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从唐代郑虔以同时擅长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以后，这便成了书画家多才多艺的美称，甚至成为对一个书画家的要求条件。但这仅止是说明三项艺术具备在某一作者身上，并不说明三者的内在关系。

郑虔以山水画

古代又有人称赞唐代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后又成了对诗、画评价的常用考语。这比泛称三绝的说法，当然是进了一步。现在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探索一下诗书画的关系。

“诗”的涵义

最初不过是徒歌的谣谚或带乐的唱辞，在古代由于它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发展到政治、外交的领域中，起着许多作用。再后某些具有政治野心、统治欲望的”理论家”硬把古代某些歌辞解释成为含有”微言大义”的教条，那些记录下来的歌辞又上升为儒家的”经典”。这是诗在中国古代曾被扣上过的几层帽子。

客观一些，从哲学、美学的角度论的”诗”，又成了”美”的极高代称。一切山河大地、秋月春风、巍峨的建筑、优美的舞姿、悲欢离合的生活、壮烈牺牲的事迹等等，都可以被加上”诗一般的”这句美誉。若从这个角度来论，则书与画也可被包罗进去。现在收束回来，只谈文学范畴的”诗”。

诗与书的关系

从广义来说，一个美好的书法作品，也有资格被加上”诗一般的”四字桂冠，现在从狭义讨论，我便认为诗与书的关系远远比不上诗与画的关系深厚。再缩小一步，我曾认为书法不能脱离文辞而独立存在，即使只写一个字，那一个字也必有它的意义。例如写一个”喜”字或一个”福”字，都代表着人们的愿望。一个”佛”字，在佛教传入以后，译经者用它来对梵音，不过是一个声音的符号，而纸上写的”佛”字，贴在墙上，就有人向它膜拜。所拜并非写的笔法墨法，而是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曾认为书法是文辞以至诗文的”载体”。近来有人设想把书法从文辞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这应怎么办，我真是百思不得其法。

启功书法

但转念书法与文辞也不是随便抓来便可用的瓶瓶罐罐，可以任意盛任何东西。一个出土的瓷虎子，如果摆在案上插花，懂得古器物的人看来，究竟不雅。所以即使瓶瓶罐罐，也不是没有各自的用途。书法即使作为”载体”，也不是毫无条件的;文辞内容与书风，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唐代孙过庭《书谱》说：”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齐，《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欢。”王羲之的这些帖上是否果然分别表现着这些种情绪，其中有无孙氏的主观想象，今已无从在千翻百刻的死帖中得到印证，但字迹与书写时的情绪会有关系，则是合乎情理的。这是讲写者的情绪对写出的风格有所影响。

孙过庭《书谱》节选

还有所写的文辞与字迹风格也有适宜与否的问题。例如用颜真卿肥厚的笔法、圆满的结字来写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的无题诗，或用褚遂良柔媚的笔法、俊俏的结字来写”杀气冲霄，儿郎虎豹”之类的花脸戏词，也使人觉得不是滋味。

归结来说，诗与书，有些关系，但不如诗与画的关系那么密切，也不如那么复杂。

1990年前后，日本经济过热时购买的世界一流名画，20多年来有记录通过拍卖回到西方的，基本没有增值，而同期美国经济增长1倍以上，这无疑对我们当今的天价拍品未来有所昭示。当今艺术品市场正处于疯狂炒作后的回归，每到拍卖季就有人以龙头拍卖公司的一两件龙头拍品预测艺术品市场开始回暖，他们总是唯恐天下艺术品价格走低，为艺术品拍出天价而兴奋。

前几年几件4亿多的天价拍品，水落石出后纷纷暴露出虚假成交或成交后未实际完成交易。天价的示范与做发财梦的投资客联动，他们经常高价竞得拍品，并不提货，等待下一个拍卖季的行情，涨了提货换一家拍卖行继续拍卖，或掮给一位富商赚取差价，跌了就逃单。有一份统计，说成交千万以上的拍品，未付款的比例是：2011年51%、2012年56%、2013年56%。尽管如此，并不影响有实力的真正买家对一流艺术品的角逐。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有限的传世艺术品总是那么稀缺。我们完全相信一两个亿左右成交的精品确实是事实，并且这些巨额艺术品的产生与低端市场的走势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有钱人的消费，不是投资。

观众在香港佳士得2015年春拍预展上参观。(资料图片)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传世的一流艺术品代表人们对过去时代艺术成就的认定，有着永恒的价值，但价格取决于人们的购买意愿。随着未来经济发展常态化，人们的消费理念会趋向于理性，属于中国的艺术品，不会价格一直上涨捅破天，而是会围绕价值涨跌互现。越是离我们近的艺术家，身份越不肯定，他们尚有待于历史的进一步淘汰。在拍卖会上，20世纪100年的书画作品数量远远超过整个古代书画的数十倍，这类能够被一流拍卖公司看重的书画，其基本价值或许没有问题，但未来价格不会只涨不跌，它们的去向有待于未来人的认识对其消化和分流。

当代处于流通领域的艺术品，未来去向不外乎几种：一、走进各类艺术博物馆或地方史陈列馆，成为典藏。需要指出的是当今一哄而起的民营美术馆或艺术馆，多数属于经营实体，它们只是画廊的另一种称呼;若是非经营性的，有些可能会进入政府运营序列，有些则继续维持惨淡经营;作为企业附属的，则随母体企业一荣俱荣、一衰俱衰，藏品最终仍要流向市场接受检验。二、成为有钱人的财富秘藏，这类真正具有财富价值的艺术品，往往是高颜值的或举世公认的顶尖艺术家的作品。三、作为学术研究者的资料或特殊爱好者的收藏，此类一般限于地域性、或有特殊背景流传不广的书画家。四、极少作为观赏性的实际消费，则存在于极富有和极不富有两种人群，所消费的品种也是两个极端。

普通大众手中的书画作品数量超过上拍的数百倍，未来将去何处?试想，现在能够上拍的艺术品还要进一步被淘汰，不能上拍的低端书画会在未来跻身于拍卖吗?《2015全球艺术品市场报告》有个数据：不到1%的艺术家作品，贡献了全球近一半的销售额。我估计，民间的许多艺术品仍不在另一半的销售额里。我们不妨到西方发达国家去考察一下古玩店，所售的东西方艺术品都比我们本土低很多，尽管近年来我国的淘宝大军涌向海外，已经把价格买上去了。仍以日本古玩店的低端书画为例，近来不断有淘客将这些古旧日本画运回中国充当线上交易品种，在日本收购价大概就几十元人民币，到国内却能卖七八百，一两千。我看不是我们比日本人更有钱，而是这些旧画比当今国内流行的新画确实有些性价优势，但我并不认为一点点性价比优势就代表其有价值。我在这些画里还发现有些为中国人所画，这种画有海派的影子和日本画的单薄，估计是晚清民国漂洋过海到日本走穴的画家作品。这也昭示了我们当前大量低端书画作品的未来归宿，我认为大众藏品只能是未来古玩市场的货源，进不了古玩店的则会沦落到旧货堆里，等待有收求旧物癖好的人去挑选。

我劝所有购买艺术品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对一件物品的喜欢，而做收藏增值的发财梦，即使增值是可能的，未来不确定的增值部分一定已经被向你推销增值概念的人预支了。如果确信艺术品未来能够普遍增值，那么未来出生的艺术家去干什么呢?增值后的艺术品终极去处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每个时代的艺术品只能着眼当下的消费使用，在流传中进入下个时代并接受筛选，只有极少数能成为传世经典。

艺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的困惑，甚至会把我们推向更深的困惑。但是艺术至少能够解决艺术家的饭碗问题。

尽管有无数里希特那样的艺术家一再声明市场是愚蠢的，有无数倪瓒那样的艺术家根本不把饭碗放在眼中，但是艺术家的饭碗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就像艺术家的生活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所有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再到作为主人请客吃饭。商人与画家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等级差别。如果说明代之前，画家的饭碗由皇室贵族决定，明代中期开始，巨贾豪富就成为画家饭碗的掌控者。民间资本开始掌控画家的饭碗，商贾的品味开始影响艺术史。

1，唐代：温与饱的边缘

唐代，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许多当代人在现实中碰壁、在爱与痛的边缘苦苦挣扎的时候，往往喜欢“梦回唐朝”，但事实上，唐朝人大多在温与饱的边缘苦苦挣扎。

唐代所谓的繁荣强盛，只是相对于前朝或当时其他国家而言。一千多年前的唐代百姓，大多数在温饱线上浮浮沉沉。

一个唐代民间画工的工钱与泥瓦匠、木匠一样，每日十五文。如果画匠家中有老父母、妻儿，一家五口，按照开元年间的米价，五口之家每日买米就需十三文钱的开销。除了买米之后，只剩两文钱，还要买菜、衣裳、租、税······吃肉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如果碰到当天没有开工，那就连这十五文的收入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唐代“开元盛世”的一个民间画家的真实生活。

唐朝不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它极其讲究等级制度。同样是艺术创造者，民间画家与宫廷画家的差距非常大，能否吃上皇家饭，决定了一个艺术家是天上云，还是脚底泥。相比起民间画家的稀粥白饭，吴道子等有官衔的宫廷画家时常有皇帝的“赐宴”，官员间的“公宴”，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有着吃不完的宴席和领不完的红包。

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唐代的宫廷画家捧着金饭碗，他们绝不是只会溜须拍马的饭桶;虽然唐代的民间画家工钱低贱、衣食堪忧，但是他们也没有绘画上敷衍了事。

唐代涌现大批著名的画家，见于史册者就达200余人。捧着金饭碗的宫廷画家和捧着泥饭碗的民间画家，共同创作出瑰丽、宏大、明快、豪放的唐代绘画艺术，成就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高峰。

2，宋代：好饭碗，皇家造

制度改革，可以由上至下，也可以由下至上。但是流行与风尚，无论古今中外，从来都是由上至下。国家领导人全体换上西装，西装企业的春天马上来到;领导人全体脱掉领带，领带企业的销路马上遇坎坷。

宋代的几位皇帝喜欢绘画，是全天下画家的运气。酷爱艺术而著称的宋徽宗设立了画学(艺术学院)和翰林书画院(宫廷画院)，把绘画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使民间画家有机会捧上皇家饭碗。

宋代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辈出。考生进入“画学”之后，按分数分等级，等级不同，所供的饭菜也不一样。但是不管饭菜好不好，朝廷包吃包住，捧上皇家饭碗的画家的“恩格尔系数”降为零。

宋代并不是一个对画院画家有着优厚待遇的朝代。宋代等级最高的画家为“待诏”，年薪为：24贯。而当时百姓基本生活费为36贯/年。宰相基本年薪是6000贯，但另外还有数倍于年薪的各种收入。由此可见，如果没有额外的卖画等收入，宋代画家的年薪并不高。

今天的公共场所，能挂上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印刷品，算是难得的“有品位”。在宋代，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茶肆酒楼都挂有画院名家的真迹画。当然，如果你在《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里，没有看到牛家村的酒家里悬挂着画作，那是因为那间酒家的档次实在太低。

据《梦梁录》记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引观者流连。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前。”——所谓的“名人画”，就是宫廷画院的画家之作。

在皇家饭只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民间售画就是很好的副业。宋代生产力的提升，经济市场的活跃，让画家的稻粱谋成为Easy job. 对商家来说，花费少许，即可获得宫廷画家的作品，就能拥有接近皇家宗室、上层阶级的品味格调。对画家来说，打一份包吃包住的政府工，加上私下卖画，实在是一个好饭碗。

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老板一手递给你一只饭碗，另一只手就会递给你一本规章制度。画院制度提高了画家的社会地位，促进绘画的进步和繁荣，催生了更多画家的创作力，同时也对画家创作的意识形态起了约束和规范。

吃上皇家饭的画家形成了画院内外一种共同的文化归属感，也形成了共同的美学标准。没有进入画院的画家也逐渐被同化，个体画家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以适应画院风，这样才会被社会所容纳，才会被共同的审美认可。

宋代的皇家饭决定了院体画的主流地位，画家要想捧上好饭碗，就必须认同院体画的审美。

3，元代：男人，应该瘦一点

生物学告诉我们，一个男人征服另一个男人的时候，胜利者体内的雄性激素会急剧上升。在元代，征服者和统治者的雄性激素猛涨，但是同时代的绘画却阴柔无比，这是历史对艺术开的玩笑。

蒙古族的入侵，打破了画家的饭碗，也砸掉了无数文人的饭碗。元初，废除科举制度，万千学子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甚至比娼妓还低。为了一抒胸中不平与怨气，也为了打发时光，文人以画作来寄托思想成为风尚。文人画由此兴起。

著名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只有黄公望早年间做过芝麻官，其余三人都不热衷仕途。元代的许多文人画家大多选择隐居山林，不愿做二臣。他们都觉得男人应该瘦一点，侵略者的饭，不吃也罢。在饭碗与忠贞面前，大多数文人挑选了前者。画家没了饭碗，艺术史也由此改变。

元代统治者喜欢举办各种饭局，饭局是一种政治工具，掌权者用这个政治工具来唤起臣子的觉悟，把人群团结在共同的价值周围。元代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二臣：赵孟頫，就是统治者饭局的贵宾。

元代国宴的菜谱以羊马肉为主，保留着浓郁的游牧风情。真实的边疆容易打破，饮食的边疆却难以打破。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菜谱，在菜谱的差异之间，其实是文明的碰撞。菜谱和艺术都是民族性的象征。元代统治者也许根本没有打算融入中原文明，因此他们的饭局也保留着浓郁的游牧风情。

老子是一个对饭碗和饭局很有研究的人，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是，弯弓射大雕的元代统治者既不会治大国，也不会烹小鲜，他们砸碎了许多人的饭碗。很快，他们连自己的饭碗也打碎了。

大时代下个人的命运微不足道，元代画家的饭碗被打碎，三餐不继，人比黄花瘦。这是时代对人性最野蛮的蹂躏，这是历史对艺术最残忍的调戏。但是奇妙之处在于，元代九十年的黯淡岁月里，艺术之光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动人。这是文明的坚韧与艺术的伟大。

4，明代：吴门画派与江南style

如果说唐、宋是宫廷画家的黄金时代，那么明代就是江南style的天下。

元末画家的隐逸文化，与新朝代的恢弘气象格格不入。明朝初期，以朱元璋为首的皇家、贵族、宗室都出身于最贫困的下层社会，他们无法欣赏元代末期那种内敛、含蓄，带有个人哀愁的文人画风格，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和贵族都喜欢气势磅礴、猛气横发的绘画。在皇室和贵族的支持下，雄浑大气、浓墨渲染、强劲雄健、恣意狂放的浙派绘画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地位。

这时，画家的饭碗主要来自宫廷与贵族。浙派的两位领军人物戴进与吴伟，都是在得到宫廷的赏识或者成为贵族的门客之后，捧上好饭碗。

比起元代，明代统治者更注重绘画艺术，立朝之初就建立了画院。但是由于朱元璋猜忌与暴戾，赵原、盛著、周位等画家竟以画作“不称旨”被处死。更为荒诞的是，宫廷画家并没有专门的官衔，往往被授以“锦衣卫”的武职。锦衣卫的恶名与画家的身份风牛马不相及。

到了明代中期，代表着皇室贵族品味的浙派开始走下坡路，随着领军人物的逝去，浙派的画风逐渐流于粗鄙。

而沈周、文徵明为首的“江南style”逐渐兴起。整个文化圈的审美意趣在吴门画派的江南style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转变。浙派画家渐渐无法立足。

以文徵明为首的江南style的兴起，象征着江南文人品味的胜利。同时，画家饭碗的掌控者也由皇室贵族，转向了民间的富豪。

明代中期，国泰民安和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贵与富豪。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决定个人的威望与地位高下。尽管商贾腰缠万贯，依然被看成缺乏文化修养的暴发户。商人为了进入主流文化圈，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仿效文人举办各种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书画家密切往来。

商贾开始为文人画家们提供饭碗。不少画家在富豪的私家园林里吃上了长期包饭。商人的地位由卑微，到与艺术家平起平坐，再到作为主人请客吃饭。商人与画家之间产生了微妙的等级差别。

如果说明代之前，画家的饭碗由皇室贵族决定，明代中期开始，巨贾豪富就成为画家饭碗的掌控者。民间资本开始掌控画家的饭碗，商贾的品味开始影响艺术史。

5，清代：个体户的春天

清代历朝的画家繁花齐放，有史可稽的画家多达近六千人。事实上，清代有能耐的画家，无论宫廷内外，大多能捧上一个好饭碗，过上吃肉的好日子。

异族入侵，改朝换代之初，文人和画家通常对新政权持敌对的态度。清代建国之初也不例外，清初的著名画家中除了王原祁和王翚之外，“六大家”、“四僧”和“金陵八家”中的大多数都选择了远离仕途。他们有的生于明代的富豪宗室，家产丰厚;有的以占卜算命、私塾坐馆为生，大家都不愿意吃新朝代的皇家饭。

比起在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中遭受无妄之灾的清代文人，皇帝们对画家还算不错，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绘画。到了清代中期的康乾年间，宫廷画家越来越多。

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分三等，月薪分别为：11两、9两、7两。当时一亩良田约售价10两。但是好待遇并非一成不变，工作是否勤勉，艺术水平有无提高，又或者皇帝品味的变化，都可以影响画家们的薪酬变化。如有退步，轻则降级，重则革职。比起明代洪武年间，画家有违圣意，即可问斩，那是天壤之别了。

康乾盛世，不但宫廷画家的皇家饭吃得香，民间个体户画家同样吃得开。清初戏曲家、美学家李渔在谈美食的时候说：“蔬菜第一，谷物第二，肉食第三。”——郑板桥等人肯定不同意李渔的说法，他们觉得还是吃肉比较好。郑板桥自述在1748年卖画收入纹银1000两，而当时县官的基本年薪只有100两。彼时民间经济发达，以江南盐商为首的新贵巨贾给民间个体画家提供了新饭碗。

清代后期，道光至宣统年间，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画坛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宫廷画家的皇家饭越来越不好吃，士大夫文人画也日见衰微。在对外开放的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分别出现了“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开启了近代和现代的画风。画家的饭碗逐渐向民间倾斜。

6，民国： 商业化的饭碗

随着清廷的灭亡，皇家审美体系的解体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民国画家一分为三：1、岭南派(高剑父、赵少昂、关山月)与江南画家(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傅抱石、丰子恺);2、齐白石与京津画家;3、徐悲鸿、刘海粟等中西合璧留洋派。

前两类画家的饭碗来自明码标价，公开售画;后一种留洋画家则办学授徒居多。

清代之前，公开售画无疑是惊世骇俗;晚清时期，明码标价还属有失斯文之举。到了民国，已经没有人对公开售画有异议了。

民国时期的字画市场很发达，几乎所有画家都挂榜卖画。战乱频频的民国，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民间以收藏名家字画为保值手段。因此，民国画家的饭碗还算丰裕。以1913年吴昌硕的润格为例：堂匾2两、斋匾8两、楹联三尺3两、四尺4两。而冯玉祥将军回忆他的20世纪初的河北农村生活：“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的荤席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己。”

民国字画市场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意味着画家的饭碗更加多元化。除了传统小圈子中的流转、交易，民国字画市场还出现了美术社团、画铺、润格制度、书画中介人，以及报纸杂志的广告宣传，等等新兴的商业手法和宣传手段。

民国画家的饭碗一是来自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二是来自商界和政界的赞助人，如严信厚、朱佩珍、黄金荣等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奠基者徐悲鸿，就是由犹太大亨哈同的总管姬觉弥赞助日本留学。就在河北农村十年吃不上一回荤席的20世纪初，徐悲鸿和蒋碧薇在日本半年之内轻轻松松花光2000块大洋，扛着大批艺术书籍和艺术珍品欣然回国。1928年国民党大佬吴稚晖赞助3000大洋，让徐悲鸿在南京买宅基地。当时商界、政界的赞助人对画家不可谓不慷慨。民国之后，中国少有不求回报的艺术赞助人。

7，五十年代大盘七十年代：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9年之后，美术学院和画院的专业画家捧上国家铁饭碗，除了领工资之外，还能私下卖画。50年代至文革前，北京的琉璃厂、荣宝斋仍有字画出售，以京津画家为主。据史国良的回忆：当时的齐白石和徐悲鸿不过几元、几十元，过百元就很高了。

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其实等级分明，各家的饭碗大小不一。大多数专业画家捧上铁饭碗，有的同志却很幸运地捧上金饭碗，例如齐白石老人。齐白石出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一职，在周恩来同志的嘱咐下，每天由西单曲园酒楼给齐白石送两顿家乡风味的饭菜，想吃啥就做啥，国家付账。后来又改为每月发500元生活费，由家属代办伙食。

毛**在50年设宴款待齐白石，由朱德作陪。掌权者与画家的这一次饭局，礼仪与历朝历代繁复的皇家宴席不同，并没有皇家宴席的象征性、壮观和威权，只是一顿热情的便饭。中国数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掌权者邀请画家吃一顿不讲礼仪、不分尊卑的便饭。掌权者的餐桌礼仪的巨变，意味着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剧变。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剧变。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著名画家都饭碗难保。受到“反动黑画”和“文艺黑线回潮”的牵连，大批画家被打倒在地。他们能在牛棚和干校里平平安安混个两饱一倒，算是家山有福、祖荫庇佑。同时，非专业的画家走到前台，大众成为艺术创作队伍的主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同样可以是画家，画家的饭碗被乌合之众抢走。

文革结束，文化部给画家平反、摘帽。黄永玉、黄胄、李可染、吴作人等名家的画作再次摆进琉璃厂，大概二、三十元一平尺。70年代末期，史国良、范曾、崔如琢等年轻画家也开始卖画。史国良三元一尺，范曾五元，后来又升到七元，让众人很是羡慕。——他们之中想象力最疯狂的人也不知道，二、三十年后，他们的画作售价过百万、千万，他们一一成为捧着金饭碗的巨富。

8，八十年代至今天：饭碗的未来

星星美展、85新潮之后，中国画坛逐渐两分天下：体制内画家和当代艺术家。

90年代之前，体制内画家与大众一样，捧着铁饭碗，吃不饱饿不死。90年代开始，美院、画院的专业画家开始卖画。以F4为首的众多当代艺术家也开始卖画，艺术圈至今流传着无数当代画家的第一次卖画，无一例外地手颤抖着数钱，卖画之后请穷伙计们吃饭。

从90年代到新世纪，体制外能够成功的当代艺术家还是少数，大多数圆明园、宋庄的画家都是三餐不继。马越在《长在宋庄的毛》里写道：“这家伙都好几天没见油腥了，天天吃馒头喝盐水，半个月拉不出屎来，眼珠都不转了。”这也许是不少北漂画家的写照。

进入新世纪，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体制内外的许多画家都捧上了好饭碗。

今天的画坛三分天下：画院水墨、美院写实、当代艺术，各自有各自的饭局。艺术品市场前所未有地昌盛，画家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但是与此同时，艺术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小，大多数圈外人并不了解捧上金饭碗的画家;西方艺术标准对中国的影响却前所未有地大，除水墨画之外，大多数画家的饭碗要取决于西方的标准。

与以往所有朝代都不同，今天的画家饭碗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时涉及到工作室的团队、画廊、拍卖行、保险业、运输业、经纪人、银行基金、美术馆。大腕画家的跨界活动，使得他们的饭碗与更多人的饭碗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艺术也开始产业化和金融化，画家的饭碗与艺术的内容一起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中国两千年的艺术史当中，画家的饭碗掌控在谁手里?而今天的部分大腕画家开始成为别人饭碗的掌控者。这对于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明天的艺术史将要记载的内容。

书画鉴定也有标准，其标准宏观来讲包括以下方面：

1，收藏“真”作

书画造假由来已久。一千五百年前，就有一个张姓画家仿造当时王羲之的书画。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杜绝造假，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以保证收藏的是真的作品。

收藏“精”作“真”不等于“好”，“好”不等于“真”。陆俨少先生当年曾对笔者讲，他注重作品的好坏胜过关注作品的真假。他70岁前的生活颇多坎坷，曾自诩：真的字画买不起，假的字画绝不要。他还认为，“真的”但是“不精的”字画有了也用处不大。所以，他经常去博物馆看画研画，寻找至精至善的作品。当然这不是收藏家的看法，是一位大艺术家看画学画的标准。

考察历史上的书画家，有的修行不够，一辈子一张精品没留下;有的即使是大家，留下的作品也非张张精品。一个书画家，一生作品中有30%属于精品就非常了不起。张大千先生早年创作的花鸟、人物真迹，一般的现在市场价每幅也就三五十万元人民币，但他晚年的精品价格已经达到几千万元，这就是一般真迹与精品的巨大差异。所以，收藏书画作品，不仅要关注“真”，还要关注“精”。

2，收藏“新”作

谢稚柳先生对笔者讲过一件事：当年他和张大千、徐悲鸿、方介堪等人到黄宾虹先生家去玩，黄宾虹先生兴奋地对大家讲，他收到了一张石涛的画，品质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好，而且是六尺整幅的。大家欣赏，都赞叹为精品，饱了眼福。走出黄先生家，张大千笑了，告诉大家，这幅画是他张大千画的。大家都疑惑。张大千说我有证据，这幅仿作我还裁了一条边留着呢。

黄宾虹年长谢稚柳、张大千30多岁，是杰出的山水画家，但在书画鉴定方面，确实留下一些遗憾。上世纪30年代，北京故宫请黄宾虹先生鉴定传为宋徽宗画的《听琴图》。看到画作纸白版新，像刚画的新画，黄先生便断言不可能是真的，判为伪作。好在故宫被鉴定为假的作品也存而不毁。新中国成立后，张珩、徐邦达、谢稚柳等几个高明的鉴定专家对《听琴图》再行研究，鉴定为真迹。

刚创作的书画纸白版新，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新”;一件流传千百年的作品，一直被保存得很好很完整，不残、不霉、不蛀、不漫漶、不贴条子，则是笔者在这里所特指的“新”。如何摈弃假作，收藏到纸白版新的“新”的真迹，应该是我们收藏家的追求。

3，收藏“少”作

物以稀为贵，稀少的东西历来受到珍视。文徵明的画以山水题材为主，很少画人物。“吴门四家”之一的沈周，画山水不似元代的茂密丰富，一贯粗简豪放，气势雄强，以骨力胜。如果你收到一幅文徵明的人物画或者沈周画风精细的山水画真迹，那就是我们所指收藏的“少”了。

这里说的是艺术家个案，如果从比较的范畴看，也存在一个如何认识“少”的问题。还以“吴门四家”为例：文徵明和唐寅同为1470年出生，但前者90岁过世，后者55岁过世。严格讲，文徵明比唐寅多在世35年，留下的画作数量(自己创作的、学生参与创作的)当在唐寅的10倍以上。但是市场价值呢?唐寅画作的市场价倒过来是文徵明画作的10倍——根本原因就是唐寅留下来的作品相对文徵明的少。

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画院的画家们创作了数量非常多的作品，有的作品非常出色，但也有个别以画作数量追求经济利益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并不合适。因为一则物以稀为贵，二则不精的画作流于市场，对艺术家的未来发展没有好处，只有损害。

从以下吴湖帆书法对联可以看出其结构紧凑，有瘦金体、柳公权、褚遂良的影子。

颜真卿《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唐天宝十一年(752)立。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到西安碑林,据考为颜真卿44岁时的作品。是颜书碑刻中较小之字，为颜真卿早期楷书代表作品。

字体略显稚嫩，结构偏紧而中心偏上、用笔较侧斜单薄，没有后期那种绵里藏铁、看似平直、粗肥而实劲挺的风味，明显透出有学习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的痕迹。如果要想学到颜真卿晚年独特的颜体风格，此碑并不适宜;但此碑也有它习气不重、笔力强健、结构严谨的优点，单从学习笔力与结构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好碑。

颜真卿《多宝塔碑》临习要点：

一、《多宝塔碑》的笔法：

《多宝塔碑》的笔法瘦劲、多骨少肉而不丰腴，这是与颜真卿晚年碑帖最主要的差异，但横细竖粗的写法此碑已经有了。

1、横：短横有左尖横、右尖横，也有中间略细如长横的处理方法，短横一般到末尾下垂都不分。

而长横多是末端细而强烈顿挫向下写如点状，那种中间略细而左右略粗的长横较少(如“千”)。

2、竖：悬针竖没有后期颜字那种肥厚如绵里针的感觉，只觉骨力劲挺，这和陏、初唐写法近似。

垂露竖约有直竖(“下”、“门”的左竖)和往左(“师”)或向右(“阶”)的弧度变化。

3、撇：短撇较粗壮而直，要力送至尖。长直撇直而自始至终都较细，要缓缓控制直到提出至尖。弯撇是在直线的基础上略加弧度。

4、捺：通篇中只有少数几个有缺口的出现，配合同样写法的勾来看，说明颜真卿早期未有意识强调逆收再勾(撇)出的写法。大部分捺行至后面直接捺出。另捺写到后上扬的较多，也证明颜真卿早年并不追求深沉雄厚，而表现为活泼有余。

5、勾：和捺一样，亦有有缺口的勾，但不多见。竖勾无右边的外涨感，即竖两边都为直线。很多还向左微凹以追求劲挺。勾向左上勾出，显示出青壮年的颜真卿尚不够沉着或不追求老气。

竖弯勾：中部或下部向左略弯出再勾，有弧度感。

竖弯勾上勾时略偏上左，也有不出勾的如“流”。

横折勾：用的是隶书的笔法，下部有圆弧状，与初唐欧阳询写法同，这在以后的颜真卿碑帖中基本不见。

卧勾：也没有缺口了。戈勾也是如此。

6、点：竖点写法是从隶书而来。

顾盼点后一个点再出锋向回钩出，在后期颜字中亦少见。

挑点多用在三点水上，一般从中间或偏上挑出。

二、《多宝塔碑》的结构

1、横势偏紧不开张，有稚嫩之感。

2、上部上部较紧而下松，即重心偏上，不下沉，不够沉稳。

3 、横上斜度较大，少有晚年那种横平的老气。

4、 没有晚期碑帖横向结体的外涨感，也是《多宝塔碑》结构不如晚期颜真卿几个碑帖大气、雄伟的重要原因之一。

1，画之不足 题以发之

“中国画历史上，最早的画没有题跋，北宋画家范宽的画就连名字也不写，后人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确定为他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赵力忠说。

考察中国美术史，北宋以前的作品多是穷款，名字藏于树石不易看到之处，完整的题跋始于北宋的文人画家，如苏轼、文同、米芾。此后，画家在作品上不仅题款，且加诗跋，“题”在前，“跋”在后。而当时皇家画院中御用画家的作品多是穷款。古代画家把诗文题在画面上，使诗、书、画三者之美巧妙结合，相互生发，画面更富形式美感，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艺术特色。

“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 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强调题跋不仅可以补充画面的构图布局，写出画家的画外之意。题跋与绘画内容要相互补足、相得益彰才算完美。

中国画的题跋按字数长短，大致可分为三类：长款、穷款和藏款。历代在画面上落长款的名家中不乏高手，他们不仅文采惊人，其书法更是了得。如明代徐渭画了一幅写意水墨葡萄图，画中题诗宣泄悲愤之情：“半生落魄已成翁，独坐闲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出卖，闲抛闲置野藤中。”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也都善于撰题长款。

过去的穷款和藏款常常是画家有意为之，对于一些作品而言，由于画面构图、章法布局已很完美，画家不容多写而删繁就简题写了穷款。另有一些画家，由于书法功底浅薄，就直接题了穷款或藏款。这种做法也称藏拙，说明画家有自知之明，一“穷”一“藏”之间，尚存君子之风。不同过去，当代有的画家书法很差而不自知，连打油诗也写不好却敢于题写长款;有的画家自称为“文人画家”，自己却腹笥空空，乱题一气，不知所云，显得不伦不类。

“文人画家的题跋好，并不代表他画得同样好。”中央美术学院[微博]国画系教授毕建勋对于中国画题跋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元代以后，中国画衍生出一种综合性绘画，它是由诗、书、画、印四种形态综合而成的。而最早的“中国画”慢慢被边缘化，甚至是被遮蔽了。但这并不等于文人画就是正宗的中国画。在文人画中，与其造型能力相比，文人的诗歌、书法造诣普遍更高，题跋和印章也就成了他们显示自身修养的方式。

2，有无题跋 因画而异

中国画的传统分为文人画和画家画，“文人画，顾名思义就是文人画的画，题跋较为丰富。画画者首先是一个文人，在为官为文之余画几笔，如董其昌。画家画是以画画为生的人画的，它可能吸收了文人画的笔墨、表现手法或者意趣，但比不了文人画的题跋。画家画与文人画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国人继承的传统不是文人画，而是画家画。比如，在人民大会堂悬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上就只有作者名和作品名。

目前中国画穷款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多画家肚子里墨水少，写不出诗词来，或者书法水平不行，有的甚至照抄唐诗宋词都出错，那还不如没有题款。二是当前有一种比较时髦的画法，就是画得满、画得黑，再题款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强题，是对画面的一种破坏，还不如不题。三是新水墨，难用传统的要求来衡量它，因为它的画法、构图吸收了外来的东西，与我国传统的题款格格不入，反而不可题款。”

3，应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补课

中国画家题跋能力和水平越来越弱，是从何时出现端倪的呢?大约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古体诗衰微，白话文流行，鲁迅曾讲过诸如“米芾山水画毫无用处”的话，画家们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不注重诗词能力的倾向。画家梅墨生认为，新兴的中国画在继承古代传统的中国画技法之余，西方绘画对于新兴中国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变化将古今与中西合而为一，让中国画在现代重新再生、转型、焕发，形成一个新的、非常复杂的绘画类型——新文人画。然而，由于很多画家的目光短浅、修养浅薄，有的虽然技法炉火纯青，却达不到文人画直抒胸臆的境界，东拼西凑的题跋更让作品多了俗气。

30年前，当年的一帮年轻人提出了‘新文人画’的说法，并主张传统文人画必须创新。而现在，有些人却是照猫画虎，老师怎么画他就怎么画，这里搬几块石头，那里点几朵菊花，然后再从书中找几首唐诗抄上去，陈陈相因，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人为画配诗的工具书。一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文人画’的炒作，一个个都成了‘大师’，还把作品卖出很高的价格。”

多位学者表示，当代画家普遍缺乏古典文化的修养，这是当下题跋少、烂的主要原因。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国粹少有继承，进入新时期，许多年轻人熟练掌握外语，却不认识繁体字，读不了古文，对于中国画的内在精神，对于文人画独特的发展脉络没有清晰的认识。想要画好中国画的年轻画家，应该自觉从古文、诗词、书法入手开始补课，加强文化修养，在题跋上也要下功夫。

4，不会书法的中国画家还获金奖?

在无款和穷款居多的当代中国画面貌中，中国画与书法的关系已经不像古代绘画那样紧密，中国画对于书法基础的依赖也不像古代那样成为一种必须，中国画不仅在基础上游离于书法之外，而且在审美上、品评上也脱离了书法的规范。中国画在20世纪的发展逐渐西方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书法在当代失去公众性的整体走向，也逐渐脱离了书法的基础，而由此建立起了一种与当代审美相应的造型的基础。个中的原因还有：

1、画家已经不擅书法;

2、以西方绘画为结构方式的画面中已经不容书法的加入;

3、不求意境的当代国画审美也不需要“画之不足，题以补之”。

因此，当代中国画的主流样式中，题款的方式已经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书画在历史上同源、同法，现在已经分道扬镳。

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已经不讲究书法的基础、书法的功力、书法的水平，那么，我们来看当代画家的书法，已经很难有上一代画家那样的整体水平。现实的警示，也是一种现实的反思。

月如流水，转眼便是沧海桑田。然而人世间的爱，随时光流转，却情怀依旧。夏花灿烂的时节，细细翻阅那些文人的情书，令人感动。那些温暖人心的文字，足以温暖红尘中孤寂的心灵。

鲁迅致许广平

此刻是半夜，却很静，和上海大不同。我不知乖姑(鲁迅对许广平的昵称)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预订的时光，不使小刺猬(鲁迅对许广平的另一昵称)忧虑。

沈从文致张兆和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态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女子怕做错事，男子却并不在已做过的错事上有所遁避。所以，如果我爱的是你的不幸，那你这不幸是同我生命一样长久的。

梁实秋致韩菁清

凤凰引火自焚，然后有一个新生。我也是自己捡起柴木，煽动火焰，开始焚烧我自己，但愿我能把以往烧成灰，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即是你所谓的“自讨苦吃”。我看“苦”是吃定了。你给我煮的水饺、鸡汤，乃是我在你的房里第一次的享受，尤其是那一瓶苏格兰的名贵威士忌。若不是有第三者在场，我将不准你使用那两只漂亮的酒杯，一只就足够了……只有在我们两人相对的时候，可以共饮一杯。这是我的恳求，务必答应我。我暂时离开的期间，我要在那酒瓶上加一封条。

徐志摩与陆小曼

有人告诉我鱼的记忆只有7秒之，7秒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的鱼儿，永远不会感到无聊。我宁愿是只鱼，7秒一过就什么都忘记，曾经遇到的人，曾经做过的事，都可以烟消云散。可我不是鱼，无法忘记我爱的人，无法忘记牵挂的苦，无法忘记相思的痛。如果一开始，你就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么，我也许就不会知道幸福的滋味……

王小波与李银河

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我和你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

胡兰成与张爱玲

胡兰成1944年与张爱玲结婚，1947年6月10日收到张爱玲的决绝信。张爱玲写道：

兰成：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我亦是不看的了。

如下是胡兰成的回信：

爱玲：

我常以为，天空是湖泊和大海的镜子，所以才会如此湛蓝。我坐在这儿，静静地等你，我的爱。而你，此刻在哪里呢，真的永不相见了么?

记得那时，我们整日地厮守在你的住所——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爱玲，你可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想想也是好笑的，到现在我还无法解释当时的鲁莽。在《天地》上读了你的文，就想我是一定要见你的。从苏青那里抄得了你的地址后就急奔而来，得来的却是老妈妈一句：张小姐不见人的。我是极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搁不下，想要见的人是一定要见的。那时只有一个念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当即就立于你家门口写下我的电话和地址，从门缝塞进。

你翌日下午就打电话过来，我正在吃午饭，听得电话铃声，青芸要去接，我那时仿佛已感应是你的，就自己起身接了。你说你一会儿来看我，我就饭也不吃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吩咐青芸泡茶，只等你来了。我那时住大西路美丽园，离你家不远，不一会你就来了。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茶喝淡了一壶又一壶。爱玲，你起身告辞，我是要坚持送你归去。二月末的天气里，我们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我们，好得已经宛若多年的朋友。

这样，有半年光景，我们就结婚了。可是世事布下的局，谁能破了?因为因时局发展，我辗转武汉，在那里认识小周，自此背信于你。可是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都要疯掉了。次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我被划为文化汉奸被政府通缉，到温州老家避难，与秀美成婚。你来看我，要我于小周同你之间做出选择，我不愿舍去小周，更不愿失去你，我无法给出选择，你在大雨中离去。间隔没几日，我又回到上海，去你那里，我们再不像从前那般亲近，甚至我轻触你手臂时，你低吼一声，再不愿我碰你。我睡了沙发，早晨去看你，你一伏在我肩头哽咽一声“兰成”，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数月后收到你寄来的诀别信。

爱玲，记否我们初见时我写给你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今看来，我终究是不能明白你的。你原是极心高气傲的，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让我时时仰望了。

上次遇见炎樱，我说：“爱玲一直在我心上，是爱玲不要我了。”听了这话炎樱在笑，又说：“两个人于千万人当中相遇并且性命相知的，什么大的仇恨要不爱了呢，必定是你伤她心太狠。我无语，只能用李商隐的两句诗“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来形容我的懊悔。当时，炎樱是我们的证婚人，你在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我亲手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可是没有做到的是我。

如果把黄宾虹作为分水岭，将以前的老派山水画和现代山水画混杂在一起观赏，尽管现代山水很争奇斗艳，有现代情趣，但和古画相比，还是有一种强烈的、说不出 的今不如昔之感。例如：现代山水也热衷画亭台楼榭老房子、画古装的老大爷和小书童，可看上去怎么都觉得画的很做作、很扭捏。再例如：“苔点”，古代山水也 喜欢画许多苔点，可一到现代山水画家的手中，怎么看起来就象布满画面的麻子，麻得令人可笑。

其原因是当代山水存在着三大错误：一是现代山水信奉了“笔墨当随时代”的传言;二是现代山水引进了素描视觉;三是现代山水过分强调写生。

先说“笔墨当随时代”

清代画家石涛和尚的出世境界仍有些不彻底，所以他的一番“笔墨当随时代”感慨，在百年后就被现代的社会功利主义观念所大肆利用，成了几乎所有山水画家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至理名言。

在“笔墨当随时代”口号的指引下，在大跃进的人定胜天时代，山水画也随之高峡出平湖、一桥架南北、稻田碧绿、万山红遍、山河如锦绣。

而后，黑色风格的山水画在文革时代被批为“阴暗”、“黑画”，随政权变更又被推崇为“深沉、厚重”之楷模。

再后来，在那与世界接轨的改革开放时代，山水画也都追求着印象派光感朦胧;借鉴着点彩大师们的点状墨与色分离聚合的笔法;效仿着现代之父塞尚的立体结构，甚至在今天的一些所谓传统山水派佼佼者的“潇洒笔墨”背后，也依稀能看到对梵高笔触的崇拜。

就拿山水画中的“点”来说吧：明代始多，到石涛笔下显得更多。但是苔点真的“随上时代”步伐，还是“洋务”、“五四”之后，由黄滨虹大胆地把“点”和所有 景物进融为一体，使山水画在失笔墨本色的亲体下，更接近了从素描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映象。七十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东山魁夷作品来了，山水画中的“点” 变成了“皴”，画得更加细密，变成了十分贴切于山丘的肌理。黄秋园突然被发现，正好美国的符号学理论也来了，山水画中的“点”一下子又成了十分耀眼的中国 元素。于是，趋之若骛，如鸡皮疙瘩一般密密麻麻的“麻点山水”，竟然十分奇怪地成为当时以至现在中国山水画风格的主流。

现在，中国进入了经济崛起时代，山水画家也“随时代”开始在抛弃文化自卑，纷纷寻找起民俗情趣、追思起古迹先人影象、捍卫起“笔墨”法宝，争当着正宗本土品牌。

唐宋明清那些事我不太清楚，只看到电视上的现代山水画家们，尽管表情淡定、语速迟缓、张口闭口都很超逸，但风格的脚步却变得很快，很随时代。

最可恨的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成功学的普及，老师们又将“笔墨当随时代”领会成了“变被动入世为主动入世”成功的秘诀，传给了无数的后生……

真不知这是该喜还是该悲。

再说“素描”

我一直在说现当代中国山水画实际上已经是嫁接在素描基础上的山水了，很多人不接受。也难怪，至今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的现当代山水画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先学的素描而后才学的山水”，但我猜想其人数比例不会低于98%。

——现当代中国山水画已经是嫁接在素描基础上的山水了。经过长期以来强制推行的全面素描教育，素描程序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山水画的体系中，彻底地改写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改写了中国画的视觉传统。

“先学素描而后学山水”，山水画就会呈现出只有经过长期素描训练后才会产生的一种与古山水不同的“特殊美感”，例如：整体感、立体感、空间感、质感，准确 而适度的层次明度，以及对肌理的明确追求。没经过素描训练的古人，画的山、石、树木包括点、线等相对都保持着各自独立的状态，而经过素描训练的视觉会本能 地将山、石、树木以及点、线都看成和画成为一个整体。

经过长期素描训练的手，在皴法上，会带上一种永远抹不掉的“排线”习惯，即使通过后来更长期的书法训练，也仍然难以改变。这种手迹习惯只要对古代山水笔法 稍有点经验，一眼就能看出来。尤其是仔细观察一下“40后”的那些山水画家的做画录象，注意看一下他们执笔的方式以及起笔落笔的节奏，都流露着一种很明显 的画素描时留下的笔法控制习惯。

因为素描更接近日常视觉经验，所以山水画自从嫁接在素描基础上以后，比以前看上去更舒服。经过素描训练过的眼睛会在第一时间提炼出对象特征，所以现在的山 水画看上去比古画更传统：在画面上方题字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永恒格式、墨迹一定要有湮润模糊外延、线条崇尚飞白曲折古拙、密密麻麻无节制繁衍的苔点成为了 山水画主要语言……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山水画家艺术视觉成型之前，“素描”早就先入为主了。

也 许我们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好，现在的电脑图像分析手段十分发达，我们可以抽取排名前100位的现当代山水画家，把他们的作品逐一放大，细看笔触; 再将图像缩小，略看构图。从这些山水画的笔触、构图、技法以及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知识结构、艺术取向等要素，从他们以往的艺术学习课程，从他们每幅作品的形 成过程，逐一去与古画和古代画家做对比、与素描作品和素描理论做对比……其结果就是一部震惊耳目的《素描是怎样改变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画卷!

最后说说“写生”

1954年中国首次举办了李可染等三人的山水写生画展，中国的山水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写生开始正式添加到了山水画序列中。翻开所有介绍50年代以后山水画的文章，都有很长的一段描述作者艰辛写生过程的记录。

写生虽然拓宽了山水的视野，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但也改变了山水画视觉的出发点，造成了当代与古代山水艺术取向的南辕北辙。尤其是画家在少年时期，形成了写生本能之后，审美眼光会自然而然地趋向日常观察经验。

写生给山水画带来了科学观察方法，把“皴法”看成是“山石纹理”，由此造成了有个时期，山水画家纷纷学着地质工作者的样子，争先恐后地奔赴那些带有典型性的地质带中，去发现“地貌和纹理”，开发出了具有地方特征的“个性化皴法”。

从那时起到现在，山水画家在旅游的时候手就不再闲着了，一定要拿着笔和纸对着风景勾画着，还要拿相机拍照。于是，山水画家们开始竞相挖掘着大自然所赋予的 各种魅力，雨雾、冰雪、云海、夕阳、夜色乃至宇宙奇观等等，一个个的成为了山水画的新亮点。尤其是光感，一种象舞台追光灯效果一样“万黑丛中一点亮”的画 法一直沿用至今。

是写生把山水画领进了死胡同，将山水画变得象“宣纸上的旅游景点”，不断地画着名山大川;画着着西北风、民俗村;画着突出着“重文化品味”的寻古梦游，画面上多了些象庙会导游一样的穿古装的人。

因为经验更多的是直接来自于对自然山水的写生观察，而不是只来自于对古人平面画作的长期临摹，所以视觉很难跳出焦点透视的本能，于是有人便想出了把几个焦 点透视组合在一起的“散点透视”说法，将“散点透视”和“构图”取代了传统山水的“章法”。于是现在山水画果真就变成了只有散点透视构图而没有章法的山水 画了。

截止至今，山水画家的艺术思考程序早已被彻底打乱了，99.99%的山水画家甚至已经达到了“不写生就不会画画”的境界了，山水画家群体呈现出一种“不可逆变的进化症”。

我认为：山水画艺术应当象一棵自然生长的树，始终按其自己的生长规律，到该分叉的时候分叉，到其该终结的时候终结。因环境冲击可能会留下的痕迹，但它们不 会主动地去嫁接其他树种，一会嫁接钻天杨，一会又嫁接红酸枝。当然，在今天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在艺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想要做一个不随时代的“钉子户”， 比古人难，所以要自觉长期坚守三点：

一、画不参展。

举办山水画展是个坏主意，它把山水画艺术变成了奥林匹克竞技，变成了诱蛾飞火大赛。为了出众，为了“打远”，山水画纷纷一改以往的从容，变得接近现实、变得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视觉经验、变得有了整体感、变得有了视觉冲击力、杀伤力……变得面目全非。

二、眼不看展。

画展是一个把艺术削成“随时代”的机器，它生产出产品的也都是既成范式的榜样。

榜样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连当今庞大的科学体系，都要靠一些“榜样”的解释，紧紧统一着科学家们的理念，艺术更何不如此呢。一个山水画家在不停地同自己的视 觉本能对抗，来就已不易，再孤身前往敌手众多阵营用眼睛去与他们肉搏，除非是抱着故意挑刺的心态，否则很难不被异化。

三、耳不听讲。

讲座就是布道。一个学术主张往往要靠讲座去征服别人，扩充认同者的队伍。所以听讲座就是参加缴械典礼。尤其是一些讲座，无论是讲古人还是讲自己，总是从成 功学的角度去分析其中的奥秘，所用尽是经典的成功学原理。尽管讲演者大都是正襟危坐，娓娓道来，但听上去还是很象“正在零售着传统”的电视股评家。

其实，作为山水画家的个体来说，学学素描、画画写生、追随一下时代，开创出一个个新的画种，并无大碍，甚至是好事。只是今天整整一代山水画家，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先学素描、热衷写生、追随时代，无一例外。此，才是中国山水画之最错!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辉煌，必须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内在关系，以敬畏、崇尚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书法经典和书法大家，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谈创新。那么，书法的优秀传统是什么呢?

精神理念

比如刻苦自励、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王羲之池水尽墨、“俱变古形”，释智永颓笔成冢，欧阳询驻马观碑，米南宫集古成家等等，这些故事在书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艺术家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探索，日积月累，才能登上艺术高峰。比如尚德修身、书品人品并重的理念。书法史上既有“统绪”承传，也有“散僧入圣”;既有帖学帖派，也有碑学碑派;既有庙堂书法典丽雅正的传统，也有山野气息的浪漫主义传统;甚至有“以头濡墨”、“束茅代笔”的另类书家，但书法史对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都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形成了多元共存、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历代书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提出新的命题、新的概念，不断开辟新的审美境界。宋代书法以“开新”为旗帜，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然而却包孕着继承的内核;元代书法以“复古”为号召，骨子里却体现了创新的精神。创新而不离继承，继承更为了创新，继承和创新的高度结合，正是书法传统的精髓所在。

技法体系

任何一门艺术，凡能传之久远者，必给后人留下了登堂入室的门径，这便是其完善的技法体系。书法艺术经过数千年的经营构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开放式的技法体系。这些技法所以能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它是历代书家的探索实践和成功经验的总结，反映了书法艺术规律，今天仍然有效而管用。无论是用笔、结体、章法还是用纸、用墨、行款、幅式，前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今天学习书法的人来说，无疑都是极可宝贵的财富。今人学书，不必自己去从头摸索一套用笔结体的方法，通过临帖和学习前人的论述，继承前辈成功的经验，不但省却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个人风格

艺术作品往往具有个体性。时代的因素为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背景和条件，但最终的成就要靠个体的努力来实现。纵观书法史，凡是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时期，都是高峰林立的时期，而每座高峰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完整的技法体系、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永恒的艺术魅力。王羲之作为书法史上万众仰望的艺术高峰，以其精深的技法体系和高逸的格调神韵，成为百代追摹的楷范。萧衍评王羲之书法：“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颜真卿的书法以其敦朴厚重的风格为后世开辟出新的风格和境界。包世臣评价颜真卿书法：“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于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