏兰亭”的书写效果。
“兰亭论辩”的史料说明，毛泽东是支持那场论辩的，而且有依据证明他也是希望郭沫若打败高二适的。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支持打那场“笔墨官司”呢?我认为矛头不是对《兰亭》，也不是对王羲之，而是对那些帝王将相，特别是那个“稍逊风骚”的李世民的。毛泽东对李世民等帝王将相的蔑视心理，是他骨子里的东西，在他著名的《沁园春·雪》等诗文里早有表述。但是他自己也有帝王情怀。一方面蔑视，一方面又欣赏，形成了毛泽东的一种矛盾心态。如果从一个书法家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对王羲之和《兰亭序》是有不解之缘的，可是，毛泽东的眼光没有停留在书法家的视野和水平上，他更感兴趣的是唐太宗对《兰亭序》的结论可不可以挑战和颠覆。
据史料记载：1965年，郭沫若撰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至〈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不论是文字还是书法都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郭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王谢墓志字体是隶书体而不是《兰亭序》里的行书体为实证和铁证，断定《兰亭序》是从文章到书法均系后人伪托的，就是说王羲之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名噪千古、文章美妙、书法绝伦的《兰亭序》，王羲之没这文才，也不会写这种字体;有这文才和会写这种字体的，郭沫若认为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为什么是智永?就因为智永写了800本行书《千字文》，字体很像《兰亭序》吗?文才就可以超过王羲之并且冒名王羲之写《兰亭序》吗?为什么呢?郭老就回答不出来了。后来郭沫若的论辩对手高二适也被郭权威给忽悠晕了，甚至怀疑有“秘义”。他在驳文中问道：“郭先生拟《神龙》(指神龙本《兰亭序》—作者注)于智永，不识另有何种秘义?”
郭沫若文章发表在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和这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上。此文一出，引出一些反面的意见。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立即撰文反驳，并将文章寄给文友章士钊。同时还寄给章—封信，说：“鄙稿倘若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发表，亦当今至要之力图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高文。毛泽东7月18日回章士钊信，说：“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文公之于世。”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给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郭沫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以《光明日报》为阵地进行这场讨论。随后，高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发表在7月23日《光明日报》上，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
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一篇文章交报社，是针对高二适的文章。5天之后，毛泽东向康生问起这场官司，康生当天写信向郭沫若通报情况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很难的。”
在高二适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论争，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细读其文章，其中除了论兰亭问题之外，又涉及打破帝王将相崇拜的问题。如，郭沫若将高二适不同意兰亭为伪的观点说成是“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说“不是脍炙人口的吗?”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郭沫若特别引用了清代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说：当日唐太宗注重王羲之书法，“(群臣)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沉沙所眯。”这段话，郭沫若十分欣赏，引用了两次。郭沫若特别欣赏赵之谦的敢于“妄言”。
8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两篇文章的清样后，也对郭沫若引用赵之谦的材料很感兴趣，写信给郭沫若，认为“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见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无意当中，毛泽东已经把高二适当成“崇拜帝王将相”的人，并视为要“对付”的对象。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以及郭沫若的影响与地位，兰亭论辩作为学术争论，从开始到结束，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实际是因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许多论文已明显地在迎合当时“破除迷信”的政治需要。有的论文题目就是《揭开<兰亭序>迷信的外衣》、《<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甚至于文物出版社1973年将兰亭真伪争论的论文归集到一起出版(即《兰亭论辩》)时，仍有十分明显的倾向问题。此书的出版说明写道“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在这里，毛泽东支持质疑《兰亭》的原因已昭然若揭：表面上看，是想看两个笑话，一个是恶搞《兰亭》的笑话;一个是调教郭沫若的笑话(类似乾隆调教纪晓岚)。而实际上毛泽东要达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借《兰亭》搞唐太宗一下，是毛泽东要和李世民打一场“帝王官司”和“斗气官司”。要说“穿越”，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
也许论辩一开始，毛泽东就觉得是个笑话和闹剧。他关心的不是《兰亭》真伪，因为他早已给这场论辩定调为“笔墨官司”，就是说不会有赢家，因为没有裁判员。而且他从八岁就研习书法，对王羲之和《兰亭序》是奉为法宝的。他不在意正方能不能取得胜利，他也不担心反方能翻起大浪，他要的就是热闹一下，狂欢一下，摸一下唐太宗的老虎屁股，舒展一下他独特的(有时也很恐怖的)毛氏幽默。但他不能点破。所以你看毛泽东虽然支持论辩，希望热闹搞大，但却坚守底线，绝不沾染骂名，因此从未对《兰亭》真伪表过态度。
而能够使毛泽东心愿得以实现的是郭沫若(以及康生、陈伯达)，他把兰亭论辩的要害集中到“敢于模唐太宗老虎屁股”上面，甚至赤膊上阵，直接拿领袖压制和恐吓反方，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说“不是脍炙人口的吗?”毛泽东关心的“笔墨官司”，不是争论双方在学术上哪一方更具有说服力，而是哪一个更有勇气与“权威”、“迷信”做斗争。赵之谦只是咸丰年间—个不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显然是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郭沫若敢于打破迷信，成为对那些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的有力回击。特别是郭沫若不同意高二适的《兰亭》真赝“决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的观点，郭沫若发牢骚说：“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然而并没有指出为什么不能相信唐太宗的睿赏，而引用毛泽东的“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并说唐太宗“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与‘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其迎合毛泽东的痕迹已十分明显。(见李秀云文)
郭沫若在论辩中一方面把讨伐的矛头始终对准李世民等帝王将相穷追猛打，一方面高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旗山呼万岁，他的出色表现虽然早已与学术论辩不相干，但却是正中毛泽东下怀的。是他帮助毛泽东搞了李世民一下，毛泽东支持兰亭论辩的目的达到了。所谓“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不管论辩结果如何，只要东家满意，就是已经胜利了。
但是依郭沫若的政治敏感和智慧，他敢于发动“兰亭论辩”，而且在论辩中敢于以蔑视帝王的口吻否定唐太宗以佐证《兰亭序》之伪，而不怕投鼠忌器，如果不是疯了，那就应该是事先请了旨意(未有依据)，或者是揣摩了圣意，而后又得到圣意肯定和鼓励的结果。但当年11月《评海瑞罢官》发表，“文革”来了，郭沫若马上感到“骂皇帝”可能有麻烦了，于是论辩草草收兵，并公开检讨自己人生观有误，提出辞去一切职务，作检讨发言说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也就是等于说，郭沫若自我否定了“兰亭论辩”的观点，等于是非常轻佻地拿《兰亭序》开了一个使自己尴尬和遗臭的玩笑。他挑起运动，结果把自己给运动了;他引蛇出洞，结果把自己引出来了。最后只落得检讨走人，闭门思过的下场。
写到这里，我有一个不敢相信，但又昭然若揭的判断，那就是郭沫若又一次为了邀宠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就像以前的“为曹操翻案”一样。我甚至相信，郭沫若“兰亭论辩”的动机在开始就不完全是学术性的，后来的表现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驴皮影”表演。但他的主观能动性也发挥得很到位，所以他也是积极的。我甚至愿意猜测郭沫若挑起“兰亭论辩”的激情主要来自他喜欢做标新立异和石破天惊大事的浪漫情怀，他是毛泽东“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实践者。他觉得自己敢为人先的提出问题已经足够了，至于颠覆《兰亭序》他也没有足够的底气，这从罗培元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郭沫若1965年偶然看到清代李文田对《兰亭序文》早已提出三大疑点，李氏又写出“文已无有，何有于字”的“千万世莫敢出口”的大胆论断后，如获至宝，以为得到了《兰亭》伪托的新证和力证，于是立即披挂上阵开展论辩，可见准备并不充分。但郭沫若从论辩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他的下场是自己早就料到的，但他永远都不会说出真相。
纵观此前学界书界对毛泽东支持兰亭论辩的原因，多归结为是因为郭沫若的观点适应了当时反权威、反迷信的政治需要。甚至归纳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我觉得这些观点还是没有摆脱思维定势的束缚，还是没有把“毛主席”和“毛泽东”区别开来。我把毛泽东支持“兰亭论辩”原因，归结为毛泽东同李世民斗气打“帝王官司”，可能有人会说我很幼稚，那么严肃的一场政治和学术论战，你给归结为好像是领袖人物支持搞的一个恶作剧，说不过去吧。也许是吧。但我还是不同意把毛泽东的所有故事包括个人恩怨故事都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社稷苍生”的政治高度上去拉，因为那样得出的结论可能适合“毛主席”，但不一定符合“毛泽东”。事实上，中外历史上一些大人物做出的一些历史事件，起因源自个人的心情好坏、喜怒恩怨的例子是很多的。
“毛氏兰亭”可能就是在“兰亭论辩”的闹剧心态下写出来的，这也许就是“毛氏兰亭”为什么残缺不全、为什么错讹多多的一个原因吧，也是后来毛泽东很少临写《兰亭》，目前只有孤本的原因吧。但“毛氏兰亭”尽管残缺，仍不失为一件珍品，因为无论是书法真迹还是待解析的密码和信息都是很有价值的。而特别是因为摸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老虎屁股之后(真的摸到了吗?)，毛泽东的独特的帝王幽默得以舒展，心情也更加高深莫测，因而从《临兰亭》中也可见一斑。据那篇人民日报文章认为：“毛泽东眼中的《兰亭序》，取其潇洒和精美，却无《兰亭序》的温润和恬适。力与势已取代其韵与致。这力与势酣畅、奔放，充满生气。此帖前部，作者多用原帖之行书，而愈往后，则已从小草变成大草，尽情任性，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帖的意蕴已从《兰亭序》原有的超逸、悲怆而替换成雄健、乐观、充满自信了。”但恕我眼拙，我至今也看不出有多少“酣畅、奔放、生气、雄健”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