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子侯刻石

康生、郭沫若跋莱子侯拓片

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研究汉代刻石来函向邹县文管所索去其刻石拓片并与康生题跋。

郭沫若康生题跋

莱子侯刻石高清拓片

新莽天凤三年(15年)二月刻。原石发现于山东邹城市卧虎山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启圣殿。又称《莱子侯封田刻石》、《莱子侯封冢记》、《天凤刻石》、《莱子侯赡族戒石》。七行，每行有直界，行五字，共三十五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膝县孝廉颜逢甲，偕友人孙生容，王辅中游邹县城南卧虎山前偶得之。此石书法古拙奇瑰，气势开张，丰筋力满，趣味横生，熔篆籀之意写隶，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以篆为隶，结构简劲，意味古雅。”西汉传世书迹甚少，通过此石，可窥西汉书风。

对此刻中的“莱”字，有作“嶪(去山字头)”字者，有作“葉”字、“業”字者，迄无定论;对此石之真伪，也有争论。

释文：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斁薼良等用百余人，後子孙毋坏败。

《送梨帖》

王献之

释文：“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

王献之《送梨帖》曾入清内府，图版为《三希堂法帖》摹刻。此帖草法凝重秀健而有法度。

《韭花帖》

杨凝式

释文： 昼寝乍兴, 輖饥正甚 忽蒙简翰 猥赐盘飧 当一叶报秋之初 乃韭花逞味之始 助其肥羜 实谓珍羞 充腹之馀 铭肌载切 谨修状陈谢 伏惟鉴察 谨状 七月十一日 状

《韭花帖》行楷书，墨迹麻纸本，高26厘米，宽28厘米，为杨凝式的代表作。是杨凝式在昼寝乍起，腹中甚饥之时，得以珍馐充腹之后，为答谢友人馈赠美味韭花而信笔写下的几行字。凡七行，六十三字。通篇文字洋溢着作者轻松愉悦而又高昂的热情，萧散闲适的心境溢于言表。其书法更是令人称绝。杨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这信手随笔的书札便成了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

《食鱼帖》

怀素

释文: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异疏(按：此字左半已破损)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赢也。□日怀素藏真白。

《食鱼帖》书法高华圆润，放逸而不狂怪，笔墨精彩动人，使转灵活，提按得当，风格在真迹《苦笋帖》、宋拓本《律公帖》等之间，结字亦近宋临本《自叙帖》。

《啜茶帖》

苏轼

释文:道源无事　只今可能枉顾啜茶否　有少事须至面白　孟坚必已好安也　轼上　恕草草

内容是通音问，谈啜茶，说起居，落笔如漫不经心，而整体布白自然错落，丰秀雅逸。

《糟姜帖》

黄庭坚

释文：庭坚顿首，承惠糟姜银杏，极感远意，雍酥二斤，青州枣一蔀，漫将怀向之勤，轻渎不罪，庭坚顿首。

从笔法、结体、风格来判断，应是早年所书，大约书于 1086-1093元祐年间。此帖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之神韵。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从首行下笔处，便见笔墨自由舒展，至末尾更显随意，可谓心手双畅，臻入化境。此篇手札虽小，而意含万千气象，达到了东坡所谓“少小时须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

《真酥帖》

米芾

释文： 真一斤，少将微意，欲置 些果实去，又一兵陆行难 将。都门有干示下，是 胡西辅所送。芾皇恐顿首。 虞老可喜，必相从欢。

《元章召饭帖》

薛绍彭

释文：元章召饭 吾人可同行否 偶得密云小龙团 当携往试之晋帖 不惜俱行草 欲得黄筌雀竹 甚不敢 不可使辞 绍彭又上。

《宴居帖》

苏辙

释文：辙启　雪甚可喜　宴居应有独酌之乐　区区书不能尽　辙顿首　定国承议使君　廿三日

平

笔忌板实，何以言平?

夫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今观万顷湖光，空明如镜，平孰甚焉。迨其因风激荡，与石相触，大波为澜，小波为沦，曲折奔腾，乃不平矣。然水之不平者，不过随风之势使然，而水平之性自若也。故隶书之体，虽贵平方正直，论笔法者，要以一波三折为备。知波折之不平为平，可以悟用笔之言平也。

留

笔贵流走，何以言留?

留非沾滞窒塞之谓也。“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此善言留矣。不留则邻于浮滑，失于轻易。市井之子，不观古迹，钩摹皴擦，全事顺拖，以轻描淡写，谓之雅洁，以躁率狂怪，目为神奇，究之笔势飄忽无定，就观极其忙乱.工细既不足珍，粗放更觉可厌。赝本流传与伪丁求售之作，悉蹈此弊。今日本人执笔，以左手托其右腕，笔欲左抵之使右，笔欲右挽之间左，颇存古人顺中取逆之意。欧美人言算法有积点成线之说，皆可发明留字诀也。

圆

何谓之圆

行云流水，宛转白如，用笔之法，宜取乎此。然石有棱角，树多槎桠，模糊以为囫囵，涂泽而求融洽，何得谓之有笔?故善有笔者，如论篆书，似非圓.似方非方，形状虽有零畸倾斜之不同.而笔意无不转折停匀之各妙。此妄生圭角与破碎凄迷者，皆不知用圆之害也。

重

何谓之重

物之重者莫如金与铁若也。如金之重，而有其柔，其重可贵。如铁之重.而有其秀，其重足珍。柔则无枯硬薄脆之嫌，秀则无倔强顽钝之态。唐人之铁线皴、命锴书，皆善于言用笔者。至乃以重出之，其不同于轻佻率易之姿，而又得有坚韧刚强之质，自与拙笨混浊者大相悬殊，否则系马之桩，枯燥无味，黄菜之叶，生气有亏其一视顽石槁木，将何以异?徒重曷足贵乎?

变

曰平，曰留，曰圓，曰重，用笔之法，疑若可以赅全矣，而必终之以变者何哉?　唐李阳冰有言曰：一点不变谓之布棋，画不变谓之布算。六法须于八法通。变又乌可已乎!石有阴阳向背，乃分三面，树有交互参差，乃别叫支;山之脉络，有起伏显晦之各殊，水之旋流，有缓急动静之迥别。其要皆于用笔见之，而况平中遇侧，其平不板，留以为行，其留不滞;圆而生其圆不滑，重而有则，其重尤贵。变，固不特用笔宜然.而用笔先不可不变也。不变，即泥于平、于留、于圓、于重，而无足尚已。

米芾草书成就不高，历来有诸多评论。米芾年轻时曾学过周越“俗书”，后受苏东坡影响，他认为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大草俗而不古。为了避俗，他以具有古意的晋代小草为尚，但这种小草并不适宜去表现他癫狂的个性。因此，米芾不胜草书的根本原因，不是取法的狭隘，也不是技法的欠缺，而是因为其一意“求古避俗”的观念约束了自禁用词语情的真正流露。

米芾《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

米芾草书成就不高，历来有诸多评论。

与米芾同时代的黄伯思评论他“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

明代孙鑛对米芾草书九帖评曰：“第是行家、非利家，使付之不知书人，恐未有赞其佳者“;

曹宝麟先生则直截了当地说“米芾在草书上无所作为”。

米芾《吾友帖》局部

元丰五年，年仅三十二岁的米芾怀抱大卷书法作品千里迢迢来到黄州，拜访了倾慕已久的苏东坡。苏轼对这位青年才俊甚是欣赏，不但授以竹石画法，连示范作品也送给他。对米芾的书法作品更是赞赏有加“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仅是这一评语，足以让年轻的米芾对苏轼有知遇之恩而终生难忘。苏东坡对米芾的评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米芾当时已写草书作品，并且水平相对不错。

米芾《晋纸帖》

元祐三年，即在黄州拜谒东坡后第六年，米芾见到了李玮家藏晋贤十四帖，帖中洋溢出的古意与其求古的审美心理不谋而合，他大受震动，感叹道：“(武帝书)气象若太古之人，自然淳野之质，张长史怀素岂能臻其藩篱……”。于是，从草书上找到精神皈依的米芾不久便提出了著名的草书宣言：

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光尤可憎恶也。

宣言般的《草书帖》一经问世，米芾便陷入了草书创作的尴尬境地。

如果说米芾行书壮岁“集古字”，老则“成家”，他在草书上则终生“集古字”而未能成家。从米芾传世的作品来看，他的小草作品大致集中在三个阶段：

一是元祐年间见到晋贤十四帖后，作有《好事家》、《晋武帝书》和《草书帖》等;

米芾《好事家帖》局部

二是绍圣、元符年间在涟水任时，作有《中秋登海岱楼诗》、《焚香帖》和《元日帖》等;

米芾《焚香帖》

三是崇宁年间得《王略帖》后，作有《临王略帖》等。

这些小草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小心谨慎，畏手畏脚，对晋人法帖亦步亦趋，惟恐越雷池半步。米芾的个性是“跅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这种个性并不适宜去写平实古雅、字字独立的小草。何况“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书法特征，正如董其昌所说：“宋人以书取意，自以其意为书，非能有古意。”

米芾对小草的无奈也曾做过多次感喟，在《中秋登海岱楼诗》帖中他写道“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好字，信书亦一难事”，在《元日帖》中道“信真者在前，气焰慑人也”。不难看出，他对待小草是如何力不从心。

米芾三十二岁前所作草书，无所挂碍，任情而为。后来因避讳自己曾学过周越“俗”书及受苏东坡影响，认为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唐代大草入“俗格”。他开始一意书写着“古意”的晋人小草。但唐代大草更适宜去表现他“颠狂”的性格，在温雅的晋人小草面前，他只能多次发出力不从心的感叹。所以，笔者认为米芾不胜草书的根本原因，不是取法的狭隘，也不是技法的欠缺，而是因为其一意“求古避俗”的观念约束了自禁用词语情的真正流露。

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3600多年，而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成果表明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开始使用文字。这些刻画符号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2007年5月采集于无锡杨家遗址的良渚泥版

2010年春出土于余杭北湖的良渚刻文陶璧

良渚文化的年代约在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良渚文字的出现可以有力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但良渚陶文的出土总量还很少，一些学者认为是陶纹、陶符，还不算文字;有些学者，如何天行、饶宗颐、李学勤、张明华等，试图用中原甲骨文的识读，来解读早它一千多年的良渚文字。

发现

最早发现良渚文字是在1936年，发现人施昕更当时年仅25岁，是个非专业考古工作者。在西湖博物馆馆长同意和支持下，主持良渚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撰写出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施昕更公布了五个陶器上的“刻划符”：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施昕更公布的“刻划符”

同时，何天行先生在良渚一条干涸的河床边挖掘到的刻文蛋圆形黑陶盘，参加了1936年底省立西湖博物馆的展览，其刻文为学术界注目，他认为刻纹是远古的文字符号。还将黑陶送到了上海中央考古研究院办事处。蔡元培看了也推定这是文字的原始。

何天行在良渚一条干涸的河床边挖掘到的刻文蛋圆形黑陶盘

何天行临摹的蛋圆形黑陶盘边缘上的文字

何天行临摹的其它陶文

何天行还撰写《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他说“浙江在春秋战国以前，绝少有真确的史料，文化不彰，向以纹身断发的蛮荒境界。现在发现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址，可见浙江远古文化本极悠久。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发现，也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经。”蔡元培题了书名，卫聚贤附记《中国最古的文字已经发现》中说;“黑陶文字虽不多，但作为中国最古的文字，是可以肯定的。”

对照黑陶上的刻纹，何在甲骨文中找到七个同形字;在金文上找到三个同形字。他说：“这些文字刻于原器口缘的四周，并有锯齿形纹绘联络，故知其为文字而非绘画。同时在杭县所出的黑陶里面，并有纯粹的刻画，据此，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但这种文字显然还在初创时期，大约是从象形纹绘所演进的，由这些象形文字的形体观察，不但比春秋楚国所传的鸟篆等铜器铭刻为早，且当在甲骨文之先。”此书在1937年4月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问世。何先生的释读认为陶文记载了“蝸”，即古史称涂山氏女“娲”。何先生的文章记载了他曾请董作宾先生鉴定此陶文，董认为字不易识，但应重视。

往后，用甲金文释读良渚古文字成了学术传统。

1940年前后，外国收藏家弗到茨.比勒芬格在杭州购得良渚文化晚期的黑皮贯耳壶一只，后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壶高12.9、口径7.3、底径9.2cm，圈足内壁上刻划有9个字符：

饶宗颐先生对哈佛大学博物馆藏良渚陶壶刻文的释读，也是按甲金文方法，译为：孑孓入土宅厥肱育。后来李学勤先生、张明华先生也去哈佛描摹，三人分别描摹的文本见下图：

(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院藏)

左：饶宗颐先生描摹，中：李学勤先生描摹。右：张明华先生描摹。

同一件刻纹，出三个描摹文本，其实都以自己倾向的甲金文字对原字作了改造。

解放后杭州、苏州考古中的良渚文字发现。

1976年苏州吴县农田基本建设中，在澄湖遗址出土了一件良渚鱼篓形黑陶罐(现展藏于苏州博物馆)，罐腰部有4个刻划字符：

1987年浙江余杭南湖出土了60多件良渚文化陶器，5件有明显的陶文，其中尤以(87C3-658)黑陶罐最突出：

李学勤先生释为“朱旗戋石网虎石封”，意为朱旗去石地境内网捕老虎。方向明先生则释为：神龙月夜在神的世界中穿越水田。

2013年7月9日，平湖市博物馆馆长杨根文表示，相关专家就这些原始文字进行学术分析，称其的确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根据多位专家的讨论得出，这些原始文字是否为甲骨文的前身还有待商榷，但也可能说明，文字的起源是多样化的。”作为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之一，它在中国文字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书家跋书法作品，无异于住持自道山门事，加之有的文辞优美，善摹情态，语似天成，真令人难忘。

沈周跋《富春山居图》

对画幅上的题跋，清代王概《芥子园画传》说：“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耳，至倪云林字法遒逸，或诗尾用跋，或跋后系诗，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笔法洒落，徐文长诗歌奇横，陈白阳题志精卓，每侵画位，翻多奇趣”，元代以来，在画上题书诗文已成为中国画作品上增添诗情画意的一种艺术手段。

文彭跋《富春山居图》

题跋是书写于书籍、碑帖、书画作品的品评、追述故事、考证版本及渊源等方面的文字。

若是书画家本人所题，称为本人题跋，他人所作，称为他人题跋。同时还分为作者同时代人题跋，或者后人题跋。后人题跋往往是一些考证的内容，当然也有纯观赏性的。总之，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

李源道跋黄庭坚《松风阁诗》

黄山谷《题东坡字后》记“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气，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宋代考进士有礼部主试，试前封锁试场)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籥(量器名)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跋书作兼及东坡豪放真率之个性，活如写生。清代学者陈澧读此跋时也十分动情，说“读此数过，如亲见东坡”。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帖》

黄庭坚《松风阁诗》题跋选

学书法，临帖，谁都知道。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看一看某位大家的学书经历，从中可以得到不少的启示。今天咱们看一看于右任的学书经历。

(一)汉魏碑志的搜集钻研：

于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于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二)章草的研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三)帖学的濡染：

笔者曾于七十九年赴大陆访问南京书家胡公石、西安钟明善。钟氏面告说陕西老书家刘自读曾经亲见右任执笔作书，说是少年学书自赵孟俯入门，写得肥而熟。钟氏也认为赵书下笔神速如风雨，兼具「速、畅、秀、逸」的特色，对右任一生书风的影响是显见的。笔者以为右任曾领乡荐，为符合试卷要求，写过赵体字，应可以理解。但他在大陆的弟子胡公石则斩钉截铁说明于师一生不写「二王﹝王羲之、献之﹞字：「先生认为像赵孟俯，王铎等德操，气节有争议性的，字里行间难容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于氏自青年时代开始，民族大义便深植内心，或许是因此才不再临摹「二王」书。

书家寇培深曾面告笔者，说是右任渡台后，才开始致力王羲之草法。据笔者研究分析，对二王的孺慕，应该提早到标准草书社的第二个编辑阶段。前述的〈急就章〉订定工作放弃后，草书社即在右任的指导监督下，从事二王草书的收集、考订、释文。先把散见各丛帖和零片的二王草书收集起来，再一字一帖参证、比较，完成了一部最完善的二王草书参考资料，但很快的发现了后世书家，有更进步的草法结体，而标准草书的目的是实用而非美艺;因此，第二阶段的编辑成果也被迫放弃了。右任论书最主多读、多看，虽然一时没能全力于二王草法的临摹，仍可在二十四年以后的作品中，看到二王帖学的钻研苦心，作品也更具姿态、风神。右任也自述在历代的草圣中，最欣赏王羲之的笔锋。

草书社的第三阶段「千字文」选辑成果，就是现在的标准草书。二十五年七月与刘延涛合编的「识写分立」的第一本《标准草书》终于出版了。右任在序言中，说明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选字四原则。他说：「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纸帛，乌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

而这部集合了历代草圣智能结晶的「百衲体」千字文，也是右任融帖入碑的最大依据。自干嘉金石碑学兴盛以来，在汉魏基础上，能将二王一脉的帖学，融合到右任这样的意境的，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这部《标准草书》，受深谙小学的吴敬恒称誉备至，认为「对中国文字改良之贡献，为许慎《说文解字》后之第一部书。」

(四)综合诸家法度：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

今天咱们看看唐宋八大家里的七位诗人的书法

苏洵

苏洵(1009年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苏洵《陈元实夜来帖》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轼《黄州寒食帖》

苏辙

苏辙(1039年3月18日—1112年10月25日)，字子由，自号颍滨遗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书《怀素自学帖跋》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

欧阳修《灼艾帖》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过从帖》

曾巩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

曾巩《局事帖》

韩愈

韩愈(公元768年～公元824年)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

传辽宁省博物收藏的《曹娥碑》墨迹本上有韩愈流传下来的唯一墨迹。此绢本书眉及左右有怀素、韩愈、樊宗师等题名，字为楷书，而韩愈题名的笔势，颇得张旭草书丰腴凝重之体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