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轼的《寒食帖》，被后人誉为“天下三大行书”。行书追求书写时的即兴，不受控制的情感流露。其实“天下三大行书”呈现给我们还是三种境界，三种人生，虽说都是即兴之作，却最真实的传达出了最真实的自己。

《寒食帖》局部

‍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达”境界

苏轼的文章写得一等一的好，20岁就声震朝野，连皇帝看了都说他是稀世奇才!但他却不懂得收敛自己，后因为乌台诗案关了监狱。黄州之贬，使这个天真的苏轼，变成了老练的东坡。

“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正是苏轼在人生最落寞的时候写的。45岁这一年，苏轼仕途不顺，被贬黄州，生活上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

《寒食帖》是他谪居第三年的一个寒食节，刚好遇到雨天，连月不停的雨季，海棠先是盛开，又在血风腥雨中凋败，如脂如雪的海棠，最终却飞落泥沼。窗外的乌鸦吊着值钱飞过，仿佛迷失很久的灵魂，已找不到归宿。冰冷的炉灶，潮湿的芦苇，郁结的愁绪，似穷途末路。苏轼心中顿生悲凉，于是，提笔写了这首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字字凄凉，《寒食帖》写的可谓炉火纯青，情感波澜起伏，特别是“哭涂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而前，产生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

《寒食帖》局部

在这里他写到了伤久雨、伤贫困到伤贬谪之悲，但苏轼并不是一个脆弱之人，被贬黄州时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透露出东坡在面对如此凄凉环境下，坦然面对人世风雨的镇定。他的心胸像一片大海，对风雨变化虽敏感，但总体上仍摇之不浊，处惊不变，失意淡然，任天而动，坦然行世。

林语堂先曾评论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指苏轼)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轼的确是一个乐天旷达之人，一生一生虽屡遭政治迫害，成年颠沛流离，辗转奔波，足迹踏遍了天南海北，一直过着逆旅过客的生活，但他却能努力地寻求自我解脱，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豁达超逸境界。

回观《寒食帖》，不懂苏东坡字的人会觉得这种字很容易写，可是黄庭坚就说这种字简直美得不得了，因为它是率性而为，自然而不做作，如果东坡居士没有经历如此磨难，就不会创造出情感饱满的作品。所以它是最难的，难的不是技巧，而是难在心境上不再卖弄。

《祭侄文稿》

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的“情”境界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50岁时，悼念其堂兄颜杲卿的第三个儿子颜季明所写的一篇祭文。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在巨大悲痛心境里写的。唐代安禄山叛乱，敌军劝降，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不从，敌军便当着颜杲卿的面把他的儿子颜季明的头砍下来。他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自己面前断头，颜杲卿依然坚守着忠诚，破口大骂，誓死不降。敌军没办法，只能把颜杲卿的舌头割下来，这就是后代文天祥正气歌里所说到的“为颜常山舌”典故的由来。

一年以后，颜真卿反攻，收复常山，人们才在废墟之中找到了他侄子的头颅。面对着他的头颅，在悲恸气愤的情绪中写下了这篇“抚念摧切，震悼心颜”的《祭侄文稿》。

为什么这篇歪歪扭扭涂涂改改的文字，竟然被历代文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中每个字都融入了书家最真实自然的情感。行气随感情起伏不断调整，笔下没有顾及到工拙，随处有圆点涂改，让人强烈地感受到耿直的颜真卿感情的起伏变化。

开头几行，字的大小变化不大，节奏缓慢，字势沉着。这是痛定思痛、悲愤郁结的沉吟。

《祭侄文稿》篇首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第二行被圈掉的部分。为什么将“从父”两个字涂掉，改成“第十三叔”?要知道，我们往往脱口而出的话，才是我们的真话，后面涂改的部分，是我们想要更庄重的修饰。你可以看到颜真卿脱口而出的话是“从父”。

可见，他非常疼爱他的这个侄子，虽然在古代，“从父”就是“叔叔”的意思，但是从字面上，从父的感觉比叔叔要亲近得多。在颜真卿眼里，这个侄子就像自己的儿子，他在后面也讲到，在他们下一辈中，最有才华人品最好的就是颜季明，他特别心疼这个侄子。

《祭侄文稿》第8-13行

从第八行开始，随着感情的激发，字的轻重大小错综而出，字行也开始倾斜，并有大面积涂改，颜真卿愤怒之情开始涌动。

《祭侄文稿》第14-18行

到第十四行的“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时，对奸臣的义愤，对乱贼的仇恨，对亲人的哀伤，百感交集，一齐迸发于胸间。这说明了颜真卿写此稿时的唯一原则就是一任感情的倾泻，而不复较其书体是真，是行，是草，因而达到了合情即合理的艺术境界，充满了对安禄山叛军的刻骨仇恨和对贤侄、亲人们的无限思念及深切哀悼。

“呜呼哀哉尚飨” 文末情感达到极致

后文转到对侄儿的抚念与哀悼，由行入草，并有多处改写，颜真卿仿佛进入情感的旋涡之中，笔势连绵，有如老泪滂沱，不能自已。尤其是祭文最后的“呜呼哀哉，尚飨”，颜真卿的悲愤痛心之情达到了极点，情感终于挣脱了法度的束缚，笔下几乎“书不成字”了，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我们不一定能理解颜真卿在那个时代的感情，但亲情这种东西，穿越千年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你也曾体会过类似的痛楚，假如能穿越千年，就能读懂颜真卿。情到浓处方为真。

《兰亭序》 冯承素的摹本

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醉”境界

文人与酒，鱼水难分，古来如此，而那些艺术家的形象，在酒后却更加真实，他们的人格，也在酣醉中愈发高大。郭沫若曾言：当李白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而李白清醒的时候，则是他糊涂的时候。

其实，何止李太白?

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书写心境则与《寒食帖》、《祭侄文稿》相反，则是在醉境下完成的。

《兰亭序》是“书圣”王羲之的代表作品。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指的就是东晋的两大贵族王导和谢安。

兰亭雅集图

33岁时，王羲之在一次文人雅集中写出了《兰亭序》。当时是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来到绍兴兰亭，这一天按照习俗人们都到水边嬉游，感受春意，有洗去秽气的寓意。

等洗干净了，还可以坐在小溪边玩个游戏。把酒杯放到水里，让它自由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得喝酒，美其名曰曲水流觞(音商)，觞就是酒杯的意思。文人雅士玩得更高级些，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得作诗，憋不出来就得喝酒。

文徵明《兰亭序图》局部

随着酒杯一次又一次的从上面往下漂，被罚酒的人越来越多，诗作也是越来越多，当有三十几篇诗作出现的时候，有人提议要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准备出一篇诗集。

出诗集当然就要写一篇序文，谁来写?大家想来想去就说王内史还是您老来吧。王羲之见推辞不掉，就借着酒兴，带着几分醉意一挥而就，草拟了一篇序文，就是《兰亭序》。

当时王羲之写完之后，又重写几篇，都达不到这种境界，于是他感叹说，当时一定有神仙在帮助我，否则我是写不出来的啊!从这方面来看，《兰亭序》的诞生是偶然的。

《兰亭序》 局部

从小，我们就常常被教育“字如其人”，于是我们就临摹各种字帖，学着写各类名家的字，希望能够写出端正的字体。其实，艺术难的不是技巧，而是心境上的不再卖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写字人的心境，那么临摹出来的字再像也只是技巧上的提升。

王羲之的“醉”，颜真卿的“情”，苏轼的“达”，三种心境，三种人生。三大行书虽说都是即兴之作，却最真实的传达出了真实的自己。

一件作品，只有能真实传达出自己心境的时候，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感觉到它的美，做人亦如此。做真实的自己，不要为了取悦别人或试图成为某个人。做你最原始的自己，比做任何人的复制品都来得好。

《白羽扇赋卷》，绫本，轴，纵：136.5厘米，横：60.2公分，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董其昌这件作品写于七十八岁高龄，仍然不失一贯的秀逸畅快的节奏，令人觉得余韵无穷。

附，董其昌介绍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七，华亭人(今上海松江)人。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l 5 8 9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

落款注意事项

1、落款是指书法作品中除正文内容以外的书写内容。落款包括：正文内容的出处、赠送对象、创作缘由、创作时间、作者姓名、字号等。

2. 落款的字不要超过正文主题的字。应比正文的字小且协调。

3. 印章不能比落款的字大。大幅大印章，小幅小印章。

4. 如果正文的最后一行只有2-3个字，落款直接在下面写，请不要转行另起一行写。

5. 题款不能题在整个正文的上面。

6. 盖印章要慎重，不要盖得又多又杂，喧宾夺主。

7. 接正文落款的两排小字左边不要超过正文的宽度。

8. 落款中的年、月，公历农历不能混写。题款时如落书写地点，用雅称而不用俗称。

9. 横幅或斗方正文在上的，其下面的落款宽度不要超过上面正文的宽度。

10. 已经落款盖印，款后不可再署上款赠人，再署就失敬

11. 上款有人名的，上款上端不可盖闲章，压在人名头上。一来失礼，二来破坏画面。

12、书法四联首幅，右上可盖小印章。其余不可盖，如统统盖上，行气就破坏了。

13、如果书写对联，须将上款写在上联，下款落在下联;如果是龙门对，上款在右边，下款在左边。

14、落款的字体，一般是隶不用篆，楷不用隶，行草不用楷书。落款。一般是“文古款今”“文正款活”。正文是甲骨文、金文、大小篆，落款就用篆书、章草、楷、行书;正文若是隶书、楷书、魏碑，落款可用楷书或行书;在实际运用最多的落款字体还是行书，既易识别，又显活泼。

15、对于横幅作品，一般只落下款而不落上款。

隶书以汉碑为极，每碑出一奇，无有同者。《乙瑛碑》持独有的有宗庙之美，它与其它碑相比，又有不可替代之奇。它既不想《石门颂》豪肆，也不像《曹全碑》秀润。没有《张迁碑》的方整，也不像《礼器碑》那样典重。

其用笔沉著厚重，结字端庄雍容，体现了传统文化追求的一个向度，深具宗庙之美。正如清代方朔《枕经金石跋》里所言：“(乙瑛)在三碑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篛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

乙瑛碑是八分隶书完全规范化的极致，具备了汉隶的全副表现手法。其用笔不像《张迁碑》那样多方笔，也不像《曹全碑》那样多圆笔，而是多切锋方笔入纸，顿笔圆转出锋，刚柔相济。平画表现最为明显。作为汉隶最重要表现特征的波碟画显明突出。其结字，笔画排列匀整，近小篆之排叠布白，没有大的松紧变化，字内空间较平均，笔画向四周均匀排布，不像《史晨碑》和《曹全碑》那样刻意突出长大的主笔画。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6月，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因为此碑工整匀适，结构严密，用笔极有法度，粗细对比明显，跟《礼器碑》一样，非常适合初学者入隶，用《乙瑛碑》入隶，既可以通雄肆，又可以通秀逸。

就《乙瑛碑》的艺术特点来说，它的用笔非常丰厚，藏锋起笔，铺毫行笔，提按明显，回锋收笔。用笔方圆兼备，波磔分明，骨肉匀适，不板不滞。结构端庄大方，字正凝重，中宫紧收，点画结构严谨，穿插避让也很得当，字形体态生动，颇多妙趣。长的笔画一般会呈现弧形，使其表现出飞动遒劲及潇洒、飘逸的韵味。

章法上的表现来看，字距大于行距，其谋篇布白略呈横势。书写工整秀劲，端庄朴茂，也充分体现了创作者高超的艺术水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临写《乙瑛碑》要注意不要过于工整，以免把字写的拘谨和庸俗，尤其是蚕头雁尾，如果用笔上稍微油滑，便装饰性就太强，所以要注意行笔的节奏，加大笔毫与纸的接触，逆锋涩进，形成高古浑厚的艺术特征。所谓的“金石器”就是一个碑的高古风格，而不是用毛笔去模拟它残碑的侵蚀剥落之痕迹。

章士钊先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少年在长沙东乡读书，因庭前有桐树数棵，故别号青桐子，后易为秋桐、孤桐。

章士钊虽是清代秀才，但他思想激进，文笔清新。早年在上海任《苏报》主笔，写起政论文章来痛快淋漓，“二十文章惊海内”，并因此结识了蔡元培、章太炎、黄兴、张继、邹容等一时名流，他因和章太炎、张继、邹容四人意气相投，均极力鼓吹革命，故还结拜为异姓兄弟。后《苏报》遭清政府查封，章士钊曾又先后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或主持过《国民日报》、《民主报》、《甲寅》周刊等，均名噪一时。

尽管章士钊算是一个旧派人物，他反对新文学运动，但他的文章却受到新旧人物的一致赞赏。作为舆论家，章士钊曾被胡适看作是1905～1915年政论文章发达时期的代表作家，评价极高。就连新派诗人徐志摩也说：“对于现代言论界里有孤桐这样一位人物的事实，我到如今为止，认为不仅有趣味，而且是值得欢迎的。……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

五四运动后，新旧文化两大阵营依然是针锋相对，辩论不休。章士钊利用自己创办的《甲寅》周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反对白话文，尽管引得骂声一片，但章依然我行我素。章士钊当时在《甲寅》周刊的“征文广告”就有“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而钱玄同等人在他们创办的《国语周刊》上则写“欢迎投稿，不取文言”，双方各不买帐。

然而，多年之后，新旧两大阵营里的领军人物胡适和章士钊曾相遇一起，相逢一笑，并合影一帧留念。颇有意味的是，“守旧派”的章士钊在照片上却题了一首白话诗：“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我写白话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而“改革派”的胡适则于一旁反而题了一首旧体诗：“但开风气不为先，定庵此语是吾师;同是曾开风气人，愿相敬爱毋相鄙。”这实在是过去文人的雅量与幽默的体现。

铺垫过多，现再回过来说说章士钊的书法。

章士钊是旧派人物的中坚，又曾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文名大，书名也大。其擅长楷书、隶书和行草，并精于诗词，所以求书者以及老友之间的笔墨酬唱颇多。他的一支如椽之笔，写起文章来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锋犀利而著称;而他的书法也同样以法度严谨、风格典雅、用笔洒脱而闻名。他的隶书，取法汉碑，于《史晨碑》用力最勤。所以其书法线条圆润，超逸多姿;而其楷书与行草，主要得力于褚遂良、二王以及黄山谷诸家，笔致清灵变化，墨韵饱满儒雅，有着非常浓郁的晋唐气息。如图一副楷书对联：“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 写的中规中距，气质内敛而不露锋芒，冲和醇雅又颇多古意。

章士钊先生为人正直、豪爽而有侠义之风，他的书法给人也有一种清健的不俗之气。章交游甚广，王侯将相、学人武将，他都有极好的朋友。当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又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还有一事不应忽视：在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但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此人情毛泽东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也没忘记，因此，建国后章、毛的交情非同一般，即使在一片“无限忠于”的狂热之下，也只有章士钊等少数几人能在毛泽东面前说说真话或是表示些“不同意见”。

有段故事颇可说明这一问题。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先生在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在当时的书坛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轩然风波。南京的高二适虽写下《<兰亭>的真伪驳议》的反驳文章，但鉴于郭沫若在当时学术界的崇高地位，高的批驳文章令各大报刊都不敢刊用。于是高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也只有章士钊敢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毛泽东，并希望此文能够发表。

毛泽东对章的意见向来重视，不但亲自作了批示，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并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于是，一场轰动全国的关于“兰亭真伪”的学术辩论也就开始了。要说起来，倒是和章士钊先生暗中助力有关，这自然也显示了他在书法学术上的独到眼光和敏锐判断力。

启功先生八十年代书法润笔收据

启功先生八十年代开始给人写字，适当收费。下面一组照片就是当年的收据。启老当年工资大概是80元，而启功每幅字，也就是一个月工资的价。现在看来相当便宜了。那些字儿，拿到现在，都是几十万、百多万一幅了.这就是史世奇先生当年花三千元买的近日在北京展出的四十多幅启功书法收据。现在的价值至少2000万以上了。

“平安夜”赏《平安帖》

王羲之《平安》帖

释文：此粗平安修载来十余 日诸人近集存想明日 当复悉来无由同 增慨

行书《平安帖》为东晋王羲之书写尺牍作品。今存墨迹本为唐代双钩摹搨，硬黄纸本。纵24.7厘米，4行27字。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绢本墨迹草书《平安帖》，为宋临摹本。纵24.5厘米，横13.8厘米，共4行，41字。

局部▲

王羲之《平安》帖 · 墨拓本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

王羲之《何如》、《奉橘》帖

释文：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 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无 赖寻复白羲之白 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 不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