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望岳》一诗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克服重重险阻登上山巅,面对眼前开阔的视野,心情会是何等的畅快!李白在登上南天门时也写下了赞美泰山的诗句:“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豪迈之感尽显。其实,登山与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志向、有追求的人,对待生活进取向上,同时也能够享受这个过程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泰山顶写生”是我去泰山采风入住岱顶“神憩宾馆”后,在酒店阳台上画的作品。站在高山之上,俯瞰山下泰安城,一幅壮丽的山川图景便展现在面前:右手边是日观亭、南天门索道、天街、孔子庙、弘德钟楼,左手边是瞻鲁台和碧霞祠,放眼望去,一览无余,画面感非常强烈。近景是一个“凹”字,犹如大岳张开双臂,呼唤群山。向山下望去,层峦叠嶂,众山归于主峰之下。白云缥缈于山间,群峰时隐时现,气象万千。为表现好这一场景,同时又符合山水画的创作规律,我在画的时候是将中间部分连绵的群山诸峰提起,直升到山顶,基本在同一视角上,以使画面看起来更加充实完整。近景初步以单线简约地几笔画出山的结构,并画好具体建筑物的位置,让画面具有可读性。远山用笔加重,采用了“计白当黑”的手法。所谓画意,就是在实景里找到山水画的构成要素,以满足画面需要。艺术不能为自然所困,在自然的基础上做艺术处理是艺术家的本能。左边山间的层层云烟,表现了天地交融的意韵,如阵阵钟声回荡在天际之间。(图一至图四为本次写生场景)

1图一

2图二

3图三

4图四

写生步骤:

2.从右手边开始,勾勒出日观峰、南天门索道以及孔庙。结构取势要稳,山坡基本只勾不皴,把建筑画在适当位置。(见图五)

5图五

3.再勾勒出左上角瞻鲁台和左侧碧霞祠的建筑结构,如山门、台阶、祠内基本的建筑物等,用笔要简约明确,并画出瞻鲁台下的衔接处的山体。(见图六)

6图六

4.补上近景的弘德楼,完善近景处理,山下诸峰要把握住山脉的层次和远山的走向。(见图七)

7图七

5.调整画面,对远景进行简单补充,用笔不要拖泥带水。画上建筑物周围的树木,烘托出远山的层次,注意要见线。画云时用笔要拙,虽然画的是浮云,但是在用笔上要更加稳健,才合乎画理。最后在左上角题上边款,完成这幅写生作品。(见图八)

8图八

现场写生的关键是作者即时的心理感受,笔墨技法都要从这一点发端。在这幅写生作业里,我基本上是把左右景物向中间压缩,近景向远推,远景向近拉,形成一个中景的画面构图。这么做不单是出于画面美的需要,也是为继承山水画写生与创作的规律,不为眼前实景所限制,而又尊重客观实体,一切从画面需要出发。笔墨是为画面服务的,把作者内心对大自然的感受转换成笔墨语言。石涛所讲的“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也就是这个道理。

无名氏:悲催的人生

“初从文,三年不中;后习武,校场发一矢,中考官,乱棒逐之出;遂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1这人也算是倒霉界的极品了,习文不能中科举,,天资不佳尚可谅解,运气差到打不中目标却能打中考官就只能呵呵了,不过最后从医却是为自己的事业献身了,自己撰写出一个良方,以身试药,真是业界良心啊。

启功:自撰“三字经”墓志铭

启功:自撰墓志铭,著名书法家启功因病逝世,享年93岁。

2生前自撰“三字经”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骆一禾:年轻的灵魂

中国诗人骆一禾是海子诗歌卓越的阐释者,去世时年仅28岁。他的墓碑上,刻着自己的诗句:“我的心是朴素的,我的心不占用土地。”

3肉体埋于地下,总会腐烂,人来于虚无,归于尘土,本就无所谓矫饰,诗人的谦卑可见一斑。

陈景润:数字达人

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的纪念碑近年落成,碑的外形为阿拉伯数字“1”与“2”叠加在一起,象征着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所取得的(1+2)的重大突破。

4在底座的黑色卧碑上镌刻着被国际数学界命名的“陈氏定理”。

类似的墓志铭还有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他把圆周率计算到小数后35位,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数值。

在他的墓碑上就刻着:“π=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

还有物理学家玻尔兹曼,他生前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统计解释,他的墓碑上只写着他发现的公式“S=KlnΩ”。

5沈从文:遗作为文

沈从文的墓正面,用了先生遗作《抽象的抒情》中的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6墓后面,有张充和写的两行铭文: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这是一首是藏尾诗,即“从文让人”。

聂耳:亡灵之歌

聂耳的墓志铭,引自法国诗人可拉托的诗句:“我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

7空灵的诗,最美的音乐,走过聂耳的墓碑,好像都能听到亡灵的歌声。

8王国维:大家之作

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大学立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先生虽去,其风犹存。

9“……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10 11张岱:细数爱好

张岱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以下选自他的《自为墓志铭》,如此不吝笔墨地细数爱好,也是让人看醉了。

12“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武则天:无字碑

历代的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武则天作为唯一一个女皇帝,墓碑上却空无一字,一直都是一个谜。

13 14是自认为功德非文字所能描述,还是自知罪孽深重,不愿再写?大概也只能留待世人评说了吧。

韩信:十字一生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

15这是韩信修墓祠旁的一副对联,寥寥十个字,概括了韩信一生中的重大经历。

“生死一知己”,指的是萧何。

当年韩信一直未得项羽重用,负气出走,萧何月下追韩信,并推荐给刘邦。后屡建战功,被封为淮阴侯。

刘邦称帝后,猜疑韩信,韩信与夏阳侯陈豕希密谋造反,此事被萧何识破,诱韩信到长宫中,被吕后斩首。

所以后人说韩信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存亡两妇人”,第一个妇人指的是漂母。

韩信从军前,贫困潦倒,食不果腹,差一点饿死。

多亏遇到一位善良的洗衣妇,将韩信接回家中,将养十数日,才保住了生命,才有了后来的“封侯拜相”。

第二个妇人指的是吕雉,韩信谋反未成,萧何诱捕成功,被吕后斩首。

(五)小品画创作

临摹和写生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训练用白描的绘画形式来塑造形象。技术语言的掌握是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的,而创作就是表达思想内容的核心形式和途径。小品画是创作训练的初级形式。通过对小品画创作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和初步掌握如何选取相应的形象元素及画面构成形式来反映主题思想和内心情感的方法。

在创作一幅作品之前,首先要有一个总体的设计,即构思、构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画出草图,也可以在心中进行规划。画草图会使画面更加细致考究;不画草图则可以使作品表现得更加自由,画家能够随性情所至去发挥。小品画用线的组织、表现方式可以自由一些,变化起伏也可以夸张随意一些。这样有利于加强画面的情绪氛围和个性追求。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基础训练的过程中,用线还是应规范、平实一些。

1步骤一:先从画面的中心人物着手,这样有利于画面的进一步展开。画出人物的头部和手,将女性轻抚鬓角,观察镜中容貌的姿态表现出来。之后画出上半身的衣服。线条要流畅飘逸,要注意疏密关系。

2步骤二:勾勒出下半身的基本轮廓和运动曲线。臀部和大腿部分的用线要粗而有力,既要表现出人物的受力因素,也要与头发的深重墨色形成平衡之势。裙子底边的线条要变化轻灵、富于动感,与人物主体相对稳定的姿态形成对比。

3步骤三:画出木墩和木墩上的妆盒,以完善少女梳妆的画面情节。为了加强画面纵向的走势,在少女右侧画上一株挺立的小树。用不同的植物组成弧形背景。植物从小树和人物的后面横向延展,与主体人物一起形成团状的画面结构。密集的植物可以衬托出人物线条的疏松之感,同时也使画面层次更为明确。最后点缀上山鸡和地上的碎叶,以丰富、活泼画面。

第六,工具书的选择和使用。不会选择和使用工具书是印文出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古菲《玺文字书发展及流变》一书,除对“玺文字书探源”“玺文字书的产生”的阐述外,在“玺文字书的流变”中还详细介绍了玺文字书24种,读者可以参阅。各种字典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研究古文字的最高水平,有自己的考释成果,起过历史作用。古文字学者刘钊说:“任何文字编都只能代表某个时段的水准,需要不断地更新、增补和提高。”所以,笔者以为选择工具书要选择近期出版的字例有出处的专业工具书。所谓专业,就是文字学家编著的有根据、有出典的专门字体的工具书。篆书至清而大盛,人才辈出,力追古贤;但明清书家、印人多有自造字,所以才有上述印论家的评论或忠告。徐文镜编纂的《古籀汇编》在民国时期是一本较为全面而丰富的字书,但当时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不多,研究水平有限,有误置与漏编的字例,民国时期书家、印人亦有少量误引用者。我们不能因前人的书作、印作中用了错字就盲从。愈近期出版的古文字工具书,收录的出土文字字例愈多,吸取的学术研究成果亦愈多。如选用明清篆书字典,或日本早些年编辑的篆书字典,讹误必多。如高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序言所说:“《类编》旧本(指1980年版)第一编收单字3056字,增订本检字表中录包括别体在内可供检索字增至5954字,较旧本补充近倍;第二编收合文565个;第三编收徽号文字411个,基本上涵纳了近年考古所见新材料和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中国考古正处在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新的文字材料不断涌现,颇能说明问题。

近些年笔者常用的高明《古文字类编》、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汤余惠《战国文字编》三本,就是近期出版的专业性较强的古文字工具书。《古文字类编》包括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战国文字,直到小篆、古隶,既有汉字纵向的演变过程,又有同时代(战国七国不同载体文字)的横向比较。虽然其中有少数的误释误置,但总体上比较严谨,收录的字数亦多。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是一部战国文字综合字典,采用罕见的上古音系编排法,熔战国时代各国文字于一炉,以韵部为经,以声纽为纬,以声首为纲,以谐声为目,兼及分域;以字表为主,兼顾字义、词义,从而达到以音系形、互为表里;以声系排比字形,有利于字根的探索;以声系系联法,有利于文字的形体比较。正因为如此,他释出了一些别书未释之字。但也有一些误释,于再版时作了三十多页的订误表。何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谦虚务实的古文字学家。汤余惠《战国文字编》收录战国时期的铜器、兵器、货币、陶器、玺印、封泥、刻石、金银器等各种器物的铭文及竹简、帛书文字5618条,字形18288字,按五系分域编排,亦有他书未备之字。汤先生于战国五系分域及文字考释卓有成绩,惜未及看到样书便匆匆离世,统稿中稍有瑕疵。以上三书各有优长,收录字条、字例、字形互有出入,释读也有异同,可相互参稽。笔者在编著《古玺印图典》时采用三书对勘,加以自己学习研究并领悟古文字的心得,参考各家之说,择善从之或另有新说。

甲骨文则取刘钊《新甲骨文编》(增订本)、李宗焜《甲骨文字编》和高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三书合校。陶文、简帛书、秦汉文字、汉印文字、草书等都有各种专书,兹不一一列举。

不是任何人都会使用古文字工具书,否则为什么字典里的字有的人却查不出来呢?

首先,需要检索的字的笔画要数对。前些年的老版本是用宋体楷书排版的,笔画是用宋体楷书计算,而近些年出版的是用现代规范字笔画计算,造成笔画数不同。近些年在笔画数内又分横、竖、撇、点、折五栏,更利于快速检字,但也有起笔不同之虞。如“門”字,有的放在八画竖栏,有的放在八画折栏,这都要细细分辨。

也有漏排入检字表的字,我们采取的对策是在我们数的上一画及下一画再找一找,或到所在的偏旁部首里去查一查。

《古文字类编》《战国文字编》的检字表直接用今字繁体,与我们要查的字可以直接对应。《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检字表的字多隶定,如“听(聼)”作“ ”,“享”作“亯”,“善”作“羊”下二“言”(20画),“幸”作“羍”,“达(達)”作“ ”,“头(頭)”作“ ”,“电(電)”作“申”,“雷”作“靁”等等。要熟悉古文字,就要先对工具书熟悉,虽有难度,但经常翻翻就好多了。

第七,隶变后的今文字也有规范用字的问题。汉隶以《熹平石经》字为正字,各汉碑与之不同形的字为俗字(异体)。《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收“福”字4例,《熹平石经》《华山庙碑》的“福”字为正字(图一),《礼器碑》《曹全碑》的“福”字为俗字(图二)。《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收“灵”字10例,《熹平石经》《魏封孔羡碑》的“灵”字为正字(图三),其余8例为俗字(图四)。我们在书刻用字时,有正字则用正字,无正字则用俗字;在同一幅书作或同一方印作中,同一字几见时,可正俗字同用,以增其变化,以免雷同。

楷书以历代石经为正字。如《开成石经》《广政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都是官方以石经形式颁布的正字。《新华字典》收单字,包括异体字计八千五百字左右,尽管注有繁体字,但仍不敷使用。《康熙字典》虽收47035字,“载古文以溯其字源,列俗体以著其演变”,正字、俗字、冷僻字杂陈,间有误释;王引之著《康熙字典考证》,纠其引用古籍字句讹误者2588条。所以,引用《康熙字典》的字须谨慎。《中华字典》收字八万多,多为异体字,可作为研究碑帖的参考资料,书法篆刻创作不宜使用。当今世人识繁体字已有困难,如再以生僻字、怪异讹变字入书入印,不仅不利识读,而且徒生劣迹。

草书是符号的应用,不遵循符号规律就会出现“草书出了格,神仙认不得”或者“草书不规范,神仙也难辨”的现象。这个“格”就是“规范化”。随心所欲,各写各的字,当然别人认不得。这样的创作不仅没有艺术价值,更失去了社会意义。这已是一条千百年来书法界认同的真理。于右任研究的标准草书就是符号的规范化。胡公石编著《标准草书字汇》分“代表符号”和“单独符号”两部,并附详细的释例加以解说,还有疑似字表对草书形近字排列辨识。学习草书当自公石师之《标准草书字汇》入手,方为捷径。1

中国古代宫廷有供养画家的传统。在清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多数是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来自欧洲的传教士画家。从中国美术史来看,清代宫廷绘画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画家要数邹一桂、郎世宁等人。而在清代宫廷画家之中,袁江等人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1现藏于广西博物馆的袁江《荷静纳凉图》(见上图)为绢本设色,纵99.5厘米、横55.8厘米。画家在画面右上角自题:“荷静纳凉,时癸卯余月,邗上袁江画。”下钤“袁江印”白文方印、“文涛”朱文方印。“癸卯”为雍正元年(1723)。从题识可知,此画应为袁江成为宫廷画家之前所作。画面左下角绘有一高士正沿小径向山路深处走去,其身后跟随着一携抱古琴的小书童。从画面情境来看,高士似是要去不远处的楼台与友人相聚,一同吟诗抚琴。画家在画面中下部绘出两棵枝叶浓密、郁郁葱葱的古柏,展现出“夏山苍翠而欲滴”(宋郭熙句)的风貌。古柏占据了画面很大一部分空间,由浓密树叶组成的树冠展现出夏日的蓬勃生机。古柏之后隐约可见通往亭台的长廊建于水面之上。长廊下,点点荷叶漂浮于水面,烘托出“荷静纳凉”的画面主题。临江楼台建于山石之上。平台长凳上坐一高士,神态平和,正遥望远处,似在等待友人的到来。远景处有一高山巍然耸立,山脚处有几间山居隐约可见。画家用短粗的皴笔勾勒山峰轮廓,突显出山体的立体感;又以淡墨晕染来展现雾霭缭绕的夏山,用浓墨点苔来丰富画面。整幅作品用笔工细、雅静幽淡,山石皴法多借鉴北宋李成、郭熙的用笔,颇具宋人余韵。画家以淡墨渲染山石,以浓墨绘写楼台,将山石、江水、建筑、人物融为一体,展现出笔简气壮之妙趣和清幽素雅之意境。画中楼台描绘精细又不失淡雅之风,虽没有金碧辉煌的绚丽之感,却通过画家精巧的布局在笔墨间展现出严谨、细腻的典雅之意。袁江将雄伟壮阔的山色与清新秀雅的楼台巧妙地融为一体,使画面展现出精细入微又气势磅礴的效果。

袁江(1662-1735),字文涛,号岫泉,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他于1690年至1725年在扬州一带以卖画为生,后成为宫廷画家,专攻山水、界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袁江的界画十分出名。他曾受山西盐商的邀请到山西作画,因此其作品在北方流传较多。袁江早年师法仇英,中年对宋代山水画进行过细心临摹。他将长期受到冷落的北派山水传统和诸如郭熙等北宋早期大师作品的晚明临仿版本之技法相结合,形成一种将俊朗笔意和工匠手法糅合在一起的画风,在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

袁江生活在一个画派林立、名家辈出的年代。当时,文人画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袁江的作品与文人画有着一定的距离。文人画家将工整严谨、造型准确的界画视为“媚”“俗”“匠”。这些作品不入当时主流画家的“法眼”,因此界画画家地位低微,创作界画的人也越来越少。同时在文人画家眼中,诗、书、画三者密不可分,如“扬州八怪”就通过作品中的大量诗文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而袁江则不擅诗文。虽然袁江与当时扬州的名流、盐商有些许来往,但在他人的诗文中却几乎没有关于他的信息。从他留世的作品也可看出,其题款皆较为简单,如“仿某某笔意”“邗上袁江画”等。袁江所走的是一条不为时风所左右的道路。虽然世人把界画标注为“匠气”之作,但袁江在金碧辉煌、富丽夺目的传统界画中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将传统界画文人化、清雅化。他将亭台、楼阁的秀丽与山水画的意蕴融为一体,使功能性、工艺性较强的界画展现出新的境界。

军队作为一座大熔炉,多年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这其中有许多军人书法家以他们既有人文气息又具刚健之美的书法佳作及创作实力傲立于当代书坛。孟世强便是这支劲旅中的一员。

1957年出生于黄河文化发祥地陕西的孟世强,骨子里对黄土高原源远流长的三秦文化有很多的偏爱,加上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对石鼓文、汉简、魏碑、唐楷和“二王”、米芾、颜真卿、何绍基、于右任等先贤经典墨迹的临习。这自然为他日后书法创作中自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3年,孟世强穿上了军装。在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除了做好一名军人应该做好的各项工作之外,还矢志不渝地在砚田翰海默默耕耘和遨游,自然也多有收获。1999年他从北京调到青海工作,2001年被推选为青海省书协副主席,2006年被选为青海省书协主席并兼任青海省美协名誉主席,2007年被增选为中国书协理事,先后担任中国书协鉴定评估委员会委员和产业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后来他调回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美术书法院艺委会委员和国防大学特聘教授。

我和孟世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每有机会见面,只要时间允许,都会一起挥毫濡墨、纵论书艺。翻阅他一本本印制精美的作品集,观赏他现场的即兴创作,我深为其沉稳敦健的气质与法度意趣娴畅、线条张力弥漫的书法作品所感染。看其笔下新作,诚如著名作家陈忠实所评价的:“孟世强书法创作具体表现就是平中见奇。”书法家周志高对于孟世强书法变法后的创作评价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孟世强书法语言”,我对此言深以为然。

孟世强告诉我,他的书法虽然也经历了从生到熟,再从熟到生这样渐进渐变的过程,但甜与俗也困扰了他很久。直到2004年,他痛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变法闯出一条新路。从此,他的变法理念和行动使其多了理性层面的思考和实践意义上的尝试、探索与努力。“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这正是孟世强决意变法的真实写照。

如果对孟世强变法后的作品作个总体判断,我以为,其笔法更凝重,凝重而又圆活;字形更拙朴,拙朴而又不乏灵动;章法更疏朗,疏朗而又多姿多彩。其结字或放或敛,或正或欹;用笔或中或侧,或骨或筋;用墨或重或轻,或燥或润,在看似并不经意的锋毫使转中,演绎出奕奕英健浑朴之气和浓浓精巧自然之魂。其笔法愈加老辣娴熟,有鲁公笔致;结字愈加宏阔跃动,见《祭侄稿》的沉雄;章法愈加疏朗爽健,暗合“二王”的雅逸、米南宫的开张和“颠张醉素”的飞动。孟世强的书法语言较以往更为丰富了,笔下的作品似信手拈来,自然天成。观其作书,能感受到他心性的流露和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和诉说恰是在寓巧于拙的过程中完成与实现的。特别是一些尺幅并不算很大的作品,往往要容纳百余言的内容,还要力求其内含用笔劲健之美、节奏铿锵之韵、线条圆润之姿,创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正是由于他书内、书外功课做得好,加之其历经二十年之久练就的左手书写的硬功夫,所以每每作书便下笔如有神助,常令人称奇叫绝。他的变法已使其笔下的作品愈显爽健之气、峻秀之韵、挺拔之神。书法大家李铎在两三年前就称孟世强凤凰涅槃后的书法“老辣中富有新鲜活泼生机,疏淡中彰显质朴茂密风神,圆融丰腴中透露豪迈气度,笔锋得意处尽显书法功力的炉火纯青……”由此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孟世强向更高审美风格和水准跨越的梦想业已实现。

即将进入耳顺之年的孟世强,正值书法艺术创作鼎盛期。深信他会有更多充满新意的书法佳作面世。(孟世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六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产业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

1孟世强书《虚怀若谷》

2孟世强书贾岛《寻隐者不遇》

3孟世强书贺知章《咏柳》

4孟世强书曾几《三衢道中》

5孟世强书《文清武廉》

一般认为,中晚唐时期政治黑暗、经济衰退、文化凋敝,其实并不尽然。“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发展从总体来看并未停止,更没有走下坡路。就花鸟画的发展而言,初唐及盛唐时期,花鸟画虽已独立成科,但远没有鞍马、畜兽题材的绘画取得的成就高。而至中晚唐时期,单纯的花鸟题材绘画得到了充分发展,笔墨愈加精细,技法愈加成熟,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标志着花鸟画正在走向成熟。

花鸟画得以走向成熟的社会背景

唐朝建立之后,经过数代明君及其贤臣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缔造了诸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这样的清明治世,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历时近八年,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削弱了唐朝实力,并直接导致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文人党争的政治局面。中晚唐时期尽管不再有盛世出现,然而并没有彻底衰退。这一阶段,政治上出现了几次短暂的“中兴”局面,社会经济继续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依然百花齐放。这为花鸟画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中晚唐时期,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历时一百四十余年。在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的情况下,仍出现多位有作为的皇帝,维持了唐中央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唐代宗采用绥靖地方势力的政策,彻底平定了“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局面。这种依靠藩镇间内外相持的制约关系所形成的体制,相当适宜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社会的相对稳定。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改变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标准,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随之即位的唐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内修政事,外削藩镇。他利用藩镇间的矛盾,先后平定四川节使度刘辟、江南李琦的叛变,又招降河北藩镇、消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使其他藩镇相继归顺朝廷,出现短暂统一,史称“元和中兴”。唐宣宗勤勉国事,轻徭薄赋,并派兵收复湟河之地,平定吐蕃,肃清河西,还击败回鹘、党项、奚人的进犯,“拓疆三千里外,告成宗庙,雪耻二百年间”,国势复振,社会稳定,百姓日渐富裕,史称“大中之治”。

社会经济在中晚唐时期有所发展,尤其是南方,依然保持着自盛唐以来迅速发展的势头。江东地区出现的曲辕犁标志着中国耕作农具的成熟。江南广泛兴修水利,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齐名的它山堰即修建于此时。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的兴建,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的进步。手工业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譬如唐宣宗大中年间曾一次增铁山71座,可见冶铁业发展之盛。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亦形成新的繁荣局面——夜市正式出现,草市成为地方性的商业中心。唐德宗曾向长安富商借钱,即得八十余万缗,足见柜坊经营规模之大。唐宪宗元和初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飞钱。这些都是中晚唐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反映。

中晚唐时期思想文化较之初唐及盛唐时期有着鲜明的特色,总体上保持着繁荣局面,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新的成就。诸如唐代科举,“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 (陈寅恪语)。宣宗时允许穆斯林参加科举考试,大食国穆斯林李彦升于大中年间考取进士。这一时期还创造了许多历史之最,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通典》,开我国总地志之先河的《元和郡县图志》,我国现存最早有插图的雕版书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等均出现于此阶段。而对花鸟画发展起直接推动作用的,是张彦远所写的我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历代名画记》。全书从绘画史发展评述、绘画理论阐述、鉴识收藏知识叙述和名画家传记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它不像盛唐之音那么雄豪刚健、光芒耀眼,却更为五颜六色、多彩多姿。各种风格、思想、情感、流派竞显神通,齐头并进。所以,真正展开文艺的灿烂图景,普遍达到诗、书、画各艺术部门高度成就的,并不是盛唐,而毋宁是中晚唐。”

中晚唐时期宫廷绘画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政局艰危时刻亦如此。比如,唐僖宗因黄巢起义军进攻长安而逃奔四川,花鸟画家滕昌祐便随驾入川。宫廷绘画创作的规模也较大。大中三年(849),集贤书院在一年内“计用小麻纸一万一千七百七张”。关于宫廷花鸟画活动,《唐朝名画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边鸾)于玄武殿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可以这样说,正是中晚唐时期皇室的重视,直接推动了花鸟画的继续发展并走向成熟。

中唐:花鸟画的突破性进展

鞍马、畜兽题材的绘画在中唐时期可谓成就巨大、名家辈出、佳作迭现。画牛名家有韩滉、戴嵩、戴峄、张符等,画马名家有韦偃、曹元廓、史瓒、李渐、李仲和等。其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是韩滉和戴嵩。

韩滉曾任右丞相,政治上颇有建树,且一生奉行节俭,衣物朴素,居室简陋。其文学、书法修养极高。至于绘画成就,《唐朝名画录》称他“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这位身居高位而不忘农耕、亲自与老农研究肥料的画牛大家之作品,大多反映农村风俗景物,其高超的画牛技法可从《五牛图》中感知。

1 2韩滉 《五牛图》

《五牛图》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画家用笔粗厚有力,准确表现了黄牛的健壮形体和朴厚本质,用色看似随便,如信手拈来,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黄牛的各异毛色,生动自然。更值得称道的是,画家对耕牛神态特征的描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五头牛或缓步而行,或回首舐舌,或纵跨而鸣,或抵枝搔痒,真可谓妙趣横生。图中唯一正面站立的牛,立体感极强。画家若没有对透视关系的准确把握,是无法达到这一高度的。这是一幅反映耕畜形象的精品。明代李日华这样评价它:“虽着色取相,而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处,皆以粗笔辣手取之。如吴道子佛像,衣纹无一弱笔求工之意,然久对之,神气溢出如生,所以为千古绝迹也。”

韩滉画牛在当时影响极大,学者云从,成就较高的有戴嵩、戴峄兄弟和张符。戴嵩曾在韩滉镇守浙西时“署为巡官”。他在绘画上师法韩滉,颇有所成,尤其“于牛能穷尽野性,乃过(韩)滉远甚”。《画鉴》称他“专师于韩(滉)而青出于蓝也”。其传世作品《斗牛图》用水墨绘出两只相斗的水牛,一牛力怯而逃,一牛穷追不舍,并以角相抵,野性毕现。画面意趣盎然,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无怪乎时人把戴嵩画牛和韩幹画马并称为“韩马戴牛”。戴嵩之弟戴峄,“学嵩遂能接武其后。然喜作奔逸之状,未免有所制畜,其亦使观者知所戒耶”!张符善画牛,笔法极佳,有韩滉之风,《宣和画谱》称他“自非妙造其理有进于技者,何以得之于笔端耶”?

中唐时期花鸟画走向成熟的主要表现,则是在鞍马、畜兽题材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单纯的花鸟题材的绘画在构图、设色以及意境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批专擅单纯花鸟题材的画家。如以水禽见长的周滉,以鸡见长的张昱、于锡、李察,以蜂蝶见长的李逖、卫宪,以鸳鸯见长的裴辽、温处士,以竹鸟见长的萧悦,以花鸟见长的韦銮、李贞、梁广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边鸾。有的画史学者把边鸾奉为花鸟画之祖。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评论:“要知花鸟一科,唐之边鸾,宋之徐、黄,为古今规式。”又:“唐人花鸟,边鸾最为驰誉,大抵精于设色,秾艳如生。”唐代张彦远称边鸾“花鸟冠于代而有笔迹”,并认为以“善赋色”而名震一时的梁广“笔迹不及边鸾”。朱景玄认为,唐代花鸟画家均不能与边鸾并列,评韦銮“可为边鸾之亚”。宋代苏东坡赞叹:“边鸾雀写生,赴昌花传神。”米芾也说:“鸾画如生。”

边鸾曾任右卫长史,“应诏制作”,后政治失意,“困穷于泽潞间”。边鸾借此寄情山野田园,感悟和体验着更真实的自然造化,扩大了创作的题材,并以折枝花鸟的形式把唐代花鸟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那么,边鸾的花鸟画究竟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度呢?

在构图方面,边鸾创造了折枝花鸟的构图新模式,为我国早期花鸟画的“取景”开辟了一条新路。唐代以前的花卉大多作为人物的背景入画,是全景色的展示。边鸾的折枝花卉处理方式虽然上不着天,下不沾地,仅取花卉一段折枝,但人们并不由此而感到突然;相反,人们犹如透过窗户观赏野外花卉,会产生无穷联想,得到更多的艺术享受。对于画家而言,创作中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自由——舍去枝枝节节的累赘,用特写的方式集中描绘花卉、树木中最有艺术性的部分,使笔墨更直接、更集中、更淋漓地表现出花卉那动人的情致和通人的灵性,使作品产生凝练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朱景玄称他“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宣和画谱》称他“作折枝花,亦曲尽其妙”。可见,边鸾在花鸟画构图方面的创举。折枝入画在花鸟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且在唐宋时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在用笔用色方面,边鸾“下笔轻利,用色鲜明”。边鸾的花鸟画在用笔上发展了盛唐以来轻利灵巧的一面,精工秀妍,轻健爽利,但没有打破前人在花鸟画用笔上的传统,缺乏苍劲意韵。而在用色上,边鸾则大胆创新,突破成规,能做到根据具体物象“随时施宜”,推动了花鸟画设色技法的发展。边鸾笔下鲜活可爱、水色淋漓的花卉受到当时乃至后代人的喜爱。宋代董逌在评论边鸾《牡丹图》时赞叹道:“然花色红淡,若浥露疏风,光色艳发,披多而洁,燥不失润泽,凝结信设色有异也。”

3(传)边鸾《花鸟图》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据传为边鸾所作的《花鸟图》。该图采用边鸾自创的折枝构图方式,使我们得以具体、形象地感知花鸟画构图折枝处理的艺术魅力。只见一枝杏花由画面右下角依托老枝曲折斜伸,向左上角舒展而去,潇洒俊朗。枝头所栖绶带展翅开尾,惟妙惟肖,和树枝恰成十字相交之势,成为全图的视觉中心。杏花和绶带的描绘不仅造型准确,用线精妙,设色幽雅,而且以形传神,形神俱备。那回首顾盼的绶带和朝向绶带的杏花对照呼应,情意交融,使得作品意趣盎然,百看不厌。此图设色体现了边鸾花鸟画“用色鲜明”的特点。同样的白色部分,绶带的尾部,边鸾用白线勾出羽毛,再用白粉略作渲染;而杏花花朵则用白粉由花瓣尖部向花芯染进,外浓内淡,滋润清新,和墨色晕染的树枝相得益彰。

晚唐:花鸟画流迁西蜀

延至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剧,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加之统治者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导致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唐懿宗时爆发浙东裘甫起义、徐州庞勋兵变,唐僖宗时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广明元年(880)黄巢军队进入长安,不久沙陀酋长李克用率军逐退黄巢,烧杀抢掠,中原大乱。而蜀地和江南相对稳定,且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足。尤其蜀地,唐朝最高统治集团两度入此避难,许多画家诸如赵公祐、范琼、陈皓、彭坚、孙位等均来到蜀地,唐代绘画中心和力量转移至此。花鸟画也于此时随着滕昌祐和刁光胤的入蜀避乱而流迁西蜀,为黄筌花鸟画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朝人王槩在《芥子园画传·画花卉浅说》中认为:“唐之工花卉者,先以翎毛。肇端于薛稷、边鸾,至梁广、于锡、刁光(省“胤”,避赵匡胤讳)、周滉、郭乾晖、乾祐辈出,俱以花鸟著名。五代滕昌祐、钟隐、黄筌父子,相继而起。若昌祐专心笔墨,不借师资。钟隐师承郭氏弟兄。黄筌善集诸家之长,花师昌祐,鸟师刁光,龙、鹤、木、石,各有所本。”可见,刁光胤和滕昌祐在唐代花鸟画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直接推动了以“徐黄体异”为标志的花鸟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的到来。

滕昌祐因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为避战乱随唐僖宗入西蜀,终老于此,享年85岁。他一生未婚未仕,唯好书画,性情高洁,于所居四周遍种树竹杞菊及各种名花异草,以充画资。《宣和画谱》描述他“志趣高洁,脱略时态,卜筑于幽闲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观植物之荣悴,而寓意焉。久而得其形似于笔端,遂画花鸟蝉蝶,更工动物,触类而长,盖未尝专于师资也”。

4滕昌祐《牡丹图轴》

滕昌祐作品用色鲜艳,形神俱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牡丹图轴》可以反映其画风之大概。此作构图别出新意,在画面右下方有假山石突兀朝左上方伸去,至画面中部为止。假山上方有四朵牡丹正迎风怒放,花蕊全露,炽热奔放,气势逼人,是为全图之视觉中心。画面左下角有一枝短小的黄牡丹,昂然向上,既和上面的四朵牡丹气脉连贯,且顾盼转折,颇为微妙。从具体技法而言,勾线下笔轻利,枝叶墨线浓重挺拔,花朵墨线轻淡柔和,可见画家在勾线时十分注意随着表现对象质地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用色鲜妍富丽,讲究色晕之变化,平涂和渲染并用,使得整幅作品细腻丰富,光彩照人。

刁光胤于唐昭宗天复年间避战乱入居蜀地,时间长达三十余年,不仅在蜀地留下了大量的画迹,也培养了如黄筌、孔嵩这样后来影响中国花鸟画坛几代人的大画家。作为从中原入蜀的花鸟画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刁光胤为五代乃至两宋花鸟画的发展起了开辟性的作用。他终身以处士自居,从不肯趋炎附势献媚于达官贵人。《益州名画录》说他“性情高洁,交游不杂”。《宣和画谱》也称他“慎交游,所与者皆一时之佳士”。刁光胤志节清高的人品反映到他的花鸟画作品中,使其艺术风格迥异于宫廷画家,绝无令人生厌的高贵柔腻之气,而是充塞着在野画家的襟怀和野逸之韵。

5(传)刁光胤 《五羊图》

终身不仕的刁光胤把毕生心血都用于花鸟画创作中,“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在八十高龄时仍兴致勃勃地为成都大圣慈寺制作花鸟壁画。这幅交集着刁光胤高超绘画技艺及高度艺术热情的作品和他在蜀中寺院中留下的其他画迹一样,在北宋太宗淳化年间已遭毁坏。其卷轴画也由于战乱等原因丧失殆尽,只在《宣和画谱》中留下24件作品的名称,以及一本颇有争议的《写生花卉册》。《写生花卉册》册页之一《五羊图》,在咫尺之间描就山景野趣,意境深远。远处起伏的群山和近处坡石遥相呼应;坡石丛叠,石旁山间小溪潺潺;坡石之上有枯树两株,虽然树叶尽落,秋意袭人,却也枝条舒展,姿态各异。旁有羊五只,有的低头吃草,有的卧栖草间,有的顾望远处,神态各异,生动自然,营造出安宁祥和的氛围。此图是刁光胤鲜明、精妙绘画风格的直观体现。

如果说中晚唐时期是门阀氏族逐步让位于世俗地主的开始,并开两宋时期时代风尚和社会风气之先河的话,那么,中晚唐时期花鸟画的发展则为五代花鸟画的成熟以及两宋花鸟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可以从传世的五代、两宋花鸟画精品佳作中略见端倪。它们和中晚唐时期的花鸟画在造型、勾勒、着色以及折枝构图方面显然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

王小二,大名王阿宝,排行老二,人称王小二。家贫,初中未毕业即辍学,在家务农。某年,当兵的哥哥有个战友退伍后到他的省会——南方的一个都市——开家小面馆,需要帮手,小二由哥哥这层关系进城打工。哥哥的战友姓李,名大发,长小二几岁,北方人,善做面食,尤长于面条。面馆开张,为讨个吉利,李大发给面馆取了名,叫“发发面馆”。因资金不足,店里的装修十分简陋,本不需什么好看的招牌,李大发就吩咐文化程度比自己略高的王小二写块牌子挂上了事。王小二到新华书店买了本怎样写美术字的书,选了其中新魏体一路的字,依样画葫芦地练了几遍,然后找来一块木板,用白色油漆漆了一遍,用刷子蘸着红油漆在木板上写了“发发面馆”四个大字。油漆比较粘,很滞笔,有的笔划因刷子蘸油漆过多,略有粘连。王小二并不善书法,写时也没打格子,四个字大小不一、高低不齐。挂上一看,字是有些歪歪扭扭,但白底红字,倒也醒目。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块招牌,居然成了王小二命运的一个转机。离发发面馆不远,有一家大公司的住宅区,里面住着一位艺术家,名杨达。杨达是某大学艺术系的资深教授,专业为书画。他在全国书画界不但被认为是功力最深、创作实力最强的艺术家之一,而且他对艺术理论也很有兴趣,富于探索精神。杨达所在的大学早分给他一套宽敞的房子,妻子单位也分了房子,他不坐班,为照顾当工程师的妻子上班方便,就一直住在妻子这边。发面馆开张后,妻子买过几次面,杨达很是喜欢。一日,家中有客,妻子在家炒菜,打发杨达到发发面馆买些面作主食。杨达在店门口见到王小二写的招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近些年来,他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传统书法的样式中能有进一步的突破,每有新的考古资料出版,不论是青铜器铭文、还是简牍卷子上的墨迹、墓志砖瓦上的刻划,他总是及时吸取,虽然他的功力高人一筹,但那些笔性不凡的年轻人跟得也快,他在笔墨形式和花样翻新方面总是不能和年轻人拉开距离。而王小二的招牌似乎给了他一个新的启发。那天家里有客人等着吃饭,他没有久留。以后的几天,他都到面馆前驻足观看那块招牌,越看越觉得有味道,赞叹不已。终于有一天,他看顾客不多,踱进店里坐下来,要了一碗面。为他端面的正是王小二。杨达问道﹕“外面的招牌是谁写的?”王小二如实作答。杨达听后十分兴奋,却不动声色地和王小二随便聊了几句。从那以后,杨达又去过几次发发面馆,渐渐和王小二熟了起来,他邀王小二闲时到家中坐坐。王小二在那个城市里除了一些老乡没有什么朋友,突然有一位教授对自己这样友善,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王小二抽空去拜访了杨达。杨达对这位乡下来的打工仔没有丝毫嫌弃,以茶点招待,和他聊天,并鼓励他在纸上随着自己的性子写字。刚开始王小二还有些拘谨,去了几次,就逐渐自在起来,敢在杨教授的画案上大写特写。每次写字,杨达都要说几句赞扬的话。有时,杨达也找出颜真卿《多宝塔》之类的字帖让王小二试着临临,王小二初学临仿,写出的字和字帖上的字大相径庭,有些不好意思,而杨达觉得别有一番意趣。有时,杨达还找来一些不同于纸的材料,让王小二在上面涂鸦。特别令王小二感动的是,有时他去拜访杨达,教授还没回家,教授夫人依然为他端茶水、削水果,把他带到杨达的工作室去随便涂抹,只是每次都把他写的字收起来,说是要留给杨先生看看。王小二心想,大概是杨教授看中自己是个写字的苗子,不如早日拜杨先生为师学字。可他一开口,杨达就拒绝了。他说王小二有灵性,字写得有意思,不用向他学。王小二并不明白杨达说的“有意思”究竟是什么个意思,他很纳闷,如果都不用学的话,那他杨教授在学校教什么呀?就在第一次见到《发发面馆》的十个月后,杨达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美术馆推出了他的个人展览——“平民书法研究系列”。在展出的三十余件近作中,有一些是传统的卷轴册页扇面,还有一些写在木板和其它材料上。虽说形式上变化甚多,但总的来说,风格上是以变形达到的一种稚拙的趣味为主。杨达在展览的前言中说,自清季以来,平民的书法受到了重视。这为书法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近年来,对平民书法的借鉴虽已有长足的进步,但依然有不断深入研究和汲取养料的必要,这些作品就是自己新的研究心得。但是,杨达的前言并没有告诉人们他究竟学了哪些平民书法,只是笼统地说他的作品是受了平民书法的启发。而每件作品的简短说明也只提供作品的尺寸、材料和创作时间这类的信息。

“平民书法研究系列”展出后,尽管少数批评者认为其中部份作品因变形过甚,有安排造作之气,学稚拙不成,反是一种滑稽;但书法界的很多人士对杨达的新作予以肯定,好评如潮。展览期间,杨达接受过几次采访,每当被问到他究竟学的是哪一路的平民书法时,他总是语焉不详,只是以“旁搜远绍”或“广取博收”应对。弄得一群舞文弄墨的评论家只能依着自己对书法史的有限了解来编织溢美之辞,说什么这些作品有《张迁碑》的生拙,龙门造像记的雄强,汉简的流动,敦煌卷子的天趣……

杨达“平民书法研究系列”的成功,,王小二并不知道。他只是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了一条短讯,说X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杨达在北京办了一个书法展,很成功。王小二这时才知道,杨教授还是省书法家协会的头头之一。发发面馆旁边的弄堂里有个叫陈杰的年轻人,常到店里来吃面,和王小二认识。陈杰喜欢养鸽子,参加了市信鸽协会,常有一些活动,还因此交了不少朋友。有时带朋友来店里吃面,一起大谈鸽经和赛事,津津有味,让王小二看了十分羡慕。他想,要是也象陈杰那样参加个什么协会那该多好?!于是不知深浅的他,鼓足了勇气,开口请杨达介绍他参加书法家协会。这次杨达可没一口拒绝。上次他拒绝收王小二为徒,并不感歉疚。因为他知道,如果王小二也去学了颜体、柳体之类的书法,他再也不可能写出像《发发面馆》那样充满生气和原始力量、变化不可端倪的字了。拒绝做介绍人,就有些过意不去了,心想﹕如果不是从王小二的招牌获得灵感,如果不是对王小二留在他家里的那些字进行改造包装,“平民书法研究系列”绝不可能获得如此的成功,我可是“学”了王小二的字啊。考虑了两天,杨达决定当这个介绍人。但X省书协对发展会员向来慎重,要常务理事会集体讨论通过。杨达十分清楚,以目前的入会标准来衡量,王小二要入会很困难,他必须做些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王小二在宣纸上写了两张比较规整的字,杨达拿着它们到书协的常务理事中去活动。相当一部份常务理事认为基本功太差,明确表示反对。有些则碍于杨达的面子,网开一面。还有人以为王小二是杨达的学生,正随乃师进行“平民书法”的尝试,故意写得不那么规整。在杨达的斡旋下,王小二的申请最终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得知申请被批准后,王小二极为兴奋。他忽然觉得,在这个大城市中,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打工仔了。他去印了一张名片,在自己的姓名上用小字印了“X省书法家协会会员”的字样。入会后,王小二去参加过几次会员大会,有种说不出的新鲜感觉,同时又察觉到一种冷遇。他发现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们在一起喜欢谈什么魏晋之际的使转笔法、米芾的八面出锋之类的事。评论起彼此的作品,则是这一点用笔太滑,那一钩挑得太早……他初涉此道,实在插不上嘴。不过,这时的书法家协会里,还有另一位颇感寂寞的新会员,他就是《滨城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兼记者张彬。

此人和王小二的背景迥然相异,他毕业于某外语学院英语系,上大学前学过几年书法和国画,功力平平,但他喜好文艺理论,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而犀利。大学毕业后,同班的同学纷纷考了托福出了国,学商学法的都有。张彬却主动和《滨城晚报》联系,申请当文艺版的记者。他的才华很快展示了出来,在报导国内国际各种艺术事件,采访和评论中国艺术家和来访的外国艺术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导和评论,迅速成为省城的名记者。张彬有自己的梦想﹕有朝一日当上专业的艺术策展人和评论家,《滨城晚报》只不过是他接触各方人士,和媒体建立关系,了解展览运作机制的一个热身之地。杨达举办“平民书法研究系列”展时,张彬专程到北京采访报导,并撰写了长篇评论文章。为此,杨达以书法家协会需要理论人才为由,推荐张彬入会。张彬志不在此,对参加这一协会本无大兴趣,只因杨教授盛情邀请推荐,他又听到一些学者说,书法是当代中国视觉艺术门类中在创作、欣赏、收藏、使用、品评等方面都保留了最多传统艺术特征的“活化石”,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艺术在当代转换的一个窗口,也就参加了书法家协会。入会后,他发现绝大多数会员关心的是如何写好字,很少有人对现代艺术理论有真正的关怀。除了和杨达还能谈上几句外,他在书协实在找不到气味相投的人。虽说张彬是个有些名气的记者,协会里上上下下对他颇为礼遇,但总有那么些书法家对不擅书技的理论家心怀不满,认为他们发表的都是隔靴搔痒之论。书协开会少不了挥毫交流,遇到这样的场合,有些人就拿张彬调侃,“张彬先生,你别老动口不动手呀,来来来,写几个字给大家看看,让我们长长见识!”一天,书协开会员大会,会议休息期间有笔会,书法家们个个兴致很高。张彬不愿上前凑热闹,坐在会场的一边休息。王小二那天也来了,他也是个遇到挥毫就要躲的人,生怕当众出丑。而杨达在这种场合也从不耸恿王小二上前试试,怕泄露他的“平民书法”的天机。张彬注意到场内居然还有一位和他一样害怕挥毫的“书法家”,甚是好奇,便上去和王小二搭话,几句话一聊王小二便如实说了自己的职业背景、入会的经历,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书法功力。张彬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其中有点跷蹊。等会议完毕,张彬约王小二出去吃个便饭聊聊。王小二因要赶回店里干活,就请张彬一起到店里吃面。来到发发面馆前,张彬愣住了,这招牌上的字怎么这么眼熟!他记起来了,杨达的“平民书法研究系列”中有几件作品的笔墨处理和这招牌很相似,因为他看过展览并写过评论,记忆犹新。他又想起王小二下午在书协开会时说过他是杨达介绍入会的,于是就婉转地问杨教授是否光临过这个面馆。王小二一五一十地把他和杨达的交往告诉了张彬。张彬是个性情中人,很能理解杨达为什么不愿意向外人披露自己模仿了王小二的字,对于杨达介绍王小二参加书法家协会的举措颇为欣赏。但张彬在自己心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的平民书法就不能进展览?他为王小二感到不平的同时,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萌生了。就在和王小二相识的那段时间,张彬正在读西方当代艺术理论著作。他在阅读中获得了以下的信息﹕西方艺术史学界近年来逐渐走出了传统的艺术史只关注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范围,开始研究一个时代所有的视觉文化现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观察日常生活的周边环境对人们视觉习惯的影响(诸如厨房的冰箱放在哪,餐厅窗帘布的颜色等),以及艺术品在日常生活中的陈列和使用。同时,一些艺术家为了突破博物馆的精英主义体制的局限,直接在自己的作坊中展出自己的作品。在张彬看来,中国书法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绝不在于把字写得正一点还是歪一点、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俏一点还是丑一点。在由传统样式的书法转向和当代精神生活密切相联的当代艺术的过程中,中国书法需要的是观念而不是技法。但他希望这一转变有其内在的冲动,而不是另起炉灶、和传统式样的书法分道扬镳。他觉得,杨达虽然在自己的作品中借鉴了王小二的书写,这比起碑学以来的书法家们只是一味在古代的文字遗迹中讨生路已经前进了一步,但王小二这些普通人的书写依然被排斥在展厅之外。

因此,它们仍不过是艺术精英们用来标新立异、猎奇玩酷的工具而已。他计划邀请王小二一起办一个和普通人生活紧密相关的展览,把大众的日常书写直接纳入当代艺术的领域,通过揭示传统书法内在固有的矛盾,给书法界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刺激。展览的筹备之所以需要有王小二的直接参与,是因为王小二才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而他张彬已经是个有些名气的记者了。在思考比较成熟后,张彬约王小二见面。寒喧之后,张彬问王小二﹕“你写的字和杨先生写的字有何不同?”。

王小二回答﹕“杨先生练字练了好多年,他能把字帖上的字写得很像。我小学时写过描红本,以后就再也没有拿毛笔练过字。认识了杨先生,受他鼓励又写过些字。杨教授写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词,用的是繁体字,从不加标点,有些字我不认识,也读不出来;我写的都是“今天下午关门盘货,请您明天光顾”这类的话。杨教授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写完了还去裱,裱完了送展览会;我为店里写字常用刷子,写在普通的纸上,贴在门板上,用完了就抹掉。杨教授写完字后,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还盖图章;我从不签名,也没有图章。大家都说杨教授的字好,还有人花钱买;除了杨先生说我写的字有意思外,从没有人说我的字好,当然也没人买。”

“李大哥知道我认识杨教授,说﹕好好跟杨教授学,以后把咱们这块招牌给我写端正了。……”王小二一连举出了好几个不同。张彬心里想﹕小伙子着实悟性不错,杨达确有眼光。他感到自己找对了合作对象。这时,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翻到一篇题为〈试论平民书法的美学意义〉的文章,指着文章对王小二说,“这是杨教授的文章,谈的是平民书法。我问你,杨教授是不是平民?”“不是,当然不是。他是名人。”王小二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么,究竟你的字还是杨教授的字算是平民的字呢?”张彬又问,他没有用“书法”这个词,他怕吓住了王小二。

“当然我的是。”王小二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就对了。问题就在这。杨教授把他的展览称为“平民书法研究系列”,如果平民书法对中国书法的意义这么大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真正的平民书法展览呢?”

“平民到底和书法有什么关系呢?”王小二一点也不明白。张彬解释了一番,王小二还是不懂。张彬不想多费口舌来解释展览的意义了,直接告诉王小二,他请王小二和他一起合作,办一个真正的平民书法展览,由他向有关机构申请经费,王小二的《发发面馆》也将参展,所有参展的人都将得到一定的报酬,作品展出后归还。

王小二一听钱,眼睛立刻一亮。他出身穷苦家庭,生存意识极强,一听他的招牌参加展览能得到钱,兴趣马上来了。他犹豫了一下后,开口问张彬支付给每个参展人的报酬多少。张彬说,视作品而定,但至少五百元,外加材料费。如被其它展出机构借展,还将支付作者借展费。若展品有人愿意购藏,还会另有收入。你王小二作为出面组织这个展览的主办人,还将获得一笔策展费。

王小二对此将信将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张彬说,在申请的经费到手之前,王小二并不需要做任何事,但向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平时在自己的生活中多多注意观察百姓们如何写字用字,字最好是软笔写的,毛笔、刷子都行,不要因为它们写得不好看而忽略。张彬还特别叮嘱﹕暂时不要向杨教授提起此事。此后,王小二上街办事时多留了个心眼,记下各种人的书写。一天下午他看见李大发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萍萍放学后在店里做作业,大发的妻子交待她必须做完作业才能玩,调皮的小姑娘有点不高兴,在描红簿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不做好作业不能玩……”王小二觉得有些意思,就哄着萍萍把那张字要了下来。张彬和王小二谈话后,开始用中英文起草展览计划书,同时向国内外几个赞助现代艺术的基金会申请经费。他在计划书中首先阐述了书写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接着又谈了中国书法悠久的历史,以及他和王小二计划举办的展览的宗旨和意义,展品的大致内容、展出的时间、地点和预算。几个月后,张彬陆续收到了基金会的回音,在他申请的八个基金会中,有五个认为这一展览意义重大,愿意出资赞助。资金落实后,王小二和张彬马上开始征集展品,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五个月后,“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开展。为了显示展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展览在一个大仓库里举行。入口处放了一个捐款箱,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普通民众一律免费参观。凡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高级职称的人士、各级政府领导、企事业老总、各界名流,敬请自动酌情捐款,用以赞助普通人书写的收集、展览、研究和出版。”

为了媒体宣传的方便,张彬把展览前言〈也算宣言〉译成英文。前言的大意是,书写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交流形式之一,在电话录音等现代通讯手段发明之前,文字书写是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阻隔的最有效的交流手段,所以在世界各种文明中,文字的创造都被认为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符号、秦代刑徒墓砖上的刻划、汉晋简牍上戍边兵士的家书,到龙门石窟中刻工们信手刻来的造像记、敦煌卷子中小比丘的钞经、明清地契上的画押签名……这些文字本不是为了展览观瞻而写,但却最真实地记录了书写者当下的生活实况。不需名家们提倡,只要有普通人存在,就有普通人的书写存在,它们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书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清季以降,碑学大炽,在“知二王以外有书,斯可以论书”思想的指导下,书法家们开始不断地向古代平民的书法汲取营养。但当代真正的普通人的书写则始终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状态。此次陈列就是要为活着的普通人的书写作一个记录……走进仓库,只见王小二的《发发面馆》挂在一个最醒目的位置。招牌旁有张彬撰写的展品说明,指出了这一作品书写的时空背景,它的艺术特点,并说它可以和龙门造像记媲美。这展览有个特点,所有的展品旁都有一张照片,纪录展品原来所在的场所。而《发发面馆》旁就有一张它被挂在面馆外的实景照片。

此外,举凡里弄居委会贴的打扫卫生之类的通知,“此处禁止乱倒垃圾”,旅游地的竹木上刻的“某某到此一游”,李萍萍的“不做好作业不能玩”,小保姆的字条﹕“阿姨,菜买好了。波菜一斤,二元;九菜一斤,五元;鸡旦一斤半,八元……”(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还有人体展出﹕一年轻人,身着T恤衫,印有大字“笑傲江湖”,其左臂纹一蓝色的“酷”字。张彬在这一作品的说明中大肆发挥了身体和书写(bodyand writing)的关系,他显然受了法国思想家福科的影响。在所有参展的作者中,年纪最大、“名气”也最大的普通人是一位七十余岁的退休老工人,名叫徐根发。他展出的作品是用黄色的广告粉写在红布上的新魏体标语﹕“热烈祝贺我国申奥成功!”数十年前,徐根发是某造船厂的电焊工。那时,他曾参加市工人文化宫办的书法班,临过龙门造像记,又练了新魏体,常为厂里写标语。他的作品还参加过市里办的书法展,发表在报刊上。后来,新魏体被认为是美术字,他的作品再也参加不了书法展了。退休后,他还常为街道居委会写通知和标语。这次参展的作品,就是按照数年前北京申奥成功时所写标语的照片重新写的(照片一起展出)。此时他已人书俱老,字写得浑厚苍劲。开幕那天,他认认真真地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拍了一张纪念照片。

杨达也被请来参加开幕式了。他在邀请书上见到策展人王小二和张彬的名字,就已预感有重要的事可能会发生。当他看到熟悉的《发发面馆》,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此时,他还无法静静地思考眼前的一切,因为场内太嘈杂,各色人等壅塞在一起,很多人没有参展的经验,自己的书写出乎意料地展示在公共场所,中外记者不停地对着展品拍照,并向他们提问,不免有些激动,说话时嗓门很大。杨达看到场内如此糟乱,许多展品有错别字、俗字,禁不住嘀咕了一句﹕“群盲!”说完后他觉得有点不对劲﹕自己可是“平民书法”的大力提倡者啊!看到记者们不停地拍照,一些女孩子跑进跑出地为来宾端茶送水,他又喃喃自语道﹕“群忙!”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匆匆离开了展览。杨达有些伤感,伤感的不是别人比自己风光,而是他突然觉得自己落伍了,变得保守了。

“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获得巨大成功。由于张彬谙于媒体的运作,中外各大媒体纷纷以大篇幅予以报导评论,使这次展览成了当代艺术圈内一个中心事件。王小二的《发发面馆》一夜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张彬当然地成为了中国视觉艺术界最有创意的策展人。一些好事者也乘此机会成立了一个普通人书写协会,王小二被公推为会长。此后,“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又到国内其它几个城市展出,其中的数件作品又入选广州三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和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在张彬和外国文物商的运作下,《发发面馆》参加了第二年年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春季拍卖,竟被欧洲一位喜欢现代艺术的大亨以十多万美元的价钱拍下,然后捐给了西方某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注﹕《发发面馆》是作为现代(或当代)艺术品而非书法作品拍卖的。国际国内拍卖市场上的书法拍卖价远低于当代艺术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发面馆》的价格竟高出杨达“平民书法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价格的总和数倍)张彬本期望通过“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给书法界一个颠覆性的刺激,这实在是一厢情愿。虽说展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书法界的反应却并不热烈。尽管其中不乏有趣味的书写,但是大多数陈列品在书法家们看来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而且张彬为了强调展览更大的文化意义而使用了“书写”这个宽泛的概念,而不是“书法”,书法界的人士们并没有感到他们的世袭领地遭到威胁。因此这一当代艺术圈内的中心事件在书法界却是个边缘事件。使书法家们多少有些不安的是张彬的那篇〈也算宣言〉的前言。这篇文字把当代普通人的书写和古代的文字遗迹相提并论,埋下了这样一个伏笔﹕普通人的书写能不能视为书法,取决于环境的转换。有些书法界的人士对普通人的书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在以后的一些地方性的书法展中,有些主持人也开始展出一些他们认为虽欠功力但有意趣的普通人书法。此是后话。

《发发面馆》走红后,还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震动,书法界的人士恍然大悟,杨达的“平民书法研究系列”并不是研究古代刻石和简牍卷子之类文字遗迹的心得,而是从当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面条店伙计写的招牌演化而来。有些人佩服杨达的眼力,认为王小二的招牌确实有独特的味道,杨达的借鉴在形式上也处理得很好。反而是曾为杨达捧场叫好的人们很有点受了愚弄的感觉,他们忿忿然﹕“杨达把我们耍了!”“王小二算个什么?一个面条店的伙计。”其实王小二好歹也上过初中,比起一些古人,文化水准并不算低。可这些书法界的人士于古代的文盲、半文盲特别宽容,因为那毕竟是古人啊!对当代艺术观念十分隔么的普通人对这次展览也大惑不解。有的观众这样说﹕“哎哟,大妈,下次打扫卫生可千万别把您写的居委会通知给洗了,咱给您揭下来保存起来,说不定哪天能参加展览呢!”说完又补了一句﹕“或许还能拍卖呢!”李萍萍的参展在校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个同学,在区少年宫学过书法,写得一笔工整的欧体字,她对李萍萍非常不服气,硬是认为李萍萍的字入展是开了后门,道理很简单,王小二是李萍萍她爸李大发店里的伙计。李萍萍在学校里很有压力,害怕别人让她和同学比试书法。

杨达在这一事件中失落感最强。这次展览让人们觉得杨达并不是普通人书法的代表。尽管依然有人请杨达这位名教授演讲,不过,演讲的题目再也不是如何创作“平民书法”了。有一次杨达到某高校去演讲,居然有个楞小子唐突地请他谈谈当代书坛中“虚假的平民书法”(即名家们模仿的古代普通人书写)是如何向“真实的平民书法”(即王小二等当今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书写)转换的。言下之意,杨达以往的创作竟成了伪平民书法。杨达暗中叫屈。他明明知道是他的身份使得他不再具备创作“平民书法”的资格,可他也不愿“下岗”去和走卒贩夫为伍,当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因为那意味着让他放弃数十年奋斗的成果。王小二可谓名利双收,连策展费、《发发面馆》的参展报酬和拍卖所得,收入不菲。钱多气壮,他辞了原来的工作,独立门户,开了一个达达面庄,延请各地做面条的高手为厨师。面庄的面好,虽价格一提再提,依然门庭若市,达达面庄俨然成为那个都市一个高檔餐饮场所。老板王小二也真的不再是普通人了。他觉得无论是他的大名“王阿宝”还是外号“王小二”都不太雅,便请张彬为他改名。张彬把“小”改成“晓”,有通晓的意思;“二”改成“尔”,说是中国最古的字书《尔雅》的尔,有尔就雅。面庄的招牌字,依然出自王小二之手,字仍旧写得歪歪扭扭,他并不在乎,他认为自己的手气好。不过这次他署了大名“王晓尔”,并在那歪歪扭扭的字后,端端正正地盖上一位鸟虫篆名家为他刻的名章。

王小二不再参加省书协的活动,对他担任主席的普通人书写协会,也只是象征性地捐个三千元人民币,基本不参加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艺术这玩意儿太虚,门道太多,他实在搞不懂、也不想搞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已经幸运地潇洒了一回,见好就收,过把瘾就走。就这样,名噪一时的着名普通人书写者王小二迅速从中国书坛上消失了。

王小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着名艺术家,又毫不糊涂地发了财。一天,他收到普通人书写协会的通讯,说是在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王小二在协会主席选举中落选,理由是﹕自从那次展览后,他频频曝光媒体,俨然一名人,现在又当了老板,已经不再是“普通人”,没有资格再代表普通人了。而一位号称深得民间道教气功秘传、能带功画符写字的人,被选为新的主席。通讯中还刊登了一些短文,里面有一些诸如“普通人的书迹将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之类的语句。读到这里,王小二不禁笑了﹕“谁愿意永远当普通人呢?普通人之所以是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不当普通人。”但他的直觉告诉他,随着这次改选,一个或一些不甘当普通人的人,大概不久也会像他一样,成为不普通的人。?就在王小二收到普通人书写协会通讯的那天早晨,杨达用过早餐,在新到的《中国艺术新闻报》上读到了那一改选的消息。此时他已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早已不关他的事了。看完报纸,他拿起笔,准备创作。不知是何原由,改选的新闻挥之不去。他自吟自书起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一二年。”款尚未落,电话铃响了,是省书协的驻会秘书小张打来的,通知杨达参加常务理事紧急会议,讨论会员发展的问题。小张在电话中告诉杨达,近来有不少普通人书写协会的会员要求参加省书法家协会。

近一年多来,普通人书写协会如法炮制,举办了几个“普通人书写展”,虽然入展作品的面比首展更庞杂,但远不如王小二参与组办的那次具有轰动效应。因为缺乏固定经费,普通人书写协会实际上是维持日艰。而省书法家协会会费不算高,名声大,又没什么义务,参加这种协会有益无害,这些因素促使一些人前来申请参加书法家协会。来者说他们已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展览,有的还参加了国际展,早就具备了作为省一级书法家协会会员的条件。小张向来者说明,书法和书写有区别,书法家协会吸收的是书法家而不是书写者。可?人也有颇能辩者,说古代犯人的墓志砖上的书刻为何既是书写也是书法?那些人既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书法功力,而今天的书法家都把它们当作那时的书法来对待。小张援引杨达的文章,说那是古代的“平民书法”,有特殊的原始艺术魅力。来者反诘,难道我们写的就不是“平民书法”?难道我们的书法就没有质朴的意趣?小张又解释,古代的平民书法要经过当代书法家的提炼转换才能成为书法艺术。来者反驳,难道书法家就是“平民书法加工家”吗?如果说我们的书写是桔子,加工我们书写的书法家们搞出来的是桔子汁,你能说桔子汁就比桔子好吗?……双方是越争越激烈,越辩越辩不清。

小张一肚子的不高兴,在电话里对这位她向来敬畏的杨副主席嘟嘟了一句﹕“发展一个王小二还可以,可王小二太多了……”这句话可说到了杨达的痛处。杨达颇感尴尬,一时也找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应答,只能凑合着说﹕“是太多了,是太多了,多如过江之鲫……”

在赶往书协的车上,杨达向窗外看去,不知怎地,满街都是充满意趣的普通人书法。他忽然想起了文化大革命那会的一句话,“八亿人民八亿兵,人人都是反帝反修的战士。”如果普通人的书写都能算是书法的话,那岂不是十四亿人民十四亿书法家了?这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当初他发展王小二入会的严重后果了。此事是好是坏,今后研究艺术史的学究们自会有不同的评说,但目前它却实实在在地给书协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发展了这十几个人,并不能把风波平息下去,因为一个王小二消失了,千千万万个王小二正在站起来!这岂是一句“过江之鲫”或“多如牛毛”能够了得!他开始思考自己在常务理事会上如何发言。他是教授,喜欢对问题作一些学理上的解释。不发展这些人,在学理上不能自洽,因为他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古代的造像记算是书法,而当代的普通人的字迹就不是书法,他无法从理论上来证明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资格入会。可发展他们入会了,类似的书写者会接踵而至,今后书协将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他预感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十分艰难的抉择。

想着想着,他感到一阵晕眩。杨达本有轻微的心脏病,血压偏高,此时一个大大的“病”字跳到眼前。杨达本不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滑头,一生中从来没有用病来回避过矛盾,但这时他觉得自己已别无选择。他叫出租车司机改变行车方向,向省第一医院开去。他是省政协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任何时候都能住进专家病房。这是一个不普通的人所享有的特权。两天后,书协的小张到医院来看望杨达,送来了常务理事会的发言纪要和决议。以前在杨达说服下投票赞成王小二入会的那几位常务理事都主动做了检讨。尽管王小二早就不参加书协的活动了,但常务理事们还是郑重其事地责成书协秘书起草了一个关于王小二不参加活动作自动退会处理的决议文件,颁发给下属各市县的书协。十四位常务理事(杨达缺席)一致投票反对普通人书写者入会。一位德高望重、向来不轻易介入争端的老书家也发话了﹕书法家协会不是信鸽协会,只要是养鸽子的,愿意交钱都可参加。书协会员的发展要以有无书法功力为基本条件,而不能以有无趣味为标准。天趣与生俱来,人人可有,而技法则非家传师授、墨池笔冢方可获得。老书家还建议,今后的理论家们、书法史学者们要认真区别古代的书法和一般的文字遗迹的不同,不能把所有的古代的文字遗迹一概视为书法。对古代的书迹也要批判地继承,观其有无技法上的特色,而非仅仅观其是否有天趣。

书法家们终于祭起了看家法宝——技法,把普通人挡在书法家协会的门外。发行量多达数十万份的《书法周报》率先对这次会议做了详细报导。紧接着,其它书法和文艺报刊相继转载报导。于是引来一场论辨。与其说这是一场辩论,还不如说是近乎一边倒的声讨。

书法教育者撰文指出,如果李萍萍的作品也能参加展览,全国的学龄儿童写的字都能参展,今后还叫我们怎样教书法?

一些担任过全国展评委的人士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说﹕那些根本不懂书法的人的字也能参加展览并被收藏,那将给我们今后展览的入选和评奖工作带来极大的混乱。

有人把“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斥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书法界的一场闹剧,容忍它更是书法界的悲剧。有人指出,王小二的《发发面馆》被国内一些现代艺术评论家大肆赞扬,最后又被西方博物馆收藏,这是一个成功地唬了国人、蒙了老外的炒作典范。更有批评家从“东方学”(Orientalism)的角度来批评“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讥讽它是“西方人文化宴席上的一碗中国面条”(这是套用一位着名艺术评论家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句话,原话为“西方人宴席上的一道中国春卷”,因为王小二本是面条店的伙计,春卷在此被换成了面条)。

此时,在书法界向来被认为理论素质不错的杨达保持着缄默。自从张彬发表王小二的招牌并大肆宣传了一番之后,他在书法界的处境颇为难堪。他很清楚,当初他把王小二的字当作临摹的对象,并不是想把当代平民书法也作为可以和名家书法相提并论的经典。孰料到张彬也发现了王小二,并顺着他杨达的思路,多走了一两步。这一两步极有颠覆性,因为它改变了过去的游戏规则,而这一改变恰恰又是钻了碑学以来书法家们把所有古代文字遗迹都当成书法经典的空子。杨达很清楚,每一次、每一种游戏规则的改变,都会有人得益,有人受气。是的,比趣味,他怎么比得过那些没有任何框框约束的王小二们和千千万万的学童们。如果把技法上的功力这一条去掉,只讲趣味,他杨达也将无立足之地。他忽然发现,自己虽是“平民书法”的提倡者,而此时只能和那些过去他认为保守的人们站在一起。

论辨正酣。和这场辩论息息相关的另一位主角王小二对此事毫不关心。王小二和书法一沾边就淘得了第一桶金,而在他目前的生意经中,没有书法这一条。用他的话来概括,书坛是“坛小,粥少”。此时他正忙于集资,为达达集团进军快餐业紧张地准备着。打造中国的“麦当劳”,这才是他的雄心和关注点。当他被告知有人著文点名批评他“根本不懂书法艺术”时,他一笑置之,淡淡地说﹕“让懂的人去争吧。”“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的始作佣者张彬却咽不下这口气,他拍案而起,撰文反击。文章不长,题为〈五百年后论英雄〉。他没有从理论上来论述“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的前卫性和它的艺术史意义。张彬心里很明白,由于立场不同,这里并没有谁胜谁负的问题。若从理论上阐释自己的观点,也不过是对牛谈琴。此时,他只能诉诸历史。他写道,今后的历史将记住二十世纪初中国书法界的两件事,一是“普通人日常书写记录陈列”,一是这次X省书协常务理事会的这个决定。前者将会被认为是中国书法在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的一次重要的观念革新,它给了清季碑学以来弥漫的古董主义一次有力的批判性冲击。后者将会被历史记录为抱残守缺的人们对书法观念革新的一个反弹。张彬声称,他的这篇文章是为当代普通人书写作为艺术尝试活动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过早夭折而撰写的墓志铭。因为,在这场论辨之后,普通人的书写将很难再次出现在中国书坛的任何重要展览中。他在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历史是公正的,但历史需要时间。”文章最后庄重地宣称,“五百年、或一千年后,二十一世纪初的普通人书迹将最终和中国历史上的汉简和敦煌卷子上的遗迹一样,彪炳中国书法史册。”

1、在落款时写了录××,就不要再写××书。

2、落款的字不要超过正文主题的字,应比正文的字小且协调。3、印章不能比落款的字大,大幅大印章,小幅小印章。4、如果正文的最后一行只有2-3个字,落款直接在下面写,请不要转行另起一行写。

15、题款不能题在整个正文的上面。6、盖印章要慎重,不要盖得又多又杂,喧宾夺主。7、接正文落款的两排小字左边不要超过正文的宽度。

28、落款中的年、月,公历农历不能混写。题款时如落书写地点,用雅称而不用俗称。9、横幅或斗方正文在上的,其下面的落款宽度不要超过上面正文的宽度。10、已经落款盖印,款后不可再署上款赠人,再署就失敬。

311、上款有人名的,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一来失礼,二来破坏画面。12、书法四联首幅,右上可盖小印章。其余不可盖,如统统盖上,行气就破坏了。13、如果书写对联,须将上款写在上联,下款落在下联;如果是龙门对,上款在右边,下款在左边。

414、落款的字体,一般是隶不用篆,楷不用隶,行草不用楷书落款。一般是“文古款今”、“文正款活”。正文是甲骨文、金文、大小篆,落款就用篆书、章草、楷、行书;正文若是隶书、楷书、魏碑,落款可用楷书或行书;在实际运用最多的落款字体还是行书,既易识别,又显活泼。行草书作品的小楷题款,处理得当的话,也可尝试。

15、对于横幅作品,一般只落下款而不落上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