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砚与文字同兴,与黄帝之代也”,砚作为重要的书写工具,一直以来被历代帝王将相与文人藏家视为知己。因此有很多无比精美的砚能传世至今,也流传下来大量的咏砚诗词和铭文。加之近年又出土不少汉唐宋等高古时期的古砚,使得我们处在一个实物非常丰富的年代。

面对良莠不齐的古砚,解读和选择是一个不小的课题。除了选材、用料,我们还要去解读附着在一方方古砚上大量的艺术元素和历史信息,这成了赏砚的重要内容。

2a汉 龟砚 / 翰典艺术馆藏

如何解读呢?我认为首先要弄清楚“砚”是什么。

在我看来,砚是区别于青铜器、瓷器、玉器等器物的日用书写工具,也是古代最能将历史背景、人文思想、艺术表达和社会审美浓缩于一身的艺术品。在古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和追求,尤其自隋唐科考以来,读书做官成为步入上流社会的主要阶梯。可以说,士人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核心力量,他们代表并影响着时代文化的审美趋向。

故而文人身边的砚,就成了研究古代历史、社会、文化最好的实物资料之一。我们可以通过解读一方砚的材料、形制、做工、铭文、使用痕迹等,来分析当时社会的雕刻艺术、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触摸着一方方古砚,那千百年时间浓缩其上的力量,会带着我们穿越到过去,去感受那段历史,感受古人的思想和灵魂。如何欣赏一方古砚呢?在多年的古砚收藏经历中,我总结出一套鉴赏方法,即“一纵”(置其于历史发展之中)、“一横”(置其于当时社会背景之下)、“一功”(分析制砚者的技艺),我称其为“十字一点赏砚法”,分享给大家。

3a唐 陶峰砚 / 翰典艺术馆藏

纵,是看砚的历史发展脉络。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汉代之前国家重心基本集中在祭祀和军事上,尤其祭祀,是家国大事的核心灵魂。所以,用于祭祀礼仪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达到艺术顶峰,青铜器也在商周大放异彩,精美程度无与伦比。而那个时期的砚,还多以实用为主——仅仅就是个研磨器,并没有艺术元素的植入。比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卵石型研磨器,造型极其粗朴,而同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印章、铁器等器物的制作,却精美异常,可见砚的发展与演变是远远晚于其他器物的。

从历代出土的实物来看,东汉前后,砚的艺术元素逐渐增加,主要取材自然界中有力量而且神秘的动物,如龟形砚、熊足形砚等。此时,由于制墨工艺尚处于原始期,故而砚堂平整,适合墨丸研磨。一个社会的审美风尚直接反映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汉代国力雄强,故而汉人制砚古拙简括、浑朴大方,造型多数取法代表“力量”和“神秘”的动物,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表里关系。

4a北齐 铜研砚/ 翰典艺术馆藏

南北朝时期,除了更直观的取法现实和自然的造型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砚式——我称其为“三不像”,即一方砚上,拼凑了辟雍池、马蹄足和莲花兽面纹。辟雍是儒家礼法的象征、马蹄源自游牧图腾,莲花兽面纹,则是域外信仰(佛教)的标志。“三不像”将这三类文化符号集结在同一方砚上,是当时游牧文化、汉儒文化、佛教文化大融合的社会背景的典型反映。

5a唐 端砚 / 翰典艺术馆藏

箕型砚是唐代最为经典的砚式。箕型砚也被后世称为“风字砚”,因其外形像簸和“风”字而得名。箕型砚在历史上的出现是突然的、毫无征兆的,后世很多学者对此不解。我以为箕型砚的出现和隋唐科举制度有一定关联。隋唐开科取士,打破既有社会隔层,读书人的数量骤然增多,加上科考书写时用墨量大,以前的砚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那么,蓄墨量大的新砚式——箕型砚就应运而生。除了整体形状比较像簸箕以外,箕型砚的背部处理,也很有特色。圆润的砚足、饱满的砚底,分明就是一个女性双乳和腹部的形状(这一形状在宋代的砚式上表现得更为具象),这和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审美有很大关联。

6a唐 石末砚 / 翰典艺术馆藏

李唐政权起自关陇,长孙皇后就有鲜卑血统,这使得唐代文明整体呈现自信、开放的特征。所以,唐代箕型砚所蕴涵的寓意是:女性的腹部、乳房是生命得以延续的起点,深凹的砚堂则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而砚尾的昂起和向外开张的形状则是社会自信和强大的体现。

7a宋 端砚 / 翰典艺术馆藏

在宋代抄手砚身上,可以清晰看到唐代箕型砚的痕迹。

从盛唐到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这条演变脉络也是有迹可循的。宋代主流砚式基本有三个主要特征:一为砚堂隆起,二为四壁内敛,三为线条平直挺括。宋代优待士人,尊重文化,整体社会偏向理想化和精致化发展。隆起的砚堂是表现多于实用,四壁的内收和线条的平直则是文人精神的典型呈现,而同时期的瓷器、玉器和其他文房用具,也具相同特征——是写实又极简的。

明代社会是强大而务实的。明太祖朱元璋领导抗元最终武力夺取政权,统一全国。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历史几乎就是历代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斗争不息的血泪史,而农耕文明为主的汉族政权多是失利的,明代的胜利使得整体社会文化呈现为强大自信和务实的特征。这在器物上表达得尤为清晰,实用、粗壮、拙朴是主旋律,反映在砚上,也是如此。

如果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描述历代的砚——汉代的砚就像父亲般的厚重睿智,唐代的砚就像母亲一样包容大方,宋代的砚则是翩翩学者,明代的砚就是铮铮武将。每方砚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每方砚的背后都隐藏着古人多彩的精神世界。

8a不可否认的是,阶级伴随着人类出现一直都存在的,在儒家宗法制下的中国古代,更是等级森严,不可逾越。等级社会的痕迹必然烙在各种时代产物上,因此,就横向而言,砚所呈现的气息分为四类。

1. 贵气。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对砚都宠爱有加,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徽宗赵佶、清高宗乾隆都属个中翘楚。尤其乾隆皇帝,更是爱砚如痴,设造办处,召天下治砚名家于紫禁城内,专门为宫廷御用治砚,又亲自撰写铭文琢刻于砚上,还令人收集与仿制前朝名砚并命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人编纂《西清研谱》。宫廷用砚设计独特、雕刻精美、选材考究,珍贵的金银、美玉,水晶玛瑙也常常被当成砚料制成把玩砚。皇权贵族阶层占据着主要的社会资源和支配能力,故而就砚的选材和雕工而言,无疑都是精良的。

2. 官气。用官气来形容这一类砚的气息,是因为砚作为办公用品具,在政府各级官吏中大量使用,此类砚都是官府集中制作、监制与采购,有的朝代官府还专门设立砚务官和相关机构,专门服务各级官吏。这种砚的所有权是政府,为办公、审案之用,蓄墨可以不多,但是气势必须够大。故而具有官气的砚,与同期文人用的砚相比,都体型偏大,厚重方正,取料多用端、歙等名贵砚料,不惜成本。如宋明时期的高级官砚多取抄手砚式,砚体高大冷峻,砚面平整,线条挺拔,气势磅礴,极具官威和凛然之气。

9a清康 熙松花江石研

3. 文气。顾名思义,就是具有文雅之气,有的藏家也称这种砚为文人砚。历代文人用砚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自我意识,有的文人还亲自参与制作,故而在选料、造型、工艺上,都强调个性化和理想化,常常把砚作为抒发个人感情和交流、会友的载体。尤其到了清代,砚藏之风大兴,涌现出一大批砚藏家,上至宰辅纪晓岚刊《阅微草堂研谱》,下至闲云沈石友集《沈氏砚林》,均对砚情有独钟。同时,文人在砚上镌刻铭文也蔚然成风。清代文人高凤翰官场失意后醉心于书法创作和砚的收藏,他收藏的砚往往自己镌刻铭文来抒发情感。文人砚材质各异,形态万千,铭文恣意放纵,具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悠然之气,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文人砚也是鉴赏、收藏的最难点,涉及众多门类的知识,不仅要通晓砚的时代特征、材质特性,还要懂得书法绘画的章法布局、金石篆刻,乃至还要对砚主人的生活习惯、精神状态都要了解。所以鉴藏文人砚,充满无穷乐趣。

10a明 神主牌端砚

11a同祥制汉瓦当砚

11a同祥制汉瓦当砚

4. 俗气。即指民俗题材、工艺制作之气。古人交通不便,制作砚的石料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使得很多砚带有极强的地域文化特征,目前经考证已经发现有实物的砚石就有一百多种。百姓日常用砚以实用为主,故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砚式较为统一,大多为当地工匠批量制作,材质较差;制砚理念庸俗,题材多取民间常用的花鸟鱼虫、蝙蝠寿桃等吉祥之物;缺少文人情趣,实用多于观赏。

“功”是指制砚者艺术元素的植入能力。就制砚而言,取材元素都是一样的,差别就体现在功夫上。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书法艺术和砚的制作是最为接近的—— 二者都是用线条搭建起一个完整的符号,只是书法是平面搭建,砚则是立体搭建。对于书法家和制砚者而言,功夫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线条的把控。

古人对书法线条质量有“屋漏痕”、“锥画沙”之说,砚虽没有明确文字说法,但在历代经典砚式上均能感受到膨胀欲出使人血脉偾张的力量,这就要仰仗制砚者的功夫了。那什么是线条的力量,力量又是什么?我们知道,速度是力量最直接的表达。现实中,越快越有力,如同子弹的杀伤力就是通过“快”来实现的。而在艺术表现中,力量通常会用“慢”来表达,比如书法的“金石气”,园林的盆景老树,悬崖峭壁的松柏,虽生长缓慢,但其内在的、强大的生命力,我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艺术表达要通过这种“慢”和“静”的力量,来实现艺术品与人的心灵沟通,完成艺术带给人的愉悦和奋进。

只是,这种力量需要长时间的理解和磨炼,才能够在砚石上,用极其简单的线条表达出来。12a

1a「宜」字,象形。

《說文》:「宜,所安也。從宀之下一之上,多省聲。」文宗許慎,未以得見甲骨文字,故亦說形不確。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宜,從且從夕(肉),象肉在俎上之形。且、宜、俎實出同源。」

(日)白川靜《常用字解》:「古字形(甲骨文、金文)『且』(俎)上有二個『夕』(肉),乃象形字。後來加上表示祖廟的『宀』成為會意字。」

《靈性甲骨》:

予之朱契靈甲「宜」字,徑以性圖騰義寫之。

男根為生命延嗣之根本,勃欝、堅挺、雄起、超拔。崛強益進、益奮、益宜,直指根柢。

祭祀先祖,以為世代延嗣,綿綿不絶。如此神靈稱之謂「宜」,大相益宜也。

崔学路《玄一书道》

甲骨文

2a参考书目

1.《甲骨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65年9月第一版。

2.《中国书法艺术.第一卷殷商春秋战国》谷溪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

3.《帛书周易校释》邓球柏著,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4.《马王堆帛书艺术》陈松长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6.《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7.《中国艺术史.商代书法》 陈滞冬著,巴蜀书社,1999年1月第一版。

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一卷甲骨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简明甲骨文词典》崔恒升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10.《甲骨文拓片精选》王本兴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易经大传新解》殷旵珍泉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12.《易经的智慧》殷旵珍泉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13.《细说汉字部首》左民安、王尽忠著,九州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

14.《甲骨文书法鉴真》 杨红卫、杜志强编,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15. 《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韩)李钟淑、葛英会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16.《中国书法全集.甲骨文卷》刘正成主编、刘一曼、冯时本卷主编,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17.《流沙河认字》流沙河著,现代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

18.《常用字解》(日)白川静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19·《老子解读》 兰喜编著,中华书局,2009年3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20·《易经》徐奇堂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1·《周易全书》林之满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2.《说文解字今译》许慎原著、汤可敬撰,岳麓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23.《周原甲骨文》曹玮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a 2a 3a释文:

小川先生阁下:久不相见,但有怀仰,顷何以自娱耶?有友人有书画求售,素闻公搜罗,嘱绍介左右,其人尚本分,不至过於虚索耳。阴雨苦闷,敬颂

起居多福

清道人顿首

去年曾求舍亲章用之谋馆一事,千乞留意,无任盼祷。

作者简介:

李瑞清(1867-1920),名文洁,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自称梅花庵道人,喜食蟹,自号李百蟹,入民国署清道人。江西省临川县温圳杨溪村(今属进贤县温圳)人。清末民初诗人、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

李瑞清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父李必昌,字慕莲,号益生,又称荣禄公,在湖南为官三十年,曾任长沙司马摄武陵县令,李瑞清从小在长沙生活,“少治《公羊》学,为文学司马迁、范蔚宗,诗宗汉魏古直苍凉……”;其高祖李宗瀚是清乾隆、道光时期著名书法家、鉴赏家兼收藏家,其叔祖李联琇(李宗瀚之子)是清咸丰年间进士、国子祭酒(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国史总纂,钟山山长。

1891年,李瑞清在湖南参加乡试,因不合乡籍被注销。1893年回原籍参加江西乡试中举,1894年中进士(另说是光绪二十一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905年分发江苏候补道,署江宁提学使,1905-1911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现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前身)监督,即校长,1906年正式上任。并一度被委任为江宁布政使、学部侍郎,官居二品。晚年寓沪。去世后,南高师校长江谦为褒扬李瑞清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建茅屋三间,取名梅庵,并悬柳诒徵手书李瑞清所定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1920年在南京市病逝,葬于牛首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表彰其办校功绩,特建亭于校园,曰“梅庵”。后来,家乡人民为纪念这位书画家、教育家,将其生前住过的“府前街”改名“梅庵路”( 今抚州区羊城路)。

两江师范学堂应运而生于图强思变的清末中国。1901年,经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奏,清朝酝酿新学制,翌年颁布壬寅学制,再一年颁布癸卯学制,之后开始实施。此间前后,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先后担任两江总督,基于落后的中国亟需培养近代人才,与东南名儒张謇、缪筱珊、罗振玉等人筹划“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1902年,新学承替,以哺育文明的师范学堂取代旧式江宁府学,在明朝-国子监旧址建立三江优级师范学堂,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嚆矢”,以两江三省之财力,由先后任学堂总稽查的缪荃孙、方履中、陈三立负责筹建。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正式成立,次年开学,学制分为一年最速成科、二年速成科、三年本科和四年高等师范本科。学科设有理化科、农学博物科、历史舆地科和手工图画科,讲授史地、文学、算学、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农学、图画、教育学等课程。杨觐圭、刘世珩、徐乃昌先后任学堂监督。“三江”出处,一曰禹分九州,“东南曰扬州”,“其川三江”,“三江”即寓“东南”之意;又曰两江总督府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安徽曾属江南省,“三江”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简称。时学堂名称意义不清,因省界等诸多问题常生纠纷,遂于1906年易名两江师范学堂,生源同前,主要来自江南地区,即两江总督府所辖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

李瑞清上任后,提高师资水准,广延名师;团结同仁,大兴土木,广建校舍;改革学制,添置设备,增设科目,开办“公共科”、“分类科”;两江师范成东南一大学府。针对东南地区急需任课师资的实际,在学堂增设选科、补习科,附设中小学校。创办短期的留学预备学堂,输送了一批青年学生去美国深造。提倡国学、科学、艺术不遗余力。改博物科为农业博物科,购置农田耕牛供学生实习之用。亲赴东瀛,聘请日本教习传授西方科学和近代工艺。创设图画手工科,设立画室及有关工场,并亲自讲授国画课,增设音乐科,培养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国画大师张大千、著名书法家胡小石、李仲乾、黄鸿图皆出门下。在李瑞清的悉心主持下,两江师范学堂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学府。声誉卓著,学生成绩为江南各高校之冠。名师汇集,著名学者如王伯沆、柳诒徵、刘师培、夏敬观、姚明辉、雷恒、萧俊贤、钟钟山、松本孝次郎皆执教于此。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生物学家秉志、教育学家廖世承、戏曲史家陈中凡、艺术教育家吕凤子。自勉“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俭朴、勤奋、诚笃”为校风,倡导“匡时而振俗”,主张融会贯通中西之学以造就“中国之培根、笛卡尔”,为近代南京大学大学品风之雏形。

1912年,两江师范学堂蒸蒸日上之时,辛亥革命爆发,李瑞清辞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职务。离校时,见有些学生衣衫褴褛,生活贫困,心中十分痛苦,随即卖去自己的车马,将钱散发给贫穷的学生,两袖清风,飘然而去。战乱之中,两江师范陷于停办,直到1914年,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建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开学,才复续学;再后1921年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易名南京大学,学脉循时承传。南京高师(今南京大学)校长江谦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建茅屋三间,取名“梅庵”,以志怀念。梅庵处,以“梅庵琴派”闻名海内外。清廷逊位,李瑞清持清朝命臣忠节,坚不为民国任职,此后以遗老自居,自称清道人,久寓上海。一九二零年八月初一逝世,享年54岁。逝世后,挚友曾熙、弟子胡小石共理丧事,将其遗体葬于南京南郊牛首山梅岭罗汉泉,在墓旁植梅花300株,筑室数间,题名“玉梅花庵”,以志其号。

此作书于丁丑(1637年)王铎四十六岁。“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傅山《字训》)。王铎书功力极深,一生追慕二王,复参唐颜鲁公、张旭、怀素,及宋米芾诸家,中岁后终得大成,变化腾挪,鼓宕峻密,兀然出世。此轴学王,然沉着如颜,跌宕如米,俊朗洒脱处则入晋人之室。而以全局观之,则全然是王铎沉雄昂藏本色。化古为新,直抒胸臆,王铎以他独特的审美,精湛的功力,颠倒时风的魄力而领风骚数百年,直至今天,犹能荡人心胸,时见时新,其感召能力不衰如此。

山西渠仁甫旧藏。渠仁甫(1880-1963),山西祁县人,“渠家大院”主人,经营渠氏商业四十年,1919年为实现其“教育救国兴学育人”之心愿,曾出资八十万两白银,创办私立祁县竟新小学,为“普及教育,体恤寒素”,不收学费,该校因师资高、校风好、校规严、设备全、成绩优,闻名三晋大地,受到国民政府大总统的嘉奖。他喜读书,好诗文,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著有诗集两册。善书法,尤精小楷,八十仍作蝇头小楷,至今尚存四、五十万字的文钞、诗钞。他喜收藏古籍书画,为了便于收藏,专开了“书业诚”古籍书画店,收藏古籍善本十万余册,字画碑帖数百件,仅傅山、王铎的作品就有十余件之多,其中的精品全部来自傅山好友祁县戴廷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明版《津逮秘书》、《唐类函》、《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和清武英殿本《钦定仪礼义疏》、《钦定周官仪疏》、《南巡盛典》、《钦定佩文韵府》等一千余部三万余册善本古籍捐献国家,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二○○年祁县县委、县政府为表彰他对建设祁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贡献而设立雕像。

释文

献之白:兄静息应佳,何以复耶?想比消息,理尽转胜耳。矾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散,辄发势为积。献之唯赖消息。丁丑春夜,王铎。1a 2a 3a 4a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画家,亦是福建工程学院的前身“苍霞精舍”的重要创办人之一。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遂从事教育工作,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他是个不懂外文但会翻译的奇才,他古文造诣很深,才思敏捷,耳闻能记,先后与人合作,用古文翻译外国古典名著,以意译外国文学著称于世,世称“林译”。

林纾不仅写作、翻译兼善,而且书法、绘画俱工。因反对白话文,被排挤出北大后,他摒弃一切,肆力画山水,潜心钻研书画。临摹宋代“两米”、元代高克恭、清“四王”等名家作品。林氏工画山水,用色明丽而不艳俗,他的画如其文,善于造景,画中往往“数丛翠竹,几株疏柳,画船桥影,白云堆絮,远山如黛”,观其画,好像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给人心旷神怡的美好享受。在20世纪20年代林纾画作在北京琉璃厂润格之高,即是齐白石也难以比肩。他在京城美术界地位之高,便毋庸多言。黄浚曾说:“旧京画史,予所记者,庚子后以姜颖生、林畏庐两先生为巨擘。”

1a林纾 林泉幽壑图

2a林纾 细笔青绿山水

3a林纾 早雁图 风味图

4a林纾 谐趣秋阴图

5a林纾 西湖风雨

6a林纾 仙源草庐7a 15 14 13a 12a 11a 10a 9a 8a

1a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另外在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赵之谦成为继康有为倡碑之风的继承者和改革者,主要功绩在碑学帖化,于金石趣味中求苍而能“润”。此幅隶书即可证其书画风格极其学术研究之视觉呈现。他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释文:汉歌风台存大篆 隋文选楼传古音 汉歌风台刻石相传是曹喜书 扬州文选楼则隋曹宪籑文选 音义地 葛民先生善篆书通声音训诂之学能守家法 汉后隋前 有此人庶足当之书十四字呈教并以小印媵之赵之谦记 同治己已七月2a 3a

1a明清篆刻在篆刻史上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艺术创造。早在战国及秦汉时代,玺印已经盛行,魏晋六朝的印章,还保持着汉印的风格,从流传后世的实物以及所钤拓的印谱来看,我国古代的玺印,确实是丰富多彩的一大宗艺术遗产。但在创作这些作品的当时,却主要在于实用,还没有文献足以证明其艺术价值在当时就受到了注意。

自隋唐至宋,虽然书法和绘画艺术,达到了绚烂之境,而印章艺术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佩印习惯的消失,私印很不发达。官印由于钤盖方式已不同于秦汉时的封泥,无须受“检”的限制,印面较前为大。为了填塞印面的空白,印文篆写得屈曲盘旋,篆文时有谬误,艺术性也较差。在这段时期里,有一种鉴赏印章,是前所没有的,例如“贞观”、“宣和”、“绍兴”等年号印,盖在法书名画上,作为皇帝鉴赏过的记号。还有少数文人或书画家,也有一些名号斋馆印,如唐李沁的“端居室”,宋米芾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但并不很多。当时的书画作品,作者很少有盖印章的。似乎可以说,从隋唐到宋代后期约七百年间,印章艺术是式微的。

到了元代,吾丘衍对篆刻作了研究,且有专门者述,书中还提到当时“多有依款识字(按指金文)作印”等等,他的弟子吴睿及再传弟子朱圭,也都善于刻印。可惜吾丘衍等人的作品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赵孟頫对古印曾作过谱录,书名《印史》,传说他的自用印是本人所作,其朱文圆润秀雅,为后人所称道和师法,人们还把他和吾丘衍合称为“吾赵”。元末的王冕,文献中称他开始用花乳石刻印,然未见实物,传世仅见盖在他画幅上的印章,如“文王子孙”、“王元章”、“竹斋图书”等,未能辨认用的是什么印材。

2a文彭像

直到明代正德、嘉靖间,苏州出了位文彭,承其父文徵明的家学,不唯能书善画,还把篆刻从实用的范围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它的艺术价值。关于他的刻印,清初的周亮工记有一则故事:“余闻国博(指文彭)在南监(南京国子监)时,肩一小舆,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日:‘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良久,日:‘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以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族。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从这段记载看,在此以前,人们似乎还没有专用石材治印的习惯,像“灯光冻”那样的佳石,也只用来“为妇人饰”,而“不知为印章”。所以早于文彭近二百年的王冕用花乳石作印,可能只是个别事例,并没有推广开来。

3a文彭的这批冻石,被他的友人是谼中(即汪道昆)要了“满百”去,“半以属公,半挽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镌之”。何主臣即何震,要源人,曾居白下,与文彭切磋印章艺术,谊在师友之间。他一生创作既富,传授又广,于是堂院益见扩大,流派日渐繁衍。篆刻再也不限于印信之用,也不止附庸于书画,是独立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了。周亮工说:“文国博为印,名字居多,斋堂馆阁间有之,至何氏则以《世说》入印矣,至梁千秋则无语不可入矣。吾未见秦汉之章有此累累也。”由于石印易于奏刀,不像铜或牙角等材料难于措手,文彭在得到那批冻石以前,所作印章,篆写虽出己手,但镌刻则需假手于人。石质印材广泛使用后,大批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人,都自己动手刻印,这样就大大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所以,说文何两人之于集刻,有承先启后之功,绝非夸大其词。

4a  文氏的自用印“文彭之印”、“寿承氏”(白文)都不离汉印规矩,而“琴罢倚松玩鹤”、“七十二峰深处”等朱文印,挺秀娟雅,绝似赵孟頫风格,其与前人之间的源流关系,于此可见。

何震的印章,在风格上曾受过文彭的影响,但并不以此自限。他目睹过顾从德、项元汴等收藏的大量秦汉玺印,广博的见闻,促使他不仅不满于明代前期的平庸陋俗之风,而且要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前提下,力图创新。加上他用力勤,变化多,气魄大,所作如“笑谈间气吐霓虹”、“云中白鹤”等印,已经不是秦汉和文彭家法所能羁縻住的,李流芳说他“各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这一评价是并无夸大的。

5a文彭、何震篆刻欣赏6a 9a 8a 7a

1a元 倪瓒 谿山图轴 纸本墨笔 116.5×35.7cm 上海博物馆藏

作品鉴赏

倪瓒擅山水、竹石、枯木等,其中山水画中采用了典型的技法——折带皴,是元代南宗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其作品以纸本水墨为主。其山水师法董源、荆浩、关仝、李成,加以发展,画法疏简,格调天真幽淡。作品多画太湖一带山水,构图平远,景物极简,多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用笔变中锋为侧锋,折带皴画山石,枯笔干墨,淡雅松秀,意境荒寒空寂,风格萧散超逸,简中寓繁,小中见大,外落寞而内蕴激情。

此图为风格苍润的平远山水。以简略的笔墨画出河岸的山丘,宽阔的水面连接着前景的坡石树木。图中自题中点明此画于至正甲辰(公元1364年)四月八日为周伯昂所作,作者时年64岁。后又有作者戊申(公元1368年)六月诗题。画幅中另有张监(天民)、邵贯诗题。

画家简介

倪瓒(1306-1374),元末书画家、诗人。初名埏,字元镇,号云林子、幻霞子、荆蛮民、经锄隐者等,无锡(今属江苏)人。家豪富,筑“云林堂”、“清闷阁”,收藏图书文玩,并为吟诗作画之所。擅画水墨山水,宗法董源,参以荆浩、关仝技法,用笔方折,创“折带皴”写山石,画树木则兼师法李成。所作多取材于太湖一带景色,疏林坡岸,浅水遥岑,意境清远萧疏,自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用笔轻而松,燥笔多,润笔少,墨色简淡,却厚重清温,无纤细浮薄之感,能以淡墨简笔,有神地笼罩住整个画面,识者谓其“天真幽淡,似嫩实苍。”这种“简中寓繁”的风格,对明清文人水墨山水画影响颇大。后人把他和黄公望、吴镇、王蒙合称为“元四家”。

1a于右任乃民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趣人,周身上下都充满了正能量。论道,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论学,为民国首席草书大家,诗文过千;论品,食不厌精,留下诸多美食佳话;论德,乐于助人而一笑了之;唯不足论的就是财,此公一辈子都缺钱,正如他为张大千所书:富可敌国,贫无立锥。

1879年4月11日,于右任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原名伯循,字右任。从小家境贫寒,生母赵氏是插着草标买回家里的,在他2岁时不幸病逝。当时父亲于新三还在四川打工,只能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入名儒毛班香的私塾就读。于右任在《怀恩记》中写道:“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每年清明节,伯母都带着他回乡扫墓,在生母墓前哭着说,孩子几岁了、读了什么书。每当此时,于右任都“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

父亲也对他寄予厚望,从外地抄些书文寄回,回乡后,还以身作则。他回忆道:“我白天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向我背书时,亦作揖为仪。”也算是天道酬勤吧,于右任16岁以第一名考取秀才,随后在陕西各书院游学,受教于刘古愚,与吴宓、张季鸾并称为“关学”余脉。

2a他19岁参加岁试,再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誉为西北奇才。1900年慈禧出逃到西安,于右任甚为愤懑,故意照了一张披头散发的照片,背景是他撰写的对子:“换太平以颈血,爱发妻如自由。”三年后,于右任写下《半哭半笑楼诗草》,有句曰:“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

由于诗集的印行,知县和巡抚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拿办于右任。此时他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而西安电报局和路驿同时发生故障,家信才比缉捕公文先到,他闻讯马上逃到上海,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不久,法籍神父企图把持学院,学生们愤而追随马相伯离校,于右任找钱、拉关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另行筹组了新学校,连名字都是他给起的: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的前身。

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赴日本考察,得遇孙中山,从而加入了同盟会。《神州日报》创刊后仅80天,因遭邻居失火之殃,整个报社毁于火灾。过了几个月,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被停刊后,再办《民吁日报》及《民立报》,5年期间绝不停止革命宣传,这正是人们说他“一支笔胜过十万横磨剑”的时期。

3a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于右任曾为交通次长,首创了国内火车夜行的先例。他与孙中山同进同退,在二次革命中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还参与起草了《总理遗嘱》。北洋政府曾出每月3000元大洋聘他,还赠文虎一等勋章,于右任拒绝道:“钱,我见过。什么文虎章,你狗也给、猫也给,我看不值半文。”

1925年,冯友兰想去广东大学任教,求问于右任可否?于回答:“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想了想,还是去了。1931年,于右任就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留守此职直至逝世,凡34年。

有回,某妇人找上门来,说你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嘛,今儿就看上您了,于右任苦笑道:“那也得双方都愿意啊!我家里有位好老伴,可是离不了的。”某天,他到院里处理公务,几位属下人员正在阅读“黄书”,被发现很是尴尬。于却笑道:“血气未定之少年,不能浏览此等之书,容老夫去闭户读之。”言罢,揣此书扬长而去。

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原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则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而自成一家。有人评论说:或如处子,或如蛟龙,或憨态人迷,或古树悬空,每一个字,莫不神化。于右任把写字当作一种乐趣,每日临帖不辍,每罄一罐则大呼:“取墨来!”

4a早年,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故三教九流索墨者,直如过江之鲫。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秘书欲为代笔,还被批评一通。后来在重庆,就不轻易为闲人落笔了,而以游街捡漏为乐。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8年5月,国民政府副总统选举空前激烈,几位候选人各显其能,派车、摆酒、送礼、拉关系,问及另一人于右任,答曰:“我有条子。”代表们诧异:于大胡子啥时候有金条了?到时一瞧,却也不凡:一边是2000多代表的照片,一边是写好的“为万世开太平”条幅,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排队来取。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得493票,即遭淘汰。次日他准时出席,一派飘逸大度,全场代表起立鼓掌,达10分钟不息。最后是桂系李宗仁获胜,但于右任清贫豁达的形象,却成了民国官员的做人典范。

有一次参加宴会,于右任喝得酩酊大醉,盛情难却之下,迷迷糊糊中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字,就回家了。第二天主人登门请教,他很是不好意思,却令人取来一把剪刀,将字剪下,重新排列为“不可小处随便”。然后哈哈一笑说:“行了,这不是很好的座右铭吗?”

于右任喜食蒜头、辣椒,几乎每餐必备,还自创了蒜头煮石首鱼与辣椒炒肉丝两款菜。食家谭延闿对此赞不绝口,称说堪比自家的清炖鱼翅。于右任好游历,品味到黄桂稠酒、王家核桃酥饼、见风消油糕以及石家饭店的斑肝汤等,激赏之余,无不留下墨宝。在上海、南京、重庆、台北等地,于右任画龙点睛的墨宝护持了一批百年老店,这是其他民国人物所无法企及的。论在海峡两岸的亲和力,只有孙中山可以超越之。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由于还有妻子儿女在大陆,他年纪愈大,思乡之情愈烈,某次去基隆港,老人家有感而发、赋诗一首:“云兴沧海雨凄凄,港口阴晴更不齐。百世流传三尺剑,万家辛苦一张犁。鸡鸣故国天将晓,春到穷檐路未迷。宿愿犹存觅好句,希夷大笑石桥西。”1962年,于右任写了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因他死后没有留遗言,以此记之: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5岁,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人们收拾他的遗物,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副官等人的欠条,联想他晚年连看牙科的钱都没有,不觉潸然泪下。在昏迷前,问老人家时,他先伸了一个手指头,后来又伸出三个,无论身边人怎么解释,于右任都是摇头。后来老友柳亚子想到他生活多年的老宅,言道: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