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说起书法味道，说再多，都得看实例。今天给大家带来八大山人行楷临《兴福寺半截碑》欣赏，通体完整，八大此作水平已将进入老境，笔法浑厚，字体外形气盛，而内含丰满，全然出味，百看不厌。
眼前的《兴幅寺半截碑》是唐朝和尚大雅集王羲之帖中之字，为一位将军立的碑。唐朝的王羲之帖，真伪难辨，集字双钩上石，难免失真。但究竟可以追寻唐朝人认为王羲之的书体。
八大山人在辛酉1681《山水轴》上有“禊堂”印，在癸酉1693《画鸟轴》上有“晋字堂”印，他临《临河叙》有十数次之多(现存原迹有十一件)，可见他对王羲之的书法，热诚研习。思友们继续欣赏：
此碑晚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发现，八大山人得其拓本必极兴奋。是当时可据以为研习王羲之书法最新材科。
书写此册之时，已卯1699他自己的书体已经形成，所书在字形表面上看，仍是八大山人晚年书法的面目，而晋人书法之气贯，却蕴藏於内，难以点画求之。而点画之间的恬然滋味，自然溢出。
中国书法的历史告诉我们：书体的演变，总是出于人民群众在使用文字的实践中趋于简便的需要和美化的追求。所以，民间书法能最直接地向我们展示这一衍化过程的各个断面。而砖文作为民间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其他方面所难以企及的地位，即砖文的兴盛时期—两汉至六朝，恰恰是书体与笔法演变最激烈的时期。而且砖文数量之大，也是其他民间书迹不可望其项背的。如果说前一时期对于简牍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不小的狂热，那么时至今日，对于砖文的冷漠，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了。
砖文所包容的书体，也十分全面。举凡大篆、小篆、缪篆、虫书、八分、隶书、章草、今草、行书、楷书，可以说无所不有。同时，每一种书体的规范化与草率化两种倾向，在砖文中时有反映。
篆
洛阳出土汉初八年的“西周砖郭”是罕见的大篆体刻画型砖文。其结字已向小篆演进，线条则毫无范铸金文的凝涩之感。其流畅飞动，可令人想见作者手挥利物，一气呵成的契刻过程，在这里，作为载体材料，恐怕对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相对松软的泥坯砖块，毕竟不同于坚硬的金属。前人称此砖书体为“草篆”，今天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书体演变的时代，每种书体的草率化书写现象，都伴随着这种书体自诞生至成熟的全过程。
篆书向隶书的演变，即“隶变”，其实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一条是草率化的途径，即篆书通过草篆演进成草隶，经整理成隶书，这可以从战国至秦汉的竹木简牍中看得一清二楚。另一条是规整化的途径，即小篆变圆转为方折，演成缪篆，进而变为隶书。重要的是二者间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才完成了书体笔法的最大变革—隶变。
隶
西汉的书法遗迹十分匮乏，尤其是石刻，宋人曾断言：“前汉无碑”。所以，近世出土的西汉砖文，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更珍贵了。在书法史中，限于既有的资料，一般都将隶书的成熟断在东汉初期。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隶书体势比较明显的石刻，时代最早的属“杨量买山地记”与“五凤二年刻石”。前者在公元前六十八年，后者在公元前五十六年，都处于西汉中晚期。二者虽隶意较浓，仍不能体现出成熟隶书的基本特征。
所以康有为肯定地说：“西汉未有隶书”。但是，比上述书迹稍早的“元平元砖”的出现，却证实了，至少在公元前七十四年，隶书已经初步成熟。其后的西汉“凉廿八砖”和西汉“长乐未央砖”中的“乐未央”三字，都能说明隶书的出现，在当时并非孤立事件。
至于行书的踪迹，则往往出现于刻画或书写型砖文之中。这虽然是由于模印型砖文的制作不适于即兴式的挥写。“延熹七年纪雨砖”。寥寥十余字，却告诉我们，早在东汉中晚期，行书已经流行于民间。无论结字还是笔法，此砖文已经脱尽了隶书的遗意：“九”字末笔既无波磔又无勾挑，“入”字一捺已处理为行书惯用的长点，“雨”字的横折笔也全是行书的意味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行书是从隶书草率书写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书体。上下连绵的快捷笔势必然要克服掉波磔的隶书笔法。无怪乎刘师培惊叹：“延熹七年纪雨砖与汉隶稍异，已开六朝瘗鹤铭之先!”
行
出于东汉桓、灵时代的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的砖文，也反映出当时行书已在民间流行的事实。如“平仓”二字，已经是相当熟练精到的行书了。据前人记载，行书正是桓、灵之时的刘德升所创。“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研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
曹操宗族墓中的行书砖文不仅与记载中刘德升“造行书”的时间相吻合，而且出于同一地点。正如沈茹松、潘德熙先生所指出的，刘德升(包括锺、胡)是颍川人，曹操宗族墓出在亳县，与颍川相邻，同属古豫州。这恐怕不是巧合，古豫州一代可以说是行书的发祥地吧。
刘德升所造的行书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到。但刘德升那个时代的几件砖文行书，却使我们目睹了彼时行书的真面目，这的确是极有价值的发现。事实上，行书作为 一种新书体，一开始并不为士大夫文人所重视。到了汉末三国之时，行书才被上层社会所承认并加以完善，至钟、胡形成风气，流行于士大夫之间。
草
民间书法正是文人书法的先导。模印型砖文上找不到草书的踪影，但是在刻画型砖文中，先民们仍然留下了不少的草书遗迹。真正意义上的、即狭义的草书，在砖文中并不多见。但像曹操宗族墓中的“会稽曹君”四字，已是地道的章草了。关于今草，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之所造也。”张伯英即张芝，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可惜他的传世草书并非原迹。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砖文中欣赏到那个时代的今草!同出于曹操宗族墓中的几件刻画砖文，如“为将奈何吾真愁怀”，无论是结体抑或用笔，都属于纯粹的今草了。百余年后的“草圣”王羲之，正是积前人一个多世纪的经验，才在技巧上将今草完善到一个空前的阶段。
弥足珍贵的是，曹操宗族墓中的这件砖文，大概是目前所见书法史上最早的今草原迹了。研究任何一个书体的形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尽管砖文中成熟的草书不多，但草书形成过程中的片断不少。尤其是东汉刻画砖文，包括大批的刑徒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机会。
从广义上说，在通行篆书的时代，作为相对于篆书的草体书法——草篆，就在手写过程中出现了。这一事实可以从战国及秦的简帛书中得到证明。草篆同时又促进了篆书向隶书的演变。随着隶书逐渐取代篆书，隶书的草体书法——草隶，也一步步取代了草篆。而草隶经过长时期的简省蜕化，在结构与用笔两方面都到了相对稳定之时，章草作为一个独立的字体才得以确立。
从“东汉公羊传砖”到西晋“咸宁四年七月吕氏砖”，不难看出这一过程。随着近世竹木简牍和砖文等民间书法的大量问世，我们可以确认：在隶书与章草之间，确实存在着草隶这一关键的过渡性书体。东汉的赵壹已有“隶草”之说：“盖秦之末，⋯⋯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确切的说，没有草隶的过渡，便没有章草。
砖文中新旧书体的并存现象
纵观汉魏六朝时期的砖文，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史实：即新的书体虽然已风行于世，但旧的书体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沿用。在反映新旧书体并存这一现象方面，同时期的其他书法遗迹，如石刻、金文、玺印、竹木简牍和墨迹，都远远比不上砖文。
据史书记载，秦时有八体。到了汉代，萧何所草拟的律法，无论“试学童”，或者取仕，仍“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遗憾的是，无论八体还是六体，由于各类不同载书材料在某一时期有其惯用的书体，使我们很难同时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作为民间书法的砖文，因为实用所致，书法观念上的约束较少，所以在采用书体时十分宽泛自由。
通过对砖文的考察，我们知道：旧的书体通行之时，新书体已经萌生，并已在非正式场合中逐渐流行起来。而新书体成熟并被确认以至通行之后，旧的书体也未被取缔，仍在相当的范围内继续沿用。更为复杂的是，古代文人书法家出于不同的实用目的，往往采用不同的书体书风。史载钟繇善三体书：一为铭石书，二为章程书，三为行押书。砖文作为民间书法，更在这三体之外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在不同的实用目的或不同的载书材料的书法作品之间，断不可轻易地互为佐证。
《张猛龙碑》的字数很多，对我们进行集字带来很大的方便。集字可以集对联和诗词等等，可以根据自己要书写的内容、样式和幅式来定。
集字可以找现成的古代诗词和对联。但往往不能完全如愿，经常是集不完整，经常遇到帖中没有之字，所以，最好是选择能够把字找全的内容。如果有少数几个字不全，可以用偏旁组配的方法来完成。如果组字遇到困难，还可以从其它风格相近的碑帖里去寻找，力求把内容集完整。
如：(图版1)五言联：巉壑拔霄汉，春烟织锦山
(图版2)七言联：积雪养出冬松盛，东风吹过夏荷香
还可以自己做诗词对联来集字，这样做方便的是尽可利用碑里的字来集字，甚至还可以有意选择碑中有特点有味道的字，这样，更利于下一步的创作。按自己的意愿集好内容后，可以复印剪接组拼成需要的幅式。
(图版3)斗方：莫道金玉美，素怀草屋贫。临桑观万叶，独守桂兰心。
(图版4)横批：春华秋实
(图版5)中堂：天净云千里，风高月照林。海深鱼自乐，野畔眷霜禽。
横幅《退一步斋》，纸本，1813年作
此横披隶书斋额乃伊秉绶晚年所书之妙笔。此幅书法笔画粗壮平直，藏头护尾，凝重古朴，间架溢实，显得方正雄淳、骨清气穆。笔画无晚期汉隶“蚕头燕尾”，而又带汉隶碑额之特征，看似布置均匀，实则富于变化。其行书题款亦融合了篆隶用笔，方圆并施，自成一格，别有韵致。乃为神来之笔。是伊秉绶隶书之典型佳作。我们继续欣赏：
伊秉绶《存忠厚养和平》，纸本
不难看出，伊氏用笔，起笔多不取逆势，长横顺势波出，短横则略顿即收，横竖处一驻、一提、一顿、一挫，然后中锋直下。撇捺平入徐行，收笔稍驻波起，寓媚于拙。伊氏墨法，重拙华滋，不见枯槁，有“如漆楮如简”之妙。
熊秉明《中国书法的理论体系》评论伊书：“壮伟厚重，笔划往往越出格子，侵入边缘空白，发出一种威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派。”确实如此，伊书藏巧于拙，于工稳中求变化，颇有匠心而又不矫揉造作，在更高层次上再现古风。
介绍下：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后任扬州太守。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被誉之与欧阳永叔、苏东坡先后媲美，乡人士称道不衰。
伊秉绶的隶书从汉碑中摄取神理，自开面目。用笔劲健沉着，结体充实宽博，气势雄浑，格调高雅。伊氏自己总结为：“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其所作楹联、匾额，从行款到结体，极富疏密聚散之变化，于遒劲中别具姿媚，个性鲜明，横平竖直。他用篆书的笔法来写隶书，因此笔划圆润、粗细相近，没有明显的波挑。章法极有特色，字字铺满，四面撑足，给人方整严谨的装饰美感，且梁章钜对之有“愈大愈壮”之评。
伊秉绶的隶书在笔划上与传统汉隶有很大的不同，他省去了汉隶横画的一波三折，代之以粗细变化甚少的平直笔划;汉隶的扁平结体在他手上也不复存在，只剩下粗木搭房般的笨拙造型，然而这不是技穷后的造作，而是在深入把握住汉隶神髓后的一次变异。
伊秉绶洞悉艺术朴素真挚的本质，但又深受儒家审美的影响，如果说他以建筑般的结构取得成功，跟欧阳询的楷书异曲同工;如果说他以减少用笔动作将线条单纯化而取得奇效，他和八大山人不谋而合。伊秉绶的书法融会秦汉碑碣，古朴浑厚，“有庙堂之气”，对后世的书法创新有很多启示。
隶书创新的方法很多，特别是在当代，由于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书法家们越来越注重个性的张扬，再加上出土文物的丰富，可以借鉴和取法的资料日益增加，人们不再满足于只从正统汉碑中吸取隶书的精华，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早期隶书(像简牍、帛书、摩崖、石刻等)，例如《西汉武威仪礼汉简》、《开通褒斜道刻石》、《莱子侯刻石》、《马王堆汉墓帛书》等，包括西晋时期的《好大王碑》和前秦时期的《广武将军碑》等，从中寻求隶书创新的方法。
具体来说，当代隶书创作的异变现象主要有篆隶结合、造型奇特、融入行草、金石趣味、碑简杂糅等五个方面，以下结合书家及作品进行分析。
1、篆隶结合
我们知道，隶书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所以经常有人讲“篆隶不分家”，“篆中有隶，隶中有篆”。当代书家时常以篆书的笔法和隶书的结构来进行创作探索，取得了通常状态下所得不到的艺术效果，增加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情趣。篆隶结合是指将隶书和篆书结合在一起写，在用笔上表现为线条的圆浑，多使用中锋，在结体上也是方折的体势较少，多取圆势。
2、造型奇特
隶书的造型具有突出的特点，或纵长取势，或宽扁见长，皆具风神。传统的隶书造型多取横扁之势，而当代隶书作品的造型则多纵长取势，这是当代隶书创作特别注重的一种变异方法，反其意而用之，却取得了一种特殊的造型效果。
3、融入行草
每一种字体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实用书写的基础之上的，隶书也不例外，当人们在实用书写时为了追求便捷，便会加入一些行草书的笔意。在当代书法家中，张海先生以擅长草隶而闻名。他早年的隶书以汉隶为本，多求精美，取法《乙瑛碑》、《封龙山颂》等，后来潜心研究汉代帛书、简牍，并将其和行草书融入到传统的汉隶之中，开辟了隶书的新的写法——草隶，也充分体现了书家的性灵之美。
4、金石趣味
当代书法家在篆书和隶书的创作中追求金石趣味，是清代以来书法家所进行的探索的继续，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这一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直接影响了当代隶书的发展。在隶书作品中融入一些金石气息，可以增加作品的视觉冲击力，使得原本就古朴厚重的隶书更添苍茫、浑厚的感觉，作品看起来也更加有质感。
5、碑简杂糅
在隶书作品中融入简牍笔意和情趣，是当代隶书发展变化的又一特点。简牍帛书是隶书发展和创作的一个宝贵的取法之源，并且也是隶书发展最为快速的载体。许多书家都潜心研究简牍帛书，从中寻求隶书创新的道路。
无论是在元代还是在中国书法史乃至中国文学艺术史上，赵孟頫都是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峰。在艺术评判与封建伦理的双重标准下，赵孟颗成为书法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而他的著名论断“用笔千古不易”，又使得后世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这一切，都凸现了他在书法史中的重要地位。赵孟颗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对他艺术生命的评判，应该注重从时代与个人的互动中去做全面客观的分析与把握，以避免过去一些只注意对个人因素的透视而忽略历史背景因素的谬解与偏见。
赵孟頫行草《南谷帖》，纸本
赵孟頫本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因先祖赐第于湖州，故后世一般称赵孟頫为湖州人。自幼聪明慧颖，读书过目成颂，为文操笔立就。元初，世祖忽必烈网罗汉族知识分子，行台御史程钜夫举荐赵孟頫入朝，世祖见其才气英迈，神采焕发，举止超俗，容仪非凡，十分欣赏，甚为亲重，赐官集贤直学士。元仁宗时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故时称“赵承旨”。赵孟颗为官清正廉洁，敢于直言，常思及“余惟上为国家，不为吏民，慎谨兴息。”(《答子诚割”赵孟颗本为赵宋贵胄，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被荐登朝”，“为元所获”。(清·陆心源《宋史翼》)出仕为官实则非出本意，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官居一品，但心情抑郁，常常流露出彷徨的矛盾心情：谁令堕尘罔，宛转受缠绕。
赵孟頫行楷《杜甫秋兴八首》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批评视角的不同，以往对赵孟頫书法的批评多有理论上的偏颇与失误，尤其是将政治批评与艺术批评混淆在一起，将人品评判与书法评判缠绕在一起。比如明代项穆就曾以一种卫道的立场指斥“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禄也。”(《书法雅言》)以艺术批评的立场审视这些评判，显然缺乏科学性与学术深度，是一种非艺术本位的书法批评。
赵孟頫行书《赤壁赋》
赵孟頫在元初执画坛牛耳，为元代山水画变革的先驱，他托古改制，追逐古意，启迪着元代画风的改变。诗文为一代雄才，“浏亮雅适”。(钱钟书《谈艺录》)在篆刻实践与篆刻理论上多有建树，尤其是印学著作《印史序》可谓开篆刻理论之滥觞。在书学理论上，赵孟頫主张取法晋韵，避俗趋雅，勿使书品与人品相混淆：
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呵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向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以语不知者，流俗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
赵孟頫书论中最为著名的命题则是“用笔千古不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影响之大，以至今日仍聚讼纷纭，争论不休。
赵孟頫楷书《三门记》
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赵孟頫应召赴京，途中将独孤僧(天台人淳明)所赠《定武本兰亭》反复赏玩，先后写了十三条跋文，即流传后世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其中写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宇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有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赵孟頫从悠久的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本体规律中，剥开繁复庞杂的层层解说，抽绎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的核心命题，是基于对书法技法的人文思考，是基于对书法艺术形式特征的审美思考。书法的用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积淀为具有民族审美心理与丰富文化内涵的独特的艺术技巧式样，其间由技巧到审美因时因人不同，但其技巧的基本原则要求与审美的内在规定性并未有根本性变易，在一定原则与标准下的毛笔书写，是汉字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最为重要的界定，历代书家已多有阐发。如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所说：“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惊蛇入草，索靖银钩虿尾，同是一笔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论书》)在赵孟頫的书论中，用笔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学书有二：一日笔法，二日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己。
赵孟頫行草《心经》
难怪赵孟頫那样重视“用笔”，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原来用笔不仅仅是关乎技巧，它还干系到人品名节，干系到道德修养，干系到知人论世!将用笔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是因为其中有着儒家千古不变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人格品性作为理论支点的。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提出，是沿着用笔——书品——人品的理性思维对书法艺术作出的理论思考与价值判断。而后人的一些分析，大多胶着于用笔的技巧如执笔用锋方面，或管中窥豹，或盲人摸象，终难揭举本意。
仅指用笔的基本原理与其规定性要求，或仅指用笔的审美准则与标准，还不足以将用笔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那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支点上，赵孟颗提出这一令后人难以诠释的著名论点呢?我们不能不从更为隐蔽的思想深处去寻觅其根基所在。
丝毫见诸，千年前的神秘小楷被放大，美绝了!看到这么精美的小楷，大家容易看出是《灵飞经》，遗憾的是没!有!落!款!
《灵飞经》是唐代著名小楷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小楷”，如此精湛小楷，却没有落款，对于书法人而言，这位高人就是做好事不留名的大好人，也因此变得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