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许多书法家在撰文或叙述心理时,都认定一个“自然”。认为凡按习惯随手书写者即为“自然”,而稍事经营者即为“做”。

其实,书法之“字”是在训练中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相对于儿童的涂鸦,训练书法,笔法的藏头护尾,中锋用笔,本身即是在“做”。任何艺术只要有“术”的界定,即必然是“做”的结果。故尔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是艺术,没有绝对自然的东西。“作”品“作品”,即是“作”(做)出来的成品。世上哪有不“做”而成艺术品的?无非是做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些作品水平不高,做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却“做”得十分自然。至于在效果上的“做”,有一部分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审美意义上的“做作”。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不习惯看它。但审美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宋元明人看魏碑也不习惯;到清代阮元、包世臣就奉为经典了。

“做”本身不是问题,但我们的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现在一般不被重视的;就是它要有一个“主题”,所有的“做”,都必须围绕一个构思与思想的。这是古典型书法所不具备的。

外界对学院派书法的理解是拼贴,但我们不想辩解,也不值得辩解——如果只看到“拼题”的表象而看不到“主题”的实质,理解的层次太低了。那么先别忙着辩论,先学着深入了解一下学院派,取得发言的资格,再来发表意见如何?

我们也可以像一般的做法,抄一首唐诗,就像于右任、沈尹默的做法。但我认为:这是过去一代人的做法。今天时代变了。要有新的开拓。在书法里,笔墨线条本来是抽象的,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使它指向具体。而这种具体是在做“加法”,笔墨本身并没有丧失。你看每一件学院派书法。笔墨功夫比古典派逊色吗?我想许多学院派书法作品的技术指标,古典派书法家未必能胜任。至于“做”更是在其次了。

从本质上讲,一切艺术都是“非自然”的。“自然”是指审美境界而言,而不是指创作过程而言。只要是艺术,有技“术”的要求,在过程上必然是“非自然”即是“做”的。

1学书法的同志经常会碰到这样两种情况:未入门的难于掌握笔法,登堂入室的又苦于依人作嫁,难为出路。这两个问题俗称人帖和出帖,现在分别谈点这方面的体会。

我 国的书法艺术,从兽蹄鸟迹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的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已经形成一种特有的艺术规律。在祖国书法传统艺术的宝库中,前人留存着大量的宝贵 财富,等待着我们去继承。因为一个人遇事不能事事依靠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从间接经而来的,所以有借鉴和没有借鉴是不同的。临摹就是一种很好的 借鉴方法。在临摹古人的法书中,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宝贵的传统经验。所谓临帖,就是选定一本你所认为满意的前人法书范本,面对面地依样临写。概括地说临 帖有这样五个阶段;叫做读、临、背、核、用。

第一是读。“读”是读帖,不仅是读帖上的文字,还须观察分析和理解用笔的道理。一本帖,大家都说这本帖的字好,究竟好在哪里?如果不搞懂,不理解,不知它的好坏所在,依样描葫芦,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吗?前 人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得。”又说:“张帖于壁间,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要加强对帖的理解和认识。俗 语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读书要熟精思,写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比如 说:帖上笔画俯仰向背、长短大小、欹斜高低等等,这些印象在你脑子里不断反复,经过思考或者求教于师友,就会知道这些点画之所俯仰向背等变化,为的是顺应 笔势的需要,是出于调整和平衡字的重心,以达到呼应映带、张弛开台,使书法产生一种平而不平的艺术效果。把这些外部形象的内在联系归纳起来就不仅掌握了外 在的形,还理解了内涵的势,由浅人深,由表及里,使认识不断深化,实践就逐步提高,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前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一本帖 的收获多少,可以说是取决于对这本帖的理解认识深浅而定的。

第 二是临。“临”就是临帖。孙过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译成现代语,就是“看要看得细,临要临得像”。但这个“察”并不光是明察秋毫就行了。 “察”是既要观察得精细人微,还要善于把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一番分析概括的工夫。大家都知道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因为看到了牛的薄弱环节,所谓“无厚人有 间”。这个“间”就是突破口,就是牛的骨节眼,在字则是字的下笔处。米芾有言:“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在下笔处可见用笔藏锋抽毫出人之迹。一般谈 书法的都说“横画要直下笔”,直下笔锋是横画下笔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它可以直下左斜下、右斜下、侧下、下向上下、逆下、直撞入纸下等等;还有 收笔,除了回收以外,还可以上挑、下拖、空势收锋等等,它都符合用笔的规律。由此可见法是要讲的,但不能说得太机械,俗语说“法无定法”,理解了下笔收笔 的出入之迹,就掌握了取势得势的关键。这是金针度人之处,非常重要。用笔怎样用,取势怎样取,这是个参透消息的地方,也是临字临得像的一个前提。取势能得 势,结构也就在其中了。写字落笔就决定字形,它关系这个字,电影响及于一行甚至一篇,不可不慎。正因为真迹能看到起落笔和点画的呼应映带,所以学书重视墨 迹。点画有呼应映带,字势就能生动有活气。石刻所以不易学,就是因为这些细微之处失真走样。如果学石刻,那你就要能够补充这些牵丝映带,恢复它的本来面 目,才不致为斑驳的石花和笔意不相联属的点画所迷蒙。

第 三步功夫是背。读书要背,学画也要背,域画不是要默写吗,学字也是如此。背是巩固记忆的最好办法,背过几次,印象就深刻了。不过这里要附带说一句,背不仅 指背熟,而是最好能把笔法、笔势、笔意理解得深透牢固些,使帖上的东西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静心一想,历历在目。前人论文说“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 若出于吾之心”。那就比死记硬背好得多了。

第 四是核。“核”是核对。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因为从失败中取得了经验教训,才能变失败为胜利。如果你正视了自己的缺点,重视失败的经验,采取 了改进的措施,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那米这样的失败,正是循序渐进的必由之路。从前我临完或背出一张字之后就把它挂起来,反复同原帖对 照,看它一二十分钟,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现在有些同志临帖很起劲,临过之后往往自以为有些像而自得其乐,或者就手一甩,束之高阁,而不加以分析总 结,那末这次犯的毛病.由于没有及时发现,势必继续再犯,所以与原帖比照核对非常重要,否则要想提高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五是用。“用”是使用,“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想真正学会一样东西,照着做不能算会,只有能够应用,并能运用自如,才算真正学到r手,这是检验学习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 临、背、核、用,这只是学书入门的一种方法。这些方法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统一的,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约取和博览的关系问题。初学要选定某一 家的一本帖,从这本帖人手,看的、临的、背的、用的都是这一家的字,一步也不旁窥,要专一,从一点突破,推及其余。如果你有很多帖,我建议你暂时把它收起 来,束之高阁。为什么?因 为传统的帖,各有各的长处,不看为的是防止见异思迁。特别在成绩提不高、有了厌倦情绪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泛滥和换帖的毛病,结果今天学《九成宫》,明天学 《圣教序》,后天学《多宝塔》,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虽然也采用了这五种步骤,但学无所进。这就是因为失之“约取”。学书要知难而进,越是困难的时候,越 要看到光明。“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破了这一关,就是一个飞跃。写字是个长期的事,在漫长的岁月中,随叫会发生碰壁的事,要有韧性,贵在 坚持。

从一帖人手是约取、专一的意思。有人会问那岂不是孤陋寡闻吗?我 说不会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个阶段性,对脚跟未站稳的人来说扎扎实实地下点基本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一定水平,那末就应该尽量放开眼界,多吸收些营养,这 就要博览。所谓博览是总观这一家所有的书迹,研究他的师承、同道以及创新成就和对后代的影响。只有把他的上下左右关系摸清了,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后 再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画出一个应该走什么路的轮廓来。

举个例说,如果你是学褚遂良的,那就应该对褚字有所了解。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累官至中书令右仆射,他父亲褚亮和虞世南、欧阳询都是朋友,所以他 的书法早年以父执欧、虞为师。欧阳询还特别欣赏他的真书。中年以后他专攻右军,真书甚得媚趣。虞世南死,唐太宗深感元人可与论书。魏徵因荐举遂良可当此 任,说他“下笔遵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令,并将御府所藏所有王羲之书迹叫他鉴别,遂良备论真伪,一无舛误,以此受知太宗。他因曾受太宗临终 顺命,为此竭力谏止高宗纳武则天为后,致屡遭贬谪,永徽六年左迁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再徙桂州,旋贬爱州,最后上书自明,不蒙采纳,显庆三年竟以忧死,年六 十三岁。历来评褚遂良为唐初四大书家之一,说他的字如“瑶台青琐,窅映春林。… 黄人婵娟,不胜罗绮”,其实他的成就并不限于美韵,沉挚厚重是其另一特点。

褚 遂良传世书迹无争议的有四碑,以《伊阀佛龛碑》为最早。碑贞观十五年魏王泰立,摩崖,在洛阳龙门中洞。虽称碑,实系大遗像,是年褚四十六岁。翌年书《孟法 师碑》,此二碑虽相距仅一年,然风格各异,《伊阙》骨气劲峭,得欧法之遗,《孟法师》韵致华美,为虞永兴嫡嗣。王世贞称“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憾,真墨池中 至宝也”。特别是《伊阙》,如置之六朝造像之中,殊难识别,这是他用功的作品。初唐碑版素以难学著称,而此二碑为尤甚,王僧虔谓:“纤微向背,毫发死 生。”历来以为练柳公权书易得笔力,我说练柳不如练褚。因为用笔精到,笔力凝重,特别是结构朴质中见秀整,宽博而伟岸。不具特色,就是特色。在一种风气盛 行的情况下,不具特色,可以不为形貌所笼罩,就容易自立门户。《房玄龄碑》是永徽三年楮遂良五十七岁时写的,劲健疏瘦,似癯实脾,宽博中别具遒媚之致。翌 年作《雁塔圣教序》,温婉秀逸,空明飞劲,点画揖让向背之间,时出行押笔意,是他晚年自家面目。

六 朝真书,体势笔法,皆分隶遗法。右军的突出成就是把质朴陋劣的分隶楷法写成流媚的新体。但这一笔法体势的变革,虽有右军创导于前,还是经过很长时间无数书 家的共同努力,一直到初唐欧、虞出来以后,真书才脱尽分隶遗形而成为典丽的唐楷风规。褚书《伊阙》、《孟法师》由于早年所作,虽绍述精勤,但个人风格尚未 形成,未臻蜕化,遂觉创获不多。迨《房梁公》、《雁塔圣教序》出,才形成褚书自家笔阵。他的成长,是有他多方面的因素。褚以欧、虞为师,欧、虞的成就是脱 尽分隶体势把真书写得极其纯熟,成为一代新风。但欧的谨严刻厉和虞的沉粹安详,加以用笔使转起止无迹,因之历代以来,两家声名虽盛,但流风所被,传授为 难。褚遂良中年之后,长期在御府鉴定右军书迹,浸润既久,于右军书势,自必别有会心。他深知右军成就在于用隶法而不存隶形,至欧、虞而臻极至。《伊阙》、 《盂法师》克绍箕裘,所得仅尔。故非改弦更张,难望出人头地。书史称遂良尝书授史陵,陵隋人,书迹不传,因此我们不妨设想《龙藏寺碑》或竟出史陵之手。而 褚之疏瘦劲健是通过《龙藏》而远师《礼器》、《韩敕》以取得成就的。他把日渐泯灭的分隶笔法体势重新体现显露出来,把精整端严的字形写得雍容婉畅,不时流 露出行书的牵丝来,使日趋精巧雅化的唐楷趋向飘逸流畅。这一变易,可说是师右军之意而不师右军之迹,以古为新,别辟蹊径,是褚遂良自成一家的一个创获。所 以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现存的大小唐碑来看,以褚为师的真是不胜枚举,可见其成就之大和影响之深远了。正因为褚书流便,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以刘熙载 称他为广大教化主。

学 褚字最著名的有《信行禅师碑》、《善才寺碑》、《王居士砖塔铭》、《卫景武公碑》、《转轮王经》、《姜遐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唐碑。这些碑版学褚都很 有名,也各有所得,只是各人的风格不很突出,虽然笔法甚为精到,但总觉创获不多。不过作为学褚字的参考资料,却也是很好的借鉴。此外,还有《倪宽赞》、 《大字阴符经》、《枯树赋》、《哀册》等一些有争议的褚字,也都值得很好学习吸收。特别像《大字阴符经》,由于它是墨迹,转锋布势,下笔清楚,学《伊 阙》、《孟法师》的如能同时兼临《阴符经》,不但容易掌握笔法,而且也可以使点画呼应揖让之间,映带生姿,免得沾染石刻端严板滞、笔画不相连属的习气。以 上极其简单地介绍褚字师承渊源和对后人的影响,目的在于博览。而以古为新,师右军之心而不师其迹,应是出帖的关键。人帖讲到这里已经进入出帖了。

作 为书法艺术,光是人帖,那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必然要在钻进去的同时,还要跳出来,那就是既要“入帖”,更为重要的还要“出帖”。入帖并不太难,只要勤学 完全可以学会。但是说到出帖,这就意味着成家,就是说要自成一家之法,至少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面目,这个难度当然是很高的。难度固然高,但也不是不可达到 的。如何才能出帖?下面谈点古人的经验和我的体会。

破 立重思想:人帖强调继承传统,出帖则要求推陈出新。在这先后离合之间,说明了艺术贵乎独创的普遍规律。艺术的独创,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对古人成就采取批判 的态度,而不是全盘接受。因为对古人成就如果毫无批判,这只有两种解释:不是迷信古人,以为凡是古的都是金科玉律,是不可更易的,就是思想停滞,安于现 状,根本没有自立成家的要求。扬雄有言:“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作品之所以有面目,能够自立成家,它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作品能够充分表现作者的情性。一 个有个性的作者,其作品必然不同于他人,而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面目。这就是包世臣所说的“形质具而性情见”。所以作品要变,要出帖,要自成风格,第一对原帖 不能无批判地全部接受,要敢于批判,不迷信古人是突破的一个起点。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他的作品确实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可是王献之 在十六七岁时就对他父亲提出了“大人宜改体”的意见;韩愈在《石鼓歌》中也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再有一个张怀瑾说得更具体,他说:“逸少草有女郎材, 无丈夫气 无 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这些评论都是悬了极高的标准,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提出来的。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如果从解放思想,敢于批判,不迷信权威 这一角度来理解,还是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的。艺术上的突破,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思想上要敢于突破,不突破就不能有所发展。

剖 析在精研:对古人不迷信,不泥古,只是在出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具体到孰优孰劣、应取应舍,那是认识问题不断深化的结果,因为对某一家的评论,不论 如何抽象,总是有所见而后才有所指的,而这种所见所指是必须经过不断研究之后才作出的。张怀瑾论王羲之书有这样几句话:“然剖析张公(芝)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繇)之 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羲之师承钟、张真草,怀瑾用了‘‘剖析损益,,四个字来概括他,这是非常精辟的论述。因为不剖析不研究就不知他的优劣所 在,不明好坏,何从取舍?这是学术研究上的必然手段。人帖要剖析才能渐人佳境,逐步掌握笔法笔势,而出帖更要深入研究,反复分析,才能别开生面。分析解剖 不但可以应用于古人,同样也适用于自己,根据自己具体情况,扬长避短,是剖析的另一个任务。何况越是高级的艺术越是不容易理解,只有在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 上,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学而不思同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应当贯彻于学习过程始终的名言,是出帖的关键。

势变形自异:李邕有两句警告学书者应该自立成家的名言,他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说明学古人是不能一味模仿的,特别是不能照搬照抄,艺术贵乎独 创,所以历来就有“出主人奴”之说。南齐王僧虔论书云:“索靖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这一书法上的史实他说得很简单,但却说得非常扼要。西晋索靖, 是汉末草书大师张芝的姊孙,他传芝草而变其形迹,甚自矜重+名其字势为银钩趸尾。索靖师其心而不师其迹,故能荣名后世。

现在,如果你是学褚字的,那末若要突破褚字的字形就要找找什么是褚字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应当是褚字疏瘦流媚,似癯实艘,以及经过褚遂良强调过的分隶遗 形。这些字形之所以需要更易,并不因为它不好或者不美,问题是只有突破这些特征.才能树立自家面目。学褚如果仍然趋于疏瘦一路,那末纵然精巧如薛稷也是难 成大器的。只有颜真卿的学楮,才是独立特行,脱尽形迹。他把相背的褚字字势,一反其意,成为相向。一字之变,青出于蓝,遂为书坛雄杰,黄山谷跋杨凝式书 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叫做遗貌取神,或者叫做不似之似。这个改造扬弃的过崔小是一次十次百次 可以奏效的。而是实践——认识——再宴践——再认识的反复钻研,经过长期的曲折前进才能完成,但不论如何曲折,其方式方法大致如此。这里特别应该着重指出 的。要想突破字形面貌,最根本的一条,首先要变换笔势。这是因为字形结构的产生,来源于笔势往来运动时所留存于纸上的形迹。所以要变易字形,自成面目,首 先就应该考虑变动你的笔势,因势生形,势如果变了,形状自然有异。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清代何子贞,他为了自立成家,跳出板滞僵化的馆阁 体桎梏,毅然改用回腕的方法,于是笔势大异,写出了面目一新的何字,终为一代大家。我举这个例子,如果有人跟着去侗贞老,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是损必有 增:王羲之继承钟、张真草书,张怀璀把它概括为“剖析损益”四个字。上面说了“破”,说了“剖析”。这里再谈谈“损益”的问题。~般说来要跳出原帖有两方 面的办法,这就是“损”和“益”。“损”是删削,“益”是增益。删削是去掉原作者作品里所包涵的时代精神和他的个人习性。“益’’是对删削后的字势进行补 充,或者就某些特征给予夸张或强调,这两种手段都能够政变原作的形貌。

上面的“遗貌取神”只做到了“损”,所以它还只是自立成家的开端。它需要加强充实,需要增益时代好尚和体现个人的特有风格。盛唐开元以前的字,一般说来笔 姿偏于瘦劲,故杜诗有“书贵瘦硬始通神”之句,但是这种瘦劲一路的书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然趋向转化。到了开元、天宝以后,书风丕变,笔墨就日渐丰 腴起来,出现颜真卿、苏灵芝等以肥见长的一辈书家。今天大家都喜爱雄强活泼一点的字,这个倾向我以为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时代好尚。在我 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难道我们还会去爱好死气沉沉的馆阁体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有你自己的一套,什么是自己的一套?上 面所说的褚字的那些独特的形貌,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褚遂息带有时代烙印的独特的个性和气质,而这些独特的艺术特征是通过用笔的轻重徐疾,肥瘦方圆,干湿浓 淡表现出来的。它的孰轻孰重,方圆肥瘦,这里面就有书家自己的爱憎,表现着书家的个性。何况文字是符号,它不像绘画那样受到形象的束缚,从某种角度说来, 它可以更强烈地寄托和发挥作者的个性,所以在作品中增加你的风格,就好比商品上贴上了一张你所特有的商标,使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里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增损有极限:艺术作品强调有风格,要求有个人面目。其实风格面目是人人皆有的,它好比人的面貌,一样的耳目口鼻,由于生得高低大小,远近阔狭,因此有的就 显得平庸,有的就显得俊美,有的丑陋,有的奇伟。书法强调自成面目,要求作品与众不同,一望宜人,或者惊心骇目,引起人们无穷的联想,予人以美的享受。但 是有些作品虽然也别具一格,却使人看了不快,这也和人一样,面目可憎,举止猥鄙,那种庸俗气格令人望而却步。艺术作品的面目,是表达作者情性学养的一种自 然的流露,是在长期写作中由于使笔行墨的轻重快慢所形成的结果,它不是一时一地随着作者主观意图可以做作出来的。矫揉造作是不入识者之目的。

有一次东坡和山谷论书,山谷故意批评东坡的字如“压扁虾蟆”,东坡反讥一句说山谷的字是“死蛇挂树”,两人相互指摘。这说明虽同为一代大家,但从自成面目 的角度看来,都巳到了增损的极限。欧阳率更的字是以“险绝”著称的,他把字的笔画按排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再过去一点点就要超过重心,但是由于强劲的笔 力,所以还是危而实安。常言有“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话,这些都说明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矛盾就到了极限。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冬心板 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同样是这个观点。超过极限,神奇成为腐朽,就不是艺术了。

功 夫在诗外:有人为追求个人风格,以黑为浑厚,以乱为多变,以怪诞为奇险,以剑拔弩张为雄强豪放,这种求变创新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惜对艺术存在着错误的理 解,以不美为美,反映出作者学识素养和水平的问题。黄山谷论书有这样一段话:“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 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依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上面说 的“破立”、“剖析”、“损益”可说无一处不与作者的学识素养有密切关连。以不美为美,嗜痂之癖,肥瘦皆病,这些都和学养相关,不能设想个思想庸俗,学识 浅陋的作者,能够创作出耐人寻味给人美感的作品来。我这里套一句山谷的话,“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作为一个书法家除了专业的基本功以外,应 该随时提高自己学识修养,使作品能够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陆放翁教他儿子作诗,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若要作好诗,功夫在诗外。”这是 至理名言,愿与爱好书法的青年同志们共勉之。

5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们,对中国书画艺术茫然不知所措。

大名鼎鼎i的德国美学权威黑格尔,对不用光,不用素描式明暗的中国画,曾经表示过他的轻视和不理解,至于书法,他干脆置之不理。在他那盖世杰作—厚厚的四卷本f美学乡电论及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的篇幅汗牛充栋,而“书法”这个名词连出现的资格也没有。这可能会使书法家们愤慈不平。一门如此浩瀚博大的艺术种类,在这样一部权威著作中竟占不到一席之地、这岂不意味着书法的前景暗淡?

确实,从有史可溯的西方美学发韧直到黑格尔.或是限于历史的、地理的、观念上的原因,对于中国书法,他们感到无比陌生。书法这门艺术太“中国”化了。这种历史现象是可悲的。虽然,在社会向文明进化的高速影响下,近代西方艺术家们开始对中国书法关心起来。其中如著名艺术大师毕加索、法国艺术家勒内、以及马克·托比、琼·米罗等等,(见拙译《日本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107页。)对中国书法还有着不一般的见解;但从整个美学历史进程来看,书法美学(包括艺术性质、审美欣赏在内)的起步还是太晚太慢了。自然,作为美学学科的书法学,其规模、研究深度等方面的情况,与其他艺术学相比,也显得水平太低了。

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导致了艺术上的闭关锁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种种观念给艺术特别是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的走向世界、提高对自身的研究深度等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然,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在世界美学史上的空白地位.使我们可以在不受现成观念束缚的条件下,对书法进行自由的研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一种“塞翁失马”式的意外收获。

应该承认,美学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带有浓烈西方理论色彩的一门特殊学科。对书法这种民族性很强的艺术进行分析研究,无视西方美学理论,无视黑格尔.无视从柏拉图、但丁直到康德、别林斯基、克罗齐等人在美李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研究书法同研究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一样,从本质上说,它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艺术之外。

研讨书法欣赏就是研讨书法的审美主客体、审美价值、审美功能。而我们面对着的,就是一个历史不过十年、起点又很低的书法美学研究现状。换句调侃的话说则是,由于黑格尔的硫忽?有着丰富成果的中国书法实践与有着严密体系的现代美学理论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这是令人沮丧的。

缺乏联系,并不等于绝对没有联系。事实上,由于书法作为诸艺术之一种与其他艺术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现成的关于绘画、雕刻、音乐、建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审美心理、审美功效、审美主体的现代美学理论,在书法美的欣赏这一课题中仍然发挥出无所不在的影响。

在视觉艺术=空间艺术的观念引导下,欧美人与中国人一样,总习惯于以静止的、瞬间的观点去看书法,并与绘画等同起来。古往今来,视书法为空间艺术者举不胜举;但在书法欣赏中发掘出时间推移的特征来的,则其人屈指可数。

然而,当我们在古代大师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发现了线条的律动,发现了线型变化的节奏之后,不禁会发现,正好有一个现成的西方美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谷誉斯的“内模仿”了谷鲁斯KarlGroos,1861-1946年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

要了解谷鲁斯的全部观点是li准的。对于书法欣赏而言,我们不妨以他例举的一个例子作为向导,理解“内模仿”学说在书法欣赏中的重要意义。

例如一个人在看跑马,这时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愿放弃座位,而且还有许多其它理由不能去跟着跑马,所以他只是心领神会地模仿着跑动,享受这种内模仿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也最纯粹的审美欣赏了。

如果把跑马的动作和视觉形象变换成书法作品中线条推移的形象,那么很明显,欣赏者同样也有很多理由无迭与创作者产生直接模仿,而“心领神会”地去模仿线条的轨迹、变化着的旋律节奏,在其中到快感和美感。书法欣赏者们可以与创作家们产生不宜接的但同步的对应模仿关系,而且这种模仿,由于其时间上的推移过程的特征,是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欣赏所不具备的。

心领神会的“内模仿”,帮助欣赏者循着线条轨迹重复创作者其时其地的心理活动状态,从而使欣赏活动变得不静止、不凝固,带有明确的时间特征,这比单纯的以空间框架视书法要深刻得多一一倘若说我们以前指书法为空间艺术是肯定了书法的视觉属性的话;那么运用二内模仿“理论对书法欣赏中的心理活动进行总结和阐述,不音是发掘出了书法兼有的音乐素质:依靠时间前后推移而完成欣赏过程。

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模·仿说”,有它们在理论上的不足.但在具体艺术欣赏的应用上,它们却是开拓性的。在古老的书法审美中引进这一西方理论,对于建立书法美学、探讨其艺术特征而言,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土生土长的书法,看来并非与洋味十足的欧美理论格格不入,关键是看怎么结合得妥帖而已。

1书法就是把长短粗细不等的笔画线条,按照一定的艺术表现规律组合在一起,构成汉字、篇章的艺术。笔画线条是书法艺术语言构成的最基本元素之一。欲使书法艺术发挥到极至,就必须充分发挥书法艺术语言的各种构成要素,而发挥笔画线条这一基本元素的功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么,笔画线条的艺术元素的功用又是如何发挥的呢?

一、相应的长度

笔画线条具有长短、粗细、浓淡、润枯、方圆等艺术表现因素,据笔者浅见,其中线条长度是这一切艺术表现因素的总纲。

长度既可表现时间,又可表现空间,而时间和空间等于整个宇宙。时间的长度对于人来说就是生命的旅程。人生存的时间长经历就会相对丰富,就会经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生老病死的全过程。当然,由于社会和个人等原因,同样年龄的人所经历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时间长度是衡量人生经历的重要方面。同样,空间越大,其内涵就越丰富。如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是因路程遥远,经过的地方多,地理环境变化大,沿途的景物丰富多彩成为新兴的旅游新干线而被世人关注的。书法笔画线条无论是书写还是欣赏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法线条的长度可以涵盖整个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笔画线条的长短对于书法艺术的表现又有什么影响呢?书法笔画线条能表现直曲轻重浓淡枯涩粗细等,笔画越长这些因素表现的就越充分。从书法发展的历史看,我们的祖先在造字之初是以实用开始的,因书写工具的原始简陋,笔画越简单越短越易于书写,所以,那时字的笔画线条既短小又简单。随着社会实践的需求,书写工具的改进和艺术成分的增加,书法线条的长度才逐渐延长,字型逐渐增大,字体也随之丰富起来。线条长了笔画变化就会丰富,如线条自身的起与收、枯与润、直与曲,描与刷等变化,笔画与笔画线条的关系如交、触、相对、相背、呼应、对应等变化。随着笔画的延长,书法的艺术表现也丰富多彩起来,从而适应了人们不断增加的欣赏与实用方面的需求,狂草的出现把线条的长度推向了极至。它不但使用夸张的手法延长了单笔的笔画,还把几个笔画直接连接起来,甚至把几个字、一行字连起来写,使笔画线条达到了极至,其艺术表现力也扩展到了极至,所以人们把草书称为诸书体中艺术的的峰顶。

但是,书法法线条并不是越长越好,短了不能全面展现笔画线条内涵的丰富性,表现力贫乏,如果笔画长了,笔墨变化已经穷尽,极易导致艺术表现的重复,因重复而导致艺术生命的枯竭。因此,书法笔画线条应当有最佳长度,这个长度是受笔画的粗细限制的,笔画细最佳长度短,笔画粗,最佳长度就长。笔画线条长度主要是受书写工具——毛笔的限制。毛笔笔锋的原料为动物的毛,动物毛是有长度的,笔锋的长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毛锋的粗度。笔者在书写时感觉到,毛笔超过一定粗度,写字的感觉和写出字的效果就没有了毛笔的韵味了。书法不是像美术字那样用扁刷刷出浓淡均匀的笔画,不管多宽都就可以。毛笔写字时笔锋是由墨聚笼在一起而不是铺展开来写出笔画的,所以叫中锋行笔,写出来的字迹厚重,有立体感,从这种感觉出发,笔画的宽窄,应当叫粗细。笔尖平齐刷字的是特殊情况下使用的,所以,不能作为书法艺术表现的基本元素。

二、相应的动感

笔画线条要有相应动感,只有动感的笔画,才能产生艺术的感染力,如何让笔画线条动起来呢?

刘熙载提出“草书尚险”的观点,笔者认为,草书的笔画动感是用险绝的笔画形态来构造的。笔画险绝就是在书写时拒绝平直。实际上为让字写得有动感,不仅行草书,就是以平正著称的楷书大家的书作,也把横画写得有俯有仰,竖画有倾有侧的,只不过幅度小于草书而已。草书在这方面达到了极点。动感就是通过笔画线条形态变化,也就是通过笔画的方向、角度、长短、粗细、浓淡、弯度等变化来实现的。这些变化就如河水流动产生动态美一样,水在河道中流动,有相应的坡度、落差和一定的距离、有对河水产生阻力的因素,如河道的弯度、宽窄的变化。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河水流动产生的动态美就会多姿多彩起来。如在落差大时,就会产生飞流直下的瀑布,在坡度大又有弯度时,就会产生湍急的漩涡,在坡度小水流慢时就会出现碧波粼粼的景致。索靖的《草书势》对用笔画形态来表现动态美作出了如下描述:“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 复安,虫蛇虯蟉或往或还,类婀娜而羸羸,欻奋亹而桓桓。”从“婉若银钩”句可以看出,该段描述的是草书笔画形态的。索靖对草书笔画动态美,是用人们能见到的动物具体化的动态来表述的,“漂若惊鸾,舒翼未发”指出草书的笔画如受惊后的鸾鸟,举起翅膀未飞。实际上这只是用绘画的方式来说明草书笔画的形态险绝是产生动态美的主要因素。如果有一只举起翅膀的鸾鸟,从画面上看这只鸟举翅未动,但凭借视觉经验,可以想象那就是一只正在起飞的鸟,感觉到的就是一只飞动的鸟。

三、相应的力感

如何理解书法形象的力感和力度美呢?力度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笔者认为,书法力度是有形的,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解读的。

那么,什么是线条的力呢?书法艺术形象的力是指书法作品形象产生的与人视觉上的力学经验相似的感觉。书写行笔时笔与纸产生的磨擦力、笔画形态上给人在欣赏时感觉到的一种力,如在笔画线条上和形态上如正在扯开的弓,被大风吹拂的大树,被臂力、风力吹拉弯,但又是极力反弹的的一种状态。对这种力的感觉大小即力度,对力的不同感觉称为力感。

为了对书法笔画线条形象力度有一个科学、全面的理解,我们有必要对力度进行量化处理。如果把无力定为0,力度最高值量定为100的话,那么力度就会出现从0至100的不同力度。如果引入阴阳刚柔的概念,0——100度之间又可划分为阴柔、刚柔兼济和阳刚之美三种。

卫烁的《笔阵图》阐述了笔画力度的构成:“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从卫烁的观点看,笔力实际上由骨与肉两种因素决定,多骨微肉被称为筋书,多力丰筋被卫烁称为书法艺术形象的最高境界。我们不妨把骨在字中的比例确定为书法形象力度的指标。0——10度为纯阴纯柔,在笔画形态上表现为纯肉无骨。即笔画雍肿、重浊、钝圆,或笔划纤细、行笔速度极慢,就象墨随意堆放在纸上,无力感。11——40度为阴柔美,其笔画方圆兼备,表现为圆笔多,肉多骨少,笔画较细、行笔较慢。41——60度为刚柔兼济之美,表现为骨肉均停,笔画粗细相当,行笔速度中等。61——90度为阳刚美,表现为骨多肉少,行笔速度较快,笔画较粗,方笔多圆笔少。91——100为纯刚纯阳,表现为有骨无肉,行笔速度快,纯粹是方笔,笔画粗壮、入笔和收笔锋棱明显峭露,飞白较多甚至多是飞白,笔画坚挺,直画多,无弯和圆转的笔画。

那么什么是笔画的骨与肉呢?笔画是书法形象的基础构件,同时还是实现书法美学的基本因素。根据卫烁的“骨肉”观点,骨与肉是通过什么形式给读者欣赏的呢?笔者者认为,笔画形态的骨与肉是通过墨色枯润、浓淡、迟速、藏露、提按、转折、形态(如粗细、方圆、长短、宽窄、曲直)等因素来构成的。如枯、浓、速、露、按、折、粗、方、宽、直属骨,而润、淡、迟、藏、提、转、细、短、窄、曲属肉。因为在人们的视觉经验里墨色湿润给人以力度小的感觉,墨色干枯给人以力度较大的感觉;墨色浓重给人以力度大的感觉,墨色轻淡给人一种力度小的感觉;藏锋给人力度小的感觉,露锋给人力度大的感觉;提笔给人力度小的感觉,按笔给人力度大的感觉;折笔给人力度大的感觉,转笔给人力度小的感觉;笔画粗会给人力度大的感觉,笔画细给人力度小的感觉;方笔给人以力度大的感觉,圆笔给人以力度小的感觉;行笔速度快给人力度大的感觉,行笔速度慢给人力度小的感觉。书法创作就是利用这些骨与肉的因素去构筑书法笔画的力度美。我们还知道,在书写时书者并不是单一地运用这些力度元素的,有时会同时运用两种以上或全部元素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书法形象美的多元化来。

四、综合发挥线条的艺术表现因素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笔画线条的长度、力感、动感的艺术因素是汉字本身就具有的,不是强加的,只不过这些因素因书体、书家个体不同,使用的情况不同。如隶书偏重力感,而行草书则偏重于动感。同一书体因书家的造诣、创作的状态等情况的不同,其使用各种艺术因素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同是行书,王羲之与颜真卿的字一看就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就产生于使用这些艺术因素上。即使是同一书体、同一书家的不同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来。因使用各种艺术因素形成了书家的个性化风格,以至形成个体与流派的风格特征。

在分析笔画线条的艺术因素时,我们还发现,无论是哪种书体和哪一位书家并不是单一地使用长度、力感和动感的艺术因素,哪种书体哪位书家使用的艺术因素多,那么,这种书体和这位艺术家书法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就会突出,因此就出现了艺术水平高低的区别。

线条的艺术发挥极具个性化,每一位书家使用笔画线条是不一致的,在造成艺术水平高下的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艺术风格,使书法艺术产生了风格与流派,使书法艺术呈现出千姿百态,万紫千红的艺术魅力来。

汉字为发挥线条的艺术表现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可以看到,汉字以笔画线条为艺术表现的基本单位,汉字本身为附着长度、力感、动感这些艺术因素提供了前提条件,使汉字发挥线条艺术成为可能。

1近些年来,我们曾多次指出,当代书法在艺术创作中存在着颇为引人注目的“纯形式”问题。但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我们觉得仍有必要再此将这一问题再次提出,并较为全面地谈一下我们对他的基本认识,以期引起人们对他予以应有的关注与思考。在我们的当代书坛所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能否很好地认识并了解这一问题,也将是直接关系着我们的当代书法的艺术建构的质量与水平。

当然,对我们在此所使用的“纯形式”这一范畴的外延与内涵,首先是应该有所界定的,应为它并不是当今书法界的一个通用范畴。如所周知,从美学原理的层面上来看,在艺术中是不存在那种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内涵的纯形式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质(形式永远都只是呢内容的一种外现方式),已经使任何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观照中都比定会是具有一定意义内涵的了。书法艺术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在这里,任何的外在形式亦即其形象特征,在人们的审美观照中都必定会是具有一定的意义内涵的;真正的纯形式绝对不存在。

因而当我们在此就当代书法艺术创作而使用“纯形式”这一范畴的时候,并不是说在这种艺术创作中真正存在着毫无任何意义内涵可言的纯形式,而是针对在这种艺术创作中颇为流行的那种“追风摹仿”现象而言的。所谓“追风摹仿”,指仅仅着眼于艺术表现形式亦即形象特征,而对某种流行风亦即对某种流行作品的“追逐”与“摹仿”之中人们所要实现的目标仅仅是要把握那些被“追逐”与“摹仿”对象的外在形式,并进而将这种本属“他人”的外在形式作为“自己”的艺术表现与风格建树的手段,所以这就从根本上完全背离了书法艺术以表现书家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心画本质,而使用由此而产生的任何书法作品除了仅仅具有“他人”的某些形式特征之外,就不具有什么真正属于书家“自己”的意义内涵了。我们在此所说的“纯形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因此可见,这种“纯形式”的根本特征有二:第一,就是“他人”的一种形式特征;第二,它并不具有表现其书写者的心灵世界的美学价值。既然如此,那书法艺术作为一种艺术类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通过表现书家的心灵世界,来反映时代脉搏的艺术、美学意义与社会、历史价值,便将无从谈起了。如所周知,书法艺术如同其他一些艺术形式一样,归根结底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征物。但它成为这种表征物的一个不可缺的重要环节或曰具体途径,就是它必须首先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表征物。在这里,时代精神是通过书家的心灵世界,亦即通过书家对这种时代精神的特殊感受与体验,而“巨象化”的。在我们看来,这应是“书为心画”这一书法艺术的本体属性,得以最终确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仅仅将书家“自我表现”的初衷视为“书为心画”观念的根本原因,尚是并不完备的。

当然,如上所及,在人们审美观照的灵光之中,是不存在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内涵的纯形式的。然而,因为我们在此所说的这种“纯形式”并不是其书写者的一种创造物,而仅仅是其“原始者”亦即“他人”的一种创造物,因而人们在对它的审美观照中能审美观照出的,也就只能是与“他人”相关的一些意义内涵,而并不是与其书写者相关的什么意义内涵。而且,伴随着人们的纷纷“追逐”与“摹仿”,这些原本属于“他人”的意义内涵,也会被“淡化”的微乎其微,甚至被“歪曲”的面目全非的。唯其如此,所以在我们看来,无论从“表现自我”的美学层面上来看,还是从“反映时代”的美学层面上来看,这种“纯形式”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无足轻重的。

另外,因为这种“纯形式”只是对“他人”的某种形式特征的“追逐”与“摹仿”,所以这种“纯形式”在风格化方面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共性多于个性。因而,尽管这种“纯形式”的制造者们成千上万、人数众多,但他们的风格特征却总是给人一种“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感。这与任何艺术创作都必须具有那种个性突出、不可重复性质,也是南辕北辙的。所谓“流行书风”中的情况,便是这样。人们之所以将某些东西统归于“流行书风”的范畴之中,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这些东西在风格形态上存在着共性多于个性的特征。当然,在当代书坛上,“流行书风”只是“纯形式”问题的一个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除此之外的“纯形式”问题,也还是多种多样、普遍存在的。在我们看来,凡是存在着对某种艺术形式的单纯“追逐”与“摹仿”的地方,便都是存在着“纯形式”的。

还有,在我们将那种“追逐”、“摹仿”性质的东西称为“纯形式”的时候,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即便这种“纯形式”是“追逐”与“摹仿”性质的,那夜总会多多少少的表现出其“追逐”者的某些特征。是的,这里的确表现着这“某些特征”。然而在我看来,从量的方面讲。由于这“某些特征”的所有者们是以“追逐”与“摹仿”“他人”为首务的,因而这“某些特征”充其量也就是只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点点”罢了,士无足轻重。而且,从质的方面讲,当这“某些特征”的所有者们在“追逐”与“摹仿”为“首务”的心态之中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所能实现的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所周知。这“追逐”与“摹仿”本身,就是艺术表现的自我性质真峰相对的。所以在这“某些特征”之中,也不大可能反映出其所有者们心灵世界的多少较为本质的东西。唯其如此,所以当我们在此谈论“纯形式”问题的时候,才将这“某些特征”“忽略不计”了。

那么,这种“纯形式”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书法艺术创作中大行其道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总体性的原因在于当代书坛的整体文化素质太低,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因为文化素质太低而不能真正理解书法艺术的本体性质,并进而不懂得在艺术创作上“追逐”与“摹仿”“他人”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若真正看清了书法艺术的“心画”本质,也就不会再去“破却功夫”“随人脚踵”了。其次,是因为文化素质太低而艺术创作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领域,在这里寻求什么“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实在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之举,是永远也不会走向最终成功的顶点的。因而,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从而能够比较正确而深入地看清书法艺术的性质与规律的人,是永远不会再这种“自欺欺人之举”上,用功夫与下力气的。因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就只能等到整个书坛的文化素质,有了总体性的提高之后了。

7我自幼就有喜欢写字的习惯,这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善于写字的。祖父辣泉公是师法颜清臣、董玄宰两家,父亲阉斋公早年学欧阳信本体,兼习赵松雪行草,中年对于北朝碑版尤为爱好。祖父性情和易,索书者有求必应。父亲则谨严,从不轻易落笔,而且忙于公事,没有闲空来教导我们。我幼小是从塾师学习黄自元所临的欧阳《酸泉铭》,放学以后,有时也自动地去临模欧阳及赵松雪的碑帖,后来看见父亲的朋友仇沫之先生的字,爱其流利,心摹取之,当时常常应酬人的请求,就用这种字体,今日看见,真要惭愧煞人。

记得十五六岁时,父亲交给我三十柄折扇,嘱咐我要带着扇骨子写。另一次,叫我把祖父在正教寺高壁上写的一首赏桂花长篇古诗用鱼油纸蒙着钩模下来。这两次,我深深感到了我的执笔手臂不稳和不能悬着写字的苦痛,但没有下决心去练习悬腕。二十五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l: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的执着笔,用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一百张,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四个字,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间断者两年多。一九一三年到北京大学教书,下课以后,抽出时间,仍旧继续习字。那时改写北碑,遍临各种,力求画平竖直,一直不断地写到一九三0年。经过了这番苦练,手腕才能悬起稳准地运用。在这个期间,又得到好多晋唐两宋元明书家的真迹影片,写碑之徐,从米元章上溯右军父子诸帖,得到了很多好处。一九三三年回到上海,重复用唐碑的功。隋唐各家,都曾仔细临摹过,于褚河南诸碑领悟较为深人。经过了遍临各种碑帖及各家真迹的结果,到了一九三九年,才悟到自有毛笔以来,运用这样工具作字的一贯方法。凡是前人沿用不变的,我们也无法去变动它,前人可以随着各人的意思变易的,我也可以变易它,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种根本法则是什么,这就是我现在所以要详细讲述的东西—书法。

9书法的过程,是运用各种线形、遵循书法规律的创作过程。不同的线形的有机组合,造就线条的表现力,会展现时间与空间的对比、音乐与图式结合。 从线条形态上看,有外拓线型,具有饱满、厚实特点;内拓线型,具有凝练、紧凑特点;其次,有方折,具有隶、楷的方正、严整;有圆转,具有篆书的婉转、通畅; 还有,牵丝连带,有调节单字结体主次关系、调整空间的繁简,调整平衡重心,承上启下、加强书写性,调整字组、行及整篇平衡的关键作用。

从线条形状上看,以提为主的细劲线条,有飘逸、灵动、纤巧、秀美、空灵、透气、生动活泼的感觉; 以按为主的粗壮线条,厚重、雄强、浑朴、茂密、增强重量感和力量感;提、按结合的线条,如蜻蜓点水、呈不规则波浪,赋予线条强劲的张力,表现出强烈动态感、弹性强的视觉效果,撑起周围的大空间。但要尽量避免,有在‘洗衣板’‘瓦楞纸’写字的感觉,格格答答的,防止做作,自然的感觉最重要。

从线条运用上看,有直线,曲线, 曲、直相结合的线。直线有硬朗、爽快、直接、刚强、有取势强的特点;曲线,委婉、迂回、含蓄、饱满、有张力的特点,如单纯的弧线,空间缺乏张力,如’死蛇挂树’。处理缠绕的曲线,一是在其中加入一小的段直线,二是将某根曲线或几根曲线的一个面变为直线,三是将弧线写成一段段小短直线,既能圆转又能硬朗,方圆兼备、彰显张力; 曲、直相结合的线,有刚柔相济的特点;

线条书写速度上带来节奏的变化。每一种书体、每个人的书写速度不尽相同,直接影响线条的节奏及力量的表现。一是掌握每根线条的发力点;二是注意墨色效果与书写速度的关系;三是注意通篇的书写节奏的变化,中段和后段是作品的高潮部位。

注意点、线、块面节奏的变化。一是完全发挥毛笔的性能,随时调节书写状态;二是三种不同视觉层面的语汇并用,完善了线条的表现力;三是在强化作品章法的层面感上,造成了三维空间视觉,一幅完美丰富的画面。

线条书写区别学科带来的变化。帖学用笔讲究两端、提按顿挫、中段一掠而过,适宜小字;碑学用笔注重中段,提按起伏,两端则比较简单,适宜大字。

6如果有人间,当代书法创作诸问题中什么是首要问题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书法艺术道路问题应摆在第一位。

这是一个宏观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性问题。

当代有头脑的书家,大概都会考虑到,在三千年的书法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都创造出了只属于那个时代审美特征的艺术面目,它们既有前人艺术的特点,又明显地区别于前人,故书法长河才源远流长,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不愿意躺在古人现成的艺术安乐椅上心安理得地做书奴,而像前人一样创造出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风格,从而能与古人那些旷世杰作并驾齐驱,而不使后人视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家是一群没有艺术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侏儒,那么就应该总结书法发展的规律,以进击者的姿态,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应当走的艺术道路,明确了这一问题,其它问题都会随之而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是大文化,首先是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进而关注世界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要以古今中外这一具有时空观念的历史和时代入手,寻找并建立起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大书法的观念和框架。如果不以宏观的立场关注书法历史性的发展,那就很难找到我们的明确目标。我们的先哲早就告诫我们:一个时代艺术要达到高峰,首先必须以强有力的思维做基础,否则便建立不起这个时代的艺术大厦。

我们不妨先回顾历史.

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书法艺术特征都极为鲜明;三代甲骨、金文的率意而朴厚,秦汉的雄浑与稚拙,魏碑的博大与雄强,晋人的潇散与飘逸,唐代楷书和狂草的谨严与豪放,宋人的重意,明人的尚态,清中晚期的碑学复兴,民国至20世纪80年代的碑帖结合,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鲜明的艺术追求和独有的艺术特色.这中间贯穿了一个传承关系——即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追求都是建立在前人的传统基础之上,然而又均是在进行着批判性的扬弃。每个时代都是在统观前人所有遗产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时代的审美需要,全息性地、局部地重演着、重组着并选择着一个时代的艺术道路.如汉代,尽管金文曾风行了近千年,但在漫长的隶变过程中,汉人还是选择了以隶书作为其时代的主要书体。魏孝文帝入主中原后,抛开了在此之前的所有书体和书风,而独崇魏碑,其后数百年间北方甚至除了魏体书之外其它书体基本绝迹。到了唐,李世民则毫不顾及三代、秦汉及魏的丰厚遗产,而独独选择了晋人秀润书风作为楷模而顶礼膜拜,甚至使篆隶书退化到颇为糜弱的程度而不顾.他使帖学延续了一千余年,应当说有莫大贡献,但消解了三代以来的其它书体,确也显示了其艺术上的独断专行。清初,帖学已走向末路,于是,有头脑的清中晚期书家便将自己的目光转到三代以来的碑刻上,碑学全面复兴,从而创造出了中国书法史上又一个高峰期。民国以来的书家走了一个从帖到碑又到碑帖结合的三段式,并延续至今,以当代不少人的观点看,到目前为止,前人似乎已将书法的道路走尽,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悲观情绪,一些人提出,我们尽可以在古人任何一家两家之下将字做得更精到一些即可;也有人提出根本不需要创新的观念,您一辈子都写不过王羲之、颜真卿,还谈什么超越他们?有人说,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行了,何必管今后如何发展;有人还提出书法“全盘西化”的主张,想以西方的艺术观念改造中国书法;更有甚者,还有人则干脆抛开古人的丰富遗产,企图“完全重新开始”等等,各种论调不一而足。当然,这些人要么是近视者,根本不具备长远的艺术眼光;要么是虚无主义者,想当然地将当代书法艺术建立在沙滩之上。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当代书法的发展都是不利的,而与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出现一个高峰的理想更是不啻千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摒弃这些思想,一方面要结合我们的书法实践进程,积极地寻找一条新的历史时期所期待我们的书法全面复兴之路,从历史上所呈现出的书法发展规律看,一个朝代艺术的发展,要有充分的客观条件以及其鲜明的时代审美思想,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这个时代既不能仅仅停留在帖学上,也不能像清人一样以碑代帖,即使碑帖结合的路子也让民国以来的书家们占尽了风光.随人作计、步人后尘终究不是办法。但当代书家都有着前人不及的优势,其一,20世纪以来,尤其近几十年,我国出土了大量的碑刻、墓志以及民间的简书、残纸、瓦当、石幢、器物、砖志。造像、石刻等,那些虽然并不精美但却显示了天然、自由、稚拙并充满生命力的文字极大地启发并调动了当代书家创作的灵感,这是一个重要的源泉,也是我们远比古代书家更占优势的一面.有人总以一个王羲之或者整个书法史中帖的一面去否定碑学的成就,而面对灿若星汉的民间书法他们更是不屑一顾。岂不知,帖、碑、民间书法均是我国丰富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当帖走向末路时,碑学的兴起打开了书坛的新面,而当碑帖结合的路子也让前人走过后,民间书法则如一丝丝春雨,及时地洒向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当代书坛之大幸,是上苍为了让我们开启书法创作的新面而赐于我们的一把金钥匙。近十多年的书法实践也证明,不管有人承认与否,民间书法的大量引进书坛,确为当代书法闯开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道路。民间书法整体审美上的率意、充满情趣和生命的张力,与当代审美的追求不谋而合。当代人重情、重趣,肯定自我,重视生命力的勃发与张扬,而这一切均可在民间书法中找到。当然,面对这些粗犷的、未经精心雕凿的古代艺术品,我们不能仅仅在形质上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我们还要以文人书法系统作径,吸取民间书法中所体现出自由的生命力和充满天然的意味。民间书法所显示的童心感和博大的气象,与严谨的、规范的文人书法相结合后,与仅仅在文人书法内部进行糅合这种近亲结婚所创出的新貌相比,显然要比清新、健康得多。当代有艺术头脑、有才华的书家大多感悟到了这一点.也许过若干年后,人们的思想更为开放,再来关注我们这几十年的书法,将会深深地感到远亲培育与近亲繁殖所创作出的作品,无论艺术意蕴或时代话语的强弱都会显现出巨大的差别,艺术规律与生物繁衍的规律是一致的。

其二,现代派艺术及其思想对当代书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当代较前人的优越之处,在于国际大文化的广泛交流。东西方艺术始终互为影响和互相取长补短。从历史上看,凡是与国外进行多项交流的时代,其经济、文化总是极为发达。中国人坦荡、博大的胸怀,使其时代的人能毫不犹豫地、广泛地引进外来文化;而民族的自信力也从来不会导致“全盘西化”,并且最后总是同化外来文化后又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当代书法界虽较之其它艺术界有较为保守的一面,但绝大多数人决非是冬烘式的老夫子,有头脑的书家总在关注着包括东西方优秀的文化,借鉴、吸收,一方面形成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现代书法”的流派,同时,这一流派的艺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法则也为当代以古典为基础的主流派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审美思想与多种形式构成的艺术语言。当代书法的主流是以古典碑帖为基础、广泛吸取民间书法艺术后所形成的新古典派,这一派将会在中国书坛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书法艺术最终将会走向现代,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这种“现代”决非当下意义上的现代派书法,而是新古典与现代艺术语言融会后所产生的新的艺术语言。我们不能设计出若干年后的主流书法究竟具体是什么形态,但以古典为根,广泛接纳东西方现代艺术形式语言的道路恐怕是不会有太大的偏差的。

以现在书坛状况而论,书法复兴已20余年,以上所指出的民间书法和现代派书法能堂而皇之地闯进以碑帖为主线的书坛,一是历史的发展和大文化的背景为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此外,当代人的心态、文化心理、审美心理也与二者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不谋而合。现代人们强烈张扬生命的意识和对自由的渴望,纯古典艺术的再现是远远不能与之同步并满足当代人们生活和审美的需要的。这与历史上各个时代都以突出其时代审美理想而不排斥其它艺术风格的情况大抵相似。我们这个时代与魏孝文帝、唐太宗不同的一点是,我们在整体的风格流派把握上,大致还是宽容的,如纯古典、新古典、现代书法诸流派的并立,尽管各派之间互有牴牾,但能容纳各种流派的良好的艺术和学术环境,则是我们这个社会较以往的优越之处,也是20多年来整个大的社会为之提供的机遇。20世纪50~80年代就不可能出现如此宽容的大的文化环境,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的体验。然而就书法界自身来讲,恐怕每一派和每个人甚至全国性的某项活动都不会有如此大的宽容量,即以我们的国展而论,那过份工稳的颜柳楷书,大概从1984年的第二届开始,便再没入选过这一代表当代整体书法水平和审美导向的国家级展览。为什么?艺术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我曾数次引证过西班牙籍学者桑塔耶那(GeorgeSantayanal863-1952)的一段话:“由于审美与创作最高才能,都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与排它性,所以艺术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时代,也往往就是最缺乏容忍的时代。”当代书坛的状况就是“宽容”与“缺乏容忍”二者共存的时代,只有“宽容”,书法艺术才能更好更全面地发展;也只有“缺乏容忍”,书法艺术才能更好更能体现时代审美情趣地发展.这两句都正确的话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二律背反的悖论,但又是确确实实地表现在我们当代书坛中,它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书坛的现状。而我们要从中思考些什么问题并得出些什么结论呢?

第一,书法各流派并存是书法发展的根本保证.一门艺术或学术要发展,必须实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其时代产生了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也产生了多部影响中国几千年发展的经典著作。欧洲近二三百年文学艺术的辉煌,同样是产生了诸如古典派、新古典派、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印象派、立体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流派的结果。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应大力提倡、大力弘扬的极为关键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近期竟有人无视这一艺术的根本规律,提出什么“非‘流派’”的口号,如果作者不是哗众取宠,便是对文化史、艺术史的无知,当代书坛流派到底应如何划分,可以通过讨论来确认。讨论中各有各的观点,不同观点并存也可以,但决不能否认流派的存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由于因流派问题所引起的大讨论,甚至辩论,极大地调动了各派书家、理论家的积极性,问题愈辩愈明,对书法艺术特征、规律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入,如关于新古典主义、学院派、流行书风、现代书法诸流派的数场论辩,活跃了书坛的思想,也对各流派创作有直接的启发。在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哲学中,流派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今后我们还应下大力气对古代的书法流派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决不能如反对流派者所论,将一部书法史一锅煮,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是思维的倒退,艺术的倒退,既有害创作,也有害学术。

第二,面对古典中的碑帖、民间书法及东西方艺术,我们如何吸纳、融会,从而创造出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面目,这是个核心问题。我以为,我们应以当代审美取向为标准,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书法遗产进行全息性的有限的重演。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将历史上所有的遗产都完整地继承下来,那样没有必要也做不到。我们再看看魏孝文帝和李世民,前者将魏之前的所有篆隶行草都予以否定,只留下了魏碑这一书体;后者则使王羲之在其后统治了中国一千多年,二者都有“缺乏容忍”之心,都不允许其它与自己审美追求不一致的书体和书风存在,然而他们却将魏碑和帖学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经典,他们行动本身,便是一个悖论,但却又推动了书法的发展。总结他们的经验,我们也应以“缺乏容忍”之心,在古今中外的艺术海洋中撷取我们所需要的艺术语言,按自己的需要,进行重新组合。虽然艺术创造是每个个人的事,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一个时期内,将因具有大致接近的集体无意识,从而会形成一个时代的整体的审美倾向.这一倾向是纯纯粹粹其时代独有的艺术语言和风貌,会与历史上各个时代拉开距离,从而也将会为后世研究这个时期书法史提供了艺术语言,我们就不会愧对祖宗,也不会愧对后人。

第三,主流艺术与风格多样化问题。艺术总是按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但又并非盲目地放任自流。任何时代都会提出某种艺术主张,并将其贯彻,成为主流艺术思想。但同时又不能扼杀其它艺术风格,应“宽容”地允许多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与竞争。如果所提出的主流艺术思想不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与潮流,那也会成为阻力。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清前期一百多年间,由于统治者提倡已处于没落的赵、董帖学,故其时除少数处于非主流的明遗民书家(如王铎、八大山人、傅山)外,不能不说这个“盛世”期间书法只是一片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荒漠。我们这个时期的书法主流是什么?我认为只须看看十多年来权威性的书展作品便会得出结论,它不是某一个人指令的结果,而是书法界的集体参与所形成的一种整体上的审美倾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以古典书法为根,以创新为手段,以追求个性为目的,只不过是在创新的路子上走得远和近不同罢了。然而在大多数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充满中华民族豪放的性格和正大的气象,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是具有自然天成的艺术才华和远离已被异化为干禄书的自由的艺术胆魄和情趣。那些俗书、丑书、妖书、怪书是应该与此无缘的,一如历史上已被淘汰了的一二百种怪异书体,如龙书、鸟书、虫书、蛇书等,它们的命运应当是大致相同的。

书法发展到20世纪末,历史为它提供了复兴的机遇,当代书家没有辜负时代的恩惠,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书法界深刻的思维能力和巨大的创造性才华。面对21世纪的到来,人们将会怎么办?道路是如此广阔,那就在历史、时代和个人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支点吧,成千上万的支点串连起来成为音符,就会形成一部壮丽的乐章!

1初学书法我认为

学习书法首先要解决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创作前的理论准备,一般日课、习作,与经典创作。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各村有各村的打法。我认为

1、要爱好。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自身才有动力;否则,强迫,钻不进去,就会半途终止。

2、要找一个好老师。比较全面、各种书体写的都有相当水平;有眼光、既了解传统,又不排斥新生事物的人;有德行,敢直言。自学效率太低。否则,会走弯路

3、临摹这一关必须过。不继承前人的,没有根基,没有‘中华基因’。无论‘自己的主打歌’攻什么体,北碑、隶、篆的临摹是必修课.临摹几家,几种书体后,再搞临摹创作和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创作,才能信手粘来。否则,搞出来的作品,可能就有‘集字’‘奴书’之嫌。

4、先练型。型、神都抓、进度慢,兼顾不过来。毛笔写累了,也可以用bk的铅笔。

5、后抓神。细节决定成败,尽可能像,意临不适合初学者。

6、创作前的理论准备不能少。理论指导不能偏废。偏于实践,就像‘盲人骑瞎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正确理论作指导,可能在浪费生命,不会迅速提升水平。

7、一般日课、习作。书法的学习,在日课、习作的积累。如果是‘一曝十寒’,那么‘字匠’都谈不上,必须有计划、有目标循序渐进,坚持到底,舍不得时间、舍不得生命,那就不有浪费生命。

8、创作相当水平的作品。一是要深刻了解、理解诗、词、文章的作者、内涵和历史背景情愫与头脑勾勒作品音乐感觉、图示画面相统一;二是力求创作 与诗、词、文章内涵相统一;三是力求创作 与诗、词、文章的内涵与书法字体相统一;自己创作的诗、词、文章与书法作品的样式相统一。历史上,成为‘经典’之作的无一不是,自己创作的诗、词、文章。任何‘经典’之作的无一不是多种因素的统一。

1草书之章法虽难以定形,但也有其必应遵循的原则。

(一)气势贯通

蔡邕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要使静止的字活起来,就必须讲“势”。势是发展的、流动的、变化的,所以蔡邕认为笔势应来去自然,不可遏止。这“势”就是“血脉”、“筋脉”,是章法气势形成的根源,也是草书章法形成的原因之——。唐张怀罐在《书断》中说得很透彻:“字之体势—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此言用于小草是最适当的。虽有时点画不作连写而仍需气脉相贯。一字如此。一行也如此。要能上下承接,左右瞻顾,意气相聚,神不外散。字与字之间的贯气,主要靠上下字之间的欹侧斜正的变化,有揖有让,递相映带,有时靠势的露锋

承上引下,有时靠急速的回锋以含其气,在静止的纸上表现出动态美。清梁同书说“气须从熟中来,有气则自有势,大小长短,下欹正,随笔所至,自然贯注成一片段。”所以气势还需从用笔的精熟中来。若用笔滞凝,神情呆板,拘谨不畅,则必无势可言,贯气更谈不上了,所以书法艺术得势才能得力,得力才能得气,得气才能得神,草书之作全在神驰情纵,得心应手之间写出精神和气质来。笔势是多变的,“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崩浪雷奔”、“百钧弩发”,这些在书法中常见的形容词都是在捉摸不定的动态中以物喻情的。正是因为草书章法无固定不变之状,所以见之可以自由想像、思游云天。

(二)错综变化

草书章法之错综变化难以名状,错综者指字之大小错综、疏密错综、用笔轻重错综,欹正错综等,怀素《自叙帖》、张旭《古诗四首》皆极尽错综变化之能事,其章法常以“雨夹雪”喻之。如落叶纷披,令人眼花缭乱,然片片落叶又极规则,规则中有不规则,视觉上是动的。细审之,每一字又静静躺在纸上,并不曾动,这就是因其错综变化所致的艺术效果。形成草书章法的整体效果是:满纸盘旋,飞舞,内气充盈,十分的传情,十分的浪漫,激情不可抑止。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精辟地指出:“就一字观之,真之结构密而大草之结构疏,就全幅观之, 真之结构疏而大草之结构密。”以人求异之心而论,草书之章法最异,最能满足人们求异心理的需要,最能吸引人的视线。

(三)虚实相生

草书章法理应“虚实相生”。“实”指纸上的点画,也即有墨的黑处;“虚”指纸上点画以外的空白,也即无墨的白处。老子日:“知白守黑”,是指哲理上的虚实,是对世间万物矛盾的一种理解和调和的方法。用在书法上,就是要调配好黑白之间的关系,太黑则墨气一团,气闷而有窒息感;太白则凋疏空旷,气懈而有松散感。草书章法中还应有“透光之美”,其作品的雅趣往往在“白”的妙用,也就是在“虚”处来体现书法艺术的韵致和高雅之情。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在草书章法的处理上,要“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互补互生,使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能融为一体,缜密无间。所以刘熙载说:“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空白多反而显其密,妙在线条的粗细强弱的交替,笔势的开合聚散的变化,字形的大小高低的错杂,构成虚实相生的章法效果。字字相插,行行相争,相争相插处互挤互拥,相让相避处又遥相呼应,磊磊落落,洋洋洒洒,体现出草书狂放、瑰奇、纵逸的艺术风格。怀素、徐渭的草书最为典型。虚与实是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对任何一方的失控,就会使矛盾突出。太虚则疏,太实则闷。但虚实是相对而言的,没有虚就无所谓实,反之亦然。矛盾双方都得依赖对方而存在而变化。故最终还应有所调和,使矛盾的双方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变而不乱,作品才会有浑然一体的和谐之美。若能在草书章法处理上使矛盾在又冲突、又调和中指挥若定,胸有成竹,使作品能险而不怪,潇洒畅达,超然入胜,毫无雕饰,变化出于自然,新奇仍能守法,斯乃谓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