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焦山江心島《瘗鹤铭》摩崖石刻刻于南朝·梁天监13年(514年)，由南北朝时期隐士華陽真逸撰文和上皇山樵書丹。點畫靈動，字形開張。北宋书法大家黄山谷于此刻石得力独多，变态后形成山谷书“中宫内敛，横竖画向四周开张”的“辐射式”的独特风貌。黃山谷有言: “大字无过《瘗鹤铭》 ,小字莫学痴 冻蝇。随人学人成旧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歷代评价极高。明王世贞评：“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铭字连笔圆润，落笔超逸，神采脱俗。《東洲草堂金石跋》云:“自来書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此铭后来遭雷击滑坡，碑文下半截落入江中，再后来，上半段也消失了，传世的拓片多为伪作。此為梁任公飲冰室藏帖也。

临帖作为专业学习的主要手段，验证原理、体会经典、引领习作，为将来的创作积累素材。书法临摹如同画家写生，通过长期反复、多角度地与范本对话，熟悉并逐渐掌握书法创作相关元素，建立完整的创作形式体系，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书法创作的学派思想。

不同的临摹观念产生相应的书风，因此，有必要就临摹方式及其专业教学理念略加反思与梳理。

1、摹与临

晋唐时代，从实用而言，以响榻制作书画副本，称为摹本;传抄文献用临写，如同临渊，故曰临池。从艺术而言，摹与临演绎成为主要的习书手段。所谓摹的收获主要是位置，是形态上的;临所得到的主要是神采，是笔意上的。姜夔指出临与摹之间的差别，“临书易进，摹书易忘”。能原汁原味地体会原作形态，直接对话，那么，一定量的摹写经历就是必要的。但要说明的是，与制作摹本式的响拓有所不同，书写训练的摹则不可描摹，而要临摹，即有速度变化、墨色变化地用蜡纸摹写，强调书写性，体现原作的神采，在接近原作书写速度的同时，能一笔填满点画，才能接近原帖笔势，保证临作气韵生动。所以，临摹要快速而准确，行笔与连带要有挥运之势。

2、形临与意临

形临与意临的关系是关乎中国书法乃至中国艺术本质的重要问题。尚儒者多重取法正宗，崇道者尤重虚无，参禅者用之无常。道家时间与空间是相互转化的，所谓善化;佛家眼中皆是空相，无色生香味触法。无论是工整还是粗放，书画篆刻本质都是追求写意的。对于形概念，与西画强调形状、形象不同，我们的视觉艺术传统强调形势、形质、形神、形意关系，作为外在的形，其内在意向——态势、本质、神意，是其内容。对形的理解，即是以势、质、神、意加以超越形象，予以升华。

如果说形临是依据细致入微的眼睛与灵巧的手，那么，意临则要进一步经过思辨性的解读，深入理解与变化。临摹程序中的形临是以范本客观形态为视觉依据的科学性描述，意临则是对范本内在本质与外在关系的哲学性描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性地分析形意关系，只是相信眼睛所见，就会造成徒有其表，不明就里。要感受书法内在之道，必须将技巧上升为原理层面加以认识。

意临往往采取夸张的形态表现原作的特点，不是追求像，而是更像。经过原理层面的分析，站在全篇组织形态层面，看待具体局部的形式语言，以动态的方式加强原作书法语言的对比，是理解之后的升华。

3、原式临摹与变式临摹

所谓原式临摹是指不改变原帖的幅式，基本保持原作的行列关系甚至每行字数，体现范本气息，与原作整体关系相一致;变式临摹则指改变了原作的幅式(如范本为手卷，临作改为条幅)，其行列位置乃至行款格式均发生了大幅度改变，进行行列乃至章法关系的新的组合。

变式临摹要以最终幅式的形式感为核心，改变原作的语言形态，以适应新的幅式，其中不仅是行列关系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全篇组织形态的整体重组了。在展开训练之初，要参考新幅式的相关经典作品，展开两类范本的对话。如将颜真卿《祭侄稿》临写成屏条，就需要参照诸如徐渭行草屏条的幅式。

认识到原式临与变式临的差异，就不能没有同类幅式参考地盲目改变，最终失去对技法训练原理的控制。

4、放大临与原大临

放大临摹与原大临摹的目的不同。放大临写是追究点画内部的细节，使临写过程中笔下有内容，避免大量丢失关键性的笔法点，属于对原帖的分析过程，作为训练环节，并非一定是最终的应用形态;如果没有充分的放大临摹经验，直接进入原大包括略放大的临摹，往往会出现缺少精确丰富内容的现象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缺少观察细节的习惯与意识，另一方面是缺少捕捉细节的能力。

放大临摹以点带面，抓住了概念，有了一定的体会，就要回到正常的应用形态——原大包括略放大的临摹状态。作为最终的创作形态，某些范本越大越壮，如摩崖石刻;有些范本不适合于写大，可能失之雅致，因此，对范本应用不必一律放大。

常态临写的用笔动作是不会产生变形的，适度的放大在不会产生大幅度变形的情况下，要在数量上加以积累，放大临摹要解决质的问题。以适应自己最终的常态书写，形成个人发挥最好状态。

5、节临与通临

节临与通临的侧重点不同，节临是为了选取全篇的节点部分，抓住各个节点的特色， 形成概念，进行技法语言属性的对比。因此，节临必定是系列性的。如将全篇章法组织之起、承、转、合之关节处划分出来，分别临写四个部分之典型片段;如节临一组汉碑的开头部分，比较汉碑章法的共性与差异;如节临全篇笔墨对比幅度最大的视觉核心——画眼部分，比较其与周边书法语言的差异等等。总之，节临是在系统中的序列对比，是对局部特征的重点关注。

通临是全篇章法的展现，面对范本的整体，从空间布局的方位、虚实、内外、聚散等层面，以及时间过程的动静、承转、刚柔、导顿等层面，进行整体分析，控制全局。总之，通临是将各局部序列建构整体系统，是对章法组织形式的关注。

节临不可盲目，若是任意截取，往往无益于技法问题的解决，必须事先分析全篇，按组织结构解构才是整块局部;通临则不可散漫抄写，如同流水账，失去了对全局关系的控制。

6、字帖与字典

古代蒙学阶段习字是从字书(即今之字典)开始的。字书式学习首先建立的是一套字库，。当然，字书式学习潜在的问题，主要是掌握了字体而不知如何变化，而没有变化就不能成为艺术。今天学书则只用字帖不用字典，以致于即使掌握了章法、字法、笔法、墨法，但没有掌握字体系统，如同有想法的哑巴，有口难言。识字量不够，是无法挥洒自如的。这种弊端却是字书式学书所没有的。

字帖范本与字典在训练过程中的联系，如同语言学单词与语法的关系。所谓范本，是具有代表性与经典性的，不同于一般的书写素材。使用范本主要是获得法度，即具有章法、字法、笔法、墨法的技法程式意义的，如同范文，供人们套用以及进一步做相关发挥。所以范本相当于语法的作用。与之相匹配的是字典，字典是字法系统，最终要熟练运用这种字体，必须全面掌握这套字库。字体的学习主要以偏旁以及声系为线索，以识字、识变、识源为程序，有计划、按步骤，最终掌握字法系统。相对于范本的语法作用，字典的单词与语法相匹配，才能作成文章。

字典与字帖匹配成为一体，最终由教材加以统筹，教材主要是教学程序设置与技法原理解析，课程体系的建立，核心是学派思想及其教学理念，指导具体训练程序的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再多的字帖范本字典，都无法取代教材的作用。自学者教学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教材，或是有教材而不理解才导致学习过程无序。

7、毛笔与刀笔

战国以前，汉字书写工具有柘木笔和刀笔，文献记载楚系、秦系与考古发掘相印证 。书法之笔法传统主流一直是刀笔与毛笔文化，墨迹与书丹并行。自唐代李世民用行草书碑，改书丹法为摹勒上石，忠实墨迹原本;以草书作箴言于朝堂，自此，行草书具备了官方身份进入铭石书。始有帖学，刀刻服从毛笔，刀笔之法即废。因此，唐代以前的锲刻有刀笔和毛笔之分，以毛笔临刀笔，笔势相对加强刚性，即显刀意;等待刻帖则要透过刀锋看笔锋，同时还原原作墨韵。刀笔与毛笔不必偏废，一刚一柔，一文一武。

董其昌有个作品，大家有些陌生，那就是《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后》，共117个字。今天，我们将作品一个字一个字的截图，然后排列。看着这些辛苦截下来绝妙书法，再辛苦也不算什么。

这幅小字作品，放到最大了才知道有多美!

关于书画艺术的“古”与“今”，“新”与“旧”的话题，这些年来大家渐渐少去争论了，因为大家有了共识，艺术的核心问题并不在“古”与“新”，而在于“优”和“劣”、“真”与“伪”。

所谓真，是艺术作品中饱含了“真生命、真性情和真知灼见”。中国书画的生与死，并不在于你用了何种书体、何种材料、何种书写形式，而在于它有无契合人类的共同审美和共同价值观。

文化艺术形式，无论“新”与“旧”，都有其存在价值。绝不能说西洋抽象画胜过国画，东洋现代书法胜过传统书法，歌剧要胜过京剧。若就书法内部而言，不能说楷书就要胜过隶书，草书要胜过篆书和金文。这一点，大家都有了共识。这是第一个层面。

在艺术创作领域，过去常喊这么一个口号：“笔墨当随时代”，即所谓“艺术作品要有时代精神”，如果一个时代是颓唐的，那么需要艺术家们把作品都弄得萎靡不振吗?可见这个提法具有相当的欺骗性。真的笔墨应该超越时代和引领时代，或者说应具有超越性和永恒性，否则，它的价值就只能大打折扣。艺术之美，最大的魅力当在于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超越时空而成为人类永恒的经典。

古人云，书法乃小道也。虽是小道，犹言有道。“道也者，不可须臾而离也。可离，非道也。”(《礼记中庸》)这个“道”，是宇宙规律，自然规律，是真理，而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从事书画艺术创作的人，断无创新可言!所谓“创新”，只不过是艺术家本人在按照艺术规律，不断去探寻，不断去体悟，不断去接近“道”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综合修养自然流露出来，并表现出纯然属于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艺术样式而已。这个艺术样式共性越多，获得的共鸣就越多。

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艺术共性”，就是要向最高的艺术目标奋进，向“道”靠拢，向“经典”靠拢。所以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向经典学习，向圣贤先哲们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自己的个性缩至最小，而将共性放至最大。我们常说某某是“书法大家”、“散文大家”、“诗词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的艺术理念和艺术精神能最大程度上引领并代表大家获得高层级的见解和审美，而这种高层级的“共同审美”的元素越多，则越能打动人，他也就越能代表“大家”。

我们说某位书画家“涉笔即古”，其书“饶有古意”。书法要写出古意来，真不是那么容易，不仅要懂得古人的笔法和墨法，更重要是要懂得用心去体悟书写之道和自然之道。这些都要经过大量的临摹、技法训练并用心体会才会有所得。书法要写出古意，就是要将古人的优长通过临摹、体会并融会贯通，吸收成为流淌在自己生命深处、灵魂深处的血液精魂。所谓的“创新”，写出“新意”和“己意”，不过是把“古人的优长和自己的不足自然流露出来罢了”。其他艺术亦然。

艺途漫漫，欲成一家一流，特别是要写出古意，非博观约取、涵养大德不可。

春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汉族文学形式，对于我们而言，她更是我们心仪的书法作品。她用简洁而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我们美好的愿望。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精选春联，装点门面，增加喜庆气氛。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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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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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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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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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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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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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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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字舍予。因为老舍生于阴历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大概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信仰基督教，北京满族正红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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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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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14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嘉兴桐乡人。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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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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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代表作品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诗风幽怨凄恻，“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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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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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现代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8年赴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银行学，后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奠定其浪漫主义诗风。代表作品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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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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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女，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其中，《你是人间四月天》最为大众熟知，广为传诵。

《种竹日记》是湖南省博物馆在五十年代从何绍基的后人手中收集到的一部墨书手札，日记明确纪年是道光27年(1847)6月1日至道光28年(1848)9月20日。其时何绍基正在京城的国使馆任提调总纂协修，年龄在49岁至50岁之间。这册《种竹日记》，首尾一致，气韵连贯，一气呵成，应是何绍基在原来日记基础上专门抄录成册的，所以在书写年代上应略晚于1848年。日记内容较为简略，记录了何氏当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访友雅聚、观花赏月、吟诗作画、临池作书以及家事变故等等，因此，对何绍基的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文献价值。近人马宗霍在《霋月楼笔谈》中曾经这样评述何氏的书风演变：“道州早岁楷法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帖》，骏发雄强、微少涵渟。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黑女志》，遂臻沉著之境。晚喜分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这册日记从书写风格来看，正是他基于颜欧、取道北碑的时期，体现了何绍基中年书法的基本风貌。

颜真卿《放生池碑》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书法，是世界上少数几种文字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中国书法”是汉字特有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

一、书法的涵义

从广义讲，书法是指语言符号的书写法则。换言之，书法是指按照文字特点及其涵义，以其书体笔法、结构和章法写字，使之成为富有美感的艺术作品。

生活中，书法一词另具备以下含义。第一，某幅书写作品的代称，或者所有书写作品的统称;第二，一种艺术类别，一般指书写汉字的艺术。

二、书法的起源

中国的书法艺术来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因此，产生了文字。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

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

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类文字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非现人能识别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

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绍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半坡彩陶，出现图案和简单的刻划符号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三、演变的历程

书法的演变一般是指书法字体的演变。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体沿革流变，书法艺术异采迷人。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从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商周、春秋还有汉代的简帛朱墨手迹，唐楷的法度，宋人尚意，元明尚态，清代的碑帖之争等书法演进。

1、商至西汉——浑然入序的书法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地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地发展。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甲骨文

2、秦代——开创书法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 ，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泰山刻石，北宋拓本(局部)

3、东汉——求度追韵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 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邕的《熹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锳》、《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曹全碑(局部)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4、三国两晋南北朝

(1)、三国时期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2)、两晋时期

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 以陆机、卫瓘、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王羲之《兰亭序》，冯承素摹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3)、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

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王右军。

5、隋唐五代——求规隆法隋朝书法

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

(1)、平正淳和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

(2)、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

(3)、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 塔铭》等

(4)、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 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隋唐五代书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隋至唐初

隋统一中国，将南北朝文化艺术相容包蓄，至唐初，政治昌盛，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的遗法中蝉蜕出来，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出来。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2)、盛唐、中唐阶段

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怀素)之狂草，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颜真卿《多宝塔碑》

(3)、晚唐五代阶段存唐遗风

晚唐只出了一位真正有影响的大家，柳公权。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由于国势衰弱和离乱，文化艺术亦呈下坡之势。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 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势。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6、宋至明中——尚意宣情

宋朝的书法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墀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

无论是天资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己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苏轼《寒食帖》

元代书法艺术

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虽然在政治上元朝是异族统治，然而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现为刻意求工的开式美的追求，所以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頫鼓吹的是“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者才强调有意之意。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己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

赵孟頫，《致民瞻十札》局部

纵观元代书法，元代书法的特征是“尚古尊帖”，其成就大者还在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

明朝书法艺术

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明初

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学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朱克。和祝允明、文徽明、王宠”三子”。

沈度《四箴页》 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阶段──明中

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征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

祝允明《和陶饮酒诗》(选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徵明小楷《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

第三阶段──明末

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7、明中至清——抒情扬理

明末与清，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

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愤世嫉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耷、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遇止的情绪表现。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 复现。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尊 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民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 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张船山、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在景观。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此外，郑板桥的“六分半书“书法艺术，金农的“漆书”书法艺术，都是非常富有个性、富有艺术特色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开一派风格，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