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趋之者众，可谓日趋火爆，此诚值得额首相庆之盛事也。然不乏虚火上升之弊，察其色，切其脉，发觉弊病颇多。数年前，书界识者曾撰文力陈书坛弊病，如今观之，此类弊病不但毫无革除之相，反而愈演愈烈，病状愈来愈多，病情愈来愈沉。略加梳理，似有十病，大胆作一疾呼，语或过激，情实可宥。书界同道若能引起重视，则幸甚幸甚。

一曰僵：关键在于体制僵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持续多年，到了纵深阶段，但书法体制则仍然是“计划体制” 的。这个体制的基础，是以全国书展为主体的展览以及相应的评奖体系。按理说，各级书协都是群团组织，各类活动属于群众性文化活动，但实际上，由于书协组织的特殊性，书协的官方色彩非常浓重，书协领导“交椅之争”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同级别党政官员的“ 官位之争”。书协组织也由此而带上了一定的“衙门色彩”，所开展的活动，也就不可能仅仅是“群众性”的。经济体制在改革，政治体制也在改革，书法体制却偏偏几十年一贯制，按兵不动。比如“国展”，尽管每办一次，都引来很大意见和争议，但“国展”就是“国展”，只要其“国”字号身份摆在那里，它就始终可以牛气冲天。或许有人会说：除了“国展”，全国不是有许多书法活动在开展吗?是的，群众性书法活动确实不少，但在众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这种书法体制。为了增强活动的“权威性”，举办者在经济能够承受的情况下，总是想方设法挂上“中国书协主办”之名，挂名费自然是不菲的。只要你有能量拉上“中国书协”一起搞活动，入选获奖便如囊探物而已。比如2005年姜为民所在的临沂市与“中国书协”一起办了一个“新人展”，他写了一幅“北京2008年粤运会，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商机”(注：“粤”字原文如此)。这样的“作品”居然入选入展，还让人有什么话可以说。那么，许多地方举办书法活动，为何非耗费重资拉上“书协”这面大旗不可?奥秘在于，活动启事中必有一条：获奖者可以具备加入书协的条件。

就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电视、广播、报纸上在“热炒”一条新闻：有人对“全国牙防组”收取费用后的“论证”提出质疑，“全国牙防组”发言人声明：他们的论证，并不收费，只不过在论证之后，收取企业的自愿赞助(据说最大一笔赞助是1000万元)。是的，赞助肯定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一家民间机构开展论证活动，企业会“自愿”赞助1000万元吗?我相信全国书法活动组织者给“书协”的钱，肯定也是“自愿”的。这是体制给他们这种特权，使得人们“自愿”送钱给他们，而不送给别人。当然可以对这种体制说“不”，但民间的“树叶”要在官方色彩甚浓的这种僵化体制的狂风面前保持静止不动，可能吗?

二曰偏：“偏”是“僵”的派生物。官方展览、评奖机制一统天下，实在堪称强势下的偏一，偏一下的强势，导致书法运动千军万马竞走“独木桥”。人的身体一旦有“偏”，包括偏头疼、偏瘫、偏执狂等等，都不是好事情。书法原是一种书写工具，是识文断字者掌握的一种基本技能。进而上升到审美范畴，成为文人墨客抒情达意的风雅“馀事”。书法形态和风格尽可以如同万物生长那样多种多样，自由发展，而无人为的贵贱高低之分。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书法热”风起云涌，书法展览体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为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久而久之，却发展到偏一乃至极端，走上了“偏道”。之所以说“偏”，是因为这一机制导致一条重要原则，这就是：凡是入选“国展”的，便是“正统”的，便是“高水平” 的，否则便是“野路”的，“低档次”的。所谓“国展”成为衡量书法家及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强权”标准。或许书法当权者会说：我们并没有强令书法家们围着“国展”团团转，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尽可以“百花齐放”。然而，当“中国书协”成为书法家“朝野”之分的唯一标准，而是否入展“全国书展”又成为能否加入“中国书协”的重要标准(实际上近乎“唯一标准”)之后，书法家们难道还有其他选择余地吗?如果这根“指挥棒”出现偏差，书法大潮出现偏差就成为在所难免之事。那么，官方的“国展”蜕变成阻碍书法事业发展的“危桥”，也就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之论。

三曰媚：做人最忌媚态、媚骨，书法贵在风骨、风神，而书法一旦与“媚”连在一起，将是多大的不幸。书法看似一场全民运动，似乎机会均等。但实际上书法资源操控在少数书坛权贵手里，书法家们，特别是尚未出道的基层书法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们，为了获取在书坛的一席之地，不得不“摧眉折腰”事“评委”。国展、全国大赛评委操控展事、赛事，把神圣的书坛，变成了名利场。他们把持一方天地，谁要想进入他们的领地，即使不留下买路钱，向他们点头哈腰赔笑脸，是断不能少的。他们或许从别人的“献媚”中得到某种的满足。其实，他们也是“献媚” 者，在比他们显赫的官员面前，在腰缠万贯的老板面前，在他们觉得可以利用、可以借以造势的外国人面前，他们也会低头哈腰，露出一副媚相。早些年看到过一幅漫画，一个两面人，面对下属时昂首挺腰，眼睛向天;但面对上司时，却俯首贴耳，一副奴才相。这幅漫画的妙处在于：对上哈腰和对下挺腰的幅度是紧密相关的，对上有多少“奴”，对下就有多少“牛” 。此翁的嘴脸，与书坛的某些权贵们的模样不无相似之处。

四曰丑：书法在退化，退化得越来越丑，而且丑得冠冕堂皇，丑得理直气壮。原因在于，一些掌握着书坛话语权的人们，按照他们的意志，变换了美丑标准，把明摆着丑的字体，贴上“创新”、“流行书风”、“现代书法”等标签，然后宣称：这就是当今的书法之美。与其说这是“指鹿为马”，倒不如说这是“皇帝的新装”更确切。谁要是对这些“丑”字提出异议，只消轻易地给你扣上一顶“不懂”的帽子就行。想想看，你连什么是“流行书风”、“现代书法”都不懂，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而且事实摆在那里：在全国书展摘金夺银的就是这些“丑书”。后来，在看到并不漂亮的“芙蓉姐姐”偏偏走红的事例之后，我想，这明明是对审美标准的一种颠覆嘛!由此想到，可能也怪不得书坛那些“说话算数”的人们，而只能说这个时代变得实在快，让人看不明白。

五曰浮：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深受“浮夸风”之苦，当书坛的“浮”症出现时，便令人分外忧虑。浮，有多种含义：浮夸、浮肿、浮华、浮滑、浮漂、浮躁等等，不一而足。当我听说一位书协官员宣称：全国至少有1亿人在搞书法时，第一个感受便是：书法大跃进来了。如果说凡是动一动笔头的人都算是“搞书法”，“1亿人”也许并不夸张。然而，动一动笔就真的算是“搞书法吗”?写毛笔字的真的都是书法家吗?大跃进时口占“气壮山河”的顺口溜的“诗人”大书法“十病”概也不下亿万人吧?真正的诗人有几个?连到处挥毫做诗的郭沫若后来都不得不承认：“郭老郭老，诗多好少。”罔论其他!只要对这一段历史不健忘，其他还需要再说些什么!此乃浮夸一例。

六曰杂：书坛是个大杂烩，只要他想要这个名，就可以自命为书法家。特别是不少官员对书法“情有独钟”，以特殊身份“强势”进军书法领域，成为当今书坛一“景”。中国的书法传统，原本倒真是官员和书法家不分的，书法作为士大夫雅玩的“馀事”，不少官员本身就是书法家。区别在于：古代的官员本来就是书法家，而现在则是先成为官员，然后顺手拿一顶“书法家”的桂冠戴戴。除了附庸风雅，有否其他原因，就不便“以小民之心度大人之腹”了。不过我倒听一位“县太爷”朋友私下对我说，他的一位“书法家”上司出版了一部标价三百多元的书法集，用卡车拉到他的县里，作为“政治任务”，每个乡镇100本分摊了下去。这等好事，是纯粹的书法家，哪怕他是王羲之，所望尘莫及的。如此一来，不少正儿八经的书法家有点羞称书法家的味道。记得十年前，一位北京的书法家来杭州做客，他的朋友介绍：“这位是书法家某某。”他马上说：“你丫才书法家呢!”当时哈哈一笑，不以为意，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别有深意在焉。

七曰俗：百病均可医，唯俗难治。书坛之疾，其俗在骨。试举一例：一位行政级别不低的“狂草家”，“狂飙”一般惊现书坛，作报告，出集子，风光无限，真实水平，明眼人一望便知。然后，却有不少书坛权威人物，纷纷出面喝彩叫好。这位官员我也曾有过一面之缘，感觉还是不错的，不失儒雅之风，他对书法，确实是出于个人爱好。问题在于，凭他的身份，一“爱好”，别人便针对他的“爱好”“闹”起来。一般人瞎起哄可以理解，问题在于，书坛权威也无原则地跟着吹捧，除了“俗”气熏天，还能再说些什么!静下心来一想，其实也怪不得这几位书坛权威，书法界也好，美术界也好，能够见得到几篇实事求是的批评?所谓“书画评论”，早已成了“吹捧”、“抬轿子”的代名词。当庸俗之风盛行，而且司空见惯时，“不俗”便成了“稀缺资源”。听说有的文物鉴定权威，只要给足“润笔”，在开门见假的赝品上面照样题款落名，相比之下，书法权威随口说几句“吹捧话”，也算是俗得可爱了。

八曰怪：有人用脚趾写字，有人用牙齿咬笔杆写字，有人把女子倒过来，用她的头发写字。可以说，凡是想得出的希奇古怪的办法，都有人用过了。目的只有一个：博得别人的眼球。这种“怪招”，都只是小丑式的杂耍而已，与书法无关，或者说，它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怪”风之所以盛行，一个原因，可能缘于正道难进。在“正统”的书坛难以有他们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试图用某种特殊的方法来表现自我，引起别人的重视。他们没有想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只能落下笑柄而已。对此，我无话可说，只能一声叹息。

九曰贫：书画同源，书画活动往往密不可分。但我们应该看到书法与绘画，还是有区别的。我们固然不能轻易下结论，说学书法比学绘画要艰难，书法与绘画要真正成功，要成为大家，都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学书法比学绘画更难以入门，却是客观现实。在书画市场，卖画却比卖字容易得多，价格也要高得多。在一个区域，卖画致富者肯定多于卖字致富者。书法的确是寂寞之道，乃至贫穷之道。对于大部分书法家而言，如果他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单靠书法肯定是难以度日的。许多书家的主要收入，是靠办书法班，教小朋友学书法，这些书法班的小朋友中的佼佼者，靠书法上美院，毕业之后，可能仍然不得不走上他的老师办书法班教小朋友的老路。书法家这种物质上的贫乏，极有可能影响到心态，影响到操守，影响到对书法理想的追求。

十曰虚：越是物质生活贫乏，越容易激起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越容易挖空心思去赚钱。当书法成为一种赚钱的工具，那么书法家和手艺工匠，和商人没有什么两样，淡化和流失的是文化积淀。

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已经很难产生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墨客。所谓传统文人，不但要有足够的文化学养，而且要有超然物外的闲适的文人性情。知识可以传授，可以积累，但“性情”却不是一朝一日可以达到的。一个缺少“文人性情”的社会，比缺少“文化知识”更可怜。人们常常责备书法家们写错别字，连全国书展的获奖入展作品也常常出错，其实这只是表象，并不可怕，其实质是书法队伍的整体“文人性情”的滑坡，一个字：虚。

我非华佗扁鹊，只见种种表象，难究深层次病根。但我深知，其实书法界，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对书坛弊端早已有透彻认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愿说，不想说，不屑说而已。那么，倘当这篇小文无法成为疗疾药石，幸或成为引玉之石，则于愿已足。因为种种疑难杂症，积郁已久，很难急于投以猛药，或投以大补之物，只能靠各路行家里手悉心会诊，从古书典籍堆中寻觅良方，从社会各界寻觅偏方，甚至从山野之民那里讨教草头单方，对症下药，细加调养，借以时日，或许有所效果。

宋徽宗(1082-1135)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也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被后世评为“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宋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升到在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催生了像米芾、张择端等等一代大师。

《寒山子庞居士诗帖》是黄庭坚晚年杰作，落笔奇伟 ，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笔笔似自空中蕩漾而來，充滿飞动之势。结体舒展大度，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此作用笔凝练而富有韵致，结字险绝，敧侧中带安稳。常以一二长笔打破空间布白，配合行气的错落，产生强烈的动势。为黄庭坚代表书风，可谓风度翩翩，自有一种风流。

黄庭坚书写时之特殊运笔动作，经常因为动作过大而造成横画线条中间的断开。

黄庭坚所使用之特意伸长笔画，富有荡漾之姿，变化无端。除了使结字更有变化外，也打破行间的空白，使全作的神彩更加飞扬。彼此相异的三点水的写法，巧妙的安排与变化，都显示出黄庭坚结字的能力与巧思。

在笔法技巧中，主笔的概念是非常需要强调的，尤其是篆、隶、楷，主笔至关重要。

之所以称为“主笔”，是因为它在一字之中充当最主要的角色。主笔有三个主要功能特点：

1、占有重要位置，起一字的主体支撑作用。

2、笔画最长，书写难度最大的一笔。

3、表现力最强的一笔。

篆、隶、楷的主笔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变异幅度比较小。行、草的主笔极不稳定，其变异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在篆、隶、楷的创作中，主笔是不能出现败笔现象的。如果苛刻一点，一幅作品之中、甚至连一笔的败笔也不能出现。主笔若写败，整字则必败，一字已败，通篇失色。当我们在审视一件楷书作品时，如果有一个字的主笔出现败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字是整幅字中最显最跳的一个字，败笔的暴露尤其明显。所以，篆、隶、楷的创作对主笔的要求是极为严格和挑剔的。

古人对主笔的研究也多有论述，刘熙载在《艺概》中有：“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

行、草书的创作，在主笔的把握上要比篆、隶、楷复杂得多，其难度也大得多。复杂的原因是讲求变异，主笔可以变异成副笔，主笔自身也可以有各种造型的变异。难度大的原因是，不但要精而且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行、草书不仅仅主笔变异，副笔的变异更大，副笔有时可变为主笔，更多的是自身的变异。当副笔和主笔的功能特点发生变化时，对变异的副笔须作主笔对待。由于行、草书的创作有即兴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同字不同貌，同笔不同形”是行、草书创作的重要技巧法则。它更须作者要具有较强的控锋能力、变化能力、应变能力、表现力以及对字型的组塑能力等等。

书画作品发霉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和家里湿度的影响，如果天气一直阴雨水气较大，湿度教大。不光会导致书画作品发霉。其他的物品必然也会受到波及。那么如何避免书画作品霉变呢?

第一、防霉秘籍

湿热是霉菌温床 书画要晾一晾

有不少收藏者错误地认为，应当用塑料布封存书画的方式来防潮，将书画锁在保险柜里防盗。但这样的结果必定会导致书画受潮、霉变，湿热正是霉菌的温床。成都画院的专家表示，古人就有风凉曝画的传统。藏家可以选择天气晴朗干燥时，将字画一件件挂起，吹去潮气后再收起。册页也需一面面翻开，使潮气散失。他特别提醒，风凉曝画不是晒画，切忌将字画放在阳光下曝晒，否则会使纸张翘起，画面颜色变淡失神。

第二、防虫秘籍

棉布包裹樟木内存放

因为中国书画通常以宣纸、绢、绫等有机纤维材料为载体，时间长了很容易被虫蛀蚀或脆化。普通藏家可以用棉布制成的画套或绵纸包裹书画，用普通报纸包裹书画作品也是行得通的。包裹好后，可将书画置于木匣或木盒里，再将其存放在樟木柜或樟木盒里，用一般的木材也可以，但木材必须做过防虫处理，在木匣、木盒里应放一些樟脑等天然植物制成的防虫、驱虫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药物不得直接接触书画，以防药丸挥发后留下痕迹，污染藏品。

第三、悬挂秘籍

书画轮流展示不能一挂到底

很多藏家喜欢把自己最得意的藏品悬挂在屋里，而且一挂就是几年。专家建议，一般不要将珍贵的字画长期地挂在厅室里，更不要挂在太阳能直射到的墙壁上。此外，超过百年历史的古字画尽量不要长期张挂在家里。每年在秋日里悬挂三日，通风晾晾即可。经过实验，一张纸本绘画悬挂在墙上的寿命大约有20年，此后，就要靠不断地进行修补使之“苟延残喘”。而对于家中悬挂的新画也有讲究，每年以张挂一个月为宜，室内照明用无红、无紫的灯光为佳。

文徵明一生写过多少小楷《离骚经》，我们不可得知。数年前，在广东美术馆二楼展厅里亲眼目睹到此件小楷精品原件，不由得被深深感动——什么叫“蝇头小楷”?今天算是见识了：作品自署乙卯年(1555年)，此时文徵明已86高龄，展现在眼前的这件小楷每字不足0.5厘米，一笔(简直就是“丝”)不苟，字字精爽，细腻而不纤弱，秀美却无散漫之处，法度严谨又绝不呆板，令人叹为观止。之前或认为文徵明小楷过于平实，不够强烈，甚至觉得他用笔单调，千篇一律，就是“馆阁体”，然而欣赏到如此精湛的小楷原作，作品里透出的那份“沉静”……怎能不让你震撼?

王羲之(303年—361年)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中的有力支撑。”这话，说的是实情。“王字”，从内涵来说，一般指的是王羲之的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试验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征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是一个不切实际高谈阔论的读书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爱批评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打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 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镂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有的是世代做官的，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势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乱世出英雄。可是也出奸雄、出“草包”。官渡之战，他不就把自己所有的“资本”都输光了吗?“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又可说明，光有显赫的门第而不知识人、用人，没有平天下的事功和才能，最终只有失败与覆灭。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却成为忘年交，相处得如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东坡志林》)。看来，对于捉摸不透的阮籍，真要多长一个心眼，琢磨琢磨他话里的弦外之音。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无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君临天下，接受百官的朝贺三呼万岁而一命呜呼。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而在四十五年之前的黄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欺负人家幼主寡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司马家如法炮制”而已。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然后，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制造假象，施放烟幕，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是，人家对他还是不放心。司马氏集团里的钟会，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卷上)。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直到今天，各种信息汇集眼前，人们才渐渐地读懂了，他的诗都是政治诗，对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曹魏亡国等都有间接的反映。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所以，朱光潜先生称其《咏怀诗》为“中国最沉痛的诗。”由于压抑，由于孤独，除了“哭”与“酒”，内心的痛苦还是无从发泄，所以他又学会了“啸”。然而，那啸声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没有内容。对着群山云天，尽情长啸，响生林谷之风，消解的正是心头的块垒。

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有其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貌虽梵人，语实中国”的康僧渊，我怀疑是个混血儿，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鼻子，一双湖一样深邃的蓝眼睛。王导曾经拿他的长相取笑过他，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篇》)，以善辩而留名于史。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 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这样高妙的演讲艺术恐怕今天的易中天、于丹都还不行。

《世说新语》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属于玄论派。另外，还有孙盛、殷浩、王坦之的名理派。那时，王导与殷浩摆开擂台，唇枪舌剑，一来一往，未见胜负。到了开饭的时间，饭菜端上来，凉了，一次又一次重新热过。论辩激烈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夜深，忘记了休息，也不管屋外飘雪还是下雨、打雷。“于是聃(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儒家独尊的权威被打破了，谈玄说道，标新立异，遁世超俗，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形成了魏晋时代思想的新环境。就像呼吸着竹林里、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一切对后来的王羲之的成长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羲之的六代祖王仁做过青州刺史，五代祖王融避乱归隐，没有出仕，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做过徐州别驾、太尉、加封睢陵公，后又为太保。颇有经国之才，也有极好的百姓口碑。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王祥同父异母的兄弟王览，是王羲之的曾祖父，因其兄官居太保而官运享通，咸宁初年(275)，也做到了太中大夫的高官。王祥、王览是西晋司马集团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琅琊王氏百年兴盛的关键人物。史传，王祥出仕后，徐州刺史吕虔认为他有公辅之量，就把自己佩带的一把宝刀赠给了他。据说，佩带此刀的人一定可以升到三公的地位。从王祥、王览始，琅琊王氏人物辈出，拔奇吐异，越来越显赫于当时。

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王览的第四子，晋元帝时出任尚书郎，在历史上好像没有多大影响。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王正的第二个儿子，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

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从晋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武力相争。在外戚杨氏专权与贾氏发动的政变以后，一切都没了章法，乱了套。司马氏诸王个个野心勃勃，人人挥刀舞剑，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混战，数十万武士参与流血杀伐，以至于尸如山积，河水为之不流。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史称“八王之乱”。随后，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名，陷壶关、掠冀州、攻洛阳，沉杀三万余口男女于黄河，与晋室的内乱，里外搅成一片。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西晋的京都洛阳处于匈奴十万军队的包围之中，外无救兵，城中断粮。“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童谣四起，人心慌乱。擅政的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带领四万甲骑撤出，结果在苦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被追军“围而射之”，全部消灭。次年，洛阳失守，晋怀帝被匈奴刘矅所俘;建兴四年(316)，刘矅进围长安，切断城内外的一切来往，长安成为一座死城，物价飞涨，斗米值黄金二两，粮食吃光了，只好“人相食”，饿死者大半，长安无力再作抗拒遂又陷落，在城中苦撑的晋愍帝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西晋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亡。大河南北，中原大地，遂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贵族统治和混战的世界。先后建立十六国，曰成汉(李氏)、前赵(刘氏)、后赵(石勒、石虎)、前燕(慕容氏)、前秦(符健、符坚)、前凉(张氏)等。史称“五胡十六国”，几乎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相始终。

生活在兵荒马乱中的北方民族，生无宁日，居无定所，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亲人失散了，新婚别离了，良人远征了，孩子没了爹娘，哭声遍野：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流水歌辞》)

中原汉族人民被少数族政权驱赶着强制迁徙：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

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紫骝马歌辞》)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河边。远处，黄河在深壑中流着，河水浑浊，有时是黄的，有时又是红的。战城南，死北郭，许多道路被尸体填满。到处都是披枷戴锁、扶老携幼的人流，不时有人被驱赶着摔倒，再也爬不起来，有的甚至活活被马、被人踩死，临终前的尖叫声划破苍穹，听了让人心酸。

仍是那片草原，仍是这轮太阳，可是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乡生存下去;走过了一片草甸，一座山冈，还是不断地回头。在遥远的异地，他们寻求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他们抛下什么?

纥干山头冻杀雀，

何不飞去生处乐。

——(《资治通鉴》引鄙语)

当北方处于一片战乱的时候，江南无战事，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张翰诗)，橙黄橘绿，水清鱼肥，倒是一派祥和与安定的气象。江南好。不在江南的人思江南，不是江南的人忆江南。江南不仅是风景，是天堂，是财赋，又有一条天堑似的长江，更是可以偏安的半壁江山。于是，西晋的权贵们便欲作孔雀东南飞，策划着自己的退路和经营江南的打算。始作俑者，又是琅琊王氏里的王导、王敦，还有一个王旷。

当年，王敦与王导两人和一批亲信关起门来商议今后的进退之路，王旷因为晚到，被卫士拦在门外不让进屋。王旷大怒，厉声嚷道：“方今天下大乱，你们策划于密室，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不让我进屋，那好，我现在就去告发。”王导、王敦听到外边有人大声嚷嚷，赶忙询问是谁，听说是王旷，赶紧吩咐手下请他进屋。于是众人遂建江左之策。有人说，在东晋建立的全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然而，王旷在晋书上无传，只在王羲之传中带过一笔“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倡其议。”这就难免要引起后人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他在永兴三年(305)的陈敏之乱中，弃官出逃。有的说是他在“永嘉之乱”的上党之役中战死，也有人说他没有战死，兵败被俘，投降了刘聪，从此杳无音讯。

王羲之在他的《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不天，即丧父;闵凶，即凶丧。我是相信王旷不幸而死于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王羲之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庭训”，而且是依靠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的。

太兴元年(318)，司马睿在南北地主的拥戴下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出谋划策最多，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应该是王导。当年司马睿用王导计，争取了人心，收揽了人才，才得以奠定开国的基础。司马睿是司马家族的远支，可是鸡毛飞上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做皇帝。他称王导为“仲父”，任命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凡是能够给的官爵和权力都往琅琊王氏一个箩筐里装。这还不够，称帝登基时，司马睿还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皇帝能与人平起平坐?这还了得!亘古未见，也闻所未闻。史书上说王导“固辞”，这才作罢。又可说明王导是清醒而且明智的，一个政治上的“老鬼”，即使得意也不会忘形。王导、王敦是叔伯兄弟，由于他们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地位，琅琊王氏的一门近百人俱为显宦，加上与皇室与郗、庾、谢、刘等东晋士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从此，“历史向侧面进出”，南北方处于长期分裂的局面。

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司马睿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心理和思想上是极其复杂的。说不定，事后就后悔了。事实也是这样，一俟坐上神秘色彩的龙椅，心态、感觉、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了。一言九鼎，开口即为圣旨。以后他又重用刁协、刘隗，疏远王导、王敦，也是有了戒心分兵分权的意思。有时甚至连朝廷的人事安排，军事力量的部署都不让王氏兄弟参与。宰相肚里好撑船。王导性格内敛，深藏不露，“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王敦却是眼睛里揉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一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大问题。”——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一内心独白一直在他心头盘绕。越想，越是气恼，按捺不住，铤而走险，举起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刁协、刘隗，起兵武昌，顺江而下，从东、西两路夹攻建康。朝野为之惊动，天地为之失色。猝不及防的王导更是忧心忡忡，吓出一身冷汗来，生怕头上悬着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了王氏全家的命。全家老少、男女慌成一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要知道，叛乱是什么罪?大罪、不可饶恕之罪，连坐、籍没、夷族、“一锅端”。每日清晨，他率王氏在朝中为官的堂弟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齐崭崭地入朝请罪，做出王敦与王氏其他人不搭界的样子。搭界的无非是血缘关系，不搭界的是王敦“逆节”，其他人没有参与其事，是无故而受牵连的。如果需要表明他们忠于王朝的心迹，可以“登报”、“广播”、“上电视”，发表声明，划清界限，全家共讨之，全国共伐之。为预防不测，王导还把百口之家生死的大事托付给尚书左仆射周。王导与周关系密切，现在，王导似有灭族之祸，他当然不能袖手一旁。后来，周 不辱王导托付之命，自己却冤枉地死于王敦之手，让王导心里懊悔了一辈子。王羲之的叔父王彬则拍案而起，指斥王敦“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没隔多久，元帝忧愤而亡。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接连发生的这些重大变故，刀光剑影，祸福莫测，一如惊涛骇浪拍岸，卷起千堆雪。给涉世未深的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内心震荡，从此对权力之争的残酷和血腥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王敦二次作乱，被晋明帝亲率六军平息以后，王导反得重用，升为太保。明帝还当众宣布王导可以剑履上殿，享受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这好像是信任与重用，而实质是将人往悬崖绝壁上推的做法，王导又一次推辞了。这老奸巨滑的家伙。

在王敦二次叛乱事件中，琅琊王氏一门曾经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最后又化险为夷。想来，居然由于王导政治上的老练，措施的得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王导顾全大局的前提下，何尝不明白地折射着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门阀观念。“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公·文苑·王沈传》)，保全了王氏一脉，维持其地位于不坠，也就保住了累世的荣华富贵呵。然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主弱臣强”，东晋元帝、明帝都不敢对琅琊王氏一门追究“连坐”，以稳定朝政。所以王敦之乱以后，王导反得重用，正是政治平衡术的一个需要。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能文能诗能谈能琴。字也写得好，“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唐朝的张怀瓘在他的《书议》中还提到，他曾经收藏着嵇康的草书《绝交书》一纸，非常值得珍贵。当年有人愿意拿二纸王字作交换，他也没有同意。司马氏上台以后，嵇康拒绝了朋友山涛的引荐，不愿再出来做官，而以打铁自给，却搞得名气越来越大。钟会这个司马氏集团的“鹰犬”，特地带了一大帮人去看望，史书上说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可是他没有料到，对他这种排场，嵇康却十分地反感，连睬都不睬他。临走，嵇康才开言：“听到什么而来?见到什么而去?”钟会回答：“听到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所见到的而去。”于是两人交恶，种下祸根。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看杀头看怕了的嵇康，其实是很注意收敛的，王戎说他和嵇康相交二十年，却不见他有喜怒之色。可是最后还是因为钟会的构陷，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被司马昭搬走了脑袋。即使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申诉，也没有用。死时仅四十岁。从此，人琴俱亡，我们再也听不到神秘的《广陵散》了。鲁迅说他的“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因为不孝，故不能不杀。”又说：“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之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祥却是有名的孝子，又是西晋统治者推重的二十四孝之一⑧，他曾在东汉末年，扶老携幼，举家避乱，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王戎则有“死孝”之名⑨，王羲之的从兄王悦(王导之子)史称能尽“色养”之孝，这样的家风族风自然也影响了王羲之的孝悌之心。

从上述史料里，我寻找出王羲之父系和旁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可以进一步地得出一些结论。王羲之出身于这样一个望门大族，王氏祖先积极用世和消极避世的两种血液同时流淌于他的血脉之中，而他生来就得学会去应付翻云覆雨的政治气候。琅琊王氏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培植了王羲之的优越感和自视清高的意气。俗话说：一方山水一方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走得多远，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缘、故土和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眼光、识见、才学，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一定会与此联系在一起。

关于书法，王羲之是值得向人夸耀的。琅琊王氏可谓一门墨香，不仅渊源有自，而且个个不同凡响。王戎“所造渊深，一出便在人上”;王导行、草兼妙，“见贵当世”;王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如对武帝击鼓，振袖扬袍，旁若无人”;伯父王廙“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在晋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羲之之父王旷以“善隶书”而远近闻名。还有他的从兄弟王恬、王洽，一个“善隶书”，一个“众书通善，尤能隶、行”。王羲之的岳父郗鉴能文能武，王夫之说他是“可胜大臣之任者”，既是抗胡名将，东晋的军事重镇，又写得一手好字，“草书卓绝，古而且劲。”王羲之的夫人郗璇则有“女中笔仙”之称。不用唠叨和噜苏，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耳染目睹，近墨者黑，也都精擅书法，王献之还有“小王”之称，以区别于其父“大王”……书法之与古人绝不是雕虫小技，壮夫可以不为，而是一种文化，是人生必备的一种修养，一种才艺，精神里的一个寄托，一种境界。

一个文化人，可以有百为。谈玄、为僧、入道、教书、作诗、卖文、绘画、做官、当隐士，但字不能不好，字是人的衣冠、卖相、“头碗菜”、第一印象。这还不够，还不能局限于书艺，还要把眼光放得更宽些、更远些：“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

这里的“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历史，“深郁”和“豪放”是中国诗学的两种主要倾向。深郁近于司空图《诗品》里的沉著。“海风碧云、夜渚月明”——空阔澄沏——直思到这样境地。杜甫可以为之代表，是内向的、是执著的、是沉思的，近于儒家精神。豪放则“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豪迈而可以吞吐大荒。李白可以为之代表，是外向的、是任性的、是自然的，近于道家思想。“象物一句是对万有形态的观察，疾涩一句说对书艺造型原则的掌握”(熊秉明语)。至于“以阴阳备四时之气”，便是对生命的关注，关心生，也关心死;关心宇宙万物，也关心荣枯盛衰。试问：天底下有这样学习书法而成为书法家的吗?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回到书法自身，它既不能“开圣道”，也无法“正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末事”、“小道”。然而“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康有为语)。因为“书法家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实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熊秉明语)。能得中国文化的陶冶，融汇于心，知古通今，恢扩才情，酝酿学问，然后发为笔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风格，成为文化的一道风景，真是多么不容易呵!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高士。他是诗人、是散文家、是道教徒、是士大夫、是清谈家、是归隐者，是最伟大的书法家。然而，他之爱好书法和在书法史上的伟大成就，虽有遗传基因、家庭影响，但主要取决于魏晋时代自觉的风气和他后天的刻苦努力。

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唐代正书碑刻。褚遂良书贞观十二年(638)刻，碑石佚次，仅有清代李宗瀚藏唐拓本传世。册共二十面，每面四行，满行九字，凡七百六十九字，有明代王世贞、王世懋，清代王澍、王文治、李宗瀚等人跋记。此碑书法质朴，与《雁塔圣敦》之空明飞动不类，运笔多隶法，与《伊阙佛龛》相近。为褚氏早年之作，王世贞称：“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恨，真墨池中至宝也。”王世懋跋称：“质若敦彝，雅若天球，……精神烨烨，妙得八分古意，……是褚择笔书也。”有文明书局、有正书局影印李宗瀚本，临川李氏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