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天才人物：诗有苏黄之美誉，词成豪放开派之祖，文列唐宋八大家，书冠苏黄米蔡宋四家。做官呢，与弟弟分据部长、副总理高位;美食不是他的专业领域吧?他却发明了东坡肉…
这样不世出的牛人，简单用一句“崇拜”已不能表达我们的仰慕之情。虽然历经沧海桑田，很多故事与作品已然湮灭不得复见，仅从流传下来的东坡作品中，便有太多可以品味的内容。当然，我这里仍然要回到他的书法，与大家一起欣赏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与行书尺牍。
苏东坡《黄州寒食帖》▼
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
寒食帖是苏轼遣兴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郁郁，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书法随之起伏跌宕，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寒食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为之折腰，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
苏东坡行书尺牍欣赏▼
东武帖
归安丘园帖
获见帖
王晋卿帖
邂逅帖
致季常尺牍
覆盆子帖
东武帖、归安丘园帖、获见帖、王晋卿帖、邂逅帖、致季常尺牍、覆盆子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并列唐宋八大家。书法早年学“二王”，中年以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晚年又学李北海，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形成极具个性意趣的风格。东坡生性豁达豪放，情感细腻，能唱大江东去，也吟共婵娟，反映在艺术上，诗文风格多变，气势恢宏又文辞瑰丽;书法丰润秀逸趣味横生，左顾右盼神采飞扬，满纸都是浓浓书卷意，非极大才气不可为之。
苏轼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天才人物。
21岁参加礼部考试，苏轼以绝代惊艳之才震惊主考欧阳修，被欧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取苏为第二。嘉祐六年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北宋科举“百年第一”。(关于考试名次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苏轼成绩极好勿庸置疑)
苏轼文章与父洵、弟辙同列唐宋八大家;诗有苏黄美誉;写词吧，一不小心就将婉约词人柳七郎给盖了，成豪放开派之祖;书法冠居苏黄米蔡;绘画方面，善画墨竹，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画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为官上，与弟分任部长、副总理;美食上，创造东坡肉、东坡肘子…
苏轼具有伟大的政治理想，坚持原则，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一生数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远，却执著坚定，初心不改。当时朝中历任宰相、重臣，如士林领袖欧阳修、改革派王安石、保守派司马光都是他的朋友，都极看重他的才华，也认可他的能力，甚至连皇帝也是他的粉丝，而他却选择并坚持走一条注定艰难的道路，这点相当不容易。但在执著的同时，他又极豁达，历经坎坷依然乐观相对，写出了大量传诵千年的诗词名篇。
在那个时代，写诗言志，作词言情，词就只能写情情爱爱，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大红大紫。苏轼豪放词写得晚，但出手便见不凡 —— 38岁时写下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
他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材。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地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亲民、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于世。他在各地写下的游记、词赋、对联，他在生活中创造的有趣发明，都流传至今，深受人们的喜爱。
《伯远帖》，晋，王珣书，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cm，横17.2cm。
“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爲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书：“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笔”一玺。并御题：“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余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钤“乾隆宸翰”、“涵虛朗鑒”二玺。
前隔水御书：“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綠”三玺。又御识：“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迹並藏養心殿溫室中，顔曰：‘三希堂’，禦筆又識”，钤“乾”、“隆”二玺。
后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后有乾隆御绘枯枝文石，并识：“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禦識”，钤“几暇怡情”一玺。后有“墨云”一玺。卷尾敕董邦达绘图，邦达有记，又有沈德潜书“三希堂歌”。
卷后有董其昌、王肯堂题记。
本幅前后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识。清代所钤宝玺有：“石渠寶笈”、“乾隆鑒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養心殿鑒藏寶”诸玺。
收传印记上钤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
王珣《伯远帖》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进入内府，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的尽间，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后流散在外。1950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将《伯远帖》、《中秋帖》购回，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曾经公开展览，并已影印出版。
《宣和书谱》、《画禅室随笔》、《书画记》、《平生壮观》、《墨缘汇观》、《式古堂书画汇考》、《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初编》、《古书画过眼录》等书著录。
作者：
王珣(350 – 401) 字元琳，小字法护。临沂( 今山东临沂县 )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东晋王珣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赏析】
《伯远帖》，是传世晋人墨迹中惟一具有名款的真迹。行笔出入顿挫，峰棱俱在!峭劲秀丽，自然流畅又字字顾盼;尽得优游俊朗、舒逸之风神。观晋代《伯远帖》书卷，通篇舒逸俊朗。天头地尾满篇提跋，帖中有很多印痕，这都是历代皇家官宦、文人墨客、名士之倾力收藏保管;经无数次战争、天灾、人祸，跨越千六百年的历史时空，才得以将这一幅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书法绝品《伯远帖》流传至今。使我们能见到书法大家书写的真迹神韵。
晋人书以尺牍见长而以韵相胜，缘当时人物以清简为尚，以虚旷为怀，或假手于翰墨，或品析于锋杪，殚精竭虑，沉酣斯道，又缘二晋人物，丰神疏逸，姿致萧朗，俗好清谈，以超脱之情游戏笔墨，于是风流相扇，艺文益精，落笔散藻，自然可观，故虽非名法之家，然其书亦楚楚可观，从而蕴酝出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的时代书风，正如马宗霍《书林藻鉴》所谓：“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家，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这种以游戏三昧，超然于功利之上而又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创作心理造就了晋人书法的高度。从流传的晋人作品来看，除二王之外，另有一件稀世珍品，即被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的《王珣伯远帖》便是东晋士人的代表作品。
《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明董其昌见此帖后，大为赞赏，并题云：“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
《姨母帖》，行楷,载原裁于唐人摹《万岁通天帖》。硬黄纸本。纵26.3厘米，横53.8厘米， 藏辽宁博物馆。《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是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家物，内收王氏家族二十八人法书。王方庆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6)上进武则天，武命人临摹后将原本又赐还王方庆。现存《万岁通天帖》为摹本，包括王羲之、王荟、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七人共十帖。此帖钩填技术极其精妙，可谓“下真迹一等。”董其昌曾称此帖“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
此帖曾摹刻于《戏鱼堂》、《真赏斋》等丛贴。现存王羲之的字面貌不尽相同，大凡有流便和古质两种，《姨母帖》属于后者.杨守敏说：“观此一帖，右军亦以古拙胜，知不专尚姿致。”此类作品可能是他早期所写，其结字和用笔都还存有较浓厚的隶书笔意，和现在出土的晋代简牍帛书有相近之处。如“一”“十”“痛”等字中的横画，隶书的笔意都很明显;“痛”“日”“何”等字的转折处都较生拗峭拔，并残存横式。这些都是隶书笔势孑遗。另外笔画质朴凝重，出笔入笔比较自然，不像唐以后那样强调一笔三折。这些都使此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华的艺术魅力。还有一幅《行穰帖》和此帖比较接近。
笔法新变端倪——《姨母帖》
作为千古书圣的王羲之，其不朽的地位往往与《兰亭序》相关。但《兰亭序》已是新变后的体式，其实并不能反映王书“承古开新”的创变轨迹。在几乎所有右军遗迹(摹本或刻本)中，《姨母帖》要数最能表明右军创变过程的书作了。
一、古意犹存 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代。
虽然史书记载，汉张芝、魏钟繇等前代书家已在书法创新方面取得成就(如传张芝《冠军帖》已为新体草书)，但值得可信的手迹流传微乎其微，而且，考古发现的大量的楼兰文书让我们明白东晋书体大多依然旧意浓重，与右军新体在体貌上迥然有别。我们固不能否认当时的书家已在有意无意地作着新变的尝试，但要说真正成功者，当首推王羲之。
《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的代表作，其古意自然十分明显。我们姑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姨母帖》的古意。 一是用笔、体式存有旧体笔意。所谓旧体笔意，指自秦汉(甚或更早)以来日常所写隶或草书所有随笔而出的书写习惯，少提按，但不乏力感，尤以汉简书最明显。后来的草书或楷书以保存隶书笔意为古意。这是从形式上对古意的理解。
二是透过这种旧体笔意而有的纯朴、自然、真率的审美特性。
孙过庭《书谱》有“古质而今妍”语，虽语对钟张与羲献而言，但其中含义之别，不难理解。
而把这句话用在《姨母帖》与《兰亭序》上，笔者以为也极为贴切。 《姨母帖》遗存率意的旧体用笔见有多处，如首行“十一月十”、“日”、“之”字捺脚、“顿”左部;第二行“顿”、“顷”、“通”底捺;第三行“姨”、“痛”左竖，“摧”左竖及右“佳”、“剥”末笔、“情”字“月”部;第四行“何”等;第五行“羲”字“”笔，等等。其结字宽博，字与字之间连带不多，这些都是旧体所有的特性，尤为隶意所有的特性。
不过，《姨母帖》所有的古意，与逸笔草草的汉简或楼兰文书等已有明显不同。王羲之在率意之中间，有含蓄、凝重的感觉，使此作在格调上高出了许多。二、新法伊始 何以《姨母帖》率意之中得凝重，或许与其尝始新的用笔法有关。 我们先来作一些对比：首行“一”、“十”、“三”，第二行“首”，第三行“痛”横画写法各不相同，有以旧法者，有以新法入旧法者，有较完整的新法者。“十”横为完全的旧法，但以率笔为之;“一”、“首”横为隶法，起笔藏锋且先左下后回锋向右;“三”底横也用藏锋，但似有新意;“痛”横则为较明显的新法。以旧法率意者线质虽实却平(“十”)，若不以羲之的功力，或可能流于轻滑;以旧法隶意者线质温厚圆实，较耐看;以新法入旧法者既得形态之美，又不乏蕴实;纯粹新法者易流于形式。从意识上看，东晋时代文札多率意，羲之能在率意中间入有意，以致线质不趋流俗，故尔有凝重感。倘使不具备藏逆而任笔为体，《姨母帖》恐怕难有这种深沉的魅力。
三、结字宽和、章法自然
《姨母帖》在王书中显得特别，最直接的原因是其结字的外拓。倘我们不知此为王书，则极有可能与颜书相混淆(或许颜真卿从此书中获得启示?)。此作首行“日”、“羲”、“顿”;第二行“首”、“顷”;第三行“衣”，第四行“何”，第五行“次”体态几与颜书无异。惟用笔有所不同，故《姨母帖》比颜书更见古意。 早期王书的这种宽博或与隶书有一定关联。隶变使篆之修长为扁方，其势变纵势为横势，故隶字多得宽博之态。东晋时刻石文字仍为粗实宽厚一路的隶楷(如《王兴之墓志》、《王闽之夫妇墓志》等)，可以想见当时手书的体势也一定带有隶书痕迹(事实上确实如此)。《姨母帖》作为王书早期作品，存遗隶书体势也当属自然中事。
不过，与一般的文札不同的是，王书此作的宽博已然具有了某种关系———字与字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排列。从一般意义上讲，隶书多关注单字结构，其上下字的关系不作更多考虑;一般从隶变入的手书也多属随意列带，较少理论的思考。《姨母帖》则无论从行的关系或字的关系都恰到好处：既非紧张的咬合，又不是散落无序。每字大小看似相似，实则各有所变。如首行“之”字成分裂状，恰好给“羲”及“顿”之茂密提供了空隙;第三行“哀”字重写符号“∶”的空白则由第四行“奈何”之间的连带补实。
从行势上看，王书后来的跌宕转接已在此作中见出端倪，主要表现在第五行：“塞”、“不”势斜向右，“次”之“ノ”使其扭向左，“王”接上势，“羲”“”笔又侧向右，“之”又回向左。
《姨母帖》线质的凝重、结字的宽和、章法的自然而有序及新法的始萌使其既超然于时代之上，而又不失时代所有的古质与纯朴，这或许正是此作作为承古开新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四、新、旧交变的书写技巧
尽管从王羲之的角度讲，新、旧笔法的交替是自然而然的事，其间并没有“夹生”的感觉，但对于后人，若想得到他这种有意无意的转接，却并非是件易事。
其中相关的技巧有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对旧体笔法与结字有基本的了解与实践。如对隶书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对章草笔法与结构的体会及对俗体书的体会等等。
二是对新变后的笔法的认识。
王书新变后的笔法，在其后几帖中已见完整，但因手札多行间带草，所以要体会羲之新法，最好莫过《兰亭序》、《集王书圣教序》及《何如帖》等行书。新法比于旧法，最明显处，是提按分明，节奏外显，转带起迄明朗，尤多牵丝细笔，笔画粗细变化丰富。试比较同字新旧笔法的不同表现。
三是对新、旧笔法的融合。
既得新笔法的体念，又懂得旧笔法，才能有将新旧笔法融合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仍旧筑基在熟能生巧上，若仅仅只是两种笔法的凑合，无疑会使线条及结构变得生硬。而且，懂得新笔法者往往排斥旧法，善用旧法者又难于体验新笔法的精致。所谓古朴而精微，便是新旧法交合而生的一种美感。譬如说：《姨母帖》“十”字以旧法，但行笔的稳实却有一种走向精微的趋势;首行“之”字末笔，爽而缓，既似旧法，也似新法;“塞”看似用新法，但古意绵绵……依笔者体会，以新法而不尖刻，以旧法而不荒率，入笔藏露相生，用笔迟速得宜，收笔稳而自然，方为新旧笔法融合的妙策。
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创造意境表达感情的造型艺术，因此，书法之妙，全在用笔。这一点，在毛笔基本定型的秦代，在书法上有造诣的李斯、蒙恬就已经认识到了。李斯用短锋扁笔书写“小篆”，立后学之宗祖。蒙恬不仅改良成功了流传至今的毛笔，还撰写了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毛笔的著作《笔经》。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先贤们就已经开始研究用笔方法———笔法了。
由于“笔法”在书“法”中占有“第一”的位置，两千多年来，历代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不断地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索，提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用笔方法。这些书家，越研究越觉得“笔法”实在是“奥妙无穷”，有时难以直接用非常明白通俗的语言文字准确地表述清楚，于是，便创造了一种“比喻法”———即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事物形象来类比如何用笔，以便使自己和后学者领会并掌握笔法的要领。
翻阅历代书法典籍，选出以下9位书法家主要的16个用笔“比喻”，大体按时间顺序列出来和同道共勉。
1.用笔如“鹰望鹏逝”。
李斯不仅是小篆的“鼻祖”，也是用“比喻”阐述笔法的第一人。“鹰望鹏逝”这个比喻就是他说的(也有学者认为是蒙恬的话)。原话是：“用笔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意思是：作书用笔要像苍鹰、鹏鸟捕食那样，先在空中飞翔、回旋、观望，看到“目标”之后疾速下飞贴近捕捉。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书者在笔头着纸之前，要先在空中摇曳取势，作落笔的“精神准备”，看准———弄清笔性、纸性、墨性、字体、字意;考虑好布局、风格之后，迅速下笔，方可捕捉到“目标”———预想的书写效果。清代书法家朱和羹说：“能如秋鹰搏兔，碧落摩空，目光四射，用笔之法得之矣。”“鹰望鹏逝”法，也被称作“摇笔”。
2.用笔如“游鱼得水，景山兴云”。
这两个比喻是李斯同一次说的，故而放在一起阐述。总的意思是用笔不要做作，要自然舒畅。要像鱼在水中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舒展活泼地游动;要像景山———大山上升起的云朵一样，飘然、悠闲、自在。意在强调从大自然的美中悟出用笔的规律来。
3.用笔“犹若登阵”。
汉丞相萧何是中国书法史上把兵法引入书法的第一人。他在《论书势》中说：“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遗于笔下，出没须有倚伏，开阖籍于阴阳。”把书法的笔势、笔法比作登阵作战。意思是：登阵要随机应变，用笔要善于变通———在于用腕;登阵要调兵遣将，用笔要安排好点画;作战贵在神出鬼没，用笔要有起有伏;作战要能展开和集结，用笔、结体要善于处理好擒纵、提按、曲直、粗细、断连、起止、正攲、舒敛、向背、方圆等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
4.“笔是将军”。
书圣王羲之曾经担任过“右军将军”，对毛笔的神奇作用有独到见解。他在《书论》中说：“下笔不用急，故须迟，何也?笔是将军，故须迟重。”书圣为何把笔比作指挥作战的将军?是因为二者有共同之处。将军一个命令，关系到战争胜败、土之得失、人之生死。作书，笔一落纸，墨便成形，字的生命(骨肉气血神)，不可改变。因此，书者下笔，要像将军发布作战命令一样，审时度势，谨慎从事，不可操之过急。王右军还曾经把笔比作大刀、长矛，对于“字”的生命，有生杀予夺的作用，用起笔来一定要慎之又慎。
5.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
这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的褚遂良在《论书》中的原话。“锥画沙”、“印印泥”是两个展现笔意的著名术语，是从事书法的人不可不知的概念。“锥画沙”，意思是说长矛一类武器(或工具)的锥锋画入平沙地里，沙形两边凸起，中间凹成一线。在纸上用笔，要像“锥画沙”一样，笔锋行在线条的中间，不显起笔、止笔的痕迹。而墨迹则浮在线条两边，使人感到凝重、突出、劲险、立体，富有质感、力感、涩感的效果。“印印泥”，是说用笔要像印章印在粘性紫泥上一样，深入有力、清晰可见，以造成布置均正、形体端严、黑白分明、圆静有力、刚柔相济的效果。两个比喻，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中锋用笔、注意藏锋之后所达到的“用笔之妙”。若能深解其意，“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中锋用笔“诀窍”，才算领悟到了。
6.用笔如“孤篷自振，惊沙坐飞”。
唐代书法家张旭在谈到用笔时说：“孤篷自振，惊沙坐飞，余思而为书，而得奇怪。”“孤篷自振”，是说用笔要像一种孤单的飞篷草浑身摇动一样，触动奋起、翻转奔逐。“惊沙坐飞”，是说用笔要像受到震动的沙子自然而然地飞起来一样，奔放纵逸、豪情激荡。张旭绰号“张颠”，精晓楷法，草书最为知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看到了上面两种自然现象，领悟到了书法(草书)的用笔，从而使自己的笔势有了新奇的变化，达到了期望的“振飞”境界。
7.用笔如“屋漏痕”。
“屋漏痕”，是“颜体”书法的创造者、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与向他求教的僧人怀素对话时说的。原话全文是：“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这里，有“醉素”之称的怀素，在谈到自己的用笔体会时，一连用了四个比喻：夏云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坼壁之路，应该说对用笔已经是很有研究很有体会了。然颜真卿却不以为然，一言以敝之曰“何如屋漏痕?”怀素听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肃然起敬，握手喜呼“得之矣!”可见“屋漏痕”的比喻更为形象、贴切、准确、经典。“屋漏痕”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唐代以后，书家对此多有解释，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是指中锋或藏锋用笔，“言不露圭角”。今人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解释得比较明白，说“屋漏痕”是：“雨水渗入壁间，凝聚成滴始能徐徐流下来，其流动不是径直落下，必微微左右动荡着垂直流行，留其痕于壁上。”从沈尹默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个“痕”的“形象”是自然的、有涩势的、有质感的、总体垂直的。若用笔蘸墨书写，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进入到了笔法的最高境界。“屋漏痕”，是对用笔要求和艺术效果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形象化比喻，是有志于书法的人不可不知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怀素的“四个比喻”也是可供借鉴的，其中的“坼壁之路”，指墙壁自然开裂处具有天然清峭、没有人为布置之巧的“裂纹”，用笔若能如此，点画一定会浑然天成。这一比喻也常为后人引用。
8.用笔如“长年荡桨”。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元佑间书，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晚入峡，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此处“长”字念“涨”音。“长年”，是长江三峡人对船头把篙船工的称呼。“长年荡桨”意为船工荡桨。黄庭坚是1101年56岁时乘船路过三峡的，所以说是“晚入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黄庭坚多年为“用笔不到”、“笔意痴钝”的事所苦恼，晚年乘船过三峡，看到船工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有节奏的前俯后仰，把船桨推出挽回，一去一返，协调自然。由船工摇桨自然“到位”的动作，黄庭坚悟到了用笔如何自然“到位”。从此，用笔开始如船工般悠然“荡漾”，一扫“痴钝”的笔意。后人评价黄庭坚的书法作品，“飘动荡漾，大概是得长年荡桨之助吧”。黄庭坚活到61岁，一生对用笔都非常重视，曾说：“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凡学书，欲先学用笔。”黄庭坚从“长年荡桨”中领悟到“飘逸”的笔法，是他多年研究笔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朝思暮想“顿悟”的结果。
9.用笔如“折钗股”。
南宋词人、音乐家、书法家姜夔在《续书谱》中说：“折钗股欲其曲折圆而有力。”钗，妇女发髻上的一种首饰，多为韧性很好的金银材料打造，一般由两股合成。“折钗股”，是笔画转折处的用“金银钗”的形象作比喻的一种笔法。意思是用笔到线条转折之处，笔毫要平铺，锋要正，要圆而不扭曲、不偏斜，以便使转折处的线条像折弯的“钗股”一样，表层圆畅、均称，内部劲健、含力，显出一种宽闲圆美之态。后代书家对这一比喻也多有解释，清代书法家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折钗股者，如钗股之折，谓转角圆劲力均。”
以上李斯、萧何、王羲之、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怀素、黄庭坚、姜夔等9人的16个比喻，涉及到用笔的重要性、观念、姿势、动作、技巧、效果等各个方面，是“笔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重要传统之一，也是历代书家传授的用笔“真经”(对这些比喻的可行性也有不同认识)。踏入“书道”的人，不可不知以上比喻。但“比喻”毕竟是比喻，它只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接近”，并不是事物本身，习书者在实践中只可参照，不可拘泥。因为说到底，“杀猪杀尾巴———各有各的杀法”，上述9人都是书法大家，每人对笔法的感受———比喻也不一样嘛。
为便于记忆，笔者将16个比喻连句为“用笔口诀”：
笔是将军，犹若登阵。鹰望鹏逝，游鱼得水，景山兴云。长年荡桨，惊沙坐飞，孤篷自振。夏云奇峰，坼壁之路，惊蛇入草，飞鸟出林。锥画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悟得其中奥妙，用笔定能通神。
需要指出的是，翻阅典籍，发现宋代之后———即元、明、清的书家，在探讨用笔方法的“比喻”上，基本上是重复、注释、延续唐宋之前的说法，很少有独到见解的新比喻。故笔者也只选到宋代之前。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宋代之前，关于如何用笔，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因此，欲学书者在学习和把握用笔方法时，应多看宋代之前的书法理论著作和经典墨宝。
黄庭坚，北宋诗人，书法家，词人，与苏轼、米芾、蔡襄合称为宋四家。
宋代在草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更加特殊的是，这种地位几乎由一个人以一已之力所造成——他就是黄庭坚(1045-1105)。
草书发展到盛唐，狂草成熟，在流动中求得笔法、节奏、线条、结构的丰富变化，成为草书不可移易的定则。黄庭坚是钦服唐人狂草的，对张旭、怀素都有会心之论，自言“得藏真(怀素)自叙于石杨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3。以其颖悟与才力，不至领会不到唐人草书的要义，然而他的草书却一改唐人旧法，速度放慢，略加顿挫，在许多地方放弃线条的连续而着意于空间的摆布，结果形成与唐人迥然不同的一种风格，“草书之法，至此又一变矣”(姜夔语)。他的草书，线条中奔放的气势当然不能与唐人相比，但空间结构所表现出来的气度和变化的丰富性，却不让于唐人。
这就是黄庭坚。
这种风格与他的行书有关。宋代，楷书已成为一切书法技巧的基础。这对于行书来说，尚无大碍，但与草书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书法家通常只能在草书和行书之间作一选择：精草书者少作行书，以行书知名者多不谙草法。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中当然也有少数人能越出常轨，如王铎、傅山等，但他们的草书、行书基本上各成家数，有时竟像是不同作者的作品。黄庭坚放弃了草书中奔放的节奏，同时增加了按顿，不避讳向各个方向伸出的长画(一般来说，草书除了竖向长画外，竭力避免其它方向的长画，因为它们破坏作品的连续性)，这一切都与他行书的笔画取得了统一。
黄庭坚的行书为了形成开阔的结构，一些笔画尽力向外拓展，这样便造成了笔法上的某些困难。前人追求笔画的变化，主要依靠线条内部运动的丰富性，其笔法以使转为主，如王羲之的行书和草书;当笔画的尺度加大而且平直时，无法再使用使转的方法——一画中一次使转无济于事，多次使转则无法操作，因此只有采用行进中添加波折的方法，这虽然在流畅性上有些损失，但增添了复杂性和苍老的感觉。这就是“涩笔”的由来。这一类笔触也是他草书的关键，如《太白忆旧游诗》。短画自然用不着添加波折，由此还可以形成节奏的对比。总的来说，黄庭坚的书写速度比唐人狂草慢得多。如果把唐人草书比作少林拳，那黄庭坚便是八卦、罗汉一路——还不同于太极。
黄庭坚的单字衔接颇有特色。相邻两字常常互相穿插，一字的凸出部分往往嵌入另一字的凹处，尽管有摆布的痕迹，但总能形成特殊的视觉效果;两字之间，书写时紧紧相连的端点被各种紧贴的结构隔开，空间成为构成作品的主导因素，时间退至第二位——唐人狂草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昭味詹言》评其诗歌创作：“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关于“承接”问题，黄庭坚的书法与诗歌如出一辙。
总体速度的放慢也有助于强化着意安排空间的印象。作者似乎在边写边思考对空间的处理，思考成熟时则来几下快动作，接着又在沉思中缓缓前行，例如《杜甫寄贺兰铦诗帖》。
黄庭坚草书中有一种不易觉察的宽博。他常常压缩字结构的某一部分而使另一些空间显得特别开阔，同时也就造成了疏密节奏的频繁变化。这是他区别于唐人章法的又一特点。
后世少有人直接学习他的草书，但他作品中的某些构成方式却影响深远。在他以后，草书与行书笔法的混杂成为常见的现象。祝允明等人草书中的平直点画(唐人草书中未见)和邻字的穿插，都能看出黄庭坚的影响，而王铎草书中某些特殊的缀合方式，与黄庭坚的作品关系密切。
在草书的历史上，黄庭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漫长的时代。他的影响难以尽述，因为他是一个起端，一位出色的独创者。他不以表面上的形似泽惠后人，但却从深处影响到人们的构成原则。然而也正是他，以他的身影隔断了人们对唐人狂草的真正理解。也许，这一直要持续到人们能够清醒地看出他所具有的意义与局限的时候。
节选自《张旭·黄庭坚·倪元璐——草书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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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法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尚神韵，其中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在汉隶的破体隶变发展成的楷、行、草在该时期都有飞速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书法名家，如钟繇、“二王”等等，甚至出现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鼎盛发展时期!南朝书法婉丽清媚，舒畅活泼，喜出新意;北朝书法雄奇芳朴，严整敦厚，以方严为尚。
《天发神谶碑》局部
《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传为三国吴皇象所书。晋时折为三段，俗称“三段碑”，嘉庆十年毁于火。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在中国书法史上，《天发神谶碑》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碑刻。从书体上说，它非篆非隶，处在两者之间。此碑用隶笔写篆字，横首用折刀头、横尾有波磔，竖尾用悬针，转折用方，若悬崖斩断，字势雄伟。
皇象章草《急就章》局部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不详。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传世作品有《急就章》、《顽闇帖》、《文武将队帖》等，《急就章》尤为剧迹。现存《急就章》，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为有名，字数达1394个。其艺术特点，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窦臮《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直古情，难以穷真，非学可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书断》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
锺繇《宜示表》局部
锺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魏国时官至太傅，史称锺太傅。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时代，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锺王”。刘宋羊欣说锺繇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现在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种，即《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并评其字说：“锺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又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认为其书“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锺繇“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刚柔备焉，点划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刘熙载认为“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锺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为东晋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他的小楷，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正书之祖”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序》冯摹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集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北魏石刻《石门铭》局部
《石门铭》为著名的北魏石刻，由于是记载重开褒斜道这一利国利民大事，故书丹、凿刻在当时也是有意识请书法与凿字高手完成的，这从崖文中也可看出，崖文地处陕西褒城石门东壁，而书丹为“太原郡王远”，凿字为“河南郡洛阳县武阿仁”，并且留名刻记于崖文题记中，可见王远、武阿仁的艺术业绩虽不为历史所记载，但其高超的艺术作品正昭示了他们在当时就为社会认同的艺术高手。《石门铭》是吸取了处于同一地方的著名汉隶《石门颂》等的苍劲凝炼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也吸取了《石门颂》等汉隶的跌宕、开张、奇崛的特点，发展成奇崛开张的北魏楷书。
《始平公造像记》局部
《始平公造像记》本是附属於佛龛的题记，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於河南洛阳龙门古阳洞北壁。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逐字界格，为历代石刻所仅见,在造像记中独树一帜。记文内容寄造像者宗教情怀，兼为往生者求福除灾。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列入“龙门二十品”，此碑文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划厚重饱满，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
《张黑女墓志》局部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有称《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此志楷书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书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内紧外松，多出隶意。此墓志虽属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笔法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兼施，以求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之风格，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
《爨宝子碑》
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 ( 《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与《爨龙颜碑》相较，此碑字数较少，石碑较小(高1.83米，宽0.86米)，故后人称《爨宝子碑》为“小爨”。《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爨宝子碑》，字多别体。后人多有考释。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古气盎然。李根源说该碑“下毛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称其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瘗鹤铭》局部
《瘗鹤铭》，大字摩崖，南梁天监十三年刻,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这里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内容虽不足道，而其书法艺术诚然可贵。此铭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就有争议。宋人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宏景所书。碑文存字虽少而气势宏逸，神态飞动，读之令人回味无穷。用笔撑挺劲健，圆笔藏锋，体法从篆隶中变化而来。结体宽博舒展，上下相衔，如仙鹤低舞，仪态大方，飘然欲仙，字如其名，表里一致，堪称书法杰作。北宋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其胜乃不可貌”，誉之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为南朝时代书法气韵，特别是篆书的中锋用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还增强了线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传国际，名震海内外，是研究书法艺术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书，而又可从中领会楷书发展过程中之篆、隶笔势遗踪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大般涅槃经》,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一、章草之草法
章草的草法，即一些约定俗成的草写法则和规律，它是草字准确易识而又结字美观的依据。
章草草法严谨，极有法度。章草结字，笔画已极省变、精练，一点一画都是有根据、有来源的。如果在书写时不合草法，随意连笔草写，就容易似是而非、妨碍认读，也不容易美观。
章草的草法，不外乎简、省、变、连等法则，下面略举一二。
1.简、省、变、连
A.简：即把原来较复杂的部分简化为简单的笔画或者符号。
如“器”字，章草作四个“口”字简化成了四点。如“君”字，下面的口字简化为一捺点。如“皆”字，下面的“日”字，简化作一回钩。
“简”(不等同于“减”)，往往发生在偏旁部首。如“证”、“诗”字章草“言”字旁都简化成了符号。关于偏旁部首简化与假借法则，详见下面“草法辨异”小节中“偏旁部首假借”。
“简”亦有度，不能因简而误读。在实用当中，笔画的“简”常至“无可再简”的地步。
B.省：即省略掉其中的某些笔画或者结构。“省”，有“减”之意，省了笔画，也就是减了笔画。
如“密”字，省去了上面的宝盖。如“帘”字，省了左边的一“厂”。如“当”字，省了中间的“口”字。
笔画之所以能“省”，往往是因为有“借”，通过“借”笔，来模仿(仿佛)原字的结构和笔画关系。
C.变：即把原来的笔画形式(位置和相互关系)，改变笔顺，成为另一种表达形式。
“变”，常发生在竖笔上。如“常”字，原来收笔的悬针竖，在中间部分简省的支持下，萎缩成了一点。有时，原来的收笔悬针竖，变为上钩连写。这样变化掉竖笔，是为了有利于章草横势的发挥，而且，也使结字容易处理、变得美观。
变化笔画的位置关系，即便于连笔草写，也为了结字美观。如“野”字，把左面的笔画“离间”后，结构变得更为绵密与美观。
D.连：即把某些本不相连的笔车或者部件，连在一起书写，以求便利。除了上述“简”、“省”与“变”，笔画的“连”写，减少了起笔与收笔的次数，书写速度自然得以加快，可见，“连”法也是书写便捷的主要手段。
连笔，以“行顺路近”为原则，且兼顾准确、美观。
连笔出现的位置和运笔方向，基本与正常笔顺一致。如“刚”字、“慰”字，笔画均由左到右、由上到下连。如“天”字、“急”字，笔画均由上到下连。有时，连写的顺序与正常书写顺序稍有变动，如“率”字，由上到下写完中间部分，再由左到右补写两点。再如“烽”字，本来末写的竖笔，变回勾由下到上连，横成为末笔。再如“守”字，上面的点是再写完秃宝盖后，再由从上到下连写时补上的。
“连”，使章草书的笔画圆转得以具体体现，笔画间也因之常形成“圆圈”结构。
2.诸法并用
大多数的字，并不是用简、省、变或连一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而是诸法并用。通过简、省、变、连诸法并用，笔画达到精练，更利于便捷书写。
经过以上几种方法后的草书字，已远离了原来的笔画形象，有的已纯近于一种书写“符号”。
3.草法的形成
章草“下笔有源”，欲习章草，须明其“源”。“源”，既包括章草书体之来源，也包括章草草法之来源——其结字与笔画形成的规律。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才能胸有成竹、下笔“不生软”，才能做到“楷法用笔”，笔画分明，准确而又美观。
清孙星衍<<<急就章>考异序>>云:“急就之体,盖出于篆”。章草草法从篆,不难解释,因为有的章草是从草篆脱形而出,所以它带有篆书的影子,便不奇怪。
章草从隶,更好理解,因其本从隶书之“捷”。有的章草,是从古隶,其草法约定俗成而被沿用。
清人李滨以“玉烟堂”本史游章草书《急就章》为依据，逐字注解，编成《急就章草法考》与《急就章偏傍歌》，于古文篆隶递变之故，言之甚详，徽引亦广，治草法者颇可参考之(具体字例，请参建下面《补订急就章偏旁歌》一段。
欲辩草法，须明其变。草法初创，应有其理。后如研究，云其从篆从隶，均无不可，燃其产生与发展，必有过程，必从实践中逐渐总结完善。
二、草法辩异
章草，因为笔画简省甚多，所以字形本来不同的字，就可能趋于形似，这时，失之一豪便差之千里。书写时，多一点、少一钩，笔画长些短些、连写还是断开，行笔顺序不同、角度变化、迟速顿挫，起笔收笔的尖圆、轻重，都会关系到字形的变化与区别，故而不可疏忽大意、含糊其辞。
草书，由于形似字、混写字，偏旁部首假借等现象，在书写和识读时总是个麻烦。为了查阅方便以利练习，自明清以来，出现过不少关于草书辩疑与辩异方面的工具书，如明人韩道亨《草诀百韵歌》、范文明《草诀辩疑》，清人朱宗文《草圣汇辩》、陶南望《草韵汇编》、石梁《草字汇》、马雄镇《汇草辩疑》、汪由孰《草诀偏旁辩疑》姚嬘《草法汇考》以及李滨《草说》、《急就章章法考》、《急就偏旁歌》等，至近现代，则有王世镗《稿诀集字》、《增改草诀歌》、《改定章草草诀歌》以及于右任《标准草书》、卓定谋《补订急就章偏旁歌》、陈公哲《行草书例》、胡小石《标准草书字汇》、邓散木《草书写法》等，今人马国权《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与《〈补订急就章偏旁歌>译注、田幕人《草书辩似大字典》、沈道荣《草书辩异手册 、洪钧陶草字编等。这些工具书，以前人法帖为依据，为草书的书写规范化提供了范例和样本;虽然它们有些不是直接针对章草而编写，但对于章草，也都颇具有参考价值。
1.辨似
有些字，它们的章草写法之间，相差不大。如“尉”字，“财”字，章草做，前者收笔为点，后者收笔作捺点并与竖笔较差。所以，在书写这些字时，就应格外小心，一笔不苟;在识读时，也需要认真端详，不可马虎。草书“辨似”，辨别相似之草书也。
草书的辨似，有迹可寻，它们在结字和行笔等方面，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总结。如明韩道亨《草决百韵歌》，采用便于记忆的五字句韵文，把易混的字放在一起，指明其间的差异处。如：“有点方为水( )，空挑既是言( )“，指出草写”水“字旁和“言”字旁的差别，在于有无上面的一点。
再如《章草草诀歌》(或王世镗《增改草诀歌》)中句“忧无心为夏，叟弃点成皮“以及”作非罪耻诈，劳功牙等身。
2.混写
有些字，因它们的章草写法极为相像，所以时常混用，这种现象即为“混写”。实际上，有时书写者也并非有意混写，只是这些字在被快速书写时，造型雷同罢了。例如“熏”与“爱”，“流”与“疏”，“於”与“抡”，“老”与“吝”，“期”与“欺”，“诗”与“侍”，“仲”与“”，“残”与“线”，“绿”与“缘”，“贻”与“绍”与“绐”(不是“给”)，等等，它们的草书有时是混写的。
古法亦有紊乱而不完备处，“混写”现象即为一例。不完备者，今须改之，莫在流弊。书写时，遇易混之字，须严谨;一笔一画，不草何妨，以免给他人认读造成额外负担。面对古人制作，只好通读上下文，不能惟字形是依。
混写，常发生在偏旁部首，即不同的偏旁部首写法一样，此现象被称为“偏旁部首假借”。
3.偏旁部首假借
“偏旁”，亦称“字旁”，即字中经常出现的某些结构，如“诗、词、谓、谈、话”中“言”，“篇、偏、骗、翩、遍、匾”中的“扁”;“部首”，即字典中根据字的偏部、“马”不等。偏旁与部首，通常统一，有时合称“字符”。
习章草，要熟知偏旁部首的来历、变化，尤其是研究“假借符”，是基本功之一;不知之，就下笔无把握，不敢草，就不是真懂(会)草书。
偏旁部首，如“白”“日”“田”“目”，单写时彼此分明，但在作为左旁部首时，是彼此不分的，它们共用一个“日字符” ，即其他三者假借此“日字符”。此时，假借符只是一种符号而已，便于书写、出于美观，然而，若容易混淆时，还是写其本来偏旁.上曾引《草诀百韵歌》的“有点方为水，空挑既是言，”，即指出了草写的“水”字旁和“言”字旁之间的易混性。对于易混之字符，宁可笔画多些，也不可轻易假借。尤其是主偏旁部首，因为它是主特征符号，如“谓”与“渭”、“诗”与“侍”，“耻”与“祉”，左面的偏旁反而成了“主角”，它一小错，整字大错。
偏旁部首的假借，在草书时是难免的，但草法若得以规范，偏旁部首就不能糊涂;“盗亦有道”，结也无妨，要看怎么借。偏旁部首的假借，包括左旁、右旁、上部、下部、对称符、左上符、右上符、交笔符等，熟记它们，在书写时极为有用。下面不怕麻烦，分别例举若干。
三、“草诀歌”与“偏旁歌”
1.“草诀歌”
王世镗有“三诀”：《增改草诀歌(并书)》、《稿诀集字(并书)》、《改定章草草诀歌(并书)》，对于章草书的辨异极有参考价值，而且，其草书亦平正精熟，堪为模式。据云，卓定谋题为《章草草诀歌》影印者本是王世镗《增改草诀歌》无款原拓本，不知两者是否本为一物或者本非一物?(因《章草草诀歌》之名较为普遍，为免生歧义，在此用之。)今人又有误之为宋人书者，乃把“《草诀歌》”与“《书<草诀歌>》”相混矣。
《章草草诀歌》歌句曾参考明韩道亨《草诀百韵歌》，故两者多有相仿佛之处。如：前者有“六手宜为禀，七红即为袁;十朱知奉己，三口代言宣”句，而后者则有“六手流为禀，七红滥谓袁;奉强十朱拟，言空三口宣”句。
《章草草诀歌》，可作为辨似、混写和假借的参考资料。如其歌日“务须通古义，假借不相仿。羲献固作故，以比费思量”、“竹让丛为简”、“才可代膀用”、““俱作飞，莫非取便焉”等句，说的是假借;“如(地)常即女(势)延”说的是混写;“一字或数写”、“行行复去去，夫夫又天天”说的是一字多形;而“消诮涓可畏，伦临伶起竞”则说的是辨似。
章草急就章(局部) 宋克 明代
张瑞图草书后赤壁赋(局部)
清人李滨据史游本《急就章》，解散字体，梳理偏旁，研究其错综演变之故，注释简当，编就《急就章偏旁歌》，凡60韵;近人卓定谋据此加以补订，正疵4处，复增10韵以完善之，编就《补订急就章偏旁歌》。
章草变为今草，章法变化尚不算大，至乎张旭、怀素狂草，下笔连绵，由润至枯，使得章法、结字、笔法、墨法都开始了一次大的变革。
章草虽与楷书有相通处(楷法用笔、字间独立)，但是章草毕竟是草书，其字终而意不终、行尽而势未尽，笔气连属，此则楷书所无有。同样，章草虽然与今草以及狂草有差异，但章草书的字间、行内、行间也讲究气息融合，刁二能支离。
2.结字之别
A.有无隶意之别
章草与今草，除了结字方面的明显差异，就是有无隶意之别。章草因为有隶意，笔画多平直，以方正取势;而今草则化乎直为更多的圆转，欹侧多姿。由篆书的长形，到隶书和章草的方扁形，再到今草的长方扁圆三角等形状自如，书体逐渐摆脱了汉字方块布置的窠臼。隶书的规矩整肃，被章草忘掉，章草已经能适意娱情，至今草乃至狂草，彻底自由，从此书法开始了笔歌墨舞的时代。
B.法度宽严之别
章草：草体楷写， 省变有源，法度毕具;今草：任情损益，信手挥洒，想象意造。也就是说，章草结字严谨，笔画符号化，一点一画——勾一连长一短，比较固定;今草(尤其是狂草)则束缚更少，可以任情发挥。如上面“辨似”中例举过的“才”(告)与“等”一点、笔画长短、笔画连还是断，区别大—了。顾炎武《日知录》云：“右军作草，犹是典型，故不胜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此言即是从结字法度的宽严角度立论。于右任《标准草书》曾说章草有三个长处：“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此“三长”，正是章草书体法度规整的具体表现。巳亦可相通章草与今草，虽体态有殊，然亦可相通。章草与今草之“通”，表现在：首先，·在书体方面两者有承传关系。唐张怀璀《扫断》云：“草亦章草之捷也”，今草中的大部分字，直接继承了章草的衣钵，所以体近章草是情理中事。其次，在书写时，一篇之内，章中可今，今中可章，两者可以相互挪借、彼此参合;取章草以求其古朴渊雅，取今草以得其流美潇洒，兼而用之，互通.有无，不亦妙哉?章草虽“死板”，但也并非不可灵活，那要看书写者驾驭草法与笔墨的本事。不仅在一字内可以今草化，甚至一行之内、行与行间，亦可采用今草之笔连或者意连。只是，章草与今草之搀杂，须应“不同而和”，不能做成“夹生饭”，不能互相排斥失去体统。章草古朴渊雅而又劲骨天纵，正中有斜，今草则流美潇洒而变化无穷，斜中有正，应用之妙，存乎一心。
今草(甚至狂草)中参以章草，如释智永真草《千字文》、怀素《小草千字文》、张旭《肚痛帖》、孙过庭《书谱》等，无不佳妙，此例甚多(另见下面“章草味”一段)。章草中杂今草者，则更不胜枚举，即便是古代章草法帖，也并非个个“字正腔圆”标准无逾;比如皇象《急就章》中很多字即是今草体态，再比如启功先生呼作“体作章草”(《论书绝句》)的传梁武帝《异趣帖》，帖内十四字中标准章草亦不过三四字。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黄长睿言‘分波磔者为章草，非此者但谓之草’。昔人亦有谓‘各字不连绵日章草，相连绵曰今草’。按：草与章草，体宜纯一;世俗书或二者相间，乃所谓以为龙又无角，以为蛇又有足者也”。
看来，熙载的意见是章草理应规矩不二，否则即是“世俗书”，这样尺度严格，恐怕找不出符合标准的了。
3.先章后今
唐张怀璀《书断》云“(今)草亦章草之捷也”，所以，欲学草书，必须要明白章草与今草的承传关系与区别。宋姜夔《续书谱》云“大凡草书，先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明汪珂玉《珊瑚网》云，“汉为章草，草书之祖也。近世多尚行草，未始学真，而先学草，如人未学立而欲走，盖可笑也。况章草之来，作于科斗篆籀，观其运笔圆转，用意深妙，焉有不通篆籀而能学草者哉”。姜汪二人之论，即明确主张，先习章草再习今草之正道(至于汪珂玉所说还需先通篆籀，则过严，难以实现)。近人王世镗有《论草书章今之故》文，论及章草与今草的区别与关系，说：“约而言之，初学宜章，既成宜今。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骨格;今喜姿势，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喜天然，天然必出于工夫;章贵工夫，工夫必不失天然”，“今出于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未见其可也”，此信甚确!章草是书体发展的最关键一环，习草书，欲超迈唐宋而逼近魏晋，甚而追摩秦汉之迹，不知章草等于“习武不练腰”。
顾炎武《日知录》“书法诗格”又有云：“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不错，今人写篆书、隶书、行书多染俗气，因其用今人之笔法趣味写古体也。习草书，若能从汉魏晋时之各书体(如隶书、魏碑、今草，行书)中寻求营养，方为由根而起、源头活水。当然，再能旁汲唐宋元明清，多采其长则更善，只是不可偏离大道，泥于支路则不妙矣。
章草比今草(尤其是狂草)易于识读，实用性强些，那冬，能否因此说它们之间的艺术性也就有高下之分呢?不能，风格问题，是不好比高下的，司空图《诗品》列有二十四品，品品不同，请问何者最高、何者最低?
4.“章草味”
严格意义的“章草”，应是指草法森严、结字纯正的章草。“章草味”，则说明某书体中，偶尔带有章草的韵味(即带有隶意的“燕尾”特征)，但是，如果章草所占比例很小，则不能看作是章草书。
在中编里面谈到的唐人写经，如《妙法莲华经玄赞卷六》、刨和名经关中疏卷上》、《大成起信论略述卷上》等，都不是纯正而标准的章草，但是章草味却都很浓郁。一篇当中，不管杂揉了多少种书体，最首要的是必须能够气息融合;“章草味”的出现，亦以此为要。章草与今草最易融合，只要今草的收笔连带，不影响章草“燕尾”的横向取势。
有时，一篇当中偶有竖笔“燕尾”出现，章草只作了“调料”，但“章草味”仍可作出。如明宋克《书杜甫壮游诗》(图187)，通篇以大小草体势为主旋律，行气连绵，然偶尔出现的“浪”、“渡”等字的章草“燕尾”，顿生纵横之气，不愧为章草大家，他的“章草味”作得轻松而不费力。于右任《跋宋克书<杜甫壮游诗>》时说：“昔祝枝山尝称仲温为天才，当章草消沉之会，起而作中流砥柱。故论章草者，莫不推为大宗。惟仲温之书，人钟、王独深，其应世也，时为四体书，此则合章，今、狂而一之。故此种草谓之为古今草书之混合体则可，如谓章草则误矣”，此言可谓允当。
“章草味”，大多时候是晶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融合诸多书体、并不用章草结字、也没有“燕尾”，仍然可以有“章草味”。如明人张瑞图草书《醉翁亭记》和书《后赤壁赋》，字形取横势，使转处方劲有力，收笔连带，但仍有隶书风骨、有章草笔意。除张瑞图外，明代尚有黄道周、倪元璐，他们的书风，均远接钟繇楷则、索靖草法，带着“章草味”于“二王”一脉外别开生面;沿这条道路走来的，尚有清代的沈曾植及现代的李叔同、丰子恺。李叔同书法(尤其是早期)并不都是那般寂寥沉静，也是能活泼劲纵的。丰子恺书法(图193书《曼殊诗》)，虽糅融了碑、楷、行、草等体，但章草笔意仍存(“无”、“冰”、“辰”、“秋”数字草法尚显著)，只是“章草味”较含蓄罢了。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文中提到：“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此可透露，丰子恺于章草是用过功的，带有“章草味”也就不奇怪了。再如鲁迅书法，也有章草味，只是像丰子恺一样，不太“着相”。
炒菜，要想味正，除了作料好，主料也不能差;书法，有了扎实的临帖和笔墨功底，加什么“作料”就是什么味。“章草味”，是最容易品尝到的，因为，它那独特的“燕尾”最容易被发现。写章草，就要有“章草味”，得味容易，但要古雅纯正可就难了。不是纯正的章草但有章草味，总比虽写的是章草而章草味不足(甚或低劣)要好得多。但是，“得意忘形”、“得意忘言”的境界，不是轻易能达到的;习章草，没有扎实的临帖工夫，“形”尚且掌握不准，“意”更谈不上。
米芾《吴江舟中诗卷》
米芾《吴江舟中诗卷》，全卷31.3×559.8cm，原为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约翰·克劳弗德藏，现寄赠与梅多鲍利坦美术馆。
米芾大行书传世书迹不多,以吴江舟中诗卷最著名。此帖是在吴江舟中，为朱邦彦所书，是一首五言古诗，凡44行，为米芾晚年力作，既有中年书风的痛快淋漓，又有晚年老道的清古从容，枯笔疏行，欹侧随意。
这件墨迹本来在清宫内府，后流失了出来。据叶恭绰题签的影印本《米南宫书吴江舟小诗真迹》所附米芾传略，述流传经过：帖原存清官大内，抗战光复后在沈阳书肆出现，为某公所得。后来辗转售与纽约大收藏家顾洛阜氏(JOHNM·CRAWFO·RD)。香港的张文奎先生以重金购得米氏此帖(帖上可以见到有“张文魁”印)视为至实。不过，后来终于归到美国收藏家顾洛阜处了。
释文：
昨风起西北、万艘皆乘便。今风转而东、我舟十五縴。力乏更雇夫、百金尚嫌贱。舡工怒鬭语、夫坐视而怨。添槹亦复车、黄胶生口咽。河泥若祐夫、粘底更不转。添金工不怒、意满怨亦散。一曳如风车、噉如临战。傍观鸎窦湖、渺渺无涯岸。一滴不可汲、况彼西江远。万事须乘时、汝来一何晩。朱彦自秀寄纸、吴江舟中作、米元章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因他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官”。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
米芾擅水墨山水，人称“米氏云山”，但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笔架图》，画一珊瑚笔架，架左书“金坐”二字。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以画代笔，颇有意趣。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米芾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元丰五年(1082)开始，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佘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皇帝的询问书法，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