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从文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

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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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

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有地位又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与人间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

就现存最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极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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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书法扇面

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形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

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力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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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草书

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

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令人怀疑写字是否艺术,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

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损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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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手迹

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

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

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观。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

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 

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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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草书

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的存在。

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

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 

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 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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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草书条屏

然而必需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

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

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的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的很!

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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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草书

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么一 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衷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

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

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专家。

这种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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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手札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啊: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一般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 

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关于古人草书地位与排名,米芾在《论草书帖》中也阐述了一段看法:“…张旭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

米芾给出的排名:怀素、高闲、张旭。米芾认为张旭是“变乱古法”,持批评度。米芾对怀素评价最高,缺点仅提到了历史局限。“高闲而下,但可悬诸酒肆”,就是“勉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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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咱们说过鲜于枢在《论草书帖》里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草书观:“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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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枢《论草书帖》局部

从鲜于枢的评论中看出,他对草书诸家的排序是:怀素第一、张旭次之、高闲更次之,至于黄庭坚,已被划在线外了。其判标准是“法度”与“古意”,或者理解为“二王之法”与“晋唐古意”。张旭无可靠墨迹,暂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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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论草书帖》局部

鲜于枢对草书诸家的排序是:怀素第一、张旭之、高闲更次之,至于黄庭坚,已被划在线外了。其判断标准是“法度”与“古意”,或者理解为“二王之法”与“晋唐古意”。张旭无可靠墨迹,暂不论。

站在传统角度,黄庭坚草书属于“大逆不道”巨大创新,被力主“复古”的鲜于枢划到线外,也可理解。从《千字文残卷》看高闲书法,确实存在用笔不连续和节奏性差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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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论草书帖》局部

以前有学者对鲜于枢这段草书论述理解不够透彻,导致一些不当的演绎。如王连起在《鲜于枢及其书法艺术》一文中说:“…论张旭、怀素、高闲,就用张旭、怀素、特别是高闲法为之,并能做到心手合一,可见其才学之高、功力之深。鲜于枢居杭州后,收藏渐多,除前面言及的那些名帖之外,高闲的《草书千字文》亦在其手。《论书帖》就与高闲的千字文结体用笔颇多相似。所以朱彝尊有’世所传高闲千文及张旭书,大约多出其手’的推测。”

且不论鲜于枢《论草书帖》与高闲《千字文残卷》风格的巨大差异,仅从文意看,既然鲜于枢认为高闲草书“十得六七”,属于刚及格,怎么会“特别以高闲法”为之,而且“心手合一”?抛开已经高度肯定的怀素,反而去向及格线上的高闲看齐,于情理上说不通,鲜于枢如果知道自己被如此“表扬”,一定会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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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闲《千字文残卷》

至于清代朱彝尊的推测,也无任何依据,我们根据米芾、鲜于枢的评价对照高闲《千字文残卷》,恰可证明这是真迹。朱彝尊文前面还有两句“元自赵子昂书法盛行,相率习妍媚之体。独鲜于伯几以古瘦见长…”(《曝书亭书画跋》),这一评价倒是准确的,而“古瘦”的特色来源正是怀素。

鲜于枢《论草书帖》在品评前人的同时,也是自己书艺的宣言,对于怀素的高度肯定也体现在其书法上。观其《魏将军歌》,无论是整体气势还是结字用笔,都模仿自怀素《自叙帖》,所达到的相似程度,在古人法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

近来有海外鉴赏家徐小虎的访谈,她说:“在唐代那个时期还不可能产生怀素《自叙帖》那样的草书”。《魏将军歌》这样怀素书风作品的存在,说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自叙帖》在宋元时代已经存在并广泛流传了,如果不是唐代已经产生,又能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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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枢《魏将军歌》局部

《魏将军歌》与《论草书帖》模仿的痕迹都很明显,依然属于风格酝酿、试验性质的作品。《魏将军歌》行书落款,与正文风格节奏上形成极大的差距,从整体看很不协调,也是这种状态的一种证明。另外,落款已经是后期行书特点,因此综合以上理由,《魏将军歌》的书写时间应稍晚于《论草书帖》。

另按:吴斌指出,“此伯几真迹”正下钤有“河东司徒世家”印,可视为这五字书者。《论草书帖》后钤有元代道士薛羲的“薛玄卿印”,薛氏昔为河东望族,可推知“此伯几真迹”为薛羲题写;薛羲在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后有一则题跋,结体略似“渔父词”三字,所以此三大字也可能是薛羲手笔,左端《渔父词》的正文已经裁去。

 

点画是构成字形结构最基本的元素,尽管点画在用笔的书写方法上,小楷与大楷并无多大的区别,但事实上小楷比大字要细微得多,如果没有一定的大楷基础,就很难体味到小楷用笔的精到和细微之处。小楷的点画在形态上是很富有变化的,相传钟繇小楷,点画各异,右军作字书,万字不同。为了便于初学者切实扼要的掌握此法,试图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作一些介绍。

一、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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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在笔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若一点失所,则如美人之眇一目,势必就会坏字形的结构美,况其它七法,发笔时皆从点起,点失势则画易失误,此最关紧要,小楷作点,以露锋居多,这又是小楷用笔的特点。

作点之法,其势要重,所谓重即落笔的速度要快,但落点要轻,所谓“每作一点,如高峰之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磕磕然是形容石头互相碰击的声音,言其势重,不是指下笔时实用力,凡作露锋之点,当于空中作逆势,尖锋入纸,顺势落笔,落笔后即迅速将笔毫铺开,此即王羲之所说“每作一点,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也”。不可采用兜圈子的办法去填满笔形。

作点时笔力要深入,即收笔时用腕法轻提笔锋,然后借势向下顿挫一二下,再反揭收之,收笔的动作要快,这样水墨便能深入点内,力透纸背,《禁经》所谓点如利钻镂金是也。喻其有深入沉着之意。

二、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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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画又称为勒,所谓勒有愈收愈紧之意,发笔时要逆入,收笔电动机回顾,行笔时要意有所顾,逆势涩进,《禁经》所谓“画如长锥之界石”喻其不可太光滑浮薄之意。

凡写长画,当于不平中求平,使其画势上平而下呈拱状,就象一只覆舟之样,切忌上平下亦平,则板刻之弊立见,柳宗元《八法颂》中说:“勒常患平”即是此意。

横画又要贵于变化,陈绎曾《翰林要诀》中说:“凡平画忌如算子,终篇展玩,不见横画,始是书法。”所谓不见横画即是指无平行齐头,板刻凝滞之笔。

三、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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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写竖画,当于曲势中求挺拔,则见笔力。古人称竖画为努法,努有用力之意。李溥光《雪庵八法》中说:“努之为,用弯行曲扭,如挺千斤之力。”这是一种富有弹性和力度的曲线之美,或向、或背、或背中有向,或向中有背,或势直而局部曲,最不可板滞,故柳宗元《八法颂》中说:“努过直则力败。”就是这个意思。

四、长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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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撇,古人称之谓掠。冯班《钝吟书要》中说:“掠如蓖之掠发,此乃斜悬针而末锋飞起,宜出锋处送笔力到而匀,不可半途击出,则无力而瘦弱。”故作掠之法,颈部要细,腰部势微婉曲,宜肥劲有力,颜真卿《八法颂》说:“掠仿佛以宜肥。

“出锋时当以腕送,饱满尖锐,万不可作虚尖斜拂之状,柳宗元《八法颂》说:”掠左出而锋轻。“如是则一笔之中有轻重粗细的变化,富有节奏感,由于收笔时势微曲而末锋飞起,故有回顾之势,李溥光《雪庵八法》中说:”掠始作者,用肥健悠扬,而宜乎舒畅。“极其生动地形容掠法的笔调。

五、短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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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谓之啄法,啄者,如鸟之啄物,锐而且速,喻其用笔当迅速捷、爽利、明快。陈绎曾《翰林要诀》中说点首撇尾,左出微仰,如鸟喙之啄物。

六、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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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法,古人称之谓“策法”,策者,鞭策之意,以鞭子策物,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法三昧》中说:“策法,仰笔厲锋,轻抬而进,有如鞭策之势。”所谓即侧行貌,喻作挑时当带侧势。柳宗元《八法颂》中说:“策仰收而暗揭。

”暗揭就是空中作收势,由于写挑法时侧锋点入,锋尖上仰,已带偏侧之势,运笔时当边走边顿挫,边挫边提,至收笔时,锋已收归画中,故行笔不宜太快,快则势必形成偏锋浮薄之弊,正如《雪庵八法》中所说:“策始作者,用仰锋上揭,而贵乎迟留。”迟留才能有时间将锋调正。

七、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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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捺之法,一波三折,势宜开张。李溥光《雪庵八法》中说:“险横三过,而开揭其势力。”行笔宜抑扬顿挫,不徐不疾,从容不迫。收笔时,须笔战行右出,意即写捺角时笔画满捺,已带侧势,须用腕法带动笔锋,逐步衄挫,边走边提,将锋提到离纸之时。

唐太宗《笔法论》中说:“磔须战笔发,得意徐乃出之。”所谓“得意”即收笔时能将笔锋收归画中。

八、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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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钩法,古人谓之趯法,有跳跃之意,陈思《八法详说》中说:“趯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

”所谓蹲锋,即出钩之前先向下作一快速的按笔动作,如人跳高时跃起前的半蹲动作一样,所谓“得势而出”即指蹲锋后在恰到好处时迅速出钩,不可迟疑,若佇思稍息则神纵不坠矣,出钩时要力送到笔尖,钩要饱满,不可虚尖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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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书法评价中,书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连的整体,人品历来高于书品,书法是人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司马光曾经说过:才胜德者,小人也。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所谓因人废字。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妨拿出蔡京和秦桧书法作对比,试论高低。

蔡京

蔡京(1047-1126),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官至太郎,是历史有名的权奸。靖康之变,天下罪蔡京为六贼之首。钦宗立,侍御史孙觌等极疏其奸,贬衡州安置,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然蔡京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其书笔法姿媚豪健,结体开张,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其右者。宋人所称的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指蔡京,但因其为人奸诈,为世人所鄙薄,故将其剔除而补之蔡襄。传世墨迹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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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徽宗十八学士图跋

整体看这幅作品,让人体会到王羲之潇散、妍雅的书风。字间起承有度、行脉整齐。观其点画可谓典雅峻爽,出锋犀利果断,骨肉停匀。从细节分析,更能清晰地看到蔡京学古功力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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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听琴图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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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节夫帖

释文:京再拜。昨日终日远劳同诣。下情悚感。不可胜言。大暑。不审还馆动静如何。想不失调护也。京缘热极。不能自持。疲顿殊甚。未果前造坐次。悚怍。谨启代面叙。不宣。京再拜。节夫亲契坐前。

《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册页。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本幅纸本,墨迹。纵32.2厘米,宽42.3厘米。行书。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该作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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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行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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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 唐玄宗鹡鸰颂题跋,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秦桧

秦桧(公元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北宋末任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俘至金,后纵之使归,诈称逃回,为相于南宋19年,主张投降,一味求和,为高宗所宠幸。后秉高宗旨意,以“莫须有”之名杀抗金名将岳飞,力主对金人投降,为世人所唾弃,遗臭千年。秦桧是佞臣,却诗文天下,颇擅笔翰,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桧能篆,尝见金陵文庙中栏上刻其所书‘玉兔泉’三字,亦颇有可观。”有书辑入《风墅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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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偈语帖》23行,行2—5字不等,计110字

首题“秦检书 偈语”尾落朱文“秦”、“桧”二印,另有鉴藏数枚,足见其真。用笔率意自然,松脱舒畅,结字顺势而就,不滞不板,其笔意结体与蔡京兄弟非常相似,但气势之开张稍不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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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 深心帖

《深心帖》书于宋绍兴十二年(1142)之末。前一年秦桧用冤狱杀害了岳飞,是年向金纳币称臣,高宗竟被金封为“宋帝”。秦桧于书此帖前三月刚进太师魏国公,帖字所体现出的志满意得、飞扬跋扈之气,比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帖笔意在米芾和蔡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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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和赵构父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书画皇帝,蔡京和秦桧恰巧是他们身边臭名昭著的奸相。两个奸臣虽然人品低下,但艺术造诣深厚,或许正因为能写得一手好字,才能受到艺术皇帝的青睐吧。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曾经建立了一套独立的货币文化体系,传世和出土的古钱币,币材之多,数量之大,币形之丰富,都堪称世界之最。

其中,中国古钱币集书法艺术之大成,被考古学家誉为“微型字碑”。不同时期的不同书体,不同作者的不同手法,既有强烈的代感,又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个性特征。

钱币上的书法均出自名家之手,很难模仿,为钱币的防伪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我们先从秦代开始看起。

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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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雅致的小篆“半两”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

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不久,秦代程邈将篆书改革为隶书,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蔡邕称其“ 删古立隶文”。成为新的古币铭文。

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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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币上冷峻古美的悬针篆

在西汉著名的“王莽改制”中,王莽在第四次货币改革(天凤元年暨公元14年)时,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两种。

王莽的十布、货布和货泉的文字都有悬针篆。除布泉外,悬针篆比较突出的是货布和大布黄千两种。这两种钱的悬针篆很具典型性。

悬针篆是小篆的一种,也叫垂针篆,是篆书的异体,悬针是指“竖画收笔出锋”,锋就像钢针倒悬一样。

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说:“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 末,细末纤直如悬针。”

宋朱长文《墨池篇》说:“悬针之书,亦出曹喜。”宋僧梦英《十八体书》说:“悬针、垂露曹喜所作。悬针篆,抽其势,有若针之悬锋 芒。”

看来,前人对悬针篆早有议论,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悬针篆是曹喜所创。

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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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为唐代货币。钱币在唐代始有“通宝”。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

最初的“开元通宝”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    

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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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叠篆“皇宋通宝”钱,九叠篆原是一种流行于宋代“国朝官印”字体,主要用于印章镌刻,其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

每一个字的折叠多少,则视笔画的繁简确定,有五叠、六叠、七叠、八叠、九叠、十叠之分。之所以称为“九叠”,则是因“九是数之终,言其多也”,将九叠篆用于钱文,“皇宋通宝”钱为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

皇宋通宝,中国古代钱币之一。北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至皇祐末年(公元1039年~公元1053年)铸,非年号钱。钱文有篆书,楷书对钱,光背。有小平、折二两种,有铁钱。篆书中另有九叠篆者,极其罕有,为古泉大珍。   

党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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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泰和

党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怀英工书法,世称“独步金代”,尤爱玉箸篆书。泰和四年,书“泰和重宝”,铸于钱币之上,是为“金泰和”。

赵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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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通宝

北宋货币大观通宝,是由徽宗御题钱文。宋代与历朝有所不同,每换一种年号就开炉铸新币,若年号与宝文相重,则更铸非年号钱。

终宋三百年,通行以小平折二钱为主,其间也有大钱流通、钱币的轮廓,尺寸都有一定标准。因此宋钱版别极多,历代罕有,钱文除真、草、隶、篆,行外,还有便是北宋徽宗的“玉划银勾”瘦金体。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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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通宝

元楷书“大中通宝”钱。元末朱元璋为吴王时所铸,钱文端庄元末社会动乱,纸币支持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元境内各地先后恢复了铜钱的流通。

六支反元军事集团先后发行了自己的铜币,如韩林儿的“龙凤通宝”钱,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钱,明玉珍的“天统通宝”钱,以及朱元璋“大中通宝”钱。

 

 

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徐悲鸿的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马是徐悲鸿的标签,一提起徐悲鸿就联系到他那“瘦骨铜声”的马。

但你知道吗?原来徐悲鸿画猪也是非常传神的!比起自由奔腾的马,猪又脏又懒,实在难入大家的笔端。然而徐悲鸿画的猪却并不比他的马逊色,他笔下的猪气韵生动,憨态可掬,融入了画家的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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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双猪图》

猪在家畜里排行第一,猪对人类来说是重要的肉食来源。所以猪是吉祥、丰收和财富的象征,画猪也能图个吉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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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作 《猪》

因此近现代如齐白石、黄胄、陆俨少、黄永玉等人都曾画过猪。比起他们,徐悲鸿画的猪还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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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旺财猪》

据说,早在1998年,徐悲鸿的《双猪图》就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近37万元。在2003年的中国嘉德拍卖会上,徐悲鸿的《桑梓野猪图》又拍出了10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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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作 《桑梓野猪图》

“墨猪”一词,本是美术史上聚讼千年的书法审美术语,出自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的《笔阵图》一文:

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

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

“墨猪”用来形容书法线条笔画丰肥而无骨力。而悲鸿先生泼墨挥洒一幅《墨猪图》,图中活现一只满脸褶皱目光惊恐的黑猪步态蹒跚的滑稽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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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猪图》

此图既一变“墨猪”的书法病态美而为画面形象美,又以文人笔墨游戏的精神妙造黑猪一头,故徐悲鸿题跋曰“槐准先生一笑”。

此画创作于1941年,徐悲鸿为抗日募资客居星洲,与海南名士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兼种植专家的韩槐准雅集于“愚趣园”,倾力之作只为博韩一笑,映照出风雨名士间的一片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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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作 《墨猪图》

1935年这幅《墨猪图》上配了首诗:

少小也曾锥刺股,

不徒白手走江湖。

乞灵无着张皇甚,

沐浴熏香画墨猪。

浓淡分明的墨色、轻松的笔法构造了这只体态浑圆、憨态可掬的肥猪。猪的头部刻画入微,那两只大眼睛一刻不敢放松,警惕的注视着观者,趣味十足。

这幅画的题款中“乙亥岁始”几个字,已透露出其中的端倪。1935年,按中国年龄计算法,生于1895年的徐悲鸿已是虚岁四十一了,孔夫子说过“四十而不惑”,徐悲鸿在“乙亥岁始”之际想起了孔夫子的话,人到中年,回顾往昔,免不了会一番感慨“少小也曾锥刺股,不徒白手走江湖。”徐悲鸿有一方印“困而知之”,正是“锥刺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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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猪图》

《双猪图》是徐悲鸿于1944年夏天画的,画面上方还有他亲笔题的一首有趣的诗:

白云覆青山,静观意自闲。

有人好肉食,喂猪于期间。

忽然我想起,闲哉回回也。

甲申夏日,悲鸿漫嘉庆陵江上磐溪。旁边钤印注明:悲鸿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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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大头茱》

此幅《大头茱》笔墨腴润,以“大茱”谐“大头猪”音,画意鲜活,此猪身体浑圆,将猪的閣态和趣态表现得恰到好处。

徐悲鸿的动物画经常赋予人性,他一涉笔的墨猪,或借题发挥,或写其浑浑噩噩,看似托兴自嘲,实则讽刺社会的朽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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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肥猪图》

徐悲鸿的这幅《肥猪图》用高丽宣纸画成,长105分,宽55公分。画面的下方,一头摇着尾巴、威风凛凛的水墨雄猪,黝黑而壮硕。这头肥猪的身后,优雅地点缀着牵牛花篱笆墙图案,绿叶红花缠绕着篱笆墙。

画的左上角题字:“悲鸿酒后成一猪,亚尘牵牛美人如,公展得之大欢呼。”下面还有署名为“谢公展”的阴刻阳刻两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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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1945年作 《猪》

虽猪鲜入画,但看徐悲鸿用他那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笔,大笔淡墨、细笔勾画,将猪描绘得栩栩如生、气韵生动、匠心独具,或写意、或戏谑、或讽刺,皆有无尽的艺术价值。

素材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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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书法艺术,对于传统的依赖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书法所赖以表现的对象是文字符号。文字的符号六书而隶变,由隶变而楷则,基本上已经定型化,它给书家所留下的创造性余地是非常之小的。

一、书法的书写要在文字符号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求创意

对于书法来说,继承传统的主要方式是临摹。临摹了上百遍的法书,即使不成书家,至少可以写得一手好字;“熟读唐诗三百首”,即使不成诗人,至少“不会做诗也会吟”。虽然,临摹、模仿不一定能出名家,但名家的个性独创,正从临摹、模仿的传统继承而来。临摹不要怕重复,其实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新生,犹如蜕皮,脱胎换骨。艺术有一句话叫做重复就是力量,贝多芬的命运,九个乐章一直在重复着一个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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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摹的目的,主要在于技法、技巧的学习,但同时也有助于悟道的修养。

所谓“爱其书兼取其为人”,“学其书兼学其为人”。

由于书品与人品的统一性,所以,当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临摹王羲之或颜真卿的书法,则不仅可以学到他们的笔法、结体和章法,同时也必然潜移默化、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风韵或道德所感染。临摹古人的书法,陶冶自己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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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摹虽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但书法却未有学古而不变的。

不同的人临同一本帖,因临习者的不同个性而结果个个不同,即使同一个人临同一本帖,当临习时的着眼点不同,或取其势,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体,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习时的精神也专注于某一端,所以结果不仅与原帖不会完全相同,而且也肯定个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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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摹包括“读帖”(读帖又称“意临”)以及“背帖”(又称“背临”)

历史上的名家,如赵孟頫、董其昌,乃至近代的于右任、沈尹默等等,无不在临摹前人的传统方面铁砚为穿,然后得以登堂入室,既而破门而出,自立门户。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志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反之,南齐时的张融,他的草书,无视古法,师心独创,齐高帝批评他:“为什么不学二王的法规?”他放言说:“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但历史是无情的,二王千古不灭,而张融又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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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书法,这是传统艺术的特点。

凡是书法家则必须一半是文人,一般是匠人。他要有文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巧手,只有匠人的巧手而没有文人的妙悟,则不能有创作;只有文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巧手,虽有创作但又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文人的修养和灵性,巧手可得于模仿和苦练。匠人虽看似平庸,但决不可少。什么是匠人,就是对某种书体临摹得得心应手,一旦让他脱开,抒发一点自己的理念,他们的面前则被一道墙阻隔,这道墙就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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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王,颜、柳、欧、赵、虞、王等。而有些书家的作品,如果也以法的角度入手,那将不得要领,东施效颦。所以只能以“意”的角度学习其思想、胆识,继而领略其以笔墨为载体的心灵和人格之美。学这种法帖切忌依样画葫芦,如张旭、苏轼、二大、徐渭、傅山等。这类似李杜两大诗人。胡应麟:“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通俗的说,学第一类书家的字有可操作性;而第二类书家的字,如李广用兵,神出鬼没,无迹可寻。所以要以气、以情、以意而不是靠“法”来驾驭手中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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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主任、

国展评委刘洪彪(资料图片)

多次参加评审工作所发现的书法创作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觉得有必要说来与广大书友共酌。匆匆忙忙,未及细想,只罗列出条目,供读者参考。

1

文意不宜

主题性创作时不注意选书切合主题的诗文。例,参加国庆节的书展,写的是杜甫的《春望》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又如,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书展,写的是王维的《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显然不合时宜,文不对题。

还有在写完诗词正文后,行款时采用“顿首”一词,这是并末真懂“顿首”含义所致。再有,行款时“节录”、“节选”、“节抄”与“某某某书”前后并用,亦显得重复。又有,在写完正文后,落穷款,署名时却有“并记”、“并识”字样,没有任何说明、注释文字,“记”啥“识”甚?另外,许多作品并无磅礴气势,未见墨色淋漓,却强说“一挥”、“挥汗”,也有矫情和失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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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式主义

作品要张挂起来供人审视,形式确实很重要,但采用何种形式,必须合情入理,犯形式主义毛病的作品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是小字大篇幅。密密麻麻的小字贯穿整张六尺、八尺宣纸,读一行都非常困难,何况全篇。

二是大字小篇幅。寥寥数字,疾行于短程的纸面上,兀立在狭小的尺牍间,极不协调。

三是狂草分段写。狂草一首诗,一段文,却切分为多块小纸组合成幅,无异于自断气息,自设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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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多色拼贴。将几种色宣拼成一纸,然后书写,或在不同色宣上各书一纸,合为一幅。制作感太强。

五是多体杂写。一件作品兼有多种书体,表现欲昭然,往往不谐和而显杂乱。

六是盲目铃印。有的写巨幅字,无大印章,用小印章叠加排列成大印形状或装饰条块,有的写长卷,册页或小幅字,字里行间到处盖章,均无道理。

七是做旧打蜡。用国画颜料,洗笔水、茶水、巩水、盐水之类将新纸染旧以求古色;也有在纸上打蜡使墨道粗涩斑驳以求“金石气”,还有先用排刷画出竹木简形状的色道再写简书,在纸下垫带有纹路肌理的木板、纸板、泡沫塑料板以求墨道飞白……弄巧反而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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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字错误

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草法不当。不谙草法,想当然减省点画,任笔涂抹,不可识读。

其二,繁简并用。一件作品兼用繁体、简体字,记得起就繁,记不起就简,毫无规范意识。

其三,写错字别字。有的是繁体字,异体字和多义字的误用,如茶“几”写成几何之“幾”;“皇后”写成前后之“後”;搅“和”写成和平之“龢”;意我之“余”写成多余之“餘”;千万“里”写成里外之“裏”;说话之“云”写成云雾之“雲”;书“卷”写成卷动之“捲”;头“发”写成发展之“發”;不相“干”写成干部之“幹”……有的是错写繁体字,“闊”字门里门外都有“水”;“憂”字体内体外皆有“心”……有的是画蛇添足,“华”、“神”一类以长竖结尾的字和“海”,“难”一类草体字习惯性地多加一点。

其四,落字缺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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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摆字抄书

大致有四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依赖格子写字,或画格,或叠格,离开格子就难以成行谋篇。长此下去,削弱了大局观和应变力,抑制了灵性和才情。

第二种情况是查字拼凑,从大字典或不同碑帖中查找所需的范字,凑成一篇,写就一文,纸上各行其是,形离神散。

第三种情况是拘泥于一画一字,一笔一笔地凑,一字一字地摆,点画间少关联,字与宇无呼应,气息不通。

第四种情况是打破书写顺序,不按传统书写方法自上而下、自右至左顺序书写,而是在打好格子的纸上用铅笔写好字样从上部开始,一格一格地充填,整体下移;或事先叠好格子,从左到右横写,自上而下行复一行……如此书写,看不到字间的前后呼应,书卷气荡然无存,墨色变化也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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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滥用工具

最多见的有四种类型:

一是小笔写大字,或点画细弱,线条绵软;或鼓弩为力、抛筋露骨。

二是生宣写正书,点线过于渗洇,时有墨猪,满纸疙瘩。

三是熟纸写大草,线条飘浮,墨色焦燥。

四是墨中加水多,水多必渗洇,渗洇行笔必快,快则草率,结字不成形,点画不精到,且墨淡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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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美术评论家陈传席《黄宾虹只机械地重复如何用笔》一文,引起人们讨论,先复制粘贴网文,再附上评论。欢迎在文末评论区留言讨论。

画法单一,只机械地重复如何用笔

黄宾虹一生留下的山水画等作品多不胜数,他不停地作画,不假思考,处处以“法高”显示。我们看他的画,也只惊叹于他的“法高”,那笔墨的功力、内涵、变化,令人百读不厌,却忘记了他的麻木不仁,只机械地重复如何用笔,如何表现笔墨,以显示他的“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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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的作品数以千计、万计,但我们闭目一回忆,又想不起他有多少山水画。石涛的山水画数量不及黄百分之一,但我们回忆石涛画各图各景,应接不暇,似乎无穷无尽。

黄宾虹的山水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么黑乎乎几张,大体都差不多,构图设景也都差不多,内中的房屋小人物差不多,用笔用墨也都差不多,所以给人总的印象:千篇一律。我曾专程去杭州浙江省博物馆看他的遗作展,满满一大厅,有几百幅,其实去掉几十幅或一百幅也没有关系,看几幅就行了。但石涛的画如果有几百幅,少看一幅都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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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法眼”看世界,处处是“法”,则大自然的新鲜感对他刺激不大,所以他的画分不清那是哪里的山,这是什么心境下的产物,盖一切为“法”所统,处处想到“法”,则激情自然被泯灭,再新奇之境景也被“法”所笼罩。

而且黄宾虹越是精心之作,越有麻木之感。据张文俊回忆,黄宾虹有一张山水画,墨上赋了几层墨,反复皴点,层层加,结果这张宣纸(上有黄画)提在手里像一张铁皮,纸都被墨凝固加厚似铁皮了,哪里还有激情呢?太理性化了。

所以,他的画越是精心之作,乍一看越给人不快的感觉,当然细细地看,又有味道(也叫“耐看”),这味道仍然是笔法高的作用。相反,他的小品和不经心之作反给人轻松和视觉上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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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太理性,多有迂腐之感

黄宾虹在画上的题字也大多有迂腐之感,也反映他太理性和有点麻木不仁。他总是题一些太理性的话在画上,缺乏感情和激情,更无新趣,如:

“倪迂翁师法荆关,极能槃礡,江东之家以有无为清俗”。

“宋画刻画,元人空虚,千变万化,先由写实,论者谓华新罗求脱太早,未免粗疏之消,兹拟范华原意,以川蜀山水写之”。

“唐人墨,王摩诘用水墨,李营丘淡墨,元人用破墨,破墨之法至明代已失,诗家尚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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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抄都抄烦了,再抄,读者也看不下去了,理性太过分了。艺术作品要有情感,“感人心者莫先于情”。

这些题字都缺乏真实感情,是在叙述画史。我们要欣赏你的艺术,又不要听你说教,看黄画很少有人注意他题字的内容,看了也记不住,也引不起人的任何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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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齐白石题字:

网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

白石去世前画《归鸦图》上还题:

“八哥解语偏饶舌,鹦鹉能言有是非。省却人间烦恼事,斜阳枯树看鸦归。”

画铁拐李像上题:

“……抛却葫芦与铁拐,人间谁识是神仙。”

“人骂我,我也骂人。”

还有《瘙痒图》、《发财图》、《不倒翁》等题字,读时令人愉快,读后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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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到齐白石的题画诗文,不用翻书,自能记得,写黄宾虹的题画文非得拿来照抄不可。黄宾虹对石涛不满,还是从“法”着眼的。石涛山水画每幅画上题字皆出自心扉,来自他的情感。

“老木高风着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画图唤起扁舟梦,一夜江声撼客床。”

白石和石涛不是不重法,只是不为法而法,法是为表达自己情感服务的。

书法亦缺少新样式与激情

黄宾虹的画是经傅雷发现推出的。因为有傅雷评论,世人才渐渐承认他。傅雷是当时评论艺术的第一高手,他才高识广,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较之常人深刻得多。但他只见到黄宾虹的长处,多处写信写评论文给予鼓励和宣传,但他未能指出黄的缺点。黄宾虹八十岁时,以其七十多年的笔墨功力创作出山水画,傅雷在旁只是喝彩叫好,十几年中未能指出其缺点之一二,这是十分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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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的书法有深度、有高度,而且深度很深,高度很高,一般人达不到。但他缺少新的样式,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新的样式,原因也他过于讲究“法”,过于缺乏激情。齐白石的书法功力不及黄宾虹,但有情绪,显示出齐老头的童心未泯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也颇有新意和生意,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齐白石书法功力不及黄,但总成就也应在黄之上。(齐书法精神状态和新意在黄书之上。)

我上面说黄宾虹无激情而有感情,这感情也仅见于“法高”之中,他的感情也仅在笔墨上。

评论一

“法高”足矣,若宾翁之山水花鸟题之“白石式”打油诗,则格俗矣。宾翁之作其实变化甚多,非一般人能看透,千篇一律者乃学其皮毛者传席先生也。(三渔隐)

评论二

人无完人,艺无止境,陈看似列举各种理由搪塞宾翁不足,但无一点可立足的观点,如用笔重复等等,就能看出陈的眼光还在技术领域。如“跋语中全是山水理法”,就算是山水理法跋语那也是老先生从实践中得来,都是很精辟论述,怎么能说自己读起来不顺口或难解难记,就说是先生的艺术智慧不如。而且宾翁就诗作上千首,画作中也多有题句。还有文字学、考古学、篆刻等等,难道这些你都看不懂,因此就说宾翁艺术太理法。这些所谓观点能立足吗?这些只能证明黄先生的艺术高度五百年难越。更能证明我们当下艺术家学养的匮乏薄弱,因为自古以来民族艺术大师都是这样被历史铭记的。陈若要信口开河,强词夺理,乱说以其无知证其不知,只能是江郎才尽、计穷力竭的表现了。真要挑毛病那也要挑到点子上。艺术界最怕理论家出问题,那会祸害一大片。看看陈自己画作,更能看出他的审美观念的高低。(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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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书法家黄惇

书如果抛弃了“笔法”这一内核,就不再是书法了。

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些朋友想套用西方艺术理论概念为书法下定义,什么“视觉艺术”、“造型艺术”,还有好长好长的“什么艺术”。有的有道理,有的非常勉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不懂,也听不明白,也无法同我钟爱的书法艺术对上号。

有朋友提出,书法是线条对空间的分割。我善意地回答,不行,难道心电图也能叫书法?

当然,这些朋友的原意是好的,是想探索书法的本质。但是用外国的眼睛看中国的事情,常常只能是“瞎子摸象”。我也这些问题,不过,我做不了那种定义,我只是想书法的诸因素中去掉什么才有可能完全不是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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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惇《自作诗》

我想书法如果抛弃了“笔法”这一内核,就不再是书法了。

笔法第一,

结字第二,

章法再其次,

墨法又次之。

这些关系在学习、创作中不能颠倒。

有学者大谈结字第一,笔法第二。

那你去写钢笔字好了,要毛笔干什么?

几十年来“左”的思想在书法教学中贻误甚多,现在应该到了反省的时候了。

当然,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可能在这里用简单的几句话谈清楚,但我有一个观点,应该在这里说一说,那就是:

我们的书法不要只为迎合洋人,如果为了普及给洋人看,迎合他们的审美习惯,高级就会变得低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