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为东汉摩崖刻石,高三二七公分,广二五四公分,二二行,行三O或三一字不等。(充满正能量的微信号:zyst010)额题《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内容为司隶校尉杨孟文主持修复褒斜栈道事。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汉中太守王升撰文立石,未署书者姓名。因镌刻在陕西褒城县褒斜谷石门崖壁上,故名《石门颂》。

1此摩崖乃汉隶中之上乘,用笔圆浑劲挺,体势纵逸多变,有“隶中草书”之誉。杨守敬评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云:“《杨孟文碑》(即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正因为此,一般认为初学汉隶不宜以此作范本,而应从较规整一路汉碑入手,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攻此碑,自然水到渠成。这就要对隶书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才好结合自己情况,由易而难,循序渐进。

一般言及隶书,便自然地想到两汉,这是因为隶书至汉代,尤其到东汉已完全成熟,非常完美。若就现有资料看,隶书的出现则应上朔到战国时期,四川出土的青川战国木犊,已有明显隶意,有人称其为“古隶”,因为还保留着浓重的篆书成分。之后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乃至居延、敦煌等简书,显示了一个清晰的隶变过程。学隶者对此不可不知,因为我们需要丰富文字知识,增加表现手段,就必须朔本求源。这些大量的战国、秦、汉简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窥探文字由篆而隶的演变轨迹、形体由来,而且由于大多是下级官吏的手迹,信手写来,饶有天然之趣,其笔墨行使转运清晰可辨,也非翻刻、传摹者所能及。

东汉盛行刻碑铭功记事,以广天下,传后世,这就不同于简牍大多作为一般记载、传递功能的文字,需要操办者认真对待,此大概是隶书达到辉煌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佳刻甚多,凤翥龙腾,各极其致。《石门颂》、《杨淮表记》圆劲纵逸,《衡方碑》、《鲁峻碑》方严雄厚,《礼器碑》、《史晨碑》凝炼典雅,《西狭颂》、《郙阁颂》宽博奇崛,《张迁碑》、《鲜于璜碑》古朴凝重,《曹全碑》、《孔宙碑》峻秀宕逸,《华山碑》、《乙瑛碑》谨严平实……可谓不胜枚举。其中的大多数碑刻由于风化剥蚀,又平添了一份天然情趣和金石气息,这种自然和岁月所赋予的美,是人工难以企及的。 汉代之后的隶书渐趋程式化,虽时见书刻,多不足取。直至清代,随着碑学的振兴,隶书才得以复苏,取得较高成就者有邓石如、郑簠、金农、伊秉绶、陈鸿寿、赵之谦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超越晋唐,直取先秦两汉,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在,也为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启迪。

临习是学书的必由之路,犹如绘画之素描、写生。临习又是从书者毕生功课,至老不可舍弃。当然,不同阶段之临习自有不同的目的,所用方法也各自不同。譬如,入门初学必须一笔不苟地忠于原帖,如此方可得其形体,悟其笔意,练得法度,养好习惯;有了一定基础则取其意临之,或者取所需临之,如此方可心领神会,意到笔随,逐渐蜕变为自家面目;及至书有所成,仍应不断临帖,时时以古法修养手性,免得流俗之弊偷入腕底,以臻“熟后生”之高境界。大凡学书很久而收效甚少者,多因不愿苦功临帖或者不得临帖要领所致,有志于书道的同好们当引以为训。有人将临习分为对临、背临、意临三个阶段,还有人将临习分为心临、对临、背临和实临、意临、临意两个层次。此中不免有些概念上的模糊、范畴上的混淆。我不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使读者莫衷一是,只把《石门颂》的临习分为实临和意临两个阶段叙述。

2 3实临

所谓实临,即对着帖实实在在地临习,力求写像原帖,第一步必须如此作。下笔之前最好认真读读帖,找找点划、结字的规律,做到心中有数,以减少盲目性,提高临写的效率。下边就《石门颂》的点划、结构及临习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分别予以剖析。

一、点划的特征及书写要领

《石门颂》虽为东汉刻石,但其用笔基本为篆法,除个别撇捺外,大多以中锋行笔,逆入平出,无明显提按,也无一般隶书之“蚕头燕尾”,因此,其点划乍看起来并无显著特征,而此却正是《石门颂》的特征及妙处所在。若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无论横、竖、撇、捺、点、钩、折,很少雷同,这种不同不是其自身形态的不同,而是其势的无穷变化,这种千变万化的“势”无处不有,随字而生,又极其协调统一,从而造就了《石门颂》的独特风貌,而这种独特风貌决定了它的独特的用笔方法。

1横划:

《石门颂》的横划并不完全平直,常有起伏变化,大多是极细微的,难以尺度衡量,也无法用言语恰切描述,所谓妙不可言者也。学者须细心琢磨,慢慢体会,时间长了自可悟得个中三昧。起笔要注意逆入藏锋,所谓欲右先左,不必顿笔即可接着右行,即起笔与行笔在纸上的着力相近。个别横划起笔稍有顿驻,形近于方。行笔要稳,做到管竖锋正,不可偏欹,要迟送涩进,以增加线条的内涵和力度,免生流滑。收笔不必笔笔回收敛锋,大多将锋慢慢离纸即可,除个别主笔外,一般不必顿笔作燕尾状。这里,慢是关键,绝不可猛然离纸出锋。

2竖划:

《石门颂》竖划的特征及起收行使与横划基本一样,不同处是较之横划的起收更少顿驻,尤其收笔处多以轻提空回处理,几无锋芒外露,显得圆浑含蓄。一字中若有多处竖划,则或相背或相向,不拘形式,却呼应得体,相映生姿。若无平正一路汉隶功底,很难如此随心所欲。

3撇划:

一般汉隶的撇划有两种,起笔处与前述横竖划并无二致,区别主要在收笔处。一种仍为轻提空回,一种则向上方转锋,同时有程度不同的加力,然后回锋收笔。《石门颂》撇划的处理大多属前种,后一种很少。还有一种撇法其它汉碑很少见到,即撇划将到尽头时,转向前上方继续以中锋行进,而不是在转的同时顿笔回收,其行进的多少不定,一般很短即轻提收笔或回锋收笔,而无顿驻。这种转向是极自然的,不可硬折上去。

4捺划:

《石门颂》的捺划也有其独特面目,极少如一般汉隶的捺脚,(即行笔到将尽时顿笔,其力偏向下方,之后慢慢转向右上提笔出锋,形成隶书的标准捺脚,所谓燕尾。)而是如其特有的撇的处理,不过方向反向右下而已。因此,练好了撇,捺则不难解决,只是在将到末尾转向后上方行笔往往要长些。

5钩法:

《石门颂》的钩与其撇近似,有时转钩处稍有折意或稍有轻顿,但极少如一般汉隶的转后顿笔向上回收。其反钩则与捺近似。

6转折:

一般称“折法”,这里称“转折”为的是区别于楷书,因为汉隶的折笔除了以折法处理外,还有转法。《石门颂》的折法与一般汉隶基本相同,或提笔折过,或以接笔为之,这种接笔往往有意错开,不准确衔接,以丰富其变化。其转法则与其它汉碑不同,或转中含折,或纯以转为之,无论如何转,均不加提按,线条显得更加洒脱而富于弹性。

7点:

《石门颂》的“点”姿态颇多,然其笔法并无特别处,无非是横、竖、撇、捺的缩短而已,无论是上点、下点,或是三点水、火字点,概莫能外。换句话说,常将“点”变作“划”来处理,此法也常见于其它汉碑。知道了《石门颂》点划的基本特征和书写要领,就可以大胆落墨,如法炮制了,功夫到了,自可运用自如。当然,如果有时间练练篆书,当会更好。前边已经讲过,《石门颂》的笔法大体属篆法,这是其不同于其它汉碑的一个要点。

二、结字的特征及临习要点

1以方为主,因字立形:

汉隶结字多呈扁形,《石门颂》字形则近方,原因之一是不像一般汉碑那样强调波磔和横划主笔,其二是点划之间特别是横划之间比较宽松,其三是字的下部往往处理的很开阔。所谓因字立形,则是根据每个字的点划多少、结构特点,或扁或方或长或短或大或小,随其自然,不拘一格。这些特点,对于初临者较难把握,要多读多临,时间长了,便可悟得规律。

2点划呼应,收放有致:

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此乃《石门颂》又一突出特点。“公”字的捺向右上方飞起,处理得极大胆,与向左下取势的撇遥相呼应,整个字顿时活了起来;“截”字捺写得极短小,与左半部的宽大形成鲜明对照,整个字既有奇趣,又非常稳实;“焉”字的右折转放得很开,成一个大弧,里边四点天地广阔,全字显得豪放宕逸。类似例字俯仰皆是,读者慢慢把玩,自能体会妙处所在。作为临习,此点更难掌握,特别是要收放呼应得恰到好处,单有一般的用笔、结字办法远远不够,要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构图能力,才能把握好分寸。这只有勤于临池,苦苦磨炼,别无它途。3偏旁多姿、相映生趣:

过去有汉隶的偏旁多呈独立存在之说,这大概是与行草书相对而言。其实,每一偏旁的处理都要考虑与其相对部分的关系,而作相应的调整,这在《石门颂》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诚”字的“言”旁,“口”有意向左下拉出,这样单看“言”本身就失去了重心,但与右边“成”的取势恰成呼应,使整个字显得稳而不板;“明”字的“目”旁下部明显向右倾斜,而“月”却有意向左取势,使全字既稳住了重心,又顿生妙趣;“凿”字的“殳”写得很扁,下部形成的空显然偏右,而“金”大胆地补入空中,再用撇放捺敛的特殊手段救之,包括下部几笔一同向左取势,使整个字斜而不倒,奇趣横生。此类例字随处可举,无须一一罗列,其关键所在是有意制造矛盾或者说是造险,而后解决矛盾或者说收拾险情,从而写出新景象。当然,这种本领更要慢慢锻炼体验,不可操之过急。

4松而不散,洒脱大度

此点是《石门颂》的最显著特征。由于其点划瘦挺,体势宽博,线条之间便不那么紧密;又由于其结字富于变化,便显得少严谨之“规矩”,而这种“松”和“乱”恰恰是其姿态万千之所在。譬如“履”、“益”、“城”、“永”等字,好多点划有意断开,笔势相左,但就整字看,搭配极得体,若把其排列规矩,笔笔粘合,则顿失情趣。

当今,写《石门颂》者不多,写得好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是在追求“松”的时候,出现了散乱欹斜,那就更谈不上洒脱大度了。所以前边提到临写此碑前,最好能在平整规矩一路汉碑上先下下功夫,原因即在于此。

意临顾名思义,取其意临之即为“意临”,要临出意趣,写出性情。这要有很好的“实临”基础,要达到能够“背临”的程度,即不看《石门颂》范本,凭记忆随意取碑中字,均可将其点划形态、位置结构写得准确。“背临”犹如中学生背课文,合上书不可掉字丢句。而“意临”则如朗诵不是一般的背读,要把诗文描写的情感表达出来。由“实临”至“意临”,在学书过程中是一步很不容易的升华,蕴含着 质的飞跃。

一、意临的方法和要点

1把握整体,不失大意:

所谓大意,一是指碑帖的线条、字势的主要精神,二是指碑帖所表现的主要意趣、情调。因为有了熟练的实临功夫,应该说已养成了正确的用笔习惯。因此,这时的临习不应该再把注意力放在起收转折的一个个动作上,而完全可以靠实临时养成的习惯,下意识地完成正确的用笔,余出的主要精力则可放在线条质感的营造上。因为有了熟练的实临功夫,应该说碑中的字形已谙于胸中。因此,这时的临习也不必再多注意点划位置的经营,而应多去着眼于大局。当然,这个“大局”只是相对而言,现阶段也仅指注意体势的把握,着意于《石门颂》宽博恣肆的动态结构,与进入创作阶段时所要考虑的大局自有不同。

2对照检查,周而复始:

意临一段时间之后,“意”的成分会逐渐减少,而“随意”的成分则会逐渐增加。即《石门颂》的特征、风格会被不自觉地扭曲,而临书者个人的习气会不自觉地滋生出来。这时就非常必要对照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所在,予以纠正。如此一遍遍地认真临,一遍遍地认真查,当会发现每次都有新收获。

这里,“认真”很重要。认真,才能发现问题;认真,才能解决问题;认真,才能不断感悟。不少人在实临阶段能够认真,一旦开始意临,便濡毫泼墨随意挥洒,把实临时学到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必须清楚,意临的目的是写出《石门颂》的精神风貌,而不是“脱帖”,还未到创造自家风格的时候。

3体味规律,举一反三:

所谓规律,主要指特征。抓住了特征,便大体掌握了规律。凡流传有序的碑帖均有其自身规律,只是有些显明,有些隐晦。《石门颂》因其变化丰富,规律较难把握,而正因为此,更需认真体味,多下功夫。掌握了规律,可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之效。

前边讲过,《石门颂》用笔属篆法,其点划少提按,瘦劲圆浑,这便是其特征、其规律。然而,仅此还不够,还出不来它的意趣。这就要细心观察其微妙,比较与一般篆隶之不同,发现较一般篆隶线条之丰富处,并慢慢体会其表现手法。结字亦如此,无论再变化,也有其内在规律可寻。可按不同结构的字,分成若干种类型,再反复比较其异同,自可慢慢发现规律所在。

二、常见的弊病和问题

1有意颤抖,故作姿态:

《石门颂》的点划大多起止无迹,又无明显提按,笔力弱者常将线条写得单调乏味。于是,一些人行笔时便有意颤颤巍巍或扭扭曲曲,认为如此便丰富了线条的内涵。这些人只知症状不知病因,下药自然要错。造成此弊还有个原因,就是对碑刻的错误理解,将长年风化剥蚀的残缺,误为本来面目,刻意追摹而致。如果读帖仔细,自可剥去假相,还其庐山真面。解决线条质感的唯一办法是笔力的磨炼,是逆入平出、迟送涩进的正确笔法,无巧可取。当然,《石门颂》的线条变化的确丰富,不是平铺直叙,但那是极自然而微妙的,学书者稍不注意便会过头,成为故作姿态。

2点划相左,组合散乱:

这个问题最易在临写《石门颂》时出现。《石门颂》宽博恣肆的特征,取决于其点划组合的宽松自然,而宽松自然的点划组合又建立在高度协调的美的构图规律之上,因此,总给人以松而不散,姿态万千之美感。如果把握不住这种内在的规律,而一味追求宽博自如,就必然导致点划相左,组合散乱。因而,我一再强调初学汉隶不宜以此作范本,而应从规整一路汉碑入手,意即在此。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基础是牢靠的,对构图规律的感悟和把握,也会水到渠成,不期然而然了。3变形过分,结构怪异:

这是当今不少人常常出现的问题,不仅写《石门颂》,写其它碑帖,写任何书体,都常出此弊端。他们或有意将点划移位,或有意夸大一部分,或过分变化墨色,等等非常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先人很少有此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循着写字的规律一步步来,他们不存在急于参展、发表的问题。显然,此症之主要病因是求成心切,这些人多半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临帖有时,应该变了,该是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了。其实,他们不知道如何变,更不知道如何创,因为他们的功夫还远远没有下够,他们的审美水平也没有提到相应的高度,一变就必然离谱。

临帖是手段,创作是目的。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照着前述的步骤按部就班地临习,把握其规律,掌握其技巧并不难,由临习到创作的转化也完全是功到自然成的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有些人常感到临习时学的本领用不到创作中来,或者索性临是临,创是创,把二者完全脱离甚至对立起来,以至出现临摹作品很可观,创作作品如出他人之手的怪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临习没有下够功夫,便是方法不得当,后果是一个:未能把《石门颂》的基本笔法熟练掌握,结字规律谙于胸中。因此,一旦离开帖进入创作,写出的点划就变了味,字的结构也不知该如何安排了。

另外,还有一个整体把握的问题。在临习的后期,要适当注意字与字、行与行的关系,养成大局观的习惯,锻炼处理大章法的能力。所憾,《石门颂》整体拓片很难见到,影印出版者常常分成数页,且多是经过了剪裁拼贴,难以窥得全貌和体味章法,我们只有多看看其它碑刻、摩崖,以资借鉴。好在隶书章法变化不大,可将其视为次要问题,留待以后慢慢解决。

附录来楚生、萧娴、何绍基临本

4来楚生临《石门颂》

5萧娴临《石门颂》

6清 何绍基临《石门颂》 (有抖笔之嫌)

作为中国近现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黄宾虹先生的点点滴滴,都是艺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不久前的全国文物普查中,浙江省博物馆重新系统整理了黄宾虹先生的文书档案,总计6000余件。除了研究黄宾虹的治学、交游之外,浙博书画部主任赵幼强还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黄宾虹的润例。

1润例,就是书画家写字画画的价格标准。过去书画家都靠卖字画为生,谈润例是很坦荡荡的。那么,黄宾虹的润例是多少呢——1946年,黄宾虹为自己亲订的润例为:山水每方尺五万元,花卉篆联减半。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他一幅山水画,可以换500个鸡蛋。

一张山水画等于500个鸡蛋

黄宾虹先生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作及所藏书籍文物等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由浙博收藏。经过三年多的整理和清点,这些遗作遗物才列具完整的清册,其中包括:自作书画5000多件,收藏古今书画1000余件,古印近900方,铜、瓷、玉等各类文物近500件,碑帖藏书近2000种,文稿、信札“一木箱”。

2这号称“一木箱”的文稿和信札,其实数量很大,有的一小叠里,就裹着数百件。大到黄宾虹和他人的书信往来、研究、手稿,小到他的住院证明、全国政协会议签名册、代表证,甚至一张小纸条。

其中,有些资料已经出版,比如傅雷写给黄宾虹的100余封书信;也有一些新发现,反映了他在治学上的成就,比如黄宾虹画的古玺手稿,数量数以千计,特别精彩。

书画部主任赵幼强过目了所有资料,最让他吃惊的,是数量庞大的求画书信,毛估估,总数不少于一半,也就是2000多封。

“按照每封信求两张来算,起码有4000多张作品。”更何况,有些信求画多件。

赵幼强说,可见,黄宾虹作品的存世量之巨大。

3资料里,还发现了一份黄宾虹的润例。

那是1946年,物价飞涨,83岁的黄宾虹重新制订了“虹庐画例”(虹庐是黄宾虹的别号),“山水每方尺五万元,花卉篆联减半,双款题跋诗文另议,润金先惠空函不答。黄宾虹自订”——这份润例,很货真价实,因为,从作画所费的功夫上说,花鸟可能半天就能画两张,而一张山水则要画一周。

在当时的书画圈,书画家并不以言钱为耻,这样的润例不是个例。就拿齐白石来说,1920年他自写了“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的字幅,挂在客厅显眼处,甚至标明“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

那么,这样的润例,算是高收入吗?

根据《大众晚报》1947年7月30日的资料,1946年,100法币只能换一个蛋,到了1947年,只能换到一只煤球或三分之一根油条,到1948年,则只相当于4粒大米了。可见,黄宾虹的一张画,在最多的时候,也就500个鸡蛋。据说,1946年齐白石到南京、上海办画展,带去的200多张画全部卖出,带回来的“法币”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第二年,他索性挂出了“暂停收件”的告示。可见,他们享受的待遇,和今天书画家们还是有差距的。

4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画家

从这些书信看,当时向黄宾虹求画的人非常多,亲戚、好友、同事,还有很大一部分社会名流,比如郭沫若、夏衍,都曾向他求过画。

黄宾虹的卖画高峰期,基本集中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之后,社会变革,贫富差距减少,购画的需求急剧下降。

1948年秋,黄宾虹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任国画教授,全家从北京迁往杭州,居住在栖霞岭31号一座单独的寓所里。从此,他开始进入静心创作的艺术巅峰时期,作品也不再有商业味。可以说,杭州七年,是黄宾虹创作最理想化的时间。

赵幼强说,市场化不仅让黄宾虹不为柴米油盐烦恼,也促进了他的艺术创作。

“黄宾虹卖画,更多还是为了以商养艺。他需要很多素材,需要买收藏品,创作上的开销非常大,他不可能光靠工资来养活他的创作。”

“大家都知道他和傅雷经常探讨艺术,其实,很多探讨是在办展卖画的过程中完成的。傅雷经常通过市场的反馈来引导黄宾虹。”

比如说,当时的求画者通常很直接,画什么地方山水,都是点名要求的。蜀中、桂林、黄山、浙东山水,黄宾虹都按照要求完成。有人说,黄宾虹的山水不是从自然中获得的,但看到这些书信之后再去观察他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山水画还是与自然有对应的。当然,他通过了自己的艺术创作手法来表达。

对此,黄宾虹的太太宋若婴曾有段回忆——一次,一位友人以四川山水为主题请黄宾虹画一部册子,“他画了峨眉写生的真山真水,画得漆黑,可是神气很佳。结果,这个人是江苏人,对于高山峻岭看得较少,就嫌黄宾虹画得太黑,不太漂亮,心中不太乐意。其实这本册子真是他通过游览写生所得的美好山水,通过自己的情意反映在画上,可以说是他得意的笔墨。”

当时,在上海举办展览的画家,都喜欢在展览前请客,来者都是富商巨贾,展览会一开幕,这些人便来定画,所谓“捧场”。黄宾虹很看不惯这些,有些富商拿钱来要画,他会拒绝,但只要是真诚求他画的人,他都愿意给。

有些人因为经济困难拿了黄宾虹的画去卖钱,他就对太太说:“我给人家的画,卖不卖由他,如他卖了,我等于在经济上帮助了人家,也是好事。”

5这些年,赵幼强一直在深入研究黄宾虹,这一次专门提出黄宾虹润例的问题,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黄宾虹研究过于主观,而他“反对把黄宾虹神圣化”。

“黄宾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他之所以成功,就两个字——勤奋。黄宾虹不是什么天才画家。这么大量的作品和手稿,一般人无法想象。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艺术是在学习中前进的。黄宾虹晚年变法,完成了自己的艺术巅峰创作,正是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体会创作。”

“对黄宾虹的研究必须要耐下心来,他的信件和著作都客观呈现了他的成长经历,黄宾虹不需要主观的评价。”赵幼强说,现在浙博正在进一步做的,是逐步开放黄宾虹的资料,通过进一步的整理,向观众和社会呈现一个更为客观的黄宾虹。

闲章,是书画家在作品上的点缀品,一幅作品,在留白处盖一闲章,既有画龙点睛之妙,又有印以言志之思。“万绿丛中一点红”,闲章其实不闲,它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志趣的表白。

郑板桥是书画大家,又是扬州八怪,他一生用过150多方印章,而闲章占了三分之二。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闲章别具一格,印文耐人寻味,为人所称道。郑板桥为官清正,不会奉承上司,他虽是进士出身,却当了十二年的县令。所以,潍县任职时,书画上常盖“七品官耳”一印,显示了一个失意文人对封建贵权、黑暗官场的蔑视和嘲讽。郑板桥还有“富贵非我愿”、“恨不能填满了普天饥债”、“直心道肠”、“二十年前旧板桥”等闲章。读者这些印文,一个不谋富贵、同情人民、厌恨不平社会的书画家的形象就出现在我们眼前。

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第八十八则咏郑板桥时说:“二百数十年来,人无论男女,年无论老幼,地无论南北,今更推而广之,国无论东西,而不知郑板桥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

1板桥先生如此名贯中西古今,也实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板桥是个好官,为官十年,颇有政绩,“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题画诗》),百姓还曾为其立生祠。板桥先生是个奇人怪人,他的一生传说特多,且诙诙谐谐、奇奇怪怪,很多让人拍案捧腹,书画作品更是领异标新。

板桥是个文人,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再加上“诗书画”三绝。板桥又是个普通人,是个俗人,为求官,他南北修书竭相公,下功夫与皇家子(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东郊走马,西墅夜谈,得意时踌躇满志,遇挫折便学佛崇道,“速装我砚,速携我稿,卖画扬州,与李同老”(郑板桥《示舍第墨》);“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竿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郑板桥《画竹别潍县土民》)。

他是一个标准的性情中人,一般的喜怒哀乐,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独特和强烈,启功先生对板桥其人的概括总结,最为确当。启先生说:“先生之名高,或谓以书画,或谓以诗文,或谓以循绩,吾窃以为俱是亦俱非也。盖其人秉刚正之性,而出以柔逊之行,胸中无不可言之事,笔下无不易解之辞,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启功《论书绝句》)。在艺术上,板桥真是个天才,于篆刻一道,板桥先生稍稍涉足,即得三昧,并已名世,被秦祖永列为七家之一,西泠印社仰贤亭中位列第四。其印名既久为其官声、诗名、书名、画名所掩,然同时又藉官声及诗书画之名,而得到了很好的播扬。

“二十年前旧板桥”

板桥的号大过他的名。后人以为板桥的号来自了刘禹锡的诗词。错矣,其实他的号来自于家门口的一座桥名。板桥在《自叙》中交代得很清楚:“兴化有三郑氏–其一为板桥郑,居士自喜其名,故天下咸称为郑板桥云。”

“二十年前旧板桥”印文确实借用了唐人刘禹锡《杨柳枝》的诗句,全诗如下: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诗词抒发了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的凄怆情怀。“二十年旧板桥”有两方印章,一是板桥的门人朱文震刻,一是李方膺的侄儿李瞻云刻。

“海阔天空”

板桥的字画中常用这方闲章。印章为丁有煜所刻。奇怪的是丁有煜的书画作品中也可看到这方印章,形制、大小、刀法完全一样,可以断定是同一方印。丁有煜,字丽中,号双薇园主人,以竹、梅水墨画及诗、古文、篆刻闻名于世。他比板桥长13岁。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八岁的板桥与少年时的同学王国栋同游南通,曾在双薇园住了两天。只能推测这 方印是丁有煜用了一阵以后赠给板桥的。

郑板桥爱竹,他刻有一方“修竹吾庐”闲章,以表现文人节操,高士情怀,他跋语云:“余家有茆屋三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荫照人,置一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咚咚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凌乱,岂非天然图画乎?”这简直不是竹庐,而是神仙洞府了,不眼红高楼大厦,华屋朱门,甘居竹庐,这位当过十年县令的休干,真是一位能享受生活的艺术家。他从竹影中窥造物之奥妙,创作之灵感,自白说:“凡吾画,无所师承,多得于红窗粉壁日光影中耳。”

2他还有一枚闲章曰“怡然自适”,以表述他对朴素生活的热爱之情,也有跋语:“三件茆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迹适然自惊为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他的艺术是美的艺术,也是想“慰天下之劳人”的艺术,他想用自己的笔给世界以清凉,给劳人以愉悦。时下的县令虽皆享有香车宝马之威,歌舞粉黛之乐,但与板桥之竹庐茅舍相比,其境界真有霄壤之别也。

3他的闲章还有“直心道场”“余力学文”“游思六经,结想五岳”“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风尘俗吏”“七品官耳”“官独冷”“明月前身”“茶烟琴韵书声”“见人一善忘其百非”。这些闲章都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之心,爱学敬业之情,高风高节之志,修身养性之趣。

他还刻有一枚闲章,印文为“思贻父母令名”,此句印文语出《札记.内则》,“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这句话意思是,父母虽然去世了,如果要积德行善,想到这会给父母亲带来好名声和美誉,就一定会去做,如果想做坏事,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带来污点,就一定不会去做。这是古代官员的道德感,古代文人的人生观,反观时下一些官员,别说让其想到祖宗的名声,父母的毁誉,为了一点蝇头私利,个人欲望,早就连自己的脸面也不顾了。

他还有闲章“心血为炉熔铸今古”,“青藤门下牛马走”“痴绝”“师竹”“郑兰”,表达了他对艺术的刻苦追求,而“无数青山拜草庐”“鸡犬图书共一船”“乾隆东封书画史”“红雪山樵”“兰竹石癖”“放情丘壑”“老而作画”“砚田生计”“留伴烟霞”无不刻画出板桥画师的高洁情趣,风雅胸怀。

郑板桥一生仕途不顺,当了十二年县令后,61岁辞官归田,在家乡兴化筑一绿园,以卖画为生,又当了专业画家,他自刻一闲章曰:“富贵非吾愿。”他热爱的还是艺术,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就曾自剖心迹:“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他本人用此印以示不贪图富贵,作官不贪不占,为吏不欺不压,做人不污不浊,“闲来写幅清风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人间虽少了一介俗吏,却出了一位大艺术家。成为兴化永不消逝的风景,永垂史册的画面。

梁楷是南宋东平人。他的画笔酣墨畅,行笔如飞,号曰“梁疯子”。

宁宗嘉泰间(公元1201~1204)曾为画院待诏,师贾师古(贾以学吴道子著称),又远远超过老师,据说当时画院中人见到梁楷的作品,没有不佩服的。可见梁楷在南宋画院时就有很高的声望了。梁楷继承前人已取得的成就,并加以灵活运用。他深入体察所画人物的精神特征,以简练的笔墨表现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以简洁的笔墨准确地抓取事物的本质特征,充分地传达出了画家的感情,从而把写意画推入一个新的高度,使时人耳目一新。

梁楷 泼墨仙人图

1《泼墨仙人图》是梁楷减笔画的代表作,此画以酣畅的泼墨法,绘出仙人步履蹒跚的醉态,再以简括细笔,夸张地画出带有幽默感的沉醉神情。梁楷也成为后代画家心仪手追的大写意的楷模。但是,此所谓的“泼墨”,与今天我们所见张大千创制的“泼墨泼彩”完全不同。

张大千泼墨不用笔,而将墨水或颜料盛在钵内,用手执钵直接将墨水或颜料泼在画上,然后依其自然形成的痕迹用笔适当加以引导。而梁楷的泼墨,则是先用“蘸墨法”在粗笔中饱蓄浓、淡尚未完全混合的墨水,然后以手执笔,按程序疾速在画上横涂竖抹,使留下的浓、淡墨色自然渗化,似墨汁泼翻,却又留有用笔的轨迹。严格地讲,梁楷的泼墨,是用笔所致,有泼墨之意,而无泼墨之举。这一种表现力极其震撼,而又极具难度的绘画技术,历代备受推崇,明徐渭、清八大、金农乃至现在,无数画家奉若圣明,趋之若鹜。

《泼墨仙人图》的产生,与南宋佛教禅宗思想的盛行密不可分。此图标题为后人所加,从其大头鼓腹的形象来看,倒有点像当时民间信奉的布袋和尚;其精神体态的描写又有点像与梁楷同时的济颠和尚。此图不但体现了禅宗思想,也是梁楷所生活的南宋时代的必然产物。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充分体现了梁楷对人物画体系“离经叛道”的大胆革新精神。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南宋及梁楷绘画为何在日本受到追捧。

南宋 梁楷布袋和尚图页

2梁楷,活动于十三世纪初期,生卒年不详,南宋人,祖籍山东,南渡后流寓钱塘 ( 今杭州 ) 。他是名满中日的大书法家,曾于南宋宁宗担任画院最高级的宫廷画师待诏,皇帝曾特别赐给最高荣誉金带,但梁楷却不接受,把金带挂在院中,飘然而去,完全不想受制于他人。他是一个行迳相当特异的画家,善画山水、佛道、鬼神,师法贾师古,而且青出于蓝。他喜好饮酒,酒后的行为不拘礼法,人称是“梁风(疯)子”。梁楷传世的作品包含了《六祖伐竹图》、《李白行吟图》、《泼墨仙人图》等,但以《泼墨仙人图》最为有名。

3梁楷 六祖撕经图

纸本墨笔 70×30.3cm

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

4南宋 梁楷 六祖斫竹图

纸本墨笔 73×31.8厘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绘禅宗六祖蹲踞执刀斫竹时的情景。六祖为唐高僧慧能,是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提倡顿悟法门。画家绘人物衣纹用爽劲的折芦描,用笔寥寥而形神毕现,且仅略勾眉目、鼻耳,人物虽为侧影,而专注、自如的神情跃然纸上。人物身后的树幹直接用间有飞白的淡墨皴出,不事勾染,竹子亦不双钩。全图用笔率略草草,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手法,对后世的人物画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画幅左侧署“梁楷”二字款。

5南宋 梁楷 太白行吟图

纸本墨笔 81.2×30.4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太白行吟图》是梁楷减笔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寥寥数笔就把“诗仙”那种纵酒飘逸、才思横溢的风度神韵,勾画得惟妙惟肖。画家不拘泥于琐末细节,而是突出诗人的性格特征,选取最能反映诗人精神状态和思想情绪的瞬间动作,加以概略的描绘。虽是逸笔草草,却言简意赅,以一当十,毫无雕琢造作之气。人物神韵的体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物画自梁楷一变后,从传神进入写意的层次,得意而忘形,画家的精神创造获得更大的空间。

6南宋 梁楷 释迦出山图轴

绢本设色 119×52厘米 日本日野原宣藏

释迦着单衣跣足站于枯树旁,手举胸前,双眸微微下视,面容清瘦,须发密长。尽管已值冬季,衣带在寒风中飘举,但释迦似乎并未感受到寒冷,丝毫没有瑟瑟呵冻之态,而是神情专注,愈显入山苦修悟道后,意志弥坚。画家以劲利的线条画排叠的衣纹,用笔谨严,于人物神情刻画尤见功力;苍幹枯枝,用笔劲硬,很好地烘托了环境。背景的坡石略加勾皴,树石的画法还可看出受到李唐的影响,此图与其传世减笔人物画相比,属较为工致的画作。画幅左侧的石壁上署有“御前图画梁楷”六字款。

7南宋 梁楷 雪景山水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雪景山水图》是梁楷山水画的代表作,该图描画了两个身着白色披风、头戴风雪帽的骑驴人穿行山谷的情景。画面右边的两棵老树,有着虬曲的枝干和稀疏的树叶,是梁楷以细致的笔法刻画出来的。画面中部以簇点画密林,而山体的皴笔则较少,在以淡墨渲染的天空映衬下,给人以白雪皑皑之感,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荒凉萧瑟的氛围,堪称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经典之作。东京国立博物馆是这样介绍该画的,“作品以雪山为背景展现了荒漠所独具的巨大山水空间,而骑驴人和雁群等微小的存在也得到了精细的表现,可谓是一幅显示了梁楷也同样擅长精密画风的力作”。

十四世纪中叶,当时统治日本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家族极为喜爱中国的艺术品,于是来往中日之间的商旅僧人便在中国搜集大量美术和书法作品献给足利将军,其中便包括《雪景山水图》等多幅梁楷的真迹。《雪景山水图》在传到日本之后,先是被收为足利将军家的「东山御物」,以三幅一组的形式鉴赏,而其中的中幅为〈出山释迦图〉(东山御物指足利义政将军于别邸东山山庄所评定收藏的茶道具名品)。之后历经若狭(今福井县)小滨藩主酒井家及三井家收藏,最终在1948年被东京国立博物馆购入,并在1951年被指定为国宝。

8南宋 梁楷 三高游赏图页9

1诗、书、画异中有同——诗、书、画承载不同的感情元素——书法是纯形式的,它的形式即内容——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内容是一种误解——节奏美是诗、书深层的共同点——书法的历史,本质上是书法风格发展史——书法不给人知识——书法在文化中的地位,由于它是一门艺术——书法担当不起“文化核心中的核心” 的重负。

诗、书、画结合,今天还有没有魅力?很难设想与过去年代相提并论,文化环境、欣赏趣味有了很大差异。但是文化有传承性,研究传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三绝诗书画”一向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可说与生俱来,同生命的追求相一致。

“书画同源”的说法很早。据《历代名画记》,最先创造文字与绘画时,二者“同体而未分”。照此,书画同源的“源”,就要追溯到象形文字了。不过“象形” 在“六书”中只占其一,汉字中真正属于“象形”的不多。再把“书画同源”的概念扩大,便指向书画的工具、表现手段、艺术理念。

绘画“六法”中的“骨法用笔 ”、“经营位置”,相对于书法的笔法、构建。《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又说王献之作一笔书,陆探微作一笔画,“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这又把书画的“源” 拉近了一步。书法之于绘画,还可以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抽象的美学原则,而绘画也丰富了书法的美学思想。

有位画家曾对我说:为什么常谈书法影响绘画而不大说绘画对书法的影响?我想可以从书法更具抽象性这一特点作解释。但既然是“一笔书”、“一笔画”,必定会互相影响。八大山人书法的中锋用笔,构图的空灵虚应,感情的冷峻超逸,很难说绘画与书法的相互影响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2八大山人

我们甚至可以把八大的书法当绘画欣赏,或者把绘画当书法欣赏。还有的画家,在书法中吸收树石的皴擦,兰竹的撇跳,比如石涛、徐渭等。石涛诗句“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说得很好,石涛绘画的“一画”论涵盖了书法,所谓“自一以及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氤氲,天下之能事毕矣”。

诗书画结合,诗在第一位。按作品的视觉形象,画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诗,既实指画上题句,而更重要的是诗意。传统的中国文人画,倘没有题诗,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但有了诗句是否一定有诗意,很难说。而如果有了诗(通过书法载体)却并无诗意,便难以想象那画也果真内涵诗意。从诗、书、画的某一侧面可以看出作者的全面修养。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种境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读者在吟诵诗的同时体味着画的境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也有鲜明的画面。单看这两句,似乎仅有“画”而缺少“诗”,而全诗的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大大拓宽了时空。“窗”、“岭”、“雪”、“门”、“船”都诉诸视觉,却不局限于视觉感官所及,由视觉拓展了想象。诗中有画面而不止于画面,应当说画“意”,进一步说,有“诗意”。诗意从“画面”生发,画意由诗意得到升华。

3八大山人 安晚册 之一

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必求“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美学境界之一种。无论画或诗,其中的视觉形象必定要引起联想才够味。

绘画如果停留在视觉表象,便失去了画意,更谈不上诗意。我们赞赏某幅画,说画有尽而意无穷,这里的“意”,在很大程度上是诗意。西方美学家说过一切艺术都趋向诗,黄庭坚说过“凡书画当观韵”,“韵”虽是各门艺术共有,但首先是诗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把绘画要有诗意看作普遍性的要求。

至于诗中的画意,依赖视觉暗示,又非仅止于视觉。并非诗里所有的视觉形象都能在绘画中以诗意表现出来。画家如果不是发挥想象,发扬个性,单画“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难以体现诗的意境,为此,不但要体味诗人杜甫的原作,更要有画家独特的创造,画家要发挥特有的想象力。我见过一幅画,蜡烛垂泪,春蚕吐丝,题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画者不知,像李商隐这样的名句,几乎不可能以绘画再现。诗中春蚕、蜡炬等形象化的词语,全属象征隐喻,简单化的视觉再现,失去了诗的意境,绘画只成图解,而图解则失去了绘画的本质。

4齐白石 1467 1948年作 烛台鼠戏图 立轴 设色纸本

以我体会,传统的“诗意”,就意境而论,一般偏向于静观的、阴柔的美。但与之相对的动态的阳刚之美,也贯穿于全部诗史,唐诗中比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杰作体现的美学境界,是阴柔之美不可替代的。

我们对诗意的理解,不必只限于古人常举的例证。诗书画结合,完全可以也应当在新的基点上实现新的创造。

画诉诸视觉,诗以语言驰骋想象。两者结合,互相生发又互为补益。画与诗的载体如此相异,而绘画与书法,则同是诉诸视觉,所以一当说起“书画同源”便很容易被接受,书法与绘画的融通,已被长期历史积淀存在于深厚的美学传统之中。

5沈鹏 书法

我们可能较少涉及书法与绘画的相异。这里想先说一说书法有没有“内容”,如果有又是什么。书法艺术以墨线为主导,按照特定的文字形成结构,由一画、二画、三画……直至万画。书法的形式可说即书法的全部。但按照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书法的“形式” 也是有内容的。

把书写的“素材”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几乎是最常见的误解。比如书法家写一首诗,一篇散文,那诗、散文便当作书法作品的“内容 ”了。但是那诗、散文并非直接对应于书法的“形式”,只是书写时采用的“素材”。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就应当以自身的形式与内容为对偶范畴。

倘若只要以书写的文词为内容,书法岂不徒具外形?岂不成了纯粹的某种工具?书法家只要凭借自己的“技术”就可以表现“内容”,书法艺术的独立性到哪里去了?书法的本体到哪里去了?

我感慨书法本体的缺失。无论什么经济文化需求,社会政治活动,到书法家那里大笔一挥便算完成任务,便算有了“书法”。书法家似乎不需要独立思考,不需要坚守艺术本体的立场。我当然不主张书法家置身社会之外,就像任何人不能脱离社会一样;艺术家对社会的动向理应格外敏感。但是只要承认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书法家的那枝笔是个体的存在,那么,书法家就不应当简单地被视为“笔杆子”,书法家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发挥所长。梁启超说过“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但是表现得最亲切、最真实,莫如写字。”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各自出于真情宣泄,不为了“配合” 什么,却真正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意义,就书法本体而论,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唐摹万岁通天帖》里那些信札,倘仅就文词来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相似于今天手机上的短讯,书写者不曾想到传世,更没有想到会成为经典。书法的“素材”和书法艺术本身,全出自真情流露。或许正因为如此,具备了传世经典的可能性。

6把书法“素材”当作书法艺术的“内容”,在理论上是悖谬的,在实践上无益。我们睿智的古人,从来没有把问题混淆,尽管那时还没有“内容”与“形式”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古人的基本观念却很清晰。有关书法艺术的“内容”,我们且从古人大量文字中寻找启示。历代书论,谈到书法的特征,谈到某家某派的风格,有数不尽的比喻,天地万物无所不包。蔡邕《笔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一方印章因为有了背后的故事,显得更加精彩,更加动人………….

1 意与古会

邓石如( 1743 -1805),原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这是邓石如为清代著名画家毕梦熊所刻的一方闲章,五面长款记录此印的缘由。毕在扬州见到邓的篆刻,深为叹服,向邓索印竟遭拒绝。而邓登焦山观《瘗鹤铭》石刻,欲觅拓本而不得。毕知后以家藏旧拓相赠,邓得遂所愿,爰刻此印以报。毕得印后,反复把玩,爱不能已,特撰铭文,请邓刻

于印石顶面,称此印“雷回纭纷,古奥浑芒,字追周鼎,碑肖禹王,秦欤汉欤,无与颉颃,上下千古,独擅厥长”。五面边款,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皆备,记录下一段印坛雅事。此印气势磅礴,邓石如把“以书入印”的理念体现在四字中,又对文字作了印化处理,采用盘曲、穿插、嵌合、疏密等各种手法,开创了邓石如独特的印风。疏密不仅体现在四字三密一疏的整体章法上,而且各字的结体中也有疏密变化,像“意”字上密下疏、“会”字上疏下密,使全印的章法错综复杂,充满变化。

2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这也是邓石如为毕梦熊所刻的闲章,堪称邓石精品中的代表作。邓对毕先是拒绝刘印,后屡相赠,可见两人为莫逆之交。此为苏东坡《赤壁的名甸,边款记录了邓刻此印的由来,邓石如童将此石置于炉上烘烤,石纹幻现出赤壁之图,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于是就在印面苏东坡的名句。此印曾由平潮收藏家葛昌楹收》62年捐赠给西泠印社,现藏于杭州印学博物馆刻在石侧赭红色的斑纹处,所以敖文下缘参差不如山水长卷上的题跋。此印的疏密处理堪称经典,左行一疏三密,右三疏,作者“宽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创作理发挥到极致,呈现疏者更疏,密者更密的效果如刻完此印,叹“化工之妙如斯夫”,一方普的石纹图案竟能激发作者如此绝妙的创作灵感留下如此精彩的传世名作,也真是天意巧合了。

3 见大则心泰礼兴则民寿

2这是一方多字白文印,十字如排成三行则横笔繁密,排成四行则大部分字的空间为长方形,使字形舒展,更能体现邓氏小篆的特征。左右两排字笔画略少,每排三字;中间两排字笔画繁密,作二字排列,左右顾盼呼应,气息相贯。“大”字不似平常作四竖笔的安排,留出了数块红,“心”字也有留红。左边两排虽较密,却也在“礼”字的口部、“寿”字的左右各有小块留红。首排的“则”字为填满空间,取法古文,左侧用两个贝部相叠,与末排“则”字恰成对角而不雷同。此印后归日本印坛泰斗小林斗庵所藏,1988年,童衍方先生访日时,在小林斗庵先生书斋得赏此印,并允钤二纸,一为童自留,一贻对此印非常欣赏的叶潞渊先生,一时传为印坛佳话。

4下里巴人

3巴慰祖(1744-1793).号子藉,安徽歙县人,传世作品不多,这方“下里巴人”为其元朱文代表作。四字两密两疏,恰成对角分布。“下”字下点右撇,“人”字撇划向左;“下”字竖笔向内弯曲,“人”字竖笔与之相背。而“里…巴”两字横笔均密,略向左右扩张,占据相邻空间,四字则相互嵌合,亲密无间。尤其是“巴”字的朱笔略作弯曲,填充了“人”

的上部空间。后来赵之谦对巴慰祖相当敬佩,曾对其好友魏锡曾说,“近作多类予藉”。在他的自用印“赵之谦印”中,“印”字的末笔一如巴慰祖此印“巴”字。而此印对近代元朱文大家陈巨来的影响也很大,陈氏摹刻此印,对篆法略作改动,也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巴慰祖有印谱行世,但此印不在其中,仅在其书作上钤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钱君訇、叶潞渊先生撰写《中国玺印源流》,曾向吴湖帆先生借得巴慰祖书作,把其钤盖的此印作为附图。2009年,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曾拍出一组巴慰祖自用子母套印,四印相套共20个印面,“下里巴人”即为其中一面。

5人因见懒误称高

4此句原出陆游诗,明人陈继儒曾集陆游诗为联:“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此印中行实而左右虚, “人”“称”“高”皆有大块空白互为呼应。此印原为吴湖帆所藏,20世纪六十年代初,吴湖帆找来叶潞渊先生,拿出此石,嘱其磨去刻“十里荷花”,叶先生鉴定此印为吴熙载所刻且为精品,不忍磨去,便向吴湖帆言明,请其另换石章。不料吴湖帆非常喜爱此印石,以为是田黄,执意让叶磨去重刻,叶只得请来陈茗屋先生,将其印面小心地锯下薄薄的一片,另找一方上好的青田石黏上。令人意外的是,锯时发现,此石为粉石染色,并不是田黄。叶潞渊先生在原石上刻下“十里荷花”白文印交付吴湖帆。如今,“十里荷花”印已入藏上海博物馆。201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近现代海上篆刻学术研讨会赏印会”,曾作展示。

6 人间何处有此境

5此句出自苏东坡《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不知人间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吴咨( 1813-1858),字圣俞,号哂予,江苏武进入。吴咨此印以汉镜铭文字入印,充满隶书意味,穿插了很多斜线。如“人”字斜线伸入“间”的肩部,而且贴到右框;“处”字斜线穿到“间”的左竖;“此”字斜线贴近“境”字右上角;而“境”字末笔原应是竖弯钩,也作斜线与底边相接。这种取法印外文字的创新比后来的赵之谦等都先行了一步。赵之谦后来刻“寿如金石佳且好兮”等就用镜铭入印,黄士陵也有仿作,可见吴咨这方印是开了风气之先的。吴咨此印为后人激赏。民国期间,王冰铁、韩登安都临仿过此印。韩登安在边款上说,叶铭曾得到吴咨“人间何处有此境”的隶书横幅,将其摹刻在西泠印社小盘谷崖石间。如今在杭州孤山上还能见到这块摩崖石刻,七字结体与此印完全一样。

7 硬黄一卷写兰亭

6“嫩白半瓯尝日铸,硬黄一卷学兰亭”是陆游《山居戏题》中的诗句,硬黄纸是一种较透明的蜡纸,可蒙在法帖上勾摹,王羲之《兰亭序》原迹相传陪葬于唐太宗的昭陵,流传于世的《兰亭序》皆为摹本,故有此说。胡镘( 1840-1910),字匀邻,号晚翠亭长,浙江崇德人。此印改陆游诗句一字,并称是仿汉铸印。其实,此印线条圆融而瘦劲,如浑金璞玉,将汉铸印、凿印、玉印等风格融为一体,“硬”字石部有长块留红,面积虽大,然与“一”字下方及印底的大面积留红有所呼应,便不觉孤立。此印四周刻《兰亭序》全文,胡镘的款文精致秀雅,在同时代印人中别树一帜,所以求刻者特地请他用切刀法摹刻翁方纲缩本《兰亭序》,原帖涂抹修改处悉如其本。印顶有胡镘摹刻吴徵所绘《兰亭修禊图》,尽显笔意。胡镬是刻竹、刻砚的高手,故能将此图刻得如此精到。

8 明月前身

7吴昌硕( 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浙江安吉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是司空图《诗品》中的句子,而吴昌硕刻此印却别有怀抱。此印刻于己酉(1909年),当时吴昌硕66岁,寓居苏州时忽梦见其原配章夫人,此时距章夫人去世已近半个世纪,吴昌硕感慨万分,刻了“明月前身”这方印,并在印侧刻下章夫人背影,又在另一侧用阳文刻下“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

吴昌硕与章夫人在1860年定亲,不久,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吉彰吴一带交战,为避战乱,章家将已定亲未过门的女儿送到吴家,两人来不及结婚,吴昌硕与父亲逃难离乡。两年后吴昌硕归乡才知道,章夫人死于饥病后无棺木盛殓,草草埋于庭前桂花树下。吴昌硕在庭前挖掘竟一无所获,所以“明月前身”寄托了对章夫人的思念之情。此印用近石鼓的小篆刻出,吴昌硕经常在其梅花图上钤用。

9 松石园洒扫男丁

8得到吴昌硕为其所刻印章最多的应数阂泳翊,他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阔妃的侄子,历任兵、吏、刑、礼曹判书等要职。1885年10月,闵被刺险些丧命。1887年被放逐,辗转来到上海,与蒲华、吴昌硕等有深交。吴昌硕与他相交30多年之久,为其刻印达300

余方,有姓名及“竹楣”“园丁”及“千寻竹斋”等字号斋馆印及闲章。这方“松石园洒扫男丁”即为其一。此印章法为“三三一”,将笔画较少的“丁”字单独一行,其余六字密布,形成大疏大密的格局,六字互相紧贴,右侧边栏几乎借用竖向笔画,上方边栏也多残损仅留几点红,左边和下边则处理成粗重厚线。“园”字下弧加粗代替底边,“男”“丁”两字的垂

笔穿破框线,这都是吴昌硕对边栏的个性化处理。此印线条的粗细变化生动地体现了其用笔的顿挫提按,笔墨韵味尤为浓烈。

10 西泠印社中人

9作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吴昌硕刻过一方“西泠印社中人”的印章,不过,这方印章并非自用,而是应印社两位创始人吴隐、叶铭之请,为印社早期社员葛昌楹所刻。印中六字揖让有致,互作穿插,章法静中有动,文字有数处穿出印边外,与印边浑然一体,是吴昌硕晚年作品。葛昌楹自己并不刻印,而是以藏印、集印为一生之任,如民国初年编辑《传朴堂藏印菁华》,抗战时倡导编辑《丁丑劫余印存》,后又编《明清名人刻印汇存》,这些都是近现代篆刻史上最有影响的印谱。西泠印社所藏明清名印,如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听鸸深处”、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都出自葛氏捐赠。这方“西泠印社中人”印,后从葛家散出,最终为日本印学泰斗小林斗庵所得。201 3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小林斗庵先生特此印捐献给西泠印社,这方印终有了最好的归宿。10

1倪瓒/致茂实书札一通

倪云林此札致茂实,小楷书,书体瘦劲散淡,与其传世名作《六君子图》(四十五岁作,上海博物馆藏)及《松林亭子图》(五十四岁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书完全一致,瘦长细挺,洒然出尘,有高雅的书卷气。与他晚年较粗的方扁体势稍异,但用笔的遒劲及雅致则贯穿如一。茂实似为松江沈腾。而札中所云“廷璧”者,当为李元珪。元珪元代河东人,酷志读书,工诗,晚年居吴中,都与云林故里无锡相近,从此信内容看,似亦非同居一地者。又信中所言“冶工未还”事,则可能与云林三、四十岁时家中修缮庭园或冶炼丹药有关,而倪氏五十以后,泛舟浪迹五湖三泖间,或偶寄居友人处,已无此闲趣矣。故内容与书体,皆可推其为四十左右中年之作,诚可宝也。札旧为张葱玉所藏,葱玉一代鉴定巨匠,所藏宋、元、明书札多而且精,四十年代末家道中落而大多售出,现见之于各大博物馆者甚多。此札当时售与张文魁,今归大陆,亦幸事。

大字精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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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瓒再拜。廿一日,廷璧家人来,辱手毕具审,近履胜常,迁居已就绪,深用慰。浣仆比两奉书,期从者一来此。示报乃云冬至前后可来。何约返远耶?此月尽或后月初千万即为一来,虽冶工未还,足下亦须自来,盖有一语商略,立俟之。不必待之也。谨具记。不一一。十月廿三日,瓒启上茂实征君侍史。

1在遥远的东晋活跃着一个

颇具传奇色彩的名门贵族,

他们便是以“书圣”王羲之

为代表的顶级门阀士族。

王家近三百年间书艺传承不断,

人才辈出,极尽文采风流,

成一蔚然壮观的文化景象。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名副其实的王氏家族,

感受来自书法史上,

最风流的一家人的旷世才情吧!

2王羲之《行穰帖》

王羲之(303—361),从卫夫人学书法

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3王羲之《黄庭经》

东晋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中,最显赫的要算王氏家族了,而书法成就最卓著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竞较,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是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王氏的骄傲在此,东晋书法的骄傲也在这里。

4王羲之《丧乱帖》

王羲之伯父——王导

王导,字茂弘,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著名政治家。王导从小有远见,才智出众,度量宏大。十四岁时,陈留高士张公见他相貌不凡,惊奇地对他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志气,真是将相之才!”王导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

5王导《省示帖》

6王导《改朔帖》

王羲之夫人——郗璇

王羲之的妻子名璇,字子房,太尉郗鉴家中的掌上明珠。这位奇女子书法卓然独秀,空灵飘逸,被称为“女中笔仙”。她熟读经书,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她与王羲之结为夫妻,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有一段佳话传颂至今。

7王羲之夫人郗璇墓识

郗鉴与王羲之的伯父王导交好,世交联姻。郗家派人去王家探听风声,目测女婿人选时。其他王家子弟,都穿戴上最华丽的衣饰,展示翩翩风度,急于在相亲中胜出。可惟独一位青年人泰然袒腹倚卧,不修边幅,一派率真,怡然自得地一手吃胡饼,一手扇扇子,这人便是王羲之!

郗鉴因王羲之不矫揉造作、超凡脱俗的品格,便选了他做女婿。婚后小两口幸福如在天堂,每当王羲之陪伴郗璇闲步于建康城时,满城花树尽失颜色。玉树临风的夫妇,琴瑟和鸣,精神相契。郗璇为王羲之培育了八个子女,各个才貌双全。王羲之寿命不长,但妻子却享有九十多岁的高龄。

王羲之长子——王玄之

王玄之是王羲之的长子, 字伯远,工草书和隶书。永和九年,暮春之晨,会嵇之阴,王羲之写下惊世名作《兰亭序》,这次雅集他除了邀请朋友,特地带上他的子女,王玄之也在内,作诗一首:“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并有帖传世。

王羲之次子——王凝之

王凝之,字叔平。历任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亦工草书和隶书。王凝之曾在《兰亭集》里留下:“荘浪濠津。巢步颍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细缊柔风扇,熙怡和气淳。驾言兴时游。逍遥映通津”的句子。其妻为谢道韫,著名才女,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女诗人,谢道韫嫁到了王家之后,一次,小叔子王献之舌战群儒,终于力不能敌。这个时候,还是坐在青绫幕幛之后的谢道韫,引经据典地救了他,客人词穷而甘拜下风,“未若柳絮因风起“典故讲的就是她。

8《八月帖》局部·东晋·王凝之

王凝之的此帖笔法以清劲为主,开篇时稳健时迟缓,中后篇用笔速度较快,笔画也变得活跃跳荡。

王羲之三子——王涣之

三子王涣之,自幼向学习父亲书法,达到了形似的程度,善行草书。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

王涣之参加了传誉千古的兰亭聚会,留有兰亭诗一首:“去来悠悠子。披褐良足钦。超迹修独往。真契齐古今。”

9王羲之四子——王肃之

四子王肃之,字幼恭,历任中书郎、骠骑咨议。参加过父亲王羲之主持的兰亭聚会,并有诗流传于后,其在兰亭集会上所作兰亭诗: “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吟咏曲水濑,渌波转素鳞”,只是不见其法帖传世。

王羲之五子——王徽之

王徽之(公元338年-公元386年),字子猷,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是兄弟中在书法上有突出成就者之一。喜欢赏竹,生性高傲,放诞不羁,对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旷达通脱,显示出魏晋时期,名士们任性适情的生活态度,不失清高和风雅。其书法有“徽之得其(王徽之)势”的评价,后世传帖《承嫂病不减帖》、《新月帖》等。

10王徽之《新月帖》

此帖以行楷为主,挥洒自如,笔法多变,妍美流畅。释文:臣九代三从伯祖晋黄门郎徽之书。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胜,奈何奈何。念痛慕,不可任。得疏知汝故异恶悬心,雨湿热复何似,食不?吾牵劳并顿,勿复,数日还,汝比自护。力不具。徽之等书。姚怀珍,满骞。

王羲之六子——王操之

六子王操之,字子重。历任秘书监、侍中、尚书及豫章太守等职。其妻贺氏。贺氏祖父为当朝司空贺循。

11王羲之七子——王献之

12王献之《廿九日帖》

七子王献之,字子敬,小名官奴,为兄弟中书法成就最高者,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王献之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攻草书隶书,也擅长绘画。他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自创新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

13王献之《中秋帖》局部

王羲之重外孙——谢灵运

王羲之惟一的女儿,有一外孙为著名诗人谢灵运。谢灵运为王羲之的重外孙。在这种家风环境的熏染下,他与生俱来就有“兼抱济物性,而不缨垢氛”的襟怀。但朝代更迭,时势变迁,仕途蹭蹬,又使“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傲世自负的他失望至极,“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借优游山水来摆脱人生的失意和悲苦。

《莲社图记》册为文徵明1530年作。钤印:文征明印、悟言室、停云。溥儒题“此卷结体精密而有宽绰之致,侣不经意而有山阴家范,公书中之上驷也。宝之当何如哉?乙未(1955年)秋七月旅夜题”。1 2 3 4 5 6 7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