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孙过庭书谱里说：“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则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象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中国的书法何以会有这种特点?

唐代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里说：“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的书法不但抒写自己的情感，也表出自然界各种变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象中国画，更象音乐，象舞蹈，象优美的建筑。现在我们再引一段书家自己的表白。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元代赵子昂写“子”字时，先习画鸟飞之形“”，使子字有这鸟飞形象的暗示。他写“为”字时，习画鼠形数种，穷极它的变化，如。他从“为”字得到“鼠”形的暗示，因而积极地观察鼠的生动形象，吸取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使“为”字更有生气、更有意味、内容更丰富。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

这个生气勃勃的自然界的形象，它的本来的形体和生命，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有生命的躯体是由骨、肉、筋、血构成的。“骨”是生物体最基本的间架，由于骨，一个生物体才能站立起来和行动。附在骨上的筋是一切动作的主持者，筋是我们运动感的源泉。敷在骨筋外面的肉，包裹着它们而使一个生命体有了形象。流贯在筋肉中的血液营养着、滋润着全部形体。有了骨、筋、肉、血，一个生命体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但在这里不是完全像绘画，直接模示客观形体，而是通过较抽象的点、线、笔画，使我们从情感和想象里体会到客体形象里的骨、筋、肉、血，就像音乐和建筑也能通过诉之于我们情感及身体直感的形象来启示人类的生活内容和意义(1)。

中国人写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用的笔。许慎《说文》序解释文字的定义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此依徐铉本，段玉裁据左传正义，补“文者物象之本”句)，文和字是对待的。单体的字，像水木，是“文”，复体的字，象江河杞柳，是“字”，是由“形声相益，孽乳而浸多”来的。写字在古代正确的称呼是“书”。书者如也，书的任务是如，写出来的字要“如”我们心中对于物象的把握和理解。用抽象的点画表出“物象之”，这也就是说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等的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对它们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的对象了。

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笔。书字从聿(yǘ)，聿就是笔，篆文，象手把笔，笔杆下扎了毛。殷朝人就有了笔，这个特殊的工具才使中国人的书法有可能成为一种世界独特的艺术，也使中国画有了独特的风格。中国人的笔是把兽毛(主要用兔毛)捆缚起做成的。它铺毫抽锋，极富弹性，所以巨细收纵，变化无穷。这是欧洲人用管笔、钢笔、铅笔以及油画笔所不能比的。从殷朝发明了和运用了这支笔，创造了书法艺术，历代不断有伟大的发展，到唐代各门艺术，都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独独宝爱晋人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临死时不能割舍，恳求他的儿子让他带进棺去。可以想见在中国艺术最高峰时期中国书法艺术所占的地位了。这是怎样可能的呢?

我们前面已说过是基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中国字在起始的时候是象形的，这种形象化的意境在后来“孳乳浸多”的“字体”里仍然潜存着、暗示着。在字的笔画里、结构里、章法里，显示着形象里面的骨、筋、肉、血，以至于动作的关联。后来从象形到谐声，形声相益，更丰富了‘字”的形象意境，象江字、河字，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汨汨的水声。所以唐人的一首绝句若用优美的书法写了出来，不但是使我们领略诗情，也同时如睹画境。诗句写成对联或条幅挂在壁上，美的享受不亚于画，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象中国其它许多艺术那样。中国文字成熟可分三期：一、纯图画期;二、图画佐文字期;三、纯文字期。纯图画期，是以图画表达思想，全无文字。如鼎文(殷文存上，一上)

象一人抱小儿，作为“尸”来祭祀祖先。礼：“君子抱孙不抱子。”又如觚文(殷文存，下廿四，下)象一人持钺献俘的情形。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里第六页影印殷虚甲骨上一字为猿猴形，神态毕肖，可见殷人用笔画抓住“物象之本”，“物象之文”的技能。象这类用图画表达思想的例子很多。后来到“图画佐文字时期”，在一篇文字里往往夹杂着鸟兽等形象，我们说中国书画同源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整个书画史上，画和书法的密切关系始终保持着。要研究中国画的特点，不能不研究中国书法。我从前曾经说过，写西方美术史，往往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迁做骨干来贯串，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这个工作尚待我们去做，这里不过是一个提议罢了。

我们现在谈谈中国书艺里的用笔、结体、章法所表现的美学思想。我们在此不能多谈到书法用笔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方面，古人已讲得极多了。我只谈谈用笔里的美学思想。中国文字的发展，由模写形象里的“文”，到孳乳浸多的“字”，象形字在量的方面减少了，代替它的是抽象的点线笔画所构成的字体。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表现作者对形象的情感，发抒自己的意境，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自心的情感。近代法国大雕刻家罗丹曾经对德国女画家萝斯蒂兹说：“一个规定的线(文)通贯着大宇宙，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这线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的。希腊人囡此深入地研究了自然，他们的完美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从一个抽象的‘理念’来的。人的身体是一座庙宇，具有神样的诸形式。”又说：“表现在一胸像造形里的要务，是寻找那特征的线纹。低能的艺术家很少具有这胆量单独地强调出那要紧的线，这需要一种决断力，象仅有少数人才能具有的那样。”

我们古代伟大的先民就属于罗丹所说的少数人。古人传述仓颉造字时的情形说：“颉首四目，通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颉并不是真的有四只眼睛，而是说他象征着人类从猿进化到人，两手解放了，全身直立，因而双眼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好象增加了两个眼睛，他能够全面地、综合地把握世界，透视那通贯着大宇宙赋予了万物的规定的线，因而能在脑筋里构造概念，又用“文”、“字”来表示这些概念。“人”诞生了，文明诞生了，中国的书法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就具有美的性质。邓以蛰先生在《书祛之欣赏》里说得好：“甲骨文字，其为书法抑纯为符号，今固难言，然就书之全体而论，一方面固纯为横坚转折之笔画所组成，若后之施于真书之‘永 字八法’，当然无此繁杂之笔调。他方面横竖转折却有其结构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连贯之关系，俨然有其笔画之可增可减，如后之行草书然者。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之精心结撰可知也。至于钟鼎彝器之款识铭词，其书法之圆转委婉，结体行次之疏密，虽有优劣，其优者使人觅之如仰观满天星斗，精神四射。古人言仓颉造字之初云：‘颉首四目，通于神胡，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今以此语形容吾人观看长篇钟鼎铭词如毛公鼎、散氏盘之感觉，最为恰当。石鼓以下，又加以停匀整齐之美。至始皇诸刻石，笔致虽仍为篆体，而结体行次，整齐之外，并见端庄，不仅直行之空白如一，横行亦如之，此种整齐端庄之美至汉碑八分而至其极，凡此皆字之于形式之外，所以致乎美之意境也。” 邓先生这段话说出了中国书法在创造伊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艺术美的方向，使中国书法不象其它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现在从美学观点来考察中国书法里的用笔、结体和章法。

一、用 笔

用笔有中锋、侧锋、藏锋、出锋，方笔，圆笔、轻重、疾徐等等区别，皆所以运用单纯的点画而成其变化，来表现丰富的内心情感和世界诸形相，象音乐运用少数的乐音，依据和声、节奏与旋律的规律，构成千万乐曲一样。但宋朝大批评家董逌在《广川画跋》里说得好：“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于自然。”他这话可以和罗丹所说的“一个规定的线通贯着大宇宙而赋予了一切被创造物，他们在它里面运行着，而自觉着自由自在”相印证。所以千笔万笔，统于一笔，正是这一笔的运化尔!

罗丹在万千雕塑的形象里见到这一条贯注于一切中的“线”，中国画家在万千绘画的形象中见到这一笔画，而大书家却是运此一笔以构成万千的艺术形象，这就是中国历代丰富的书法。唐朝伟大的批评家和画史的创作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论顾、陆、张、吴诸大画家的用笔时说：“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献之)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彦远谈到书画法的用笔时，特别指出这“一笔而成，气脉通贯”，和罗丹所指出的通贯宇宙的一根线，一千年间，东西艺人，遥遥相印。可见中国书画家运用这“一笔”的点画，创造中国特有的丰富的艺术形象，是有它的艺术原理上的根据的。但这里所说的一笔书、一笔画，并不真是一条不断的线纹象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所记述的戚文秀画水图里那样，“图中有一笔长五丈……自边际起，通贯于波浪之间，与众毫不失次序，超腾回折，实逾五丈矣。”而是象郭若虚所要说明的，“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无适(……意译为：并不是)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笔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这才是一笔画一笔书的正确的定义。所以古人所传的“永字八法”，用笔为八而一气呵成，血脉不断，构成一个有骨有肉有筋有血的字体，表现一个生命单位，成功一个艺术境界。用笔怎样能够表现骨、肉、筋、血来，成为艺术境界呢?

三国时魏国大书家锤繇说道：“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见万象皆类之。”笔蘸墨画在纸帛上，留下了笔迹(点画)，突破了空白，创始了形象。石涛《画语录》第一章“一画章”里说得好：“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则腕不灵。动之以旋，润之以转，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心，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

从这一画之笔迹，流出万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内之美。没有人，就感不到这美，没有人，也画不出、表不出这美。所以锤繇说：“流美者人也。”所以罗丹说：“通贯大宇宙的一条线，万物在它里面感到自由自在，就不会产生出丑来。”画家、书家、雕塑家创造了这条线(一画)，使万象得以在自由自在的感觉里表现自己，这就是“美”!美是从“人”流出来的，又是万物形象里节奏旋律的体现。所以石涛又说：“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行远登高，悉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所以中国人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罗丹所说的这根通贯宇宙、遍及于万物的线，中国的先民极早就在书法里、在殷虚甲骨文、在商周钟鼎文、在汉隶八分、在晋唐的真行草书里，做出极丰盛的、创造性的反映了。人类从思想上把握世界，必须接纳万象到概念的网里，纲举而后目张，物物明朗。中国人用笔写象世界，从一笔入手，但一笔画不能摄万象，须要变动而成八法，才能尽笔画的“势”，以反映物象里的“势”。禁经云：“八法起于隶字之始，自崔(瑗)张(芝)锤(繇)王(羲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而为墨道之最。”又云：“昔逸少(王羲之)攻书多载，廿七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隋僧智永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发其旨趣。智永的永字八法是：

， 侧法第一(如鸟翻然侧下)

一 勒法第二(如勒马之用缰)

| 努法第三(用力也)

亅 趯法第四(趯音剔，跳貌与跃同)

/ 策法第五(如策马之用鞭)

丿 掠法第六(如篦之掠发)

ノ 啄法第七(如鸟之啄物)

ヽ 磔法第八(磔音窄，裂牲谓之磔，笔锋开张也)

八笔合成一个永字。宋人姜白石《续书谱》说：“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借顾盼精神，有向有背，……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丿ヽ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乚亅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这都是说笔画的变形多端，总之，在于反映生命的运动。这些生命运动在宇宙线里感得自由自在，呈“翩翩自得之状”，这就是美。但这些笔画，由于悬腕中锋，运全身之力以赴之，笔迹落纸，一个点不是平铺的一个面，而是有深度的，它是螺旋运动的终点，显示着力量，跳进眼帘。点，不称点而称为侧，是说它的“势”，左顾右瞰，欹侧不平。卫夫人笔阵图里说：“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是何等石破天惊的力量。一个横画本说是横，而称为勒，是说它的“势”，牵缰勒马，跃然纸上。锺繇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美”就是势、是力、就是虎虎有生气的节奏。这里见到中国人的美学倾向于壮美，和谢赫的《画品录》里的见地相一致。一笔而具八法，形成一字，一字就象一座建筑，有栋梁椽柱，有间架结构。西方美学从希腊的庙堂抽象出美的规律来。如均衡、比例、对称、和谐、层次、节奏等等，至今成为西方美学里美的形式的基本范畴，是西方美学首先要加以分析研究的。我们从古人论书法的结构美里也可以得到若干中国美学的范畴，这就可以拿来和西方美学里的诸范畴作比较研究，观其异同，以丰富世界的美学内容，这类工作尚有待我们开始来做。现在我们谈谈中国书法里的结构美。

二、结 构

字的结构，又称布白，因字由点画连贯穿插而成，点画的空白处也是字的组成部分，虚实相生，才完成一个艺术品。空白处应当计算在一个字的造形之内，空白要分布适当，和笔画具同等的艺术价值。所以大书家邓石如曾说书法要“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呀!这也象一座建筑的设计，首先要考虑空间的分布，虚处和实处同样重要。中国书法艺术里这种空间美，在篆、隶、真、草、飞白里有不同的表现，尚待我们钻研;就象西方美学研究哥提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刻式建筑里那些不同的空间感一样。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上，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商周的篆文、秦人的小篆、汉人的隶书八分、魏晋的行草、唐人的真书、宋明的行草，各有各的姿态和风格。古人曾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这是人们开始从字形的结构和布白里见到各时代风格的不同。(书法里这种不同的风格也可以在它们同时代的其它艺术里去考察)。

“唐人尚法”，所以在字体上真书特别发达(当然有它的政治原因、社会基础，现在不多述)，他们研究真书的字体结构也特别细致。字体结构中的“法”，唐人的探讨是有成就的。人类是依据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唐人所述的书法中的“法”，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美感和美学思想的好资料。相传唐代大书家欧阳询曾留下真书字体结构法三十六条。 (故宫现在藏有他自己的墨迹梦奠帖)由于它的重要，我不嫌累赘，把它全部写出来，供我们研究中国美学的同志们参考，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它们开始来窥探中国美学思想里的一些基本范畴。我们可以从书法里的审美观念再通于中国其它艺术，如绘画、建筑、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我以为这有美学方法论的价值。但一切艺术中的法，只是法，是要灵活运用，要从有法到无法，表现出艺术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来，才是真正的艺术。艺术是创造出来，不是“如法炮制”的。何况这三十六条只是适合于真书的，对于其它书体应当研究它们各自的内在的美学规律。现在介绍欧阳询的结字三十六法，是依据戈守智所纂著的《汉溪书法通解》。他自己的阐发也很多精义，这里引述不少，不一一注出。

(1)排叠 字欲其排叠，疏密停匀，不可或阔或狭，如[壽藁畫筆麗羸爨]之字，系旁言旁之类，八法所谓分间布白，又曰调匀点画是也。戈守智说：排者，排之以疏其势。叠者，叠之以密其间也。大凡字之笔画多者，欲其有排特之势。不言促者，欲其字里茂密，如重花叠叶，笔笔生动，而不见拘苦繁杂之态。则排叠之所以善也。故曰“分间布白”，谓点画各有位置，则密处不犯而疏处不离。又曰“调匀点画”，谓随其字之形体，以调匀其点画之大小与长短疏密也。李淳亦有堆积二例，谓堆者累累重叠，欲其铺匀。积者，緫緫繁紊，求其整饬。(晶品畾磊)堆之例也。(爨欎靈縻)积之例也。而别置(壽畺畫量)为匀画一例。(馨聲繁繫)为错综一例，俱不出排叠之法。

(2)避就 避密就疏，避险就易，避远就近。欲其彼此映带得宜，如 [庐]字上一撇既尖，下一撇不应相同。[俯]字一笔向下，一笔向左。[逢]字下“辶”拔出，则上笔作点，亦避重叠而就简径也。

(3)顶戴 顶戴者，如人戴物而行，又如人高妆大髻，正看时，欲其上下皆正，使无偏侧之形。旁看时，欲其玲珑松秀，而见结构之巧。如 [臺]、[響]、[營]、[帶]。戴之正势也。高低轻重，纤毫不偏。便觉字体稳重。[聳]、[藝]、[甃、[鵞]，戴之侧势也。长短疏密，极意作态，便觉字势峭拔，又此例字，尾轻则灵，尾重则滞，不必过求匀称，反致失势。(戈守智)

(4)穿插 穿者，穿其宽处。插者插其虚处也。如[中]字以竖穿之。 [册]字以画穿之。[爽]字以撇穿之。皆穿法也。[曲]字以竖插之，[爾)字以[乂]插之。[密]字以点啄插之。皆插法也。(戈)

(5)向背 向背，左右之势也。向内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内一外者，助也。不内不外者，并也。如[好]字为向，[北]字为背，[腿]字助右，[剔]字助左，[贻]、[棘]之字并立。(戈)

(6)偏侧 一字之形，大都斜正反侧，交错而成，然皆有一笔主其势者。陈绎曾所谓以一为主，而七面之势倾向之也。下笔之始，必先审势。势归横直者正。势归斜侧戈勾者偏。(戈)

(7)挑(扌窕) 连者挑，曲者(扌窕)。挑者取其强劲，■(扌窕)者意在虚和。如[戈弋丸气)，曲直本是一定，无可变易也。又如[獻勵]之撇，婉转以附左，[省炙]之撇，曲折以承上，此又随字变化，难以枚举也。(戈)

(8)相让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须彼此相让，方为尽善。如[馬旁糸旁鳥旁]诸字，须左边平直，然后右边可作字，否则妨碍不便。如 [巒]字以中央言字上画短，让两糸出，如[辧]字以中央力字近下，让两辛字出。又如[鳴呼]字，口在左者，宜近上，[和]、[扣]字，口在右者，宜近下。使不妨碍然后为佳。

(9)补空 补空，补其空处，使与完处相同，而得四满方正也。又疏势不补，惟密势补之。疏势不补者。谓其势本疏而不整。如(少)字之空右。[戈]字之空左。岂可以点撇补方。密势补之者，如智永千字文书聇字，以左画补右。欧因之以书聖字。法帖中此类甚多，所以完其神理，而调匀其八边也。又如[年]字谓之空一，谓二画之下，须空出一画地位，而后置第三画也。[垩)字谓之豁二，谓一画之下，须空出两画地位，而后置二画也。”[烹]字谓之隔三，谓了字中勾，须空三画地位，而后置下四点也。右军云“实处就法，虚处藏神”，故又不得以匀排为补空。(戈)

按：此段说出虚实相生的妙理，补空要注意“虚处藏神”。补空不是取消虚处，而正是留出空处，而又在空处轻轻着笔，反而显示出虚处，因而气韵流动，空中传神，这是中国艺术创造里一条重要的原理。贯通在许多其它艺术里面。

(10)复盖 复盖者，如宫室之复于上也。宫室取其高大。故下面笔画不宜相著，左右笔势意在能容，而复之尽也。如[寳容)之类，点须正，画须圆明，不宜相著与上长下短也。薛绍彭曰：篆多垂势而下含，隶多仰势逞。 (11)贴零 如[令今冬寒]之类是也。贴零者因其下点零碎，易于失势，故拈贴之也。疏则字体宽懈，蹙则不分位置。

(12)粘合 字之本相离开者，即欲粘合，使相著顾揖乃佳。如诸偏旁字 [卧鋻非門]之类是也。索靖曰：譬夫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赵孟頫曰毋似束薪，勿为冻蝇。徐渭曰字有惧其疏散而一味扭结，不免束薪冻蝇之似。

(13)捷速 李斯曰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复重改，王羲之曰一字之中须有缓急，如乌字下，首一点，点须急，横直即须迟，欲乌之急脚，斯乃取形势也。[風鳯]等字亦取腕势，故不欲迟也。《书法三》曰[風]字两边皆圆，名金剪刀。

(14)满不要虚 如[園圖國回包南隔目四勾]之类是也。莫云卿曰为外称内，为内称外，[國圖]等字，内称外也。[齒豳]等，外称内也。

(15)意连 字有形断而意连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类是也。字有形体不交者，非左右映带，岂能连络，或有点画散布，笔意相反者，尤须起伏照应，空处连络，使形势不相隔绝，则虽疏而不离也。[戈]

(16)复冒 复冒者，注下之势也，务在停匀，不可偏侧欹斜。凡字之上大者，必复冒其下，如[雨]字头、[穴]字头之类是也。

(17)垂曳 垂者垂左，曳者曳右也。皆展一笔以疏宕之。使不拘攣，凡字左缩者右垂，右缩者左曳，字势所当然也。垂如[卿鄉都夘夅]之类。曳如[水支欠皮更之走民也]之类是也(曳，徐也，引也，牵也)。(戈)

(18)借换 如醴泉铭[祕]字，就示字右点作必字左点，此借换也。又如 [鹅]字写作[鵞]之类，为其字难结体，故互换如此，亦借换也。作字必从正体，借换之法，不得已而用之。(戈)

(19)增减 字之有难结体者或因笔画少而增添，或因笔画多而减省。 (按：六朝人书此类甚多)

(20)应副 字之点画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带，故必得应副相称而后可。又如(龍詩讐轉)之类，必一画对一画，相应亦相副也。更有左右不均者各自调匀，[瓊曉註軸]一促一疏。相让之中，笔意亦自相应副也。

(21)撑拄 字之独立者必得撑拄，然后劲健可观，如[丁亭手亨寜于矛予可司弓永下卉草巾千]之类是也。凡作竖，直势易，曲势难，如[千永下草]之字挺拔而笔力易劲，[亨矛寜弓]之字和婉而笔势难存，故必举一字之结束而注意为之，宁迟毋速，宁重毋佻，所谓如古木之据崖，则善矣。按：舞蹈也是“和婉而形势难存”的，可在这里领悟劲健之理：“宁重毋佻”。

(22)朝揖 朝揖者，偏旁凑合之字也。一字之美，偏旁凑成，分拆看时，各自成美。故朝有朝之美，揖有揖之美。正如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众美具也。(戈)王世贞曰凡数字合为一字者，必须相顾揖而后联络也。(按：令人联想双人舞)

(23)救应 凡作一字，意中先已构一完成字样，跃跃在纸矣。及下笔时仍复一笔顾一笔，失势者救之，优势者应之，自一笔至十笔廿笔，笔笔回顾，无一懈笔也。(戈) 解缙曰上字之与下字，左行之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

(24)附丽 字之形体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离，如[影形飞起超飮勉]，凡有[文旁欠旁]者之类。以小附大，以少附多。附者立一以为正，而以其一为附也。凡附丽者，正势既欲其端凝，而旁附欲其有态，或婉转而流动，或拖沓而偃蹇，或作势而趋先，或迟疑而托后，要相体以立势，并因地以制宜，不可拘也。如[廟飛澗胤嫄慝導影形猷]之类是也。(戈)(按：此段可参考建筑中装饰部分)

(25)回抱 回抱向左者如[曷丐易匊]之类，向右者如[艮鬼包旭它]之类是也。回抱者，回锋向内转笔勾抱也。太宽则散漫而无归，太紧，则逼窄而不可以容物，使其宛转勾环，如抱冲和之气，则笔势浑脱而力归手腕，书之神品也。(戈)谓如[園圃]之类，四围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匮匡]左包右，[甸匈]右包左之类是也。包裹之势要以端方而得流利为贵。非端方之难，端方而得流利之为难。

(27)小成大 字之大体犹屋之有墙壁也。墙壁既毁，安问纱窗绣户，此以大成小之势不可不知。然亦有极小之处而全体结束在此者。设或一点失所，则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画失势，则如壮士之折一股。此以小成大之势，更不可不知。字以大成小者，如[門辶]之类。明人项穆曰：“初学之士先立大体，横直安置，对待布白，务求匀齐方正，此以大成小也。”以小成大，则字之成形极其小。如[孤]字只在末后一捺，[寜]字只在末后一亅，[欠]字只在末后一点之类是也。《书诀》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主。”

(28)小大成形 谓小字大字各有形势也。东坡曰：“大字难于密结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若能大字密结，小字宽绰，则尽善尽美矣。

(29)小大与大小 《书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宽猛得宜。譬如 [曰]字之小，难与[國]字，同大，如[一][二]字之疏，亦欲字画与密者相间，必当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带得宜，然后为上。或曰谓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称，亦一说也。李淳曰：“长者原不喜短，短者切勿求长。如[自目耳茸]与 [白曰臼四]是也。大者既大，而妙于攒簇，小者虽小，而贵在丰严，如[囊橐]与[厶工]之类是也。”米芾曰：“字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配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慶’‘觀’字多画，俱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30)各自成形 凡写字，欲其合为一字亦好，分而异体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也。

(31)相管领　以上管下为“管”，以前领后之为“领”。由一笔而至全字，彼此顾盼，不失位置。由一字以至全篇，其气势能管束到底也。

(32)应接 字之点画欲其互相应接。两点者如[小八忄]自相应接，三点者如[糸]则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点者如[然]、[無]二字，则两旁两点相应，中间相接。张绅说：“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谓《禊序》自‘永’字至‘文’字，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人不能也。”

(33)褊 魏风“维是褊心”陿陋之意也。又衣小谓之褊。故曰收敛紧密也。盖欧书之不及锺王者以其褊，而其得力亦在于褊。褊者欧之本色也。然如化度，九成，未始非冠裳玉佩，气度雍雍，既不寒俭而亦不轻浮。(戈)

(34)左小右大 左小右大，左荣右枯，皆执笔偏右之故。大抵作书须结体平正，若促左宽右，书之病也。此一节乃字之病，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结字，易于左小而右大，故此与下二节，皆著其病也。

(35)左高右低 左短右长 此二节皆字之病。

(36)却好 谓其包裹斗凑，不致失势，结束停当，皆得其宜也。却好，恰到好处也。戈守智曰：“诸篇结构之法，不过求其却好。疏密却好，排叠是也。远近却好，避就是也。上势却好，顶戴，复冒，复盖是也。下势却好，贴零，垂曳，撑拄是也。对代者，分亦有情，向背朝揖，相让，各自成形之却好也。联络者，交而不犯，粘合，意连，应副，附丽，应接之却好也。实则串插，虚则管领，合则救应，离则成形。因乎其所本然者而却好也。互换其大体，增减其小节，移实以补虚，借彼以益此。易乎其所同然者而却好也。扌窕者屈己以和，抱者虚中以待，谦之所以却好也。包者外张其势，满者内固其体，盈之所以却好也。褊者紧密，偏者偏侧，捷者捷速，令用时便非弊病，笔有大小，体有大小，书有大小，安置处更饶区分。故明结构之法，方得字体却好也。至于神妙变化在己，究亦不出规矩外也。”

这一自古相传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象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形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照几何形学的线。我们古代美学里所阐明的美的形式的范畴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具体资料，这是对我们美学史研究者很有意义的事。这类的美学范畴，在别的艺术门类里，应当也可以发掘和整理出来。(在书法范围内，草书、篆书、隶书又有它们各自的美学规律，更应进行研究。)还有一层，中国书法里结体的规律，正象西洋建筑里结构规律那样，它们启示着西洋古希腊及中古哥提式艺术里空间感的型式，中国书法里的结体也显示着中国人的空间感的型式。我以前在另一文里说过：“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里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就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我们研究中国书法里的结体规律，是应当从这一较广泛、较深入的角度来进行的。这是一个美学的课题，也是—个意识形态史功课题。从字体的个体结构到一幅整篇的章法，是这结构规律的扩张和应用。现在我们略谈章法，更可以窥探中国人的空间感的特征。

三、章法

以上所述字体结构三十六法里有“相管领”与“应接”二条已不是专论单个字体，同时也是一篇文字全幅的章法了。戈守智说：“凡作字者，首写一字，其气势便能管束到底，则此一字便是通篇之领袖矣。假使一字之中有一二懈笔，即不能管领一行，一幅之中有几处出入，即不能管领一幅，此管领之法也。应接者，错举一字而言也。(按：“错举”即随便举出一个字)，如上字作如何体段，此字便当如何应接，右行作如何体段，此字又当如何应接。假使上字连用大捺，则用翻点以承之。右行连用大捺，则用轻掠以应之，行行相向，字字相承，俱有意态，正如宾朋杂坐，交相应接也。又管领者如始之倡，应接者如后之随也。”

“相管领”好象一个乐曲里的主题，贯穿着和团结着全曲于不散，同时表出作者的基本乐思。“应接”就是在各个变化里相互照应，相互联系。这是艺术布局章法的基本原则。我前曾引述过张绅说：“古之写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终篇结构，首尾相应。故羲之能为一笔书，谓《禊序》(即《兰亭序》)自‘永’字至‘文’字，笔意顾盼，朝向偃仰，阴阳起伏，笔笔不断，人不能也。”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每个字结构优美，更注意全篇的章法布白，前后相管领，相接应，有主题，有变化。全篇中有十八个“之”字，每个结体不同，神态各异，暗示着变化，却又贯穿和联系着全篇。既执行着管领的任务，又于变化中前后相互接应，构成全幅的联络，使全篇从第一字“永”到末一字“文”一气贯注，风神潇洒，不粘不脱，表现王羲之的精神风度，也标出晋人对于美的最高理想。毋怪唐太宗和唐代各大书家那样宝爱它了。他们临写兰亭时，各有他不同的笔意，褚摹欧摹神情两样，但全篇的章法，分行布白，不敢稍有移动，兰亭的章法真具有美的典型的意义了。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即算盘上的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这段话指出了后世馆阁体、干禄书的弊病。我们现在爱好魏晋六朝的书法，北碑上不知名的人各种跌脱不羁的结构，它们正暗合羲之的指示。然而羲之的兰亭仍是千古绝作，不可企及。他自己也不能写出第二幅来，这里是创造。从这种“创造”里才能涌出真正的艺术意境。意境不是自然主义地模写现实，也不是抽象的空想的构造。它是从生活的极深刻的和丰富的体验，情感浓郁，思想沉挚里突然地创造性地冒了出来的。音乐家凭它来制作乐调，书家凭它写出艺术性的书法，每一篇的章法是一个独创，表出独特的风格，丰富了人类的艺术收获。我们从《兰亭序》里欣赏到中国书法的美，也证实了羲之对于书法的美学思想。

至于殷代甲骨文、商周铜器款识，它们的布白之美，早已被人们赞赏。铜器的“款识”虽只寥寥几个字，形体简纶，而布白巧妙奇绝，令人玩味不尽，愈深入地去领略，愈觉幽深无际，把握不住，绝不是几何学、数学的理智所能规划出来的。长篇的金文也能在整齐之中疏宕自在，充分表现书家的自由而又严谨的感觉。殷初的文字中往往间以纯象形文字，大小参差、牡牝相衔，以全体为一字，更能见到相管领与接应之美。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传说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歌德曾论作品说：“题材人人看得见，内容意义经过努力可以把握，而形式对大多数人是一秘密。”我们要窥探中国书法里章法、布白的美，探寻它的秘密，首先要从铜器铭文入手。我现在引述郭宝钧先生《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里一段论述来结束我这篇小文。郭先生说：“铭文排列以下行而左(即右行)为常式。在契文(即殷文)有龟板限制，卜兆或左或右，卜辞应之，因有下行而右(即左行)之对刻，金铭有踵为之者。又有分段接读者，有顺倒相间者，有文字行列皆反书者，皆偶有例也。章法展延，以长方幅为多，行小者纵长，行多者横长，亦有应适地位，上下参差，呈错落之状者，有以兽环为中心，展列九十度扇面式，兼为装饰者(在器外壁)，后世书法演为艺术品，张挂屏联，与壁画同重，于此已兆其朕。铭既下行，篆时一挥而下，故形成脉络相注之行气，而行与行间，在早期因字体结构不同，或长跨数字，或缩为一点，犄角错落，顾盼生姿。中晚期或界划方格，渐趋整饬，不惟注意纵贯，且多顾及横平，开秦篆汉隶之端矣。铭文所在，在同一器类，同一时代，大抵有定所。如早期鼎甗鬲位内壁两耳间，角单足，盘簋位内底;角爵斝杯位鋬阴;戈矛斧瞿在柄内;觚在足下外底，均为骤视不易见，细察又易见之地。骤视不易见者，不欲伤表面之美也。细察又易见者，附铭识别之本意也，似古人对书画，有表里公私之辨认。画者世之所同也，因在表，惟恐人之不见，以彰其美，有一道同风之意焉。铭者己之所独也，因在里，惟恐人之遽见，以藏其私，有默而识之之意焉(以器容物，则铭文被淹，然若遗失则有识别)。此早期格局也。中期以铭文为宝书，尚巨制，器小莫容，集中鼎簋。以二者口阔底平，便施工也。晚期简帛盛行，金铭反简短，器尚薄制，铸者少，刻者多。为施工之便，故鬲移器口，鼎移外肩，壶移盖周，随工艺为转移。至各期具盖之器，大抵对铭，可互校以识新义。同组同铸之器，大抵同铭，如列鼎编钟，亦有互校之益。又有一铭分载多器者，齐侯七钟其适例(簋亦有此，见澄秋馆口卷口页)。”铜器铭刻因适应各器的形状、用途及制造等等条件，变易它们的行列、方向、地位，于是受迫而呈现不同的形式，却更使它们丰富多样，增加艺术价值。令人见到古代劳动人民在创制中如何与美相结合。

注： (1)明人丰坊的《笔诀》里说：“书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悬，则筋骨相连而有势，骨生于指，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停匀而肥瘦适可。然大要先知笔缺，斯众美随之矣。”近人丁文隽对这段话解说得很清楚，他说：“于人，骨所以支形体，筋所以司动转。骨贵劲健而筋贵灵活，故书，点画劲健者谓之有骨，软弱者谓之无骨。点画灵活者谓之有筋，呆板者谓之无筋。欲求点画之劲健。必须毫无虚发，墨无旁溢，功在指实，故曰骨生于指。欲求点画之灵活，必须纵横无疑，提顿从心，功在暑腕，故曰筋生于腕。点画劲健飞动则见刚柔之情，生动静之态，自然神完气足。故曰筋骨相连而有势，势即赅刚柔动静之情态而言之也。夫书以点画为形，以水墨为质者也。于人，筋骨血肉同属于质，于书，则筋骨所以状其点画，属于形，血肉所以言其水墨，属于质。无质则形不生，无水墨则点画不成。水湿而清，其性犹血。故曰血生于水。墨浓而浊，其性犹肉，故曰肉生于墨，血贵燥湿合度，燥湿合度谓之血润。肉贵肥瘦适中，肥瘦适中谓之肉莹。血肉惟恐其多，多则筋骨不见。筋骨贵惟患其少，少则神气全无。必也四质停匀，始为尽善尽美。然非巧智兼优，心手双善者，不克臻此。”

人类生活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色彩为人类自身服务。我们在原始人的遗址中，发现原始人曾使用红土、黄土涂抹自己的身体，涂染劳动工具，涂染骨器、陶器等。

古代先民们对色彩作出许多哲学的、伦理的思考，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作为解释宇宙生存及系统存在，并对应地用红、白、青、黑、黄与之联系起来。并把季节、方位、五味、五色等和色彩联系起来，如：春——青，夏——红，三伏——黄，秋——白，冬——黑;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中——黄;等等。

中国古代各个时代的帝王对色彩都有某种偏爱。相传，夏代尚黑，殷代尚白，周代尚赤。秦始皇以为自己是水德而得天下，故他崇尚水的对应色——黑色。汉高祖从南方起兵，规定制服尚赤。而且汉代规定以各种颜色的冠服和印绶来区分官阶的等级：即皇帝赤绶，相国绿绶，公、侯、将紫绶，九卿中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二至四百石黄绶，百石绀绶。南朝以白帽子为尊。隋文帝时百官穿黄袍。唐代除了皇帝可以穿黄色衣袍之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宋代以紫为贵。清代以黄色为至高无上，一纸黄绫圣旨，将使百官跪倒。

历史舞台的色彩演绎如此，而艺术世界中的色彩又是如何呢?

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强调儒学，以“中庸”、“中和”为标准，强调一统、整齐划一的美，发展个性则是离经叛道的，不足取的，人的思想与行为都要循规蹈矩，不偏激。这样，在色彩的选择上势必选择黑、白、灰。黑、白、灰是复色，是中性色，与其它颜色相结合都不会发生冲突。“洗尽铅华，卓尔名贵”，是我国传统的崇尚释躁平矜、平淡自然的美学思想的写照，因此，代代相传，起主导作用的黑、白、灰的“中和”色彩在人们的心里和环境中不自觉地沿袭下来。中国大地上的民间建筑，黑瓦白墙极为普及，小者连中国的围棋，棋子也只有黑、白二色。被认为是我国正宗艺术的中国画，一段时期曾排斥缤纷色彩的运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书法艺术，则更是黑与白的王国。除了皇帝御批点朱之外，任何人使用颜色书写则将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是不正经的野狐禅。

中国人偏爱黑白艺术，更喜爱黑墨白纸的书法艺术。书法家们将自己的炽热情感，通过高超的书写技法，以黑色的笔画线条倾注在一张张洁白的纸上，使观赏者如痴如醉。这种黑白艺术，外国人则很难理解，真是“心中妙悟，难与外人道”也。所以，王羲之一篇《兰亭序》被视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尊为书圣。张旭、怀素的草书，则被认为是“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则被称为“颜筋柳骨”。张芝则被称为“草圣”。赵孟頫则被称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其匹”的一代书法大家……

“计白当黑”、“知其黑，守其白”。如何营构每个字的结体，如何营构整幅作品的布局。你如果真正懂得了书法中黑色的奥妙和白色的运用，你的书法就有大长进了。

墨是黑色的，但古人讲究“墨分五色”，讲的是墨色的浓淡深浅，是对墨色的深层理解。墨与色是相通的，古人讲墨色“高墨犹绿，下墨犹赭”，既是墨，又有色的联想感受。国画中重视用墨，提倡以“水墨为上”，以墨代色，其实都是“无色似有色”，通过理解和联想的艺术升华，把墨色提高到了高度的绝妙的境界。书法用墨讲究宜浓不宜淡。浓墨有神，淡墨无彩，苏东坡用浓墨如黍米珠光，如点小儿黑睛。颜真卿用浓墨轻吐如蚕，精气内敛，形质动荡。米芾用浓墨，墨酣意足，沉着痛快。但也有人却专写淡墨，明朝董文敏开创淡墨一派，清朝则出了个“淡墨太守”王文治。用墨讲究“润含春雨，干裂秋风”，“神寓约略浓淡之际，韵生纸墨相发之间”。若你能巧妙地运用墨色，就能自然而恰到好处;若你运用墨色能得天地自然之意而到达极致的地步，你的书艺又将臻新的境界。

被称为黑白艺术的中国书法，并非只有黑(墨的颜色)白(纸的颜色)二种颜色，其实，它还有其它各种颜色相辅相衬地配合在一起，只是不明显罢了。其中最主要的是红色的印章，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还有，当书法作品完成之后，“三分作品，七分装裱”，经由装裱师装裱后的书法作品又将是另一番情景：白底黑字红印章的作品外面搭配上了有色彩的绫或纸，你能说完整的一件书法作品只有一种黑的颜色?

古人使用白色的纸帛书写时，有时也配用有颜色的界格。宋朝陆游有诗云：“乌丝阑展新诗就，油壁车迎小猎归。”古时于缣帛上下以乌丝织成栏，其间用朱墨界行，称为“乌丝栏”。后来也称有墨线格子的卷册之类为“乌丝栏”。古人平常写诗、作文、写信，都使用画有“乌丝栏”的笺纸。相传唐朝名妓薛涛喜欢画有“乌丝栏”的松花笺，并改其尺幅，染成各色小彩笺，深得文人学士喜爱，被称为“薛涛笺”，后来广为流传。诗人欧阳炯词：“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可见当时彩色笺是颇为流行的。

说到“乌丝栏”的颜色，古人用乌丝(墨色的丝)织栏，朱红界行，是双色配合的，后来单用红色或黑色线界格。唐朝薛涛自制十色小彩笺是对“乌丝栏”的纸地加以染色，变白笺为彩色笺，深受时贤欢迎。可见古人对“乌丝栏”的颜色是非常讲究的。

现在除写信用的“八行笺”之外，毛笔书法已很少使用“乌丝栏”。而钢笔书法用的界格，却是沿袭古代“乌丝栏”的遗风，但色彩变化比较多。因时代的不同，科学的进步，色彩印刷比较方便，最常用的界格颜色有红、黑、青，也有绿色、紫色、粉红、赭石、灰色，甚至也有金色、银色的。有的作品也用双色来搭配、显得比较雅致。双色不易配好，要懂得一点色彩方面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而不显凡俗。

缤纷繁复的颜色，都有各自的属性和特征。例如：红色、橙色、黄色都属于暖色，而青、兰、绿都属于冷色。

颜色有千千万万种，你喜欢什么颜色呢?

民族有民族的不同，个人有个人的不同。

在我国，黑色自古以来因用以表现朴素幽雅的意境而受青睐，红色则作为喜庆和幸福的象征，黄色则作为富贵的象征。德国人则喜欢淡粉红。法国人喜欢红、兰、白三色，连国旗也是这三种颜色。日本人爱白色和浅兰。美国人喜爱鲜兰、红色和褐色。绿色是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以及沙漠中的国家最受欢迎的色彩，被誉为生命之色。民族的文化习惯是和其民族的传统、风俗、伦理道德、宗教、经济观念等相互影响的结果。

对于个人来说，爱好因素也和本人的性别、年龄、性格、教养等有关。一个人年纪小的时候爱好原色或纯色，年龄增大由爱好暖色逐渐趋向冷色。性格和色彩爱好也有密切联系：感情丰富，容易激动，直率豪爽的人大都爱好暖色;相反，比较理智，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往往喜欢冷色、灰色。在性别上，男性喜欢青色一类的冷色，女性则比较喜欢红色一类的暖色。

金、银、黑、白、灰色，在色彩学中是被称为中性色的，它们不管和任何颜色相配都是调和的，因此，在选用二种以上颜色配合时，为了避免不恰当的调配或太强烈、太刺激的对比，其中一色可考虑选用中性色，特别是灰色，最柔和得体。灰色也有色彩倾向性，可以略偏红，或偏青、偏黄、偏紫等。为了减少某一色彩的纯度，可以在此颜色中加黑色或白色。

近几年的书法界，逐渐兴起一股“好色”之风。一个书法展览会，其中一大部分作品是用彩色宣纸来书写的。固然，缤纷的色彩，更夺人眼球，本来稍嫌平淡而沉静的黑白世界中，添加了色彩元素，使整个展览顿时活泼起来。

用色宣书写，古而有之。六朝时出现的“硬黄”纸是黄色的，用黄蘖染成，以防蛀蠹。至唐时，风行一种十色小笺，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兰等十色。宋元以下，制纸工艺进一步提高，纸的名称和颜色也更繁多了。明代出现了洒金纸和泥金纸，吴宽、祝允明书法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这种洒金纸。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出现了大量的粉笺纸和蜡笺纸。粉笺纸面上没有亮光，有素白的，也有各种颜色粉花，或画上了金花的。蜡笺纸面上有亮光，各种颜色的都有，有单色无花的，也有画上了各种金花的。刘墉、黄易、梁同书等人经常用这种粉笺和蜡笺来写字。古人如此喜爱，今人“好色”，则又如何?

钟繇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我喜爱多彩的世界，崇尚色彩，但更崇尚黑与白构筑成的艺术世界。

敬畏汉字传统——书法本体，才是书法最终的实在——情性与形质的对立统一——发扬原创必在个性化过程中实现——坚持书法本体，必然要求多元化——从深度理解“繁荣”——“心画”传统，在回归中复兴，发扬。

历史经过几番曲折，我们开始懂得：对于伟大的文化传统，不能掉以轻心，要尊重，甚至敬畏。古人讲汉字创始，出现“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的神秘、壮丽景象，饱含着敬畏。近代改革方块字的构想，出于可贵的勇气，逐渐被时代否定。今后随着国力增长，汉字的优越性以及在世界上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将与时俱增。

问题说到书法。追究书法的根源，又出于对汉字的尊崇，至少让我们取得一种共识，便是书法创造必以汉字为基础。字体是书体的根基，把二者等同起来，以字体当书体，便无所谓书法;把二者割裂开来，书法不复存在。汉字最基本的功用是表意，不能想象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可以离开文字传承。文字传承文化，文字本身是工具又不仅止于工具。文字自身构成庞大的文化体系，与全部中华文明融为一体。鲁迅说中国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着重从美学意义上谈中国汉文字。中国文字的“意美”，长期历史积淀变得丰富深厚，汉字的多义性、不确定性，蕴含着本民族的美感。时下网络流行大量的新词语，肯定有许多词语生命力不足，转瞬即逝，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美学底蕴。20世纪50年代初期，很重视语言的纯洁性，单为一个“搞”字引起不少争议，后来“搞”站住脚了，属中性，但用于“搞笑”、“恶搞”还有点味儿，恐怕不会用于诗词、美文。当前对待网络语言，赶时髦者多，以严肃态度进行自由讨论者极少见。不要怕“保守”或“激进”，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定。

“音美”与“形美”直接被人的特定的感官——耳、目所接受。“音美”集中体现在传统的诗、词、歌曲、戏剧;其余各种文体倘内涵节律、音韵的美，也会令人击节称赏。至于“形美”，与“意美”、“音美”一样，也是汉字本身所具备，又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其集中的体现当然是书法了。

书法与字体的变化相互平行又交叉地发展。从篆籀文字开始，没有一种字体可以与书法截然分开。宋代木板书籍有手书者，仍不失书法的一些韵味。东汉《熹平石经》是官方校正《五经》的刻石，注重文字的规范谨饬，从书法看，不失众多汉隶之一，应当视为书法的一体，只是书味不浓。近代流行的印刷用宋体字，保持着汉字各种基本笔法以及楷书结构，却不能认其为书法。至于篆、隶、行、草多种书体，我们未尝不可以找出它们最原始的基因，“还原”为“字体”，但只能在理论上加以承认，实践中不存在。因为任何书写(刻)，凭借特定的工具全出以个人行为。书写中的思想，都倾向于个人意识的一部分，区别于他人，并且区别于自己而不会重复。有以仿宋印刷体的笔法相对应于楷体书法，应是对楷书的误解。楷书不但与印刷体有别，楷书的笔法，在每个书家那里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教初学者写楷书，也不能以宋体字为准。倘要求点画与宋体字相同，索性不叫书法了。

这里我们把“字”与“书”分开，一面说明“字”为基础，一面更指出书法艺术独立性。“字”可以说是表意的符号、工具。“书法”则是在“字”的基础上的创造。我说过立足于“形美”的艺术，与文字的“意”、“音”无关。书写一篇美文或者美的诗词，满意于综合性的欣赏，但是书法仍是独立的存在。书写的诗文只是“素材”。我在《书法，在比较中索解》一文中，谈到“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倘有“喜”、“怒”、“哀”、“乐”四个字以同样字体由一位书写者写出，分别悬挂，给人的心理反映肯定不同。读者会随着四个字的含意引发喜、怒、哀、乐的情感，这是出于文字内含的意蕴，至于书法，则是点画、结体的形式因素，属另一层面。书法创作发挥四个字的形式美，不会随字的含意变化性情。当然书法有性情，那是书法自身的性情，不随字的内容变化。所以相对于书法而言，我更乐于把书写的文词称为“素材”。在文人画，古人有“喜气写兰，怒气写竹”一说，大致兰花柔韧，竹竿刚直，所以当下笔之际有“喜”、“怒”的感觉，倒不是兰花与竹子二者有“喜”、“怒”之别。由此又可以窥见写意画的“写”与书法有共同点。不过在书法，点画因“字”而挥运的创作状态，不像画兰、竹那样直接与被画的对象合为一体。

我在《书法，在比较中索解》一文中，又举蔡邕《笔论》、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等著述中由书法比喻天地万物，包括各类人物的举止神态，得出以下认识：

“……很有趣，以上所有论述书法造形的语言，都仅止于比喻。虽然出以形象化的类比，却绝非书法直接描画的形象，而尤其是所有的比喻仅止于书法艺术自身，没有一种比喻同书法作品的文词素材相关联。古人早就懂得书法艺术的独立性。”

在绘画为形象者，在书法属意象。“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这一词组，Significant原释“有意义的”、“重要的”，而“意味”更合原意。倘从我国传统美学的词语找对应，“有意味的形式”唯有“意象”最为贴近。

认定书法“纯形式”的性质，有人难以接受，奇怪“形式”怎么可以脱离“内容”?怎么会有无内容的形式?岂非“形式主义”?其实“有意味的形式”已包含了内容——“意味”，只不过它与特定形式相对应，那“内容”便不同于一般造形艺术，造形艺术的形象性，与书法艺术的“意味”不属同一个范畴。“意味”可以用文字语言解说，可以用具体形象作比方，但书法的“意味”便是它自身，不可能复述，借作比方的具体形象也只是比方而非书法造形。否则书法就不是“这一个”特殊的艺术了。

书法作为一门纯形式的艺术，是否可以作进一步的分解呢?我以为，把一切形而下的因素统统排除，剩下的只有书写者个人情感留存。情感的纯粹个人性质，由人的思想意识决定，又因为书法创作纯系个人行为，便更加突出了情的作用。“书，心画也”一语所以千古不易，就在于用最简明的语言道出了书法的本体性质。近人邓以蛰在引用上述扬雄语后说书法“毫无凭借而纯为性灵之独创”。“毫无凭借”说的是书法虽以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为创造的灵感，但不直接摹写具体可视对象。仅凭最单纯的线的运动发挥性之所至。古人谈书法情感本体性，可以举出许多精彩的话语，比如“把笔抵锋，肇乎本性”(《记白云先生书诀》)“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姜夔《续书谱》)“书法乃传心也”(项穆《书法雅言》)……

在孙过庭那里，“形质”与“情性”为一对范畴。“纯形式”的书法以“形质”为基础，以“情性”为至高境界。情性，应是书法的本体性格。“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大约《荀子·性恶》最早出现“情性”这一词语，“不辞让”者以顺乎本性为至要。书法的“形质”直接显现“形”，毛笔在纸上运行成为可感的物质性的体现。“形质”与“情性”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以表达“情性”为最高境界。“情性”除了抽象的线条以外“毫无凭借”，纯在心灵体察。张怀瓘所谓“可以默识，不可言宣”(《六体书论》)，语言文字解说可以助人理解书法奥妙，但不可能说清最原始的那份情感。这正好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特殊性。

对比真书与草书，孙过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为区别真书与草书，将“点画”、“情性”来了一个颠倒，立论以“形质”为真草二体构成的基点，“形质”主要指笔法、形态，在真为点画者在草为使转。“真”虽以点画为基本构成，而“情性”靠使转，哪怕使转在真书中不占主要地位。草书便以使转为基本构成，“情性”成为草书最重要的特质。《书谱》紧接着下面的文字说得明白：“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不能成字”，此处“字”应指草体“书法”。“犹可记文”，此处“文”说明真书容易读懂，“真书”与专为表意的“字”比较接近。

无论何种书体，中国书法以动态为特征。真书的繁而静与草书的简而动是相对而言的。上述孙过庭语以“使转”为关键词也说明了“动”的重要性。对草书“使转”有严格要求，稍有所失，立即降低格调，说明草书之难，反证草书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动感为至要。当然“动”应当有节律，有韵味，并非所有的动感都有美感。

与“形质”相对的又一个范畴是“神采”。王僧虔《笔意赞》：“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可解释为神韵、光采，与“情性”对比，偏向于外露、彰显，可感性较强。若将“神采”与绘画“气韵生动”(谢赫《古画品录》)对比，“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品评绘画的最高标准，所用语言与书法有别，但书与画的根本要求却是一致的。明代顾凝远将“气韵”与“生动”分别解释，认为有“气韵”则有“生动”。气韵“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即既在画境中，又有画外之意。品评书法，也有用“气韵”、“生动”一类词语。不过就书法而言，“形质”与“情性”这一对立统一的范畴可能最触及书法本体，唯有本体，才是最终的真实的存在。我们反复探讨书法本体，追求书法本体，抱着一个纯正目的，为了弄清究竟为什么和如何追求艺术，加强创作的自觉意识，还原书法与人生的本来面貌。试想，一件书法作品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把文字的表意作用暂且搁置一边，将书法艺术作为独立欣赏对象;书法艺术的“形质”成为我们欣赏过程中的第一直觉感受，由“形质”过渡到“情性”，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不就是人的最始初的本能、本性的存在吗?读一本书，可以不记得书中每一句话语，但是能够牢记书中所述实际结果。同样，读书法作品，我们可以不记得作品的文词，不记得每一笔画如何书写，留在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作品的情性，寓于“形质”的“情性”是书写者心声的最深刻的表露……一切都排除了，剥离了，余下的只是赤裸裸的个性存在。我们与之交流、共鸣、同哀乐、合死生……进入完全自由的时空当中。

试想当今社会，人类眼力已能凭借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探索到远超出过去想象的空间，宇宙恒星以三万亿乘以一千亿的数字令人震骇不已。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肯定还会给人类带来福利。但是地球人至今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烦恼，生活中充满各种困扰、焦虑、郁闷、无聊、异化、悖谬……人要超越自身，惟有安抚自己的精神，用真情提高人际交往的精神境界，也从中获得个人的真实存在。于是我们看到，书法艺术多么可贵，它在众多艺术中，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既高雅，又在我们身边;既有特殊品格，又具普遍价值;它以最单纯的形式，包容十分繁富的内涵。书法是民族的，然而并非识得汉字的人都理解书法，书法有自身书写的规律，更重要的还有自身特殊的审美意识。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甚或懂得一些书写技巧的人未必都理解书法。可是也有人虽然对书法知之不多，却能够从书法与天、地、人的异质同构体会书法的美。欣赏书法与创作书法一样都要有“灵气”。西洋人不识汉字，从书法线条的特质与流动获得审美享受。赵之谦甚至认为古今只有“三岁稚子”与“积学大儒”两种人为“书家最高境”，“故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这话颇有激愤，又是否受了禅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影响，不得而知，但貌似片面中有深意存焉。赵之谦所说“积学大儒”，指那种“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由此沟通“三岁稚子”。

书法本体价值，说到底在情感的美，情感的纯正无邪。书法非常单纯，又非常能够反映人的全面修养，审美中容不得掺入杂质。所以品评书法，比别的艺术更看重格调。历来品评书法格调，有许多的语词，最鄙视一个“俗”。此处被贬的“俗”非通俗，也不应当以社会地位论定。渔樵村野，未必便俗;文人墨客，未必都雅。竭力反对“俗”的黄庭坚如是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这里的告诫明明针对着“士大夫”阶层。书法列入高雅艺术，纯然站在审美立场，并非所有作品都高雅，也非凡是操翰弄墨者都能脱俗。不过，书法艺术既然贵乎“情性”，长期的创作实践、欣赏，所谓潜移默化，陶冶情操，应能提高我们的心灵境界，“俗”与“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不然学习书法又作何用?问题应当是我们以何等态度对待书法。

当今社会，书法作品在市场流通，成为文化商品之一种。书法作品一向是互相馈赠、人际交流的媒介。帖学的简札之类，碑学的铭刻之类，本意在互通信息，或宣示后人。谈到书法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众多方面进行考察。但无论何种角度，书法的核心价值还要围绕书法本体，书法本体既是研究问题的归宿也是出发点。我们阅读《祭侄稿》受到深度感染，文词的表意作用与书法的形式美感在欣赏过程中都获得共鸣。倘是一般文章，其内容是与读者交流的第一平面，书写的笔法、布局居后。但《祭侄稿》早已是杰出的书法作品，读者看重它的审美价值远超出文章词句。所以我们首先从审美角度欣赏《祭侄稿》书法。书法艺术的抒情与文章的铺叙相得益彰，而我们却始终要把书法艺术作独立的存在加以考察。不仅如此，还要把纯形式的书法区别为“形质”与“情性”两个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的范畴。终于发现，“情性”属矛盾的主要方面。“情性”当然是个性化的，“情性”不可能脱离共性，但是没有了个性，书法撇开了钟繇、索靖、王羲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等杰出大家，怎能设想历史会成什么样子?个性的可贵，不但在于为书法历史增添了一些什么，因为每一个思想都有个性化的特殊成分，问题如詹姆斯所说，思想“显现为始终在处理独立于它自身的客体”(《心理学原理》)。杰出书法家始终以独特的个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美的元素。创造道路人各有殊，对前人借鉴独辟蹊径，而融合诸体、变通有方始终在个性化的过程中实现。上述“处理客体”的能力，在书法家体现为创造的主体能动性、自创性，发挥为原创能力。

书法作品格式简介

1.条幅：以长宣纸全开及对开(半截或半折)，直书之作品为条幅。

2.楹联：两张对开条幅，分别书写上下联语者，亦称对联、对子或楹帖。

3.中堂：将料纸全开或比全开稍小而单独或并挂于楹联间之条幅。

4.斗方：将宣纸裁成八开左右大小(约1尺见方) 之体裁，称之。

5.匾额：又称横披，条幅横书装框或刻于木板悬挂于壁上。

6.条屏：以中堂、条幅等尺幅相类之料纸，写成一组作品，依诗文长短。

7.扇面：尺寸如扇形，有纨扇与折扇，亦可装裱或轴成册。

8.册页：将小幅作品装裱以便翻阅，合之成册，展开成册故名册页，其内容或相互连贯，或单独成立。

9.手卷：亦成横轴，不便悬挂，只适合在书桌上舒展，观后卷置之横幅作品

常用落款用词

一、称谓

⒈长辈：吾师、道长、学长、先生、女士(小姐);

⒉平辈(或小一辈)：兄、弟、仁兄、尊兄、大兄、贤兄(弟)、学兄(弟)、道兄、道友、学友、方家、先生、小姐、法家(对书画或某一方面有专长之称);

⒊关系较亲密：学(仁)弟、吾兄(弟);

⒋老师对学生：学(仁)弟、学(仁)棣、贤契、贤弟;

⒌同学：学长、学兄、同窗、同砚、同席。

二、上款客套语或敬词

雅赏、雅正、雅评、雅鉴、雅教、雅存、珍存、惠存、清鉴、清览、清品、清属、清赏、清正、清及、清教、清玩、鉴正、敲正、惠正、赐正、斧正、法正、法鉴、 博鉴、尊鉴、肠鉴、法教、博教、大教、大雅、补壁、糊壁、是正、教正、讲正、察正、请正、两正、就正、即正、指正、鉴之、正之、哂正、笑正、教之、正腕、 正举、存念、属粲、一粲、粲正、一笑、笑笑、笑存、笑鉴、属、鉴、玩

三、下款客套语或敬词

⒈书法题款用：敬书、拜书、谨书、顿首、嘱书、醉书、醉笔、漫笔、戏书、节临、书、录、题、笔、写、临、篆;

⒉绘画题款用：敬、敬赠、特赠、画祝、写祝、写奉、顿首、题、并题、戏题、题识、题句、敬识、记、题记、谨记、并题、跋、题跋、拜观、录、并录、赞、自赞、题赞、自嘲、手笔、随笔、戏墨、漫涂、率题、画、写、谨写、敬写、仿;

⒊篆刻边款用：刻作、记、制、治石、篆刻。

四、书法作品落款时间的农历传统雅称摘要

⒈一月：孟春、初春、上春、端月、初阳、端春、孟陬、春阳、首阳、肇春;

⒉二月：仲春、仲阳、仲钟;

⒊三月;季春、暮春、契月、花月、晚春、嘉月、蚕月;

⒋四月：孟夏、初夏、首夏、维夏、槐夏、余月、清和月;

⒌五月;仲夏、超夏、榴月、蒲月;

⒍六月：季夏、晚夏、杪夏、暑月、荷月、、极暑、且月;

⒎七月：孟秋、初秋、少秋、新秋、肇秋、初商、兰月、凉月、相月;

⒏八月：仲秋、仲商、桂月、壮月;

⒐九月：季秋、暮秋、晚秋、杪秋、杪商、季商、季白、菊月、咏月、玄月、穷秋;

⒑十月：孟冬、初冬、上冬、阳月、坤月、吉月、良月;

⒒十一月：仲冬、子月、葭月、畅月;

⒓十二月：季冬、暮冬、杪冬、穷冬、严冬、严月、嘉平月、腊月、除月。

书法作品格式详解

⒈斗方

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呈正方形。通常用四尺宣纸对裁两份，二尺高二尺宽，也可把四尺宣纸裁为八份，称为“小品斗方”，或“斗方小品”。

斗方是竖行书写的正方形的作品。书写内容一般是四行至六行。因为行列多，篇章布局时应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的大小、开合、呼应及节奏变化等。在创作时，要注意 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款字一般小于正文，要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 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两行，上下均不能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

⒉三开

中国书画的一种式样。呈长方形，尺寸不等。如用四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四尺三开。若用五尺宣纸分三份裁开，称五尺三开。以此类推，同是三开，尺寸大小 不同，四尺三开一般为三尺画面(实际是二尺七寸，八平方市尺的三分之一)。五尺三开则是十二平方尺的三分之一，每开画面的面积为四尺。

⒊对幅

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通常两幅成对悬挂。如书法对幅，称“字对”或 “对联”。明清绘画有“画对”，是两幅大小相等的屏条，成对悬挂。也有厅堂正中挂中堂立轴画，两边分挂“字对”，或中间悬挂中常立轴书法，两侧悬挂“画对”。

⒋中堂

中堂是竖行书写的长方形的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分四尺、五尺、六尺、八尺等，其中小中堂为68CM×45CM)。因为尺幅比较大，所以需要创 作者具有精熟的技法和整体把握作品布局的能力。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系，要使它们之间主次有别，相应生辉。落款切忌暄宾夺主。落款可写在末 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数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 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盖在款字的下方，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⒌条幅

条幅是竖行书写的长条作品。尺寸一般为一张整宣纸对裁。安排章法时，应能根据书体的特点，精心构思，立意要新。在创作时，要注意正文与落款的主次关 系，。落款要错落有致，自然生动。落款可写在末行正文的下方，布局时应留出余地。款的底端一般不以正文平齐，以避免形式的死板。也可在正文后面另占一行或 两行，上下均不宜与正文平齐。印章要小于款字，盖印一般需离开一字以上位置，也可盖在款字左侧。

条幅常见的格式有两种：

①写成两行或三行的。两行的格式。左右两行均靠纸的左右两边写，中间留出较多空白。注意上下字的联系节奏，以及两行间的彼此呼应。落款通常写在第二行 的末尾，位置应略高于第一行末一个字。款字可写一行或两行。三行的格式，需注意三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穿插映带及节奏变化。落款可在末行下端，底端略高于 一、二两行正文的位置;也可另行写款，款字应短于正文，上下不宜与正文平行。

②居中写一行(少字数)的。书写内容一般为格言、警句或一句诗词等。字数较少，写时要注意字的开合及节奏变化，以求生动。落款可分单款、双款。单款一 般写在左侧中间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落双款， 上款写在作品的右侧中间偏上的部分，一般写创作作品的时间，若是赠送作品，则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

⒍对联

对联，又称楹联。分为上下两联，右边的为上联，左边的为下联。上下联的尺寸可与条幅等同，也可大于或小于条幅。对联的书写内容规定极为严格，只能是对 仗的句子(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相对、一般字不重复出现)，包括对偶句(俗称对子)、律诗中的中间两联(颔联、颈联)。对偶句常见的有五言、七言，也有少 到三字一联，多到数十字、上百字一联的。律诗则分为五言、七言两种。五言、七言的对联，在安排章法时，上下联应单行居中竖写。十字以上的对偶句，则宜写成 双行或多行(注意书写顺序，上联从右向左，下联则从左向右。落双款，分别于上下联的未尾，款字略高于正文底端)。上下联字的位置一般要基本平行。处理好一 联内上下字的大小、收放的变化，及上下两联间的呼应，令上下两联成为一个整体。

十字以下对联的落款分为上下款和单款两种。上下款，上款写在上联右边，下款写在下联左边。上款一般写诗句的作者、篇名等内容，如“黄庭坚登快阁诗句” 下款则写书者的姓名、号，以及书写地点、时间等内容。如“丙子闲堂书于北京”若是赠送作品，上联需写明被赠者的名或号、称谓及雅正、惠存、清赏等字样。如 “文英女士惠存”若是别人请你写的一幅作品，上联则写请你作书人的名或号，称谓外加上“嘱书”等字样。单款一般写在下联左侧中间偏上的位置。款字内容包括 书写时间、作者的名号，也可只写作者名或号。印章盖在款字下方，一般以两方为宜，印与印之间要适当拉开距离。

⒎扇面

这里专指折扇扇面，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由于扇面上宽下窄的形状，使得折纹与拆纹之间也是上宽下窄。这种独特的样式，就要求我们在创作时，做出恰当地安排。

扇面常见的形式有三种。

(1)充分利用上端，下端不用。这种格式以每行写两字为宜，从右至左，依次安排。落款写在正文的左侧。款宜长些，款字写一行至数行不等，印章宜小于正文。

(2)写少数字，利用扇面的宽度由右向左，横排书写二至四字，要收放有度，落款可写数行小字，与正文相映成趣。

(3)上端依次书写，下端隔行书写，形成长短错落的格局。这样则可避免上端疏朗，而下端拥挤的情形，达到通篇的和谐。这种格式，先写长行，以五字左右为宜，短行以一、二字为宜。落款要精彩，一般写在正文后面，一行或数行均可。即章宜小于落款的字。

当代中国画“写意精神”式微，是这两年备受诟病的现象。而作为最能够“深沉复杂”地承载写意精神的花鸟画——尤其是大写意花鸟的衰落更是让人痛心不已。而在最近，我们却不无欣喜地看到，在广州市美协花鸟画艺委会承办的“百花颂花城”活动中，近百位广州一线画家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弘扬花鸟画的“写意精神”做出了集体性的“发声”。并且将借春节花市的契机，将失落已久的“写意之美”带入民间，拉近和公众的审美距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发扬花鸟画创作的“写意之美”?就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诸位艺术家、评论家以及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评论家 陈传席——

素描和色彩土壤里开不出写意之花

很多人说全国美展入选的写意画太少，工笔画太多，其实这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能把写意画画好的人太少了。坦白讲，全国美展中为数不多的几张写意画，我认为都不该入选，因为水平不行。相比之下，工笔画毕竟在造型、色彩上有真功夫，起码不是欺世盗名之作。

中国画，尤其是写意画，画得好要有灵性，得有学问，传统功力还得扎实。齐白石、黄宾虹等大家，哪个不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所以他们能画出好的写意画。现在的画家画不出好的写意画，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文化水平太差。因为写意画需要的文化底蕴都是真功夫，甚至是“童子功”，不像工笔画的技法那么容易被训练出来。

怎样才能画好写意画?首先，古代诗词得学，文言文得会，传统著作得读，书法也得会。写意画家如果不懂书法，永远也画不好，绘画格调也上不去。可以说书法功底有多深，绘画格调才能有多高，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一个都不例外。中国的写意画，如果有所谓捷径的话，那就是练字。对书法和绘画的力气至少应该下得平均，特别是在学习阶段。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现在的美院教育。现在的艺术教育系统，对古典文化、书法都不做要求，考的是素描和色彩。这些都是西画的基础，你怎么能指望在这个基础上开出“写意”之花呢?其实，美院里西画的专业，可以按照西画的方式来招生，而中国画应该考诗词、书法，还有临摹古画——你还是得会画，技术一点没有也不行。只有这样，才能带动整个中国画的创作和发展，真正发扬“写意精神”。

有关机构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据我所知，其实还是有好些不错的写意画家，但是他们反而不会参加全国美展，他们觉得参加一两次就可以了，没有太大的热情持续参加。所以美协如果能动员这些优秀的画家来参加画展，真正地画几张好的写意画来引领全国美展的审美导向，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广州美协主席、西泠印社理事 周国城——

写意精神归根结底是笔墨精神

中国的写意画，虽然追溯到唐代就有，但真正的高峰，是以明清的徐渭、八大山人为代表的。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艺术就基本走上了写意的道路，能够立得住脚的艺术大师也都是写意画家。

现代美术大师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也都是以写意见长的。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艺术发展必然的走向——就是具象和写意，究竟哪个才是艺术的更高境界。八大山人画的一条鱼，不用画水、不用画草，但能让人感觉出这条鱼的灵动。这是非常奇妙的艺术表达方式，也是中国画最精髓、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更加开阔和自由的天地。我不是说工笔画不美，西画不美，但是在写意面前，得承认还是有差距的。

但不仅是当代，其实在写意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萧条。那时有人会认为，你就这样“草草几笔”，算什么功夫呢?写意画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欣赏上来看，都是有门槛的，而在我们中华的文脉断裂数十年之后，写意精神的失落可以说是积重难返，整个社会上能欣赏写意画的人也不多。而且我们美术界现在也有很不好的导向，5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中国画的评选里面，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八都是工笔画，这和写意画在中国画中的地位是严重不配套的。这个导向造成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对写意画越来越缺少了解，尤其是年轻人。大家都觉得工笔画美，却对中国画最核心的、精神性的东西缺乏了解和欣赏的能力。

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能画好写意画的画家确实不多。因为相对工笔画而言，画好写意画需要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也需诗、书、画、印各方面的素质要求。古代很多宫廷里的工笔画家，画好画都不落款，为什么?因为他的书法不过关。而事实上，如果书法不过关，在中国画的创作方面要想达到顶峰是非常难的。写意精神归根结底就是笔墨精神，所以书法写不好，成不了伟大的中国画家。像潘天寿曾说的，7天不画画没有关系，但不能一天不写书法。国画里所有的线条都是用毛笔来表现的，对于花鸟画来说，其实就是线的穿插，线与线的搭配，哪里留白，疏密的安排……你把书法的感觉带进去，你的画面自然就有了独特的地方，有了写意的味道。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会长、书画家 刘斯奋——

当代花鸟画最缺的是人文情怀

中国画三个组成部分：山水、人物、花鸟，发展最充分、水平最高、成就最大的就是花鸟画。但不论哪种题材，古人基本都画完了。工笔有北宋的院体，写意有明清的徐渭、八大、金农等，都达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度。

所以在当代，画花鸟是最难的。古代的人物画，对人体没有充分的了解，又受文化的影响，在表达上束手束脚，所以在很多方面，当代画家还有开拓的空间;而古代山水画，因为受生产力的局限，视野比较狭窄，当然中国人因此发明了散点透视法，把群山峻岭都纳入一张画中。但现在生产力提高了，当代人的眼界、胸襟都比古人开阔，也有空间继续开掘;唯独花鸟画，无论是观察的视野、程度，还是艺术的技巧、趣味，古人没有哪方面逊色于当代人，所以当代的花鸟画家面对历史上的一座座高峰，实在没办法。

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敢画山水，敢画人物，就是不太敢画花鸟。因为艺术总得有所超越、有所不同才能凸显价值。如果只能重复前人，创作的意义肯定就被削弱了。

今天的画家如果要画花鸟画，仍纠结于前人的技法就没有意义了，唯一的出路是发挥艺术家的个性，表达出对物象、对花鸟独特的个人感受。在这方面，我觉得当代的画家还是有一些开拓空间的。毕竟，古人眼中的花鸟跟今人眼中的不太一样。比如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古人是把自己的文人情怀寄托在其中的。可是现代的人哪还懂什么是“君子”，我们还寄托和古人相同的情怀在里面，其实只是一种浅薄的模仿。我们没有古人的人文情怀、胸襟抱负，只能画一些表面的东西，深度自然会削弱。所以当代画家要仔细琢磨的是：怎么用花鸟寄托当代人的情怀。这就要求花鸟画家必须得增强自身的文化修养，得真正地具有这种人文情怀，才能把它寄托在当代花鸟画的创作中。

而工笔和写意，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表达方法。就算是写意，也不见得有情怀，也可能只是些表面功夫。相比工笔，写意更加需要情怀，没有情怀的工笔还有些功夫可以看看，而写意已经超越了物象，完全靠笔墨的发挥，没有情怀还有什么可看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承认，写意相较于工笔，突破了技术的束缚，也更加适合情怀的发挥，所以这里面也确实蕴藏更大突破的可能。

广州美协副主席、花鸟画艺委会主任 张思燕——

写意精神式微已久

改变绝非一日之功

前年我在国家画院研修，受教于王孟奇先生，他和杨晓阳院长等一再地提及国画创作中写意精神的重要性。而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无论是中国画的意境、古典诗词的诗意，戏曲的一唱三叹，道宗、禅宗的精神内核，都离不了“意”。可能是从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有了特别的关注和思考。

写意精神是中国画的精髓，也是核心价值——这基本是所有艺术家的共识，但在当代，这种精神却面临式微的命运。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全国美展：获奖及入选作品，几乎都是对物象的精致刻画，写意可说寥寥无几。以至于有人说笑：假如齐白石、吴昌硕活到今天，恐怕也很难在全国美展入选获奖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代的写意水平降低了，根本选不出好的。工笔至少还有个“表面功夫”，总好过“要技术没技术，要思想也没思想”的伪“写意画”。美院的马文西老师曾说，他很难招到一些优秀的画写意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选择以工笔作为主攻方向。为什么?因为想画好写意画特别难，除了对写意精神的感悟外，书法、篆刻、诗词、音乐都得懂。现在美院的招生、教学系统基本采用西方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是缺失的。事实上，现在美院的学生，画写意画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障碍，画不好是因为在文化底蕴这一块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而且，画写意画有时候跟一个人的年龄、阅历还有关系，很多人可能要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有那么一点感觉，像黄宾虹、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是越到老写意艺术越炉火纯青，所以有人也会说中国写意画其实是一种“老人艺术”。

所以，“写意精神”的式微，要想改变绝非一日之功。那么我们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呢?我们花鸟画艺委会在策划《百花颂花城》活动时就在一起商量，能不能借机宣传一下“写意之美”。毕竟，写意的失落跟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有很大的关系。写意画不像工笔画那么容易欣赏，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精致的美感。如果说工笔的花鸟画，描摹的一朵花仅仅是一朵花，那么大写意描绘的一朵花，更像一首用笔墨唱出的心中的歌。歌的旋律有长音有短调，笔墨线条的长短、快慢、舒缓，奇妙的布局和走势也营造出了一种节奏感。对写意画的欣赏，其实也是需要学习的，如果整个艺术界的创作都弥漫工笔之风，那公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也是无从谈起。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许多画家热情的回应。

颜真卿《祭侄文稿》　　中国书法是不是抽象艺术?这一争论在书法界已持续好长时间。现在有许多学者都 认为中国书法是抽象艺术，有的还召开研究会,大讲特讲书法艺术的抽象特性,似乎论据确凿、无可辩驳。

那么中国书法到底是不是抽象艺术,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抽象艺术。

抽象艺术指艺术形象较大程度偏离或完全抛弃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抽象艺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不描述自然世界的艺术，它透过形状和颜色，以主观方式来表达。

现在,我们从抽象艺术的主要性质与书法艺术来一个对照:

1.抽象艺术是无主题无逻辑无故事的艺术，是经验之外的生命感受，是通过抽象的色彩、线条、色块、构成来表达和叙述人性的艺术方式。然而,书法艺术却是有主题的,不管长篇,还是一幅对联,甚至一个字,都是有主题的,没有主题就没有书法。而且创作者需要经验之内的生命感受,不管是书写的经验,还是生活的经验、思想的经验、情感的经验,作为书法创作者都是需要的。所以,书法是有主题、有逻辑、有故事的艺术,是通过有形的线条表达思想、行为和情感。

2.抽象艺术的世界是缥缈的世界，是游离的捉摸不定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语言和生命深处的灵魂里的语言更为接近。书法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它通过笔画线条的变化反映一种思想和情感。而且,中国的书法艺术必须是以中国汉字为创作对象,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符号,是一个共识的符号,即使书法线条千变万化,但最终是逃不脱“汉字”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心”。所以,书法无“缥缈”而言,更不是“游离的捉摸不定的”,而是书房中的励志、百姓门前的春联,旅游区的一道风景。

3.抽象艺术追求独创性，并把创新作为唯一的艺术。抽象艺术要挑战经验与世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美图画。书法虽然也追求独创性，但它没有把创新作为唯一性。书法艺术需要传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脱离传统的书法出现。书法是经验的产物,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书法万变不离其宗,不可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美图画,因为它必须在“汉字”的“紧箍咒”内创作,一旦脱离汉字就不是书法。

4.抽象艺术缺乏描绘，用情绪的方法去表现概念和作画，属于表现主义的。书法则不同,书法作者要写一幅字,总要斟酌一下,不仅对书写的文字要斟酌,而且对使用的笔法要斟酌,有时对某一不到位的笔画还要进行补笔。书法好不好,其实我们对照的就是形象,有时为了写好一个时,我们会天天练习,练什么,就是形态要好看,练好了,今后书写时可用上去。如果按照抽象艺术,那就不用练习书法,用情绪来表现就可以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书法需要描绘,且不完全是用情绪的方法去表现概念。

5.抽象艺术指艺术形象较大程度偏离或完全抛弃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抽象艺术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不描述自然世界的艺术,第一眼看它什么都不是,它需要人们依据一定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产生的联想和想象细细去解读,例如德·库宁的作品(下图)。书法就产生来说,它就是自然对象外观的艺术。书法讲究的是一种形象,这种形象来自人们社会生活实践赋予的形象情感审美，如建筑美、对称美、平衡美、参差美等赋予字体笔画的造型美，舞蹈、体育等赋予字体笔画的态势美，音乐诗歌所赋予字体笔画的韵律美，以及万物生机所赋予字体笔画的自然美等等，所以,中国书法起源于生活,能表现自然对象外观,它通过笔画和结构等形态构成了千姿百态的各种不同的形象,唤起人们依据一定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产生的联想和想象进行形象、思想和情感的审美。而且,我们第一眼看书法就知道这写的是什么,即使是甲骨文、篆书、狂草,只要我们学过,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如果什么都不是,那不能算是书法。

这样看来,中国书法艺术与抽象艺术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书法艺术不是抽象艺术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书法在信息传递、思想交流和文化继承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晋代著名书法家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少时的启蒙老师。她提出“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她与蔡邕、钟繇一样，提倡“取万类之象”。卫夫人对七种基本笔画进行了形象描述：一[横] 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 、[点] 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丿[撇] 陆断犀象。 乙[折] 百钧弩发。 ∣[竖] 万岁枯藤。 、[捺] 崩浪雷奔。“楷如立，行如走，草如跑”，这是苏轼对这三种书体的形象概括，并已成为书法界共识。我们平时在书写时常说的卧横、仰横、悬针竖、蚕头燕尾等等都给书法线条以形象的表述。而且,一幅书法作品美不美,其审美也是通过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所形成的形象来评价。中国书法的形象(意象)性也是符合东方人的思维特点,而且与中国画的写意特性同源。把中国书法看成是抽象艺术这完全是管中窥豹,一叶障目罢了,它把书法艺术的个别特性夸大渲染,最终造成错误认识。

中国书法不是抽象艺术,它是彻头彻尾的形象(意象)艺术。

中国画要走继承优秀传统，吸收优秀文化，融时代精神的自主创新之路，当下我们就不能忽视“以洋代中”所谓的“创新”，但也不能死抱成规不放。

弘扬现实主义精神没错，但不等于固守写实技法，现实主义精神反映到艺术创作上，应是多样性的百花齐放艺术。宽容和允许艺术上的“百家争鸣”才可能使21世纪中国画坛争芳斗艳、百家竞出，从而达到中国画传统与现时代的合拍。如果我们长期地将中国画的发展抑制在一个很狭窄的写实甬道里，就有可能失去中国画现时代艺术形式的拓展和创新，这与当今建设和创立新型国家是极不相适应的。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和创作上，过分强调写实而忽视了中国画写意性方面的继承性，误认为用西法取代中国画或者把素描搬到宣纸上就是创新。我们在西学的过程中，一度忘却了自己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的意象性。我们不妨翻翻中国近几十年的画卷，不难看出传统的中国画离我们自己的民族愈来愈远，而离西方却愈来愈近了，甚至被西画完全取代。当今中国传统的写意绘画失去半壁江山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全国级中国画大展中一边倒的误导，使中国画中的传统文化儒雅气愈来愈少，千篇一律的写实大画占满了我们的市场，也挤满了我们的展厅，导致了个性艺术作品的渐少和个性艺术家的缺失，形成了天下画家一个面貌的院体画体系。

为此，我们必须让中国画具有民族的哲学性，能体现中国优秀文化的学术性，而不是通过什么人为活动，使中国画走入西方化、模式化、制作化，更不能仅以视觉来评定中国画作品的优劣。中国画应充分回归到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和谐美、文学美、诗意美的写意抒情形态的学术上来。

院体画以理性绘画为主要特征，是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通过写生后直接纳入中国画的再现创作。因而，它缺乏了像传统抒情写意文人画那种提炼、概括的主观艺术提升过程。因此，院体画对生活的摄取是直观、直觉的。由于它必须尊重客观存在，因而不能像文人画那样对自然、对宇宙和认识上的主观情感创作。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中写意精神的缺失，实质是理性的功利院体画家过多，或者说是我们过分地重视绘画科学的理性所致，而忽视了中国画艺术情感的意象性存在。这正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唐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历史画卷”，正是由于它们能尊重客观、真实科学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和人物的真情实感才具有了考证价值。这正是院体画能够客观、真实反映历史生活的重要特征和功能。因此，作为院体的写实性绘画，它不仅仅存在于艺术中，更重要的是能为史学家们考证历史提供依据。因此，她们的作用正如当今摄影师一样，能反映客观生活的真实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因而院体画的功利性是允许客观存在的，甚至不允许像文人写意画那样的主观性创作和抒情。

文人写意画则是在依据理性绘画基础上，在对生活高度的提炼、概括后上升到一种情感意象的创造活动——是写意的抒情艺术形态。因而文人画的感性色彩往往多于理性，艺术性多于实用性。她是中国知识分子历经千百年积累创造的一种高雅的文化艺术形式：一个“写”字说明了她与书法的文化渊源关系，一个“意”字体现了她所内涵的哲学、文学艺术价值。“写意”既有艺术的，又有哲学的，与院体画相比，她体现了文人画家主观情感表现的文化精神内涵。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取的就是这种可望而不可及、时隐时现、虚虚实实、似与不似之间的“意境”和笔墨。所以说中国画画家要提高文化修养，道理也正在这里。

因此，中国画诗意、书写性的丢失，必将使中国画偏离传统文化的轨道。所以我们说写实的院体画是客观再现实用的艺术，而写意文人画则是养性把玩的主观情感艺术。二者在绘画形态上有所不同。她们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功能之别。如是说教式的，就选择理性院体画，如需情感宣泄式的，你可尽选文人画。作为创作方法，院体画重理性不是说不要意，文人画重意，也并不是说不要形，二者只是有所侧重罢了。精神总是要依附于形才能够表现出来，中国画亦然。形应为精神表现而服务，决不是为形而画形。形一旦失去了传神的目的，这个形就毫无存在的意义了。中国画优秀的“形神观”是中国画创新的根基，离开她很可能会误入一种杂耍式的花样翻新中。如现在用宣纸多次复印后再去画，这样只能是“花样”，是一种制做，但决不是中国画的创新。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创新的意义，处理好“技与艺”、“形与神”的关系，在中国画发展的今天、世界美术发展的战略上，我们很可能有既守不住传统，也打不出去的危险。作为传统的中国画本应是多样化的个性艺术。但几十年来我们却固定着不变的西方写实风，死抱刻画不放，而忽略了对本民族艺术的探索，这样在传承中国写意画上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使中国画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写意抒情形态。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形式，中国画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眼下，我们人为地倡导西方写实化，而使中国画变成了写实院体画的一枝独秀，几乎将文人画、民间绘画挡在了中国画以外，这对当前构建和谐多样发展的中国画是十分不利的。要提升21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际地位，我们仅借西方写实的“形”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应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中去寻找答案，并积极主动地融入时代精神，来完成中国画的创新。

为此，我们应重新认识和主动去发现文人画中的文体审美的精神价值，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有责任将自己民族优秀的中国写意画艺术奉献给人类。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华的文人画“雅品”艺术，理应是我们这个时代，值得去挖掘和继承创新的画种。如果我们现在仍坚持抱着西方绘画理念去搞中国画，将会失去发展与创新民族中国画的大好时机。

德国维也纳分离派的著名艺术家利贝曼在《绘画中的想象》(Max Liebermann ,Die Phantasie in der Malerei)一书中写到：“一切艺术都不过是象形文字而已，艺术家的象形文字越近乎对大自然的感觉印象，就越需要花费想象力去设计它们”。如果想要说明艺术与象形文字的关系，那么中国的书法无疑是最具有形象说服力的表征了。

作为进入当代艺术范畴的现代书法，渊源应该跟80年代的各类新潮艺术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归纳起来，中国当代艺术有着以下几个共性：首先是大都来自传统，又是反传统的，许多与传统相关的当代艺术的目的是致力于对传统的解构。其次是具有国际当代艺术的观念影响，并有与国际当代艺术相接轨的痕迹模仿。最后，当代艺术强调艺术作品的观念性表达，并重视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诉求。

以上这三点在现代书法20余年的发展中也有着诸多的暗合和体现。时至今日，经过无数书法家，艺术家的多元探索，现代书法基本上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展现：

1、超越书法的书写形态

超越书法的书写形态，一方面是指现代书法的创作和探索不应脱离书法的属性。但同时，现代书法已经跟汉字、传统书法拉开了距离。现代书法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书法唯重视技法与书写性的界限，尤其是材料的选择，工具的运用、书写的状态等方面已经跟汉字、书法的印象拉开了距离。

2、超越书法领域，进入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形态

超越书法领域的艺术形态，指的是现代书法应该突破书法艺术的界限，进入更为广阔的现当代艺术的范畴。真正进入当代艺术领域的现代书法应该是超越书法原有的传统语境和含义，而赋予它更为广袤，更为延展的艺术定义。进而走向文字或水墨的更为抽象的观念性表达。

3、走向国际性并具备国际视野的现代书法艺术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现代书法的国际化趋势和国际性视野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从事现代书法创作的艺术家群体已经逐渐国际化，不仅东亚文化圈的港澳台新日韩，还有远及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艺术家也参与到现代书法创作与推广中来。同时，国际性的现代水墨书法展，尤其是在国外举行的现代书法展日益增多频繁，这无疑极大的增加了现代书法的国际认知度和传播力。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书法的创作理念越来越多的结合了国际当代艺术中许多前卫性的艺术观念，这是现代书法融入当代艺术的最根本性的体现。

【延伸阅读】

书法家 王冬龄 “唤醒”书法最本质的精神

王冬龄 (别署冬令，悟斋)男，1945年12月生，江苏省如东马塘人。

著名书法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书协理事，浙江省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进修学院副院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客座教授。

1966年与1981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9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为该校及加州大学教授，在哈佛、伯克莱等20多所大学举办

书法正面临着继承难、变亦难的两难局面。

越来越多的书写爱好者，缺少对书法本意的认识，缺少足够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一方面，人云亦云，成了古人与名帖的奴隶;另一方面，狂妄无知，轻言变革，做足了“皇帝的新衣”。今日社会中书法虽“热”，去书法的本质精神可能愈远，书与文的那种本然相依的内在联系被书法的表面性所悄然歪曲。从这个角度说：书亦非书。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能否回到文字学发生的源头上去，回到书写与取象造形同一体的创造界面上去，回到文字和书写所可能为今日文化提供的想象世界中去，从那里去复活书法最本质的艺术精神呢?在今日书法和艺术创作中，这种方向上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许江

一个开放的书法时空

【心斋妄语】

王冬龄是林散之、沙孟海的学生，我记得他获过全国书法金奖。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从他的作品里，深刻感受到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的左冲右突。他在试图寻找接口——传统与时尚的接口，中国与西方的接口。但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书法的强固本质和排他性并非能够仅仅依靠形式上的捏合而得到融合。如果没有融合，那么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接口应该是两方面都兼容的，换句话说，必须要对两方面都要有沦肌浃髓的理解才行。毫无疑问，王冬龄只理解一半。道理很简单，“艺贯中西”的前提是“学贯中西”，因为无论是书法、中国画，还是油画、装置，都是在各自的土壤里传承着各自的基因。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都在找，但是都没有找到。王冬龄找不到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王冬龄已经是难能可贵，至少比那些两边都不懂却在装懂的人强多了，至少比那些还在深深的巷子里孤芳自赏的人强多了。

中国画的历史源源留长，其中的学问博大精深，所以历代的画论亦不断增多，及至近代，已可谓浩如烟海。其中讨论的 也非常广泛。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被历代学者津津乐道，那就是对中国画的“似与不似”的探讨。

所谓“似与不似”可以追溯到老子。老子认为“道”具有“无”和“有”的两重性。所以老子的“道”即是“似与不似”的所指。他用“恍惚”来形容“道”，即“似与不似”，只不过没有入画罢了。

对于中国画的“似与不似”应该可以追溯到庄子，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却未能找到绘画“去形求之”的载体，因为千年以来，绘画在“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学影响下，不能谈即“似与不似”。

一直到了宋代，才出现了以画工转向文人画为标志的一次重要转折。这时候中国画有了书法诗歌的参与，庄子的美学主张开始落到实处，绘画也为之一大变。

对于“似与不似”真正从理论阐述的是苏东坡，他虽然没有专门的论画专著，但在他的诗文题跋中，却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画“似与不似”的观点。他认为，士人画和画工画的本质区别是：前者重“意气”，后者则拘泥于形似。后者显然是不可取的。苏东坡还曾题诗： 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

苏东坡认为，以画的象与不象的观点来评价一幅画的好坏，是非常幼稚的。对画的品评应当如同对诗文的品评一般，讲究清新，自然含蓄的意境。所以他提倡“不似”的观点。文人画既然不讲究形似，那么，是不是它就没了自己的规矩了呢?它的意境在哪呢?苏东坡认为，“常理”是隐藏在变化无常的自然景观后面的“物理”，也就是绘画本身的艺术规律。因此对“常理”的领悟和把握要比对客观形象的如实描绘要难的多。一般画工，因为缺乏天资和修养，不能体会到具体物象后面的规律，即“不似”，所以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就是画一些“常形”的东西，即“似”。而只有高人才能把握“常理”，即“不似”。因此只有这样人的作品，才可以称的上是佳作，才如司马空图所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苏东坡的美学思想深受老庄哲学和禅宗的影响，提倡“绚烂之极，复归于平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他还以丑怪不俗为美。可见他对中国画“似与不似”的深刻理解和超前大胆的思想。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中国画的笔墨。“中国画没了笔墨等于零”。对“墨”的寄情是中国画史上独特现象。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中国画与西洋绘画的区别是那么醒目，浓浓淡淡可分五色的墨在文人的笔下是那么有神韵，显现出“似与不似”的妙处。

北宋画坛最为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的画家当属米芾，他用他的天赋玩味笔墨，探求“似与不似”的奥妙。《珊瑚笔架图》是他在书法作品后随兴所作。笔架画法全用书法笔意，顿挫飞白，纵横飘洒，神奇地表现了画与书的内在联系。虽“不似”但神妙。而且也应和了另外一种观点——“以书入画”。可以说，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副“画中书”。

中国书法是一种极奇妙而又独特的造型艺术。以其抽象的点，线构成形式结构，增添了绘画“不似”的成分和笔墨独特的审美价值“元季诸家，无论山水，人物，草虫，鸟兽，不必有其对象，凭意虚构，用笔传神，非但不重形似，不尚真实，乃至不讲物理，纯于笔墨上求神趣”。这时的“不似”首先用于“大写意”，以书法中草书洒脱不羁的线条用于绘画。自然界中有太多的复杂形态，应该有顾有失，应注重书法笔墨的“不似”来表达自己的意态。徐渭有一次酒醉拿一支败笔画美人，即以此笔染两颊，“风姿绝”，顿觉“世间铅粉为垢”，可以试想，徐渭用败笔在酒醉后画一个结构本身十分严谨的人物，尚且是美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居然成了“世间铅粉为垢”的“绝代风姿”。这正是书法代替“形似美”的好例证，也是书法接近“不似”的最好例证。

就这样，抽象的书法和具象的绘画天衣无缝的结合。势必为写意画在美学上提出“似与不似”的主张，不是象一些人说的：“目的还在于似,而是集中概括精神状态的神似”。这是艺术评论的误区，是对“似与不似”的否定，借助书法技法所形成的写意画的笔墨，在画家眼里，不仅是造型手段，更是能抛开物象束缚，来表达心绪的载体，甚至重视到将笔墨与绘画的最高境界联系到一起，它不仅是对绘画技巧的处理，纯形式结构的安排，更是画家传达情感的表现手段。

中国画从未否定形似走向抽象，这也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作为中国三大文化支柱的儒、道、释，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画家。虽然近于“不似”的写意画更多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而在中国画家复杂的心理结构中，儒、道、释三家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艺术上强调内容的实质性和对外性，在精神超越上都有较多的统一性。在这种文化心态上不可能产生抽象主义艺术。

书法艺术从绘画角度而言，它不具备任何具象。可称为抽象绘画.但从书法角度看，不论哪一种书体都不会过多的偏离汉字。即使是狂草，也只能是“似与不似”。所以，中国画真的没有什么抽象艺术的必要了。

对于中国画的“不似”的审美价值的肯定。是千年美术的变革、发展的必然结果。直到书法介入绘画才完成“似与不似”的美学历程。

再回到绘画中的“不似”，在中国画中掀起“不似”的第二次高潮当属八大山人。在徐渭后，包括与八大山人同时期的弘仁，他们的艺术也应当属于小写意的范畴，而正是八大山人的“不似”的创作，逐渐将小写意的花鸟画的温雅之风的防线冲破，共同组成了豪放型的大写意花鸟画风，近于“不似”的大写意。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区别。比如徐渭侧重于放中有收。而八大山人则倾向于收中求放。其笔墨可谓既纵横洒脱又圆润凝重。固而他们的大写意画风体系。虽然有背于元明以来的小写意传统。但彼此是“意境”向“格调”转化之中的精神联系。这是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活言自律性发展规律使然。在这种规律之中，我们各位清晰看到了大写意画风的豪放。

八大山人为明朝宗室，正当其意气风发之时，却国破家亡，沦为布衣贫民，所以为了发泄内心所压抑的痛苦，他的画奔放不羁，构图样式虽依旧，但形象往往怪异。甚至不顾规矩法度，信笔挥洒。笔墨语言涌动奔放，把中国画中的“不似”发挥极致。八大山人笔下的鱼鸟，各有神态，或白眼向天，或漠然闭目。笔下树石，或由细变粗，或上重下轻，体现了画面的某种事态构成。他将笔法尽力简化为一种书法意味的韵致。表明画家精神的净化和洒脱。

最后，齐白石提出了自己对中国画的观点。他认为“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媚俗，不似为欺世。”这时候开始有人讨论“似与不似”的问题了。“似”无需讨论。“不似”呢，有人说“不似”是 “神”。但“神”应该怎么表现呢，我想白石老人讲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妙”可能就是这个“神”了。

所以，“不似”有了两层意义。其一肯定了“大写意”中抽象的成分的存在，其合理性和不可缺少性也正是写意画中的精髓。其二是这种抽象形式依赖书法形式去完成。因此画家不但要有高超的绘画能力，还要具备相应的书法能力和修养。而其实后者更为重要。“书画同源”，“书”在先，“画”在后，好的中国画应该是写出来的。

所以“似”应是指具体物像，而“不似”可以归为书法。

如果有一条线，一端是具体物像，另一端是书法。而两端中各个点应都是妙”。

假设这点位于两端的中间，距物像和书法同等距离，可称之为“小写意”，而对物像的写意以及对书法的要求也就各半。如近物像而远书法，可称为“工笔”，要求画的“似”，而书法要求可相对减少，反之近书法而远物像者，可称之为“大写意”，它对 “应物象形”的要求少，而书法的要求却很严格，每一笔可以什么都不像，什么都“不似”，但必须是书法的，徐渭和八大山人的画也正是这样。

而在距离的两个端点，已不属于绘画，完全的“似”是摄影，完全的“不似”是书法，它们都已超出了纯绘画的范围。

“似与不似”的问题很深很广，探讨它是为了更好的思考怎样完成好中国画。所以至少明白了书法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