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米芾·海岳名言

米芾，宋代著名书画家。字元章，初名黻。襄阳人(今湖北襄樊)。 号襄阳居士、海岳山人等。

苏轼称米芾书法：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其中的“王”即指书圣王羲之，然而，就目前发现的存世作品来看，并无王羲之真迹。书法讲究用笔，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曾说道：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要知用笔，当然首选真迹。米芾自己也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 相对晋代来说，宋代距今较近，纸本真迹所存甚富，米芾的传世真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等及大量的尺牍。

大家欣赏过上面的米芾作品后，个人心中应自有评价，让我们也来看看前人对米芾作品的评价吧：

1、拙文起始处就引用了苏轼对米芾的评价：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2、黄庭坚评米芾：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3、 ……至于黄、米，而敧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

4、董其昌评米芾曰：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

5、米元章书，笔锋灿烂，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当逸处，却有懒笔。如高阳酒徒，醉后便欲凭儿。

……

应该说以上评价基本勾勒出了米芾书法的风格特点。虽然后世对米芾书风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其书法的跳宕敧侧、沉着痛快的特点还是基本能得到公认的。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将其位列宋代书法第一

以这样的寥寥数语评价一位书法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今天我们看来显然过于精简了，一般的欣赏者是很难全面体会其意的。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样的字(书法)才能称作好字(书法)?对这个问题作个专业性的回答其实很复杂，它直接涉及到美学、心理学、哲学等方面问题。在回答此类问题之前，我常常喜欢首先反问一句：什么样的女(男)朋友才能称作为优秀的女(男)朋友呢?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至少在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即外表美与内在美的两方面。前者重感官，后者重精神、心灵;而美又是主客观统一的。若单从主观这一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或社会情境下个体对外表与内在美的需求、理解与侧重也是不同的，并且个体之间的差别也很大。由是看来，仅就这一个方面来分析的话，也是有足够多的主观差异。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中国传统艺术较注重作品内在的即精神、心灵的方面，而这通常要求欣赏者有着良好的悟性来理解作品的外在形式与思想情感的联系。下面本人就试着以一种尽可能易懂的方式从线条、结构、章法三个方面谈一谈米芾的书法作品的“好”与“坏”：

线条

米芾作品的线条整体视觉印象是比较含蓄、温润、遒劲有张力。

首先谈含蓄，含蓄这一线条特质很重要，直露则无味。这不仅表现在书法上面，在整个东方文化里，即使日常事务中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也是非常注重含蓄的。其实，西方人也是很讲究含蓄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具有一定修养的欧美人士在公共场合向他人询问厕所位置时很少有人说TOILET、WASHINGROOM、W.C.而往往做一个洗手的动作等。做到含蓄而又意思表达精确这需要好的修养，如果说得极端点，在一个尚不够民主的国家里，有时这其实涉及一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了，这里并不是教大家虚伪，含蓄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在常态书写中，线条起、收笔的方法及其所造成的形态与书写者的攻击性密切相关。需要先说明两点：一，中国书法的线条、结构、章法与书写者的人格密切相关，这里的“相关”是指根据书写者作品中的线条、结构、章法中的若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书写者的人格做出推、预测。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关不等于因果;二，本文中提到的“在常态书写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未受过定向训练的自然状态下的书写。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人的字迹：那些线条起、收处直露者往往攻击性强，容易发生人际冲突。反之，那些线条起、收处笔锋含蓄者则相对来说表现得行事含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在同一张作品中既有直露的也有含蓄的;单个字中也有直露、含蓄的。单个字中，尤其要关注是否习惯性地最后一笔直露，这是攻击性的典型表现，并且出锋速度愈快者往往攻击性愈强;还有一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变化人们可能有时较含蓄而有时又较直露、年轻时较直露而年纪大些时又较含蓄，这就需要看其某一阶段多件作品以把握其这一阶段的普遍特点。当然，攻击性随着人的成长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温润，就是对墨渗透到纸中而形成的一种干湿合宜、熨贴自然的线条质感所产生的视觉感受。与之相反的视觉感受则是干枯。在常态书写中，线条的质感与书写者对待周围客观环境(人、物)的态度密切相关。线条温润的书写者往往更富有温情、更易对人与物充满怜爱之心，历代经典性作品往往具有这一特征。在硬笔书写的作品中这一点较难观察出来(主要依靠判断笔画是否饱满精到)，毛笔书写的字迹则表现得一目了然。从这一点上来看，米芾是处理得非常好的，很值得我们学习。线条温润有弹性、笔锋含蓄的人相对来说往往易于交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而成年后线条仍干枯、直露者，相对来说在生活、事业中(尤其在政治界)容易失败(这里指一般意义上的、常人眼中的失败)。这里也举个代表性的例子，请看蒋介石(中正)的书法作品，线条干扁、有些露、板直乏弹性(见图九、十)。大家注意观察，米芾作品中的线条有时使用直线很多，例如图二、三苕溪诗卷，图四、五蜀素帖，不过他能做到：直而不露，且线条有厚度、温润有弹性，实在不易!

在常态书写中，线条的张力与书写者事业所能达到的高度相关。有张力的线条常常知觉为遒劲有力、富有弹性，请见米芾以上诸帖。作品中线条充满张力者往往情感浓度高，即富有激情与活力，这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必备素质之一(事业上的成就还与环境等因素相关)。需要注意的是，激情的表现可能是内隐的也可能是外显的，应细心体会。

线条的粗细同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米芾书法作品的线条有时较细，有时则相当的粗重，这种情况在同一件作品中也时常出现，比如，图一盛製帖，最后一行字的线条平均宽度至少是中间三行字的线条平均宽度的三倍以上。在常态书写中，毛笔线条的粗细与书写者的警觉、自律程度密切相关。相比较线条粗重的书写者而言，整体上线条瘦细的书写者，往往更注重自律、言行精警;整体线条粗重者，往往较自然、纯真、率性而为。作品整体上线条瘦细，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物的字迹的重要特征之一，如长期稳居高位的领导型或上层人物的笔迹整体来看往往线条偏瘦细。书法史上的例子，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通过观察与测量，在毛笔书写的汉字作品中线条宽度与整个字的高度比小于十分之一时，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明显地知觉为该字的线条较瘦细。以我们日常书写为例，单个字为一寸见方的情况下线条的平均宽度值为3.3毫米以下，常常觉得该字的线条较瘦细;除了书写所用毛笔的笔毫物理宽度较窄外，书写时主要使用毛笔的笔尖，而不是过多地依赖笔肚是线条较瘦细的一个重要原因。线条的粗细在毛笔笔迹中较易体现、观察出来。在硬笔书法作品中，由于硬笔自身的特性，使用硬笔书写在日常普通纸张上的字迹，不可作简单的粗细判断：以当前大家普遍使用的水笔为例，凭其自身的笔尖宽度，书写在普通的笔记本、作业本上的线条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符合“线条宽度与整个字的高度比小于十分之一”的条件。因此在硬笔作品中，我们常常转而判断的是书写者对笔尖平均施力的大小。在相同的客观书写条件下，书写纸张背面无明显凸痕者为细，反之为粗。这项工作对于普通欣赏者而言通常难度稍大，而且一定要看原作。

从日常生活来看，少年儿童的字迹通常较粗重。从书法史来看，民间写手的字迹通常较粗重，比如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龙门二十品》中的诸多作品。从中国书法史中经典性作品来看，那些整体上线条较粗重的书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赋有悲剧色彩，典型的如颜真卿、苏轼。从米芾存世的作品整体来看，其时粗时细(既体现于一幅作品之内——如图一又体现于不同作品之间)的线条反映出他是一位非常矛盾的人，内心徘徊于朝野之间。有史料记述，当时的人称他为“米癫”，这在其书法作品中也可得到印证。

关于线条的连续性也要谈一谈。在常态书写中，线条连续性与书写者自由、自信度密切相关。线条连续性较强的书写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自信、自由度较高，是有影响力的人士的字迹的重要特征之一。毛泽东的书法作品的线条整体来看常常绵延不断、通篇一起呵成。请见图十一、十二、十三 。仅仅谈线条是不够的，我们接下来谈结构。

米芾书法作品(资料图片)

结构

在常态书写中，结构(造型)能力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密切相关。结构(造型)能力越强的人，通常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也很强。造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合理性，对书法而言，造型的合理性表现在“收、放”二字上，收、放既体现在单个字的笔画之间，也体现在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在结构(造型)方面，收，可以理解为相对短、直、密、避让等;放，则理解为相对长、曲、疏、穿插等。其中，密与疏这一对概念理解起来可能难一些，有必要进一步阐释下，结构上的疏、密通常是指单个字、一行、一行以上或通篇作品的线条的整体视觉感受而言的。一般来说，我们往往是通过将相同方向线条自身的宽度与紧邻线条之间的距离相比较而得出的，当线条自身的宽度普遍大于或等于紧邻线条之间的距离，在视觉上我们会觉得线条较密，反之则觉得线条较疏。举个例子，“三”由三根横向线条排列而成，这三根横画的各自宽度称为“线条自身的宽度”，中间的横向线条与最上面的横向线条之间的距离称为“与紧邻线条之间的距离”。同理，中间的横向线条与最下面的横向线条之间的距离也称为“与紧邻线条之间的距离”。若横画自身的平均宽度超过两紧邻横画之间的平均距离则称之为密，反之为疏。上面提到的是竖向的疏与密，同理，我们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检查横向的疏与密。密与疏这一对概念与传统文化的概念——黑与白、实与虚紧密相连。密处多黑、实，疏处多白、虚。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对这一组概念尤为注重，请看其书画作品集中《自序》里的一段文字：

黄(宾虹——作者注)先生不以余不肖……又曰：“古人重实处，尤重虚处;重黑处，尤重白处;所谓知白守黑，计白当黑，此理最微，君宜领会。君之书法，实处多，虚处少，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功夫。”余闻言，悚然大骇。平时虽知计白当黑和知白守黑之语，视为具文，未明究竟。今闻此语，恍然有悟。即取所藏古今名碑佳帖，细心潜玩，都于黑处沉着，白处虚灵，黑白错综，以成其美。始信黄先生之言，不吾欺也。

米芾书法作品(资料图片)

其中有句话很有意思，“余闻言，悚然大骇。”

在常态书写中，对疏与密或者黑与白、实与虚的关注与书写者的人生境界密切相关。对作品疏与密、黑与白或者实与虚处理得当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得平等、博爱、自尊程度高、有更高的幸福感。收放自如，则结构(造型)能力就强。在书法上注重收、放者，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也如是，但在一定的时间里受过定向训练而只是机械地模仿、记忆历代名家的字迹者除外——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收、放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在米芾作品中同样表现出了两个极端。以上面所列的图为例，整件作品收放表现极为出色的作品如：(图一)盛制帖、(图六)临沂使君帖——尤其是最后两行、(图八)紫金帖;在上列图中，而收放不够成功的作品有：(图二、三)苕溪诗卷、(图四、五)蜀素帖。简略阐释下：在笔画之间，收放处理得果断、明晰极有创造力，而在偏旁之间的处理却表现平庸，甚至可以说是糟糕，具体表现在：如，左右、左中右结构的字，左右、左中右之间几乎没有空间，甚至相互抵触。可以看出米芾内心是相当压抑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大给别人留有余地，不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也就没有余地，压抑与痛苦就是随之而来的了，这也可以给他的仕途经历作注解。写到这里，有的朋友会说了，你刚才谈到他线条温润的时候，不是说米芾富有温情、爱心的么?这儿他怎么又不给别人余地了呢?本人的理解是，其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有时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理想的自我的表现。

章法

章法，主要是指对作品的整体结构的安排，即对单个字、字与字、行与行(包括题款、盖印的位置)的安排。对章法的控制，需要强调整体意识。这里的整体意识，是指对一个特定单元的全部构成要素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关注。在常态书写中，作品的整体意识与书写者的领袖(宏观控制)意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作品整体意识愈强的书写者，其宏观控制意识愈强;宏观控制意识愈强的书写者其常常具有更强的作品整体意识。在书法作品中，整体意识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单个字的整体意识”、“字与字之间的整体意识”、“行与行之间的整体意识”及“完全整体意识”这四个层面为层层递进关系，后者的“整体”比前者的“整体”的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单个字的整体意识”为最基础的层面，“完全整体意识”为最高层面。

察看历代书法史，在章法上给本人留下极深印象的还是毛泽东的作品，无论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变化幅度有多大，通篇一气呵成，字与字、行与行浑然一体，整个作品的外形像刀削的一个长方形，令人震撼。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整体意识”也列举一位整体意识较弱的书写者，恕我不敬，本人再次提到蒋介石(中正)，请看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两件作品(图九、十)，让我们从整体意识的四个层面来分析下他的书写：一，相同笔画的落笔方向、行笔方向基本一致，单个字里的笔画之间无呼应，单个字就难以形成一个和谐的小整体。如图十的四个“生”字，这样的写法是典型的“单个字的整体意识”不强;二，关于“字与字之间的整体意识”，其实书圣王羲之在《笔势论十二章》中说得很清楚：“夫欲学书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静虑，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则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 很难发现书写者在这一层面有良好的表现;三，此两幅作品为楷书，行与行之间排列得整整齐齐，少有呼应、联系，“行与行之间的整体意识”不强的话，还可以说得过去;四，从作品完全整体来看，落款显得突兀，与作品主体缺少视觉上的联系，类似习惯性的公务签名，整件作品像是严谨的科技人员的工作纪录，这可说明书写者忽视视觉上的“完全整体意识”，这都等于从另一个侧面给其政治生涯作了一个注释。一般来说，艺术家大多随性而为，别有意趣，对整体并不刻意而为却又能左右逢源、浑然一体，而米芾便是其中的一位。

“书者，如也。如其学， 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黄宾虹先生生前料知他的画身后一定会“火”，但不曾料到会那么快，更没有料到后来会有那么多人举着他的旗子“打天下”。黄宾虹先生用其一生对艺术的探求，成就了他的山水画，可惜在他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让我想起死后被追认为名誉教授、院委，协会会员的黄秋园先生。好在当今已没有这样的大师了，我们也不必再担心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如今，似乎每个画画的人都很了解黄宾虹，说到山水画，必说黄宾虹。而对黄宾虹山水画的特点也似乎都稔熟于胸，什么“浑厚华滋”啦，“五笔法”“七墨法”啦，说来都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而说到黄宾虹山水的最大成就时，又都会说是晚年的“黑宾虹”，好像“黑”就是黄宾虹山水的特征。我以为不然，黑不是黄宾虹山水画的标志。浑厚不等于浓重，华滋并非鲜亮，黄宾虹山水并无固定模式，他的山水画非常之处不在外表厚重，而在于他把中国文化融入到了笔墨中，他竭力倡导并终身实践着的“内美”思想，才是他的画魂。

有很多人在说，“黑宾虹”是因为宾虹先生晚年眼疾而无意中成就的，我对此说存疑。我以为，他晚年即使无眼疾，他的画也会有这样的形式出现。如果他还能再长寿些，那么可以预知，他还会有更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是他的内美绘画思想的必然产物，与眼力无关，就像陈寅恪晚年写《柳如是别传》与眼睛失明并无直接关系一样。或因今人都认识到黄宾虹山水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价值，“粉丝”千千万万，研究者摩肩接踵，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不乏有见识者，但大多是些官样文章，只论表，不及里，纠结于笔墨形态、黑白虚实间。很少有深入浅出地阐述他的画理核心“内美”思想理论的著作，这是研究黄宾虹的不足，也是误读黄宾虹山水画的原因。

近读《东方早报·艺术评论》，有文章指出，因误读黄宾虹作品，盲目学习“黑宾虹”而造成严重后果，使一些“原本很有才气和相当笔墨基础的画家都淹没其中”了，对此我感慨颇多。记得我第一次去见我的山水画老师张大卫先生时，是拿着学画黄宾虹的一幅山水去的。张老师是陆俨少先生的高足，功力深厚。他看了我的画，说了句“从头开始，以前学的不算”!让我当时很难堪。后来在跟他学画的过程中，我才慢慢体会到了他说的“学山水不能从黄宾虹入手”的道理，让我受益至今。黄宾虹山水从表面看似乎特征明显很好学，实际上高古深邃，绝非初学者所能为之。如果你以为好上手，那就说明你无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董其昌说，学画“六法”中“唯气韵不可学”，就是说学画不可直接学气韵，应从“传移摹写、骨法用笔”等其他五法入手，然后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方可体悟。由此说开去，现在许多好学黄宾虹山水的人，就是犯了学画直接学气韵的忌，其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而那些很有才气和笔墨基础的画家，我以为倒正是可以开始学画黄宾虹的料，如果他们真心喜欢黄宾虹，应该鼓励他们学，大可不必担心他们学坏，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学好黄宾虹。黄宾虹不是人人能学，但也不是不能学。倘你想一朝学成上街叫卖，发家致富，那你就不要去学黄宾虹;倘你有今生甘为画画而殉道的精神，那就非学黄宾虹莫属。肤浅者一学黄宾虹就坏，而有识者一辈子学黄宾虹都会受益。

黄宾虹是古今山水画家中少有的阅历丰富、著作等身、有思想能思变、用自己先进的理论指导自己绘画的杰出文人画家。在他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虽然做过好多事，但他矢志不渝的唯有绘画。无论是做编辑做教授，鉴定文物，还是开古董店，开荒种地，都是为了“养画”，这可从他的《自述》中得以印证。应该说，他一生中经历的所有事，组成了他的丰富阅历，形成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见解，构建成了他的“内美”绘画理论，最终成就了他浑厚华滋，前无古人的山水画。黄宾虹是个为画画而活着的人，他把生命中的每一点体会都努力与画画联系。他看《道德经》，想到了“山水画与道德经”，用老庄孔子思想剖析阐释古人绘画理论;他在青城山中遇雨，看雨中山，惊呼得道，在雨中狂舞，如痴如癫;他看夜山，悟到 “月移壁”的画法。凡此种种，都说明他是个为中国画而殉道的人，绝不是个以画宣泄余情的人。

一个只用心读黄宾虹画论，不动手学习黄宾虹画的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到黄宾虹山水的高妙之处的;同样，一个只埋头练习黄宾虹山水，不用心研究黄宾虹画理的人，也很难学好黄宾虹。这两种人，虽天天与宾虹为伴，然终难入其堂奥，难得真谛。因为黄宾虹山水画，不仅有先进系统的理论，还有高超的笔墨技法，富含中国文化的深邃意境。他的理论是阐释如何将中国文化表现到中国画中去的独到认知和体会，有论技法的，如笔法墨法章法之类。而在他的著述中，更多的是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画、人与自然等大美术的东西。他用书法解释绘画，用“化蝶”说明学画的历程等等，所以说，无论你是只知理不知画，还是只知画不知理，都很难准确表达黄宾虹山水画的内涵。这或许就是我们研究黄宾虹的困难之处，诚然，我们可以用“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默雷特”的话来搪塞，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今天对黄宾虹的研究还远不能与他的成就相符。

其实，黄宾虹一直都在诠释他的绘画“内美”思想。表现在他的山水画上，他不选择对比强烈、夺人眼球的绘画语言，本着“文以达吾心，画以达吾意，草衣藿食，不肯向人”的平常心作书作画。这种立意的本质反映了他不求闻达一心从艺的高尚情操，这是“内美”思想的本源。他在明窗净几下幽对古人，描绘自然景象，让笔墨唱主角，尽情挥洒。在他的画中，舍弃一切影响表现自然的人为事物，包括励志的故事、生动的场景、多余的亭台楼阁等，让自然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得到尽情展示。用他经过千锤百炼的笔墨，一笔一画展现出富含诗意、富含人间真情的自然之美。他追求一幅画虽初看一般，然能越看越有味，百看不厌的内在美，而不是一目了然、不耐细看的外美。试问，从古到今，除了他还有谁?

黄宾虹 课徒画稿

关于黄宾虹“内美”的绘画思想不是吾辈三言两语能说明的，我目前只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一、 为什么他让笔墨唱主角?因为笔墨是中国画的本质，是中国文化延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顺着笔墨的痕迹，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作为自觉把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的黄宾虹先生，重视她，彰显她，是必然的。把她作为阐述他“内美”绘画思想的主角是最合适的。

二、为什么他的画初看不觉得很美?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看他画时，只在意他的外在美而忽视了他要表达的内美，所以他不仅尽可能地少画人造的东西，而且弱化解构具象的形，把山石树木、房舍人物等画成“似与不似之间”，形不似而神似，这是他有意为之，而不是技所不能。他的目的是表达事物本质的美、自然的美，他认为本质的美、自然的美，其外表并不是光鲜亮丽的，须用心去体会才可能得到。

三、他的画为什么能百看不厌?黄宾虹的山水画初看并不起眼，但越看越有味，引人入胜，百看不厌。因为他是用“写字的方法画画”，他能墨分七色，并用简单的点画层层叠加，加到浑厚华滋。他能把平常的场景，画得气韵生动，画得非同寻常。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把中国文化的内涵注入到了笔墨中，每一笔每一画都饱含了他对儒释道的理解和追求。你想读懂他的画，就应该先去读懂他的画理，别无选择。

我曾在《闲话黄宾虹山水画》一文中说过，黄宾虹画画并无固定模式，所谓的“黑宾虹”只是黄宾虹山水画中的一种样式，学画黄宾虹山水，千万不可从“黑”入手。陆俨少先生曾说过，一幅好画，“要放得下，画得上”，就是“再画也可以，放下不画也可以”，得意不在繁简。综观黄宾虹的山水画，不仅有加了又加的“黑宾虹”，还有寥寥数笔，笔简意远的“画稿”，即使是在眼疾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乏这样的作品。所以说，“黑宾虹”不是偶然出现的，黑，也不是黄宾虹追求的终极目标。学黄宾虹重要的是学他的思想，研究他的“内美”学说，重视书法练习，重视文化修养，追根溯源，从画外求画。如果你也能像黄宾虹先生一样，淡泊名利，潜心刻苦，那么，无论学到什么程度，都是有意义的。

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碑帖，其中贮存着数千年古人的辛勤与智慧。在“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寻幽探胜中，使人感受着历史文化的深邃与厚重。这无数的碑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是一座使人留连忘返的艺术迷宫。我喜欢临帖，从小就临，老了还在临。临帖可以入静、入神、入化。可以忘忧、忘我、忘世。可以取诸怀抱，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在笔势往复之中，品味那种隔了时代的美。这种美是遥远的，却是可以触摸的;是变化的，却是永恒的。

在临帖中使我得到愉悦，在心平气静中与古人促膝交流。但我却又是一个无才华的临帖者，说到实临，我手下的造型能力、模拟能力较差，每每努力临像而临不像;说到意临，我又是个心中缺乏想象力者，每每又囿于原帖，跳不出古人设定的藩篱。

孙过庭《书谱》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察之”需要观察力，“拟之”需要表现力，我临帖“察之”缺乏定力，而“拟之”又缺乏动力，临帖心存惰性，手有惯性，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习惯。但我看王铎、董其昌、何绍基临古以及当代人林散之、沙孟海等人所临的古代法帖，也都有几分像，又有几分不像，也都顽固地表现着自我，大概临帖就是如此，临得太像原帖了，如雕版印刷、如泥塑僵尸，全无自然可言，临之何用?如临得全不像古人，全是自我，那又不算临帖，只是抄帖中的文字，是用古人的戏台唱自己的戏，所以似与不似之间全在一个“度”的把握，是古人形质与自家笔性的合一，是古人气韵与自己精神的融合。有人临不像，就说是“意临”，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临不像就是临不像，何必掩饰，好像是自己能临像而故意不临像，而“意临”，不管你有意或无意，自己的“意”总会自然流露出来，何必刻意于“意”!

在原帖的基础上表现己意、创造与时代气息，这话没错，但又大而无当。当具体到一种碑帖、一种临法、一件作品时，则会清晰而具体。如我临北魏《元腾墓志》等，对原帖的突破处在于一个“写”字，在忠于原帖字法结构的同时，不囿于原帖刀刻斧凿之貌，而以毛笔自然挥运代之，以二王帖派用笔和唐人写经的写法用于写北魏墓志，表现亦碑亦帖的新貌，既有魏碑体空间结构的势态之美，又有二王尺牍书笔势贯达中的时序之美。我临写的汉简与汉碑，则力求在简牍中融入碑刻的庄重与谨严，在碑刻隶书中注入简牍隶书的自然率真。

我临金文，字形结构基本贴近原摹本，但因原金文字形结构有时受载体器形的影响而变化， 移于宣纸上写作书法作品，个别字形不尽合意，于是在金文原始结构之中以自家平时所写的小篆体势稍作统一，也就是将原生态的艺术作些许“雅化”处理，当然这种雅化是不着痕迹的，以保持原金文的鲜活、不使之工艺化为度。点画求毛笔挥运的自由感，用笔起止脉络清晰，以逸笔草草之意写凝重古厚的金文结构，赋予数千年的陈迹以当代艺术的生命力。用朱砂和胶水，求轻重、浓枯、燥润的自然丰富变化。

碑与帖、新与旧、书与画、写与做、外在的现代形式与内在的古典意味都涉及了，但我的临作总的表现在技巧上注重毛笔挥运的自由书写性，在意味上注重所临对象特有的古典气息，在审美上自然表现出一种对静穆安详的追求。临帖是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临帖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临帖是书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书法的工具，不消说，便是文房四宝了——纸、墨、笔、砚。平常讲到四宝，总是说湖笔、徽墨、宣纸、歙砚。这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从事于做那些工业，出产多，品质好，应用最普遍而著名的缘故。并非说国内除四地之外，不产纸墨笔砚。

初学写字，大楷用浅黄色的原书纸(七都纸)，小楷用毛边、竹帘或白关纸。总之，宁使毛些、黄糙些，不必求纯细、洁白，白报纸、有光纸等，均不相宜。至于水油纸，等于古代的所谓硬黄纸，那是摹写所用。废报纸可以拿来利用习榜书。初学字的毛病是滑，所以忌用光滑而不留笔、不吸墨的纸类。

我国书画家所用的纸，大别为生纸、熟纸两大类。生的纸，纸性吸墨;熟的纸，纸性不吸墨。普通所用白纸，因为出于安徽宣城，所以统称宣纸。其名目有六吉单宣、夹贡等，都属于生纸。煮硾、玉版则归入熟纸类。其它如冀北迁安县所出之迁安纸，有厚、有薄、有黄、有白。它的质料多棉，近高丽茧纸，俗名皮纸，亦名小高丽。北方人用厚的一种来糊窗，其实于书画皆相宜，不过质地稍粗而已。倘使把它改良了应用，一定很出色的。又福建纸极细洁，但较薄些，拿来写字作画也很好。就是因为交通关系，江南较少见，以上亦属于生纸。至于像蜡笺、粉笺、冷金笺、扇面纸等，矾过的或拖色的可统归为熟纸。熟纸光洁而多油，落笔前须经揩拭过。矾重的，往往毛得不吃墨。国外产品，如高丽纸，古名茧纸，拿来作书作画，落笔皆很舒服。坚韧经久，向来视为珍品。但现在出品的已不及从前。另有细薄的一种，从前用来印书的，现在已不见了。日本纸极有佳品，惟质地稍松脆，不经久，流通亦少。至于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笺纸，像唐代的薛涛笺、宋代的澄心堂纸、元代的罗文纸、明末的连七奏本大笺等，现在绝迹了(罗文、奏本市上所有，但纸质已非)。便是清代的各种仿古笺，现在也很少见到，颇是名贵。

书画家对于纸的考究，自与其他三种工具相同。倘使心手双畅，纸墨相发，兴会便亦不同。若不得佳纸，即使有好砚磨好墨，好笔好手，仍为之失色。《笔道通会》云：“书贵纸笔调和，若纸笔不称，虽能书亦不能善。譬之快马行泥泽中，其能善乎?”孙过庭以“纸墨相发”为一合，“纸墨不称”为一乖。又曰：“得时不如得器”，可见其关系之重要了。墨的大别也为二类：一种是松烟;一种是油烟。普通的都是油烟，油烟墨书画都相宜。松烟墨仅宜于写字，但墨色虽深重却无光泽，并且一着了水容易渗化。科举时代用以写卷册，取其乌黑。自从海通之后，制墨都用洋烟，便是煤烟。制煤者贪价廉工省，粗制滥造，虽在初学者无妨采用，但品质粗下，实不宜书画。

古代制墨，每代都有名家。但到了现在，明以前的已不可见了。明代如程君房、方于鲁诸人的制墨，现在尚得看见，惟赝品每多。又古墨质虽好，倘使藏得不好，走胶或散断之后，重制亦便不佳。有些有古墨癖好的人，喜欢收藏，但自己既不是用墨的人，又不能“宝剑赠烈士”，只是等待其无用而已，实是可惜。目下乾隆时的好墨可应实用，颇为难得。至乾隆以前，保藏不好的已不堪应用了。

古墨坚致如玉，光彩如漆。辨别古墨的好坏，《墨经》上有几节论得很精：“凡墨色紫光为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凡光与色不可废一，以久而不渝者为贵，然忌胶光。古墨多有色无光者，以蒸湿败之，非古墨之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艳，泽而有渍，是谓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纸试墨，或以砚试之、以指甲试之皆不佳。凡墨击之，以辨其声。醇烟之墨，其声清响;杂烟之墨，其声重滞。若研之辨其声，细墨之声腻，粗墨之声粗。粗谓之打砚，腻谓之入研。

凡墨不贵轻，语曰:“煤贵轻，墨贵重”。今世人择墨贵轻，甚非。煤粗则轻、煤杂则轻、春胶则轻、胶伤水则轻、胶为湿所败则轻，惟醇烟、法胶、善药、良时，乃重而有体，有体乃能久远。

普通墨的最大坏处，是胶重和有砂钉。胶重滞笔，砂钉打砚。以光彩辨古墨好坏的方法，也可应用到市上较好的墨。还有一种辨别墨质的方法：用辨别墨质粗细的方法辨别好坏。便是磨过之后，干后看墨上有无细孔，孔细孔大，亦可分别它们的精粗。

磨墨用水，须取清洁新鲜的。磨时要慢，慢了就能细，正像炖菜时须用文火一样。古人论磨墨说：“重按轻推，徐徐盘旋”，又说：“磨墨如病”，真形容得很妙。

作书用墨，欧阳询云：“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但古人作书，没有不用浓墨的，不过不是绝浓。又宋代苏东坡用墨如糊，他说：“须湛湛如小儿睛乃佳”。明末的董思翁以画法用墨，那是用淡的，初写时气馥鲜妍，久了便黯然无色。不过他的得意作品，也没有不用浓墨的。行、草书的用墨与真书不同，孙过庭的《书谱》上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姜白石的《续书谱》上说：“燥润相杂，润以取妍，燥以取险”。另一方面与笔势上也有关系。

笔的分类，大别可分为三类，即硬、软和适中。拿取材来说，在取用植物方面的有竹、棕和茅。在取用动物方面有：人类的须及胎发。兽类的有虎、熊、猩猩、鹿、马、羊、兔、狐狸、貂、狼等的毫毛，及猪鬃、鼠须。禽类方面的有鸡、鸭、鹅、雉、雀之毛。拿竹、棕、茅、须、发、鸡、鸭、鹅、雉、雀毛来制笔，都不过是作为好奇，或务为观美，既不适实用，自然也不会通行。所以讲到一般的笔材来源，只在兽毛了。软笔只有羊毫一种。除羊毫以外，虎、熊、猩猩、马、鹿、豕、狐狸、貂、狼等毫毛，及猪鬃、鼠须等都属于硬的一类。不硬不软的一类，便是羊毫和兔、狼等毫的一种混合制品。社会上一般所用的笔，大概不外乎羊、兔、狼毫三种，现将较为通用的各种兽毛分别说明如下：

熊毫：硬性次于兔毫，可写大字榜书。

马毫：只可制揸笔，写榜书用。

猪鬃：每根劈为三或四，可以写尺以外字。

兔毫：俗称紫毫，最大可写五六寸字。

鼠须：功用同兔毫，近代有此笔名，无此实物。其实即猫皮的脊毛。

狼毫：狼毫即俗称黄鼠狼的毛，大者可写一尺左右的字。

鹿毫：略同狼毫，微硬。

狐狸毫：《博物志》蒙恬造笔，狐狸毫为心，兔毛为副。

狸毛：唐书欧阳通以狸毛为笔，覆以兔毫。

羊毫：羊须亦制揸笔，只宜于榜书，爪锋书小字。

自唐以前，多用硬笔，取材狸、兔、狼、鼠。羊毫虽创始于唐，它的行盛，当始于宋代。

取兽毛的时节，必须在冬天。兽毛的产地，北方又胜于南方。因为冬腊的毛，正当壮盛时期。北方气候寒冷，地气高爽，故毛健而经用。南方多河沼，地卑气润，毛性柔弱易断。

“尖、齐、圆、健”，是笔的四德。制笔每代有名家，论制笔的，唐代有柳公权一帖，颇为扼要。包世臣记的《两笔工语》很精辟。

普通临习用笔，须开通十分之五、六，用过后必须洗涤。洗涤时，不可使未开通的十分之四、五着水，否则两次一用便开通了。一开通后腰部便没有力。用笔蘸墨的程度也不可太过，王右军云：“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则毫弱无力”。此说似乎笔须开得很少，但笔头少开也应该看写字的大小，若中、大楷一笔一蘸墨，决不可为训。若小楷蘸墨过饱，也不能作字，此中宜善为消息。

笔与纸的关系，不外是“强笔用弱纸，弱笔用强纸”两语，这是刚柔相济之理。就用笔的本身而论，我以为软笔用其硬，硬笔用其软，也是很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功力的。

作字用笔关系之大，我常比之将军骑马。若彼此不谙性情，笔不称手，如何得佳。米元章谓笔不称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此颇善喻。

砚材有玉、石、陶、瓦、砖、瓷、澄泥等类，形式也不一而足。普通的都是石砚，石类中大别为二，一是端石，二是歙石。端石出广东端州，歙石出安徽歙县。玉、陶、瓦、砖各类，或系装饰，或系古董好玩，不切实用，现在不去说它。便是石类中的端石，好的既不多见，且很名贵。专门研究端石的，有吴兰修著的《端溪砚史》颇为详备。

我人用砚，既得备“细、润、发墨”四字条件的，不论端歙，总之已经是上品了。用砚必须每日洗涤，去其积墨败水，否则新磨的墨，既没有光彩，砚与笔也多有损害。洗砚须用冷水、清水拿莲房剥去了皮擦最妙，用海绵、丝瓜络亦好。

四宝之外，与学书最有关系的是九宫格。九宫格的创始在唐代，因为唐人作书是专讲法的。旧制九宫格的划法共八十一格，看了使人眼花。清代金坛蒋勉斋骥，重定九宫共三十六格，较为省便，纵横线条，又有变种，见下图：

蒋氏于撇捺的写法，另用加两斜线的方格，可名之为“个”字格。他有说明：“蓋下之字，左右宜乎均分，法界四方格作十字，以半斜界划两角。学者作蓋下字，撇与捺之意，俱在墨线上。如：会、合、金、舍等字，字头用意不离此法，自无过、不及之弊矣”。

近时社会上所用的九宫格，实比蒋氏重定的更为减省，一名小九宫，实可称为“井”字格。现将另一种通行之米字字格同录于下：

今人俞建华本蒋氏之法，再加减省，定为十六格，上下用二重斜线，最为进步。他对于蒋氏的批评及应用九宫格的意见，说得明白透彻，再好没有：“蒋氏之法虽较简便，但仍嫌其繁复。蓋写字之结构固应研究，然并无确切不移之法则。试取各家之书较之，此长而彼短者有之，此大而彼小者有之，各家不同，而俱不失为佳字。即使一人之书，前后亦不能一律，如兰亭“之”字，有十八个，而个个不同，极易变化之能事，古人反侈为美谈。由此可知，结构虽有普通之法则，无绝对之标准。若亦步亦趋，丝毫不可出入，则书法变为印板，既乏笔意，又无生趣，阻碍书法之进步，莫此为甚。今为初学者说法，仅使其知有规矩，使其知运规矩之方法则可矣。至其如何深造，如何成家，悉听其自己之探讨。如此，则庶不致汨没天才，而使天才豪迈之书家，不受束缚，不受压迫，自由发挥，其卓然成家，越过古人，不难也。较之拘拘为辕下羁中之驹，只能为古人之奴隶者，相去岂只天渊哉。今既不欲学者过受束缚，而又不欲学者过事奔放，而于初学之时能助其划平竖直，步入轨道者，爰本蒋氏之法再加省减，定为十六格，其格式如下：

此法不但可用于临摹字帖，更适于自书。初学笔划，每不知置于何处，且竖划不直，横划不平，配合不匀，左右不等。今用此格以写字，若稍加注意，则诸弊可免。例如：横划可照横格书之，竖划可照直格书之，斜划可照斜格书之，自能矫正其不平不直等之病。例如：“一”字可占当中一横划;“二”字可占上下二横划;“三”字、“五”字则可占上、中、下三横画，不但笔画可平，且配置亦易。“十”字适为中线之交点;“干”二横一竖、“王”三横一竖、“丰”字之上一笔斜度，亦易表明。至于“才”、“木”、“米”、“东”等字之撇捺可按下方之两对角线书之，则左右自易相等。“今”、“俞”之人字盖，可用上方之两对角线。“吝”、“琴”则可利用下之二对线。“日”、“月”、“目”、“耳”等窄长字则可只用两格。而“日”、“目”之短者，则只用中四格足矣，“口”、“曰”等扁小者亦然。“周”、“国”等方而大之字，则充满全格，其四周之笔，务须写在四周之格内。至于两拼相等之字,如“門”、“辅”、“願”、“林”则每半个字占两格，而以中线为界。“谢”、“树”等字三匀之字，则中字占中格，两旁之字占两旁之格。“鑾”、“需”等二段者，则以中横线为界。而三停之“章”、“意”、“素”、“累”等字，则每停占一格。至如写隶字，以隶字多扁，可省去上下两格。小篆则瘦长，可省左右两格。石鼓之方者如“”、“”等占满格。钟鼎之方者，如散氏盘之“”，则用格长者。如颂鼎之“”，王孙锺之“”，甲骨之“”，则只用中两格够了。由此类推，神而明之，可以应用于各种字体。

不过我们须注意一点：初学子弟，对于习字用纸，没有不知用九宫格的。但是他们的用九宫格纸却等于不用，因为他们的帖上并无九宫格，既无从对照，就失去了其效用。最好的方法可依所临字的大小，将九宫格画在玻璃上或明胶纸上，使用时将玻璃或明胶纸放在帖上，临一个字移动一个字，那就非常便利了。至于已有相当程度的人，于某字或屡写不得其结构者，觅古人佳样，亦可用此法取之。

如果李白与杜牧PK，写诗没悬念，“诗仙”不是浪得虚名，李白的粉丝绝对甩杜牧几条街。那么，写字谁更牛呢?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李白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多是后人伪托之作，公认为李白墨宝真迹的，只有一件《上阳台》帖。而杜牧也留下了一件稀世珍品《张好好诗》帖。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两件作品。究竟谁更强呢?本文最后见分晓。

李白《上阳台帖》，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帖后有宋徽宗赵佶一跋，跋文为：“太白尝作行书 ‘ 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 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元代张晏跋曰：“谪仙(李白)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在观赏了诗仙李白的此帖后，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黄山谷曾经评说：“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 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也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可见作为唐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写意情调。

杜牧《张好好诗》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杜牧，唐代著名的杰出大诗人，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以诗文名世，书法《张好好诗》也是唐代罕有的诗书俱妙的名家作品。

张好好是一名歌妓，容颜娇美，才华出众。杜牧的这首五言长诗，就是为她而作，并对她的不幸寄以无限同情。诗载杜牧《樊川集》中，墨迹的末二句，因伤残缺“洒尽满”、“一书”五字，然不伤书诗的整体精神。

该卷书用麻纸，制作相当精细。书用硬笔，笔法劲健，颇多叉笔。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的用纸、笔法的特点。杜牧行草气格雄健，深得六朝人风韵。《宣和书谱》一书评杜牧书法：“气格雄健，与文章相表里”。卷前有宋徽宗赵佶书签“唐杜牧张好好诗”，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兹后曾递藏于宋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该卷曾被清逊帝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后归张伯驹所有。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捐赠政府，此珍贵文物重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历代评之甚多，清包世臣赞曰：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盖两端出入操纵之故，尚有迹象可寻;其中截之所以丰而不怯、实而不空者，非骨势洞达，不能倖致。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古今书诀，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之说，虽非道出真际，知识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张好好诗》云“大有六朝风韵”者，盖亦赏其中截有丰实处在也。

花到十分名烂漫者，菁华内竭，而颜色外褪也;草木秋深，叶凋而枝疏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气外敝也。书之烂漫，由于力弱，笔不能摄墨，指不能伏笔，任意出之，故烂漫之弊至幅后尤甚。戏鸿堂摘句《兰亭诗》、《张好好诗》，结法率易，格致散乱，而不烂漫者，气满也。气满由于中实，中实由于指劲，此诣甚难至，然不可不知也。

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李白与杜牧，书法究竟哪家强?

从《上阳台》与《张好好》二纸来看，两人都以才学见长，学识与趣味大于技法上的高度，笔下颇有几分晋人神韵。历代书法评论家都有颇多赞誉。

小编以为，以李白恃才傲物形骸放浪的性子，必不肯沉下心来苦临古人法帖，更多随性手书，放逸犷纵之下，用笔上难免疲弱，心意到而手不达。相比之处，杜牧作为相门之后，幼承庭训，受过较为系统的训练，天赋才学与技法上的结合，成就了在技法与趣味上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书法水准。《张好好诗》无论是技法上、情趣上都具有相当高妙的审美意味，在用笔上、结字以及章法上，都颇多可品之处，不愧为唐人诗文名家成就最高的书法经典之一。

现在讲执笔问题。执笔是重在一个执字，笼统说是以手执笔。但从显见方面，分别关系来讲，应分肘、腕、指三部。指的职在执;腕的职在运。写大字须悬肘，习中字须悬腕，习小字可枕腕;中字仍以悬肘为目的，小字仍以悬腕为目的，此纯为初学者言。丰道生曰：“不使肉亲于纸，则运笔如飞”，这是天然的事实。至于执笔关系，最近是指的部位，现在先看图片，以便再加说明。

根据图片的执笔方法如下：

大指、食指、中指第一关节之前部分捻住笔管，无名指的背部-指甲与肉相交处抵住笔管，小指紧贴无名指的后面，不要碰到笔管，指与指中间不使通风。从外望到掌内的指形，正如螺蛳旋形层累而下。大指节骨须撑出，使虎口成圆形。切近桌案，掌中空虚，好像握了一个鸡蛋。这样便能锋正势全，筋力平均，运用灵活，也便是所谓五指齐力、八面玲珑了。

五指齐力，虽然力都注在一根笔管上，但是五指的运用，各有不同。李后主(煜)的八字法解释得很好，现在说明如下:

擫：大指上节下端，用力向外向右上，势倒而仰。

压：食指上节上端，用力向内向右下，此上二指主力。

钩：中指指尖钩笔，向下向左内起，体直而垂。

揭：名指背爪肉际，揭笔向上向右外起。

抵：名指揭笔，由中指抵住。

拒：中指钩笔，由名指拒定，此上二指主转运。

导：小指引名指过右。

送：小指送名指过左，此上一指主往来。

上面“擫、压、钩、揭、抵、拒、导、送”八字法，说执运之理很精，它的形状，即古人所谓的“拨镫法”。“拨镫”二字，有二个解释，其一：镫是马镫。用上法执笔，笔既能直，那么虎口就圆如马镫。脚踏马镫，浅则容易转换，手执笔管，亦欲其浅，浅则易于拨动了。所以这个执笔法，以马镫来比方，名叫拨镫。另一说是：镫字解作油镫之镫。执笔的姿势，仿佛用指执物，如挑拨镫芯一样。

执笔的高低也是极有讲究的。从前卫夫人说：“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一作一寸二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一作二寸一分)。”王右军有“真一、行二、草三”之说。虞永兴《笔髓》，云：“笔长不过六寸，一真、二行、三草”，这是约言执笔去笔头的远近。我以为我们正不必去考究古今尺寸的不同，因为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精密，实在是很含糊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说出所写字的大小。字的大小和书体的不同，根本上就和执笔的高下有关系。执笔高下问题，其中有自然定律，正和写大字须悬肘、写小字可枕腕一样。唐张怀瓘云：“执笔亦有法，若执浅而坚，掣打劲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纸，势有余矣。若执笔深而束，牵三寸而一寸着纸，势已尽矣。”元代郑杓说：“寸以内，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正是此意。简单地说，小楷执笔最低;中楷高些;大楷又高些。行书、草书的大小，也是如此比例。也就是说，枕腕的字执笔最下;悬腕的字执笔高些;悬肘的字执笔最高。

上面是说执笔高低的原则-天然定律，但执笔总以较高为贵。但在书体方面说，行草宜高;真、楷不宜高，致失雍重。

此外，执笔的松紧和运指也应注意，太松太紧，过犹不及。因为太松了，笔划便没有力;太紧了笔划便欲泥滞而不灵活。昔人有误解一个“紧”字的，说是好像要把笔管捏碎一般才对，真是笨伯。作字须要用全身之力，这个力字，只是一股阴劲，由背而到肘;由肘而到腕;由腕而到指;由指到笔;由笔管而注于笔尖，不害其转动自如。倘使说要把笔管捏碎，那是把力停滞在笔管而不注到笔尖上去了。至于运用方面，前人说：“死指活腕”;又有说：“当使腕运而指不知”。这二句话，稍有病语，也得解释明白：写大字要运肘，是不消说得，但写字时运动的总枢纽却是在腕，说“死指”、说“指不知”，那么全身之力又如何能够通过指而到笔尖呢?上面的八字法又应当怎样讲呢?所以“死指”与“指不知”的说法，应当活读，死读便不对了。他们之所以要如此讲法，正是因为一般人写字时指头太活动了，太活动的结果，点划便轻漂浮浅而不能沉着。因为矫枉的缘故，所以便说成“死指”和“指不知”了。其实，指何会真死得，何曾真不知呢?死与不知，正好比一个聪明人听人家说话，自己肚里明白，嘴巴上不说，态度上不显出来罢了。姜白石《续书谱》云：“执之欲紧，运之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这些话，总算讲得很灵活了。他并不说“死指”或“指不知”，而意中是戒以指主运。他所说的“紧”字，正如张怀瓘所说的一个“坚”字，“紧”和“坚”决不是后人所谓的好像要把笔管捻碎。诸位如果还不明白，我再来一个譬方：你看霓虹广告的字，面子上一个个笔划清楚，一笔笔断的断连的连，实际上没有一笔不连，没有一个不连的。如果真的断了，电流不通，便会缺笔缺字。写字的一般阴劲，正好比电流一般，如果通到腕为止，中间断了五指，那么力如何会到笔管笔尖上去呢?以指运笔之说，似乎始于唐人的《翰林密论》，大概其时作干禄中字，取以悦目。至苏东坡作书，爱取姿态，所以有“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的说法，以永叔能指运而腕不知为妙。其实指运的范围，过一寸已滞。苏东坡的论书诗有云：“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康有为讥谓：“亦为其不足之故”。孙寿以：“龋齿堕马为美，已非硕人颀模范矣”，可谓确论。

至于写榜书的揸笔，不适用上面所说的拨镫法，应当把斗柄放在虎口里，手指都倒垂，揸住笔斗，臂肘的姿势也是侧下方才有力。

执笔和肘腕指法的名称繁多，我觉得都是不关重要的，徒乱人意。讲得对的，我们作字时也本能暗合，正不必说出来吓人。上面所述各点，正是最为主要的，我们能够记住照做就够好的了。

最后，我特别欲请诸位同学注意的是，照上面所说的执笔法，实行起来诸位一定要叫苦。第一，手臂酸痛;第二，指头痛;第三，写的字要成为清道人式的锯边蚓粪，或是像戏台上的杨老令公大演其抖功。写的字反而觉得比平时自由执笔的要坏。那么，奉劝诸位忍耐些，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我常有一个比方：我们久未上运动场去踢球或赛跑，一朝来一下子，到明天爬起来，一定会手足酸软无力，骨节里还要疼痛，全身不大舒服。而那些足球健将和田径赛的好手不但没有酸煞痛煞，反而胳膊和腿上都是精壮的茧子肉，胸部也是特别发达，甚是健美。所以要坚持一下，功到自有好处。

此外，身法须加注意，所谓身法，便是指坐的姿势。坐要端正，背要直，胸前离案约有四寸左右，两脚跟须着地。程易田讲得就很精妙：“书成于笔，笔运于纸，指运于腕，腕连于肘，肘连于肩。肩也、肘也、指也皆于其右体者也。而右体则运于其左体。左右体者，体之运于上者也。而上体则运于其下体，下体者两足也，两足着地，拇踵下勾，如屐之有齿，以刻于地者，然此谓下体之实也。下体之实矣，而后能运下体之虚，然上体亦有其实焉者。实其左体也，左体凝然据几，与下二相属焉。于是以三体之实，而运其右一体之虚。于是右一体者，乃至虚而至实者也。夫然后以肩运肘，以肘而腕而指，皆各以其至实而运其至虚。虚者其形也，实者其精也。其精也者，三体之实，所融结于至虚之中也。乃至指之虚者又实焉。古老传授，所谓搦破笔管者也。搦破管矣，指实矣，虚者唯在于笔矣。虽然笔也而顾丽于虚呼，其实也故力透于纸之背。惟其虚也，故精浮乎纸之上。其妙也，如行地者之绝迹。其神也，如凭虚御风，无行地而已矣!”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有称《张玄墓志》。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俗称《张黑女墓志》。

此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五三一年)十月，出土地无考，原石又早已亡佚，现存乃清何子贞旧藏拓本传世。

是志楷书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三百六十七字。其书法精美遒古，峻宕朴茂，结构扁方疏朗，内紧外松，多出隶意。此墓志虽属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笔法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兼施，以求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之风格，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