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它既可以寄托一个人的性情，也可以承载各种技法。它的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方块字的概念结构，所以更自由，更容易与人心性连接起来。但是，草书的结字与行书、楷书在一些个别的字中，写法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每一个学习草书的人都要熟记草法。下面但这些草字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记住一个草字写法就等于学会了两个字，因为它们写法相同，不妨记一下，也算是知识积累了。

6月21日，孙俪在微博晒出一张临摹清代书法家伊秉绶的隶书作品。有网友心虚表示：“我不敢说我没看懂”，有网友点赞：“娘娘真是才女”，“娘娘才是学霸”，还有网友调侃：“我猜超哥一定正在翻字典”。明星字写得好，会给自身的个人魅力带来加分，也体现了明星作为榜样的力量。

徐静蕾

文章

鲁豫

张艺谋

说到会写字的明星，不得不提的还有著名女演员，导演，徐静蕾，作为京圈有名的才女，老徐的字好早就被大众所公认。她的字甚至被命名为徐静蕾体，早前，徐静蕾在微博上晒出自己所写的三幅毛笔字，并配文“写字到底是怡情还是宣泄。” 网友称赞其字写的好，不愧是才女，其友人更是留言表示自己这些年一直用的一个字体叫“方正徐静蕾体”。

苍井空

莫言

诸葛紫岐及旗下艺人

汪涵

湖南台老干部汪涵也是出了名的会写字，曾有网友看到他在他自己主持的节目《天天向上》中秀出自己的书法，称“汪涵作为一名老干部，不仅是会说话，字还写得那么好，真是一名内外兼修的主持人”。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种天命论在书法思想中多有反映。“成事”，既指“事”本身之成，也指“事”在世人心目中所获得的成功。前者好比是千里马，后者即是千里马遇到伯乐。然而，伯乐也还有遇与不遇的问题。伯乐以知马著称，鲍叔牙以知人著称，──伯乐只有遇到知人的鲍叔牙才能被世人公认为知马的伯乐。在现实生活中，千里马或遇伯乐，或不遇伯乐，或伯乐被贬为凡人，因而所遇的千里马也贬为凡马，或凡人被认为伯乐，因而所遇的凡马也被认为千里马……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是因为“天”呢，还是“人”?况且千里马受委屈尚可跑给世人看看，成功的书法作品不能在世人心目中获得成功，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在这里，我们本着“君子谋道不谋食”、“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不谈这些，而只讨论“天”对于书法本身成功的关系。

天赋，作为先天的生理素质与书法的关系如何?

东汉赵壹说：“书之好丑，在心在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非草书》)唐张怀瓘对自己的书法天赋颇为自信，他在进御之作的《评书药石论》中写道：“鸡鹤常鸟，知夜知晨，则众禽莫之能及，非蕴他智，所禀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鸡鹤乎!”明项穆说：“若下笔之际，枯涩拘挛，苦迫蹇钝，是犹朽木之不可雕，顽石之难乎琢也已。譬夫学讴之徒，字音板调，愈唱愈熟，若齿唇漏风，喉舌砂短，没齿学之，终奚益哉!”(《书法雅言》)以为学书过程中下笔拘挛、蹇钝有如讴者“齿唇漏风”，必定是生理有缺陷;以为作者笔下书法的好恶正如各人容貌的美丑不可改变;以为书法的才能有如鸡鹤“知夜知晨”，完全出于“禀性”，这些都是唯天赋论。

其实，在学书过程中，拘挛、蹇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否则信笔为之，反而无所得益;其实，即使是“人颜”，也是可以经后天的涂脂抹粉加以改变的，甚至单眼皮变双眼皮，塌鼻梁变高鼻梁，现成的美容医院都能办到;其实鸡鹤的天赋无非是“知夜知晨”而已，哪里比得上经后天训练而能说话的鹦鹉、八哥!唯天赋论显然是不对的。

古人相信神仙，因此又有笔法神授之说，使得学书者既为自己的天赋不足而苦恼，又埋怨神仙不来传授笔法。董其昌就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说：“书家有自神其说，以右军感胎似传笔法，大令得白云先生口诀者，此妄人附托语。天上虽有神仙，能知羲、献为谁乎?”高其佩曾说自己的指画是得于梦中仙人的传授，但从他自刻的“画从梦授，梦自心成”一印来看，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神授之说是谎谬的。

梁同书说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朱履贞说“书有六要”，也以先天的“气质”、“天资”列为“六要”之首。并且说：“笔资挺秀而侬粹者，则为学易;若笔性笨钝枯索者，则造就不易。”(《书学捷要》)张怀瓘《书断?评》有云：“怀素以为杜草盖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则，此乃天然第一也。有道变杜君草体，以至草圣。天然所资，理在可度，池水尽黑，功又至焉。”欧阳询以为数百年间无人能到右军，是由于“天挺”“功力”、“用笔”不及。(见《用笔论》)包世臣以为吴熙载“资性卓绝，而自力不倦，目能悟入单微，故以相授。”(《与吴熙载书》)以上诸家所论并不否定后天的努力，但又以为天赋是先决条件，虽不是唯天赋论，也还是天赋决定论。

卫砾《笔阵图》云：“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瞻，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她所强调的是后天的学习──“师古”。所说的“通灵感物”，显然也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否则卫砾不会自信“通灵感物”者能同意她所说的因“不师古”而“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的“斯道”。这是后天决定论。

历代书家的成功，评者以为或多因敏于天资，或多凭笃于力学。譬如项穆说：“张之学，钟之资，不可尚已。逸少资敏乎张，而学则稍谦;学笃乎钟，而资则微逊。伯英学进十矣，资居七焉。元常则反乎张，逸少皆得其九……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学号深矣。子云飘举，资称茂焉。至于唐贤之资，褚、李标帜;论乎学力，陆、颜蜚声。若虞、若欧、若孙、若柳，藏真、张旭，互有短长，或学六七而资四五，或学四五而资六七。观其生熟，姿态端妍，概可辩矣……君谟学六而资七，子昂学八而资四……元章之资，不减褚、李，学力未到，任用天资……大抵宋贤资胜乎学，元贤学优乎资……若下笔之际，苦涩寒酸，如倪瓒之手，纵加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又说：“书有体格，非学弗知。若学优而资劣，作字虽工，盈虚舒惨，回互飞腾之妙用弗得也。书有神气，非资弗明。若资迈而学疏，笔势虽雄，钩揭导送，提枪截曳之权度弗熟也。”(《书法雅言》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凡舍体格，凡恣肆、飘逸、大起大落者，多被认为资胜乎学;凡尚体格者，凡庄严、厚重、平正含蓄者，多被认为学胜乎资。于是，篆、隶、楷，容易让人感到资不及学;行、草容易让人感到资优乎学──如果是狂草，那简直是非天才莫属了!这正如论画，若工笔，往往以为学胜乎资，若写意，尤其是大写意，往往被认为才气横溢。因此，同一倪瓒之手，于画，则资可比米芾，(董其昌曰：“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也”。)于书，则“纵加以老彭之年，终无佳境也”。因此，以“集古字”著称，力学不倦的米芾也被认为“力学未到”了。这样来论资与学，当然是很不确切的。况且我们未尝听说这些古人有什么智力测验的记录，这么具体的资与学的比例数据又是如何计算出来呢?当然是仅仅根据书迹效果，毛估估的，并非科学的结论。

项穆又云：“子敬资禀英藻，齐辙元常，学力未到，步尘张草。惜其兰折不永，踬彼骏驰，玉琢复磨，畴追骥骤。自云胜父，有所持也。加以数年，岂浪语哉!”(同上)既然献之有钟繇之资，所书却不及学胜乎智的张芝，我们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天资呢?资胜乎学的献之“加以数年”即可“胜父”，资学“皆得其九”的羲之“加以数年”当然又复胜于献之──既然“加以数年”有如此神力，那未我们还是将希望寄托于“学”吧!书道玄妙，非语言、文字所能穷其精微，即如刘有定所说“求于书，不若得于言，得于言，不若会于意”(《衍极注》)，所以书家多有“自悟其旨”之说。但是，能自悟者，并非因为天赋，而是因为“倍加工学，书法当自悟耳。”(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传为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有云：“生而知者发愤，学而悟者忘餐。”这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又云：“今书《乐毅论》一本及《笔势论》一篇，贻尔(按：指献之)藏之，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知诸友。穷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专，形彰而势显。存意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笔论，可谓家宝家珍，学而秘之，世有名誉。笔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诸规矩，存其要略，以为斯论。初成之时，同学张伯英欲求见之，吾诈云失矣，盖自秘之甚，不苟传也。”羲之是通人达士，不可能说出这种狭隘自私、孜孜于名利的话，所以孙过庭认为此文“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详其旨趣，殊非右军。”(《书谱》)然而，其中强调“学”的重要，尤其是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不重要就没有必要秘不示人)，并说这一方法，即使“无灵性者，百日亦知其本”，这些话是令人鼓舞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说掌握方法，也不是说探讨方法，而是“知”某家所说的方法，“百日”确实足够了。方法包括学书的指导思想和书法技法。

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学而不能”的情况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因此往往以为天赋不及或功夫未到，其实不然。发愤忘餐的勤奋，“几石皆陷”的功夫，所书却没有进境，徒费了精力，其原因首先还是卫砾《笔阵图》的那句话──“近代以来，多不师古，而缘情弃道”。这个“道”具体体现在前贤的法帖之中，所以只有“师古”才能得到它。这个“情”字含意很广，它指一切自以为是的、不切实际的、与“师古”背道而驰的学书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盲目自恃“才气横溢”。所以“学而不能”并非就是天资愚钝，或功夫未到，而是因为“不师古”。“师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数十年仍不见其功，然而也并非就是因为天资愚钝，而是因为没有切实有效的书法技法理论作指导。张旭的老舅彦远就是因为“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而向褚遂良请教笔法的。古人十分重视这种口传手授的书法教学。虽有前贤法帖，却不是墨迹，虽有技法理论，却并无真知灼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口教传手授(当然是传授如何“师古”)就尤其显得重要。

以上所说的正确的学书指导思想和技法理论好比是途径，勤奋好比是速度，功夫好比是路程，书法艺术好比是目标──如果没有途径，或虽有途径，却是一条错误的途径，那么南辕北辙，即使速度最快，功夫最深，其结果只能是离开书法艺术越来越远。所以学书无效，并非就是天赋不及。然而，在同一技法指导之下，同一天“师古”，又有同样的勤奋，各人进步实际上也有快慢，因此就被认为天赋有高低，其实不然，而是由于后天的基础有深浅。握过几年毛笔的手比从未拿过毛笔的手毕竟稳健得多──虽然“不师古”跑错了方向，却锻炼了“腿功”，一旦回头，进步当然比没有拿过毛笔的人快一些。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也仍然有快慢，于是又以为是天赋高低的关系，其实仍然有后天基础方面的原因。学书之前，各人手的基础实际上已有差别──譬如说，会不会抚琴、弄笛，手的灵敏度毕竟不一样，所以学书效果也就有差别。成人如果真正决定抛弃原来不正确的书写习惯，那么学书必然比小孩进步快，这就是因为成人的手经过训练，灵敏度比小孩要高得多。

如果以上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快慢，也并非就是天赋关系，而是由于后天形成的眼的基础不一样──譬如说，是否学过绘画，观察能力就当然不一样。

如果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一样，各人“师古”的进度仍然有差别，也未必就是天赋的关系，而是由于各人的学书兴趣有高低。如果某人对学书怀有极大兴趣，那么与学书的有关神经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他的进步当然就比那些无可奈何地学书的人要快得多。或说这种学书的兴趣也是出于天赋，其实这种兴趣是可以因后天而改变的。或认识到学书的重要意义，或得到精神鼓励，或得到物质奖励，或自己看到了进步，都可以提高学书兴趣。

如果以上所说的学书指导思想、书法技法理论、勤奋、工夫、兴趣，以及由后天形成的与学书有关的手的灵敏度和眼的观察能力都完全一样，所书仍然有优劣之分，那当然就是由于天赋的差别了。然而，要在世上找出除书法天赋以外所有与学书有关的以上所说的后天条件都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其人天赋如何其实是无法证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寄希望于天赋，而只寄希望于后天的学习。

如果说草书是中国书法的一顶皇冠的话，那么，狂草就是镶嵌在这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草书几乎包含了中国书法的所有笔法，它既有自身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与法度，但又能允许作者在此基础之上自由发挥，而狂草在此方面，则更具有想象和发挥余地。因为没有扎实的基础功夫和浓郁的草书情怀就很难写好草书，所以进入草书很难，而进入狂草则更难。当下书坛尽管喜爱和学习草书艺术者并不乏人，但真正能够在草书特别是狂草方面有所建树者，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如果让我率先举出一位，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推举王厚祥先生。

实话说，王厚祥在早年并不为书坛过多关注，就连我认识和关注他也是源于吕金光的介绍。这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书法在当时个人风格还未能充分凸显，艺术上还有待成熟;二是他本人处事比较低调，在特定的氛围之下，不愿做过多的个人宣传。然而，近年来的王厚祥却有如一匹飞腾奔驰的书坛黑马，以一手功性兼备的狂草，深深感染和折服了众多的欣赏者。

王厚祥把大草写得很醇正，他所竭力追求的是那种雄肆厚重的汉唐精神。因此他坚持不学唐代以下的草书法帖，而是把自己的目光始终聚焦于唐代和唐代以前的经典法帖之上。汉唐时期的狂草大家则不外乎张芝、张旭、怀素等几位，代表作品则有(传)张芝的《冠军帖》，(传)张旭的《古诗四帖》和怀素的《自叙帖》等。王厚祥在上述法帖上所下的临写功夫是令人惊叹的!数百遍的通临和分析比较，使他逐步掌握了古人的笔法和结构。既造就了手上的功夫，也提升了自己的心境和眼力。

从技术方面来讲，如果不能得到古人的笔法和结体，在临写当中就无法得心应手从而达到形神兼备。但要解决这一问题，却绝非朝夕之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心力。任何学习草书特别是狂草的人，他不可能跨过其他书体直接进入草书甚至狂草。他必须具备深厚的正书基础。而王厚祥也正是因为在进入狂草之前，已经具备了扎实的正书功底，再加上他骨子里浓郁的草书情怀，进入狂草不过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王厚祥特别注重草书技法的锤炼，他认为没有好的技术作为支撑，最终难以把握狂草的内在精神。而在技法方面，怀素的《自叙帖》可谓几近完美，王厚祥对《自叙帖》的不厌其烦的通篇临写，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自叙帖》的局限在于只用中锋，笔法略嫌单一，而《古诗四帖》等其他法帖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王厚祥也并非仅仅抱住《自叙帖》不放，而是紧抓《自叙帖》，兼顾其他，对《古诗四帖》、《冠军贴》、《大草千字文》以及《十七帖》和二王手札等都下了很多实际的功夫。其用笔的精到和结体的准确实在是一般作者所难以达到的。

但书法又不仅仅是从技术到技术，而是注重“由技进道”，要在过硬的技法技巧的支撑之下，进一步超越技术，向道的层面深度掘进。然而，道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道的东西只能靠我们各自的心灵去体验和感受。书法作品的意境，实质上就是“道”的某种体现，一件作品，如果缺乏意境，纵然在技术上再怎么无可挑剔，也只能算是一件美术作品，绝不能称之为是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王厚祥一方面特别注重技术，几欲“退笔成冢”、“池水尽墨”;另一方面更注重自我综合素养的修炼，通过读书、游历和广泛的学习、交流、切磋，不断提升自我，塑造自我。他对书法特别是狂草本质的理解的确具有独到之处，在与他的几次交谈当中我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番磨砺和积累，王厚祥笔下的狂草就有了非凡的气象，能将洗练、畅达、雄肆、宏逸、古朴、沉着、豪放等多种因素集于一体，而且又能使每件作品之间尽可能离开一定的距离，避免千字一面，千纸一同，这是殊为难得的。他的作品让人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因为飞扬的笔墨而带来的心灵的震撼……他的狂草既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汉唐古风扑面而来，又让我们感到他个人情趣的张扬，在试图不断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

草书之难，难在以下几点：一是识草，必须重新识(草)字，真正的草书家，要尽可能达到没有识草的障碍，这既要靠摸索规律掌握规律，也要靠死记硬背;二是掌握笔法，笔法是一切书体的根本，笔法不到位，一切则无从谈起。只有达到对古人笔法的熟练掌握，才能写出古人书法线条的韵致和质感;三是找准结体，结体和笔法可谓不可分割，属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临习阶段，必须准确把握古人结字的规律，只有到了创作阶段，才可以临机生发，因势而变。故赵孟頫有“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之说;四是草书情怀，没有草书情怀的书家，并非不可以写草书，但其笔下之迹，多为草书符号的一般性书写而已，殊乏个人性情，何来风格意境可言?!有草书情怀者，草书符号不过是一种参照或曰载体，其笔下所展现的是书家在规矩法度约束下的个人生命律动之舞，它本于规矩法度，而又不为规矩法度所完全束缚，更会超越于技术之上，实现自己个人艺术理想的表达。五是个人风格的塑造，下笔无古人者，野道，不过是“云蛇云露之流，龟鹤华英之类”，无足道也;下笔不敢跨越古人之雷池半步者，奴书，纵然几可乱真，也是步人后尘，拾人牙慧。只有那种食古能化，气象超迈者，方可为“出蓝之青”，另辟蹊径，终立自家门户矣!

王厚祥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一步步进入狂草的。于识草，他在众人眼里堪称“活字典”，即便随意给他一个生疏的内容，他也可以用大草随意体现，使见着叹为观止。于笔法、结体，他出唐入汉，上下求索，以古人为师，沉潜旭素，立足唐人，广取博收，挥运之间，法度尽显，几无差失。他性格豪放，为人豁达，一脸阳光，满目真诚，时常对友酌酒而不酗。言及草书，则侃侃而谈，时露机锋创见，多能予人以启发。为人若此，草书情怀岂能无耶?!其书作守法而不泥古，张扬而不狂怪，且能呈现多种面目，精神气韵相通而姿态意象各异，于当下书坛独标一帜，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人物，都是他努力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厚祥书法已经臻于完美，无可挑剔。因为无可挑剔的书家和作品其实是不存在的。无论是从技术还是精神层面的把握，他都需要进一步磨炼和积累。他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在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识的结合方面，或多或少会显露出某种生硬和牵强，某些结字的过于简约使得即便是专家识别也颇为费心。但这也许正是处在探索时期的书家都不可避免的，既然他已站在了目前的高度，那么，走向更高的艺术层次一定不会遥远。

全称《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刻，原石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西安出土。为上海陆君庆官陕西兴平时所得，旋归上海徐渭仁。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上海小刀会农民起义战争期间，原石毁佚。徐氏拓本流传甚少，出土初拓本尤为难得。本站所选本分别为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藏本、日本三井文库、徐渭仁氏拓本。

《董美人墓志》撰文者为蜀王杨秀，隋文帝第三子，董美人为其爱妃，病逝时年方十九，杨秀撰文以表哀悼。

隋人书法，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新风，是南北朝到唐之间的津梁，《董美人墓志》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属历代墓志的上品，开唐代锺绍京一路小楷之先河。其书法布局平正疏朗、整齐缜密，结字恭正严谨、骨秀肌丰，笔法精劲含蓄，淳雅婉丽。从字体面目看，楷法纯一，隶意脱尽，已与晋人小楷、北朝墓志迥别，但是部分地可以看到外方里圆、华美坚挺的笔致，给人以清朗爽劲，古意未漓的感觉。清罗振玉对其评价很高：“楷法至隋唐乃大备，近世流传隋刻至《董美人》、《尉氏女》、《张贵男》三志石，尤称绝诣。”学习此志者，可祛尘俗气也。

作品欣赏：

一、《董美人墓志》 福建林白水旧藏 北京图书馆藏本

《董美人墓志》 福建林白水旧藏 北京图书馆藏本

二、《董美人墓志》 北京大学藏本

一、字如其人 立品为先

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古人论书云：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是书之法，学者习之，固当熟之于手，必先修诸德以熟之于身，德而熟之于身，书之于手，如是而为书焉。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二、临摹入门 循序渐进

麓台云：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便无入路。初学不外临摹。临书得其笔意，摹书得其间架。临摹既久，则莫如多看、多悟、多商量、多变通。凡临古人书，须平心耐性为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学书须步趋古人，勿依傍时人。学古人须得其神骨，勿图貌似。先资政公曰：凡书未成家者，宜日与古帖为缘，无论何帖，皆足以范我笔力。初学书类乎本，缓笔定其形势，忙则失其规矩。临摹古人不在对临，而在神会，目意所结，一尘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议。自运在服古，临古须有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

三、形神相依 意境为重

形者，神之质地;神者，形之用也。是则形称其质，神音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可绍于古人。古人作书，于联络处见章法;于洒落处见意境。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有发于无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矣!

四、笔墨技法 熟而后巧

执笔之法，实指虚拳。运笔之法，意在笔先。执笔欲紧，运笔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笔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知执。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谓长短深浅;使谓纵横牵制，转谓钩环盘纡;用谓点画向背。字划承接处，第一要轻捷，不着笔墨痕，如羚羊挂角。学者功夫精熟，自能心灵手敏。然便捷须精熟，转折须暗过，方知折钗股之妙。暗过处，又要留处行，行处留，乃得真诀。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絜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墨须浓，笔须健，以健笔用浓墨，斯作字有力而气韵浮动。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

五、筋骨血肉 相溶互济

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也。凡作书，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备具，筋者锋之所为，骨者毫之所为，血者水之所为，肉者墨之所为，锋为笔之情，水为墨之髓。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损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今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六、结体章法 辩证安排

结体不外分间布白，因体趁势，避让排叠，展促向背诸法。书以疏为风神，密为老气。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作字之体，须遵正法。字之形势，不得上宽下窄。不宜密，密则疴瘵缠身;不宜疏，疏则似溺水禽;不宜长，长则似死蛇挂树;不宜短，短则似踏死蛤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慎!点者，字之眉目，横画者，字之肩背，直画者，字之体骨，撇捺者，字之手足，挑剔者，字之步履，转摺者，方圆之法，悬针者，若垂而复缩。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凡书，笔画要坚而浑，体势要奇而稳，章法要变而贯。书体均齐者犹易，唯大小疏密，短长肥瘦，悠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

七、立姿取势 气贯神足

作字贵有姿，尤贵有势。有姿则能醒人眼目，有势则能摄人心神。否则味同嚼蜡矣。譬如美人有色无姿，则不能动人。姿之于字，宁失之拙，勿伤于巧;宁失之丑，勿伤于媚。作字以精、气、神为主。落笔处要力量，横勒处要波折，转捩处要圆劲，直下处要提顿，挑趯处要挺拔，承接处要沉着，映带处要含蓄，结局处要回顾。写字要有气。气须从熟得来，有气则自有势。大小长短，高下欹整，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却著不得丝毫摆布，熟后自知。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

八、手随意运 意在笔先

每欲书字，喻如下管，稳思审之，方可用笔。笔者心也，墨者手也，书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意则应言而新，手随意运，笔与手会，故意得谐称。用笔在乎虚掌而实指，缓衄而急送，意在笔前，字居笔后，其势如凤舞翔鸾，则其妙也。意在笔先，实非易事。穷微测奥，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缩攒捉，细心体认，笔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谓意在笔先也。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顺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澄心定志，博习专研，字之全形，宛尔在目，笔之妙用，悠焉忘思，自然腕能从臂，指能从心，潇洒神飞，徘徊翰逸。

九、变化万千 贵在自然

凡书通既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学书学画者，贵在仿佛大都，而细微曲折之间，正不妨增减出入。若只为依样葫芦，则是以纸印纸，虽云一线不差，少天然生动之趣矣。费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用笔须要活泼泼地，随形取象，在有意无意间，书成自然，机趣天然。方是功夫到境。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气立矣。然欲自然，先须有意，始于方整，终于变化，积习久之，自有会通处。

十、通晓各体 博而后约

学书如穷径，先宜博涉，而后反约。楷法与作行草，用笔一理。作楷不以行草之笔出之，则全无血脉;行草不以作楷之笔出之，则全无起讫。楷须融洽，行草须分明。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馀。大字虽大而小，小字虽小而大，正书须有草意，草书须有正笔。真以方正为体，圆奇为用;草以圆奇为体，方正为用，正能含奇，奇不失正。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

十一、精研流派 广采众长

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碑临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之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

十二、理法兼长 力求上乘

夫理与法兼长，则六法兼备，谓之神品，理与笔各尽所长，亦谓之妙品。学书之法，考之往言，参之今论，无事再喙也。人之于书，形质法度，端厚平和，参差错综，玲珑飞逸，诚能如是，可以语神矣。笔之执使在横画，字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纽转，脉络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钩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视行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起笔下笔，忖度寻思，引说踪由，永传今古。

十三、学识修养 字外功夫

学书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古人作字，谓之字画。画，分也，界也。字画本自同工，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笔墨之事，天资笃、学力深，而胸襟尤要阔大。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

十四、莫懈耕耘 精益求精

学书者，不可视之为易，不可视之为难;易则忽而怠心生，难则畏而止心起矣。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临池日久，腕力生风，自能神运入妙。大要笔圆字方，傍密间豁，血浓骨老，筋藏内洁，笔笔造古意，字字有来历，日临名书，无吝纸笔，功夫精熟，久自得之。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后生者，不露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熟则骨力强，步伐齐，心胆大，性灵出。治之己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贯通焉，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乎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也，而后为能书之至尔。

《苏慈墓志》即《苏孝慈墓志》，孝慈乃苏慈之字。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立石，此志计三十七行，每行三十七字，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陕西蒲城县出土。此石初出土拓本无跋，光绪戊子夏，知县张荣升于二十一行“日”字下刻跋二行，后此跋又为黄彭年凿去。因此石出土较晚，故字口清晰完好，细观此册楷书，点画清峻，笔意精到，字形结构匀称妍美，端庄平和，除结字略扁而稍带六朝遗意之外，与唐人楷法已十分接近，对方笔的运用已十分成熟，与《董美人墓志》亦极为相似，无疑是初学者学习楷书的优秀范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此碑曰：“《苏慈碑》以光绪十三出土，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画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于是翰林之写白折者，举子之写大卷者，人购一本，期月而纸贵洛阳，信哉其足取出。”又因此碑经刻工凿刀下石，笔意已失，锋芒过露，加上笔画又较强、容易形成康有为批评此石所说的“气势薄弱，行间亦无雄强茂密之象。”故初学者要注意在临写时要尽量恢复其自然的笔意，以免犯板滞浮薄之弊。

楷书四大家是对书法史上以楷书著称的四位书法家的合称，也称四大楷书。他们分别指是：唐朝欧阳询(欧体)、唐朝颜真卿(颜体)、唐朝柳公权(柳体)、元朝赵孟頫(赵体)。

1、欧阳询(557一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楷书法度严谨，笔力险峻，世称“唐人楷书第一”，代表作《九成宫醴泉铭》。

2、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一变古法，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代表作《颜勤礼碑》

3、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代表作《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4、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今浙江吴兴人。他善篆、隶、真、行、草书，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楷书圆润清秀，端正严谨，又不失行书之飘逸娟秀，世称“赵体”，代表作《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四大楷书，在森严细微与俊朗大气中见分晓。今天，我们分别为大家着重聊聊四大字体的区别和特点比较。

欧体：字体以“二王”为基础，融和了汉隶魏晋书法余韵，吸收诸家之长，于平正中求见险绝，自创新意，独树一帜。在用笔上和点画上基本上以方笔为主，间用圆笔，落笔轻松自然，干净利落，行笔缓慢含蓄，有顿无蹲，收笔不苟。点画讲究呼应连贯之气，笔画追求变化，点像三角形，横竖起笔多用方笔，撇奈多用圆笔，笔势灵活生动。钩画取法于隶，仪态饱满，气势开展，转折又多是方中带圆势，既显方劲，又见浑厚。在结构上取修长，四面均匀停当，严紧欹侧，峰棱比较突出，左收紧，右舒展，竖为主干，横成图案，法度森严，于平正中求见险劲。中间匀集紧密(中宫较紧)，大都向右扩展，而字的中心一般多见稍偏左，险劲奇巧，沉稳严谨，无懈可击。

颜体：广泛吸纳六朝、隋、唐书家的技法，兼收并蓄融为一炉，法前人而愚新意，开创新的风格，笔画劲挺肥厚，间架平整茂密，气势磅礴多变，上密下疏，似泰岳之高耸。行笔雄健，起笔藏锋圆转，笔笔中锋，用墨横轻竖重，奈笔有“蚕头燕尾”之态，转笔多长用提法，圆转直下，而不取折笔。转折处多呈现内方外圆。钩笔笔法多成鸟嘴状，字形结构宽博方正饱满，左右基本对称，端庄平稳，表现出雍荣度大、开阔雄伟的气概。颜楷特别加强了运笔用腕的作用，更多地运用藏锋，形成雄厚、丰润、劲健的特征。颜体的笔画一般对称，但是竖画大有向内环保之势，略呈弧形。造型隶书笔意十足，是整个字外观圆深，内含雄强，具有深厚的艺术效果。

柳体：晚唐著名书法。初学“二王”，后习隋唐各家笔法，后进一步把变用颜体，另辟蹊径创新独树一帜。书体结构严谨，疏朗开阔，格局方正，劲健挺拔，骨力洞达，神采俊发，因此成为后世楷模。其点画遒劲刚健，富有弹性，横竖撇奈笔势都向四面伸展，大局势开阔，“竖钩”“斜戈”，往往采用适当的上伸和下延的写法，使字显得昂首屹立，雄资磅礴。横画多采用方起园收，竖画多用逆峰起笔，顿笔之后引峰下行，收笔多采用悬针或者垂露法书。撇奈多有一定的弧度，虽然出锋挺拔，但有着内部的骨力。用笔行驻提按精悍出神。以颜体为基础，结字紧凑疏朗豪放，中宫收紧，四面开张，紧而不拘，疏而不散，规整中富有变化，平正中偶出险奇。

赵体：以楷书艺术成就最高。所做楷书，中锋用笔，平顺和畅。结构匀称，从而得妍媚丰满，婉转秀劲，之美，大与欧、颜、柳子的风格显然不同，其代表作《胆巴碑》。赵字特点是姿态繁多，圆活生动，顾盼呼应，其实连贯，横画竖下笔，中间稍提笔行走，收笔回锋，整个运笔沉稳果断，一般都是向右上取势。竖画大多垂直常常根据结体的需要微带左弧状，弧形向着字的中心环抱。折法在横竖交接处，稍顿一下，就势顺笔一拓直下，既不显棱角也不流于圆滑，绝无抛筋露骨之弊端。这和颜柳提笔另起，蓄势外拓的写法不一样。撇奈行笔较快，笔画犀利，大都锋不外露。结体匀称舒适，笔画疏密合度，边旁部件配合融和。但是应该着重注意，赵体字流畅圆润，但是行笔较快，书写时切忌浮滑笔力软弱，锋芒显露，不可只求外观圆润甜美，不查骨力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