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玄墓志》释文
魏故南阳张府君墓志。君讳玄，字黑女，南阳白水人也。出自皇帝之苗裔。昔在中叶，作牧周、殷。爰及汉、魏司徒、司空。不因举烛，便自高明;无假置水，故已清洁。远祖和，吏部尚书、并州刺史。祖具，中坚将军、新平太守。父，汤寇将军、蒲坂令。所谓华盖相晖，容光照世。君禀阴阳之纯精，含五行之秀气。雅性高奇，识量冲远。解褐中书侍郎，除南阳太守。严威既被，其犹草上加风，民之悦化，若鱼之乐水。方欲羽翼天朝，抓牙帝室。何图幽灵无简，歼此名哲。春秋卅有二，太和十七年，薨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妻，河北陈进寿女。寿为巨禄太守。便是瑰宝相映，琼玉参差。俱以普泰元年，岁次辛亥，十月丁酉，朔一日丁酉，葬于蒲坂城东原之上。君临终清悟，神捎端明，动言成轨，泯然去世。于时兆人同悲，遐方凄(长)泣。故刊石传光以作诵曰：郁矣兰胄，茂乎芳干。叶映霄衢，根通海翰。杰气贯岳，荣光接汉。德与风翔，泽丛雨散。运谢星驰，时流迅速。既凋桐枝复催良木。三河奄曜，川塸丧烛。痛感毛群，悲伤羽族。扃堂无晓，坟宇唯昏。咸韬松户，共寝泉门。追风永迈，式铭幽传。
书法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法反映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反映时代的精神风貌。“汉人尚气，魏晋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汉武帝平定六国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所以，汉代的书法反映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必然是大气磅礴。魏晋分南方和北方，南方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清秀儒雅之风得到充分体现，北方以“魏碑”为代表，显示了北方民族的雄浑与大气。唐朝国泰民安，经济、文化发达，法制健全，所以，唐代的书法非常讲究法度。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标志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笔者曾以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去访问我国台湾，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书法交流，只要一提起毛笔写字，两岸同胞的感情立刻就拉近了，很融洽，因为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母语，书法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血脉深情。台湾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要学习《三字经》、《百家姓》，二年级就开始写毛笔字。台湾就是一个书法大学校，无论走到哪里，门头或者牌子上写的大都是传统楷书。通过普及书法艺术加深传统文化素养的磨砺，是此行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书法同时还体现着民族精神的传承。书法本身属于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则一直是主导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流。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儒家的中和思想当然也体现在书法上。书法的主流审美取向也是中和之美，不得太张扬，也不要太收敛。
书法并不仅仅是写字，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必须博览群书，饱学传统文化特别是国学，以此滋养学识和道德，也滋养书法艺术。
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提高书法品位
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书法艺术保持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首先，要辨证地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所谓继承传统，就是对古人的优秀作品从笔法、墨法，到章法、神韵都要学习到位。同时要了解书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真正理解其作品的深刻内涵，把贯穿其中的文化底蕴一并继承下来，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所谓创新，即要符合时代要求，并要遵循书法艺术规律，在继承前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艺术风格。笔墨当随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
在书法艺术史上，每一个时代的书法家都不能不关注传统的继承;同时，凡有见地和建树的书法家，又无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树立自己的艺术个性与风格。可以说，一部书法史，就是由无数个继承与创新的链条组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书法史上既有大量的成功先贤可资取范，又有众多的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书论足以启蒙。中国的书法艺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民族艺术，它以中国特有的汉字艺术造型形式，表达艺术家审美情感，这是书法艺术独有的特征。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不能离开书法艺术的鲜明个性特色及其本质规定性。
其次，继承与创新要坚持正确的审美标准。中国书法艺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表现“真”、“善”、“美”、创造优美意境为标准的优秀传统，这是由我们中华民族重理性、重伦理的文化精神所规定的。中国的书法能够屹立于世界各国艺术之林，形成了极为鲜明的个性，深层原因也正基于此。西方现代艺术是西方现代艺术家表现他们内心情感的语言，他们要表现什么样的情感，他们的创作思想与我们东方艺术有哪些共同之处，应该怎么借鉴与吸收，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问题，盲目地“复制”，甚至生吞活剥，恐怕不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
提高书法品位，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向来强调“继承”，同时也强调“创新”;这两者同等重要。“师古而不泥古”是一个和谐的过程：学习古人是必要的手段，开创新境是努力的目标。对于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来说，有了深厚的功底，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很自然能熔冶百家，而自成一格;反之，忽略了传统艺术的吸收与继承，决意凭空去开创，想在艺术道路上走捷径，那只能流于怪诞和浅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法则，也是为千百年艺术发展史所证明了的，对于书法艺术同样适用。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散文汪洋恣肆，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清新晓畅，词作则开豪放派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自出新意，与蔡襄、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这卷楷书《祭黄几道文》现存于上海博物馆，是苏轼与弟弟苏辙联名哀悼同年黄好谦的祭文，写于元祐二年(1087年)八月四日，当时苏轼五十二岁，书风古雅遒逸，真率自然，是苏轼传世作品中极少的楷书珍品之一，历来饱受赞誉。
黄好谦，字几道，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六月以著作佐郎登上仕途，之后历任太常丞权监察御史等职务，元丰八年(1085)八月，以朝散郎为驾部郎中，元祐二年，被任命为颍州知州，还没有到任，就在这年的四五月间去世了。由于他去世前最后的职务是颍州知州，所以又被称为黄颍州。
宋人楼钥著有《攻愧集》，卷七十三中有一篇《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这样写道：“东坡与黄颍州父子厚善，尝书颍州之父子思诗集之后。又龙图二女为少公二子适、逊之妇。观此祭颍州之文与龙图、直阁二公书问，情好可知。”文中所说的黄颍州指的就是黄好谦，龙图则是黄好谦的儿子黄寔。根据《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六《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的施注(宋人施元之、施宿父子注)，“黄寔，神宗时登进士第，历枢属……师是为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陈，由是二女皆为子由妇……终宝文阁待制，知定州，赠龙图阁直学士。”关于黄、苏两家儿女亲家的关系，清代学者王士祯的《香祖笔记》里也有记载：“黄师是是章惇之甥，以二女妻颍滨(苏辙号颍滨遗老)之子适、远。”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苏轼、苏辙和黄几道是同一年中举的进士，而黄几道的儿子黄寔则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苏辙的两个儿子，可见两家的关系相当亲厚，也正因为这样，黄几道去世之后，苏氏兄弟共同为这位同年好友写了祭文。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文渊阁《四库全书》，其中收有一种元代袁桷所作的《清容居士集》，第四十七卷的《跋苏文忠与黄师是尺牍》有如下记载：“黄师是寔，先浦城人。其父颖州府君好谦，与二苏公为同年进士，师是遂与苏公家通姻谱……桷尝闻长老言，其家所藏二苏公帖凡数十纸，五世泽衰，皆散落殆尽。此帖盖遭母章硕人之丧，文忠所慰唁者。旧亦尝见石本，今获真迹，为之深有感焉。”可惜的是，经多年世事变迁，黄氏家族所藏的二苏手迹，如今留存于世的就只剩下这幅《祭黄几道文》卷子了。
康有为对碑极为推崇，他在《广义艺舟双楫》中说“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变宜于尊乎!”又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日“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旬辉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醋足，八曰骨法铜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而很有趣的是，康先生在《广义艺舟双楫》多处提到《张黑女》。“《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又书法每苦落笔为难，虽云峻落逆入，此亦言意耳。欲求模范，仍当自汉分中求之。”“《张黑女碑》如骇马越涧，偏面骄嘶。”
清代大书家何绍基于《张黑女》用力最多。说“化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可比肩《黑女》者。”
附《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黑hè女rǔ)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又称《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
此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10月，出土地无考，原石又早已亡佚，现存乃清何子贞旧藏拓本传世。
是志楷书20行，每行20字，共367字。其书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内紧外松，多出隶意。此墓志虽属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笔法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兼施，以求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之风格，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
释文：
魏故南阳张府君墓志。君讳玄，字黑女，南阳白水人也。出自皇帝之苗裔。昔在中叶，作牧周、殷。爰及汉、魏司徒、司空。不因举烛，便自高明;无假置水，故已清洁。远祖和，吏部尚书、并州刺史。祖具，中坚将军、新平太守。父，汤寇将军、蒲坂令。所谓华盖相晖，容光照世。君禀阴阳之纯精，含五行之秀气。雅性高奇，识量冲远。解褐中书侍郎，除南阳太守。严威既被，其犹草上加风，民之悦化，若鱼之乐水。方欲羽翼天朝，抓牙帝室。何图幽灵无简，歼此名哲。春秋卅有二，太和十七年，薨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妻，河北陈进寿女。寿为巨禄太守。便是瑰宝相映，琼玉参差。俱以普泰元年，岁次辛亥，十月丁酉，朔一日丁酉，葬于蒲坂城东原之上。君临终清悟，神捎端明，动言成轨，泯然去世。于时兆人同悲，遐方凄(长)泣。故刊石传光以作诵曰：郁矣兰胄，茂乎芳干。叶映霄衢，根通海翰。杰气贯岳，荣光接汉。德与风翔，泽丛雨散。运谢星驰，时流迅速。既凋桐枝复催良木。三河奄曜，川塸丧烛。痛感毛群，悲伤羽族。扃堂无晓，坟宇唯昏。咸韬松户，共寝泉门。追风永迈，式铭幽传。
魏碑书法笔划严谨、朴厚灵动，丰腴不失于板刻，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魏碑都给予最高评价，可谓汉碑集成之碑。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碣、摩崖、造像、墓志铭等石刻文字的总称，其中尤以北魏的书法水平为高，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临写时要注意不使刀痕夸张，免生习气。—《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的书法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主要有四类：造像记、碑碣、障崖、墓志铭。
【造像记】
造像记是佛教兴盛的产物。北魏时代，鲜卑贵族和亲强地主大兴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发愿的记录一一造像记则应运而生。
图/始平公造像记
魏碑中属造像记者有：
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牛橛造像记
一弗为张元祖造像记
比丘慧成为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记
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上)
孙秋生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记
安定王元燮造像记
法行造像
天水氏造金佛像记
北魏时期造像记最受后人推崇的是《龙门二十品》。康有为说：“龙门造像 自为一体，意象相近，皆雄俊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他又把其书法风格析分为四体：“杨大眼、瑰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沉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 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祐，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广艺舟双楫丨余论第十九》)。造像记虽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但其风貌都反映出那个时 代的审美风尚和追求。
【碑碣】
魏碑中属碑碣者有：
中岳嵩高灵庙碑
张猛龙碑
高庆碑
高贞碑
晖福寺碑
南石窟寺碑
郑文公碑
南石窟寺碑
北朝打破西晋的一切成规，不仅大立碑碣，而且无字体规范，故碑碣书法丰富多彩。北朝碑碣除 《广武将军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岳华山庙碑》等为隶书外，其余都是楷书碑。著名的有《张猛龙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莴高灵庙碑》、《晖福寺碑》、《吊比干碑》、《高庆碑》、 《张猛龙碑》(上)、《贾思伯碑》、《根法师碑》、《高贞碑》、《元苌温泉颂》、《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庙碑》、《赵君王修寺颂记》、《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张猛龙碑》，备受后人推崇。康有为说:“《张猛龙》犹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结构精绝，变化无端”，“为正体变态之宗”。
【墓志铭】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
元桢墓志
刁遵墓志
崔敬邕墓志
吊比干文
刘贤墓志
司马景和妻墓志
皇甫驎墓志
孙叔协墓志
张黑女墓志
元略墓志
元怀墓志
元诊墓志
元寿安墓志
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
故城阳康王元寿妃之墓志
司马显姿墓志
元倪墓志
于仙姬墓志
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 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
图/《张黑女墓志》
其中著名的如《张黑女墓志》(上)、《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 《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 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书法的慨貌。
【摩崖】
摩崖为北朝书法的又一奇观，在山崖岩石上刻下的书迹称为“摩崖”。其中著名的有《石门 铭》、《云峰山刻石》、《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石门铭》为王远所书，笔画开阔恣肆，结体奇纵，字势飞逸。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其列为神品，赞其书法“若琼岛散仙，骖鸾跨鹤”。
云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种，分布于山东天柱(平度)、云峰、太基(掖县)三山，其中以《郑文公碑》上、下八《观海童诗》、《论经书诗》、《此天柱之山》诸题字最为著名。这些刻石相传为郑道昭所书，笔画遒劲雄强，冈中有方，结体宽博飘逸.“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包世 臣《艺舟双楫》)。
诸刻石风格不尽相同，《郑》碑端穆严谨;《论经书诗》潇散跌宕;诸题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劲疏朗，无不与所书内容相吻合，充满“郑公乘烟至，道士披霞归”的意趣。《郑文公碑》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郑文公上碑》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将郑道昭父子的刻石记入他的权威著作《金石录》中。到了清代，”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的提出，突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郑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并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称道。清代包世臣谓此碑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有“云鹤海鸥之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康有为在看过“郑文公碑”后说，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有资格谈论书法。在清代，已成为“碑学”魏碑体不可多得的珍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天命论在书法思想中多有反映。“成事”，既指“事”本身之成，也指“事”在世人心目中所获得的成功。前者好比是千里马，后者即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然而，伯乐也还有遇与不遇的问题。伯乐以知马著称，鲍叔牙以知人著称，──伯乐只有遇到知人的鲍叔牙才能被世人公认为知马的伯乐。在现实生活中，千里马或遇伯乐，或不遇伯乐，或伯乐被贬为凡人，因而所遇的千里马也贬为凡马，或凡人被认为伯乐，因而所遇的凡马也被认为千里马……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是因为“天”呢，还是“人”?况且千里马受委屈尚可跑给世人看看，成功的书法作品不能在世人心目中获得成功，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在这里，我们本着“君子谋道不谋食”、“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不谈这些，而只讨论“天”对于书法本身成功的关系。
天赋，作为先天的生理素质与书法的关系如何?
东汉赵壹说：“书之好丑，在心在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非草书》)唐张怀瓘对自己的书法天赋颇为自信，他在进御之作的《评书药石论》中写道：“鸡鹤常鸟，知夜知晨，则众禽莫之能及，非蕴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鸡鹤乎!”明项穆说：“若下笔之际，枯涩拘挛，苦迫蹇钝，是犹朽木之不可雕，顽石之难乎琢也已。譬夫学讴之徒，字音板调，愈唱愈熟，若齿唇漏风，喉舌砂短，没齿学之，终奚益哉!”(《书法雅言》)以为学书过程中下笔拘挛、蹇钝有如讴者“齿唇漏风”，必定是生理有缺陷;以为作者笔下书法的好恶正如各人容貌的美丑不可改变;以为书法的才能有如鸡鹤“知夜知晨”，完全出于“禀性”，这些都是唯天赋论。
其实，在学书过程中，拘挛、蹇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否则信笔为之，反而无所得益;其实，即使是“人颜”，也是可以经后天的涂脂抹粉加以改变的，甚至单眼皮变双眼皮，塌鼻梁变高鼻梁，现成的美容医院都能办到;其实鸡鹤的天赋无非是“知夜知晨”而已，哪里比得上经后天训练而能说话的鹦鹉、八哥!唯天赋论显然是不对的。
古人相信神仙，因此又有笔法神授之说，使得学书者既为自己的天赋不足而苦恼，又埋怨神仙不来传授笔法。董其昌就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说：“书家有自神其说，以右军感胎似传笔法，大令得白云先生口诀者，此妄人附托语。天上虽有神仙，能知羲、献为谁乎?”高其佩曾说自己的指画是得于梦中仙人的传授，但从他自刻的“画从梦授，梦自心成”一印来看，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神授之说是谎谬的。
梁同书说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朱履贞说“书有六要”，也以先天的“气质”、“天资”列为“六要”之首。并且说：“笔资挺秀而侬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则造就不易。”(《书学捷要》)张怀瓘《书断?评》有云：“怀素以为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有道变杜君草体，以至草圣。天然所资，理在可度，池水尽黑，功又至焉。”欧阳询以为数百年间无人能到右军，是由于“天挺”“功力”、“用笔”不及。(见《用笔论》)包世臣以为吴熙载“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目能悟入单微，故以相授。”(《与吴熙载书》)以上诸家所论并不否定后天的努力，但又以为天赋是先决条件，虽不是唯天赋论，也还是天赋决定论。
卫砾《笔阵图》云：“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瞻，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她所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师古”。所说的“通灵感物”，显然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否则卫砾不会自信“通灵感物”者能同意她所说的因“不师古”而“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的“斯道”。这是后天决定论。
历代书家的成功，评者以为或多因敏于天资，或多凭笃于力学。譬如项穆说：“张之学，钟之资，不可尚已。逸少资敏乎张，而学则稍谦;学笃乎钟，而资则微逊。伯英学进十矣，资居七焉。元常则反乎张，逸少皆得其九……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学号深矣。子云飘举，资称茂焉。至于唐贤之资，褚、李标帜;论乎学力，陆、颜蜚声。若虞、若欧、若孙、若柳，藏真、张旭，互有短长，或学六七而资四五，或学四五而资六七。观其生熟，姿态端妍，概可辩矣……君谟学六而资七，子昂学八而资四……元章之资，不减褚、李，学力未到，任用天资……大抵宋贤资胜乎学，元贤学优乎资……若下笔之际，苦涩寒酸，如倪瓒之手，纵加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又说：“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枪截曳之权度弗熟也。”(《书法雅言》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凡舍体格，凡恣肆、飘逸、大起大落者，多被认为资胜乎学;凡尚体格者，凡庄严、厚重、平正含蓄者，多被认为学胜乎资。于是，篆、隶、楷，容易让人感到资不及学;行、草容易让人感到资优乎学──如果是狂草，那简直是非天才莫属了!这正如论画，若工笔，往往以为学胜乎资，若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往往被认为才气横溢。因此，同一倪瓒之手，于画，则资可比米芾，(董其昌曰：“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也”。)于书，则“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因此，以“集古字”著称，力学不倦的米芾也被认为“力学未到”了。这样来论资与学，当然是很不确切的。况且我们未尝听说这些古人有什么智力测验的记录，这么具体的资与学的比例数据又是如何计算出来呢?当然是仅仅根据书迹效果，毛估估的，并非科学的结论。
项穆又云：“子敬资禀英藻，齐辙元常，学力未到，步尘张草。惜其兰折不永，踬彼骏驰，玉琢复磨，畴追骥骤。自云胜父，有所持也。加以数年，岂浪语哉!”(同上)既然献之有钟繇之资，所书却不及学胜乎智的张芝，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天资呢?资胜乎学的献之“加以数年”即可“胜父”，资学“皆得其九”的羲之“加以数年”当然又复胜于献之──既然“加以数年”有如此神力，那未我们还是将希望寄托于“学”吧!
书道玄妙，非语言、文字所能穷其精微，即如刘有定所说“求于书，不若得于言，得于言，不若会于意”(《衍极注》)，所以书家多有“自悟其旨”之说。但是，能自悟者，并非因为天赋，而是因为“倍加工学，书法当自悟耳。”(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传为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有云：“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这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又云：“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按：指献之)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羲之是通人达士，不可能说出这种狭隘自私、孜孜于名利的话，所以孙过庭认为此文“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书谱》)然而，其中强调“学”的重要，尤其是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不重要就没有必要秘不示人)，并说这一方法，即使“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这些话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说掌握方法，也不是说探讨方法，而是“知”某家所说的方法，“百日”确实足够了。方法包括学书的指导思想和书法技法。
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学而不能”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因此往往以为天赋不及或功夫未到，其实不然。发愤忘餐的勤奋，“几石皆陷”的功夫，所书却没有进境，徒费了精力，其原因首先还是卫砾《笔阵图》的那句话──“近代以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这个“道”具体体现在前贤的法帖之中，所以只有“师古”才能得到它。这个“情”字含意很广，它指一切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与“师古”背道而驰的学书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盲目自恃“才气横溢”。所以“学而不能”并非就是天资愚钝，或功夫未到，而是因为“不师古”。“师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数十年仍不见其功，然而也并非就是因为天资愚钝，而是因为没有切实有效的书法技法理论作指导。张旭的老舅彦远就是因为“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而向褚遂良请教笔法的。古人十分重视这种口传手授的书法教学。虽有前贤法帖，却不是墨迹，虽有技法理论，却并无真知灼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口教传手授(当然是传授如何“师古”)就尤其显得重要。
以上所说的正确的学书指导思想和技法理论好比是途径，勤奋好比是速度，功夫好比是路程，书法艺术好比是目标──如果没有途径，或虽有途径，却是一条错误的途径，那么南辕北辙，即使速度最快，功夫最深，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书法艺术越来越远。所以学书无效，并非就是天赋不及。然而，在同一技法指导之下，同一天“师古”，又有同样的勤奋，各人进步实际上也有快慢，因此就被认为天赋有高低，其实不然，而是由于后天的基础有深浅。握过几年毛笔的手比从未拿过毛笔的手毕竟稳健得多──虽然“不师古”跑错了方向，却锻炼了“腿功”，一旦回头，进步当然比没有拿过毛笔的人快一些。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也仍然有快慢，于是又以为是天赋高低的关系，其实仍然有后天基础方面的原因。学书之前，各人手的基础实际上已有差别──譬如说，会不会抚琴、弄笛，手的灵敏度毕竟不一样，所以学书效果也就有差别。成人如果真正决定抛弃原来不正确的书写习惯，那么学书必然比小孩进步快，这就是因为成人的手经过训练，灵敏度比小孩要高得多。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快慢，也并非就是天赋关系，而是由于后天形成的眼的基础不一样──譬如说，是否学过绘画，观察能力就当然不一样。
如果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差别，也未必就是天赋的关系，而是由于各人的学书兴趣有高低。如果某人对学书怀有极大兴趣，那么与学书的有关神经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他的进步当然就比那些无可奈何地学书的人要快得多。或说这种学书的兴趣也是出于天赋，其实这种兴趣是可以因后天而改变的。或认识到学书的重要意义，或得到精神鼓励，或得到物质奖励，或自己看到了进步，都可以提高学书兴趣。
如果以上所说的学书指导思想、书法技法理论、勤奋、工夫、兴趣，以及由后天形成的与学书有关的手的灵敏度和眼的观察能力都完全一样，所书仍然有优劣之分，那当然就是由于天赋的差别了。然而，要在世上找出除书法天赋以外所有与学书有关的以上所说的后天条件都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其人天赋如何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寄希望于天赋，而只寄希望于后天的学习。
苏轼《李白仙诗卷》为宋神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58岁时书。清高士奇《江村销夏录》著录。后有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衍及张弼、高士奇、沈德潜等明、清人跋。此帖已流入日本。施宜生谓“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此两诗为逸诗《李太白文集》所不载。太白之诗共两首。第一首娓娓道来，仙气拂拂，引人入胜。第二首凄清空逸超脱人寰。书则第一首灵秀清妍，姿致翩翩，后十句渐入奇境，变化多端，神妙莫测。第二首驰骋纵逸，纯以神行人书合一，仙气飘渺，心随书走，非复人间之世矣。此书境界，颇难企及。
一、创作论：
书唐氏六家书后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并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释智永白”者，误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禅师书也。云“谨此代申”，此乃唐未五代流俗之语耳，而书亦不工。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揩，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语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
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谮杀刘泊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尝考其实，恐刘泊末年褊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泊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事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而反求于予，何哉?此又未可晓也。无丰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苏轼书。
书吴道子画后
智永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之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
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其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可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吧之余，聊题其末。
论书
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
论草书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事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跋王巩所收藏真书
僧藏真书七纸，开封王君巩所藏。君侍亲平凉，始得其二。而两纸在张邓公家。其后冯公当世，又获其三。虽所从分异者不可考，然笔势奕奕，七纸意相发生属也。君邓公外孙，而与当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
跋山谷草书
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黜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黜安亦云。”他日黜安当捧腹轩渠也。
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跋钱君倚书遭遗教经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势不回之。孔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今君倚之书，盖仞云。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荤然，四頋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
跋君谟飞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画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此乎?
书张长史草书
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辩，若逸少何尝寄于洒乎?仆亦未免此事。
题醉草
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跋文与可论草书后 与可云：“余学草书几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索之各有所悟，然后至于此耳。”留意于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章草，夜梦，则见蛟蛇纠结。数年，或昼日见之，草书则工也，而所见亦可患。与可之所见，岂真蛇耶?抑草书之精也?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
跋怀素帖
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势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尧夫不解辩，亦可怪矣。
题鲁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颜鲁公放生池碑》，载其所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一天子之孝;问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谏。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
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
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放者，又在此论下矣。
题笔阵图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惟颜子得之。
二、技法论：
题“二王”书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
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跋庾徵西帖
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徵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吧其为伯英再生。今观其石，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
书张长史书法
世人见古有桃花司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吃。吃此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欲学长史书，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书张少公判状
张旭常熟尉，有父老诉事，为判其状，欣然持去。不数日，复有所诉，亦为判之。他日复来，张甚怒，以为好讼。叩头曰：“非敢讼也，诚见少公笔势殊妙，欲家藏之尔。”张惊问其详，则其父盖天下工书者也。张由此尽得笔法之妙。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尽，文与可亦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
记与君谟论书
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于静中自是一乐事。然常患少暇，岂于其所乐常不足耶?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
跋君谟书赋
余评近风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陈隐居书
陈公密出其祖隐居先生之书相示。轼闻之，蔡君谟先生之书，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轼亦以为学先生之书，如马文渊所谓学龙伯高之为人也。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昼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
跋欧阳文忠公书
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
跋王荆公书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
跋黄鲁直草书
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
跋秦少游书
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
书砚
砚之发墨者必费墨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
三、品评论：
记潘延之评予书
潘延之谓子由曰：“寻常于石刻见子瞻书，今见真迹，乃知为颜鲁公不二。”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者，乃似鲁公而不废前人者也。
书赠宗人鎔
宗人镕，贫甚，吾无以济之。昔年尝见李驸马璋以五百千购王夷甫，吾书不下夷甫，而其人则吾之所耻也。书此以遗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价值如是，不亦钝乎?然吾佛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东坡居士。
自评字
昨日见欧阳叔弼。云：“子书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觉其如此。世或以为似徐书者。
题自作字
东坡平时作字，骨撑肉，肉没骨，未尝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书铁线。若东坡此贴，信可谓云尔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回，舟中书。
题子敬书
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为口，其气节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
题晋武书
昨日阁下，见晋武帝书，甚有英伟气。乃知唐太宗书，时有似之。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门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吾君也!”“居移气，养移体”，信非虚语矣。
题萧子云书
唐太宗评萧子云书曰：“行行如纡春蚓，字字若绾秋蛇。”今观其遗迹，信虚得名耳。
题颜鲁公书画赞
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化，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未易为言此也。
杂评
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书，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也。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
论君谟书
欧阳文忠公论书云：“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明之。
评杨氏所藏欧蔡书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喪乱，人物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未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佩前人者。独蔡君谟言书，天资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盛，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尝出意外飞白，自言有关心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庶几如见其人者。正使不工，犹当传实，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杨君畜二公书，过黄州，出以相示，偶为评之。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
论沈辽米芾书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
与米元章札
某启。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不二。
5岁的左右的孩子应该开始学习书法了，学习的内容是控制毛笔和楷书的基础部件—小孩接受能力有限，建议在上学之前开始写好楷书的基础部件。
提笔写字本来可以晚一些，但我们为什么要提出5岁的左右的孩子应该开始学习书写，而且上学之前一定要写好楷书的基础部件呢?主要是因为上了小学以后就很难学了。
现在小学语文课一般只教孩子把字写对，不教怎么把字写漂亮。认字有认字的规律，写字有写字的规律，在教学上本来是应该分开进行的。认识复杂的字并不难，但要写好复杂的字就很难。学习写字应该从简单的开始。但现在小学一年级要写的生字中有的比较复杂，如果没有基础就很难写漂亮。
由于一上学就要忙于写生字，这时已经顾不上写得漂亮不漂亮了，甚至连握笔方法不对都来不及纠正了。虽然写的字不好看，但每个字都要写10个、20个。这样就把字写坏了—养成了不好的毛病，打下难看的基础。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的字写得很难看，上海外贸大学章汝奭教授说：“就是因为一开始就写坏了——第一口奶吃坏了。”章汝奭先生还说：“如果第一口奶吃坏了，终生难改。”这话很有道理。我们说5岁的左右的孩子应该开始学习书写，目的就是主动“吃好第一口奶。”
这“第一口奶”应该吃什么呢?就是学习握笔、运笔和写好楷书的基础部件。执笔、运笔我们后面再讲，这里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楷书的基础部件。什么是楷书的基础部件?楷书的基础部件是从书写的角度分析出来的组合汉字的形体。
我们知道汉字是由各种笔画组合而成的，各种笔画是组合汉字的部件。我们还知道汉字有偏旁部首，偏旁部首也是组合汉字的部件。如“横”是由“木”和“黄”组成的。笔画这个部件虽然是从书写的角度说的，但太小了，就像建筑用的钢筋、水泥、沙子，砖、木料等等，如果没有预制板，仅用它们造大楼，效率就太低了。偏旁部首主要是从形和声的角度分析出来的。“横”是“木”旁，“黄”声。这两个部件又太大，比较复杂，从书写的角度说，开始学习写字的孩子不容易写好。
我们所说的基础部件是按照建筑学的思路从书写的角度分析出来的。从书写的角度看“横”的“木”还可以分出“ 一”、“ 丨”、“ 丿”、“丶”。“黄”还可以分解出“廿”、“田”、“八”。“廿”还可以分解出“二”和“” 、或“ ”和“一”;“田”还可以分解出“口”和“ 十”。
如果从书写的角度看，“ ”“十”、“二”或“ ” 、“口”、“八”最重要，因为它们是用笔画组成的“预制板”，具有很强的组合能力，所以说是汉字书写的基础部件。比如“十”可以组成“木”、“禾”、“米”旁;“二”可以构成“工”、“土”、“干”、“于”、“平”、“午”、“牛”、“开”、“井”、“示”、“专”、“者”;“口”可以构成“曰”、“白”、“臼”、“田”、“回”、“面”、“占”、“吾”、“吴”、“吕”、“昌”;“八”可以构成“只”、“共”、“具”、“其”、“具”、“真”等等。
1、(隋)智永
2、(唐)怀素
3、(唐)高闲
4、(唐)空海<日本>
5、(宋)大慧宗杲
6、(宋)无准师范
7、(宋)圜悟克勤
8、(南宋)虚堂智愚
9、(元)清拙正澄
10、(元)中封明本
11、(元)一山一宁
12、(元)了庵清欲
楷书：黄庭经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书法精华，独创一家，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他的字端秀清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综合历代书评，王羲之的书体得之神功、千变万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极的，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以及达官显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楷书
楷书体或称正书体、真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中，已见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东汉末、三国、西晋，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王羲之的楷书“俱变古形”，对今体楷书的定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东晋时期，王羲之异军突起，其书写的小楷书，已受时人珍视。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洛神赋》、《劝进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罗王书时，将《乐毅》、《黄庭》、《画赞》、《兰亭》等帖收入内府。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叔父王廙传授，属于三国时魏国钟繇系统。他在楷书方面的“俱变古形”，应该是相对于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钟繇的楷书真迹，当时王羲之能见到的很多，确有记载的有《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邺(今南京)后，又送给他的。后来，王羲之又将这本真迹借给了小他三十岁的王修。王修死时，其母将《宣示表》陪葬。所以，传世的《宣示表》，实际上是王羲之的临本。而这个临写的《宣示表》，与传世的钟繇的《荐季直表》，都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可以代表钟繇的楷书风采。钟繇的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明显。但是，这种翻挑与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不见了，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扁隶，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羲之楷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擫，其他点画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钟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劲，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改，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而这个变化的最终完成，则是在法度森严的唐朝。
行书：兰亭序
行书
行书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已在民间流行。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这种早期的行书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它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到了东汉，行书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张怀瓘《书断》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同上书)。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钟繇、胡昭二人学书于刘德升，然风范各异，时称“胡肥钟瘦”。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许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尤善隶行，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品无一留世。钟繇，字元常，颍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高位显，书法风靡一时。他的行押书体至王羲之时，尚在流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王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传统，选择了钟繇书风。钟繇行书的特点，约与西晋时《李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早期行书《姨母帖》，尚残留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不脱钟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兰亭序》、《丧乱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远宦帖》、《上虞帖》等。这些作品，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 梁袁昂《古今书评》)。这种欹侧之势，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即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类风格的行书，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钟繇的行书就显得既古又旧了。东晋人士崇尚华美，时风趋新厌旧，王羲之的行书成了达官贵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遒媚的风格。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丰纤适度、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祥，不激不厉。《丧乱帖》则笔速较快，跳跃捭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
草书：十七帖
草书
秦末汉初，已萌草书。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此时期的草书墨迹。草书一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以画地刿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一月用了数丸墨。草书成为最能体现书家艺术个性的书体，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心慕手追。汉魏草书，大多是较多地保留着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的雏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后者字可与字相连，大小参差，随意自由，使转多。
汉末出现了一些草书大家，如崔瑗、杜度、罗晖、赵袭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张芝。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
张芝的草书，因时代所限，尚未脱离隶书法度，实为章草。张怀瓘《书断》说：“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王羲之学习草书的蓝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赠。王羲之章草传世作品甚少，较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写得非常精美，令人叹服。
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损古法、裁成一体、变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张芝章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转灵动，点画放纵，笔势流畅遒逸。
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但其所呈现的，是神采上的贯通，而非形式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字字独立的形态与今草书体流畅纵逸的笔势，这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以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近乎绝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书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尺牍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一种形式，是魏晋以来文人书法的主要载体。北齐颜之推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颜氏家训·杂艺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灿然在目，使骤见惊绝，徐而视之，其意态如无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观，而想见其为人也”(《集古录跋尾》)!《十七帖》正是这样一种堪称法帖的尺牍。通篇不假修饰，结构在疾书的情状下随势生发，随机变化。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论书》说：“亡曾祖领军洽和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注：’洽’指王洽)。唐张怀瓘《书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老套，一变魏晋的质朴淳厚风格，创造了雄逸矫健、媚丽流美、中和典雅的书风，将中国书法推进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一种风格，一种境界，而是一个书法艺术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立，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阳刚的、阴柔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范，从中汲取他们各自需要的营养。
王羲之的这个体系，又像一把审美的无形尺子，衡量着中国历代书法的优劣。明代评论家项穆说：“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宽和之量，而少俊迈之奇。欧阳询得其秀劲之骨，而乏温润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壮之筋，而鲜安闲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气，而失之竦窘。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旭、素得其超逸之兴，而失之惊怪。陆、徐得其恭俭之体，而失之颓拘。过庭得其逍遥之趣，而失之俭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得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抚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复兼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书法雅言·取舍》)。项穆的评判有失于绝对，但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体系对后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