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翰生于书香门第。父高曰恭为康熙十四年举人，叔高曰聪为康熙十二年进士。高自幼受家庭熏陶，博览群书，工诗文，擅书画，精篆刻，善制砚。

清乾隆二年丁巳(1737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右臂患痹病，改号尚左生、丁巳残人，遂隐退扬州，寄居僧舍，改以左手赋诗作画为生。

高凤翰左手书法

米芾宝章待访录–

汉河间宪王购书必录古简，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题玉躞、锦质绣章、破纸断麻取而华国。天宝以后，或进书得官，亦知上笃好。

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国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世传，闻见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宝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目睹

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

右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激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陈僧智永真草书《归田赋》

右真迹在襄阳魏泰处，故南昌人装题曰：“虞世南白麻纸。”有古跋曰：“开成五年，白马寺临一过潭记。”某官潭，泰游湖外，携行赏跋累日。

唐率更令欧阳询书《卫灵公天寒凿池帖》

右真迹麻纸，在魏泰处。

唐彭王傅徐浩书张九龄《司徒告》

右真迹用一尺高绢，书多渴笔。词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业者，辅相之功。生则保其雄名，没犹称其盛德。”今在其孙曲江人岭南县令张仲容处。某官于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纸覆裹，欲为重背，仲容惜其印缝古纸不许。九龄《神道碑》亦浩书。

唐中书令褚遂良《枯木赋》

右唐粉蜡纸拓书也，在承议郎合肥魏伦处，收以为真迹，魏氏刻石。某官杭过润，借观于甘露寺。

唐太师颜真卿书《送辛子序》

右真迹楮纸书，在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处。前后为好事者以笔描二大印，其文乱，仍书“铉”字，其中幸不合缝，鉴非铉笔，甚累墨宝。某佐宝文于潭，屡经赏阅。

陈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蜡纸拓书，有古跋云：“契阔艰难，不敢失坠，信好事也。”在前国子监直讲杨褒处，得于外舅王安国。某元丰五年过金陵见之。内二真字双钩填者，然人犹未信为拓焉。

陈僧智永《千文》

右楮纸书，唐人临写，在宣德郎陈幵处。恭公侄作梵夹册，虽非真迹，秀润圆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尝三阅。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黄麻纸，唐人临书，在刑部尚书丹阳苏颂处。

王右军《兰亭燕集序》

右唐粉蜡纸双钩摹本，在苏激处。精神笔力毫发毕备，下真迹一等。此几冯承素辈拓赐大臣者。舜钦父集贤校理耆购于蜀僧元霭。某与激友善，每过，公必一出，遂亲为背饰。

唐太师颜真卿《乞米帖》

右真迹楮纸在朝请郎苏澥处。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关中安氏。士人多有临拓本。此卷古玉轴，缝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题跋。某尝十余阅。

唐率府长史张旭四帖

右真迹在杭州陆氏，大姓也。旧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发，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须。今所存四帖，“汝官”后有一古印文记，不可辨。“昨日”、“承须”二帖，襞纸也。陆氏子素从奉议郎关景仁学，关因借抚三大帖，余丱见石本于镇戎军。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关杞为使者语及，始知石在关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见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为钱塘令，陆氏子登进士第者来谒，与关谢而阅之。既见真迹，独“秋深”一帖诘之，良久，颦蹙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观，拆留不还，自此不复借出，因亦不复借阅。遣工抚得之即归，诘遘弟遬，时为郡从事，乃言在其侄延嗣处，后复得阅，今归余家。

王右军《来戏帖》

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又有《唐双钩抚帖》，亦在丁景处。某皆有题跋。

韩择木八分

右真迹楮纸，在丁景处。第二行书官位，以大字改为中字。

唐太师颜鲁公书名两字

右真迹书岭南刺史绫告，在朝奉郎临江许彦先处。

唐辩才弟子草书《千文》

右黄麻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某阅其前空两才字，全不书，固以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辩才弟子所书，故特阙其祖师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双钩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钱塘关杞处。上有储氏图书古印。关尝谓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栋内龛藏一函古抚数十本，所可记者，王右军《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斗九帖》，褚遂良《奉书宁帖》，上皆有储氏图书字印，致功精绝，毫发干浓毕备。关与僧善购得《枕卧》、《十斗九》、《书宁》三帖。

唐秘书少监虞世南《积时帖》

右古双钩摹本，在承议郎洛阳李熙处。翰林学士维之孙亦缝有储氏印，某借抚石。

唐僧高闲草书《千文》

右楮纸真迹，在承议郎李熙处。

唐礼部尚书沈传师书《道林诗》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绝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盖纹，故岁久不脱。裴休书杜甫诗，只存一甫字。某尝为杜板行以纪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书斋半岁，拓得之石本为抚石。僧希白务于劲快，多改落笔端直，无复缥眇萦回飞动之势。

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荀氏汉书节

右楮册小楷，在潭州南楚门胡氏淳处。

唐欧阳询书道林之寺牌

右在潭州道林寺。笔力险劲，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庐山，多裴休题寺塔诸额，虽乏笔力，皆种种可爱。

羲之《千文》

右楮纸书字，笔力圆熟。在宣州观察支使王仲诜处，故相圭之侄。谬题贺知章书四字于韵字下，非也。

颜鲁公顿首夫人

右真迹楮纸，破烂过半，在驸马都尉王晋卿家。

孙过庭草书《千文》

右真迹黄麻纸书。缝有梁秀收阅字印、王氏图书四字，随圈四转，其异制也，在如上。

怀素诗一首

右真迹绢书，在王晋卿第。

张长史虎儿等三帖

右楮纸真迹，同上。

晋武帝、王浑、王戎、王衍、郗愔、陆统、桓温、陆云、谢安、谢万等十四帖

右真迹在驸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书字有篆籀气象，奇古，墨色如漆纸，皆磨破，上有开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书，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书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阅古书记字印。内郗愔一帖即阁本法帖所录者。昔使王著取溥家书，与阁下书杂模，此卷中独取愔两行，余在所弃，哀哉。谢安《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

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

右真迹，麻纸书，在李公炤家。上有钟绍京书印、窦蒙审定字印印。谢安一帖，为后人恐墨淡，复用深墨填过，使人惋怛，与前卷并有绢帖书爵号，自为名笔。

黄素《黄庭经》

右同上字札，古无褚薛体，殆六朝人所作。缝有钟绍京印，后有陶穀汉时跋云：“此《换鹅经》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计取得此书，详观，诚无唐盛时，是銛锋笔行书，虽恐非右军，诚尔。界行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卷末，真写胎仙二字，用陈氏图书印印之。又有钱氏忠孝之家印纸，跋云：“山阴道士刘君以群鹅献右军，乞书《黄庭经》，此是也。”逸少真书此经与《乐毅论》、《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兰亭》、《洛神赋》皆行书，其他并草书也。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书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又续题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罢任，过浚郊，遗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后封博王，王薨，予获于旧邸，时贞明庚辰秋也。晋都梁苑，因重背之。中书舍人陶穀记。”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彦威兼副都统。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钟绍京印也。”此书在李太师第，固是甲观。

颜鲁公、郭定襄《争坐位第一帖》

右楮纸，真迹，用先丰县先天广德中牒起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缝有颜氏守一图书字印。在宣教郎安师文处，长安大姓也，为解盐池句当官，携入京，欲背，予得见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晋王右军《稚恭进镇帖》

右麻纸书迹，后有太常卿萧祐题跋，在前著作郎丁仲修处。

晋王羲之《官奴帖》

右双钩，麻纸本，亦在王仲修处。

唐张右史季明《贺八清鉴等帖》

右楮纸，真迹，笔法劲古，不类他书，世间季明第一书也。在承议郎苏液处，世多刻石。

怀素《千文》

右绢书，真迹，在苏液处，沈遘刻板本是也。

怀素书《任华草书歌》

右真迹，两幅，绢书，字法清逸，歌辞奇伟，在驸马都尉王晋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后幅，适完尝请出第，观复归尚方。

李邕《多热要葛粉帖》

右白麻纸，真迹，上有唐氏杂迹字印、陈氏图书字印、勾德元图书记字印，紫微舍人石扬休物，今在其孙前宿州支使夷庚处。前一帖与光八郎谢惠鹿帖真迹，余过甬上，于夷庚处购得之。

怀素草书《祝融高座帖》

右绢书，两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尝刻石，有六行在，不见前四行。问夷庚，云：“在王洙参政家。”此亦为其子弟购去矣。

陈贤《草书帖》

右六七纸，字奇逸难辨，如日本书。上亦有唐氏杂迹字印，在驸马都尉李公炤家。

颜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迹，楮纸，书改抹多，在长安。安氏子师文携至京。

颜真卿《疏拙帖》

右麻纸书，真字，清劲秀发，亦与李大夫，时颜责硖州别驾，此颜第一帖也。

怀素三帖

右绢帖，云贫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见颜公，第三帖律公发，怀素不与，世之第一帖也，亦见于师文。

怀素自序

右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

庾翼帖

全福上有窦蒙审定印。

张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欧阳询碧笺四帖，草圣

颜真卿与李大夫奏事张溆二帖

怀素草书三幅，杨凝式书三帖

皇象急就唐抚奇绝

右在故相张公齐贤孙、名直清、字汝钦处，今为楚州山阳主簿。

王右军《相温破羌帖》 有开元印，唐怀充跋。

右笔法入神奇绝，帖与王仲修学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开元印，怀充跋。在苏澄道渊之子之纯处，今为歙州判官。

王献之《送梨帖》，有黎氏印，连柳公权跋。王右军《言叙帖》两行有贞观半印，徐僧权字。

右在左藏库副使刘季孙处，据柳公权跋，于唐太宗书前杂出献之书，乃将其父书却粘于献之帖后云。又一帖，柳误以父为子矣，况不知书者乎。

李邕四帖，内一幅碧笺，有唐氏杂迹印，勾德元图书记印、陈氏图书印，与石夷庚所藏《多热帖》同。

右在章子厚家。

王右军《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赵竦。今为蔡河拨发。

王右军《纸妙笔精帖》，有贞观印。王太令《日寒帖》，有唐氏杂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孙景融处，后为前龙图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军作，羊欣大令作，薄绍之仍将大中岁跋刮去数字，填为薛邕记之。而故相薛居正题曰：“和傅遗余。”此盖和凝为薛氏故物，归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书，故时人以他名名之以应募。所谓绍之书，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献之顿首，字犹在，一分许可识。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复为不鉴之人所收，遂使至宝永失其真，吁可痛也。

【翰墨】　义同”笔墨”，原指文辞。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后世亦泛指书法和中国画。

【金石】　古铜器、石刻的总称。金，指 鐘 鼎铜器之类;石，指碑碣石刻之类。是撰文于金石上，记创造，勒箴铭，颂扬功德等而产生的一种 鐫 刻品。

【真迹】 真实可靠的手迹而不是出于他人的假托和伪造。

【墨迹】　用墨书写的手迹。

【拓本】　从碑刻、铜器上墨拓下来的书迹或图像，实物最早见于唐代。方法，用宣纸受湿蒙于器物碑刻上，椎之，使宜纸呈凹凸，蘸墨拓成。古时用竖纹纸，油烟墨，拓后砑光，墨色乌黑有浮光的，称“乌金拓”;用横纹纸，松烟墨，色青而浅，不和油腊的，称“蝉翼拓”。又以朱红色拓出的称“朱拓”;碑石初成，或刚出土时所拓的称“初拓”。

【刻石】　专指镌刻于碑石和摩崖上的字画。如秦代《会稽刻石》，东汉《石门颂》摩崖刻石。桓谭《新论》：“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八百余处，而可识者七十二。”

【 碑 】　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历来晋碑难得。

【 碣 】　刻石中的一类形制。如今存之石鼓文，镌刻于鼓形圆石上，内容为歌咏 秦国君主游猎之事，故也称“猎碣”。

【碑额】 碑刻术语,碑头的通称。《碑版广例》“碑首或刻螭、虎、龙、鹤以为饰，就刳其中为圭首，或无它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称为额，额书篆字称为篆额，书隶字称为题额。”

【篆额】 碑刻术语。汉代以后的各种碑刻之上端，称碑头或碑额，因碑额上所题字多用篆书遂称“篆额”。

【篆盖】 碑刻术语。唐代的墓志铭，通常有石盖，因盖上文字多用篆体，故名。篆盖与篆额内容相仿而形制不同，但《金石综例》称：“篆盖，即篆额。”

【碑阴】 碑刻术语。古代碑刻，除正面碑文外，往往将门生、故吏或出资建树者的姓名镌刻于背面，故称。

【碑版】 泛指碑志之属。参见“碑学”。

【碑学】

① 亦称“碑版学”。研究考订碑刻起源、体制及新旧异同等学问。

② 指清代阮元、包世臣提倡北碑后，学书崇尚碑刻风气大盛，遂有北派碑学、南派帖学之分。

【勒石】 碑刻术语。指将法书钩摹本背面加朱复印到石面上的工序。

【朱背】 亦称“背朱”。即“勒石”。

【摩崖】 把文字直接书刻在山崖石壁上称“摩崖”。

【剥蚀】 指古代碑刻年久风化石有剥落。

【法帖】 亦称“帖”。指古代名人的墨迹和摹刻在石(或木)版上的法书(包括它的拓本)。

【帖学】

① 损崇尚魏晋以下，如钟繇、王义之、颜真卿等书风体系的学派。以区别于碑学。

② 指研究考订法帖源流、版本优劣、字迹真伪的一种学问。盛行于清代。

【南帖】 碑帖术语。清代阮元分书法为南北两派，以南朝碑碣绝少，多为启牍之帖，故名。

【书丹】 碑刻术语。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南宋姜夔《续书谱》：“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力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后泛称书墓志铭为书丹。

【临摹】 学习前人书法的一种方法。临摹之外，尚有“钩”法，用油纸蒙碑帖或真迹上，以极细之笔画将油纸下字迹双钩下来，再用墨填满双钩内空处，称“钩填”。

【响拓】 碑帖术语。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由于法书墨迹因年代久远，纸色沉暗，字口难辨故在模制时，须向光照明，以纸覆帖，钧勒其原字笔画，然后再以墨笔填充。响拓亦曰“影书”、“影覆”。

【影书】 见“临摹”、“响拓”。

【钩填】 书法术语。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以较透明的纸蒙于法书上，先以细笔双钩，后用墨廓填，故称。亦称“双钩廓填”。

【洗碑】 碑刻术语。古碑因风化剥蚀或人为磨损，后人依据原有旧画加以剔刻，称“洗碑”，但碑刻一旦被洗，字画精神难免大逊，如今存西安碑林的颜真卿书《颜家庙碑》即是被洗者。

【篆书】 字体名。其一，泛指汉代隶字以前的古代文字。如小篆、籀文、金文、 甲骨文等，其二，指春秋战国时通行于秦国的籀文(如石鼓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小篆;汉代的缪篆。如王莽时六书，“三曰篆书，即小篆”。

【籀文】 也叫“籀书”、“大篆”。因见于《史籀篇》得名。字体多重叠，春秋战国间通行于秦国

乔石书法13幅

清代有个叫铁保的小伙，出身武将世家。

如果他爹不问他，学武还是学文;

如果他爹严加管教，让他学武，光耀门楣;

如果他爹问他学武还是学文，他选择学武;

如果……

没有如果。

这小伙就是有主意，他选择了学文。

结果，这小伙果然成为了一代书法名家!

铁保 字冶亭，一字铁卿，号梅庵，旧谱为觉罗氏，后改为栋鄂氏，满洲正黄旗人。

擅诗，少时即与百龄、法式善称三才子。工书画，楷书宗法颜真卿，行草书宗法二王、怀素、孙过庭，时人谓其书与刘墉、翁方纲、成亲王永瑆并驾。

今天选择铁保的几个临帖作品，临帖写成这样，他绝对是书法家!

王廙帖：二月十六日，得书知尔，复甚差耳。姑意如何也，复远及。王廙再拜。 顷灾雨晴，便大热，得书，再行。

王洽《辱告帖》：洽白，辱告来(承)问，洽故尔劣劣。冀以复叙。还白不具。王洽再拜。

王献之《比日帖》：献之，承承，姑比日复小进退，其尔不得一极和，忧悚犹深。不审比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驎相闻，故云恶，惭怀。使君数得书也。

王献之《思恋帖》：献之白，思恋触事弥至，献之既欲过余杭。卅将若比还京，必视之。来月十左右便当发。奉见无复日，比告何喻。愿复尽珍重理。献之。

王献之《节过岁终帖》：献之白，节过岁终，众感缠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极不平复。头眼半体疹恒恶。兄告说，姊故殊黄瘦，忧驰可言。寒切。不审尊体复何如，眠食转进不，气力渐复先耳。迟复旨告，献之故尔。献之。

王献之《廿九日帖》：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

古帖：知汝各佳为慰，吾肿水故尔，得此热，益匆匆，未知见汝日为叹。自力，不具。

丙寅四月廿五日大雨，闭门作书亦复佳，特不知河口情形何如，心甚悬悬，铁保识。

此册书法运笔精熟，虽为临帖之作，但无涩滞之感，可见书家对摹写对象极为熟悉。铁保书法长于摹古，尤其对王氏一门书法精研不辍，时人谓其“临池之工，天下莫及”，由此亦可想见其书法特色。

《自叙帖》是否是真迹?真得睁大眼睛看清楚啊!

怀素《自叙帖》所著文章的内容，见载于北宋朱长文《墨池编》卷四、宋代陈思《书苑菁华》卷十八、《全唐文拾遗》卷四九。

问题是，怀素墨迹《自叙帖》是否是真迹?颇值得探讨。

这个问题的引出，其实只有30多年的时间。1983年《文物》12期发表了启功先生的文章《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指出《自叙帖》墨迹“现在看到重摹者有意影射苏藏本的行为，知摹者不是专为留一个真帖影子，而是要伪造冒充来欺骗人，那便直接称它是伪本，也并不算不公平了。”1991年5月，启功先生又写了《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一文(《启功全集》第三卷)，再次阐述了自己认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怀素《自叙帖》是重摹本而非真迹的观点。

现在我们来简单探讨一下怀素墨迹《自叙帖》的传承历史。

《石渠宝笈》所记怀素《自叙帖》墨迹本后，有一段曾纡的题跋，写于宋绍兴二年：“藏真《自叙》，世传有三：一在蜀中石阳休家,黄鲁直以鱼笺临数本者是也;一在冯当世家后归尚方;一在苏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苏液携至东都，与米元章观于天清寺，旧有元章及薛道祖、刘巨济诸公题识，皆不复见。苏黄门题字乃在八年之后。”

这段跋后，明代的文徵明还有一段跋：“余按米氏《宝章待访录》云：‘怀素《自叙》在苏泌家，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又尝见石刻有舜钦自题云：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辑，书以补之。’此帖前六行，纸墨微异，隐然有补处，而乃无此跋，不知何也。”

这里需要重点解释一下米元章的眼力及他的鉴定标准。米元章，即米芾，宋代最为显赫的大鉴藏家。在当时，宋代大多数人认为的“真迹”，其实是指接近于某人的书写风格，而非我们今天所确指的真迹，就应该是原纸上的作者原作。但是，米芾对真迹的认识，比他同时代的人都严格，已经与我们今天的看法是一致的。他有句著名的话：“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意思是指，王羲之距离宋代已经很遥远了，极难见其真迹，所以不要怪我连复制的蜡纸也要收藏了。蜡纸，就是钩填本的复制赝本。作为大收藏家，米芾也感叹在收藏不到真迹的时候，只能收藏复制品了。

米芾指出，怀素的《自叙帖》真迹在苏泌家，这是可信的，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前一纸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就是说，在宋代时，怀素《自叙帖》真迹“前一纸”已经是修补过的了。谁修补的，就是苏泌的父亲苏舜钦。苏舜钦自己也承认，“素师《自叙》前纸糜溃不可缀辑，书以补之。”

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徵明的这段跋，本是写在明人的石刻本上的，后来被人揭裱后移植到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上来的。而割裱是很常见的作伪伎俩，就是把真的题跋来配赝作，起到障眼法的作用，以期达到鱼目混珠的效果。

《自叙帖》是怎样造出来的?

启功先生论证怀素《自叙帖》墨迹本非真迹，还有许多证据，此文不再引述。我们现在可以尝试着来探讨一下，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的造假，是如何“造”出来的?这或许是一个有趣而实用的问题。

在千变万化的书画造假之中，其实最难鉴定其真伪的并不是书法作品，而是绘画。从一些造假的案例来分析，因为造假者在描摹时，常常是把墨色和颜料一层层覆盖上去的，于是把造假时的笔触“马脚”给掩盖了，“罪证”因此而毁灭。特别是，生活在后世的人，很少有机会看到原作与赝品同时存世，难以让人对校——因为原作是标准器，也是照妖镜，所有的赝作在原作的对比之下，很难躲得过去，终究要原形毕露。这就是导致书画鉴定中所遇到真假莫辨的主要问题，常常是令人愁白了少年头!

古时书法的复制——我们不说造假，因为古人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学习和传播，是一种别无选择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而最能忠实反映原作面貌的复制手段，就是钩摹。比如，唐代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序》等。这类的仿本还是比较好鉴定的，因为在复制时，使用的是双钩，墨色重叠，临光一照，马脚毕现。另一路，是对着原作临摹，也会因为笔速迟缓而神采涣散，露出端倪，尤其是在破锋的时候，一笔不能画出双杈，如果再添一笔的话，也会露出复制的尾巴。于是我们就可以捉住这条尾巴!

最难鉴定其真伪的，就是像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的这一路。启功先生说，“利用原作的干笔较多，连描带擦，使观者望去，俨然是那种燥墨率笔所写成的。这类摹本，有时反比那些笔画光滑、墨气湿润的字迹效果更加逼真，可以怀素《自叙帖》为例。”(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

复制者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效果呢?细思量，怕是唯有一途：

首先，你必须具备很高的艺术修养，能够吃透怀素的艺术风格，并加以勤学苦练。这在没有现代复印技术的古代，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因为上佳的“真迹”毕竟极少，不是普通人随手可得的。所以，真正的古代复制高手，常常是那些笔墨名家。比如宋代的书法大家米芾，是也。因此，我们怀疑这件怀素《自叙帖》墨迹本的造假，与明代的翰墨大家文徵明有着直接的关系，听起来有些骇世惊俗，但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

其次，作伪的技法，必须娴熟。该细笔的时候必须收敛，该泼辣的地方必须果敢，方才可以留下可供“干笔较多，连描带擦”的余地。

再者，你还要老天帮忙——让原作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让人看不见原作，也就死无对证矣。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难逃脱好猎手。满腹经纶的启功先生，正是通过对史籍的考据，捉住了造假者的咸猪手。启先生这种“办案”的思路和方法，给人以启迪，为后世所敬仰。

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坚信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件怀素《自叙帖》，就是真迹，也有其自己的说法，在此不赘述矣。

在书法上王铎是一位各体皆能、风格多样的书法全才。无论是伟岸遒劲的大楷、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他那飞腾跳踯的行草书，在晚明书坛上都应说是一流的。

此柳体楷书藏于现存河南孟津县王铎故居。

王铎《一觉庵铭》

正书在王铎作品中不多见，源于唐人而能自出胸襟。此卷，无论是字的大小、结体、字画、字距，皆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

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碑帖，其中贮存着数千年古人的辛勤与智慧。在“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寻幽探胜中，使人感受着历史文化的深邃与厚重。这无数的碑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是一座使人留连忘返的艺术迷宫。我喜欢临帖，从小就临，老了还在临。临帖可以入静、入神、入化。可以忘忧、忘我、忘世。可以取诸怀抱，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在笔势往复之中，品味那种隔了时代的美。这种美是遥远的，却是可以触摸的;是变化的，却是永恒的。

在临帖中使我得到愉悦，在心平气静中与古人促膝交流。但我却又是一个无才华的临帖者，说到实临，我手下的造型能力、模拟能力较差，每每努力临像而临不像;说到意临，我又是个心中缺乏想象力者，每每又囿于原帖，跳不出古人设定的藩篱。孙过庭《书谱》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察之”需要观察力，“拟之”需要表现力，我临帖“察之”缺乏定力，而“拟之”又缺乏动力，临帖心存惰性，手有惯性，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习惯。但我看王铎、董其昌、何绍基临古以及当代人林散之、沙孟海等人所临的古代法帖，也都有几分像，又有几分不像，也都顽固地表现着自我，大概临帖就是如此，临得太像原帖了，如雕版印刷、如泥塑僵尸，全无自然可言，临之何用?如临得全不像古人，全是自我，那又不算临帖，只是抄帖中的文字，是用古人的戏台唱自己的戏，所以似与不似之间全在一个“度”的把握，是古人形质与自家笔性的合一，是古人气韵与自己精神的融合。有人临不像，就说是“意临”，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临不像就是临不像，何必掩饰，好像是自己能临像而故意不临像，而“意临”，不管你有意或无意，自己的“意”总会自然流露出来，何必刻意于“意”!

在原帖的基础上表现己意、创造与时代气息，这话没错，但又大而无当。当具体到一种碑帖、一种临法、一件作品时，则会清晰而具体。如我临北魏《元腾墓志》等，对原帖的突破处在于一个“写”字，在忠于原帖字法结构的同时，不囿于原帖刀刻斧凿之貌，而以毛笔自然挥运代之，以二王帖派用笔和唐人写经的写法用于写北魏墓志，表现亦碑亦帖的新貌，既有魏碑体空间结构的势态之美，又有二王尺牍书笔势贯达中的时序之美。我临写的汉简与汉碑，则力求在简牍中融入碑刻的庄重与谨严，在碑刻隶书中注入简牍隶书的自然率真。

我临金文，字形结构基本贴近原摹本，但因原金文字形结构有时受载体器形的影响而变化， 移于宣纸上写作书法作品，个别字形不尽合意，于是在金文原始结构之中以自家平时所写的小篆体势稍作统一，也就是将原生态的艺术作些许“雅化”处理，当然这种雅化是不着痕迹的，以保持原金文的鲜活、不使之工艺化为度。点画求毛笔挥运的自由感，用笔起止脉络清晰，以逸笔草草之意写凝重古厚的金文结构，赋予数千年的陈迹以当代艺术的生命力。用朱砂和胶水，求轻重、浓枯、燥润的自然丰富变化。

碑与帖、新与旧、书与画、写与做、外在的现代形式与内在的古典意味都涉及了，但我的临作总的表现在技巧上注重毛笔挥运的自由书写性，在意味上注重所临对象特有的古典气息，在审美上自然表现出一种对静穆安详的追求。临帖是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临帖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临帖是书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并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学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何以言之?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一是主观性的。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的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示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有之。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肴于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看，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泄气?失望?大可不必。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惟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它就好像是用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个有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为什么呢?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溥心畲(1896～1963)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为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

溥心畲得传统正脉，受马远、夏圭的影响较深。他在传统山水画法度严谨的基础上灵活变通，创造出新，开创自家风范。溥心畲的清朝皇室后裔的特殊身份使他悟到荣华富贵之后的平淡才是人生至境，因而他在画中营造的空灵超逸的境界令人叹服。《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云，“近三十年中，清室懿亲，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莫如溥贝子儒。……清末未尝知名，入民国后乃显。画宗马夏，直逼宋苑，题咏尤美。人品高洁，今之赵子固也。其诗以近体绝句为尤工。”溥心畲天资颖悟，用功又勤，因此虽然在比常人更多不利因素的压力下，他仍有极高的文采与艺术成就展现。他自许生平大业为治理经学，读书由理学入手及至尔雅、说文、训诂、旁涉诸子百家以至诗文古辞，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不免视书画为文人馀事。这使他毕生未能将全付创作精力投注于绘画之中，然而这虽是他的不足，却也因此使他的画风露出一种高雅洁静的人文特质，为常人之所不及。

张之江(1882-1969)，字子姜(疆)，号保罗，河北沧州盐山县(今属黄骅市)人。武术教育家、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代理国民党总司令、国民党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中央国术馆馆长，是原西北军系统著名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