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23年),刘秀率部八千余人,在昆阳大败王莽军四十二万,史称“昆阳之战”。这一战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和高秀称帝起着决定性作用。凭吊古战场,苏轼感志士之咏慨,写下了《昆阳城赋》。苏轼对《昆阳城赋》,颇感得意,并常常向人提及。二十四年后,也就是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十二日,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他应友人张梦得相请,亲书《昆阳城赋》相赠。
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内阁学士及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以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被封为一等勇毅侯,为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卒谥为文正,《清史稿》卷四百五有传。
曾国藩以文治武功名世,书法实乃余事。“传世也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挥,未尝稍懈。生平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马宗霍《霎岳楼笔谈》)曾国藩自述学书云:“吾自三十时已解古人用笔之意……欲将柳诚悬、赵子昂两家合为一炉,亦为间架欠工夫,有志莫遂。”又云:“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此种审美价值取向,明显表现出时代书法审美影响的痕迹。身处成、同碑学大播之际,曾国藩不可能不受到碑学之沾溉,但作为庙堂重臣,正统的书法审美趣尚也同时左右着他,使其不可能轻易寄兴于民间化北碑趣味,率尔染指。因而他选择欧阳询、李北海、柳公权便具有权宜之计,既不失庙堂正格又具碑之刚健;至于取法赵子昂、董其昌,则为皇家正统趣味之感染。这种审美选择也颇为合乎曾国藩处世做人之道,外圆内方,汩于世情而内坚操守。应该说,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其书沉郁雄挫,骨力内蕴而不失遒媚。更为可贵的是,其书作风格不拘,在庙堂气中保持着多样化的风格面目。取法的书家也不限于欧阳询、柳公权、李北海、褚遂良、黄山谷、赵孟烦,而是转益多师,博涉为优,于颜鲁公、何绍基皆有采撷。
清朝一次科举考试,有一位考生平时少读诗书,考场上抓耳挠腮,半天不能成文。忽然灵机一动,写下四句打油诗交卷。诗曰:未曾提笔泪涟涟,苦读寒窗整十年。考官要不把我取,回家一命赴黄泉。阅卷官见了,甚觉好笑,便在每句诗后面加了两个字:未曾提笔泪涟涟,不必;苦读寒窗整十年,未必;考官要不把我取,势必;回家一命赴黄泉,何必。
相传李鸿章有一远房亲戚,此人不学无术,却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有一年他去参加考试,结果竟未答上一题,无奈之举便在试卷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可是,他实在是个草包,竟把“戚”字写成“妻”字。主考官看到这张试卷后哭笑不得,最后在他的卷子上批了六个字:所以我不敢娶(取)。
清朝有一位考生风尘仆仆应试,但此生进考场后,迟迟不能下笔,最后勉强写了不满300字。第二天便弃笔而去。一位考官见此情形,在其试卷上批道:“不远万里而来,不满三百而去。何其惜墨如金,何其挥金如土。”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学生作文,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但有用的话极少。其师模仿《敕勒歌》,批曰:“篇苍苍,字茫茫,风吹草低见四行。”
又一学生作文,词不达意,且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师戏评道:“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离题万里。”
某生在作业簿发下来后,见老师在文末批曰:“请看《前出师表》最后一句。”他暗自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可与诸葛亮相媲美,赶快去查看,原来是“不知所云”四字。
临帖是书法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书法创作和运用的基础工程,临帖过程如何是取得学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我们要重视临帖。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书及教学经验,归纳为临帖五“要”,供书法爱好者参考。
1、临帖要会选帖,这一步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学书的走向及深度,甚至成败,不可随便处之,首先要“取法乎上。”古人云:“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这是我们择帖的前提。同时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己审美需求的法帖,你喜欢它说明这种范帖和你有默契相通之处,容易人帖,人帖相融,较快地掌握范帖。另外,选帖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规律,选择笔画,结构皆法度严谨、规律性强的范帖。以后再逐渐选其他字体和风格的字帖。书体上一般先楷、隶等正书再行草,先立后奔。
2、临帖要“三结合”,既临帖和读帖结合,临帖和摹帖结合、临帖和背临结合。读帖是对范字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包括读笔画,结构及章法等。临帖前要统读,对范字的特点有个初步、大体的印象。临帖过程中要边读边临,看准每个笔画的位置安排,形态特点和相应的笔法。其长短、粗细、曲直、斜正、起.行、收的位置,用笔的藏、露、转、折,提,按.顿、挫、回锋,出锋等等都应做到心中有数,笔为心使,下笔方能准确到位。读帖是临好帖的前提,只临不读的“抄帖”式临写是写不好字的。摹帖较容易,习惯上认为是初学阶段采用的一种方式,如临帖中适时进行摹帖,会发现手下之宇和范字的差距,加快、加深对范字的理解和学习。姜夔《续书谱》云:“临帖易得古人笔意,而多失古人位置;摹帖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可见摹临结合,能互取其长,互补其短,促进学书进步。背临是学书较高阶段的一种临帖,是出帖前的准备。临帖中结合运用,能检验临帖效果,发现对范字掌握的不足,加强对范字的记忆和把握,促进临帖。
3、临帖要临一帖,即学书中,把选好的范帖临好,掌握住为自己所用,以后再临习其他范帖,博采众长,不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一帖没学好即改弦易辙,去学其他字帖,这样只能学一帖,扔一帖,最后哪一帖也没有学好。另外,临帖时要态度老实,尊重范字。以临像,临准为原则,不可把自己的书写习惯强加于范宇之上,对范字进行篡改,这样只能陷入误区,导致学书失败。
4、临帖要持之以恒,任何学习都是从一点一滴学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临帖更是如此,只有每天坚持临帖,持之以恒,时间久了,才能学有所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学不成书法的,最终只能半途而废,碌碌无为。同时要克服急于求成,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及急功近利的心理,这些都是我们学书的拦路虎。
5、临帖要和应用结合起来。临帖是为了掌握书写技巧,提高书写能力,以服务于运用为目的的,如果临帖中注意运用,能促进临帖。通过运用使我们了解书写的不足和问题,促使我们临帖时对范字进行再认识,增加学书的动力和目的性。应用又是多方面的,如写信、写文章、写日记、写作品等,平时我们有意识地运用所学,学既用、用既学,学用结合,形成习惯,日久天长,定会学用合一,既提高了临帖质量,又达到了应用的目的。
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为书坛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晋王羲之,中年就师承张芝,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自认为草书不如张芝。狂草大师怀素自谓草书得于”二张”(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在其《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一生是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羊欣云:“张芝、皇象、钟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
张芝《冠军帖》 此作用笔淋漓酣畅,使转法度严谨,表现了书家良好的控笔能力。点画起止分明,收放有度。点画处的“实”与牵丝的“虚”相得益彰。字势奇崛,振人心神。结字时有巧思,如“散”之险绝、“见”之内敛,“粗”字“米”旁的右上一点置入“且”的左上角等,都令人叫绝。
释文:知汝殊愁,且得还为佳也。冠军暂畅,释当不得极踪。可恨吾病来,不辨行动,潜
释文:不可耳。终年缠此,当治何理耶?且方有诸分张,不知比去复得一会。不讲
《董美人墓志》是隋文帝的儿媳妇,天生丽质,温文尔雅,大抵红颜多薄命,这样一个居士的女儿,在年仅十九岁花容月貌的时候,因病去世。《董美人墓志》中不断地以赞美之词形容董美人的可爱怜人之美,以至于所用的书体都端庄秀丽。
想这样一位天子的儿媳去世也不是一般贫民百姓,这个字帖应当出自宫廷中有文化的写字之人的手笔。下面将《董美人墓志》的大概范文附录于下,以便查阅学习:
惟开皇十七年岁次丁卯十月甲辰朔十二日乙卯
赵之谦(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凡用印,以印入印泥,须如风行水面,似重而实轻。切戒性急,性急则印入印泥直下数分,印绒已带印面,着纸便如满面斑点.如印泥油重,则笔笔榨肥,俱不合矣。
以轻手扑印泥,使印泥但粘印面,不嫌数十扑(以四面俱到为度),而不可令印泥挤入印地(刻处是也),则无碍矣。印泥入印地,便无法可施矣,此所谓虚劲也,通之可以作画作书。
印盖纸上,先以四指重按四角(力要匀,不要偏轻偏重),每角按重三次,再以指按印顶,令全印着实,徐徐揭印起,不可性急,印愈小,愈宜细心。
印至二次,即须用新绵擦净,须极净再用.若一连用数次,即无印绒粘上,亦为油硃积厚,印无精神矣,
印大者,以多扑印泥为主,须四面扑匀,一印以五十扑为度,盖纸上照前式。小印扑印泥以匀为度,不可多。手总要轻,心要静,眼要准。如印面字上一丝不到,即须扑到方可用。
1、书法养神《黄帝内经》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书法能让人的心静下来,让孩子通过学习书法凝神静虑,少躁动,书法之动是专一不杂、养神之动。
2、书法养心学习书法培养孩子耐心,细心的素质。耐心恒也,细心微也。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杜甫有诗曰:“始知豪放在精微”。书法的起笔收笔处可培养学员精微的好习惯。
3、书法养目书法要心悟手出,耳濡目染,而观察最为重要。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尤其注重眼的观察能力。
4、书法养美学习书法是学会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
5、书法养正书法培养孩子心正。柳公权说:“心正则字正”,通过写字提升人格。书法是人心灵的心电图,即:“写好字,做好人”。
6、书法养学我们时刻培养其大书法观,让孩子知道,学习书法不仅仅在学写字,在学写字的同时,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诸如经子史集等传统文化。
7、书法养气孟子说:“吾善养我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也。我们注重书法的气息、气韵的培养,更强调“浩然之气”的培养。这是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8、书法养敬《弟子规》说:“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我们做学问,学写字要有虔诚之心,敬重之心,唯敬重之心才能领略其妙。
9、书法养礼
不知礼无以立,通过一笔一画的学习,我们注重礼的培养。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通过学习书法“克己复礼”。礼的精神在当今尤有提倡的必要。
卫盉 西周恭王 通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1975年二月陕西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岐山县博物馆藏器形是西周中期前段流行的式样。器颈和盖缘均饰回顾式花冠龙纹,盖上增饰弦纹一道,腹部有两道折線纹,流管饰三角雷纹。盖内铸铭文一百三十二字,是一篇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底和社会经济的极其重要的史料,大意是:恭王三年矩伯因参加周王建大常典礼,向裘卫取了价值八十朋的朝觐用玉章,答应给裘卫土地十田,后又取了赤琥、麂韨、贲□等玉饰礼服,答应给裘卫土地三田。裘卫把这件事报告给伯邑父、荣伯、定伯、□伯和单伯等执政大臣,于是,这些大臣命令三有司会同矩伯和裘卫办理交接手续。
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笔锋清丽,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
《攻吴王夫差鉴》为夫差所铸器《说文》金部说:“鉴,大盆也”。《周礼》凌人注说:“鉴如*,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以御温气。”此兽耳衔环。腹饰蟠虺纹及叶形纹。腹内铭文三行十三字。于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在山西州蒙王村出土。春秋时期的书法出现了因地域而风格各异的现象,东南方各国的铜器铭文都有美化的趋向,或作鸟虫书,或作蝌蚪书等。而《攻吴王夫差铿》谷作瘦长体。字形、笔划不加修饰。文字显得质朴规整,线条均匀,起止尖锋。字距、行距较大,布局疏朗。已具后来小篆的雏形。
春秋时期兵器。1976年河南省辉县出土。通长53.8cm,格宽5.5cm。台北古越阁藏,
此剑剑锷锋利,剑身满饰花纹,剑谭饰嵌绿松石兽面纹。剑身近格处镌“攻痦王夫差自乍其元用”八字,为吴王夫差用剑。吴王夫差兵器已发现多件。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于公元前495年继王位,次年击败越王勾践,继而转师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公乘得守丘刻石》又名《河光刻石》。篆书,两行,十九字(一说二十字)。刻在天然形状的石上,石长九十厘米,宽五十厘米,厚四十厘米。此石原在河北平山县前七汲村外的田野里(战国时期的古灵城遗址西部),四十多年前被该村农民发现,运回家中放在院子里作凳子用。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队移至中七汲村第四发掘队保存,现藏河北省博物馆。
1977年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古中山国陵墓,人们才把这件石刻与墓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于其石刻中有许多字刻得不合规律,故极为难释,后经多人释文,方可粗略读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