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是王铎一生关键的转折口。
是年，清兵破了南京城，王铎在洪武门降了清，原明臣在一场雨中跪迎了侵略者。
默咽此等大辱，王铎接受了尊严扫地的现实。但这只是面上的辱，内心的悲更痛。在此之前，他的二个女儿、二个儿子、父母、妹妹、妻子相继离世，则是无人可抵挡的悲和无人可分解的忧。国破家亡，与王铎而言，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生，满腔爱恨，沧桑无言。
正因这次的倒戈，就算死去百年，王铎还是被乾隆扣上了“贰臣”的帽子，自此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约从那时起，“王铎”成为了一个无限悲情的名字。王铎自己，或许也觉得这一生很失败吧，否则也不会在死后立下遗嘱：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
回溯降清后的第二年，某日，内心苦闷的王铎一口气草书了十首唐诗，长卷末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不服，不服！是说书，亦指命，但终为纸上牢骚，清风不识，甚为奈何。
读懂了王铎悲情的人生，才会明白王铎卓绝的书艺。
早年的王铎，绝对是励志青年的好楷模。
1592年，王铎生于河南孟津县双槐村。祖父王作，终生未仕，父亲王本仁，以农耕读书为业，教子甚严。家中原有二百亩田，但在明晚期疯狂的土地兼并中缩减到十几亩，家境愈下，王铎的母亲曾变卖陪嫁之物以作周济。苦难的生活并没有压垮王铎，反而养成了其倔强又独立的性格。“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12岁，王铎始临王羲之《圣教序》帖，三年后便字字逼真。14岁，王铎的舅舅组织办学，王铎跟随开始习文。18岁就学于山西蒲州河东书院，学业优秀。29岁中乡试，两年后殿试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后考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一路晋升。过程当然艰辛，但足够励志。
为人，王铎绝非软弱之徒，相反，他能文能武，体格健壮。从流传下来的王铎像中清楚可见他胡须浓密。当时，王铎便以美髯著称，绰号“王胡子”。为官，王铎经历两朝，即有荣光，又有倾轧，更有乱世艰辛与怀才不遇。初涉政坛的王铎曾踌躇满志，直言劝君、弹劾权贵。如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角逐日炙，他与文震孟、黄道周、倪元璐等人多次表现出鲜明“东林党”人倾向。时局动荡，他依然同情劳苦大众，主张减免赋税，并在灾荒之年开仓放粮，后来，面对阴险狡诈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政见不和的王铎自请调离京师。
后清兵大举攻明，内部李自成起军，明朝风雨飘摇。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议和，王铎极力反对，使主和派大怒，要求施以“廷杖”。当时的廷杖等同死刑，但王铎毫不畏惧，好在皇上未加追究，但数日后王铎又直言朝廷赋税太重，清军入侵，致使白骨满野、民不堪命等，再次触怒皇帝。于是这份刚直，换来的了政治上的失意及生活上的流离。伴随战事紧张，京师开始戒严，王铎受命守护大明门，但幼女与次女在此时相继离世。深受打击的王铎上疏乞归省亲，皇帝准，遂返孟津。随后，王铎老父、老母亦病故，加上孟津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各地。然而二年后，结发妻子马氏病故。次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先后死于逃难途中。
此时的王铎，可谓贫困潦倒、漂泊无依。然而此时，一个“意外”的任命降临了。
1644年，崇祯帝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王铎昔日曾对朱由崧有救助之恩，因此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入阁为次辅。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士，王铎一定是愿意最后一搏的。钱谦益所作墓志铭这样称赞王铎：“事弘光皇帝于南，奖护忠直，疏解禁锢，侃侃有以自处”。王铎对福王真的赤胆忠心，但没过多久，南明还是被清军攻破，明朝终灭。
生活在王朝更替时期的王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死，要么降。
王铎选了后者。
需知，“忠臣不事二主”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的底线，“舍生取义”更是孔孟教义的要旨。王铎背叛了这两个信条，以中国传统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来看，“一臣事过二主”是不可原谅的污点，而好友黄道周、倪元璐的“殉国”更将其推上风口浪尖。先是倪元璐自缢，为国殉节，而后黄道周被俘，从容赴难。或许，当时境遇里，死易，而活着更难？
故国楼台在，无奈朱颜改。仕清后的王铎悲情更甚，不仅政治上几乎无所作为，精神世界地震般的巨变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钱谦益作《墓志铭》中清楚记载了此时王铎的状态：“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王铎内心的矛盾与纠结难以排遣，便醉情酗酒，“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肯服药，久之更得愈，则纵饮，颓堕益甚”。晚年更是到了几乎自残的境地：“吾自知寿命不长，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娱取醉或宵夜不分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泣凉蜿辄凄凄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愿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颓堕益甚！”降清七年，身为“贰臣”的他已无任何政治前途而言。顺治九年，王铎在乡里病逝，至此走完悲剧一生。
沉寂许久后，一位日本老人助力了王铎的再次“兴起”。1981年，年近七旬的村上三岛带领弟子以朝圣之心来到了破败不堪的孟津，在王家祠堂中找到了堆放着的《琅华馆帖》。村上三岛是日本书法界大神级人物，在他的大力助推下，王铎在日本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与王羲之并列，甚至有“后王胜先王”之说。随后，此风尚逐渐传入国内。2010年，北京匡时秋季拍卖会上，村上三岛旧藏王铎《雒州香山作》以4536万元（人民币）成交，创造王铎书法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
2017年9月2日—10月15日，“健笔蟠龙——王铎作品展”呈现于浙江美术馆7、8号厅内，展览以“健笔蟠龙”为名，萃自吴昌硕跋文之“眼前突兀山险巇，文安健笔蟠蛟螭”句。此跋附于王铎所作草书卷后，已然点明王铎草书之“险”“健”势态。展览共展出王铎书画作品50余件，基本反映了王铎的艺术面貌。展品则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学院、广东省博物馆、西泠印社、天一阁博物馆、温州博物馆、绍兴博物馆等，以书法为多数，草书又居多。
虽世人多知王铎书法，但他也作画，清人张庚称王铎山水“沉沉丰蔚，意趣自别”，又褒其花草“超脱名贵”。此次展览，山水、花卉亦在列。展览分三版块：一是王铎的临帖，有轴、卷、扇面形制；二是王铎的创作，内容上涵盖了自作诗、他人诗、手札；三是其绘画，山水、花卉等题材皆备。
这是一个全面认识王铎的上佳机会。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又字觉之，号嵩樵、石樵、十樵、痴樵、雪山，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神笔”之誉。抓住《阁帖》中“二王”这一文人书法流派的源头，王铎深人钻研，再广博历代诸家法书并刻意求新。沙孟海风趣地称其“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颇、董其昌的末流之失，于明季书坛可谓中兴之主”。无论是伟岸豪遒的大楷阁书、高古朴厚的小楷书，还是飞腾跳跃的行草书，置之于晚明清初的书苑中，王铎的书法都是当仁不让的精品。
青年时代的王铎受到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很早就表露出惊世骇俗的审美意识。其美学著作《文丹》虽非专门探讨书风的著作，然提出作字的审美标准在当时则是最有个性的。他认为创新应立足于继承古法，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后作《险王羲之修载帖》，仍以学习博览为主。40岁书写《手启》时已稍有个人面目，后行书《郑谷华山作》条幅则锋芒毕露。正如傅山谓“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怅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正是在此基础上，王铎方能完成“五十自化”（黄道周语），铸成自己面貌。54岁降清后，虽被世人轻视，但王铎书誉未减。清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云“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此为中肯之词。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物质条件的改善，伴随七年余生，使王铎得以有充裕的时间精力投入书法中，一系列气吞千里、前无古人的巨幅立轴产生于此时，优秀的横卷也不乏，并更酣畅、自如、精粹、超拔。王铎用墨也具开拓性，浓、淡甚至宿墨灵活交错，大胆制造线条与块面的强烈对比，形成一种强烈的节奏，这类有意或无意的创举是对书法形式夸张对比的一大功绩。在他以前，还没有人如此般主动地追求“涨墨”效果。
明清之交，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这个时代毁了王铎，却也造就了王铎。仕清后，书画诗文成为王铎排遣内心纠结和压抑的最好手段，特别是风行雨驰的狂草。他“每与诗友酒徒，招歌僮、设果饵，酒酣歌吴骚，按节迭和，每至鸡鸣不寐，宾客潜散亦不顾……辄醉，取大笔迅扫千尺绫素，不复知世间有是非荣辱事”，如他所言“字画诗文，吾辈之寄耶、爱耶、憎耶”。王铎的人生浮沉，在狂草粗头乱服、淋漓痛快的面貌中获得映照，其“一笔书”往往缠绵十数字、尺幅长达两三米，线条盘桓，连绵奔腾，左冲右突，气势豪放，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不可遏制。如作于五十五岁的《唐诗十首》草书卷，笔力厚拙稳健，点画遒劲婉转，古意甚浓。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相互参差，书风奇崛，运锋抑扬顿挫且极富变化。墨色浓淡多变，起伏跌宕，有很强的韵律感。明末清初的草书大都纵笔以取势，可王铎运笔却纵而能敛。他的草书既痛快又沉着，以排山倒海之力、横扫千军之势、雄强豪迈之书风，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马宗霍称“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拟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王铎一生艰险动荡，阅历非常人可比，而明亡仕清的巨大变革，更是刺激了其拓落不羁、狂放恣肆的性格特征。另外，他强大的朋友圈也出力不少。王铎生平交游广泛，特别是书画交游，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钱谦益、周亮工、孙承泽、郭宗昌等书画、收藏界的精英都是王铎的好友。这不仅扩大了王铎的视野，同时也扩大了其书法的影响力。正如倪后瞻在《倪氏杂著笔法》中云：“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这是王铎同时代书论家的客观记录。此外，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大量的晋唐真本书画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视野和鉴赏水平。这种博览和鉴赏的机会是其他艺术家不可企求的，也是攀登艺术制高点的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此后，他遍游中原和苏、杭、南京等地，留心书艺，见闻增长。“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游历与博览，再次助力了王铎格局的展开。
王铎亦擅画，山水宗荆（浩）、关（仝），丘壑伟俊，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现关于王铎的绘画可见的有山水、兰草、竹石诸类作品，既能从中汲取古人优长，又能不拘泥于前贤绳墨，敢于突破“形似”的羁绊，强调藉简括朴拙的笔墨表现雄强高阔的万千气象。
作为书法史上杰出的革新人物，王铎对中国书法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对日本书坛影响颇深。他靠自己天才的能力，扭转董其昌以来帖学衰微的状况。吴昌硕说王铎：有明书法推第一；林散之评价其曰：觉斯书法，出于大王，而浸淫李北海，自唐怀素后第一人，非思翁、枝山辈所能抗手；近代启功也曾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笔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书法，其实是一个民族的乡愁，而书者往往积聚了太深的情绪与感怀。明清易鼎的特殊背景造就了王铎辉煌的书法世界，而那无处安放的焦灼笔触，或许正是他心底欲罢不能的一曲悲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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