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在中国画中意义重大。一般认为，南齐谢赫提出的“随类赋彩”乃中国画的施色原则。设色可补笔墨之不足，达笔墨之用意，显笔墨之妙处。在《释名》中有“画，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的说法。故而，我们要重新认识色彩理论，不可把“类”简单认定为物象的固有色，实乃指物质本性。所以，在创作时应着色于意，随心赋彩，才能觉悟而不被表象色彩所迷惑。
中国画又叫“丹青”。其不讲究“三原色”原理，而是极力主张“五色说”——赤(曙红)、黄(藤黄)、青(酞菁蓝)、黑、白。中国画家认为，黑与白是一对相反的极色，淡极则白，浓极则黑。只有水才是无色的。清代沈宗骞说：“五色源于五行，谓之正色;而五行相错杂以成者，谓之间色——皆天地自然之文章。”可见，“色”现万物生机，“彩”绘天地变化。
每个人对色彩的心性感应各不相同，而万物又在不同时空中反映出不同的色彩。貌似是时间和空间改变着物象的色彩，实际上是人的心性对色彩的感应出现了变化。神出于貌，色发于目，皆是心灵、心意、心性之感应。生活中见物即见色，无一例外。东西南北皆有色性，冰雪雨露色色不同。感化五色，着色于意，是对绘画中意象色彩的心灵观照。
我认为，笔墨见形质，色彩见精神，故而提倡意象色彩。色是相，彩是性;色是源，彩是光;色是名，彩是质。万相有万性，万色有万彩。彩有品性，性有光彩。彩由色生，色因彩成。依心施彩，依意着色，则华丽处华丽，斑斓处斑斓，清澈处清澈，神秘处神秘。这些也都是心性中的华丽、斑斓、清澈和神秘的心性色彩。
在工笔画中，线是骨、墨是肉、色是衣。我在工笔淡彩创作中更多使用清淡的色彩，追求素雅美、恬静美、闲适美、祥和美、朦胧美和清净美，以淡为贵。老子称“五色令人盲”，认为五颜六色会使人心浮气躁而眼花缭乱，不合“道”之美。过分追求色彩的享受，终致视觉迟钝;过分追求声音的享受，终致听觉不灵敏。故应审象于净心，着意于淡彩。用色清淡可得静雅，明心而见性;施色素浅可得逸气，神遇而意化。圣人的生活，只求饱腹，不求享受;宁取质朴宁静，而不取奢侈浮华。素淡天真是他们的本色。这也是绘画的心性色彩。
“文人画”追求清、淡、雅、逸，用色素中求淡，淡中求雅，雅中求静，静中求美，美中求逸。清淡之色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格调，承载着文化内蕴，觉视着人的心性。当心灵与色彩化合，自然会远离艳媚俗气，气韵深厚。清要洁，淡要净;清勿飘，淡勿轻。清淡中仍需有浓淡、有阴阳、有精神、有趣味。清淡中自有精彩，阴阳间自有华章，不贵夺目之美，贵在见性之真。心性之色彩符合素淡的道之虚空本色。所以我追求纯净、明朗、静雅、温和、清淡的心意之色，远离浮躁、浑浊、肮脏、冷艳、暗晦之彩。
水墨画重在“玩儿”好笔墨，也就是画好黑、白二色的无穷变化;而工笔画重在“玩儿”好色彩，也就是在画好黑、白二色基础上，还要对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关系进行协调。色彩有外在色彩和内在色彩：外在色彩是表现，内在色彩是神通;外在色彩是光感，内在色彩是心性。绘画就是用丰富的外在色彩去表达复杂的内在色彩，用表象色彩表现心灵之光。心性中含蓄、丰富、雅致、斑斓、明朗、博大的气象，才是我在绘画时极力追求和表现的境界。
设色贵在发于心灵。随心赋彩即随需、随性、随意、随心、随情，根据感觉的需要去表现。色由气发，彩由心生。在画面中使用色彩就是要无中生有，随心而施。朱砂画竹、金碧画山，蓝叶白草、黄天黑花，皆发于心意，都是画家主观心性的艺术色彩的表达。
《士衡论画》曰：“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画家应多多探究艺术中心灵色彩的简洁、清雅、富丽、丰富、协和、静美的设色方法。唯有如此，才能随心赋彩，不拘于相;才能运色自如，彰显雅韵;才能写尽风采，极妙参神。
施色应恰到好处，适可而止;赋彩应以美为上，谐调高雅。用色要鲜活、变幻和虚灵。不浮不滞，自然成文;相辅相宜，是在心得。画家平时只有处处留心，观色融思，才会“眼里遇神，腕中有鬼”;只有“色不碍墨，墨不碍色”，方能意写胸中逸气。
色深不可痴钝、毫无生气，色淡不可模糊、含混不清。画到无法时笔笔是心，画到无心时笔笔是色。随心赋彩就是追求心性的表现和大道的契合。
清音
花雨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