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书法学习,我自己的心得简单地归纳一下就八个字:“圆健”、“平奇”、“疏密”、“风神”。

“圆健”这两个字,它可归纳我们写字用(运)笔最本质的一个道理。我们写字要讲究点画,现在很多老师在跟学生授课的时候,很强调“中锋”这两个字,写字要八面出锋,要笔笔中锋。所以,我们小时候写字,都要想办法把笔调整到中锋。这个意见不错的,但是只讲中锋,它没有把握住线条最本质的东西。中锋是手段,不是目的。中锋真正的目的那就是我个人认为的两个字——“圆健”。健就是这个线条所具有的力量,具有弹性,一种张力,一种内在生命的跃动。

明代一个大书法家叫倪元璐,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用笔方法,他的每一根线条都是“积点成线”,他是非常精妙地表现了“屋漏痕”趣味的线条。看他写的直线条,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用笔,他的墨痕,他的线条是用一个个点串起来的积点成线。当然,仅仅讲“圆” 不够,三百斤的人往你面前一站,很“圆”,但是没有精气神,因为他是肥胖症。“健”就不一样,像重量级的举重运动员也是三百斤,他往举重台上一站,就感觉到这就是力量,这就是充满着“圆”和“健”的结合体,所以我们既要讲“圆”和“健”,又要讲“圆”和“健”之间的辩证关系。

2平奇方面,我认为结体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平”和“奇”。这两个字就像电极,阴极和阳极,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如果写字追求“平”,把“奇”字抛掉,他最后写出的字是平而又平,平而又平的结果是呆板,毫无生气。反之,我们讲我要拒绝平庸,就是要奇崛,如果在字的结构里只讲奇不讲平,结果就必然走向油滑,走向怪诞。因为它就是艺术的辩证法。在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里面,他写了一个“充”字,这七根线条没有一根是横平竖直的,都是歪的,这些歪的线条为什么让这个字显得那么稳健,他就是懂得歪歪得正的道理。

五代时出了一个大书法家叫杨凝式,这个人只留下了四通墨迹,但是这四通墨迹让你能感到移步换影、出神入化。这四通真迹,如果不知道的人会觉得是四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书家写的。可见这个人有非常神奇的变通能力。他在《韭花帖》里面写的“实”字,从这字我们能认识到他是有大智慧的书法家,他的艺术创造力和变通力是很强的。杨凝式写这个“实”。这个“实”宝盖头提上去了后,空间让出来,妙就在这!我们讲现代建筑造一个建筑群,“实”的里面要有“虚”,“虚”的里面又有“实”。建筑群里为什么要有湖有河,为什么里面要有公园?有丛林有草坪这就是让它透气,杨凝式字的结体是深谙此道。造房子,一片连一片,挤占空间铲平丘壑是没有艺术性的。放眼四顾,这里是一个园林,那里是一个汪绿水,那就有美、有艺术性!

3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他说字字最初要求得“平正”,达到“平正”了,就要去追求“险绝”,“险绝”就是我们讲的“奇”,既得到“险绝”就要复归于“平正”。这话看起来很辩证,但是往深里想,他这个辩证法不深入,是表面的。因为从艺术上面最初的“平正”到追求“险绝”,最后“险绝”复归于“平正”。

章法方面,总结起来也是两个字“疏、密”。这是讲大局。我们在创作一个书法的时候,从点画,到字的结构,然后再考虑通篇的章法,我们欣赏书法,画也是如此,印章也是如此,它是倒过来的,先看整个一张的章法,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再一笔一笔地看。搞创作的是由小到大,而搞欣赏的人是由大到小。所以我们讲章法,我们写五绝二十字,这二十个字写到一张纸上,章法好,就是要讲究“疏密”两个字。书法我们讲有楷书、隶书、篆书,格子里面的方块字,一个字一个字放进去,这种章法只要匀称就可以了。

清代的邓石如指出“字宜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真正好的篆刻章法是虚中有实,实里有虚,它是辩证为用的。不论是刻章、写字、画画的艺术家,他学习的前几年总是去考虑线条,总是考虑字的结构,往往不往疏里想,他只注重了“实”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放掉了“虚”的、“空”的、“疏”的东西,这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例如:在一个印章里面我们刻“一”,画面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印面是主体,在整个图章里面“一”把印面分为两个空间,它与这根线产生什么样的呼应关系这就很重要了。反过来,我在“一”上加一竖,成为一个“十”字,在一个作品里面产生了四个方块,这四个方块怎么产生变化,产生“疏、密”,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也就是我们讲的“疏”和“密”的辩证关系。我们讲的这些,有些人会机械地理解为你讲的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吗?我举个例子,比如“上善若水”四个字来讲,“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可透风”,那我把四个字集中到四分之一的空间里,四分之三让它空着,不是疏可走马了么?讲疏密关系,讲计白当黑,不是一次终结的方程式。所以不管是印章还是写字,所讲的疏密关系都是往深处渗入的方程式,“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第二、第三个层次里面,同样要“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白中有黑、黑中有白”。既强调黑白关系激烈地冲撞,又要让黑白关系和谐地拥抱,这才是高妙的大本事。印章更具典型的代表性,疏密关系怎么摆在印面一点点的地方上,这就拉开了疏密之间的关系,让它冲撞,让它搏斗,最后看到“疏、密”笑嘻嘻地拥抱,这就成功了。在这里面还要讲一个典故,过去很多学者写书,他们沿用了“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可透风”这样一种理论,他们认为这句话是赵之谦讲的,其实不是,在赵之谦之前,大书法篆刻家邓石如就讲过。而最早讲这句话的是明代的潘茂宏,他的名气不大,所以他的著作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实际上版权是他的。

4“圆健、平奇、疏密”,这三个方面的六个字绝对不是割裂的,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辩证的。

最后两个字是“风神”。艺术最为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体悟,我归纳为两个字“风、神”,所谓“风”就是要风雅别出,让别人看你的字要“齿颊留韵”,看你的印他嘴里不知不觉会流出韵味来,这就叫“风韵”。还有一个是神采,要出彩,要神气十足,精气十足。不是表面技巧的体现,而是在技巧的背后有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去让你体会,去让你玩味。所以,除了前面六个字的技巧以外,从精神层面来讲,境界方面的两字诀叫“风神”。一件作品有一件作品的情感意境,一个时期的作品有一个时期的情感意境,而统括地说,一个书家的情感和意境就是“风神”。如梁武帝评王羲之的书法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着重称颂了王羲之的书中寓有强烈的动、静境界,它飞动处,如蛟龙挟持风雷,腾跃于苍弯,盘旋于天门,是何等雄悠的意态!它沉静处,如猛虎瞌睡于宫廷,虽进人梦酣,而依然有令人畏慑的姿态。这用栩栩如生的画面所展示的评判是够人玩味的。又如,前人论王献之的书法“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

5细读张旭的《古诗四帖》,它似乎是以字作舞姿,以纸为舞台,如欣赏公孙大娘舞剑器的精湛舞技;细读颜真卿的《祭侄稿》,从那饱含忠烈刚贞气势的字里行间,犹如是朗诵一篇辛稼轩的悲壮沉雄的词章。然而,同是以秀俊为意趣的风格,其间也有上下之别,清代王文治的书法是习褚遂良、米芾、张即之等家而出于己意的,《履园丛话》论其书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辛辣地指出它缺少雍容华贵的气象,而透露出一种寒俭的妩媚轻薄神情。其格调意境是远逊于前贤的。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家、篆刻家,他们的技巧可以说无可挑剔的好,但他们为什么成不了大家,成不了开宗立派的大师,讲到底他们是虽好而欠新,就是缺少了前无古人的新鲜“境界”,他们的作品里不能反映出由表及里的“风、神”。


西泠八家,是清代杭州籍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八位篆刻名家的合称,是以杭州为中心的篆刻流派,又称“浙派”。

丁敬开创的雄健苍古的浙派风格,其风格之新,艺术之美,一洗浮滑纤巧之习气,正如孔云白《篆刻入门》所说:“当徽派盛行之际,有西泠丁敬突起,乃夺印坛盟主之席,开千五百年印学之奇秘,世称浙派之始祖”。后七家篆刻大都效法丁敬,风格崇尚秦汉,刀法阳刚大气,艺术各有成就。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别署钝丁、梅弄、清梦生、玩茶翁、胜怠老人、孤云石叟、丁居士和龙泓山人等,浙江钱塘人。自幼家贫,以卖酒为业。曾举“博学鸿词”不就,终身淡薄功名不愿仕宦。博学好古,精于鉴赏,擅画,尤善画梅,用笔苍秀,极粗头乱服之致。篆刻成就极高,取法秦汉,并吸收何震、朱简之长,参以隶意,用切刀法刻印,别具面目,为“浙派”创始人,“西泠八家”之首。书法分隶皆入古,篆书尤妙。1 4 3 2

 

蒋仁

蒋仁(1743—1795),原名泰,字阶平。因得到汉“蒋仁”铜印而效汪关之例改名,更号山堂、吉罗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人。一生布衣,诗画兼工,行楷书称妙当时,被推为“当代第一”。尤善治印,印风、刀法苍劲简古,篆法静穆洗练,较丁敬则稍趋工整,形式亦少变化,故章法上看来更为纯熟。亦善刻竹与画山水,皆有逸趣,为时人所喜爱。

5蒋仁 真水无香印

67蒋仁 行书 屏条8

黄易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浙江仁和人。树谷子,监生,官济宁同知。工书,娴熟隶法。隶书摹《校官碑额》,小隶有似《武梁祠题字》。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故隶法中参以钟鼎,愈见古雅。抚印为丁敬高足,有出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山水法董、巨,冷逸幽隽,以澹墨简笔写取神韵,而有金石味。兼工花卉,宗恽寿平。官济宁时,一花片叶皆能于质库易钱。间作墨梅亦饶逸致。

9小松所得金石 黄易刻

10奚冈

奚冈(1764—1803),初名钢,字纯章,后字铁生,号蒙泉,别号奚道人等,浙江钱塘人。祖籍安徽歙县,从小随父亲寓居钱塘。工书法,行书、草书、篆书无一不精,其成就最大的是篆刻和绘画。在篆刻上,他宗法秦汉古印,推崇丁敬,笔法拙中求放,布局善变,古朴雄健,并善用切刀,领浙派篆刻阳刚风气之先。

11奚冈作品

陈豫钟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出生于金石世家,收藏颇丰,喜作兰竹,篆书得李阳冰神韵,遒劲工挺,篆刻取丁敬及汉印法,典雅工致,增益修饰,和陈鸿寿年龄仿佛而结为至交,并称“二陈”。癖好金石文字,精于墨拓,收集拓本数百种。著有《古今画人传》、《求是斋集》、《求是斋印集》等。

12陈豫钟 快晴阁

陈鸿寿

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曼寿、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人。拔贡,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等。能诗文,擅长书画,行草篆隶都有自己的风格。陈鸿寿好金石碑刻,收藏甚富;又以制作紫砂壶著名,人称其壶为曼生壶。著有《种榆仙馆诗集》、《桑连理馆集》,篆刻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等。篆刻宗法秦汉玺印,旁及丁敬、黄易诸家,与陈豫钟齐名。

11陈鸿寿篆刻 松宇秋琴

12陈鸿寿篆刻 问梅消息

赵之琛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别号宝月山人,浙江钱塘人。嗜古,长于金石之学,篆刻早年师法陈鸿寿,后以陈豫锺为师,兼取各家之长,以工整挺拔出之,尤以单刀著名。亦工书善画,媲美奚冈。山水师黄公望、倪钻,以潇疏幽淡为宗。花卉笔意潇洒,点色清雅,饶有华岩神趣。间作草虫,随意点染,体态毕肖,为写生能手。晚年喜画佛像。著有《补罗迦室印谱》。13

14钱松

钱松(1818—1860),本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晚号未道士、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善作山水花鸟,尤其精行、隶二体,篆刻法丁敬、黄易和陈鸿寿诸家,后复归秦印,尝摹汉印二千余方,广收博取,融会贯通。其作品章法出新,而刀法则能总结前人经验,以切中带削的方式表现出线条的立体感,在“西泠八家”中有开宗立派的面貌,吴昌硕亦受其影响。著有《铁庐印谱》。15

1陶博吾(1900年–1996年),原名陶文,字博吾,别署白湖散人,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人。著名画家、书法家。早年求学于上海昌明艺专,得黄宾虹指授,后归隐乡里,以布衣终其一生,生前不大为人所知,声名不出乡里。可谓“百年孤独”!所作山水、花鸟,用笔奇肆老辣,全用篆籀笔法。书法真、草、隶、篆四书皆精,然以大篆、行书成就最为突出。结体奇崛,纯用中锋。喜欢用大篆集联。他的书法,在吴昌硕的基础开辟了新的风貌。被列入20世纪100年间最杰出的20位中国书法家之一。

他的行书,全然不顾技巧、章法,凭感觉直书,随意而为,特别到晚年,更是纯真自然,无拘无束,使笔下作品有一种不假雕饰、稚拙天真的古典原始味道,读后令人既感陌生,又觉新鲜。

篆书,主要集中在散氏盘和石鼓文方面,最初受吴昌硕影响较深,但由于先生个性使然,凭自己的功底和胆识,对吴昌硕有取有舍,终于自成面目。2 10 9 8 7 6 5 4 3

1《南画十六观》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

从禅意出发,体会文人画背后的真实世界

朱良志:我不是专门做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但在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对明末到清初那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画家感兴趣,像石涛、八大山人。我曾经花过八年时间,专门研究过他们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人画家,研究之后,我发现文人画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我觉得理论上研究还是不够的。

文人画我觉得理解起来还是不易。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山水啊,花鸟啊,好象比较容易懂,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意思并不是很好懂。国外有关中国文人画的研究,有相当的水平,主要侧重在风格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像罗樾、喜仁龙,包括苏立文,高居翰,他们的贡献都很大。但一涉及到中国思想观念方面,这些研究往往言之不详,甚至有点隔膜,有些误解。比如倪瓒为什么喜欢寒林瘦水,造成这一现象的不光是风格的原因,跟思想观念,跟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等密切相关,我觉得他们这方面的研究不够。

腾讯文化:可以详细说说这种隔膜吗?因为我们总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朱良志:像高居翰、苏立文、罗樾这些英美的艺术史家,甚至包括台湾的一些学者,他们大多数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很多是从哈佛、芝加哥、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牛津等学校的艺术史专门毕业的,他们所握有的是西方艺术史的观念,在关于中国文人画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是明显的。

在上个世纪,在二战之前,研究中国艺术就已经有一点高潮了。对中国绘画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当中国“文化革命”期间,国内真正的研究相对沉寂之时,西方有关中国绘画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他们开过很多次会,如亚洲年会期间,都有关于中国艺术研究的议题设置,其中对中国绘画的鉴定、画家本人研究,以及风格研究、作品研究等,很是热闹。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至今还在对国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影响,像苏立文、高居翰等的著作被大量的翻译出来,成为这些年国内艺术史研究关注的热点。

这些研究也有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高居翰,他日语很好,但汉语基本不通。我读了他大量用英文写出的研究成果,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他研究的影响大,偏差也大,这种偏差一方面是他对中国绘画作品的掌握,由于种种原因,他读到的作品,多是藏于台湾、日本和美国的,中国大陆所收藏的传统绘画作品他涉及得少。这对他的判断有影响。

另一个,他对于中国文化一些内在的东西理解有隔膜。得出的结论,有些与真实的情况背道而驰。他对中国哲学、文化观念关注不够,他主要关注图像之价值、风格之价值、史料之价值,但是中国绘画的内在精神价值,他注目无多。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中国绘画尤其是宋元以来的绘画,是精神的产物,图像是精神的呈现物,如果对内在的精神关注不够,就会影响真正研究的推进。二战前后,受一些风潮的影响,一些人对中国艺术的精神价值存有疑问,有些人认为中国艺术只具史料之价值,不具精神之价值,高居翰先生也受到此一风潮的影响。

腾讯文化:中国传统艺术里面好像对宗教表达特别隐晦,您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朱良志:文人画的发展深受道禅哲学影响,道禅是促进文人画发展的内在哲学观念。比如说唐代中期以后的水墨画的产生。水墨画的产生当然是跟纸宣纸、笔墨等材料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观念方面的影响。中唐以后,禅宗的流布,禅宗激活了道家哲学,深刻了影响人们的思想。像禅宗讲色空观念,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直接刺激人们对形式的思考。水墨画的黑白世界,是一个追求脱离色相的意象世界,无色而具五色之绚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在无色的世界中,也可以表现世界的丰富和繁复。

文人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人文画”,它不是追求表现一个外在的色相世界,所重视的是内在生命觉性,人的那种内在生命的展现,而不是外在政治道德的一种附属。它在北宋出现,有非常深的禅宗哲学的因缘,因为禅宗哲学特别强调这种内在觉悟。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文人画中,人内在生命的体验,成了绘画表现的中心。这发展到元明时期尤其如此。比如像沈周和文徵明,他们强调打柴担水,无非是道,平常心即道,在浅近的生活中间,体验真实的生命价值。在具体的生活中,而不是在宏大叙事中,去追求表达。吴门画派作品的主题很多是喝茶、抚琴、听泉、会友、观棋等平凡的生活,水边读书,山前观月,林中觅句,松下眠琴,等等,都进入到画家的笔下,是人们生活的直接展开,而不是宣教等其他目的。

道禅哲学对文人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很多人担心我是不是要滑到禅宗的思维中,我不是有意要滑进去,我只是要把这个实存的东西尽量真实的表现出来。有人讲我喜欢禅宗和道教,其实我的研究中心并不在道禅哲学,我研究的中心是中国哲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我是在这个结合部接触道禅哲学的,同样也包括早期的儒学和宋明理学、心学,比如八大山人提出的“涉事”观念,我觉得是非常有理论价值的一个观念。不是一画画,就是什么“创作”,就是什么艺术活动,抹一些笔墨于纸上,就是进入艺术市场的“商品”。“涉事”所强调的是人的直接生命体验的展开,兴来随意三两笔,是人的生命的直接反映。就是他的“事”。

腾讯文化:您说这种理念在当下,还有所延续吗?

朱良志:我觉得现在在失落的多,而延续的少。比如说八大山人“涉世”的观念,在今天能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太少了。绘画被强烈目的性、功利性所趋使。“涉世”的观念有鲜明的非目的性的特征,就是对人的目的性的解除。“涉世”观念突出的是一种平等观念,就是“平等觉慧”,而当下的艺术界目的性太浓,铜臭气太重,绘画是争强争胜、争奇斗艳之所,是追名逐利的天地。

历史就生活在你精神的空间中

腾讯文化: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些画家用作品与官场进行“利益”或者“礼仪”交换,在当下也有部分艺术家进行此类举动,往往会饱受诟病。站在历史角度,您如何看待今天的类似行为?

朱良志:在绘画方面,“礼仪”跟“利益”的交换确实由来已久。

“利益”和“礼仪”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把它变成整个艺术活动的目的,变成追求利益和虚与委蛇的方式,那艺术的内在意味自然会变的。你整天盘算着,上有为官者给你开辟通衢,下有为商者送来滚滚利益,纵然你绘画的功力不错,但你的艺术品质免不了苍白,你的艺术精神免不了坠落。

但对那些真正有自己独立追求的人,对那些真正了解艺术本来意义的人来讲,他是不齿于这样做的,他觉得这样的途径,只能造成与自己生命追求的背离,完成一堆浮华的制作,其实是将自己送向不归之路。做一个没心没肺的艺术家没有意义,将艺术当作满足自己满腹欲望的手段,只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我在研究石涛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石涛有一段时间在北京,也干过不少巴结官员、出入显贵之门的事情,作为一个明代皇室的后裔,却钤一枚“臣石涛”之印,这样的行为在当世就有很多议论,后代的研究者对此很困惑,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明显的感觉到他一段时间的“沉沦”伤害了他的艺术才华,他本来自然的、自由的精神,一改而为忸怩作态、装腔作势。他晚年对此有深刻的反思,也深为此而后悔。晚年的一年除夕,他作了一首《梦梦道人》长诗,此书法藏于上海博物馆。诗中说,“此夜中心夙响惭”——他的心中充满惭愧忏悔。我石涛哪里算一个男儿!我忘记了自己的“本根”。这个“本根”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作为家国的本根,一个作为真性的本根。对于前者,他实际上在检讨自己趋附新朝的热忱,他如痴如醉地沉溺其中,过着“似马似牛”的虚伪生活。他甚至讽刺自己“不有同侪曾递问,梦骑龙背打秋千”,真是梦里不知旧国恨,直把杭州作汴州!他曾立下“全始全终”的誓愿,不改初衷;也曾以“本聋半哑”来应对世态的炎凉。但没想到,到头来,他的真实的性灵被玷污了,他成了趋炎附势之徒。他的独立高标哪里去了,他的如梅花般清香不渝的理想那里去了?他说:“搀得醉夫天上回,黑风吹堕九层台。耳边雷电穿梭过,眼底惊涛涌不开。”梦回初醒,醉后得真,如同黑风将他从九层高台上吹落,他感到耳边雷电交加,满眼波涛汹涌。心中的自责化为漫天的谴责。

人的本然清净的东西是重要的,人的存在不容易,但不能以自己的清净本性作交易,不能让心灵的轻语也充满铜臭气。金农说,他不愿“和葱和蒜”,到热闹场所,任俗世消费,他是一株山路野梅,独自的开放。龚贤说,他愿在无上清凉世界里寂寞——他当时就住在金陵的清凉山上,任柴扉紧闭,他于此课徒作画,将息自己的寂寞生涯。

面对浮华的世风,艺术本来应如一块矾,可将浑浊的水弄清。反讽的是,现在不少所谓艺术家、艺术家创造的所谓艺术品,倒成了一个污染源。

腾讯文化:朱老师您是哲学老师,也搞书画艺术研究。想问一个宏观点的问题,您的历史观是怎样的?2

朱良志:我有一个观点,历史并不是随着时代推过去,一代比一代好,人文的发展也如此。比如像庄子的思想,可能再过一万年以后,也难有人达到他的境界。历史的表象有很多相似性的东西,给我们生存智慧以无尽的资源。政治家喜欢殷鉴不远,告诉我们历史很相似,总结前人的东西,给后人提供很多借鉴,历史是一种借鉴,使你少走弯路。人生活在历史中,不是历史表象,不是历史故事,不是过往曾经的人我怎么怎么尊敬,而是你必然地生活在过往和当下所构成的精神空间中。历史是一个世界,一种存在的氛围。历史是一个舞台,一个永恒的舞台,所替换的只是演员。我来到世界中,不,我来到了历史中。

历史能够变成你智慧的一个因缘。我在艺术研究中,喜欢说,一种超越历史表象的历史感,我称之为“历史性”。中国文人画本身,它往往世界说要斩断历史,斩断人的活动空间。文人画中有的画人都没有,西方画主要是画人,没有人还叫绘画?没有人的绘画,没有历史故事,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掉。没有某地存在某物的东西,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景,但就是在这种“非历史”的时空中,来展现生命的真性。

元代有人用一句诗来评价倪瓒,“千年石上苔痕裂,落日溪回树影深”。它的意思是,石是永恒之物,人有须臾之生,人面对石头就像一瞬之对永恒,在一个黄昏,落日的余晖照入山林,照在山林中清澈的小溪上,小溪旁布满青苔的石头说明时间的绵长,夕阳就在幽静的山林中,在石隙间、青苔上嬉戏。夕阳将要落去,但它不是最后的阳光,待到明日鸟起晨曦微露时,她又要光顾的这个世界。正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日落了吗?并没有落,水流去了吗?并没有流。它真将一个鲜活的当下,揉到了历史的纵深中去,过去的千年或许就在片刻。

没有“历史感”,愚昧可以重复,灾难也可以重复,人类真是在历史的维度中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文人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追求一种淡去历史表相的历史感,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内在不朽的精神。

文人画的历史感,不是所谓历史画,重叙述,画一画历史故事,比如画的是孙武的故事、三国的故事等,就是透过历史表象背后去看那种实在的东西。就像日本一首俳句所说的“蛙跃古池内,静潴传清响”——一个青蛙跳到池塘中间,泛起静静的涟漪,在一突然的片刻,切入到历史的纵深中去,这落花一瞬,真是东方人对历史感的一种独特领会。3

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历史,艺术家则有艺术家自己独特的历史,这种历史感,能帮助我们将存在变得更容易一些。

腾讯文化:艺术品可能随着时间升职,命运会越来越好。但是艺术家的命运往往相反,生逢乱世的话就不用提了,比如倪瓒。是不是好的艺术品,它的命运跟创造出它的人的命运往往得成反比?

朱良志:人在急风暴雨中,有一种深沉的情性回荡,在风花雪月、和风细雨中,有时候会有一种浅浅的回荡。这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从中国历史中可以感觉到。那种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往往就出现在乱世;往往有成就的艺术家,却拥有一种特别坎坷的人生,“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是这样一种状态。《南画十六观》中16位画家中,也有这样一些人。

比如说像八大山人,真是乱世成就了他。他是明皇室的后代,明亡后,他躲进深山,成了寺院的僧人,在这里三十多年。八大很长时间里过着屈辱的生活,他在癫疾复发之后返回南昌时,戴着破帽,曳着长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于南昌街头,市中人围观哗笑,没有人认识他。晚年他孑然一身,寄人篱下,潦倒于破庙败庵之中,在萧萧满目尘土的窝居中聊以为生。但就是这样的人,却要着意于人类的生存状态。他在污泥中却做着清洁的梦。他在屈辱中,呼唤人类尊严的回归。

当然,不是生活不顺是成为大艺术家的条件,平和人生也可以有大创造,如文徵明、沈周,他们的生活并不困苦,关键是有无追求,有无独立的思考,有无真正的生存智慧,有无那种满心对天下人存在状态的关心,有无真正的担当,一个无病呻吟的人,不可能有大创造,一个自恋自爱的人,总难以脱离局促的时空。

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盛世”,有的人夜夜笙歌,有的人却在冷然思考。我觉得,唯有那种有深邃思想、独立智慧的人,他的作品才会真正有价值,才会留下去。浅显的没有任何思考的东西,或者是偶然间出了一时小名的人,历史的一阵轻风就将他荡去。

中国画不是纸上的平面,空白处已隐喻了天地自然,而且画的四周和内在形成了时间的顺序和延伸。在高帧巨幅中是如此,在长卷或古代壁画看得更为分明。

中国画从来就没有如后来西方形成的“透视”概念。有一种“散点透视”的说法,但“散点”如何“透视”?完全是以西方概念硬套中国画,胶柱鼓瑟。中国人讲的是,“三远”或“六远”(“三远”见于郭熙《林泉高致》,即“平远、高远、深远”。“六远”则是韩拙著作《山水纯全集》中,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引申,补充了“阔远”、“迷远”、“幽远”三法),并不讲透视。中国人讲的是气运、气局。

1夏圭 《山市晴岚图》

中国画对时间的重视远甚于对空间的凝视。中国画中空间的连属,呼应开合,完全顺乎气运的流走,是“气”在驱动一切。明白了这些,对中国画也许就思过其半了。中国画的构局,关乎气运的变化,气的流走。“六法”中有“经营位置”之说,因此“位置”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古人并没有“对角线”或“对角构图”的说法,但这种意识是远从先古就存在的。《河图》、《洛书》,就是关于对角、对边的数理的敏悟,成了《易经》的来源。画中之气,充乎沛乎,在运转着,回旋着,不可随意旁泄。画中的四个角,极为重要,是“气”进出之处,可以称为“气口”。四个角,一般有两个或三个角须守住,封住气口,不让“气”随便泄漏出去,而留一个角,透“气”,气有吞吐、开合,这样画才可“呼吸”,才如生命一般,活起来,这就是气运生动。

对于中国画而言,右下或右下角对于画中气运是尤见重要的。这个部位,也可名之为“亥”位。画中各个部位,如用《河图》、《洛书》之意,或者紫薇宫盘之标志,从画下部自右而左顺时针而转,以十二地支标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至右下角正是“亥”位。这个位置,可举李迪《风雨归牧图》为例,画中的一切风雨动势、气势,均由左上向右下压来,而牧童的一顶竹笠正好被风雨吹下,落在“亥”位。这是全幅气机的结穴,气之流走运势汇结于此,全幅都在动观风雨之中,尤见生动。

2李迪《风雨归牧图》

为什么画的右下角尤见重要呢?想来其中蕴涵着极深的中国哲理,或易理。另外一个原故是因为这里是人的视线习惯性游走的落点所在。比如以中国文字来说,每个汉字都可看成一幅画,其中空间疏密流走,其最末收笔处往往是向右或右下,正是气之收局“呼应开合”之处。这样比较就会明白,这一“亥”位的重要作用了。在古典名作中,此例也极多。比如李迪的另一名作《枫鹰雉鸡图》,鹰踞于左上枝头,俯窥右下,一只雉鸡,急速逃窜向“亥”位而去。全幅的“势”与悬念,在左上至右下大的对角之间戏剧般地展开,振起全图,用现代话说,正是极具“张力”。

3 4《枫鹰雉鸡图》

再简单说说“气局”。画幅的大小与画的气局并无定式。画幅虽小,气局却可大,如宋人册页团扇,咫尺山水,却令人如感千里之遥。反之,亦有其例,画幅很大,气却是散的,显得柔弱无足观。

“气局”一说,可以这样定义:画中空白,与画的布局、构体之间的虚实关系。画中结体有一种饱满的张力,布局空白处令人觉有气之充溢,气势有一定方向感,在画中流布,趋势相生,形成了画中风水。不空再添一笔,再减一笔,增减皆有损益,不可移易。气局之充溢,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圆通的“气场”,令人几不可伸手触摸画中构局之诸结体、笔墨之间能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的律动与气势的流走,并且有极其生动的方向性和相生、相反的诸多关系。

气在画中之四角、四边有封有守,有趋有溢,有气口出入,正是气局得以灵动的必由之处。画外之四周,有气逸出,有一定方向趋势,产生一种流动性,延伸至画外。如画无真气内充,形式感上无气的流走趋美,则画局、气局为败弱,衰萎;反之,真气内充,外形流美,趋势跃动,有气口自如出入,如人之呼吸,则气局为佳,小则顺畅通达,大则磅礴,撼人心魄了。空白,虚实,无笔墨处也藏着深厚感情。守住气口,连贯和谐,构建中和之美。

一幅画的气机,要有守有放。画幅四个角,一定要有封守,有开流。形成气势、气运的流向,画才会透气,不板不死,自然灵秀,生生不息。看中国画,要追寻的就是流势(而不是看块面、三角对称、透视等洋玩艺儿),这是中西画审美评判的差异所在。

一、“留白”的流变与理论依据

中国画之构图与表现样式中的“留白”现象伴随着画史而发生发展。按中国哲学理念来解释中国画中的“白”,“白”就是“无”,也就是“虚”。落到画面上,便是“虚景”之谓。最初的“留白”属于“绝对无意识”地体现在原始的岩画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中。这时候的“画中之白”当是世界共通性的。随着人类文明脚步的迈进,赖于民族审美心理之必须,绘画表现中“留白”几乎成了中国画的专署,后被日本等亚洲系国家所效仿。究其根源当起自于中国人的哲学理念“道”与“气”引延于绘画领域之中。

中国画“留白”自觉的历史当从先秦的“错彩镂金”算起,而至六朝的“出水芙蓉”形成。成长期在唐,确切的依据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白画”之说可见。对于画面上有意识的“留白”并作深入研究的时代当为宋代,这个时期是中国画之“留白”造美的兴盛期。中国画中以“留白”营造我想原因除一般意义上的审美需求以外,宋代的理学观念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5这种理念体现在当时的文人绘画中,如南宋的马远、夏圭于诸多画作中,均以虚实间求得大自然中辽阔深远,在“一角”与“半边”间直舒胸臆,“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这种“虚实”于宋代的建筑也有所体现,如宋代民居的白墙黑瓦。元代继宋文人画风,将中国画之留白风格推向空灵处,像倪瓒的画作所呈现的“天真幽淡,逸笔草草”之风。这对明清的绘画风格影响是很深远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画理也是画史的最成熟期。所以关于中国画的“留白”现象也得到了理论上的充分重视,笪重光、王翚、恽寿平等都论及到有画处与无画处,实景与虚景的关系问题。

中国画中的“留白”现象延续于今,其思想依据,一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气”理宇宙说;二是道家的美学思想“气”归“道”,而“道”为“虚无”,如老子的“大象无形”“知其白,守其黑”,庄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中国画家利用“白黑”二素,恰倒好处地在描绘自然与理念之间设计画面虚实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留白”是中国画审美之必须。

6二、“留白”的美学意义

中国画中的“留白”,或说是“布白”,是要艺术性与审美性有机结合才可使画作达到以虚衬实、虚实相生的致高境界。以虚衬实是从审美的需要出发,有意识的将主体物象设置与画面中心位置,并以虚白巧设空景,使实景更加突出。李方鹰有画题曰:“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独有三两枝”,这大概就是鉴于其艺术形式与审美取向而显示出关于“取”与“舍”的心理定向。“取”的两三枝为“实”;而“舍”的千万朵便是“虚”的“空白”了。这种“舍”的有意,是十分符合中国人“含蓄”心理特征的,这也是一种由广范如精微的审美上的高明的表述。

笪重光于《画筌》中有语:“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如见竹林桃花便想有茅屋草舍不远于前;见蜂蝶逐马之蹄腿便想是为踏花归来;……郭熙在他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山欲高,尽出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如此“高”与“远”之境,当由“留白”之法予以实现。画中之白处,自当使人尽观睹妙想于幽远山水景致之间。当然,中国画中的“留白”不单单是局限于山水画中,这种审美性与艺术性于人物画和花鸟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画的二维的空间中,孕育于山川湖泊间跌宕起伏的,犹如心跳般的 “节奏”皆来自于精心铺陈的“空白”。没有节奏感的画作既没有生命力和缺乏美感,这也自然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了。中国传统绘画,始终在自觉而别具匠心的利用“留白”技巧来打破单一的墨色于画面呈现出的那种严肃。在精心构思与幽妙的黑白设置中,使画作在恬淡中达到无色之色的话语表述,从本质上使人于虚实相生主体与客体中因循心理的审美规律,求得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中国画始终都在讲形式美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形式美的主题是以“留白”的表述方式再合以笔墨技巧的精进来完成的。“留白”是无墨之用,这并不是过分抬高“留白”形式在中国画中的位置,而是个事实存在。

其一,有目的的“留白”使画面上的直观主体得到衬托后的突现而一目了然;其二,“留白”处理会使画面于经营中达到“气韵生动”,形成和谐美;其三,画家可以在“留白”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经营”与造美能力得到自由的发挥。

三、“留白”的法则

中国传统绘画中,“白”可以是天空、是浮云、是流水、是迷雾、是尘壤同一幅画面上的不同位置的“白”处,因与不同的“实景”相配合,即产生了不同话语意义。如近山之顶颠或锁其腰之“留白”处,或远空或云雾;近崖埃者,便或水之淼淼或雪之皑皑……由“白”带来的美感已得到共识,但这种“白”不是画者于画面上随意漏笔而成就的,它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布白”应该是按照一定原则完成的。

首先,“布白”要从全局出发,精心设计。只注重局部的虚实,必定造成画面的支离破碎,从而失去画作的整体美感。

其次,“布白”要依据生活逻辑和艺术规律来进行。在表现画作的虚实景致配置时,不可因约束无形而信马由缰。人们是可以因循着联想完成作者所未表述完全的画外含义的,这也是“留白”给画者和观者赋予的公平权利。

第三,“布白”要有“度”并把握笔与意之间的“关联”。中国画所提倡的“意境”在“留白”中得到了至善至美的实现。如名笔画“兰”多于笔断意不断间取得清丽柔美之感;如名笔画“山”多于错落参差有致间得到险峻悠远;如名笔画“水”多于淡笔了了细微涟间求得浩淼烟烟……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此体验的,于画面上画得过多过细,反而觉得失去了淡、远、空、灵之气韵,同时也会因此而远离“雅趣逸境”。

画之空白不可以表述得过于“截然”,要有笔墨上的相对过渡以避免突然“断裂”的感觉。画之妙境多在若有若现之间。因此,留白与画实景要以相应的“度”做“关联”把持画面“实景清而空景现”的艺术效果。这里的“关联”,意义在于实景与空景的过渡合法性上。

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

我的字是画字,我的画是写出来的。

齐(白石)老师的月季有一幅画得最好,完完全全是用草书笔法蘸洋红写出来的,再用淡红一破,味道高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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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苦禅书法不俗

梁楷那衣纹全都是用草书写出来的!

青藤是草书笔法入画。

八大山人是用《瘗鹤铭》写王羲之,以篆笔写《兰亭》,又入了画。

世人写“王字”多俗,唯八大山人写“王字”不俗。

赵之谦用魏碑笔法作写意。

吴昌硕用《石鼓文》笔意入画。

齐老先生也如此,不过他练的是《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和李北海的行书。

2不练书法就别想画好写意!这书法一门,是活到老,练到老;写意,写意,它笔笔全都是写出来的!若没书法底子,只是画出来,描出来,修理出来,便没魄力,不超脱,显得俗气。

3中国画艺术性很高,你看它不但形象美,连造型的笔法都很美,书法艺术之美都融合进去了。书法艺术也只是我中国独有(后来传到日本等国),用书法艺术手段去作画也只是中国独有(后来也传到日本等国),而且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华民族历史一样悠久,内蕴极其丰富!不下苦功夫研究怎么行?咱们祖宗真了不起!把实用性的写字变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

常写字,那么在作画时就可以不知不觉地用上。作画何以求书法?因为第一,画要雅,非雅即犷,雅为国画之要;第二,习书法,不仅可增强腕力,而且可使魄力雄浑,气势豪壮,一笔一画在不觉中尽可洗去凡俗犷野之气息,提高人之品质,令其高尚耳。此所谓陶冶性情,逸放胸襟者是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图/八大山人《内景经》(局部)

《内景经》即《黄庭经》,全称《上清黄庭内景经》,养生学著作。作者与成书年代待考。全经皆七言韵语,共239句,分作36章,每章各取首句二字为题,以七言歌诀的形式讲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根据现有史料可略窥《黄庭经》年代之上下限:《外景经》之韵例似比《内景经》更古更早;《外景经》韵例可早到秦汉,晚不过三国;《内景经》韵例与东汉魏晋诗文用韵相合,而以魏晋尤为可能。王羲之有传世小楷作品《黄庭经》。此作共7帧,当为八大山人早期书法作品,这一时期尚未受到董其昌的影响。

1清/邓石如/《庐山草堂记》

邓石如篆书《庐山草堂记》为其篆书作品珍品,通篇气息醇和,笔画圆润,线条张弛有度,结体匀称而不失灵动,通篇布局合理,浑然天成,古朴典雅,是习篆书之名帖。

《庐山草堂记》

白居易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介峰寺间,其境胜绝,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 纳阳日,虞祁寒也。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

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竖,如盖张,如龙蛇走。松下多灌丛,萝茑叶蔓,骈织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嵌空垤堄,杂(奇)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朱实离离,不识(知)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见,可以永日。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纪,覙缕而言,故云甲庐山者。

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箦,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稳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载,我知其心以是哉!

矧予自思:从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门,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篑土为台,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来佐江郡。郡守以优容而抚我,庐山以灵胜待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卒获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余累未尽,或往或来,未遑宁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因为《草堂记》。

注:红色标记为邓石如书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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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书法打动人心,使观赏者产生思想共鸣,作者本人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字内功夫,二是字外功夫。

1字内功夫即笔墨功夫。

是指驾驶笔墨的本领、能力、造诣。首先是笔的运用,提按、使转,抑扬顿挫,中侧逆顺,方圆藏露等等,达到驾御自然,随心所欲,一种“必然”程度。其次是“脱化生新”,在精心临摹古人法帖的基础上,得形得神之后,不断溶入自己的个性之“味”,这段过程,需要勤奋和领悟,调试火候,慢慢“熬”出自己的味道。

2第三是文字功夫。

我们要熟练掌握汉字的八个笔画及其变化,汉字的结构及其变化,尤其是草书符号及其变化。还要具有“六书” 汉字知识。因书法是依托于文字,当文字出现错误,即使不是“佛头浇粪”, 也是“白璧有瑕”。 如果是“人云亦雲”,“ 后”“後”不分,就会贻人口实。

最后,还要熟练布白安排,用墨技巧。

俗话说“熟能生巧”,只有有技巧,才能出“味道”。要使书法出“味道”,那就必须下功夫。坚持不懈,刻苦临池,突破高原,不断进取。“多看自知,多作自好”,“跬步不休,跛鳖千里”。只要下功夫,定会出“味道”。

字好,在法在手;出味,在意在情。

书法要有“味”,必须有学识修养,有字外功夫。”理解并掌握了上面的这些要点,阅历丰富,积善成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愈久弥香,便可以让你的书法“熬出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