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44年作 春晖晓艳图 立轴 设色纸本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诗、书、画、印皆善,尤以绘画闻名,主工花卉与山水。清代画家凌霞在《天隐堂集》中将高凤翰列为“扬州八怪”之一,位列金农、郑板桥之后,排第三。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诗、书、画、印皆善,尤以绘画闻名,主工花卉与山水。清代画家凌霞在《天隐堂集》中将高凤翰列为“扬州八怪”之一,位列金农、郑板桥之后,排第三。

高凤翰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山东胶州一户半耕半读、亦农亦盐的家庭中。19岁那年,高凤翰娶胶州富豪傅文学之女傅尊古为妻,婚后生育二子一女。傅尊古对高凤翰关怀备至,毕生随其颠沛流离,患难与共,生活困难时,又以典衣倾奁支持高凤翰从事艺术。

2丙辰(1736)年作 晚松图 立轴 设色纸本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秋,27岁的高凤翰赴江西,在滕王阁拜见著名画家沈宗敬(恪庭),与之探讨诗画,相互赠答。康熙五十年(1711年),由济南东归,住在安丘好友张在辛家。张工书画、篆刻,收藏极丰富。高是张的忘年之交,高在张府得见许多金石书画珍品,受益匪浅。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先后漫游德州、济南、诸城、莱阳等地,游览名胜古迹,以诗文书画会友。这时的高凤翰可谓学立道通,自然贞素,圆行方止,聊以从容,江山已入画,意气亦凌云。

3梅石图 轴绢 120×47cm 1726年 故宫博物院

然而少年早慧的高凤翰从2 0岁开始,三次应乡试,却屡试不中,自叹“埋头荒村,郁郁看屋壁者逾二十年”。直至雍正五年(1727年),44岁时,胶州知州黄之瑞以“才能卓著,孝悌著闻”保举他应“贤良方正”特科,考列一等。之后,又代任仪征县丞兼委管“泰州坝监挚”,掌管盐务。初赴任无衙署,舟中公事,自嘲为“河上勾当”。同时,创作了《坝上图》《岳墩九日图》等一批画作,记载泰州的风土人情。

4高凤翰孤傲不羁,《泰州志·名宦卷》记载:“高凤翰字南阜,山东人,雍正年间,官泰坝监挚。时缺,系新设凤翰莅任后,多有创建,喜吟咏,暇日与兴化郑燮,邑中王家相,田云鹤等辈唱和,晚年病右臂,以左手写书画,尤精草隶。”

右手病废,对于一书画家而言,真乃天妒其才。但倔犟执拗的高凤翰又以惊人的毅力改以左手书写。此时他还特治了一方“一臂思扛鼎”印,以示意志。经此大变,高凤翰已无心仕途。斯文在天地,至乐寄山林,摆脱官场后,高凤翰侨居扬州,寄宿佛门僧舍,以鬻字卖画维持生计,体纯素而性道澄明,书画面貌焕然。就在此时,郑板桥慕名来访,二人结为莫逆。郑板桥赞其画作:“西园左笔寿门书,海内朋交索向余。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赝作亦无余。”他在扬州同金农等人也十分的投契,且多获资助,从此“西园左笔”闻名扬州画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道:“弟右手之废,其苦尤不胜言。近试以左腕代之,殊有大味,其生拗涩拙,又万非右手所及……”

5指画山水花卉册之二 册纸 23.4×30.3cm 1736年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胶州一带连年灾荒,高凤翰只能以典当衣物田产、出卖文物字画为生。没有宣纸,则以糊伞的毛头纸、纺织品包装纸代替。在高凤翰返乡的同时,好友郑板桥恰也轮官至范县、潍县。此间,高凤翰送给郑板桥一方名叫“映碧”的砚台,那方著名的“七品官耳”印章也出自高的刀下。高凤翰曾作《忆郑板桥》:“淡如我辈成胶漆,狂到狂怒有怪情。便去故乡寻旧迹,断碑犹爱板桥名。”两年后,郑板桥趁视察灾情到胶州三里河村看望高凤翰。此时高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却欢喜得流下眼泪,平生收藏变卖殆尽,庭有余闲,而家已无长物,房子则是倒的倒卖的卖,仅存破烂不堪的三间竹西亭。郑板桥挪出12两俸银给了高凤翰,这让高十分感激,遂把手头珍藏的他与王蓍合作的书画长卷题跋后赠给郑板桥,跋曰:“邻县远来二百里,清俸分颁十二金。更识临风脱手处,前时不尽故人心。”

6乾隆乙丑(1745年)作 隶书五言联 立轴 水墨纸本

高凤翰善诗,且诗格甚高,出语意气真淳,造句平淡天真,甚为自重。自成集者有《击林》《湖海》《岫云》《鸿雪》《归云》《归云续》《青莲》等七册,凡三千首。其诗皆为现实主义题材,入野看山,得山水真趣,或真或幻,皆笔头灵气,曾言:“诗有异境,有妙境,不是日对妻孥,株守荒村所可得。”

高氏族弟高研村《订选南阜老人诗卷序》云:“兄少时尝以诗受知渔洋山人,许为弟子,未及上谒而殁,犹留遗言,令拜墓下,称私淑云。”说的是王渔洋曾对高凤翰的诗作欣赏有加,由于生前两人未能谋面,故王在临终前,曾嘱咐收高凤翰为私淑弟子。

高凤翰五十五岁时因右手病废,改号半亭、老阜、废道人、尚左生、丁巳残人等,山东胶县人。清代书画家。擅长诗文、书法、绘画、篆刻,不受传统限制,生动而富于妙趣。他的毅力惊人,右臂病废后,书画篆刻全用左手,作品朴拙中有生趣,为世人所推重[1]。举孝友端方科,后官署徽州绩溪知县。早岁知名,尝奉渔洋(王世祯)遗命,为私塾门人。后又受尹元孚(会一)、卢雅雨(见曾)知遇。工书、画,草书圆劲。善山水,纵逸不拘于法,纯以气胜,兼北宋之雄浑,元人之静逸。花卉亦奇逸得天趣。嗜砚,收藏至千馀,皆自铭,大半手琢。究心缪篆,印宗秦、汉,苍古朴茂,郑燮印章,皆出沉凡民及其手。晚病痹,用左手挥洒,笔愈苍辣,因镌“丁巳残人”、“尚左生”二印。著有《南阜诗钞》、《砚史》。卒年六十六。自撰生圹志。

7高凤翰天资聪颖,童年时代就从家中藏书中学到不少东西。后来受当地名儒李世锡的指教,奠定了国学基础,对其后来在艺术方面的造就有很大的帮助。

19岁那年,高凤翰参加科考中秀才,次年去济南参加乡试,后又两度赴省,但屡试不中。

后至45岁,高凤翰方由胶州牧黄之瑞荐举应“贤良方正”特考,考列一等,授任安徽歙县县丞。在官场派系斗争中,高凤翰受诬下狱,经历了一番磨难。后虽冤案得昭雪,但使他对仕途失去了兴趣。

去官为民后,高凤翰侨居扬州,寄宿佛门僧舍。55岁时,他右手病残,改用左手舞文弄墨,自号“后尚左手”,刻制“丁己残入”石章一枚,标志在丁已年病苦废右手。他在扬州同“扬州八怪”一班文人十分投契,靠他们资助和自己卖画,维持了几年流浪生活。

59岁,高凤翰返归故里,8年后病逝。

高凤翰在文学艺术诸多领域有为人称道的成就,他的书法,他的绘画,他的诗作以及他的篆刻和藏砚都值得一提。高凤翰的右手书法严谨流畅,左手书法上溯魏晋风格,继承元明笔法,气韵流动,古趣横生,被人誉为明清两朝数百年间以左手擅长书法的,尚无人与之媲美并列。当时能得到其只字片幅不是易事。

高凤翰主工花卉山水,宋人雄浑之神和元人静逸之气在其作品中同时流露,艺术造诣十分精湛。高凤翰的画不拘成法,因而被人归于“扬州八怪”,也有将他列为“画中十哲”的。高凤翰的传世作品有《牡丹竹石图》轴等,并著有《南阜山人诗集》、《砚史》等书。高凤翰在一黑陶罐上的诗刻和画有三足陶器的《博古图》花轴引起山东大学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后人们按图上提供的信息往胶州三里河求索,终于发掘出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青岛百花苑置有他的雕像。

高凤翰的诗成名较早,青年时代即负盛名。他的诗颇得明士王士祯的首肯,曾受渔洋遗命为私淑弟子。高凤翰文思敏捷,一次在两江总督尹继善举行的酒宴上,以雁名题,高凤翰提笔立就,其中不乏佳句,令友人交口称赞。他的诗、书、画、印被人称为四绝。高凤翰的藏砚也被人们肯定。

高凤翰的篆刻以白文为主,早期以汉印为宗,后期白文笔画丰腴,而且留红极宽,不拘于法,妙趣横生。

他天资聪颖,很小就能吟诗,可惜仕途并不通达,44岁时才以县丞试用,虽有调迁,但终未能显赫。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因为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座上客,在卢见曾倒台时受了牵连,丢掉了并非锦绣的前程。

受挫后,高凤翰便寓居扬州,开始了他鬻字卖画的生涯。不料,正当他潜心艺术之际,右手突患麻痹之症,不能再作字画。接连的打击,使得他有些措手不及。试想,他一定苦恼过,失望过。最终,他还是用左手拿起了毫管,重新起步,再做探索。

尽管是同一个大脑支配,左手却不像右手那么听使唤。写出来的字,与想象中的简直是大相径庭,甚至大有桀骜不驯之势。他也许有气极败坏之时,将笔掷于案上,而跺足长叹。他也许是在偶然一瞥中发现,这种不驯服的笔触,不正是他以往苦苦追求的天趣与老辣吗?平时,右手太听话,太认真了,所以很难体现出这种效果。现在左手却在生涩中,露出了这种渴求的表现方法的端倪,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坏事中的好事呀!

无意中厾破了悟性的窗纸,高凤翰超脱了,兴奋了,以他顽强的意志,明澈的肝胆和刚刚开发的右脑支配下的左手,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啓」字,會意。

「戶」、「口」組合之形。「戶」為神龕開啓單爿門形。「口」為祈禱神明祭器之形。開啓神龕之門,以聽取神明啓示,「啓」意雙重顯示,其意自明。

而後衍生「啓上」、「啓奏」、「啓白」、「啓承」、「啓蒙」諸意。

《靈性甲骨》:

甲骨「啓」字,神龕半啓,以通神明靈啓。

予之朱砂靈性甲骨「啓」字,以通徹簡淨筆意刻畫寫之,惟於簡靜虛冥處領會神喻啓明。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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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明清封建的科举制度下,文人为了求取功名,研究和书写那些端正死板、缺乏生气的馆阁体,缺乏变化和创新。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不少文人提倡碑学,康有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康有为不但敢于从理论上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更从实践中创写出了独特风格的康体。康有为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书法上,康有为以宏富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康有为书法有着结体开张、奔放不羁的强烈书风,一般都说人的性格与书法有着联系,这也折射出他那种狂放不羁的性格。其书法得《石门铭》、《经石峪》最多,尤其是作榜书、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淋漓构成其作品风格的主调。然而他这一书风的形成,也是他从最初的学唐宋到后来不断地向北魏“变法”而得来。对待书法艺术上他也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

1康有为书法行草学苏轼、米芾。其推崇碑学,贬低帖学。其书作气息、规模均自南北朝碑版出,苏、米嗣音甚微。其论述推崇碑学的书法论作品为一八八九年所作的《广艺舟双揖》,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奠定了康氏作为一代书学大师的基础。虽然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书法论在当时得到大多数的认可,是因为宋元以来,学者只知帖学,很少乃至每注意到碑学,而且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然而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认为清代前、中期的以“帖学”、唐碑为楷的流弊,都是宋、明人的重钩、翻摹之本,走样失神是必然之事。(他的这一观点,也是梁启超所特别强调的书法论,尽管师徒俩的政治观点最终因不同而分道扬镳,但在书法美学上,他俩的态度倒始终如康有为的书法。)在此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

2《广艺舟双揖》又名《书镜》,是晚清继包世臣《艺舟双揖》后力倡碑学的又一部书论集,书名也是据前者“扩广”而来。后来郑逸梅曾在《艺林散叶》中说:包世臣论文论书,乃成《艺舟双揖》;而康著袭其名《广艺舟双揖》却只论书,未及文,故当时有人讥之应称《艺舟单榴》才对。康有为闻此言后也无话可说,后来重刻此书时果然更名为《书镜》。

这书反映了康有为思想保守的一面,他看不清前进的方向,所以他的“变”,不是努力去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而是主张回到古代去。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完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他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名家为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这样,他在指导思想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混乱境地。

康有为的书法,各有说词,说好者捧之为天,低毁者贬之于地。如白蕉就曾说:“康长素本是狂士,好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然而,沙孟海先生在《清代书法概说》中又说:“康有为本人书迹,题榜大字,大气磅礴,最为绝诣……气魄从《石门铭》、《泰山金刚经》出来,真可以雄视一世。”从后者评价可以看出康有为的书法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如今所见的康有为书法,大多都是其中晚期的作品。康写字赠人,从不写“指教”、“正之”类的客套语。他晚年书,对联以五言为多,其中最爱写的一联是:“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有人说康有为为人性格古板,无甚情趣。在此讲述一段康有为的趣闻:在日本时,有一次为友人新婚题词,康氏给新郎新娘写了“司月二大,旦牛住了”八字。旁人不明何意,他笑说:“每字添一笔,即可。”原来是祝福新人“同用工夫,早生佳子”。由此可见,康有为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无趣。

康有为不仅是位为书法家,也是位思想家,其思想的演变从早年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这也是因为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而且后来受张鼎华的影响。在1879年时,他在家乡西樵山结识了张鼎华,在张鼎华的指引下,康有为开始接解到近代的改良思想,了解“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逐渐打开了眼界。由于坚持儒教正统,他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

康有为在中学西学思想内激荡。在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与行南辕北辙。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被称为风流圣人。在颠簸动荡的流亡生活中,康有为一共娶了六位太太,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华侨,一位是日本人。

有些人对康有为的思想颇有争议,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对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和谭嗣同一样选择杀身成仁,而选择了逃亡。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后来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这个转变使其他在政坛地位直线下滑。

在政治上,像待书法艺术上一样,同样不断阐述“求变”之必要。康有为说:“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他还以政治变革的大势来譬喻朽法:“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其中就有有名政治改革“戊戌变法”,康有为作为政治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戊戌变法的基本纲领。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等人手里。后来导致康氏的“变法”是失败了;但作为书法家的康有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的“变法”与“求新”,也可以说是成功的。3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出身为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而且每个头衔上都可加上“著名”二字。

康有为是个极度自负而狂妄的人,而且自负狂妄得近乎有点“迂腐”。比如康氏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代,就以“康圣人”自居,并别号“长素”,意思是比“素王”孔夫子还略高一筹。在治学上,大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百日维新时,一天在“朝房”康有为与“后党”的关键人物荣禄相遇,两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竟愤然回答说:“怎么不能?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可见其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已至于后来变法失败,在老外的帮助下,亡命天涯十六年。

1明 李流芳 唐宋诗意画册 册页,纸本,墨笔,30.1×51cm

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泡庵,晚号慎娱居士、泡庵道人。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孝廉,为人耿直,诗风清新自然,文品为士林翘楚,魏忠贤建生祠不往拜,与人云:“拜,一时事,不拜,千古事。”与娄坚、程嘉燧等合称“嘉定四先生”。擅画山水,好吴镇、黄公望,出入宋元,逸气飞动,笔墨苍劲清标,墨气淋漓,有“分云裂石”之势。写生亦有别趣。兼能花卉,逸气飞动,水墨浅深,韵味隽永。吴伟业称其为“画中九友”之一。尝语钱牧斋“精舍轻舟,晴窗净几,看孟阳吟诗作画,此吾生平第一快事。”牧斋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与孟阳耳。”工书,法苏东坡,又精篆刻,与何雪渔(震)齐名。2 7 6 5 4 3

彭玉麟,湖南衡阳人。字号,雪岑、雪琴、退省庵主人。诸生,官至兵部尚书。谥刚直。能诗,书法奇峭,下笔立就,不轻与人书。善画梅,老干繁枝,鳞鳞万玉,其劲挺处似童钰,一生所作不下万本,每成一幅,必盖一章曰“伤心人别有怀抱”,曰“一生知己是梅花”。盖幼年尝与戚女梅姑有白头之约,后女之父母将女另字,女殉情以报。故玉麟伤之,暇辄画梅以志不忘。又相传其梅之佳者,系幕客黎某手代,惟黎画梅于老干之上,必作虎头皴,以暗识之,如石钟山所刻者是。卒年七十五。《西湖志、近代名人小传、寒松阁谈艺琐录》。1 2 3 4 5 6 7 8 9 10

幼年丧父,没有兄弟,八、九岁起独撑门户,务农经商之余,习武修文不辍。石达开长得高大俊秀,十三岁已“凛然如成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因急公好义,常为人排难解纷,年未弱冠即被尊称为“石相公”。

1十六岁“被访出山”,十九岁统帅千军,二十岁封王,从容赴死时年仅三十二岁,他生前用兵神出鬼没,死后仍令对手心有余悸,在他身后数十年中都不断有人打着他的旗号从事反清运动,辛亥革命党人曾通过诗歌,小说,绘画等各种媒介宣传他的事迹以激励民气,号召志士,鼓吹革命。有关石达开的民间传说、歌谣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

2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其后,为全军先导,经河西安全撤军,跳出反包围圈,夺岳阳,占武汉,自武昌东下金陵,二十八天挺进一千八百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时人号之“石敢当”。

3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改号天京,石达开留京辅佐东王杨秀清处理政务。定都之后,诸王广选美女,为修王府而毁民宅,据国库财富为己有,唯石达开洁身自好,从不参与。

4而石达开接受凌迟时,不卑不亢:

石达开自供与洪秀全等自广西金田 村起事即封伪王,及窜扰各省情形,历历如绘,皆臣所素悉,语皆符合。且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论,实为石达开正身无疑。——《骆秉章奏稿》

5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养晦堂文集》

6后来的李秀成曾经说过:

国中(太平天国)元勋人物,(其实都特么一群棒槌),只有冯云山和石达开顶用。硬说佩服哪个,我没有佩服的,我只服石王。7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年又号蝯叟。今湖南道县人,清代晚期著名的诗人、书法家,道光年间的进士。何绍基是何绍基的书法,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自成一家。中年潜心临摹魏碑,他用自创的回腕法书写,字体充满了极强的个性;晚年他专攻篆隶,这使他的书法更增添了雄浑之气。何绍基将书法中的“行、草、隶、篆”融为一体,写出的字出神入化。

清·何绍基楷书《东坡诗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近三十余年来,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已从六七十年代对形式特征的分析逐渐转向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怀。在这一大的风气之下,研究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艺术的关系,赞助人和艺术创作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这点在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在中国书画的交易方式中,我以为人情酬酢与间接的买卖最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龚继遂在他的关于中国绘画中酬酢现象的硕士论文中,把“应酬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个画种和文化现象,全面地讨论了应酬画的起源、种类、受画人、社会功能。我在一篇谈论中国书法史研究方法的短文中指出,龚继遂关于应酬画的研究对中国文人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一条不落西方学术窠臼的思路。在为应酬画作定义时,龚继遂把作为赠送品的画作统称为应酬画,并指出,在中国,应酬是一个能涵盖相当广泛的社会现象的概念。我在同意并沿袭龚继遂为应酬艺术品所下的定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在艺术品买卖中,由于有人情介入,很可能是半买半送,或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因此,在讨论中国书法史上的应酬现象时,我以为,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物品的交换,甚至买卖——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

1傅山抄录《礼记》卷十九《曾子问》一节

在为应酬书法下定义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这种现象,即一些原本不是用来应酬的作品,以后也可能被用作应酬。这种情况在傅山身上常发生。如傅山在1653年曾作小楷《曾子问》,并非为了应酬。在保藏了三十年后,1684年傅山在向老友魏象枢托孤时,将这一作品赠给了魏象枢。一些书家平时的日课习作和尝试性的作品,因名气大了,也常有人索要。一些信札、笔记、药方,兴致所至挥毫自娱的作品,也都会被用作应酬。但这些书法和为应酬而创作的作品不同,这是我们在讨论应酬书法时应予以注意的。简言之,笔者在此把“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统称为应酬作品。因此,“应酬书法”是以创作动机为定义基础、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而使用的一个不是特别严格周全的操作性概念。而如此界定这一概念也和我们下面将讨论的修辞(rhetoric)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对应酬书法作了基本界定后,让我们接着讨论傅山和应酬书法。甲申国变后,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经济特权,家庭的财富又受到战争毁灭性的摧损,不得不以行医和鬻书为生。正因为经济困难,很大的生活来源得自书法,傅山在甲申后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又由于傅山一生好作笔记,他留下了比任何书法家都多的谈论应酬书法的文字。他的一些和日常生活琐事相关的信札,也因他的书法名声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傅山有致友人荃老一札,言及以书换米﹕

庽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此处所言“留而发之”,应该就是托友人卖字,来还那二三斗米钱。傅山大概在太原、汾州、祁县、盂县等地都有友人为其代理书法。从我们在本篇第一节所引的文字来看,戴廷栻就多次在祁县为傅山卖字。

但并不是所有的应酬作品都直接涉及金钱和物质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应酬书法的创作是为了人情的交换。这就如傅山在和戴廷栻的交往中,有时是涉及金钱的(如他请戴廷栻为他在祁县买米和油时,付给了戴廷栻银子),但戴廷栻却为傅山提供了许多非金钱交易的服务,比如说,把米和油运到太原,为傅山的出游提供脚力。而傅山回报的方式便是为戴廷栻写字作画题跋。

应酬书法适用的范围极广。从他人请去小住,到给予各种方便,都可以用书法表示感谢。傅山有许多作品便是这种情景下的产物。他有一首诗及小序这样写道﹕

辛酉冬寓石艾张植元培兄峪里花园,壬戌三月旋里,书扇谢之。

长公与余善,今复识公孙。花竹缘溪水,亭池借小园。黄冠累月住,绿酒不时存。所喜仍荒径,犹然若敝村。

石艾在平定州。此处所说的张植,很可能是傅山的老友、曾任明朝大理寺卿的张三谟(日葵)的孙子。从诗中可以看出,傅山在老友的孙子家住了三四个月,主人款待得十分周到。傅山无以相报,乃“书扇谢之。”

1651—1652年左右,因清初动荡的局势而避难山西各地的傅山,曾侨居在阳曲县的友人杨方生家中。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藏有傅山此时为杨方生的两个弟弟书写的杂书长卷,当是为了感谢杨家的救助所作。

傅山喜欢喝酒,有时朋友备下酒席,并预备了笔墨,酒酣耳热之时,请傅山作书,傅山也就乘兴挥毫。傅山有首诗的小序云:

轶老词宗以醉索书,书得《村房即事》一章,发笑,兼请教政。

2傅山《赠魏一鳌行草书》十二条屏(局部)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

我在讨论傅山的应酬书法时,已经揭示了一个文人艺术家在改朝换代之际,应对尘世俗务的艰辛,讨论了政治经济环境、社会规范对傅山的制约。下面将换个角度,着重讨论在无法根本改变大环境的条件下,傅山如何运用文化资本和种种策略来拓展生存空间,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并藉此来说明,文化资本如何使得文人艺术家有别于非文人艺术家。虽然傅山集书法家、画家和篆刻家于一身,本篇将主要讨论傅山的书法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样做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在传统中国,书法主要由文化精英们所创作、收藏和欣赏,被艺术史家称为“精英的艺术”。大多数书法家(包括傅山)可以说是文人艺术家。作为一个文人艺术家,傅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名人地位和拥有的文化资本。这些文化资本使他能够成功地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文化资本,他的生活将是另一番景象。

黄庭坚《教审帖》,纸本,27.1×43.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教审帖》亦称《与立之承奉书》,行草,凡9行,81字。书于元祐三年(1088年)左右。钤有“缉熙殿宝”、“友古轩”等印记。《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等著录。《停云馆帖》、《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谷园摹古法帖》等收录。

▼黄庭坚《教审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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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教审帖》纸本行书 27.1×43.1cm

释文:

庭堅頓首,辱

教審

侍奉萬福爲慰。承

讀書綠陰,頗得閑樂,甚善甚善。

欲爲索兒錄數十篇妙曲作樂,

尚未就爾。所送紙太高, 但可書大

字,若欲小行書,須得矮紙乃佳。

適有賓客,奉答草率。庭堅頓首。

立之承奉足下。

▼《教审帖》细节高清图2 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