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如果我没有走进尼采的世界，我这一生肯定是完全不同的走向。
尼采在大学时发现了叔本华，他吸收了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但抛弃叔本华的悲观思想;我在做研究生时发现了尼采，他那酒神精神、冲创意志及其“一切价值重估”的哲学，深深地吸引着我;尼采也使我走进庄子的世界，而庄子的思想意蕴与心境，将我带到一个更为辽阔且深远的精神空间，两者融合的哲学情思，支撑我走过重重的困境，推动我一路向前迈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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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1962年动笔写成，屈指算来，已过了44个年头，这时忽然想起尼采在44岁时写他的自传《看，这个人》，我在经过漫长的44个岁月里，也想在我的第一本书再版时，写出我这段日子的心路历程。
我写过两本有关尼采的书，一本是《悲剧哲学家尼采》(1963年自费印刷，196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尼采新论》(198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曾合成一册，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1987年)，在中国大陆已绝版多年，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发行，借此机会，说说我接触尼采的过程，以及尼采哲学对我在学术思想上的启发。
一
我喜欢尼采，又爱好庄子，这两种如此不同的奇妙思想，如何会聚到我的生命中呢?人常常是个矛盾体，两个相冲突的心境常在我身上起伏涌现。目击世事的不平，尼采的冲创意志常激发我有所议论，由是“自掊击于世俗者”，一而再，再而三。每回当我仆倒在地时，庄子那恬淡高远的心声，便成为我疗伤复原的最大精神支撑力。
知识分子和学术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固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但对我来说，代价却是惨重的。
1949年，我十来岁时随父母迁台，自后便置身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青年期间，自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因言论而获罪于台湾当局，前后三次遭致不同大学解聘，学术工作的延宕，此中煎熬的日子，犹历历在目。
人处于逆境时，尼采的奋斗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确在我身上长期并存着——庄子思想固然是我疗伤复原中最大的精神支持力，但无论在任何情景下，尼采那斗志如虹的奋发精神，始终内化为我生活中的一种鼓舞力。
二
我接触尼采，前后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我上台大研究所和在大学任讲师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秋到1989年春，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期间。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至今，我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讲授尼采课程，再度重温尼采。在这不同阶段研读尼采，对我的学术生涯都有不同的启发。
台大哲学系的讲程以西方哲学为主，系里图书室的收藏也以西书为主，求学期间的哲学教育，一方面对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抽象思维及其推理的严谨性，十分折服，但西方宇宙本体论的理论建构中，其理论预设之最后保证，总要抬出一个无法否证也无从证明的上帝或造物主来，而这作为其理论保证的上帝，却建立在虚幻不实的基础上。并且将造物主上帝绝对化，而贬抑现实世界的思想倾向，也使我难以接受。尤其，在我盛年时代徘徊在西方抽象概念的理论体系下，总觉得它无从安顿我的生命。一直到我进入研究所，才接触到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中那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敏锐的思想感情，竟如此贴切地激荡着我的内心。
尼采宣称“上帝已死”，对西方传统文化与哲学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主张。这在我的思想生命中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共鸣。
在西方传统形上学和尼采生命哲学之间，无疑地后者改变了我一生学思的方向。
尼采哲学思想充实了青年时代的我。1960—1962年间，我日以继夜地沉浸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园地里，往后的几个年头，我由尼采到存在主义，又进入到庄子的世界，这条思路奠定了我一生做学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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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
三
我在研究所就读时的指导教授是方东美老师，学术方向上，方先生对我的影响最深，而在对现实理想的坚持上，殷海光先生对我产生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影响。
我从台大研究所毕业后，1963年到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1966年暑假，我在工作和生活上遭到突如其来的变动，主要原因是受到当局清算殷海光思想的牵连。这一年殷先生因抨击时政而遭台湾当局指示迫令停止授课，安全单位(即特务机关)顺势整肃“殷党”，于是，将我和刘福增、张尚德几个被视为殷门弟子的一并清出校园。我家无恒产，遇到这措手不及的事，竟弄得胃溃疡。现在犹依稀记得躺在沙发上一笔笔地书写《耶稣新画像》时的情景。成家不久，大孩子出生才周岁，生活上霎时跌入谷底，这时我只得东奔西走兼点课度日。这种日子好不容易熬过一年，1967年夏得到台大哲学系提聘专任的机会，随即得到院方通过，没料到只需形式上过最后一关的校方出了问题，许久之后才听说那时代各校校长室都设有一个“安全室”，负责人竟由特务单位调查局派任和支配，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凡被列入黑名单的人士，都不得任用。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类“安全网”的布置情况，所以第二年又向学校申请，并获系、院提聘，但到最后一关审查时又遇到相同的遭遇。有位参加校务会议的师长告诉我，“安全室”的秘书将我的申请资料抽走，所以无法在校评会上讨论我的任聘。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站在台大行政大楼门前发呆了好一阵子，霎时脑子一片空白，随后不自主地缓缓地朝向椰林走道旁的小径，漫步走出校门，心里痛感天地之大无处容身!回家的路上，内心还这么期盼着：再等一年罢!
前人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世事似乎也总会像《易经》所谓的在逆境中可得贵人之助。有一天遇着殷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训导长查良钊教授，他得知我的情况后，便带着我见钱思亮校长，之后又带我见校长室负责安全的一位秘书，因着查先生的出面，校方依据我给查先生的信件说明，发函给多个情治单位，经过了大半年的查问，可能认为我的问题并不严重吧!终于在1969年夏天发给我一纸哲学讲师的专任聘书。
四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我深深体会到老子所提示的祸福相依的道理。在我处困时，老友金耀基兄介绍我见王云五老先生，并约我参加古籍整理计划，还预支了我一笔稿费。自1967年开始，我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从事《老子》和《庄子》两书的注译工作。依照商务印书馆整套书的计划，以“今注今译”为书名，其实我所有以“注译”为名的书，与其说“注译”不如说“诠释”。
难怪不久前难友王晓波看了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对我说：“鼓应，你怎么把老子写成党外人士!”有一回，重庆师院有位资深的教授见到我劈头就说：“你是不是借注庄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满?”事实上，那时期写的文字，总不免流露出内心对时代的感怀。例如我写的《耶稣新画像》，评论《旧约》的部分，所写的《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由标题便可想见它的现实意涵;评论《新约》的部分，所写《耶稣的导师——施洗者约翰》、《犹太的烦恼》等，前者在我运思施洗者约翰时，内心不自主地涌现着我的老师殷海光被迫害的情景，后者我借犹太对耶稣言行的反思，写下“口的巨人，手的懦夫”之评语，从《新约》上可以看到耶稣不惮厌烦地自我肯定，他在“山上训话”所说的那些“形而上”的话语，和我在现实生活上不时地听到的“蒋总统训词”，简直若合符节。实在说来，蒋介石的言行确成为我当时构思耶稣精神训话的“灵感”泉源。
就学术观点而言，60年代中期左右，尼采哲学成为我思想生命的主导力。在尼采思想的主导下，我写出了《耶稣新画像》，编译一两本存在主义的书。并且，尼采思想成为我这时期反儒学道统的最大助力。
那年代我如此喜爱尼采，内心里也未始不是对政治上道统说和学术上道统说的回应。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当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儒学之道统说和威权体制的统治相互温存。在我看来，儒学不分新旧，在“攻乎异端”这一点上是血脉相承的。而宋明以来的新儒家，其意识形态之独尊性格，将心性绝对化之伦理观，远胜于原始儒家。而当代新儒家则全然丧失了孔孟道德实践与现实行动能力，只是一味地将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纽结成一个缺乏情性血肉的抽象概念蜘蛛网，有的还装添上康德的“绝对命令”。我未曾深究当代某些港台新儒家在思想形态上的“教主化”是如何形成的，而对于他们的独断心态以及将儒家伦理绝对化的倾向，委实感到厌恶!我在介绍尼采反传统思想，特别是反基督教羊群式道德观的同时，则已蕴涵着我内心对当代儒者道统说的相同态度。
五
70年代初，我仍在台大哲学系讲尼采的课，并常应邀到各校演讲，但这时我的学术研究重点已渐渐地转到道家领域。
尼采和庄子的哲学观，提供我一个不同于当代也不同于传统的思想视野。不过，我的学术生活好景不长，1973年我因保钓运动中的言论而遭受到比先前更大的风暴的袭击。
1971—1972年，港台赴美的留学生发起了保卫钓鱼台运动——钓鱼台地处台湾北部海域，原是中国领土，日据时代地属台北州管辖。美国竟将它交给日本，由是引起海外留学生的保土运动，一年后发展为统一运动。在台湾则由言论开放的要求到反帝民族意识的出现，这运动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兴起，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走笔至此，我不得不追述一下国民党当局政治高压长达四十多年“白色恐怖”统治的一段历史。
国民党自1949年从大陆败退迁台，随即宣布进入戒严时期，期间所颁布的诸多特别法之中，以《惩治叛乱条例》最为严酷：凡参与左翼组织者，多依该《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处以死刑，而且一审就判决，因言论获罪者则多依该《条例》第七条处七年、十年不等有期徒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异议人士在台湾岛内如瓮中之鳖，在美国CIA技术支援下，国民党当局自1950—1955年间在全岛进行地毯式的搜捕行动。当时当局有两大特务执行机关，一是警总(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一是调查局，它们的前身可上溯到大陆统治时期的军统和中统。这两个机构长年进行抓人竞赛，前者尤其凶狠，20世纪50年代的头几年，清晨时分经常可听闻警总保安处的军车一辆辆地将政治犯运载到台北萤桥桥底下的淡水河河堤上集体枪决(四年前，我还跟陈映真、陈明忠等老友到现场凭吊亡魂)。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不少知识分子忽然沦为政治囚犯，便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逮捕入罪，该条条文规定：“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条文真是天罗地网般地宽泛，许多知名的作家如杨逵、陈映真等遭逮捕而判刑十年，便是依据第七条文。没有知名度的人更容易因发言不慎而遭人告发入狱，例如台湾南部有位地理老师在课堂上被问到：“老师，西螺大桥大呢还是长江大桥大?”老师回说：“当然长江大桥大。”就说了这句话，遭同事举发而以“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判处七年徒刑。我旅居美国和在北京期间，这位中学老师还曾数度来看我。又如有位广东籍人士，在1954年7月间先后寄了四封信给香港的亲友，表露出对政府的不满，保安人员检查私人函件，遂将他移送保安司令部，以“连续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摇动人心”，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他被关了20年之后逢大赦而获释，我到现在还保存着他的一份当年的判决书。
我青少年时期，便处于国民党当局这种狂捕滥杀的政治气候下。6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被称为“哑巴的一代”，70年代初，一批在战后成长的青年，终因保钓运动而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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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先生
六
1971年10月中旬，台大法代会主席陈玲玉举办《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这是自国民党当局利用戒严实施白色恐怖高压统治二十年来之首见，在会上我喊出免于自由的恐惧和恐惧的自由，认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是责任感的表现，而言论的开放可使众多的智慧矿产发掘出来。在当时“言论自由”是十分敏感的议题，因此主办同学加上了“在台大”的框子，将议题限在校园墙内。
我提出在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的建议。这次座谈会的纪录，先后在《台大法言》和《大学杂志》刊出，引起了海外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第一次座谈会的风波刚平息，法代会的陈玲玉和洪三雄又在11月中旬举办了第二次座谈会《民主生活在台大》。洪三雄和陈玲玉两位在言论紧缩的戒严时期，连续主办多次演讲评论时政，实乃破冰之举，在台湾的言论史上有开创之功。
《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我再度应邀，此外政治学界知名学者胡佛、黄默出席发言，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当时出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亦应邀参加。这次会上我公开支持保钓，并建议在台大校园内开辟“民主广场”，会后我将发言稿写成《开放学生运动》，在《大学杂志》发表(《大学杂志》是由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的一批青年讲师组成的一本支持改革开放的刊物，杨国枢时任总编辑，我是编委中的一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料到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局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孤影”的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四万字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对我的论点大肆抨击(这位“神秘小市民”，署名“孤影”，与“鼓应”同音，以影子孤单来影射我)，这篇长文在报上连载了六天，最后一天(1972年4月15日)以整版篇幅刊出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反应意见，指责我支持保钓学运是“为匪张目”、“散播毒素”、“统战阴谋”。国民党的机关报还将《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印了数十万小册子分发到军公教各单位，通令公职人员研读。如此，引发了舆论界一场改革与保守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议，但官方严禁校园刊物及各大报刊登主张改革的言论。
《开放学生运动》和《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论战，在当局高压下中止。不久，蒋经国接见我征询国是意见。那时我憧憬的历史人物是嵇康、闻一多类型的，心里想既然我是殷海光的学生，就应该恪尽一个批评者的职责，因此我一开口便直陈时弊，并集中言辞抨击特务政治造成的民怨。在两个钟头的会面中，我侃侃而谈，他一直聆听着不发一言，最后只说了十五分钟话。事隔三十多年，他的话我几乎全忘了，但他的重点是说：大陆的丢掉主要是教育的失败。他这观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所谓“少年气盛”，自以为发言激烈。其实，在他那受到过俄共思想洗礼的人看来，我只不过是个自由主义者。一席交谈，可能他早已看出我这人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往后的六七个年头里，我在台湾的论坛上兴起了不少风波，虽然历经骇浪的袭击，但终未致没顶，可能和这次的谈话有关。1972年暑期，我申请赴美探亲，获得通过。旅美期间，广泛接触留美学生，我的思想起了变化，期满回台，我的言论种下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因子。
七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民主和民族是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主轴。1972年之前，在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下，追求自由、民主成为我们那代人在社会生活上的理想目标。1972年之后，民主和民族成为我终生关注的时代课题。
1972年7月，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前往加州圣地亚哥探望妹妹桃桃和妹夫张海燕。其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我刚到圣地亚哥，留学生便邀我到加大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片中放映了一段外国记者拍摄到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况，惨不忍睹，一卡车一卡车运载着被残杀的尸体，令我永生难忘!
我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从儿时有记忆开始，便不时听到敌机飞来前一阵阵拉起急促的紧急警报的响声，母亲慌张的面孔，拉着我和妹妹往郊区奔跑!一直等候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经常看到被敌机轰炸的民房，火势沿街燃烧，街旁巷口还陈散着被炸死伤的无辜平民。
目击南京大屠杀的实录，使我即刻勾起了童年时躲警报的种种记忆，民族的灾难意识油然而生!
旅美的一段时间，我在东西两岸各大城市走了一个来回，所见与所闻，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台湾的时候，由于受到教育环境和舆论的影响，总把美国当成是支持正义的民主国家，我初到美国时，确有一股“朝圣”般的心情。但我亲眼所见和资讯所得的事实，却令我诧异不已!其一是现实的美国和我书本中读到的美利坚无法相对应。越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停滞，美国的经济也趋萧条——原来现实的美国是建立在对外军事扩张的基础上，霸权的作风与杰斐逊所标示的民主理念全然背道而驰。其二，我在大学受业期间，从方东美和殷海光两位老师的言行中，憧憬着学术的尊严，但到美国各大学所见学术商业化的倾向，使我颇为失望!其三，最使我不解的是，我认识到美国竟然输送大量的坦克大炮去支持全球各处的独裁政权。中南美洲出现过好些受人民欢迎的新政府，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又旋即支持军方独裁者上台;亚洲各个极权统治，美国舆论却仍称它们为“民主国家”。当然访美所见所思太多，这些只是使我开了眼界的显例而已。
我原打算在美国留一段较长的日子，但国民党当局职业学生和特务布满了全美各校园，我所到之处都成为他们注视的新焦点。三个月后，我得知讯息，如果不离开美国，有关我的小报告会被越打越多，那就势必影响我和家人的团聚，于是我在忽然之间，离美返台。
八
1972年暑假结束前我自美返台，在校园内外难免会向朋友和同学谈起美国和大陆的动态，这对讯息封闭的政局来说，自然我又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我对赴美所见所闻的谈话，在台大校园内引起了同学间一场统独之争的议题。王晓波参与论战，成为我们那时代发表反帝民族主义言论的先锋。
1972年12月4日，“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被党中央视为踩了红线，会后台湾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民族思潮决心采取镇压的手段，于是利用寒假期间，逮捕学生领袖钱永祥、卢正邦等人，农历元宵节(1973年2月17日)夜晚，特务机关警备总部派人前来传讯王晓波和我，三名便衣人员出示一张菊字第192号传讯函，不久又来了十来个治安人员，持着搜字第0166号函件，以“叛乱嫌疑”罪名，入屋搜查。
我和晓波被警总保安处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数日后，被捕学生亦相继释放。数年后我们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了的一幕捉放剧，但台湾当局无端逮捕台大师生，立即引起海外舆论哗然，3月16日《纽约时报》以“十名同情北京师生被捕”为题，报道了台北校际学生组织读书会遭拘捕的消息。接着香港《东西风》杂志连续刊登《捉放陈鼓应的风波》、《台大解聘陈鼓应》等文章，披露我们被捕时，台大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正门对面的书廊前面，挥刀自刎写血书以示抗议(经宪兵部队送医院急救脱险)。暑假过后，当局勒令台大不得续聘我，并将台大哲研所停止招生一年。保钓爱国运动，引来台大校园一连串的政治干预，海外留学生群起抗议，于是国民党当局在香港的喉舌《新闻天地》在年底(1973年11月4日)发表台湾当局说词《陈鼓应事件水落石出》。此后，当局禁止我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我任教，也不得在任何学校作学术演讲。
九
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职，将我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该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书刊，五年多的时间我不再接触尼采，但我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我的学术方向已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
自1973年夏天到1979年夏天，我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加异议分子的一些文化活动和人权工作，这些岁月使我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留下了一段历史性的纪录。
1976年苏庆黎主编《夏潮》杂志，我用不同的笔名写过三十多篇时论性的文章，我和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夏潮》还培养了一批有时代感的青年作者，现在都已上升为各大报的主编和主笔。这份代表着台湾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在1979年1月23日遭李登辉以台北市长名义下令停刊(我手上现在还保存了一份“新一字第02727号”的文件;我还有一本《民主广场》的书，也是李登辉下令查禁的，这位白色恐怖统治的共犯要员，日后却摇身一变为“台湾民主先生”)。
1978年冬，我参加“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插曲。我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一员，其时党外已有统独之分，我跟台中的黄顺兴和高雄的余登发都被视为党外的统派人物。余登发在1979年春节前被捕，我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数十名人士前往余老的家乡桥头示威抗议，此举打破当局三十年戒严的禁忌。这段日子，抗争运动不断升高，当局也以“敌我矛盾”看待我们，对于党外的统派分子尤其紧盯。
数年前在龙应台主持的一个晚会上遇见《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他紧握着我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告诉我这事时，余先生已年逾八十，他记忆犹新，直说：“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
世事难料，常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我这过河卒子，正当往前挺进的时刻，忽然传来党外友人多人被批准出国，于是我提出一家四口申请出境的试探，竟意外地获准。1973年7月，我连秋装都没携带，赴美探亲三个月，哪晓得一去难复返，当局已预计好取消我回台的签证。我只好滞留美国，并等待机会访问祖国大陆。
十
我到美国不久，经杜维明教授的推荐，到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做研究工作，从1979年至1984年，我住在旧金山附近的柏克莱市，不久我太太和女儿也先后来聚，他们一直在柏克莱定居到现在。柏克莱是个大学城镇，20世纪60年代以反越战及1964年校区学生发起全美的“言论自由运动”而闻名于世。学校有座东亚图书馆，中文藏书胜过台大图书馆(该馆不仅藏有丰富的中、日、韩文字的汉典，也收藏大量被当时台湾列为查禁的书刊)。我在美国西岸，稍事安定便利用馆藏静下心来修订我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这两本书于1982、1983年先后在北京中华书局以繁体字重排出版，我1984年到北大讲课以及和同行学界交流，全赖这时修订的老庄方面的著述。
1981—1982年我还获得机会参加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所主持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探讨，我负责陈独秀及“新青年”团体的研究。1984年我前往大陆，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去搜集五四人物思想的材料。那时期，我还是居于知识分子的立场，对历代百家争鸣的景象特感兴趣，但到北大哲学系讲课之后，我又由知识分子对人群的关怀渐渐转回到我的本行。
重新回到校园讲尼采和老庄的课程，我的学术生命获得了再生的机会。
当时大陆学界对尼采的曲解，不亚于对庄子的误解。北大图书馆的人告诉我，我开尼采课之后，书架上封尘30年的有关书籍一下子被借光。有感于苏联教科书式的胡乱批判和西方哲学史上对尼采学说的扭曲，我开始将授课资料和在中国文化书院讲课的讲稿写成文章，我费了足足两年多的工夫，蜗牛爬行式地先后完成《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两篇论文。
《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这篇论文对尼采重要的学说作了一个总论，其中我首次对“永恒重现”这一重要的概念作了较清晰的介绍，和我早期写作的表达方式对比，这篇论文反映出我对尼采的研究走向学院式的方向。《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显示了中西哲学之中，我对这两种哲学精神的爱好。在开拓视野和提升精神境界上，尼采和庄子有着奇妙的融合。不过，在我爱好尼采和庄子两种哲学精神的同时，我的学术工作则以道家文化为主体，而以尼采的酒神精神及意志哲学作为道家思想建构的一个助力。以这两篇论文为主要内容汇编成册的《尼采新论》在大陆发行，有它的时代意义。其时正值大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文化界掀起了一片“文化热”，学界无不热切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并广泛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以往在“左倾”教条主义的笼罩下，不合尺度的思想观念都在批判之列，如今尼采激发主体积极向上的生命哲学，正合乎这时代企盼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要求，而殊声异调则更能奏出大乐章的美妙。
十一
1984年秋冬到1989年春是我第二次进入尼采的世界。在我出版《尼采新论》之后，我的学术研究便再度回到道家的领域来，十余年间在道家研究的议题上，有着这几方面较为明确的方向：
其一，我对先秦道家的研究，由老庄延伸到黄老。由于马王堆战国黄老古佚书的出土，学界重新思考黄老道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地位。我开始在北大开稷下道家的课程，并从事黄老典籍的诠释(199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黄帝四经今注今译》，2003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管子四篇诠释》，这两本书简体字本正由北京商务印书馆排印中)。
其二，澄清《老子》晚出说的谬误。在中国哲学发生的顺序上，几乎所有的哲学史都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哲学之父的老子移到孔孟之后，有的是出于尊孔抑老的保守心态，有的则因疏于查证史料记载，莫不严重地颠倒中国哲学发展的顺序。唯一合乎史实论述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但它的哲学成分实在太少。事实上孔子所关怀的主要是以人伦思考为中心的文化问题，而欠缺宇宙论方面的思考，也从未涉及本体或本根论方面的哲学议题。
先秦哲学史有关世界本原的问题、万物本根的问题、天地演化及宇宙变动历程的问题等，诸多哲学基本问题都由《老子》提出或引发，故而中国“哲学的突破”乃始于老子而非孔子。这类观点的文章，我收入《老庄新论》书中。
其三，论证《易传》非儒家著述，乃道家系统之作。《易》、《老》、《庄》三玄为中国古典哲学思潮之泉源，《易》的经和传撰写的头尾时间相差七八百年，《易》的卦爻辞(汉以后称为《易经》)形成于殷末周初，《易》的十翼(《易传》)陆续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当在孟庄之后，由于司马迁《史记》的误导，两千多年来学界竟将孔子出生前几百年就有的《易经》和孔子死了一两百年才写成的《易传》，一股脑儿地通通挂在孔子的著作表上。《易经》乃占筮之书，但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易传》受到春秋战国诸子思潮的冲激，在占筮语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内容，而《易传》的哲学化主要是依循着道家的理路。1988年我撰写《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此文在《哲学研究》刊出(1989年第一期)，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五年多的时间，我写了十多篇文章对《易传》各传主体思想进行解析，论证各传的天道观、自然观以及重要的概念、命题多来自道家而与孔孟思想不相关涉。
1994年我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1995年之后，我开始思考道家易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约莫七八年的工夫，我写成《道家易学建构》一书(200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北京商务印书馆排印中)。我有关易学哲学的论著，一是打破了两千年来经学传统的陈说，二是为哲学道家主干说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论述。
其四，提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说。道家为中国哲学的主干而儒家则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是我自1989年至现在长期思考的一个课题。
1990年《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我的《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之后，“道家主干地位说”便成为思想界长期争论的议题。依我的观察，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少学者将文化史和哲学史混为一谈，因而也常将文化的内容混成为哲学的论题;二是即使哲学界的人也常忽略形而上学(宇宙论或本体论)之为传统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从专业哲学的角度来看，不难看出历代哲学的理论建构、思想方法以及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几乎都来自道家而非儒家。我们一翻开哲学史，就立即可看到孔子的学说多是从殷周文化史上继承过来的内容，所以我说老子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创者，孔子是中国文化史的先圣。有关哲学道家主干说的课题，在概论方面，我近来在《台大文史哲学报》发表了两篇论文：《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和《“理”范畴理论模式的道家诠释》。在史论方面，我先前已在各学报发表了多篇论文，如今《道家主干说》一书只剩《宋代理学的道家观念丛》尚未完成，完成此书，是我十多年来最大的一个心愿。
十二
“安贫乐道”的日子，倏忽间已过了十来个年头。1993年早春，忽然接到台北《中国时报》资深记者林照真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有关当年台大哲学系的案情。哎哟!我真没想到“台大师生案”在经过了二十载岁月，早已被人遗忘之后，经这位知名记者的调查探访，竟在2月15日我们被捕的日子以社会版整版的巨大篇幅刊出，标题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始末”。标题的右上角还写着这样醒目的副题：“台湾校园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干预学术的事件”。文章的前头又有数行粗体字标出报道的重点：“二十年前，台大校园爆发‘哲学系事件’，先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讲师王晓波遭警备总部逮捕，接着又发生哲学系十三位助教、专兼任讲师与教授以非学术性理由被解聘，台大哲学研究所更因此被迫停止招生一年。‘哲学系事件’为台湾校园史上政治干预学术最严重的一次事件。”
2月18日《中国时报》还发表社论，指出本报日前报道“陈鼓应申请返台被拒的消息后，再度引起社会大众对于滞留大陆地区人士返乡问题之重视”。接着众多“立法”委员提出联合质询。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终于同意我赴台探访亲友。4月22日，我夫妇两人回到了阔别14年的台北。5月16日，澄社社长黄荣村在台大钱思亮馆举办了一场为时三个小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二十周年”讨论会，翌日各报均以显著篇幅报导了当事人对该事件的公开说明及重新调查的要求。十月间，台大校长陈维昭主持校务会议，通过成立台大哲学系事件专案小组，随即由全校校务代表推举七位教授担任小组委员。专案小组经过一年半以上的查访及调阅相关文件，写了十万字的《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连带相关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影本)编成另一本《附册》于1995年5月2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大众公开说明。《调查报告》的结尾，对校方提出十点建议，如建议：“台大应就本小组的调查结果，正式发布新闻稿，谴责党、政、军、特介入校园事务的不当”，“台大应勇敢面对二十年前哲学系事件的伤痕，将哲学系事件写入校史。”
我们终于获得了“平反”!各报也首次使用获得“平反”这一大陆的政治用语来形容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不过台湾当局却从未表态，因而我将近二十年的年资都不得计算，这使得我现在退休之后还得“继续打工”。当局不支持台大校方及社会舆论对我们的平反，主要原因是与我和王晓波跟现在的当权派政治理念不合有关。
无论如何，我们由衷地感谢母校“迟来的正义”。陈校长又召开校务会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并在一百多位校务代表中推举杨国枢为召集人处理复职事宜。恢复教职在台湾学界又是个创举，如何复职颇多周章，为了慎重其事，由全校各学院推出两名代表，共计25位委员组成“特别聘任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会议讨论和资格送审过程，终于在1997年春天，我获得恢复台大教职的通知。
俗语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回到二十多年前因政治因素解聘的母校，是人生中不可遇的奇特之事。于是，我整理行装，从北大回到台大。
离开北大的校园，我至今仍依依不舍!
十三
1997年春回到台北定居，不禁有景物全非之感!
往日“党外”朋友，多已分道扬镳;昔日共犯结构中的要员，却摇身一变成了所谓“民主先生”。十余年间，台湾的选举文化恶质化地发生质变，民主精神一层层地被剥尽，政治主轴以操弄选票为终极手段，“爱台湾”的呼声下所谓“民主政治”早已沦为以黑金为体、敛财为用的结构性的体制。
近年来，台湾的高层政治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股派别的流向，我称之为“锄头派”和“镰刀派”。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间，30年来先辈们在民主的道路上，“筚路褴褛，以启山林”，更有无数家破人亡的老政治犯。在这批无名英雄之血泪浇成的土壤上，我们一批党外民主人士得以在70年代末一点一滴地耕耘出一片园地来。然而，选举文化本质上具有市场推销员的特质，在市场文化的特质下，许多以前“名不见经传”的人涌现到台前，不少沾上一点关系边缘的“法律之士”(这名称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搭上顺风车而扶摇直上。
这些镰刀派争先恐后地忙着收割民主的成果，他们在“爱台湾”的嘹亮嘶叫声中，挤到台前，旋踵间又在“爱台湾”的掌声中将当年跌得满身伤痕的民权斗士一个个挤下舞台。锄头派在掠夺耕耘者辛劳垦辟的一片林园之后，并不知如何爱惜它，只知本能地执持斧头镰刀一味地滥伐。
当年，我们千辛万苦地争取发言权，但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言论自由，如今却被镰刀派的掌权者滥用;我们梦寐以求的民主，如今却沦为镰刀派收割成果之后质变而为操弄“族群意识”的民粹主义。
我们曾经迷信过选举，但如今却看到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帝国总统”。我们曾经以为选举是实现民主的重要手段，但如今我们才认识到希特勒透过选举和公民投票的民主机制走向了纳粹路线，而希特勒的民意支持率竟高达95.1%。这一二十年来，我们也看到台湾的选举，固然选出一些辛勤为基层民众做实事的草根性首长，但也选出了不少政治痞子和乩童式的“土皇帝”。
不过，这时我常想起庄子的一句话：“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
我离台赴美时，蒋经国还在位，其后钦定李登辉为接班人，那时期李氏见人就鞠躬哈腰，等到小蒋过世后继位，权力使他日渐流露出骄横的姿态。我回台时，他的声势正如日中天，如果坐上出租车闲聊时对李登辉有所批评，很可能随时会被司机赶下车去!但曾几何时，现在你只要坐上计程车谈起此人，就会听到一阵叫骂声!何以如此?权力的傲慢且不说，权力越揽越大犹不知足，还不停地玩弄、翻云覆雨地玩弄，这就使人日久生厌了!事实上圈内的人早已看出这位“岩里政男”先生(日本名)“白天国民党，晚上民进党”的表里，一般老百姓虽不知究竟，但揽权玩法又背信贪财，民众的心眼还是雪亮的!由官邸搬进高尔夫球场附近上亿元的豪宅别墅，开始令人生疑;拉法叶军购案抽取亿元佣金的秘密经外国媒体揭露出来，接着2000年大选失败，政党轮替之际，其家人将56箱金银珠宝运上专机并挟带8500万美钞闯关，被美国海关退回。报纸头条新闻刊出此一骇人听闻的讯息，电视镜头也播放出一箱箱堆积着的物品，种种景象一一收览在人民的眼里!虽然这些事实指陈的官司仍在诉讼中，真相尚未定案，但每次媒体有关这事的报导，总让人回忆起权势人物的种种作为。
台湾一年到头大大小小的选举不断，每逢选举就出现一批新贵，李某掌权12年，把政治空气弄得越来越污浊，人心思变，终于由蓝转绿，哪想得到在选举文化急速恶质化的体制下，不数年间绿朝新贵，竟变成一群群政治蝗虫!台湾的优势和信心随着岛内经政情势下滑而逐渐流失。每回选举期间，在朝的新贵对竞争对手展开凌厉无情的攻势，不择手段地激起恶斗的风潮，并开出许许多多的美丽的空头支票。骗取选票之后，不必兑现诺言，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自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重大政治承诺的一再食言反映了他性格的反复多变，诚信问题已成为他人格危机的一大特征。319枪击案疑云不仅至今尚未散，且疑团越来越大，成为全世界“民主选举”史上前所未见的丑闻!而“总统府”竟成为炒股票的后院，这也是现代世界政治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事件!这一年来，弊案连连揭露，最高层人物几无一役而不与，落得如今虽手揽大权而威信尽失以致怨声载道的地步!
我在进台湾大学之前，曾经在师范大学读了两年史地系，我修中国近代史，考试的成绩很差，但读到当代军阀的历史，看那些军阀一个个起起落落，印象至为深刻。这幕历史的印象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政治人物尽多如此，眼看他起高楼又看他楼塌了!
一个人不得不培养历史的眼光，正如尼采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所说的：沉溺在过多的历史意识中，会削弱你的创造力;但缺乏历史意识，你的视野就会像阿尔卑斯山下的居民那样地狭隘!庄子所谓“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确是一句富有历史眼光的话!对我来说，我深深体会到政治这玩意儿不可涉足太深，早先在美国逗留的一段时间，我即下定决心不再写政论的文章，回台湾这些年来，我依然关心时局的变化，在那是非混淆的小池塘里，我不再耗神写政论，生命有限，我把有限的精力全放在自己专业领域的读书写作上。
十四
“现实是逼窄的，但学术领域却是无限地宽广。”这是我常想起的话。然而学术工作需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的沉淀累积。台湾学界的空气，愈来愈浮躁，尤需要耐得住寂寞、定得下心。
当然，要定下心、沉住气也不容易，像我这样火气大的人，有时怒火中烧还是无法保持沉默。譬如2004年自导自演的3·19枪案之后，学生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我从4月4日到5月4日，每晚和我妻子珊珊到广场探望学生和集会民众见面，还经常上台抨击时政。
不过这些年来我的心思还是集中在研究和写论文，我完成《道家易学建构》和《稷下道家代表作——管子四篇诠释》，并在《台大文史哲学报》发表了《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理”范畴理论模式的道家诠释》等论文。我计划将我的论文汇成《哲学道家主干说》，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工作了15年，只剩《宋代理学的道家观念丛》正在撰写中，但由于文化大学哲学系主任姜允明的执意邀请，要我在大学部开一门尼采的课程，这学期又在博士班主持“尼采哲学专题研究”。为了备课，暂停其他的写作计划，从去年暑假开始我再度研读尼采有关的著作，这是我第三次接触尼采。
这回接触尼采，有许多新的领悟。
其一，古典熏陶对养成教育的重要性。尼采从家庭教育和小学就学时，就培养了对音乐和文学的浓厚兴趣;中小学时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教育使他在希腊文化中开启了他和同时代人不同的宇宙观和人生观。1986年我夫妇同游欧洲，在巴黎朋友家看到法国高中学生所读的古典教材，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到当代，有关文史哲方面的选文，汇编了18册之多。我看了真是惊讶不已!反观我们的基础教育，“文革”时古典当“四旧”来破除，台湾原本宣扬古籍整理，现在当局目光短浅，还要在文化上“去中国化”，不由得使我想起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这本预言小说中的一句极具讽刺意味的话：“无知就是力量”(“ignorance is power”)。
其二，系谱学之方法探讨。尼采一生写了十几本书，我一向最推崇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近年来，我渐渐注意到他晚年著作的重要性。例如《道德的谱系》，尼采运用系谱学方法从历史的、语言的、心理的几个方面探讨基督教道德形成的根源。系谱方法(或称谱系方法，“谱系”一词为传统用法，而近来港台学者又习用“系谱”一词，我姑且随意使用)正是我多年来探讨《周易》经传和道家思想渊源关系所使用的一种方法。为了追溯古代“知识产权”，我从历史的根源和语言的源流上追查《易传》的天道观和自然观(亦即形上道论和宇宙论)以及概念、范畴和命题等方面，论证它们乃承继老庄思想而来。
近年来我重点落在北宋哲学的研究，因为这时代是儒释道三教文化与哲学融合的高峰期;也是儒家借助于道家建构宇宙本体论的开端时期。一经深入探讨，便发现哲学史家和专家学者都不能免于受朱熹的误导，朱子将周敦颐尊为理学的开山祖，而且将周敦颐、邵雍、张载这些气象恢宏的思想格局都给模式化、狭窄化了!朱子所全力推崇的周敦颐《太极图说》其图源自道教而略作改动，其说则本于老学，《图说》的内容属道家哲学的思想脉络而与孔孟思想不相挂搭。从学脉的谱系来考察，周敦颐的学谱属道教陈抟系脉，而陈抟仅就其易学哲学的成就与影响来论，无疑是北宋哲学史上的开创者;朱伯昆《易学哲学史》说：“陈抟的易学可以说是宋代易学哲学的先驱。”就哲学史之系谱学而言，陈抟当是北宋哲学的开山祖。讨论学派归属的问题，重要的是对它的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思想方法以及表述其思想内的范畴和命题等方面进行考察。以北宋五子中的周、邵、张三人所运用的重要哲学命题为例，周敦颐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无极而太极”、“一实万分”、“无欲故静”及阴阳动静说，均取自道家而非儒家;邵雍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以物观物”、“心为太极”及阴阳性体说，亦属道家学理而非儒家;张载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命题“气化为道”、“太虚即气”属于庄子思想脉络，“一物两体”、“物无孤立之理”、“有无混一之常”乃属于老子思想脉络，而“气质之性”则取自道教学者张伯端，凡张载哲学中的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几乎全属道家系脉而与孔孟思想无关。
从系谱学流脉来看，周敦颐和邵雍的易学，属陈抟一系之发展，就哲学内涵而言，周继承老学系脉而邵则庄学的风格较浓;张载为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文化上属儒学学派，哲学上近庄学。张载的后继者二程，其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和精神境界，亦多承老庄而非孔孟，如程颢“内外两忘”、“浑然与物同体”的精神境界，属庄子风格(连《识仁篇》和《定性书》这两篇代表作所使用的语词，也屡见于《庄》书);而“道外无物，物外无道”这两句名言，也是从唐代成玄英老庄的注疏中袭取过来的。至于文化上要做纯儒而树立道统的程颐，排斥佛道的心念最为顽强，而他哲学中的重要议题和命题，也一样是承袭道家，如“理一分殊”、“体用一源”、“所以阴阳者是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及造化生气说，此中的概念、命题和哲学议题也都是从庄子和王弼等道家的“智库”里搬运出来的。
从系谱方法来探讨，对各家学说的理路会获得更清晰的认识。
十五
尼采逝世已过了106年，他的思想的传播方兴未艾。去年英国学报评论西方历代哲学家影响最大的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尼采，尼采在哲学的影响名列前茅，他在文艺界的影响也不亚于哲学界。
44年前我所写的第一本书《悲剧哲学家尼采》，也是哲学界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有关尼采的专论。1949年之前，有关尼采的介绍多是单篇的文章(如王国维《尼采氏之教育观》、《叔本华与尼采》，鲁迅和陈独秀之论尼采也只是文章中提及)，严格说来，哲学界对尼采学说的专论，在我这本《悲剧哲学家》之前，只出版李石岑所写的为数仅数十页的《尼采》(1931年《超人哲学浅说》，商务印书馆版，1961年台湾启明书局以《尼采》书名出版)。凡事起头难，现在尼采著作的中译也渐渐多起来，周国平以《悲剧的诞生》为书名的巨大选译本，我正在研究生班上用作主要的教材;孙周兴已将海德格尔的《尼采》巨著译成中文，这工作的艰巨令人敬佩;香港中文大学刘昌元出版的《尼采》，我认为是华文世界水准最高的一本有关尼采的论著。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杨恒达教授正策划编译《尼采全集》，我们引颈期盼。
我曾和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隋宏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成中文，书稿搁在书架上十多个年头。固然译书也是对外来思想的再造或另一种诠释，但我的目的是要借此译文将尼采和老庄思想自其异同中进行融合，由于我这十年来间专心用在有关道家主干方面的写作，故无法兼顾。这回我重温尼采，决定拨一部分心思用在尼采到老庄的诠释会通上，我将尽力而为，希望五年后能按计划完成《从尼采到老庄——查拉图斯特拉诠释》一书。
陈鼓应
2006年3月写于台北舟山路台大宿舍寓所
黄宾虹 金文篆书七言联 浙江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