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艺术，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去探索，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感受。不像科学研究，有一个标准答案。艺术没有标准答案。

2、书法很特殊，它是在汉字这个载体上出现的，是字的点画、结构、章法上开出的一朵花，很奇特，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3、汉字的书写衍生出的这样的一门艺术，只有在这个文化里面泡大的人，才能够从内心里感触到它的微妙、神奇，那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认为，有这种特别的味道它才了不起。

4、好多人认为汉字书写艺术就是书法，这个定义太宽泛。说书法艺术是一种视觉艺术，也不准确。书法是通过眼睛看的，但看见了什么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说书法是视觉艺术，就像说相声是听觉艺术一样，不妥。视觉艺术是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的，书法应从书法作者这个角度找到他的本质。

5、书法是什么?书法就是书法家说话，用书法的形式、技巧、语言来说话，表达某种思想、志趣、情感。

6、一件作品一定是融入了作者的生命，才是好作品，才是成功的。二王、苏黄米蔡不是卖弄技巧，而是每一笔都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

7、书法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乎书法里有意思的那点意思。

8、书法史就是书法家的心灵史，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内容。

9、书法不是东西，是个事，作者的心事。

10、书法从远古到汉末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经历了汉字初创到书法五体形成;东汉以后至今是第二个阶段。东汉以后再没有新的字体出现，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演变的历史。书法艺术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完全是立足于一种艺术形式，实用性逐渐减少，变成一种欣赏艺术。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见字不见人，而第二个阶段是见字如见人。前者是自发的，原生态的一种发展态势;后者是文人的自觉的一种艺术形式，性质变了。

11、汉代以前的碑刻，如甲骨文、钟鼎文等，精彩的很多，但我们一般不去考究它是出自哪位书法家之手，给我们的感觉是书法家和他的作品是可以分开的。

12、东汉以后人和作品不再分离，书法是文人性情的艺术，从散怀抱到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到书者如也，如其人。

13、篆书、隶书和人的情感、怀抱联系得不紧密，两汉以后，它们被冷落了。从东汉到两晋是个分水岭，东汉后书法才上了一个台阶，才成了标准的文人艺术。二王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塑造了文人艺术的第一个高峰!王羲之说：适我无非新。这就是一个人的心灵世界走到了作品的前面来。

14、以二王为代表的行草书，是最性情的书体，它是飞动的，不稳定的，这些都跟人的内心情感是一样的。

15、书，乃吾自书。书道之妙，神彩为上，形质次之。技术上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书法是什么?达其性情，行其哀乐。书法艺术和诗歌、音乐是一样的。懂得人才会懂。书法有境界，是因为有作者的怀抱!

16、晚明的书家将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

17、书法艺术美术化，强调构成、形式感，是展览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18、中国的诗书画印是文人艺术，中国的文化是诗意的，诗意来自文心，文心诗意，做一个有文心的人。

齐白石一生作画无数，到底哪一张是绝笔或被认定为最后的作品呢?过去坊间一直认同白石之子齐良迟先生的说法，《风中牡丹》被认为是白石绝笔。郎绍君先生主编《齐白石全集》，我曾告诉她，张仃和李可染都藏有齐白石精品，且绝笔之作藏在张仃家里。这张《葫芦》之所以被认定为白石绝笔，并不仅仅是落款“九十八岁”，比《风中牡丹》多了一岁，而是在白石老人去世后，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举办的白石遗作展上，经主办方及李可染、张仃、黄苗子、郁风、张光宇、张正宇等白石老人生前友好和学生的证明、认定，确定为白石老人生前最后的作品，在几百幅作品中，依时间先后排在整个展览作品的最后一个位置，而那张《风中牡丹》，排在倒数第二位。这有当年的展览目录为证。这张绝笔《葫芦》一直秘藏于张宅，从未发表，但它却是京城美术界一个少数精英圈子里的赫赫明星。

《葫芦》 立轴 设色纸本68×33.3cm

钤印：白石 题识：九十八岁白石

张仃先生对我说，当年隔一段时间，李可染、邹佩珠夫妇、黄苗子、郁风夫妇、光宇、正宇昆仲及少数张仃密友，就要相约结伴来到张宅。张仃知道他们所为何来，总是沏上清茶后，恭恭敬敬从画室取出这张《葫芦》挂于墙上，于是大伙儿就开始唉声叹气，啧啧连声，继而又大呼击案的，也有拍腿拍到别人腿上的，如此这般，如醉酒似的痴狂一阵，于是散去。过些日子，再如此这般来一遍。邹佩珠先生回忆说，隔日子长了没看这幅画，就像得了病似的，看完这幅画就像过足了鸦片瘾似的，精神头也足，人也兴高采烈了。我问这幅画妙在哪里?她说她也曾问过李可染同样的问题。李可染就回答两个字：“绝了”。又问为什么绝了?可染回答说：“老人家画到这个岁数，胡涂了，连字都不会写了。当时写这个“九”个，就问可染：“这个九字是往这边拐还是往那边拐啊?”等到写“岁”字，怎么也记不起来，就写成了现在这个错字。人胡涂了，只能画自己最熟悉的对象，当然也就是最简单的对象，那只能是葫芦，而不可能是别的如牡丹之类。即使是画了一辈子的东西，信手画来，还是因为神志恍惚而出错。点了黄颜色画葫芦，这没错，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一上一下，但用淡墨画叶子时恍惚了，画成了葫芦的样子，而且居然从大葫芦留白的地方冒出两笔淡墨，好像这葫芦穿了个洞。等到用浓墨画藤时，又恍惚了，画着画着就勾成葫芦的样子了。但这都不要紧，老人完全是在胡涂状态下用本能在作画。这幅画最绝的是藤蔓，用笔用墨已经是天籁，是神在走，而不是手在走，笔墨中包孕的精气神完全超越了白石老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是一种修养在完全自由自然自在自为的状态下释放，一个中国画家只有到了这个境界才谈得上是“天爵”，与此相比，包括白石老人以前的作品，所有人的画都只能算是“人爵”。上世纪90年代初，张仃先生首次给我看这张《葫芦》，并说了当年与诸好友同观的逸事。后来我又求证过邹佩珠先生，并据此写了一篇短文《糊里胡涂画葫芦》，给张老看过后，他说不足与外人道。于是我就把文章收起来了。在此算是旧事重提，也是了却一桩说大不大，说严重不严重的美术史公案。

此帖也称《季鹰帖》，是欧阳询为张翰写的小传，属于行楷，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共十行，每行九至十一字。字体修长严谨，笔力刚劲挺拨，风格平正中见险峻之势，是欧书中的精品。《张翰帖》原属《史事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存世四件墨迹之一，十分珍贵。此帖的书法特点是字体修长，笔力刚劲挺拔，风格险峻，精神外露。对开有瘦金书题跋一则，是宋徽宗赵佶在赏鉴之余写下的心得。他评此帖：“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并指出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庭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这段评语对我们欣赏《张翰帖》以及其他欧体书都是极为重要的。

本幅与题跋钤宋高宗赵构和清代收藏家安岐的印记。可知此帖曾藏南宋绍兴内府，清代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帖的左边原有弘历题词，被刮去。

题欧阳询张翰帖后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帖为唐人钩填本，笔墨厚重，锋棱稍差。 明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等书有著录。

“张翰字季鹰，吴郡人。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之为江东步兵。後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纭，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後。荣执其(疑缺“手”字)怆然，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方框内字残，现据《晋书》补)此段文字见于《晋书·文苑》及《世说新语》等书中，但均属节录。

张翰是西晋吴郡(今苏州)人，富于才情，为人舒放不羁，旷达纵酒，当时人将他喻为三国魏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嵇(阮嵇曾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称他“江东步兵”。他追随贺循至洛阳做了齐王的官，但他并不快乐，时常思念江南故乡，于是萌生隐退山林、远离乱世之念，后终弃官回乡。

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世人尽学兰亭面，

欲换凡骨无金丹。

谁知洛阳杨风子，

下笔便到乌丝栏。

上面这首宋代黄庭坚写的绝句，提到的“杨风子”是我国五代时期一位最著名的书法家。五代短祚，承唐启宋，似乎只有杨凝式一人谱写了这一段书法史。

杨凝式的书法在唐时受欧阳询、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人影响较大，后上溯魏晋，于二王处得其风神，形成自己多变的风格，自由抒写性灵，开创有宋一代尚意书风。传世的作品只有四件：

杨凝式《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纸本，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947)七月书。

书风与颜真卿行书极相近，笔力沉练，苍劲古朴;用墨枯润相间，老笔纷披。清刘熙载《书概》云：“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 然学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行书，为杨凝式为唐人绘画所题的一段跋，用笔、结体极类颜真卿的《争座位帖》、《祭侄稿》，浑厚凝重。

杨凝式《夏热帖》纸本，手卷，纵23.8cm，横33cm。草书8行，共32字。

《夏热帖》是杨凝式写的一封信札。内容大致是，因天气炎热，送给僧人消夏饮料“酥密水”表示问候。元赵孟頫，明项元汴，清曹溶、纳兰成德、清内府等鉴藏印。另有数方古印不辨。此帖是杨凝式唯一的传世草书作品，书法兼取唐颜真卿、柳公权笔法，体势雄奇险崛，运笔爽利挺拔，与他的楷书、行书作品相比较，艺术风格迥殊，表现出了书家的丰富艺术变化，为杨凝式书法代表作品作之一。似取法于颜真卿的《刘中使帖》和柳公权的《蒙诏帖》，遒劲挺拔而又沉着痛快。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卷，纸本，手卷，纵27cm，横21.2cm。草书8行，共85字。

《神仙起居法》是记叙古代医学上的一种按摩法。只有八行，全篇初看粗头烂服，若不经意，其实用笔时缓时疾，一气呵成，显示出其控制节奏韵律的高超技艺。时而草书之中夹杂一些行书，后人称为“雨夹雪”，此法始于颜真卿稿书，到杨凝式一融会贯通，使人望之已无迹可寻，几入化境。

书法由唐到宋，杨凝式是一转折人物，苏轼评曰：“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此幅小行草书是杨凝式七十六岁时的作品，似随意点画，不假思索，用墨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书字的结势于攲侧险劲中求平正，且行间字距颇疏，在继承唐代书法的基础上，以险中求正的特点创立新风格，尽得天真烂漫之趣。此书是杨凝式行草书传世作品的代表作，对宋代书法影响较大。

宋人对杨凝式顶礼膜拜。苏东坡在《东坡志林》中称“杨公凝式笔迹雄强往往与颜行相上下”。黄庭坚作诗推崇他，还说：“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吴道子)画为洛中二绝。”连挑剔的米芾也赞其“天真纵逸”、“如横风斜雨”等等。然而杨凝式的影响绝非仅仅限于宋代，六百年后的明朝，一代书法领袖董其昌对他更是异常重视，董其昌的书风也明显受到杨凝式作品(尤其是《韭花帖》)的感染，董在《画禅室随笔》中数番提到杨凝式。历来赞誉甚多。据传杨凝式不喜作尺牍，因此流传到今天的这几件纸本墨迹，显得异常珍贵。

《宣和书谱》等典籍称杨凝式喜题壁，居洛阳十几年，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如无杨凝式墨迹的寺院，往往会先粉饰其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杨风子“若入院，见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距顾视，似若发狂，行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意之色。”(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壁书随兴而作，无拘无束，所以无法刻石而保存下来，尽管如此，像黄庭坚这样的人物仍然到洛阳“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可见杨凝式给宋人影响之深。

苏轼《论书》云：“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朱长文《续书断》云：“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郑杓《衍极》云：“或问蔡京、卞之书。曰：其悍诞奸傀见于颜眉，吾知千载之下，使人掩鼻过之也。”刘有定注云：“蔡京、卞”皆宋之奸臣，书字如其为人。”

钱泳能发现人品与书品感应论的矛盾，他说：“张丑云，‘子昂书法温润闲雅……殊乏大节不夺之气’，非正论也。褚中令书，昔人比之美女婵娟，不胜罗绮，而其忠言谠论，直为有唐一代名臣，岂在区区笔墨间以定其人品乎!”褚、赵同样是妍媚的书风，而政治品质却完全两样，所以钱泳认为区区书法作品不足以定其人品。吴德旋说：“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初月楼随笔》)他不仅认为人品与书品不能相互感应，而且认为即使“人品颓丧”，只要书品高，仍然不可废，也根本用不着顾虑赏书者的人格被污染。这与郑杓“掩鼻过之”的态度相比，就客观多了。

傅山最执于“人品高书品自高”，因而痛诋赵孟頫、董其昌之书。他“一生重气节，以圣贤自许”(郭铉语)，人格为世所敬重。然而，以这样的人品去学书，我们从他自己所说的学书实践来看，却不能实现“人品高书品自高”。傅山刚刚在《作字示儿孙》诗中说了“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礼，笔墨不可补”的话，却立刻又在自注此诗中说了这样的话：“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法书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也。”圣人的品格难到，晋、唐之书的品格难学──两者都难，这是对的，但并不能说明“人奇字自古”。学人不足称的赵、董之书，“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如果“书为心画”是真理，岂不是证明傅山之心最容易与赵、董同流合污?学“正人君子”的晋、唐法书却“不能略肖”，如果“书如其人”没问题，岂不是又证明傅山并非“正人君子”?其实并不是傅山人品有问题，而是人书感应论不符合科学道理。学晋、唐之书难于学赵、董之书，并不是因为在人格方面晋、唐作者高于赵、董，也不是因为学书者人格有所不及，而是由于在书法品格上晋、唐之书高于赵、董，因而难度有不同，学习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观颜真卿之书“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也”，观蔡京、卞之书，则“使人掩鼻过之”、“宋之奸臣，书字如其为人”，这是观者事先了解作者的生平为人之后才对他们的书法作品产生这样的联想。观者要这样联想也是必然的，但不能信以为真。譬如：在一尊表情木然的塑像前面放着苹果，观者就会联想到塑像正想吃苹果;在塑像前面放着一张女人照片，观者就会联想到塑像正在思念他的爱人;在塑像前面放着一张军事地图，观者就会联想到塑像正在考虑作战计划。其实，塑像本身与苹果、女人照片、军事地图之间并无任何联系，他什么也没有想──是观者自己在联想。见到书法作品就联想到作者，想起作者就联想其为人，于是，观者就将自己对作者的好恶强加于书法作品之上，于是就产生了或敬仰、或“掩鼻”的联想效果。

如果书迹的书面语言内容有变化，观者就其书法形象而产生的联想也随之变化。若颜真卿议论朝纲之书，那么，“刚毅雄特”的颜体在观者心目中就“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有“临大节不夺”之气;若是颜真卿给子女的一封书信，那么，同样“刚毅雄特”的颜体在观者心目中就不是“正式立朝”，而是在自己家里正对子女作严格要求。此时的“刚毅雄特”在观者心目中就不是在帝王面前的“忠臣义士”，而是在子女面前的严父了。

如果作者的经历起变化，观赏效果也随之变化。某作者因贪污罪而入狱，于是：其书若柔，观者就说他软骨头，所以屈服于金钱;其书若刚，观者就说他狗胆包天，所以敢于伸出这双黑手。不久听说这是冤假错案，作者已平反出狱，于是：其书若柔，观者就说他是个本份人;其书若刚，观者就说他自有正气凛然。所以，以人论书，最好是等作者盖棺定论，以免自打嘴吧。然而，盖棺而不能定论的情况又不少，若是历史学家为作者翻了案，这种人书感应论又不灵了。况且人品的某些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标准：就政治品质来说，阻挡改朝换代的忠臣，对于比前朝贤明的帝王来说却是顽固不化;就道德品质来说，从前贞节牌坊比比皆是，现在却无处寻觅了。由于人品标准在变化，因此人书感应论也随之不灵了。

书法形象正如人的容貌仪表：一表堂堂，看起来是正面形象，然而却是流氓、扒手，劳改好几次了;貌不惊人，甚至很有些象舞台上的反面角色，然而却是当过好几届人民代表。将书法艺术形象的品格等同于作者真实的人格是要出问题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人，仅仅因为他们不善书，就根据“书如其人”的原理来怀疑他们的人品，惹得他们发怒了，他们是要找书论家算账的!书圣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他的人品固然也高，但是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品。

我们随便找个人，说一个普通画家的名字给他听，十有八九不知道，但齐白石不同，他的名字在今天几乎家喻户晓。那么，解读一下齐白石，对于认识中国画，乃至认识我们这个民族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齐白石生于清末，成名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大众偶像：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中国画院荣誉院长、文化部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等等，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艺术家获得过这么多称号。1957年他去世后，这股热潮非但没有减退，反而越演越烈。我这个年龄的人还记得：信封上、笔记本上，茶杯上…都印有齐白石的画，那么冷静地想想，齐白石的艺术成就究竟有多大?通常听到的是，虾画得好，这种说法显然太民间，齐白石当然不至于这么简单。

为了能让我们更加深入的认知齐白石的画，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国的传统绘画千余年来一直是被一些业余画家统治着，业余画种占了主导地位，即所谓的“文人画”。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他可能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专业画家，于是又推出了唐朝的大文人王维，就是写“红豆生南国”、“西出阳关无故人”等名句的大诗人。其实，王维是一个很好的专业画家，在当时，他的画名比诗名还要大，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难看到他留下的传世真迹，很少的几张作品真伪问题还被学者们吵得一塌糊涂。其中一张《雪溪图》是大家公认的比较接近王维本来面目的作品，因为上面有宋徽宗的题字，我们看这张画会发现是有很复杂的技巧，不是苏东坡提出的草草逸笔的“文人画”。苏东坡说“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他是避开了王维复杂的绘画技巧，又说“作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苏东坡认为画的像与不像已经不重要了，这种思想给“文人画”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参与“文人画”的这批人话语权太强了，就使得中国的本体绘画在不断地萎缩，甚至被他们掐死。苏东坡凭借他当时的影响力，把“文人画”这个事情真正的提出来，而且还有人去配合他。他把王维作为鼻祖没有错，因为王维是唐朝数一数二的诗人，画名比诗名还大，那“文人画”就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宫廷画家里没有几个会作诗的，当然就嘴软了，他们中间更没有人能写出“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样的名句。

“文人画”的理论几乎主导了中国绘画一千多年，主要是宋元以后。这里举一个例子：伯乐年龄大了，准备和秦懋公告老还乡，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九方皋，说很会相马。秦懋公就召见了九方皋，让其相马。九方皋在三十里铺看到一匹千里马，是黑的公马，结果弄来的是一匹黄的母马，秦懋公大怒，说糊涂到连公马和母马都分不清了，伯乐却说：九方皋比我牛B啊!我的心里还有一部分念在皮相，而皮相在九方皋的眼里已经毫无意义了，他只看这匹马是不是千里马。当时的马队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相当于“装甲部队”，而这样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解释“文人画”，“文人画”的精神是放掉了皮相。由于参与中国画的这批业余人太多了，虽然没有专业的精神，但他们有另外的优势，比如说诗写得好，书法好，而书法在中国文化里一直具有特殊的意义。早在汉代，有个叫赵壹的，写过一篇文章《非草书》，当时有一批人疯狂地玩书法，讲求书法的飘逸、灵动等审美趣味，赵壹认为这个太耽误事了，不去好好地作学问而是比谁的字更好看，可见书法已经影响到一般文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1840年，西方的快舰利炮叩开中国大门，精英分子纷纷“觉醒”，他们首先觉得是慈禧太后不好，李鸿章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好。中国画也当然在内，否则为什么打不过敌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写的《万木草堂藏画》里大骂中国画误国之深，主要攻击中国画里的“四王”。“四王”肯定不是中国画里最精华的东西，比如下围棋，你想吃掉对手，肯定是选择对手最弱的地方出手，不能去攻击它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地方，那样会自找倒霉。康有为他们要打倒传统文化的时候，也是找中国画最弱的地方出手，而“四王”恰恰是个很好的靶子：第一，他们在中国传统绘画里的地位不高;第二，没有生机，空有躯壳。把“四王”打倒了，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就倒了。其实错了，中国绘画最优秀的一块恰恰不是“四王”，而这优秀的一块，人数也不会太多。

湖南有一个官员要应付官场，请齐白石去家里代笔，齐白石在他家第一次看到很多八大、石涛等人的作品，这些人都是明清以后“文人画”的大师。当时齐白石处在湖南湘潭这么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受的教育也是中国传统式的，所以他会以传统的观念对待“文人画”的精华。“四王”可能太高贵了，齐白石没有看到，再者可能也不太合他的胃口，还有他对生命的直接的感受。一个农民意味着什么?他们所知道的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不是看书得来的：冬天是冷得要死的、夏天可能热得要昏过去;大马在挣扎地生出一匹小马，小马血糊糊的，十分钟后站起来了，这叫生命。这和一个城里读书的孩子感受到的东西不一样。田地里看到的青草，池塘里看到的蝌蚪、青蛙，加上他见到的八大、石涛的画，两者在心里相结合，造就了齐白石。

齐白石的画是从“文人画”发展出来的，吴昌硕肯定是好心，他想把“文人画”画得更加俗一些，想让它从书斋里面解脱出来，和大众有点关系，但很可惜他从小生长在闹市，就生命力这一点敌不过齐白石。齐白石是在农村的泥巴里滚大的，中国的书法还很强调金石味道，他的一把凿子养活过一家人，我们看他刻的印章多少还有点“木工味”，自己又加进去不少东西，那种雕塑感、成熟的比例和他曾用凿子养活过一家人是分不开的。这虽然有点像个“高级的装修工”，但是对他手的训练是非常到位，这么重的“兵器”都用过了，他就能举轻若重了。

我一直在找齐白石的反对意见，但我发现很少，越是有文化的人、有成就的人就越佩服齐白石，反而一些名头小的画家在那里不停地挑刺，我想是他们看不懂。

曾经有人说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这点齐白石自己是承认的，认为自己的诗是有什么话就直说。还有一些人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天籁，天籁这两个字就是不读书的人拿来作幌子掩盖自己，是胡说八道，这个齐白石就不承认了。当我们看到小马生出来、麦苗长出来的景象，真的是一种天籁。这些读书是没有用的，是人对生命的一个直接的感受。一般的人不会像艺术家那样去细腻地表达，假如这中间出现一个艺术天赋非常高的人，那这个人就非常了不得，他就是齐白石!

张裕钊，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的清代书法家，研习魏碑多年，所书魏碑对后世影响巨大，太帅了!张裕钊楷书《节录韩愈新修滕王阁记》请您欣赏：

张裕钊楷书的突出特点是融铸众家之长为一体，既有篆隶的浑朴开张，又有魏碑的坚劲逸雄。论融铸，说起容易做到难。融铸得好，可兼众长于一身;若不得法，反倒崎怪丑陋，不伦不类。而决定融铸成功的关键就是书法家的艺术灵性。宋高宗说：“士人作字，往往篆隶各成一家，真草行自成一家者，以笔意本不同。每拘于点画，无放意自得之迹，故别为户。若通其变，则五者皆在笔端。了无阂塞。”张裕钊就是这样一位能五体通变、具有超人的艺术敏感力的书法大师。

廉卿楷书用笔的特点是方圆兼备，以圆为主。综观其笔法，无论勒努掠磔，皆为藏头护尾，浑圆劲健，其行笔过程是：轻笔入纸，继而重按，起笔处圆劲饱满;运笔舒提回锋涩进，使笔画中截富有质感和力度，收笔轻提回锋，其效果一似甘露莹玉，美不胜收。奇特的用笔，取法篆籀古风，一扫唐楷抛筋露骨的旺火气息，开创楷书涵润蕴藉的风雅新河，有时在折笔处参以方笔，使托肩外突，方圆互参，各得其宜：用圆，强其厚度，丰其血肉;用方，增其硬度，耀其神韵。

书家皆知，楷书发展到唐代，已至极顶，后人再想在此之上另创新体，别出新义，的确是“戛戛乎其难哉” !然而，张裕钊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在异彩纷呈的楷书领地里独树一帜，不得不令人惊羡。

惜乎张裕钊是一位封建正统文人，道光三十年考取国子监学政，曾师事曾国藩，为“曾门四弟子”之一。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在书艺上不可能有更宽的创新之步。虽说锐意出新，却仍然是在前人的圈子里徘徊，无非是篆隶笔法，魏晋结体，未能脱却古人窠臼，作为才华横溢的张裕钊，他完全能领会到书法的本质就是以有质感的线条流动构成超具像的富有美感的汉字艺术，从而超脱前人籓篱，走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创造出全新的书体。但是，在他身上，正统思想占据主要地位，连太平天国这样的正义之举，他也表示了不满(见《辞海》)，可见他是不会如此大胆地去超越前规，自闯新径的。总之，他创新的程度被他的出身和思想所限制。

尽管如此，张裕钊的楷书艺术仍不失为楷书领地里的佼佼者，在中国书法史上，他的楷书还是独树一格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仍然还是所有书家中的“这一个”。如果拿他与“学颜有成”的钱南园先生相比，其高下之分自是不待细说的了。

古人说：用笔千古不易，说明用笔说道儿多。用笔也就是笔法，通俗的说就是怎样用毛笔把每一个笔画写的准确、到位、漂亮，合乎法则。写好了不容易!用笔是个技术活儿，就像木匠、铁匠一样，除了要做到横平竖直，木匠的榫卯要尽量长一些;铁匠要短一些，这就是技术。三百六十行，每行有每行的独门技术，多数是可以言传的，但很多细微之处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有时有些细节怎么说也说不明白，这就需要悟性，要不怎么说同样学艺，有人三年出徒，有人学了一辈子还狗屁不是呢!这就是悟性不够的结果。书法也一样，悟性不够，往往进步就慢，悟性有时是需要有书内功夫和书外功夫多方面的综合修养来获得的，修养够了，就能很轻松地看到错综复杂万千笔画之间藏着的“小”来。不多说废话了，还是书归正传，谈一谈用笔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吧!

[1]忌专用中锋或专用侧锋;宜中锋侧锋并用，须特别留意的是，意在笔前，走笔方向明确，腕宜圆，笔宜方，八面出锋，细处用中锋，厚处用侧锋。

[2]忌由快速产生的平拖、干笔、粗细均等;宜行处皆留，留处皆行。

[3]忌按笔过重，提笔发飘;宜讲究提按：齐而不齐，直而不直，曲中含直，直中含曲。要“提着笔向下按”，按着笔时也轻提。

[4]忌用笔失控，送笔不及，力量不到;细笔要有韧性，粗笔还要结实，既有铁划银钩的粗笔，又有行云流水的细笔。

[5]忌单字中做“眼”，一字中不能多处主笔，互争则败;宜讲究穿插避让，以自然的书写感把笔控锋。

[6]忌书眼过多，随处是眼等于无眼;但也要考虑，中间一行是作品的重点。一幅作品中，要有几个突出、精彩、有个性的字，此亦名“书眼”，大小字变化相间，轻重字参差错落，才能“放逸生奇”。

[7]忌一字一蘸墨，笔均墨匀;重新起笔宜用浓墨，浓墨字的笔画特别要交代清楚。笔墨重的字不能面积相等，字的重轻要有过渡，无墨时也能看出字中有笔，最忌团状的模糊一片，使用涨墨犹须小心，不能一片狼籍，全无书卷气。

[8]忌笔速过快，也忌笔速过慢;快则失势，慢则僵板，宜墨干时速度略慢，湿时略快，粗时略慢，细时略快。

[9]忌呆板或油滑;行草要有楷意，间架稳固，楷书要用行法写，生动不滞。交笔时，起讫分明，每笔都要交代清楚，点画与牵丝严格分开，不使笔势有背自然。

面对后人写的“今欧”

欧阳询表示“呵呵”

欧 阳询的书法由于熔铸了汉隶和晋代楷书的特点，又参合了六朝碑书，所以说是广采各家之长。风格上的主要特点是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字形虽稍长，但分间布白， 整齐严谨，中宫紧密，主笔伸长，显得气势奔放，有疏有密，四面俱备，八面玲珑，气韵生动，恰到好处。点画配合，结构安排，则是平正中寓峭劲，字体大都向右 扩展，但重心仍然十分稳固，无欹斜倾侧之感，而得寓险于正之趣。

今人学欧阳询楷书，从战略上讲过于冒进、急于求成。从战术上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错误：

一、运笔不正。

如三点水的第一点，很多人都是斜锋入笔，写出的点不够圆润，写不出“点水”的味道。又如长撇的结尾，很多人都是“拖”出来的，到后面拉着一条细线，有点像苍蝇的幼虫。又如横折钩之折，因运笔不正，有些人写出“塌肩”之相。

二、过于求稳。

楷书从隶书脱胎而来，其最大的进步就是“站起来了”。为了追求欧体严谨工整的艺术特点，有的人把欧楷又给弄得“坐下去了”，写出来的字就像坐在地上，一堆肥肉，四平八稳，没有学到欧楷峻峭的特点。

三、缺乏生机。

欧楷于险中求稳，但能保持气韵生动。有的人为了求稳，求好看，把一笔一划写得太慢太准，导致字的整体失去生机。

四、神气不凝。

有的人学欧楷学了好一阵子，但用“扫、描”的方法运笔过多，不敢、也不能用逆锋起笔，写字时神气不凝，不能好写长竖。如“刑”字的利刀旁，欧阳询的竖钩是直的，能受千钧之力。但今人学出来的是弯的，不能受力，这是现在学欧楷最容易有的通病。

第五、没有力度。

有的人只看到欧楷结构紧凑、疏密得当的有点，偏重于用笔划的粗细变化来拼凑字体，忽略了楷书应有的筋骨与力度，整个字没有找到字体的重心与受力点，看起来像是用一堆散木搭建而成，笔划和空白摆放得很均匀，但整个字疲软无力。

六、写成了美术字。

欧楷因其整齐严谨，便于学习。有的人为了走近路，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成绩，按照美术字的方法临习欧楷，生搬硬套，照葫芦画瓢，写出的字千篇一律，好看的永远是那几个字，一些难写的字只能用异体字代替。时间一长，歧路难返，不仅耽误自己，还带坏书坛风气。

总的说来，欧楷看似易学，实则难精。欧阳询的《九成宫》是其晚年比较成熟的作品，字字珠玑，炉火纯青，收放自如不留痕迹，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 这一特点，在“分焉如响，赫赫明显”等字中表现的很明显。初学《九成宫》者，容易犯“小心翼翼，大气不出”的毛病，越要学其紧凑峻峭，越学越放不开，越学 越拘谨。学欧楷者如不能好好理解《九成宫》其中这方面的精妙之处，恐怕多数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