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土木建筑成就非凡，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古代建筑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砖伴随着春秋战国大型建筑的出现而产生，并经过数千年的衍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脉内涵丰富、品类繁多而自成体系的文化遗产。
砖的出现晚于瓦，从秦雍城遗址（今宝鸡凤翔）和咸阳遗址出土的板形薄花纹砖来看，砖最初的用途可能非砌墙或铺地，而是用于檐墙脚下防水砌面。砖大面积用于铺地和砌墙则始见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古砖大都精工细作，棱角笔直，与瓦当一样，砖的纹饰设计和烧制工艺也在秦汉时期登峰造极。而与瓦当相比，砖则因其硕大厚重而呈现出一种雄昂大气之美。古砖按其各面是否有装饰图案分为素面砖和图案砖，素面砖各面均无图案装饰，而图案砖则采用木模压印后入窑烧制的办法，在砖面进行书法或绘画艺术创作，砖面纹饰内容丰富、线条飞扬、气韵生动，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作品。这些文字和图案诠释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再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古代砖瓦类专题博物馆，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共收藏历代精品古砖一千余件，馆内陈列展示的古砖三百余件，包括素面砖、画像砖、刑徒砖、吉语条砖、年号条砖和铭文方砖等，珍品荟萃、异彩纷呈。其中尤以两汉时期的画像砖和汉晋时期的文字砖最具代表性。
秦砖汉瓦博物馆馆藏的铭文砖，其年代多为汉晋时期，多出土于陕西、山西、四川、河南、内蒙古等地。汉晋铭文砖按照制作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刻划砖，即用刻刀直接在烧制好的青砖上刻划文字。另一类是模印砖，即先用木模在砖胚上压印好文字之后再入窑烧制。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来看，刻划铭文砖的起源要比模印砖早，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相比于刻划砖，模印砖的制作相对较为复杂，但具有可以大量复制的优点，因此汉晋时期大中型墓葬多是模印砖。
干刻铭文砖在刻划砖中占有的数量较大，其风格也多种多样，有的是单刀直刻，有的则是按照碑刻的制作方式双刀刻制。
干刻铭文砖中以刑徒砖为大宗，这些砖文是为当时戴罪服役的人所作，由于死者地位十分低下，因此多数砖文是以捡到的废弃城墙砖为载体刻划而成，其内容包括下葬的时间、祖籍、工种、人名，是早期的墓志形式。这些砖铭的特点是制作粗率，以单刀为主，方折的线较多，形成了刚健的书风。而有些则由于墓主曾经的身份较为显赫，其制作也十分精良，能够精确地表现出刀感。
模印砖按其形状不同可分为方砖和条砖。方砖的文字模印在砖的正面，这种砖的体型较大，因此相对较薄。条形砖文字主要模印于砖的长条侧面，有的铭文砖的文字模印于条砖的顶端一侧，也有一些铭文砖在砖的两三个面上都会模印文字或图案。
从目前存世的实物来看，铭文方砖的使用时间要早于条形砖，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已经出现。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馆藏汉代精品铭文方砖一百余枚，其中的代表作品包括出土于山西省洪洞县的汉四字、十二字和十六字铭文砖。十二字砖内容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无饥人”，篆书体式，文字修长，是小篆的风格。十六字砖内容为“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无饥人，践此万岁”。而四字砖内容仅为“践此万岁”。这类砖的书法皆为篆书，字间以界格相隔，结体呈正方形，体势端正，线条遒劲，结构谨严。砖文内容充分体现了大汉天子的治国理念和恢宏气势，是汉代君王丰收祭天，登临神坛的御道专用方砖。此类砖目前出土数量较多，版别也各不相同，博物馆展示的这三种铭文砖就有二十余种不同版别。
此外，博物馆馆藏的《论语》三十二字砖“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得思义”、十二字砖“汉广益强，破胡灭羌，世乐未央”、“汉广皆强，岁登成孰，道无饥僵”等数十种铭文砖也出自山西，皆为汉砖中之精品佳作。
西安汉长安城遗址也是出土铭文方砖较多的地域之一，博物馆馆藏出自汉长安城遗址的铭文砖二十余种，砖上的文字多为一些吉言吉语，或是一些颂祝之词。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生人长寿”、“益延寿”、“长乐未央，长利后世”、“长乐未央，子孙顺昌，宜马牛羊”、“颢益观延寿，万岁世安乐”、四神八字砖等。这些砖的表面有的仅有文字，有的则是图文并茂，制作精美。
另外，博物馆展示的出自四川地区的两种版别的二十四字砖“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和“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出自内蒙古地区的九字砖“宜子孙，富番昌，乐未央”等诸多品类的文字方砖，均为当地铭文砖中的代表作品。
自西汉时期以后，条形砖是铭文砖的主要表现形式。秦砖汉瓦博物馆展示的铭文条砖，其内容多为吉祥话语或是记时记事类的文字。
由于模印砖的书法表现形式是先书写再做模子，做出的模子须是反书压印出来才是正文。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疏漏，因此铭文砖的文字就出现了正书、反书、正反书结合的不同情况。
博物馆展示的铭文条砖以正书居多，例如：“家安人兴千子万孙”“日利宜酒食”“长寿安乐”“宜子孙富贵昌利后世寿命长”“万岁建初元年造”“永和九年大岁在癸丑一月”等。
也有一些铭文条砖其内容是反书，例如“始建国二年闰月造”“元康五年九月十日作”“太兴四年七月八日作”“建兴二年八月卅日造”等。
另一种则是正反书结合的形式，例如“太康九年九月邓氏作”“元熙元年八月廿六日造功”“建兴三年八月五日造”“建元年七月廿日徐”等。
铭文砖的存世量较多，这对古代铭文砖制作及发展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铭文砖由于承载着历史、书法、篆刻等重要信息，自清代始即广受文人墨客的青睐，砖上铭文无论文字内容、书写形式及模印的正反方向，其书法艺术都为现代篆刻和书法创作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借鉴。
画像砖源于战国末期出现的“雕墙”壁画艺术，秦代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石阙等，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人们主要用画像砖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继续流行，及至隋唐之后则逐渐趋于衰落。
画像砖的制作主要为先用木模压印，然后入窑烧制而成，其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
秦砖汉瓦博物馆馆藏的画像砖以西汉和东汉时期为主，出土于河南、四川、江苏、陕西、山东和山西等地。其画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描绘现实生活场景的题材居多，如生产、狩猎、歌舞、宴饮、征战等，也有宣传儒家忠孝节义思想，或反映道家羽化升仙愿望的神话故事，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是研究两汉时期民风、民俗的宝贵实物资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极高的文物收藏价值。
汉代画像砖的绘画技法较为粗拙凝重，注重形体的大致勾勒，较少作局部的细致处理。其风格质朴粗放，自然平实，构图独立、简率，富有装饰趣味，其独特的风格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不朽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