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书法史上，董其昌一派的严谨秀逸之风曾在明末清初盛行，而王铎取法高古，与拘谨乏趣、滑弱无力的书风相抗衡，大胆创新，开创一代书风。他是书法史上一位杰出的革新人物。青年时代的王铎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很早就有了反思潮的奇倔胸怀，在他的《拟山园选集》中的《文丹》中，集中表露了他惊世骇俗的审美观。他最大的成就是在于他超迈雄奇的行草书。他的行草书，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

王铎草书《杜甫秋兴》卷，(五十五岁作)自署书于丙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纸本，凡六14行，共324字，纵28厘米，横420厘米。广州美术馆藏。

释文:

杜陵秋興 王鐸書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雕欄繡(檻)柱圍黄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 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千家山郭靜朝暉盡日江頭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匡衡抗 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落此二句補之)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堪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車馬 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樓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筆昔曾千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虚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 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杜詩(年)千古绝調每見有哂之者姑不辭遇求書則書之而已萬世自有定評當不知道也丙戌三月夜孟津王鐸書巖 筆先生偶得此不嫌其拙同孝升書字時至五月十三日夜

(二)造境

造境即创造意境，造境设计与情景关系至深，李渔《窥词管见》：“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景因情气韵生动，情因景曼衍悠扬。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乃摹写情景之具，情融于内而深且长，景耀于外而真且实。”刘熙载《词概》：“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清人张德瀛在《词征》卷一触及“情景交融”技法时说：“词之诀曰‘情景交炼’，宋词如李世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情语也;梅晓臣‘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景语也;姜尧章‘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景寄于情也;寇平叔‘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情系于景也。词之为道，其大旨固不出此。”情景技法，不外乎“交融之道”，其表现形态多样，各具其妙。

造境设计，一般分为四种：情景互映、景因情设、情随景生、情景浑成。

1、情景互映

情景互映即情景双绘造境，“情景双绘”最早由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提及，例举秦观“落红万点愁如海”，先绘景“落红万点”，后抒情“ 愁如海”，情景两分又相互衬映。情景互映在古典诗词中被广泛采用，且为古典诗学大家所首肯。范仲淹《苏幕遮• 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堪称情景双绘互映之典范。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在《唐宋词简释》有细致解析：“上片，写天连水，水连天，山连芳草;天带碧云，水带寒烟，山带斜阳。自上及下，自远及近，纯是一片空灵境界，即画亦难到。下片触景到情，‘黯乡魂’四句，写在外淹留之久与相思之深。‘明月’一句陡提，‘酒入’两句拍合，‘楼高’点明上片为楼上所见。酒入肠化泪亦新。”词作以“景先情后，交相互映”之技法完成造境之“绝响”。

情景双绘不单显示为相生关系，亦可相克互映。在造境中，情景相克甚至能强化互映关系。当情和景相反时，会在情景谐和中造成一股因物我冲突而内外反衬之张力，增强作品表现力。如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一词，上阙状写江南初夏景色，下阙抒怀流客漂泊之哀，景之暖色与情之冷色 ，反差至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上半阙云：‘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 。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正拟纵乐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是鸟鸢虽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是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借。”所谓“顿挫之妙”，正是主体在造境中追求情景相克之张力的一种布局策略。

2、景因情设

景因情设，即因情设景，是立足于景的“情中景”设计。主体情感渗透进过程性事象，主体情思感发凝定性景象，由景获得感兴，完成以景造境活动。刘熙载《艺概•诗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吴乔《围炉诗话》：“景物无自发，唯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周颐《蕙风词话》云：“宇内无情物，莫如山水。古今别离人，何一非山水为之阻隔，明王泰际《浪淘沙》：‘多应身在翠微间，归看双鸾妆镜里，一样春山。’由无情说到有情，语怨而婉。”宇内无情之山水，几被“古今别离人”控变为有情之物，实为词人移情使然。在以景造境活动中，诗词创作之景物，已非客观自在之景物，“万象皆为我用(沈祥龙《论词随笔》)”，造境之景实已演绎为主观之景。主观之景可细分为“目接之景、虚拟之景”两类。与之对应，在因情设景、化实为虚的造境中，其情景设计亦分为“借景言情、情化景物”两类，尤以前者为甚，颇受历代诗人词家青睐。

(1)借景言情，是情寓于景的设计。所借之景为目接之景，虽受主体融情于景之主观控制，但有一定客观性，具有借景言情之功效。《词说》曰：“词亦融情于景”;贺裳《皱水轩词筌》：“凡写迷离之况者，止须述景。如‘小窗斜日到芭蕉，半床斜月疏钟后’，不言愁而愁自见;‘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景中自含情无限。”“景中有情”是古典诗词造境设计中一条美学原则，其景在诗词中并非纯粹自然之景，而是融合主体情感之景。袁枚《随园诗话》：“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况周颐《蕙风词话》：“填词景中有情，此难以言传也，元遗山《木兰花慢》云：‘黄星，几年飞去，澹春阴，平野草青青。’平野纯青，只是幽静芳倩，却有难状之情，令人低徊欲绝。善读者约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沈祥龙《论词随笔》：“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中，斯寄托遥深，非沾沾于一物矣。”提出“借物以寓性情”之美学要求，即咏物当暗透情感意志，通过寓情含志潜藏意蕴，创造优美之意境。

借景言情设计技巧分为两类：动态叙事言情与静态素描言情。

动态叙事言情，是对人事的过程性叙写，是创作主体作定向联想的一种暗示设计。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主体采用对人事的过程性动态叙写，反复描绘抒情主人翁对伊人刻骨铭心的寻踪感怀。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清人徐增《而庵说唐诗》评曰：“夫寻隐者不遇，则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来作波折，妙极!有心寻隐者，何意遇童子，而此童子又却是所隐者之弟子，则隐者可以遇矣。问之，‘言师采药去’，则不可以遇矣……曰‘只在此山中’，‘此山中’见其近，‘只在’见不往别处，则又可以遇矣。岛方喜形于色，童子却又曰：‘是便是，但此山中云深，卒不知其所，却往何处去寻?’是隐者终不可遇矣。此诗一遇一不遇，可遇而终不遇，作多少层折!”主体对人事的过程性叙写顿挫生姿，委婉莫测，造境设计一波三折，曲尽其妙。

静态素描言情，此类设计排除景象、事象的过程性表现，直接以语言素描透现主体情意。分为两种，一种是先作静景呈现，后用情语提点，汉魏六朝诗作设计多出此类。如阮籍《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前三联取实景事象、意象组合，以深宵氛围凸显孤独哀婉之境况，尾联言情点化“忧思之心，夜永难寐，”就果释因，首尾呼应。另一种静态素描言情从始至终借景言情，贯彻如一，此种技法于唐宋词家尤为擅习。如李煜《望江南•闲梦远》：“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卢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从“闲梦远”起景，到“笛在月明楼”景语终结，抒发人世间游子、思妇共有的那份无法团聚的旷远哀感。全篇借景言情首尾应合，浑然一体，其圆美流转的造境设计在词中得到充分体现。后继词家冯延巳《清平乐•雨晴烟晚》、晏殊《踏莎行•小径红稀》、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姜夔《点绛唇•燕雁无心》等创词技法同出一辙，实为情景设计之高格。

(2)景因情设的另一类造境设计，是情化景物，即景物随诗人的情感变化而变化，实景高度主观化以致变形，此类造境设计有一定难度。如杜甫《春望》一诗，吴乔《围炉诗话》评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乐事而溅泪惊心，景随情化也。”刘禹锡《望洞庭》诗云：“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远望中的洞庭山水植入诗人的情思感触，虚化为主观之微缩景观，不仅无损于所造之景，反而使诗作具有视觉触发的深远情味及心灵感应的圆美流转。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亦为“情化景物”之典型设计，只是造境采用了景观扩张技法。

3、情随景生

情随景生，即以景生情，是立足于情的“景中情”设计。主体被过程性事象催动情思或凝定性景象串联情感，从而激活联想，完成以情造境活动。古典诗词描述之景，非单纯客观之景，其实是存在于主体主观视域，具有感发情思功能之景。古典诗词抒发之情，也非单纯主观之情，亦是融入客观环境，具有激活主体景象联想功能之情。以景生情以造境的设计，分为两类：情景潜共存，情景显共存。

(1)情景潜共存。此类设计，情感高度凝炼，呈裸现之态，主体激活联想无需景物辅显，景与情处于潜共存状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壶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清人赵翼《欧北诗话》评曰：“至今脍炙人口，皆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此种世人共生之“同感”现象，实为主体情感高慨，将普遍人性极度提纯之故。主体联想潜能高强度发挥，使人一旦触及，内心便引发类似联想，激发共有之记忆、经验，步入共同意境之中。王驾《古意》：“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思夫、忧夫“至情至苦”，无以复加。黄叔灿《唐诗笺注》评曰：“情到真处，不假雕琢，几成天籁”。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意境设计以无限宇宙情怀的高度浓缩来造境，使情感激活联想无限扩展，“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感召宇宙“应合之景”与之潜共存。清人黄周星《唐诗快》辑评：“胸中自有万古，眼前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泣鬼。”子昂以裸现之宇宙情造境，凭借高格之情景潜共存设计，达到最高规格之完形。

(2)情景显共存，即立足于情，让景与情显共存。有两种设计技巧，一种是以情催动过程性事象再深化情感，一种是以情串联凝定性景象而深化情感。

①以情催动过程性事象再深化情感的情景显共存造境，是情发景景又生情的设计，事象流变呈现为过程性，类似袖珍叙事诗之情节段，以此感发、深化情感。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场景设计呈现为两个情节段：抒情主体玉阶伫立，因露浸罗袜而退帘入室;夜久不眠，下帘望月自遣。场景变化，显系事象之流变。《唐宋诗醇》评曰：“玉阶露生，待之久也;水晶帘下，望之息也，怨而不怨，唯玩月以抒其情焉。此为深于怨，可以怨矣(蒋杲)。”《玉阶怨》“虽不说怨而句句是怨(翼云)”，主体以实化虚，让情节段—过程性事象来催生情，事象间呈现出有机的流变，从而牵引怨情加浓、深化。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全词分上下两阙，各为一完整情节段，上阕状写晨起空房游走，心绪难安，借淡酒解闷，忍晓风逼人，抬望孤雁经天，心魂若有所失之悲情;下阕描摹整日独对空庭，临窗待黑，叹黄花瘦损，听雨打梧桐而挨尽黄昏之寂寥。第一情节段借“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正伤心”之情，催动淡酒晓风、旧雁横空等过程性事象流动来深化表现“以情设景”之特征。第二情节段以“怎一个愁字了得”之凄语感慨，抒发情何以堪，人何以待之心境，催动孤影长日、细雨黄昏等过程性事象流动，同样鲜明表现出情景关系中“以情设景”之特征。词作始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开篇，集中裸现“愁”之形态，凸显以情造境笼罩全局之“情”调。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评曰：“一个愁字不能了，故有十四叠字，十四叠字不能了，故有全首。”十四叠字对“愁”所作的强烈而鲜明之表达，是催生全词意境的关键，然其动力之源则是上阕与下阕情节段的发展与过程性事象的流变，以之完达情发景景生情之曲美演绎。此词是情景显共存，情催动过程性事象再深化情感以造境之绝佳代表作。

②以情串联凝定性景象而深化情感的造境设计，类似古典诗词中的“点染”技法。刘熙载《词概》：“词有点，有染。柳词《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多情’二句点出离情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所谓点染造境，即主体预设一条直接抒情线贯穿始终，在抒情线上确立几个重要的抒情点，选取多种与之能建立感兴对应关系的凝定性景象沾附于上，对直接抒情线上需突出、强化的“情点”进行渲染。这些凝定性景象之间，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是受主体预设之“情”驱动，被硬性串联而形成情景整体。附着于抒情线上的凝定性景象则起着点染抒情点的作用。李商隐《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来释析纷纭，歧见集中于颔联与颈联，以致元好问于论诗绝句中概叹：“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色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其实，《锦瑟》系伤悼青春年华之作，贯穿全作的是一条哀叹命运无端、生涯无奈的直接抒情线，颔联(第二联)与颈联(第三联)是分属时间、空间的凝定性景象，于深层隐喻外建立起连锁感发关系，使《锦瑟》体现出以情串联凝定性景象，从而实现由情发景递进为由景生情的造境设计。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言通体妙处俱自“无端”起始，颇有见地—“锦瑟一弦一柱，已是令人怅望华年，不知何故有此许多弦柱。令人怅望不尽，全似埋怨锦瑟无端有此弦柱，遂自无端有此怅望，即达若庄生，迹迷晓梦;魂为杜宇，犹托春心;沧海珠光，无非是泪;蓝田玉气，恍若生烟。触此情怀，垂垂追溯，当时种种，尽付惘然。对锦瑟而生悲，叹无端而感切。如此体会，则诗神诗旨，跃然纸上。”此种以情造境设计，近体诗多采用，尤为词家擅长。沈谦《填词直说》：“贺方回《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不特善于喻愁，正以琐碎为妙。”词中“烟草”、“ 风絮”、“ 梅雨”为非关联景象之拼合，看似予人以零碎感，但内在却被“闲愁”串联，与“闲愁几许”直抒之情相呼应，反而使词作曲折有致，造境幽深。此种设计，于诗词外在形象，常给人以琐碎之感，不免受人非议，若识点染之法，尽皆释然。

立足于情，以情串联凝定性景象造境，是古典诗词最具现代价值的造境设计，被广泛应用于现代诗词创作。

4、情景浑成

情景浑成之造境设计，就古典诗词而言，实为最高类型之设计追求。

此类造境设计，情景混茫一片，虚实合体，不知何为情，何为景，情景关系呈现天造地设般化工之妙，不言情而情自现，不言景而景自显，呈现出“物我两忘”的显著特征。王夫之《薑斋诗话》：“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清人方世举《兰丛诗话》：“诗有不必言悲而自悲者，如‘天清木叶闻’、‘秋砧醒更闻’之类，觉填注之为赘;有不必言景而景自呈者，‘江山有巴蜀’、‘花下复清晨’之类，觉刻画为之劳。”在古典诗词创作中，主体用于造境之情景，其实都是经过心灵再创造之产物，体现出诗词内在质的规定性，细加体察，方识机巧。

情景浑成以造境的设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众生万物皆备于主体，另一种是主体融入众生万物，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着我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1)众生万物皆备于主体的造境设计。清沈祥龙《论词随笔》：“榛苓思美人，风雨思君子，凡登高吊古之词，须有此思致。斯托兴高远，万象皆为我用，咏古即以咏怀矣。”沈氏“万象皆为我用”已触及“有我之境”之根本。此类造境设计，备受古典浪漫诗人推崇，其代表作首推屈原抒情长诗《离骚》。《离骚》历来被研究者推为屈原忠君爱国之作，直至近年来，才有学者从主体追求生命价值高度给予新的评价，从而为我们从诗学角度揭示出这是一首“众生万物皆备于我”的造境设计之作。主体“在自由幻想的梦幻般世界中驰骋感情”，运用神奇的幻觉和跳跃式联想，驱驾万物如山、水、日、月、风、云、雷、凤凰、美人等为其所用，揭示出生命价值存在于永恒的“上下求索”之中，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只有过程，没有终极。诗仙李白《日出行》“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其造境设计与《离骚》异曲同工。此种情景浑成之造境设计，于后继词家亦有杰出展示。张孝祥《念奴娇•洞庭春草》：“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此词借洞庭夜月之景，抒发作者高洁忠贞之襟怀与飘潇豪迈之气节。上阕描写主体夜乘扁舟过洞庭，身处清幽之境“悠然心会”，步入宇宙之共融境界;过片以“孤光自照、冰雪肝胆”与天地“表里”相呼应，将主体置身于“素月分辉，明河共影，玉鉴琼田三万顷”之澄澈宇宙之中，在“稳泛沧溟空阔”中扣舷独啸：“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词作尽情抒发主体主宰宇宙之气概，全方位清晰地展示出“万物皆备于我”之造境特征，为词坛少有之佳作，颇受词学理论家称道。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评曰：“孤光自照下非唯形骸尽损，即乾坤不知上下也。”王闿运《湘绮楼评词》将其与苏轼《水调歌头》比较，赞评曰：“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

(2)主体融入众生万物的造境设计。即物我同一到物我两忘(无我之境)之设计。此种设计以物观物，主体依赖比兴功能“具现”感发独特情思之“景”而达象征(普遍性意义)之效。共分为两类无我之境设计：体认类与体悟类。

体认类无我之境之设计，主体非如实呈现自然之景，而是刻意排景造境，引导定向联想与欲暗示的“普遍性意义”相呼应，达到体认中对智性的认知。如王维《临高台送黎拾遗》：“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诗题定位“送友人”，看似别情之作，实则晓有深意。清人徐增《而庵说唐诗》：“此纯写临高台之意，勿呆看一字，方有得。”主体“临高台”而送别，望川原旷远，天涯无际，在离情别绪背景之下，揭示众生万物共存于苍茫宇宙之感兴隐喻，借日暮时分“飞鸟还”而“行人去”之场景变换，置身于生命存在之交替中，感兴对宇宙循环运行律之体认。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由两组对句组成，以情景浑成造无我之境。四个景象外在虽无联属，但相互间以各自特异感兴的实质内容相呼应，内联紧密，设景造境实属有意为之。第一组对句“黄鹂鸣翠柳”与“白鹭上青天”，一静一动，构成众生共存之和谐，第二组对句“西岭千秋雪”与“东吴万里船”，一永恒，一旷远，构成万物互聚之协调。主体通过意象化景象内在的感兴呼应，成功地构架出一幅宇宙众生万物生态平衡的和谐彩图，借此感兴对宇宙内在平衡律之体认。

体悟类无我之境之设计，主体对自然之景作如实呈现，一切场景自在聚合，感兴情味直接与欲暗示的“普遍性意义”相呼应，达到在体悟中对“真意”的感悟。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此诗前后两联诗句之间，在貌似分离的情景氛围中呈现出潜心化解“客愁”式的递进演绎。清人刘宏熙在《唐诗真趣辩》对其评析曰：前二句“烟际泊宿，恍置身海角天涯，寂寞无人之境，凄然回顾，弥觉客行之远，故云‘客愁新’”;后二句“野唯旷，故见天低树，江唯清，故觉月近于人。”主体借“天低”、“月近”之景，感兴天、月近人之“亲”，隐喻来自生命故乡、灵魂家园的温柔情思对漂泊者的心灵慰藉，引导对生命故乡、灵魂家园之神秘体悟。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州。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金圣叹《选批唐诗》云：前四句除第二句写“黄鹤楼”，其余皆写“昔人”思致。第一句“写昔人”，第三句“想昔人”，第四句“望昔人”，前四句全为景象、事象之组合;后四句抒发乡愁，金圣叹批曰：“五六句只是翻跌‘乡关何处是’五字。言此处历历是树，萋萋是州，独有目送乡关，却是不知何处。”五六七三句亦是景象组合，结句“烟波江上使人愁”借景抒情，点睛之笔。“黄鹤楼”因“昔费文祎登仙，每乘黄鹤于此楼憩驾《太平寰宇记》”而得名。“乘黄鹤”作为典故，已成为通达神天仙境之影射，“黄鹤”也被赋予原型象征—能与众神沟通之精灵。俞陛云《诗境浅说》评曰：“谓其因仙不可知，而对此苍茫，百端交集，尤觉有无穷之感。不仅切定“黄鹤楼”三字着笔，其佳处在托想之空灵，寄情之高远也。”主体借登楼之思，实是抒发对宇宙感兴之体悟。“白云千载”飘走悠悠岁月，黄鹤一去再不飞回，眼前晴川汉阳树历历在现，芳草之滨鹦鹉州萋萋可求。然通往神天仙境之路，音信渺茫，再难访寻。主体置身苍茫暮色、浩渺烟波之中，向冥冥天宇发出喟然长叹：生命的故乡何在?!灵魂的家园何在?!崔颢《黄鹤楼》以其波诡阔宕之设计，造就出一片富有宇宙感兴色彩的体悟式无我之境，造境之奇绝幻化，实不负“唐律第一(《沧浪诗话》)”之美誉!太白后尘之作《金陵登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造境技法相与、格调媲美伯仲，可资借鉴。

草书，尤其是狂草，给人的艺术感受和启迪，是其他书体所不及的。要写好草书，必须有深厚的功底，主要是须过“五关”。

(一)

动感关

草书的笔画要动静结合，以动取胜。唐代王邕讲怀素的狂草云：“忽作风驰及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伸眉如劲铁。”这一描述说明动感是草书的重要特征，没有动感就不叫草书。怎样写才能有动感呢?首先是行笔要讲求提按顿挫，不可使线条粗细一样。只要提按纯熟了，线条就会有轻有重，肥瘦相间，并能见列点画的气势，自然就动起来了。其次要讲求结体的形态动感。许多象形字，易于造型的，应精心设计，使其形态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再次还应讲求篇章的动感。一幅好的草书作品，应能安排出：字忽大忽小，忽正忽侧，沿着主轴线，时有奔腾直泻，时有左右摆动。再加上能有几处醒目的“字眼”(指易造型的大宇)，整幅作品就会出现龙飞凤舞的效果，自然就能强烈地吸引观者反复品味、联想。

(二)

流畅关

草书最忌滞呆，最重流美。要过流畅关，先要练好一笔成字?不少字都可以一笔写成，笔画多的偶有不连，但要血脉不断，即笔断意连。将一笔成字练好了，流畅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再进一步就要解决好一气呵成的问题。这里讲的气，是指字的气势，而不是说要一口气写几行字，一气呵成对篇章而言，是要写成如行云流水，大气连绵;达此水准者，首数“颠张狂素”。如张旭的《古诗四帖》，可以看出在重同联前提下的气脉贯通。而怀素的《自叙帖》，不拘规矩，狂逸酣畅，自由奔放，数百字一气呵成，其驾驭笔墨的能力，造型布白之巧妙，后人很难达到。要把握篇章的流畅，就要重视字与字、行与行如何自然连接，要通过引带牵丝的技法来处理，但又不可游丝过多，不易连的不要硬连。这里说的是连绵草的艺术风格，至于章草、今草如何求得篇章流畅，不可一概而论，还应根据不同特点和要求把握。

(三)

多变关

草书的笔画，结体和章法都讲求变化。如笔法，所有书体都主张中锋用笔，以显示笔画的力度，而草书则不排斥侧锋用笔，以求秀美华丽。草书用笔讲求的是中锋为主侧锋为辅，相辅相成，刚柔相融，环弧绞转并施，所以草书的许多线条出现了似圆非圆、似方非方的妙笔，有时还掺杂一些篆、隶等等的笔画，或笔顺倒插等。可以说熟练地掌握了草书的笔法，就获得了草书的灵魂。再如字型结体的多变。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写有20个“之”字、8个“以”字、7个“不”字，结体无一雷同，为我们追求多变作了典范。草书字的大小、轻重、正欹、聚散、交错等，讲求自然变化组合，不搞拼凑，方能显出千姿百态，增强草书的艺术魅力。至于通篇布白中的多变，应是跌宕起伏、错落有致，体现不同的艺术风格。

(四)

节奏关

草书写起来比其他书体快捷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字体的简化(用符号)和连笔所致。由此不能认为草书写得越快越好。尽管疾书能反映出对线条、字型、章法、墨色掌握的熟练程度，但是要一挥而就，却不是一件易事，它是艺技成熟的结果。因此，写草书除了掌握疾行，更要重视节奏，必须严格遵守章法规范书写，不可随意潦草。这就要求书写起来，疾迟交替，提按相间，笔画交代清楚。需快时，如飞动之笔画，必须疾行，慢了就出现不了飞动的效果：有的笔画要用勒涩法，速度就要慢一些—节奏感中比较难把握的是疾涩，速度过快看不出涩迹，用墨太多也出现不了，必须掌握速度和墨量都要适当才行。

(五)

神采关

这是最难过的一关。何谓神采?一般指书法的精神和意态。过此关必须形神兼备，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形质是产生神采的前提和基础，要过神采关，在形质上多下功夫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还应懂得，它不是全部，因为神采还来自对时代精神的把握：由此可以讲，立意比立形更重要。立不好意，精神何来?须知草书乃是意象结合的抒情艺术，只有先教育激励自己，才能感染鼓舞他人，引起共鸣。

用笔一直是古今书人最为关注的事情。然而到具体措施，盖莫能言。即便有所指证，也如中医论病，而语焉不详。一方面是因为用笔技艺高难，语言难以表述，一方面也是因为笔锋的运作极不显现，书家自身也多不能实证，即便偶有所悟，也不过大概。所以涉及到用笔的具体措施，古今不见有传。

笔法可分为通则和基本技法两部分：

一、笔法通则

1.铺毫法则

铺毫指的是笔锋运行时所有每一根锋毫都必须顺顺地平铺纸上。哪怕提笔少至只有两根锋毫着纸，也应如此。

铺毫是一切技法的平台，悖离铺毫法则一切技法都失效。

2.弹力中介法则

弹力中介法则是施力法则。笔锋的运作必须通过笔毫自身的弹力来操控，指腕的力量不可直接加到笔锋上去这就是大力者并非自然书家的道理。弹力之于笔毫犹烈马之于缰。失去弹力的控制，锋毫则不能同步。

3.笔势法则

笔势法则是指笔锋的运行要依笔势而行。笔势是指笔锋运行时的姿态与体势，其要点是最适合在运行方向上运行的笔锋的体势，追踪锋面是依势行笔的要领。即在不同的运行方向上，必须以相应朝向的锋面着纸。这样可以避免笔锋扭拧，产生有害的扭力——“麻花劲”，以导至“笔主运”情形的发生。

古人称的“使转”就是指转换锋面的技术。这是高难的技能。用笔的全部学问，几乎尽在使转。

4.藏锋法则

藏锋指的是笔锋的运作要在画内完成。唯一的目的是避免笔锋在转换体势时，锋端将已写好的点画造型涂抹破坏掉、锋欲藏，必须缩，缩锋必要提笔。一画之内要数次变换笔锋，因而要数次提笔。所以古人特别强调“要提得笔起”。所谓“提得笔起”是说要提得精准，要恰到好处，既不过，又不可不足。之后，还有笔心位置问题。这又是一项高难的技术。

5.涩行法则

涩行法则是指笔锋的运行必须抓取笔下的涩力而行。关于涩力产生的机理，我们可简单理解为不可使笔锋滑行纸上就可以了。抓住涩力行笔，则点画有笔力，否则则浮则漂，所谓疲软者，即是。用笔通则实为用笔根本大法。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指的就是这部用笔通则。后人不明乎此，大有不以为然者。以为时代有变，风尚有别，不囿古法，才能创新。何其“千古不易”为!勇于创新，斯足可道，然风尚可以变革，客观规律不可变革。用笔法则即非权势的规定也不是名人效应，而是顺应书写工具故有的物理属性的法则。因而“用笔千古不易”是科学论断。“天不变道亦不变“，笔不变法亦不变。

二、用笔基本技法

用笔基本技法是书写中处理笔锋转向时的技术措施。用笔的基本技法总的来说只有三法：藏锋法、使转法、和收笔法。

1.藏锋法

藏锋是用笔的基本技法之一，基本原理是通过提笔来缩小笔锋的体积。但这并不是藏锋技法的全部。笔锋体积缩小了，笔心的位置必发生变化。笔心是主骨的，笔心的位置决定骨的位置，在转向时是要求前后两笔的骨必须在转向处相连接。一但错位，便有皮连骨断感。因此笔锋转向后，需要重新调整笔心位置，使之与原心绝对重合。这件工作目力不能及，全凭感觉，非经久演习不能把握。这是用笔之难的所在之一。

调整的方法有二：

移心法：移心法在提笔缩锋时先顾及笔锋的体积，缩准后再移动笔锋将心点调至所需的位置上去。此法适用于初学。

抽锋法：抽锋法是先顾及心点位置，确定后再将笔锋缩小到合适的大小的方法。这个方法酷似从剑鞘中抽出宝剑的动作，剑鞘的口部边缘好比心点位置，鞘内宝剑部分好比缩后的笔锋。抽出宝剑时，无论存留在鞘内的剑短长多少，剑口的位置始终不变，因此称为抽锋。抽锋法是移心法的简化。特点是迅捷。但需要在移心法熟练的基础上学习。

2.使转法

使转技法是转换笔锋锋面的技法。使转有二种情形，一种是在发笔处完成使转，运行时平拖直过，此为唐法;一种是将使转过程拉长，甚至贯穿行笔全程，此为晋法。

使转中锋面的转换有二法，即内擫和外拓。以锋端着纸，逆时针方向摇搅笔锋，以选择合适的锋面着纸的技法，为内擫;如果顺时针方向摇笔选择锋面，则为外拓。二者效果是不同的：内擫笔意流动且近圆，外拓笔意爽利而近方。锋面转换的角度我们用肉眼是观察不出的。书写中全凭手的感觉。当毫铺时，我们总会感觉锋下有一道刀刃般的折痕，我们称为锋刃。锋刃角度的变化我们会感知得非常清楚，感知锋面的转换是通过感知锋刃的角度变化来实现的。二者的变化是对应的。

二法中以内擫为难，欲要拉长转体过程，摇锋落纸后须使笔锋与笔身有些许扭角，以产生一定扭力，在行笔过程中利用这个扭力的释放，使笔锋自然转动，产生流转韵律，效果极为生动。

3.收笔笔法

收笔笔法是一画书写结束时将笔锋提离纸面的方法。其目的是重新将铺展的笔毫聚拢成尖锥状，以便下一笔的书写。具体做法是提行，利用墨液的表面张力和大气压将笔毫聚合在一起。因此收笔也称提收。

提收也有二种情形：一是于画内提收，画外不见痕迹。此为藏锋收笔。二是于画外提收，即笔锋突破画界，外见形迹，此为出锋收笔。凡画之末端出锐尖者皆为出锋收笔，如悬针竖。

4.辅助笔法

除基本技法外，尚有辅助笔法。辅助笔法算不得真正用笔技法，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用笔目的一种辅助手段。基本上有用逆和用衄。

(1)用逆。落笔之先，先以锋端按落笔方向相反的方向划行少许到所需位置按下。其作用只是保证落笔的位置准确和毫铺，与“藏其气”、“筋力内含”这些莫须有的玄话无关。

(2)用衄。用衄是锋面选取完成后，发笔前的整理工作。方法是横向振动笔锋。目的有调整心点、调整锋向、调整毫宽。书学上有所谓“蓄势”，指的就是这一过程。

三、用笔境界

元赵孟頫有论“用笔不精，虽善犹恶“。意思是如果用达不到一定的境界，结字再妙，那么以书法的眼光来看，也是令人厌恶的。我们知道，用笔是书法的艺术形式。形式上不完美，尽管有容，当然没人要看。

用笔的境界从两方面来体现：

一是技能。技能的最高境界是全面，不乱法度。全面即无偏无废，无偏可避免习气，无废造型无滞碍，点画多变。“不乱法度”，法度即《通则》。不乱法度，即严格遵守通则，笔锋运行不可稍有悖离。表现为笔意明朗，节奏鲜明。

二是功力。功力的最高境界是精准，表现为韵律精准，轻快自如韵律给人以举重就轻的感觉，给人以笔力感，其次是造型准;方圆分明。做到精准，就需善用锋端。所以董其昌强调要“提得笔起”。提得笔起和轻快自如的韵律都源自臂力。不能达到臂坚如铁的程度，不足以做到精准。

方法可短时内学得，功力非时日不可。切不可“朝学弄笔便暮夸已能。”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书法热在中国一直方兴未艾。在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与书法现象，对目前中国书法界的现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书法到底是什么?书法是艺术吗?很多争论都是源于这两个根本问题展开和进行的。今天刊发的《论用笔与结字：书法艺术成熟的三大历史阶段》，十分详尽的回答了各位书友目前关注的一些问题，是一篇有理论深度的好文。希望各位书友细细品之。同时也向原文作者表示谢意!

一、“线条艺术”的理论误区

一位评论家给我新出的书法文集写了一篇评介文章《对线条艺术的创新求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写得不错，但对标题我提出异议：用“线条艺术”界定书法是否准确?理论界长期以来把书法界定为线条艺术，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这是一种流行的审美观。我认为用“线条艺术”来界定书法这个本质性概念不仅涉及美学理论问题，还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创作实践。什么样的字才算好?用什么方法来写好字?书法审美的基本技术特征是什么?“线条艺术”观念有可能把我们带入一种理论误区。

“线条”这个词在古代汉语里面没有，它是现代汉语词汇。我们所知道的线条，首先是指数学上的几何线条。书法艺术的线条和几何线条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书法理解成线条的书写，那么，它和数学上的线条界限在什么地方?另外，还有一种线条——产生在西方绘画中的徒手线。数学上的线条是有规律，可以计算的;徒手线是随意在纸上画出的西方绘画中间的一种线，比如速写，西方绘画中的素描、油画也使用这种线条，甚至包括中国绘画的线条。如果我们笼统地称书法是线条艺术，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误解这个线条是一种几何的线条或者徒手线。邱振中先生在八十年代讲书法艺术本质的时候认为书法是一种用徒手线条书写的艺术，这种线条不是有规律的几何线，而是在纸上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象去书写的徒手线。这种线条观念忽视甚至代替了最为重大的艺术现象，即书法在汉字字形里面的点画表现。如果用徒手线条来抹煞书法艺术点画技术与技巧特征的话，书法艺术实际上就失去了它安身立命之所。随着线条艺术观念的不断拓展，艺术家们就很容易萌发突破汉字字形这个“底线”，而遗弃书法这个艺术样式的本质特征。既然是线条的随意书写，就可以把所有约束线条表现的东西破除，于是出现了没有汉字的“现代书法”——一种抽象艺术新品种。所以，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书法界主流观念对“现代书法”的创作界定，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底线——汉字字形具有可识性。

我在《论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中分析了一些作品。比如王冬龄先生的《心赏毕加索》线条非常酣畅、表现非常充分，是一件表现主义色彩浓郁的艺术品，这种作品可以纳入很广泛的“现代书法”观念里面。但是我认为它更近于抽象画，因为这种线条和书法的线条不完全一致，它不是字形里面的点画表现，跃出了书法的范围。但这种线条和西方抽象主义画家作品里面的线条很相似，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一种抽象的表现。西方一些抽象主义画家认为书法是抽象的，他们的线条接近于书法，但肯定又不是书法的。邱振中先生的《不明飞行物·No.1》是用蘸水笔或者钢笔描绘出来的徒手线，是没有曲律很随意的线条。如果中国书法把线条极而化之，突破字形按照徒手线的观念来理解创作，就必然会走入抽象画范畴。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④提出了“用笔”和“结字”的问题，这是书法艺术最具本质意义的一个命题。“线条艺术”阐述学误区，有可能抹煞掉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急速发展的书法艺术的基本品质。这个命题涉及到书法的创作和审美，它既是一个初级的命题，同时又是一个终极的命题。这个终极不是指生命的关怀，是艺术形式、艺术特征的本质问题。

下面我们来追溯一下中国书法结字和用笔的历史来源。

篆书的用笔是中锋，结字是圆形的。这里所称的篆书是指隶书以前所有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籀文、大篆、小篆。篆书用笔的基本特征和它出现时的形态有关。我们最初看见的篆书是甲骨文，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前，最古老的篆书是商周金文。甲骨文是用金属器具刻在骨头和龟甲上的，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和金文所使用的书写工具都是硬质的金属器，有人猜测说刻甲骨文是用的原始金刚钻。硬质器具刻划出来的线条是凹下去的，是中锋锲进的。所以中国书法用笔的第一个特点是中锋用笔，与刻制甲骨文的原始状态密切相关。因此，中锋圆劲的用笔是篆书的基本笔法。

但也有一种例外，就是简牍的书写。简牍时代是和甲骨文时代并存的。《中国书法》杂志2002年第6期发表了李均明先生的一篇文章《百年简牍：找回的史册》，他说：“在纸张未发明以前，中国曾有千年以上的‘简牍时代’。”我们知道历史记载最初的纸是西汉(前140—25)时期发明，但现古发现还有战国纸，战国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如果向前推进一千年，即是殷商时代。李先生讲的“千年以上”也可以推到纸张发明以前的六千年时间，因为中国文字已有将近一万年的历史⑤。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出土了岳石文化甲骨文，史家岳石甲骨文就比殷虚甲骨文早五百年到一千年，距今四千年左右。迄今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距今七千八百年到九千年。在甲骨文中间有“简册”两字，“册”是会意字，用一绳索把木或竹简串起来的意思。这就可以证明简牍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甲骨文的时代就是简牍的时代，甚至可能简牍的时代比甲骨文时代还更早。因为在甲骨文上记有“简册”二字，简牍可能先于甲骨文使用而载入远古文献。甲骨文是史前原始宗教祭祀中间使用的文字，在宗教使用之外日常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记载、交流，便可能用到简牍。用竹子写一行字的称为简，写两行以上的称为牍。简有竹的、有木的，西方也曾使用过竹、木简。

简牍的时代主要是篆书的时代。简牍和甲骨、金石稍有变异，在用笔上稍稍有些侧锋，因为竹、木简的表面光滑，毛笔书写不可能做到绝对中锋行笔。这是由于工具的变换，并不是有意为之，篆书的根本要求还是中锋用笔。

篆书结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圆。篆书的书写只能用圆转才能保持中锋书写。孙过庭《书谱》云：“篆贵婉而通。”婉：婉转圆通也。古代书法理论家界定了篆隶书写的一个基本技术观念：中锋圆转。中锋用笔形成了篆书圆的结体。古代岩画上面的刻划符号也基本上是圆的结构，包括古埃及刻在神庙上的文字都是呈圆形结构。舞阳贾湖中的“”字和甲骨文、金文中的目字接近，它的线条也都是圆转的。中国书法在史前时期长期发展在圆劲中锋刻划与中锋用笔和圆结构的创作状态与审美状态中间。中国书法强调中锋用笔是这门艺术最初出现时的一种特定要求。练习书法，不仅写楷书还要写篆书，就是要去追寻书法最初的审美特征，它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中间最重要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有将近八千年的时间。如果把中国书法和文字的历史确定为一万年的时间，在最初的八千年时间，中国书法就处在中锋用笔和圆结构这样一种用笔和结字的状态。这是中国书法审美积累中间的第一个阶段。

二、隶书：侧锋用笔与方形结字

在距今一千八百年至两千三百年之间，中国书法发生了第二次重大演变——出现了隶书这种新书体。隶书的特征是侧锋线条和方形结构。隶书是不能用金属利器在甲骨或者青铜器上刻划出来的。它之所以为隶书的书法艺术特征，是因为它有“蚕头雁尾”，这个“蚕头雁尾”在开始和结尾之间的变化，必须用侧锋才能表现出来，侧锋就伴随隶书产生了。在简牍上书写篆书出现侧锋是因为工具的原因，不是书写的本意，而隶书则是有意而为。“蒙恬造笔”与“蔡伦造纸”均是秦汉时代的发明记载。其实，笔与纸的运用应早于秦汉。随着时代的发展，毛笔的广泛使用，和人们开始在帛和丝织品、甚至在纸上写字，书体与书写技术均随之发生变化。在纸帛上书写一幅字的整体结构要求就和写简不一样，简只有一行，如果写成圆的，在窄窄的竖条里面，自然可以处理好空间关系。如果拓展开来到了一张纸上以后，圆的东西就很难处理字和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牍上的字大多两行、三行，最多是五行，在处理字和行的关系中还是受到长形的约束。如果把写字的空间扩大，像商周金文《散氏盘》一样，有时就很难辩识其行。书写的面积扩大以后，处理字与行的关系时，方形是最稳定的。所以，纸和帛的运用促进了圆转的篆书与古隶简化过渡到了方整的今隶这种新书体。

在方的结构形成以后，线条书写与成形的规定性就发生了变化。转折由圆变为方，转折时不再中锋圆转，而是换锋折出。起笔和收笔的时候，必然有笔锋的变换，书写时对起、收的刻画就形成了“蚕头雁尾”。我有一个观点：文字之始即是书法之始。第一个人创造文字的时候，就想把文字处理成一种抽象的、美的符号。这是一种艺术发生学的思考。书法发展到隶书，在思考如何把字写得更美的时候，必然要修饰它的笔画，于是出现了侧锋写方块字。侧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中间最重要的技术与技巧发展阶段之一，没有侧锋就没有其后更为辉煌的中国书法。在隶书书写中不用侧锋就不能书写出“蚕头雁尾”，如果完全中锋，就如甲骨文、金文的线条起首一致，从而失去应有的艺术表现。虽然圆的中锋线条在书写中间也有美的创造，但其表现的丰富性和隶书有质的区别。我们要把中锋和侧锋放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去看待，这两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伴随着中国书法八千年的发展，从而促成了由中锋到侧锋的重大技术与技巧转换。只有侧锋才能更为充分地描绘线条的本身，这是毛笔在纸帛上书写而导致的书法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曾在《论中国书法美术化倾向》⑩中讲到中国书法的线条和绘画的线条根本区别在于绘画的线条是描绘具体的物象，而中国书法的线条是描绘他自身。所以，隶书出现“蚕头雁尾”之后，不再如同篆书中的象形字书写那样描绘具体事物的一个什么形态，而是刻画这个线条本身。当然，中国写意画中的线条有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恰恰是因为它吸收了书法的用笔特征。它是在描绘物象中同时也描绘自己，通过这样的线条表现就能知道画家的审美意象和情感状态。所以，传说任伯年仅凭吴昌硕随意画的几根线条，便认为吴昌硕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线条丰富的表现性，奠定了写意绘画的基础。线条因为中锋和侧锋的运用而富有特殊的表现力。比如隶书中间最主要的横画，有齐头的、有粗腰的、有细腰的、有上翘下方的，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各种用笔表现出古人对线条丰富的处理，而这些笔画的处理，正是通过侧锋来实现的。用笔如果都是“万毫齐力、锋在中行”，便无法写出“蚕头雁尾”。

从古隶到八分书即今隶，又经历了将近五百年的时间。现在见到最多的隶书，主要是东汉末期出现的标准铭石隶书。秦汉时期的书分三体：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即草体书。隶书在其后近两千年的时间，按照铭石书的方法书写“蚕头雁尾”。自战国开始的古隶没有明显的“蚕头雁尾”，是因为有一个艺术发展的过程，最后在东汉末期，以蔡邕为代表的书法家总结出隶书的最高成就，形成以《熹平石经》为代表的标准隶书。

中国书法由篆书的圆发展到隶书的方、由中锋发展到侧锋和文字书体的发展是密切关联的，方块字的出现是文字与书法的双重努力的结果。方块字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形成的，为了便于识读和美的欣赏，用方块稳定的字形协调整篇的文字描写。一个长的手卷用圆的字形书写肯定会不稳定，产生动荡感，这种动荡感影响审美的专注。跳跃必须和静止相辅相成，才能给人以稳定感。书写实践与审美观念的递进，使文字与书法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三、行楷书：中侧锋并用与方圆兼施

中国书法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发生了第三次重大演变——出现了行书与楷书。从刘德升、钟繇到王羲之大概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书法出现了一种新书体，也即是沿袭至今的最后两种经典书体。这是三个阶段中间时间最短，但又是文字与书法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汉字是由“永字八法”所概括的八种基本点画所组成的文字。现在的行楷书，不是由篆书，也不是由隶书的线条去描写，而是由八种不同形态的点画组成。王羲之所以为“书圣”，在中国书法史上最重大的创造就是最终确立和完善了楷书与行书的“新体”，创造了八种基本点画的书写。汉字的每一个点画形态都不一样，每一个点画形态必然有它基本的规定性，这是从钟繇到王羲之一百年时间中间确定下来的。由点画组成的字，其形态可以说它是方，也可以说它是圆。所以，我认为它的结字是方圆兼施。我们可以像颜真卿一样写得方一些，最后变成活字印刷的字模，但是就字本身来说，它既方又圆。而篆书和隶书的基本特征非常明显，篆书就是圆的，隶书就是方的。楷书和行书是方圆兼施，没有确切的方和圆。正是点画的八种形态和方圆兼施的结字形成了中国书法最经典的模式。王羲之以后的一千七百年，“永字八法”的点画只是作一种数量上的变化，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我在猜想从钟繇到王羲之期间，他们是怎样来研究线条的书写，形成点画的。那么中锋是怎么写?侧锋是怎么写?中锋和侧锋是书法用笔中最基本的两种方法，而其技术实践又怎样呢?我个人理解，中锋使用的方法就是绞转。写字的时候，要保持笔锋在点画中心，就必须转动笔毫，才能处理笔锋。要保持书写随时处于中锋状态，就必须绞转笔毫，包括在转折的地方，都要随时调整。侧锋主要的方法是提按。在一提一按的笔毫变化中出现了侧锋，出现了方折。所以绞转和提按道尽了书法中一切笔法的技术使用或技术程序。绞转需要我们心会，提按需要我们的感觉。就当代书法来说，处理好绞转的人比较多，处理好提按的人相对比较少。在书法的技术层面中间，绞转容易处理，因为它是有了一个支点后，作水平方向的力量控制;提按难以处理，因为它是作一个无支点的垂直力量控制。因此说写篆书、隶书简单，写行书、楷书复杂。为什么呢?难能可贵，是人的审美心理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书法的艺术发展肯定是从简单到复杂，古人写篆书是最简单的，接着隶书进一步发展，最后到行楷书。技术难度的不断增加，使得艺术在升华。艺术的发展与技术的成熟、技术的复杂度有关，从绞转到提按伴随着书法发展史中间的整个技术变换过程。

书法由甲骨文、金文的刻划线条到隶书的“蚕头雁尾”，再过渡到楷书的点画。现在的楷书，每一个地方都有刻划的规定性，不是随意用篆书的线条便可以刻划出来。反过来说，我们写的字如果没有点画的刻划就显得粗糙，表现力就肤浅和单调。点画的形成是中国书法成熟的标志。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书法的形成、独立出来是从魏晋南北朝或者东晋开始。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字成熟了，中国书法的点画形成了，方块字形成了，中国书法达到了最成熟的状态。但是，我不同意中国书法的自觉历史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认为：书法之始就是文字之始，文字之始就是书法之始。书法的审美创造是到王羲之的时候达到最高峰，但是它的审美努力是在一万年以前开始的，它经过了三个阶段才达到中侧锋并用的点画和方圆兼备的字形——中国书法最基本的技术与技巧原则。

中锋最主要的审美特征是遒劲，侧锋最主要的审美特征是姿媚。周汝昌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遒媚”》，“遒媚”是王羲之时代所确定的书法最高标准。遒即遒劲，是指在奔跑中间产生的一种美感。媚即姿媚，作美好讲。中锋遒劲、侧锋姿媚，遒劲和姿媚是中国书法两种最重要的审美范畴。王国维在他最初的美学著作中间把美分为“壮美”和“优美”。悲剧属于壮美，狼牙山五壮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这本来是一件悲剧性的生活事件，但它在艺术作品中成了一种艺术的美，这种美就称为“壮美”。抒情诗所描写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是优美。美分“壮美”和“优美”是王国维先生的观点，我把它移植过来解释“遒媚”，“遒”则倾向于壮美，“媚”则倾向于优美。在王羲之时代，还存在一个“古质今妍”的问题。孙过庭认为王羲之“古质”，王献之“今妍”。“质”倾向于“遒”，“妍”倾向于“媚”。这样相隔只有二、三十年的两代人也有“古质今妍”的问题。篆书的线条描绘书法的形态，书法因此具有了“形质”，随着蚕头雁尾和点画的刻划，“形质”有了神采的凸现，字也自然具有了充分的姿态。汉字就是一种美的姿态的艺术存在。所以，从篆书发展到行楷书的过程，也可以描绘成“古质今妍”的不断转换的过程。由遒劲中锋转变成姿媚的侧锋，中国书法经过了这么长一段过程，它的一点一画都是顾盼含情摇曳生姿的。卫夫人的《笔阵图》对点画作了一种拟人化的描写，她讲每一种线条都含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就像《书谱》中所言：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道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

这是点画经过刻画以后产生的一种审美想像，这就是遒劲与姿媚交融的艺术图象。没有姿媚，就不能表现书法优美的姿态;没有侧锋，就写不出如此优美形态的字。反过来说，没有中锋就没有古拙的形质、遒劲的美感。王羲之所以为书圣，是因为他做到了“古质”与“今妍”、“遒”与“媚”的完美结合。王羲之时代的审美标准就是遒媚，比之王献之为“古质”，比之钟繇为“今妍”。——“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所以他被尊为“圣”，为天下之“至理”与“达道”。

四、当代书法创作的技术与技巧特征

“古质今妍”、“遒劲姿媚”，整个书法史都在不断处理这一问题，而历史上每一个书法家也是在不断处理这一问题。从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看：从舞阳贾湖甲骨文时代到王羲之时代的六、七千年历史是在不断地处理着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每一个艺术家进行书法创作的时候，也在处理着这一问题。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书法艺术实践，面临着处理整个书法史上所碰见的全部技术与技巧的问题。

中国书法艺术经过篆书、隶书、到行楷书的递进发展变得成熟了，正是在成熟以后，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书法家，产生了今天我们能够得以继承的书法传统。我们要辨证地去看书法发展史的每一个过程;我们只有掌握了全部审美、创造过程中间的要点，才能实现书法艺术不断的新创造。如果只能写篆书或者只能写隶书，都不能算一个书法家，书法家必须掌握篆、隶、行、楷的基本技术与技巧，正所谓诸体兼备。如果你只能写蚕头雁尾的隶书，丰富的点画发展都还不知道，又怎能称为富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呢?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书法的创作必然要运用前人积累的所有审美经验。如果问什么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书法的历史性特征?就是当代书法家对传统的全面继承。不仅要看到篆书、隶书、行楷书的审美过程，还要看到各种新出土的书法资料带给我们的各种审美信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书体、这么多的风格和流派，这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断代性历史特征。这个特征在二、三百年以后将更为突出，这个时代是前此任何时代所没有的。唐代人哪里看过甲骨文?东晋人就很少看到竹简，西晋虽然出土了《竹书纪年》，但是历史上的东西转瞬之间便会全部消失了。许慎是西汉初期的人，他没有看到过六国古文，在《说文解字》中把晚周战国文字作古文，颠倒了古文与籀文的关系。这个错误在两千多年后才由王国维在他的一篇论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中得以纠正。许慎把六国古文提在籀文之前，而实际上它们存在的时间段是平行的。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两千多年才得以纠正，就是因为许慎的时代没有看过其一百多年以前的六国古文。又如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恐怕也没有看过大字报吧!虽然大字报在二十多年以前随处皆是，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多少人不曾见过，而现在只能在图书馆、电影里面才能看见了，转瞬二十年之间便消失得一干二净。所以，在对两千年书法的学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误区。比如，有的书家写隶书，就只知道《礼器》、《张迁》，不知道汉简的写法，不去吸收新的审美资料。当代隶书、篆书的重大特征就是吸取了甲骨文、简帛书的书写，写篆书就不像《毛公鼎》、《散氏盘》那样拘束的中锋用笔，写隶书如同钱君匋先生一样有着汉简的味道，甚至于草书也带着汉简的隶草意味。所以，我们要用宏观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书法，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书法发展观念。有些人写隶书，可能几十年之间保持稳定的书写状态，永远都是《礼器碑》的结字与用笔范式，其艺术的生命就凝固了，而未老先衰。当代书法发展不是凭空想像，是时代对传统的总结，是对传统最全面的继承。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纷呈，风格各具的现实，决非某些理论家可以作“导向”的，当然同样也不会为某些艺术指挥棒所改变。建立在现古学发现基础上的书法史研究，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随着对近万年中国书法历史的空前整理、研究、总结的进一步拓展，当代书法家们将会从中吸取更大的历史的激情，开创出创作的新局面。这是历史和艺术史唯物史观的结论。

一、天分与勤奋

书法是一门天分很高的艺术，有很强的遗传性。 有的人先天手性好，会写字，其祖父、父亲擅长书法，他也从其祖父、父亲。天分高的的人练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悟出书法的真谛，书写起来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鱼得水，事半功倍。而天分不高的人练字，往往很难得书法真道，纵然努力，若不得法，也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倍功半。 天分不高的人若非常勤奋，虽不说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但还可以把字写好;而且随着用功的加深，对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天分”也会越来越高。天分高的人而不勤奋，那只会导致停滞不前，久而久之，他的书法天分也在慢慢地减低和削弱。 只有将天分与勤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造就一代书法大家。

二、临帖与创作

任何人习书都要有个临帖的过程，而且要临帖不止，要贯穿习书的全过程。 临帖要临名家、名碑、名帖，临帖的过程就是琢磨名家书写名碑名帖的技巧、方法和本质规律的过程，使自己在学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尽快地把前人的经验“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所有。无论是“面临”还是“背临”，都要发掘所临碑帖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融入到自己的运笔过程中，使之变成自己的手法。 创作是把在临帖过程中所掌握的技巧与自己的个性相结合，让情感、笔法、墨色、个性尽情喧泻在宣纸上。创作不是临帖，创作也不是信手而为的张扬，创作是一个将临帖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的、正确的笔法与书家自己固有个性中的优美特质进行有机融合的书写过程。只展现临帖中所形成的笔法，这不叫创作;完全抛开通过临帖所学到的东西，让自己的手性赤裸裸的展现，这也不是创作。

三、修养与读书

从古代的角度来讲，读书和写字是不可分割的，就根本不存在学习书法是否要读书的问题。但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法的实用功能几乎消退了，转入了“纯艺术”，这就引出了这个读书的话题。一般而言，要学好书法，必须要好好读书，读好书。没有很好的文化知识修养，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呢?关于书法与读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学好书法，主要在于做好书法的基础功夫和技法技巧的锤炼，不一定要读好多书。理由是很多大学问家也并不擅长书法，甚至字写得很糟糕。而一些并不怎么读书的人，反而书法出类拔萃;另一种说法认为，学习书法不仅要练好书内功，更需要加强书外功，要多读书。理由是古代的书法家几乎都是具有深厚学养的人，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我本人比较认同后者，因为那些书法水平不太好的学者，他们往往志不在于书法，而在于学问。他们疏于书内功的研练，因此书法写的差强人意实属正常。而作为有志于书法的人，就不能以此作为托词，疏于读书。你书内功再好，也还只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将来到一定程度，要实现质的飞跃，要“由技进道”，就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大学问家不一定会是优秀的书法家，但不具备较好的学问修养，绝对不会成为优秀的书法家。通观书史，从二王、颜柳欧赵到苏黄米蔡等等书法大家，哪个不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四、见识与游历

学习书法一方面也需要深居简出，下苦功夫，但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广于游历，以增加见识，丰富生活阅历。即使是像怀素那样的大书法家，也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明公”。但怀素的前提是有过在“绿天庵”退笔如山的艰苦磨炼。在游历的过程当中，揽胜于名山大川、探访于人文景观，问道于高人胜士，挥洒于故友新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往往灵机勃发，蠢蠢欲动。古来文人墨客不仅注重“读万卷书”，也注重“行万里路”，胸中有灵府丘壑，下笔则“似得江山之助”。何况在游历当中，还可以拜访名师，结识同道，取他人之长补自家之短，何乐而不为也?作为书法人，你一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孤陋寡闻，闭门造车，势必是行不通的。所谓“川人不出蜀，难成大器”，即言此也。齐白石一生若是久居老家湘潭，估计也是不会有今日之大名声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中深意，可细思之。

五、表现与宣传

说到宣传，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微妙而又复杂的问题。古人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又说：“君子藏器守拙”，理固当然。但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古今任何一个名人，他在未成就大名之前，都无一例外地注重自身必要的宣传。就拿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来说，他游说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目的就是为世人所广知、熟识和认可。他开办私塾，授徒讲学，以致“门徒三千，贤人七十二”，所为者何?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宣传自己，树立形象，扩大影响以成就自己进而播惠天下也。实现不了自己，也就不具备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而无法完成自己的远大抱负。在任何时代，宣传力度的大小也都决定着一个书法家社会知名度的高低，这也就无怪乎狂僧怀素要“担笈杖锡，西游上国”，在其表兄、诗人钱起的带领和引荐下在京城长安于达官显贵面前频频进行书法表演了。王羲之13岁时，曾去拜谒过周觊，觊身居高位，惜贤若渴。当时文人学士倘能得其一言之誉者，往往如膺荐命，因此视之为“龙门”，趋之若鹜。王羲之拜见时，恰好举行盛宴，高朋满座。周觊对羲之才艺甚为看重，“察而异之”。大家还没有动筷子，周觊竟然先割最使人垂涎的牛心让王羲之吃，一时四座皆惊，对其刮目相看，自此羲之名声不胫而走，遐迩皆知。王羲之、怀素的成名经历尚且如此，何况当今之人乎?但对于那种不顾事实、胡吹乱捧的歪风邪气，应该是要坚决抵制，不屑为之的。

六、参展与获奖

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微妙而敏感的，由于大家早已熟知的缘故，即当今展览既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打击和挫败一个人，展览具有两面性，像一把“双刃剑”，再加之很多复杂因素，往往使很多人对其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客观地讲，在市场经济和展览文化背景之下，你无视展览的存在和它的实际功效，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和对待。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书法人从展览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叱咤风云的书坛人物时，你是跃跃欲试。但你在屡试不爽、屡投不中时又会产生许多迷惘和困惑。其实更多的人被展览拒之门外，这是特定的游戏规则之下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灰心丧志，怨天尤人，还是要多从自身寻找原因。或者是自身功力不足?或者是作品风格不明显?或者是作品存在其他问题?或者是运气不佳?等等等等，都可以仔细想想，深加分析，但就是不能气馁、怀疑和放弃自己的追求。总之要明白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参加展览只是走向成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或曰门径，但它绝不是唯一的手段和门径。要因势利导，灵活运用。这条路走不通，可以想想别的路，一样可以成就自己的书名啊!不走国展之路而效果良好者屡见不鲜，何故吊死于一棵树上耶……

七、作品与市场

在当下作品最终能否走向市场似乎早已是书法家是否实现自己的艺术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人花费十几年数十年甚至毕生精力在书法研究上面，首先面临的是能否解决好自己的生活问题。无论从事什么，物质条件是根本基础，生存的需要是第一需要，这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对于没有稳定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书法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极其重要的。即使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也同样要力求把自己的作品打入市场，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这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而市场规律不等于艺术规律，书法家面对市场，要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和运作能力。什么阶段需要目光瞄准低端市场，什么阶段需要瞄准高端市场，这都因人因时而异，不可盲目攀比，整齐划一。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往往是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之境。一般而言，靠书法吃饭真的好难，但“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正因为难，所以才要提倡大家“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具备一种灵活变通的处世能力。或者课徒，或者开画廊，或者卖字，或者兼作其他，或者……总之要懂得灵活机变，不至于使自己身处死胡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

八、人际与社交

这是一条很突出的问题，很多人自身书法水准不错，但就是缺乏建立广泛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能力。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街坊邻居之外，还要和老师、同学、领导、同事、朋友打交道。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关键是你能否不断地建立和处理以及保持以及发展好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我们说没有敌人的人是庸人，而缺乏朋友的人就更是庸人。你在学习生活当中，你要请教老师，得到名师的指点，如何和老师搞好关系就极为重要。你要和朋友合作共事，你就必须处理好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总之，你要善于整合各种人脉资源，以便发展自己。你要单打独斗，一意孤行，估计是要四面碰壁，八方受阻的，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鬼怪。况且即就是神仙鬼怪也会讲究“神际”和“鬼际”关系，所以，人有“人道”，神有“神道”，鬼有“鬼道”，处境不同，理固一也!我们读四大名著，那人间万象和神情鬼态，当可有所启发也。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一个篱笆三个桩，多个朋友多条路，千万不要在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孤立起来。

赵雍(1289-?)字仲穆，湖州人，赵孟頫之子。官至集贤待制同知，工真、行、草、篆，篆法二李而清劲有余。真、行、草法其父，山水师董源，尤善人马。

释文：

六艺俱全美丈夫。画堂终日醉相呼。要知不陷轮回阱。莫负黄金丈六躯。一十二时机未瞥。百千万劫苦难逃。虽然身在同居土。谁肯低头礼玉毫。重重最胜黄金阁。叠叠庄严白玉池。多少众生无梦到。镬汤炉炭自羁縻。势至常谈母忆儿。同于形影不相违。自怜一个弥陀佛。却把黄金铸面皮。仰扣当来父母邦。导师遥指在西方。草鞋不是无钱买。惟恨家乡路易忘。一尊古佛天来大。四色花池海样宽。自是众生无眼力。当机不隔一豪端。右中峰和尚作怀净土诗。吴兴赵雍仲穆书。

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庭，号容庵，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村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中南海始建于辽金时代，明清时期曾是封建统治者的皇家园林。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北洋政府的办公地点。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它作为公园对民众开放。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中枢，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和代名词，也是令世人倍感神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