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伏波神祠书刘禹锡词卷，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在日本。伏波指汉代名将伏波将军马援。书于建中靖国元年五月黄庭坚五十七岁时所书。卷后自题云：“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何如元祐中黄鲁直书?”盖其晚年得意之笔。明代文徵明评其：“真得折钗、屋漏之妙。”曾经宋养正善、明沈周、项元汴、清成亲王、刘文清及现代叶恭绰、张大千等人收藏。

释文:经伏波神祠。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鼯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 游。师洙济道与余儿妇有瓜葛，又尝分舟济，家弟嗣直因来乞书。会予新病跛疡，不可多作，劳得墨潘(沈)，漫书数纸，臂指皆乏，都不成字，若持到淮南，见余故旧可示之， 何如元 中黄鲁直书也。

宋徽宗赵佶《桃鸠图》页(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宋 赵佶 桃鸠图 绢本设色册页 26.1×28.5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徽宗的画最初学吴元瑜。吴元瑜并非职业画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没有什么束缚，对徽宗改革画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桃鸠图》描法纤细，傅染鲜润，与五代徐熙的水墨画要素和徐崇嗣的色彩为中心的没骨法花鸟比较接近。总的看来，色彩的表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感受，而细部的轮廓线仍非常明确。

《桃鸠图》页在宋徽宗的作品中比较特别。桃花与枝叶钩勒精工，栖鸠动态自然而生动，用生漆点睛，卓有神采，整体色彩华丽，洋溢着悠扬的神韵，被誉为折枝花鸟画的典型。

《桃鸠图》流传日本已久，长期以来被作为徽宗的真迹，受到良好的保护，现在是日本的国宝级文物。此画右署“大观丁亥御笔”，是作此画时为北宋大观元年丁亥岁(1107年)，其时宋徽宗赵佶二十六岁。其独特的“屈铁断金”的“瘦金体”题款，故此图被确认为赵佶手笔。款下有一押字，似“天”字，传为“天下一人”四字之合体。

高清局部

清 郎世宁 乾隆皇帝大阅图 轴 绢本设色 332.5x23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爱新觉罗-弘历 (1711年-1799年)，清朝第六位皇帝，也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任三年太上皇，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仅次于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庙号“清高宗”，谥“纯皇帝”。蒙古地区尊其为为腾格里特古格奇可汗。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葬于清东陵-裕陵。游艺笔墨，兼擅山水、花草、兰竹、梅花、折枝。喜用董其昌笔法，作平远小景。间写佛像，亦只以数笔钩勒而成。然散在民间者，以松梅花果之属为较多。纵情翰墨，肆意游览，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盖仿赵孟俯。内府收藏，尤极美富。乾隆九年(1744)诏编《石渠宝笈》四十四卷，凡秘阁所藏书画及款识题跋与曾邀奎章宝玺者，一一胪载。五十六年(1791)论撰续编，前后品题甲乙，悉本睿裁。

清 丁观鹏 弘历鉴古图

《弘历鉴古图》，绢本设色，横147.2、纵76.5厘米，乾隆御书“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钤“垂露”、“乾隆宸翰”，画面左上角钤“乾隆御览之宝”，右下角钤“内府啚书”、“义皇上人我不为”，共计五方印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义皇上人我不为”印文耐人寻味，结合画面及乾隆御书诗句，从另一个角度品读，或许更是乾隆的内心独白：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我，鉴古者是乾隆的影子，画轴只是一代有为君主影子的影子。

从形式看《弘历鉴古图》借鉴了《宋人人物图》构图风格，基本坐姿和手部姿态与《宋人人物图》雷同，书房中家具摆放格局也没有过多变化，只是书房家具整体呈现出皇家繁复华贵的风格。诚然，画作更深层次地在刻画乾隆的思想和内心活动，以及展示乾隆精于鉴藏，并且在诗律、书法等方面同样有着骄人的一面。此幅画作在中国画散点透视的基础上，借鉴西洋透视和设色技法。画面以线描淡彩渲染为主，用色淡然、素雅，低调而不张扬，更显中国文人雅士含蓄内敛、脱俗的风范和所追求的意境。

纵观图中器物类别、档次、数量等，足以反映乾隆精于鉴藏和鉴赏品位。画面中这些藏品绝不是杜撰出来的，更不是随意选出来装饰画面的，今天在两岸故宫旧藏中依然能寻觅到器物原型。显而易见，器物内涵反映着中国传统佛、道、儒、墨的传统思想理念，以及共存、和谐、不可分离的理念。这与乾隆自题诗句“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不无关联，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乾隆丰富的内心世界。

清 郎世宁 弘历观荷抚琴图 轴

绢本设色 299.5×156.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弘历 先春如意图 纸本水墨 65.9x35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画为乾隆御笔。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图中以“梅”寓意先春报喜，以“瓶”寓意平安，以“荷”寓意祥和，以“柿”和“如意”寓意事事如意。乾隆，即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清朝第六为皇帝，擅画山水、花卉、梅兰竹石，字学赵孟頫，山水师法董其昌，以中锋草隶之法，得古秀深逸之趣。

“岁朝图”题材是中国宋代皇宫中开始兴起的一个绘画题材，主要是从宋徽宗时特别流行，采用的画法也是写生画法，形象逼真，内容也是冬天不易看到的花卉、树木为主，寄托对春天的期待。

到明清时，“岁朝图”有所变化，画家将佛教的五件供器(蜡台、香炉等)画在画中，主要的是画花卉为主，旁边有五供器中的一件即可，如意大利籍画家郎士宁画的岁朝图也是花瓶和花卉，只是到齐白石的笔下才从皇宫中走入平民化，画中加入了鞭炮、茶壶等，都是表示大年新春到的意思。据介绍,清代每逢新春，宫廷画师们便要按时呈交“年例画”以供宫室春节点缀之需。擅长绘事的皇亲贵胄、朝廷词臣们也往往于此时以进画的形式向皇帝恭贺新禧。甚至皇帝本人也会举行“开笔式”,亲绘《岁朝图》，表达新年的喜悦和祝福。

清 乾隆 三阳开泰图卷 纸本墨笔 28.2×133.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乾隆帝自书行书“开泰说”，叙述了“三阳开泰”的由来，所谓“羊交三而成泰。……泰者，通也，又安也。”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泰”的理解，认为作为君子，尤其是一国之君，只有“终日乾乾”，才能达到“安而弗危”、“恒守其泰”之境界。图中乾隆皇帝用元代赵孟頫《二羊图》画法绘三羊。画款题为：“因一仿子昂法并书向作开泰说以迓新韶。乾隆乙巳新正御笔。”钤作者印及鉴藏印多方。乙巳为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

(一)篆书

篆字分为大篆、小篆两种。

1. 大篆

(1)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是(距今3千年)殷商时期，先民们预测凶吉祸福，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刻在龟骨、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在历史上曾经失传过。直到公元1899年才在中药“龙骨”中被学者发现，以后在河南安阳古殷都废墟中陆续大量发掘出来，共有十多万片，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2)钟鼎文。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商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为金文，钟代表乐器，鼎代表礼器。周宣王时有位姓籀的太史对当时的文字进行了整理。籀文就是指钟鼎文，是真正的大篆。

(3)石鼓文。是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十个，形似鼓状，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2. 小篆 李斯刻石。

早期文字处在初创阶段，尤其是甲骨文还不规范，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字中象形的成份较多，如其中的“马”字。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小篆的写法就统一了。小篆字的结构成纵势，布白对称匀称，用笔中锋圆转，线条粗细变化不大，具有遒劲、圆润的美，被称为玉箸篆，象玉质的筷子。

相传在秦朝时篆字就有若干种。有鸟、虫、蛇头篆，这些篆书的起笔处画有鸟、虫、蛇头的形状。书法艺术不是具象的再现客观事物，而是抽象的艺术。因此，这类书体只能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艺术。就篆书的艺术而言钟鼎文、石鼓文结构奇古，融入了先民质朴的美，更受后人所喜爱。周宣王时的《毛公鼎》上共有32行，497字的铭文，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散氏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二)隶书

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隶书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的起源——秦隶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趋约易”。由于作为官方文字的小篆书写速度较慢，而隶书化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来评价其重要性(《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的繁盛——汉隶

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的写法。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隶书的第二次高峰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

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隶书的演变——隶变

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为“隶变”，隶变承前启后，对草书和楷书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隶书的名词

古隶

今隶

秦隶

汉隶

佐书

八分

草隶

魏隶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 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只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燕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 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 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 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汉隶表现在帛画、漆器、画像、铀镜中精美绝伦。而在碑刻中更显其宽博的气势和独特的韵味。汉隶主要有两大存在形式：石刻与简牍。魏晋南北朝隶书大多杂以楷书笔法;唐朝隶书不乏徐浩等书家。宋元明三朝的隶书也难振汉隶雄风。直至清朝。汉隶才得以复苏。有余农、邓石如、何绍基等，别有建树。

隶书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汉《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史晨前后碑》、《乙瑛碑》、《石门颂》等。早在秦以前的竹简上就有隶书的初形，经过长期演化，当汉代发明和运用纸张以后，书写不再受窄长的竹木简的限制，毛笔的性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隶书突破了秦篆单一中锋运笔，笔法很丰富，中锋和侧锋，方笔和圆笔，藏锋和露锋各显神通。笔画具有波、磔之美，最有代表性的是“蚕头”、“燕尾”的笔画，这样的线条标明当时的书家在观念上是要破除整齐划一的单调，求生动活泼的多样。在字的结构上改变了小篆拟横扬竖的趋势，字势向横向伸展，成熟的汉隶在书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把汉字的基本型态确立下来了。隶书的总体风格是严整壮阔而又舒展灵动。

(三)草书

草书：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字体。始于汉初。当时通用的是“草隶”，即潦草的隶书，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章草”。汉未，张芝变革“章草”为“今草”，字的体势一笔而成。唐代张旭、怀素又发展为笔势连绵回绕，字形变化繁多的“ 狂草”。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划连绵。“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

1. 章草的代表作有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将队帖》、晋索靖《月仪帖》

草书是早于楷书的书体，章草始于篆书向隶书演化的过程中，隶书对章草的影响大些，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所以又把章草称为草写的隶书。章草的代表人物：汉代有史游、杜度、崔瑗、张芝、张旭、等人，三国有皇象、索靖等人。

2. 今草起于东汉末期，风格多样，笔势秀丽，今草的代表作很多，最有名的有，晋王羲之《十七帖》、唐朝孙过庭《书谱》等。今草是从章草繁衍而来的。汉代张芝对创立今草起了很大作用，被称为“草圣”。很可惜的是，现今没有他的墨迹。“今草”之名，是晋代为了和章草相区别起的名。历代很多书法名家都善今草，黄庭坚、赵孟、鲜于枢、祝允明、文征明、徐渭、张瑞图、傅山、王锋等书法大师都留下了许多墨宝。

草书笔画省略，相互萦带，便于快捷书写，以符号代替偏旁部首，既具有法度的规范性，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是最善表达书者情感的书体。

3. 狂草最有名的有唐朝张旭《古诗四帖》、唐朝怀素《自述帖》

狂草字的写法和今草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写得狂放，连带、省略更多，最能体现书者狂放的性情。史称“颠张醉素”，是讲张旭、怀素常在醉酒后，笔飞墨舞，其狂草线条流走飞动，结体险绝，谋篇奇特，尤如夏云变幻莫测，痛快淋漓。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近常见隶书笔法中带草笔飘逸之体，谓隶草，有些像章草，这与平时善写隶书精熟有关，故书隶草能独树风格。也是书写表演的一种手法。

“破草”是现代书家中最常见的，它的特点是点划结体，使转和用笔，多为从古到今各书家中的结体演变成自己风格，王羲之书体中学一些，王铎法帖中取一些，祝允明、孙过庭等等历代名家中取其长处，集自己之品貌，任意发挥，洒脱自如，这种写法和今草相似。

行草有“草行”之说，书体中带有许多楷法，即近于草书的行书。笔法比较流动，清朝刘熙载《书概》云：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唐朝张怀

(四)行书

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笔势不象草书那样潦草，也不要求楷书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行书大约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行书是介于今草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可以说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代表作最著名的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前人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形容其字雄强俊秀，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颜真卿所书《祭侄稿》，写得劲挺奔放，古人评之为“天下第二行书”。行书中带有楷书或接近于楷书的称为“行楷”，带有草书或接近草书的则称为“行草”。行楷中著名的代表作品是唐代李邕的《麓山寺碑》，畅达而腴润。还有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俯(頫)、鲜于枢、康里，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王铎，清代的何绍基等，都擅长行书或行草，有不少作品传世。

分为行楷和行草。

1.行楷。如：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现代见到的王羲之的很多书法碑帖，并不是他的原迹，多是由后人临摹或集字而成的。王羲之的原迹多数随葬在唐太宗墓中。唐李邕《麓山寺碑》、宋黄庭坚《松风阁诗》、宋米芾《苕溪诗卷》、元赵孟 　《洛神赋》、明文征明《醉翁亭记》等

2. 行草。如：晋王献之《鸭头丸帖》、《中秋帖》、唐颜真卿《祭侄稿帖》，行书是界于楷书和草书之间最适用的一种书体，接近于楷书的称为行楷，接近于草书的称为行草。行草是王献之创立的书体，《鸭头丸帖》是他行草的代表作。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行书碑帖众多。

(五)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盂附)等。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後，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

1.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2.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3.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 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俯、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锺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大楷: 一般情况下，人们把一寸以上、数寸以下见方的真书称为大楷。较此更大的真书大字被称为“榜书”、“擘窠书”。根据历代书法家积累的经验，学习书法应先写大楷，作基本练习。掌握好大楷的点画、结构、布白，做到点画准确精到，结构疏密得当，则退而写小楷可做到结体宽绰开张，点画规矩清楚;进而学榜书则能结密无间而气魄宏阔，不致涣散无神。

楷书是最晚形成的字体，始于汉末。汉钟繇《宣示表》、钟繇《荐季直表》、北魏《张猛龙碑》、晋《爨宝子碑》、晋王羲之《乐毅论》、晋王羲之《黄庭经》。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一道士知王羲之爱鹅，以白鹅换《黄庭经》，所以此帖又称《换鹅帖》。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南朝《爨龙颜碑》、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唐颜真卿《勤礼碑》、唐柳公权《神策军碑》《玄秘塔碑》。钟繇对创立楷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宣示表》是晋唐人临摹的。用笔质朴浑厚，雍容自然。体势尚存隶意。魏碑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都属早期的楷书，以方笔为主，开雄强古朴之风。楷书到晋代就完美了。唐朝将楷书规范化，唐楷法度严谨，结字端庄。端庄并非横平竖直的呆板，细心的欣赏者可以看到书者微妙而又协调的变化。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潜藏丰富的内涵。

楷书写好不容易，但分怎么学，更看跟谁学。特别是很多小孩子，初学书法基本上都是学的楷书，因此，初学楷书，有些事还真得先弄明白。

一

很多人受二把刀启蒙老师机械教学影响，一般的启蒙老师都是要求写字要“横平竖直”，“横平竖直”是写字启蒙老师对蒙童的基本要求，对他们来讲，刚学写字，毫无规范可言，为了走上正轨，必须把字写得端端正正，所以写横时要平，写竖时要直，方能横直相安，四平八稳。但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反艺术的，如果按此要求死练，必在观念上形成顽固的思维定势，动作上形成动力定型，改过来相当困难。

其实，看一下古人留下来的楷书，细究其笔画，没有一横是平的(水平)，都是左低右高，即使长横也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写成水平状，缺乏动感，就好象水在水平面上很难流动，所以平静，而在斜坡上流速快了，动感就有了，这就是物理学上讲的势能转化为动能，所以要想把横画写活写动，就要取左低右高的斜势。但是不是越斜越好呢?不是这样!一般来说，短横倾斜度大些(15~25度)，长横稍小些(5~15度)，这是因为短横在字中是造险(制造势能)的，而长横在字中是化险(取得平衡)的。再看竖，除了悬针竖要直，其它竖都应该略有弧度，给人以弹力的美。这在欧字中特别明显。学欧的爱好者不能不察。由此可以下结论，写好楷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横不平，竖不直”。

二

把方块字等同于方形，在处理笔画和部首时，短的拉长，长的写短，高的写低，低的写高，整齐划一，以将就方形，王羲之曾就这个问题说过：“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是钟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见繇，即潜心改迹。”

为什么方形字不美呢?和横平竖直的道理一样，它缺少动感，字要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平衡，跑动的自行车和旋转的陀螺为什么不会倒，就因为它处于动态平衡。一旦运动停止，它肯定会倒下，因为它的重心平衡点没有了。比如“方”字，写成倒三角形比写成方形好看，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后两笔的笔顺是先钩后撇，撇的起笔位置在长横的右下端，钩的拐弯处即三角形的倒顶点，颇似旋转中的陀螺，有动态平衡的美感。反之，如后两笔先撇后钩，总习惯于从长横的中点位置起笔，导致右下部很空，只有把钩写大垂直下拉才能填满空白(字成了方形)以被动取得平衡，但这种平衡不是动态平衡。是四平八稳的静态平衡，观之不美。其实，看看古人的楷书，没有一个字是方形的。所以方块字不等于把字写成方形字。把字写成方形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印刷体的影响，很多人由于条件所限，早年没有得到正规的书法教育，错把教材上的方形印刷体(宋体字)当作书法来学，长此以往，养成了习惯，对学好楷书是很大的障碍。

三

按对称原理写字，以为字在格子中间，就要以中心线为对称轴来布局笔画和部首，其实错了，绝大多数看似对称的字，实际并不对称，比如“木”、“光”等字，一般都把“木”字的中竖钩、“光”的中竖点写在中线上，以为这样写就有对称美，其实错了，这样写无法突出“捺”“竖弯钩”这两个主笔，显得字形呆板，缺乏生气和动感。正确的写法是：为突出这两个主笔，“木”字的横画和竖钩、“光”字的中竖点和横画都应适当偏左，写完之后，你会发现主次分明，笔画所占空间各得其所。就是“十、中”这些字，中竖也并非在正中，而是略偏左或偏右的位置最佳。

观念的变革是行动变革的先导。所以要想楷书的学习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不是靠盲目的勤奋或不加分析的临帖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洗去存在于头脑中的这些根深蒂固的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古训或真传的错误观念。

裴休(791-864)，字公美，唐孟州济源(今属河南省)人，曾为监察御史，唐宣宗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罢为宣武军节度使，封河东县子，赠太尉。后历昭义，河东，凤翔，荆南四节度。能文，工正书。寺刹多请其题额，河南庐山亦多题铭。风格遒媚有体法，为晚唐著名书家，然存世书迹仅有《圭峰禅师碑》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名泽之，字伯雨，一字天雨，号句曲外史。年二十余弃家为道士，道名嗣真，道号贞居子。博学多闻，善谈名理。诗文、书法、绘画皆工，

何绍基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他曾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

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唐人月仪帖》黄麻纸本墨迹，无款，传唐人书,又名《唐人二十月友朋相闻书》。钤有“御府宝绘”“内殿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览”“王氏禹卿”“石渠宝笈”“嘉庆御览之宝”等鉴藏印。帖后有明解缙，清王文治等人跋。曾经金明昌内府，宋内府以为清毕源，乾隆，嘉庆，宣统朝内府收藏，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石渠宝笈·三编》有著录。

此册共收书帖十件，包括钟繇《宣示帖》与《还示帖》、王羲之《黄庭经》、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陶弘景《茅山帖》、欧阳询《尊胜陀罗尼咒》、褚遂良《度人经》、柳公权《护命经》，其中《护命经》出现两次。

此本原为前后两册，前册之《宣示帖》《还示帖》《黄庭经》、《洛神赋十三行》《小字麻姑仙坛记》《护命经》先后为鲍东方、伊秉绶、叶梦龙、吴荣光所藏，后册之《护命经》《茅山帖》《陀罗尼经》《度人经》则为清代南海叶梦龙旧藏，两册后来并归清代藏书家孔广陶所藏，遂合为一册，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归于裴景福。后流入日本，现藏日本宁乐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