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蔡元培 书法 镜心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2蔡元培

蔡元培的书法在很多专业人来看,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蔡先生深厚的旧学基础、渊博的学识修养,再加之其开阔的艺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些行草书的诗词和尺犊手稿,就有一种自然挺秀、蕴藉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是亦旧亦新、自有法度于其中的。

3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来体现其作品的节奏感。在整体上,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虽他的字结体有左低右高的略微斜势,但通篇则行气连贯,反而有顾盼生姿的动态。

4八言

他的行草书似乎纵横随意、自由洒脱,然若仔细品读,还是不难看出其线条中圆融厚劲、亦篆亦隶的书味。

5蔡元培 现代 行书墨迹 书斋镜片

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温厚宽容的人。这从他质朴气清、疏朗宽薄的书风中似乎也可体现。他一生从事教育,并倡导美育,对有关涉及美育者,即文艺、诗歌、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等都有所爱好。

6蔡元培 书法对联 立轴

林语堂曾有一段对蔡元培的评语说:“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此论可谓精彩而概括。

7蔡元培先生不囿古今、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不但受到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欢迎,即使是有顽固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就连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在接到北大聘书时也禁不住激动地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我一个,蔡元培一个。”

8蔡元培 书法 立轴

9蔡元培 书法 立轴

10蔡元培 书法 立轴

夏县访古

2015年1月到山西运城开会。会后,运城文物局的李百勤局长陪我和李水城在附近访古。我特意提出,最好能到夏县安邑古城出土“海内皆臣”十二字砖的地点看看,因为我写过这类砖,没到过出土地。

出土地点,早先是个解放军营房,早已废弃不用。这一带,俗称“金銮殿”,其实是汉代行宫的遗址。田埂上散落着很多陶片。

这样的遗址,洪洞有,万荣也有。

夏县铭文砖

看完安邑古城,我们去了县文管所。文管所有三块当地出土的砖,一块是“海内皆臣”十二字砖,四行,行三字,很完整。另外两块是残砖,一块字比它大,一块字比它小(图一)。

1图一:夏县铭文砖三种

这三块砖,其中字体较小的一块只有恭、言、思、问四个字完整,四个字的右边有两个残字,一个字只有左半清楚,右半只有右上角的两道残划;另一个字只有左上角的残划。下面给张大图(图二)。

2图二:《论语》铭文砖

砖铭复原

这块砖的原貌是什么样?我从山西回来,想了很久,想不明白。残砖右上角的字,左半上目下土,跟里字有点像,但里字好像没这种写法,不知怎么隶定。它下面的字,残得更厉害,更没法认。我们能认识的就左边四个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是一点儿辙都没有。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里的“思问”会不会与《论语·季氏》的“君子有九思”有关,一查果然。

《论语·季氏》的这段话,原文是三十四字:“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划线的字在砖铭中被省略)。

我分析,砖铭残存的四个整字和两个残字,向右延伸,还应有两行,向下延伸,还应有三列,原来是个纵横各五字的方砖,《论语》九思,砖铭只有六思,每三句省一句,全铭只有二十五字,可复原如下:

3铭文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

文字考释与破案相似,既靠串并,也靠排查。排查不仅能缩小范围,还能提供反证。

上述残砖,从三砖并列的照片看,我有一个估计,左边的残砖,形状应与右边的整砖类似,接近正方形或长比宽略大,大小也差不多。这对复原此砖的行款很重要。

这里有两种可能应予排除:

一、如果我们把《论语》九思的三十四字全部放进这块方砖,肯定不行,第一放不下,第二句子连不上。

二、如果我们以“子曰”直接接“视思明”,行款倒是对,但整个少了一行,又与这类方砖的形状大小不合,横太窄,竖太长。

汉代镜铭,往往丢字落句。比如昭明镜,出土最多,几乎每件都不全,但这并不妨碍阅读,因为当时人心里都装有全铭。

看来,砖铭也有类似情况。

两个残字

上面说,残砖的两个残字,很难猜出是什么字,但是放进我们的复原图,从铭文整体看,真相大白,很简单,它们是听、思二字。

听,繁体作聽。聽字是聖字之变。聖字的本义是耳朵好,善于倾听,古代往往用作听字或声字。这个字本来从耳从口,口发声而耳听之,是个会意字。甲骨金文,早期写法都这么写,东周才加注声旁,以廷字的声旁为声旁。聽是以悳代口的聖字,前人说,悳即德,字可通得,聽是以耳得之,属于会意加声旁。这种写法的聽,目前只见于秦系文字,估计是篆籀系统的繁化字,汉代继承了这种写法。残砖右边第一字,对比汉印的聽字,显然是聽字。其耳旁第一笔,本来作长横向右伸展,砖铭断开,貌似目,下面的土则是壬之省(图三)。

4图三:汉印聽字

思,对比砖铭左上的思字,很明显是思字。

这两个字的认出,都属于“事后诸葛亮”。

古今人名取于《论语》九思者

古今人名或有取自《论语》九思者。如取“君子有九思”,金元有两个张九思、一个柯九思;取“视思明”,唐有史思明(粟特人);取“听思聪”,今人有马思聪(音乐家);取“色思温”,唐有魏思温;取“貌思恭”,唐有拓跋思恭(党项人);取“言思忠”,唐有拓跋思忠(拓跋思恭弟)、李思忠(即嗢没斯,回鹘人),今人有梁思忠(梁启超第三子);取“事思敬”,唐有拓跋思敬(拓跋思恭弟),今人有何思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取“疑思问”,唐有陈思问;取“见得思义”,唐有安思义(粟特人)。其中很多都是唐代胡人。

九思之中,只有“忿思难”,好像没有名人从它取名,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

小大之辨

古代铭刻和简帛古书,毫无疑问,都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写成。文字是铭刻和古书的基础,不认字,无法解读,这话没有错。但很多人,包括很多古文字学家,他们以为古文字全靠偏旁分析、字形分析,这却不一定对。

《庄子》有小大之辨,考释文字也有小大之辨。古文字,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其实很简单。

《论衡·正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篇比章大,章比句大,句比词大,词比字大。古文字的认识,跟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大道理管小道理。

比如上面的例子,辞例比字形更重要。

学与思哪个更重要

孔子常讲学、问、思。《论语》有二十五个思字,《季氏》九思章占了十个。

思和学是什么关系?

我在学术圈混了几十年,经常听到这样的争论:书重要还是文章重要,理论重要还是考据重要,学重要还是思重要,书是多写好还是少写好,文章是长点好还是短点好。其实这都是无谓之争,自己跟自己找别扭。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如果光看此语,似乎孔子更强调学,认为学比思更重要,这是不对的。孔子反对的只是思而不学,而不是思。不学无术的思是胡思乱想,他当然反对。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在他看来,学与思,两者都重要。学是基础,思是提升。学而不思,找不着北,属于糊涂。罔是迷惘,迷失方向。思而不学,不是没有方向,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有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上一条道走到黑。殆是危险。

我们可以说学比思更安全,但不能说学比思更重要。

古文字学家也有两种风格

张良画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跟韩信不一样,一个兵也不带。韩信是带兵打仗的人,战必胜,攻必取,全靠投入兵力于实际战斗,所以说“多多益善”。程不识和李广都是带兵的人,但一个靠个人魅力,一个靠法度约束,照样有两种风格。

画有写意、工笔,词有豪放、婉约,不但文学艺术有两种风格,即使追求细密有如绣花针,专以释字为能事的古文字学家,也照样有博综众艺、大刀阔斧的一路,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是也。他们都有文学背景和丰富的想像力,故而成就特别大。

裘锡圭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古文字研究》中特意提到他跟郭沫若的一段对话(《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六册,231页)。裘问郭:古史分期,大家根据的史料差不多相同,结论为什么不同?郭反问裘:你把所有史料都找出来了吗?

这一问一答,耐人寻味。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为学日益和为道日损

王国维有三境界说。第一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先要大处着眼。目录学是鸟瞰式读书法,好处是“一览众山小”。但志存高远,没有第二步,就是好高骛远。所以非有第二步不可。第二步,“衣带渐宽终不悔”,是小处着手。考据学是带着放大镜精雕细刻。这种学问很迷人,常常使人以为细节决定全体,“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语出伯恩施坦),如没头苍蝇。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但天下书真的能够看完吗?如果看不完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还敢说话吗?书越多,抠得越细,就越难抽身,忘其所来,忘其所归,所以还有第三步。第三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讲悟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四十八章),学得越多才越要提炼,损之又损,由博返约,才能驾驭浩如烟海无穷无尽的资料。悟道是最后一步。道就在身边,道就在脚下。

前两步可以只学不思,后一步非思不可。境界高下以此分。

史料再多,也是九牛一毛

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表面看,都是以材料取胜,以细节取胜,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全面占有史料”,根本不可能,史料再多,也是九牛一毛,未知胜已知。求学之道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已知和未知的关系。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同上)

孔子的“知”是已知加未知,“多闻阙疑”是为二者留余地。我们求学问道,总是把已知未知搁一块儿,随时调节两者的关系。如何调节,不能不求助于思。学得越多才越要思。

郭沫若引《管子·内业》“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思,当然有危险,可能通神,可能见鬼。但不思,没有大危险,也没有大成就。

孔子的“慎言其余”不等于“不言其余”。

举一反三

有句老人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或“有十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讲慎言。慎之又慎之,最后怎么样?据说材料越多,越不敢讲话,让小孩听了害怕。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论语·述而》)

在他看来,学生求知,如饥似渴,憋着满肚子问题,强烈冲动,不能已于言,这样的学生才值得教。一个桌子四条腿,如果看见一条腿,却想不到桌子还有三条腿,这样的学生没法教。

子谓子贡曰:“女(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说,颜回的优点不只是“举一反三”,而且是“闻一知十”。

《论语》铭文砖,全铭二十五字,残砖只是一隅,从四个字复原二十五个字,就是属于“举一反三”。■

1、戴有祺

江南金山卫(今上海金山)人。字丙章,号珑严。清康熙三十年(1691)状元。

12、于敏中

江南金坛(今江苏金坛)人。字叔子,号耐圃。(1714—1779)。清乾隆二年(1737)状元。

23、王杰

王杰(1725-1805),字伟人,号惺国,陕西韩城人,王杰八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在江苏巡抚陈宏谋门下当幕僚,被陈器重,最后以陕西会考第一(解元)会试京城高考,又以探花第三名进呈乾隆皇帝殿试。当时正逢乾隆欲在北方选拨人才,又见王杰字迹(书法)工整清秀,便把他拨为第一,成为清朝开国第一名陕西状元。

34、钱棨

钱棨(1734-1799),字振威,号湘舲,祖籍无锡,长洲人。乾隆辛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修撰。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连中“六元”的状元。

45、朱昌颐

朱昌颐(1784年-1855年),字吉求,号正甫,又号朵山,海盐人。 道光丙戌一甲一名进士,状元。5

6、李承霖

李承霖,字雨人,一字仰严,号果亭,(1808年-891年),享年84岁。李承霖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的乡试中,举经魁(中举第一名称解元,前五名统称举经魁),翌年春的庚子恩科(国家因庆典而增加的一次科考称恩科)中,被道光皇帝钦点为一甲一名状元。

67、翁同龢

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咸丰六年(1856)状元。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

78、夏同龢

光绪二十四年,夏同龢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光绪二十八年,夏同龢出任湖南乡试主考官。

89、徐郙

徐郙(1838-1907),字寿蘅,号颂阁,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状元。清同治元年(1861)壬戌科状元。

910、刘春霖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清光绪30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10

1王羲之《游目帖》又名《蜀都帖》摹本墨迹,草书,纸本,11行,102字。日本广岛安达万所藏,毁于火。

王羲之手迹《游目帖》重生记 《游目帖》最后的亮相

王羲之《游目帖》又名《蜀都帖》,纸本摹本,11行,102字,是王羲之信札中字数较多的一件。此帖书法一向广受赞誉,被认为是王羲之草书最杰出作品。有书法爱好者评价此帖:“妍美而不柔媚,矫捷而不轻佻,求雄强而不强作怒张,得巧妙而不矜持造作。”明代方孝孺更是评价道:“《游目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让众多书画收藏者痛心的是,这一珍品却毁在二战的炮火中。

1945年8月6日早晨,日本广岛。三架飞机飞过广岛上空。

8时15分,一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火球迸出比太阳表面温度高八倍的辐射热,在爆炸中心1.6公里半径内,钢架软瘫,混凝土化为齑粉,砂子熔结为玻璃体,树木变成焦炭,人体化为灰烬。爆炸三分钟后,天空中落下黏腻乌黑的辐射雨,带来致命的核尘。

住在广岛的安达万藏一家,被政府提前疏散,逃过一劫,却来不及将仓库里储存的物品带走,《游目帖》就在其中。

《游目帖》经历了中华帝国最辉煌的唐、宋、元、明、清五朝,在清末,它的命运如同这个民族一样苦难深重,流落异国他乡,最终在以原子弹爆炸为标志的二战终结篇中留下了最后一个身影。

这幅曾经在京城的楼阁殿宇中存放,被无数人守护、观赏、临摹、觊觎的作品,同清王朝保存的众多文物一样,由京城流向天津、上海、广州,再由这些港口漂流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它们的主人也由留长辫穿长衫的中国仕人变成西装革履的欧式上流人物。义和团期间,它流出北京恭王府,被日本商人收购,流入日本后,又被广岛的安达万藏氏购得。

1913年4月9日,日本京都的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兰亭诗会”,纪念东晋永和九年癸丑(公元353年)在会稽山阴的兰亭盛会。到会人士纷纷拿出收藏的珍品公开展览。安达万藏也带着他的《游目帖》赴会,当这幅帖子在桌上摊开时,全场震惊。来自中国的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当时也应邀到场。

然而,这是《游目帖》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在公众中露面。

有资料证实,《游目帖》此后一直由安达万藏收藏。1933年,他曾携原件走访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请求题跋,1934年又印行“珂罗版”的复制品。但是,这是后人所能知道的《游目帖》和它最后这位主人的一切。今年初,日本二玄社在广岛的报纸《中国新闻》上寻找安达万藏后人,最终找到安达家的孙媳妇。老太太也已经80多岁,神志不很清醒,她确认安达的藏品确实都在那次人间惨剧中尽数消失。

至此,《游目帖》毁于原子弹已成定论,留在世上的仅为三件《游目帖》珂罗版黑白复件(注:珂罗版是一种感光技术,它最大的优势在于没有通常平版胶印产品无法避免的网点痕迹,因而更为接近原作,尤其在表现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上更是细微逼真)。

在原帖已毁的情况下,其价值已同真迹。

《游目帖》前世

《游目帖》本是书信,是王羲之中年时期与益州刺史周抚往来书信中的一封。全帖102字为: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译为白话,大意就是:“您信中所说的巴蜀山川的种种奇胜之处,扬雄《蜀都赋》、左思《三都赋》都没有记叙。贵地山川奇异,更使人感到游览观瞻才能意足。可以成行,当请阁下迎接,如果迟误这一机会,真当度日如年了。足下镇守巴蜀,朝廷不会有调动之理。真想趁阁下在巴蜀任上时与您一起登汶岭、峨眉山而还,那才是不朽的盛事。”

这封普通信件,由于主人书法之精湛,一完成即顿成珍品,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任何执掌中华帝国政权的帝王将相觊觎之物。

唐贞观初年,太宗李世民下诏命人拿出内府金帛到民间广泛搜集王书真迹,最终找到三千多张,其中就有《游目帖》。

北宋淳化三年,太宗赵光义下旨镌刻的一部古代书法丛帖,《游目帖》也被收录其中。

明初洪武年间,《游目帖》为一个名为郑济的人所得,邀请方孝孺为其作跋。方孝孺称此帖“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跳动,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惊叹自失”。

明末,《游目帖》又流传到收藏家徐守和手上。此时的《游目帖》几经颠沛,灰尘蒙蔽,受损已经非常严重。徐守和收得此卷时“印识累累,眯目难辨”,洗去浮垢,重新装裱。徐守和在题跋中写到,此帖用晋代冷金纸写成,洗去浮垢后方见“贞观‘印’硃晕沉着,深入纸肤,隐隐不没”,其余唐宋间诸印也一一辨明。

到清朝乾隆十二年时,乾隆帝又从民间重获此帖,刻入《三希堂法帖》。乾隆最喜《快雪时晴帖》,得此帖后称其与《快雪时晴帖》“难为伯仲”,并多次题跋钤印。咸丰、同治年间出赐恭亲王奕,后又传给奕次子载滢。

至此《游目帖》结束了它长达1300多年的颠沛流离,入住恭王府,重登庙堂,被重重看护,和这个帝国共享最后一个半世纪的太平岁月。

义和团事件时从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后到日本,被广岛县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被毁于原子弹轰炸,现仅1925年复制本留下。

寻帖

半个世纪后,很多人对《游目帖》依然念念不忘。恭亲王奕之孙溥心畲在解放后回忆当年恭王府内藏品,依然对《游目帖》被毁耿耿于怀。

1997年,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赵力华在一本画册上看到了王羲之的《游目帖》,这个帖子传奇的经历令他十分感喟。

后来有一次,他在东京参观一个展览,现场有12扇日本江户时代的屏风,其中有两扇毁于二战,传世的只有屏风的黑白照片,日本书画界对剩下的10扇屏风色彩进行分析,运用技术手段将另两扇屏风复原。看完后,赵力华深受启发,他决定尝试修复《游目帖》。

经过几年的尝试,2006年初,任文物修复复制中心主任的赵力华向日本二玄社(注:二玄社是日本一个出版社,从70年代开始做中国古字画复制,曾经给台北故宫复制过400份文物)表示了复原《游目帖》的愿望,希望对方帮忙寻找《游目帖》珂罗版。

赵力华的想法和二玄社一拍即合。

经过一年的查找,通过朋友在日本书画收藏界四处打听,2007年3月,二玄社竟然找到了1934年安达万藏氏委托京都的小林写真制版所用的珂罗版。让赵力华喜出望外的是,这份珂罗版不但是原件大小,还包括全部的题跋。

2重生

然而,复原《游目帖》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复制。赵力华和他手下四五个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小组需要做的,是将一个《游目帖》的黑白复件,还原为彩色,除了笔画,墨汁浓淡都要和原帖一模一样。

仅是浩大的考据工程就能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中国古代书画材料历代变化很大,赵力华举例说:“宋代的绢织得非常密,经线和纬线都是一根,后来的朝代有时候经线一根、纬线两根,或者经线两根、纬线两根,不同的纺织方式,着墨的效果就会不同。”

宣纸也有不同,现在标准的宣纸实际上是用檀皮和稻草做主要原料,以前造宣纸采用的是桑皮、麻皮。唐代的纸薄但结实,明代的纸软如丝绢,现在的纸又不一样,一抖哗啦哗啦响。

纸和墨的耐光性和耐水性也是试验的重点。在长期的展览中,光线对字画有很大刺激,容易导致变色。

为了找到合适的纸,赵力华和他的工作小组从最开始就进行实验,他们把做好的纸遮住一半,粘在玻璃上晒,晒了两年,最终选用了一种两边色彩没有任何变化的纸张。传统中国字画需要装裱,需要往字画上喷水,对作品伤害很大,为了找到合适的墨,测试的时候他们就拿开水烫,甚至拿肥皂搓。

复原的《游目帖》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黄庭坚《寒山子题居士诗》引首所用的纸张作为乾隆所题引首部分纸色的依据;以台北故宫的《远宦帖》作为本幅部分纸色确定的依据;其余部分的纸张、绫子参照同时代的材料进行复原。

除了材料,如何着色也是一个难题。

仅存的《游目帖》是黑白色的,从世上现存的资料已经无从获得原件的色彩信息。而且《游目帖》原件离开中国已经100余年,被毁也已经60余年,世上更无人亲阅过原件。 纸面上深颜色处是墨迹还是污渍?很多只能靠专家们分析,凭经验试做,最后拿结果与珂罗版比对。

在印章方面,确定以存世作品相同人物的相同印章的颜色为准,其他无考的印章根据珂罗版的深浅浓淡和时代特点,仿照其他古字画上的印章处理。乾隆等人的题跋墨色则是参照传世品处理。

所有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游目帖》复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工作人员首先使用专门订制的机器将《游目帖》珂罗版扫描到计算机中。如今运用新的数码科技扫描图像仅需几十秒钟,但70年代日本二玄社在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字画的时候,为了将字画成像,特制了一台长5米,宽高各2米,重达3吨的照相机,闪光速度降低至万分之一,拍一张照耗时数小时。

数据输入后,赵力华他们根据前期研究的资料给帖子的不同部分上色。普通印刷过程中采用的四色已经远远不够,最终使用12色的印刷。除了分色非常繁琐之外,水分的控制也非常关键。水喷到纸张上面之后会散开来,水分过多画面就会变样,太少表现力又不足。

最后的校色环节也是最考验制作者的经验和艺术功底的。色彩和原作相比,要增几分减几分,亮度是否有差距,墨迹是否标准,需要技术人员一丝一毫比对。

经过十几次的校色调整,耗时数月,2007年7月10日,《游目帖》复原成功。

1陆维钊先生像

陆维钊的名字是和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59年,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深感中国画系的学生大多只重视绘画技巧而忽视文化修养,古典文学及书法基础薄弱,便有意物色一位古典文学和书法俱佳的人才,来浙江美院担任古典文学和书法教师。

有一天,潘天寿与吴茀之、诸乐三一起游览西湖,在三潭印月一个画廊看到一幅山水画,用笔不俗,题跋内容及书法都十分出色。便赞叹道:“杭城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居然还有如此难得的人才。”潘天寿欣喜地记下作者“陆维钊”的名字,回学校后马上打听,得知他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便通过组织部门向杭州大学商借。与此同时,浙江医学院也因缺少中医古文教师,得知陆维钊既精通古文,又深谙中医,也向杭州大学借用陆维钊。陆维钊便同时在美院和医学院兼课。

2到了1960年上半年,浙江美术学院决定正式调陆维钊,浙江中医学院也决定调陆维钊。两条道路铺在陆维钊面前,是选择书法,还是中医?书法和中医都是他多年的业余爱好,从内心来说,书法毕竟是“馀事”,他对研究中医更感兴趣一些。但最后陆维钊选择了美院,选择了书法——一则因为美院的调令先到,二则有感于潘天寿的知遇之恩。潘天寿让陆维钊担任美院专职书法教师并委托他筹建书法篆刻科、担任学科主任时,两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谈话:

陆维钊谦让道:“我不是第一流书法家,恐怕不妥。”

潘天寿回答道:“也决不是第三流书法家,不要客气了。”

陆维钊觉得潘天寿把他视为第二流书法家,评价恰当,所以引为知己,愉快地答应了。

3潘天寿先生

1962年,经文化部批准,浙江美院正式建立书法篆刻科,并于1963年招生,从而翻开了中国书法史上崭新的一页。潘天寿和陆维钊的高山流水之交,也被传为美谈。

1979年年底,潘天寿夫人何愔由公子潘公凯陪同,到浙江医院探望陆维钊。谈话间,她说到准备为潘先生重新修墓,原先由陆先生题写的墓碑是竖写的,字也小了些,现计划改为横碑。她看到陆先生已经病入膏肓,不便提重写墓碑之事,只是惋叹来得太晚了。陆维钊听出她的意思,连忙说:“你放心,我还能写字。潘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说着马上让女儿回家拿笔墨用具。大家劝他待身体好一点再写,他十分坚决地说:“潘先生的墓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它写好。”家属们就在病房的空床上铺上木版,展纸磨墨。他写了一幅,已是气喘吁吁,仔细端详,总感不满意,便坚持再写,写毕,一阵眩晕,又呕吐起来。这幅墓碑,竟成了一代书法宗师陆维钊的绝笔,也成了他对潘天寿知遇之恩的竭诚报答。

4陆维钊先生合影

陆维钊临终前,把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5位书法研究生叫到病床前,上了最后一课。同时,将5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托付给沙孟海先生。可以说,陆维钊为中国书法的学院教育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1所谓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道,意为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

然中庸之道,亦在于“诚”。中庸所谈的“至诚之道”,从修身养性中看来,其实也是“真诚之道”。

真诚,是心之至诚,以诚待人则无人不信,以诚处事则无事不克,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

以诚待人则无人不信

清人方苞曾言:“感人以诚不以伪。”用自己最真实和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人,没有半点虚情假意,不以诳语欺人,这是做人必须具有的品格。诚之者,人之道也。以诚待人有诚意,君子之交淡如水。诚意的多少并不会以金钱衡量,也不会以功名去较量,以诚相待的双方,是指彼此有一颗互相谐和的心,没有攀比,没有嫉妒,只有最诚挚的祝福和愿景。

君子以诚待人即为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真诚满德的刘备待人之诚,无不被后人赞誉。他求贤若渴,对人才诚心诚意,故不顾奔波之苦,三顾茅庐,诸葛亮感于刘备之诚,于是决意出山辅佐刘备,从而使刘备能在后期成功入蜀,稳定战局,与吴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诚待人是一种品德,从而能感化他人,心想事成。

朋友之间心照不宣,肝胆相照,如此“共饮一江水”的豪迈,不就在于一个“诚”么?“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人人真诚,则人人相信。切记:以诚待人。

以诚处事则无事不克

宋人吴处厚曾言:“诚之所感,触处皆通。”为人处事难免会碰到疑虑困惑,那是因为不够诚心,只要诚心向上,则无事不克。求学即如此,常怀有一颗真诚之心,则能入门而博学。杨时与游酢虔诚求学,不畏艰辛,程门立雪,求学如此诚心向意,终能有所成。

生于南北朝的祖冲之,他对科学研究的诚心可谓感天动地:当时他创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而大臣戴法兴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最终“大明历”得以颁布。此“诚”,是一种诚心坚持自我,无所畏惧的态度!

中庸言之:“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说的是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是天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真诚是教育;真诚也就会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后也就会做到真诚。用真诚的心去学习和做事,就能修心立人,真诚是最好的处事态度。切记:以诚处事。

以诚立业则无业不兴

“至诚则金石为开”。创业之艰辛,或栉风沐雨,或披星戴月,但只要时常怀有一颗真诚之心,则百业俱兴,金石亦会为此所开。只要以真诚之心去做一件事,事业的成功也总有一天会降临。

正如孟子所说:“舜发于畎亩之中”,舜在被发掘为人才之前,只诚心躬耕。在成为帝王之后,他怀着对江山社稷的诚心默默地去为百姓谋福祉,励精图治,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为华夏大地的早期文明立下丰功伟绩。

中庸有言:“诚则形。行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其大意说的就是:人做到了真诚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会逐渐显著,显著了就会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就会感动他人,感动他人就会引起转变,引起转变就能化育万物。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使万业俱兴。切记:以诚立业。

真诚的力量,小至兴人,大至兴业。至诚不息,则万物俱兴。

只要抱着一颗真诚的心,又愁何事不成?

“诚者自成也”,有真诚的信念去修善自身,完善自己,待人接物处事满怀真诚,中庸之道谈“诚”如此,而你又何不为?真诚,从“心”开始。

吴昌硕,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 清晚期海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在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表现出色,他的作品备受追捧。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显得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以寄托感情。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古代的书法大师们,在艺术手法的探索上,可谓丰富多彩,成就蔚为大观。欧阳大师的《九成宫醴泉铭》以严谨著称,但他又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段,增其灵动,生其灵性。《九成宫醴泉铭》有一种方法,把对称的字处理得不对称,权且称之为“正者偏之”,下面举一些例子,进行分析。

1“靈”:整体严谨,内藏丘壑。底部长横与上面的“冖”相对应,等长,形成整体大构架,但上中下三部分的中心错动,加之,八个小点短小精悍,灵动异常,活泼可爱。上部“雨”的左右四小点不对称,形成外观严整,内藏锦绣,颇可发人深省。

2“帝”:下面的“巾”与“冖” 重心一致,但与上部分截然挪开,形成重心向左倾倒之势,化平板为险峻,耐人寻味,欧之险,于此字可见一斑。

3“架”:与上面的“帝”字异曲同工。

4“宫”:把“宀”和两个口的中心坐下分析,会发现都不在同一条线上,很值得深究。

5“臺”:上下中心的错动与整体倾斜,虽然多横而且对称,通过这样的处理,打破了平板。

6“景”,重心左倾,形成侧势,末点略重且远,有平衡的作用。

7“蒸”:上部左倾,最后四点向右移动,也是重心左倾,捺画较粗,起到平衡作用。

8“尚”:左密右疏,内部“口”明显左移,打破平板状态。

9“奉”:先是把上面的部分努力左移,最后捺画找平衡。

他把中国水墨写意画艺术推向高峰

文 | 慧一

朱耷(1626—约1705),明末清初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本名由桵,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个山 、驴屋等,汉族,江西南昌人。明宁王朱权后裔。明亡后削发为僧,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董其昌,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擅书法,能诗文。

水墨写意高峰

比起山水画来,八大的花鸟画创作,更具有他风格个性的典型性。顺治十六年所作《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康熙五年作的《墨花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是八大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创作,深受沈周、陈淳、徐渭的影响,其用笔较方硬,题材、布局也未脱离前人窠臼,但是画中所表现出的兀傲之气,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胆剪裁,如不求物象的完整性,却已预示着他的未来的发展。

1八大花鸟画最突出特点是“少”,用他的话说是“廉”。少,一是描绘的对象少;二是塑造对象时用笔少。如康熙三十一年所作《花果鸟虫册》,其《涉事》一幅,只画一朵花瓣,总共不过七、八笔便成一幅画。在八大那里,每每一条鱼,一只鸟,一只雏鸡,一棵树,一朵花,一个果,甚至一笔不画,只盖一方印章,便都可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说少到不可再少了的程度。前人所云“惜墨如金”,又说“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只有八大才真正作到了这点,可谓前无古人,后难继者。

2少,也许能有人作到,但是少而不薄,少而不贫,少而不单调,少而有味,少而有趣,透过少而给读者一个无限的思想空间,这是难有人作到的,八大却具备了如上的要求,这里大有文章。首先是他在用笔用墨上的功夫。他的用笔由方硬变圆润,饱和墨汁与运笔的方法相结合,一下笔就给人以浑厚丰富之感。

3他是第一个充分主动利用生宣纸特性以加强艺术表现力的画家。生宣纸的吸水能力强,容易使墨汁扩散(洇),这本来是缺点,而八大却把它变为优点,不但为水墨写意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而且也创造了人们对水墨写意画的新观念,其功不朽。

4其次是形象的塑造。八大的花鸟造型,不是简单的变形,而是形与趣、与巧、与意的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在欣赏时,就不会感到单薄和寂寞。再次是他的布局,特别讲究少许物象在二维空间中摆放的位置。其诀窍是充分利用空白,即前人所谓“计白当黑”。与此同时,并充分调动题跋、署款、印章在布局中的均衡、对称、疏密、虚实等的作用。他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先画好画,然后在恰当的位置题款和押印,而是有总体的规划设想,使每一点都在布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多,不少,不奢侈,不节约。

5例如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花鸟山水册》(上海博物馆藏),第一幅仅画一只雏鸡。小鸡置于画面中右偏下,这一位置的重心,将画面分割成四大块空间,每块空间的大小都不一样,平衡而有变化。由于小鸡头部方向朝左,故题诗在右第二大块空间中,使空荡的背景顿时活跃起来,视觉上起到突破平衡和内容丰富的作用。

6小鸡的刻画生动传神,动态像小孩刚学走路,蹒跚得十分可爱。瞪着大眼警惕着前方,特别是眼后加三撇,像电波一样,好似前方有什么声响传来,使小鸡心惊胆怯。这只小雏鸡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刚出蛋壳,表示出对这个世界的惊异与警惕;也可以理解为走失了群体,找不到妈妈,感到孤独而害怕,如何理解,任人们驰骋想象的翅膀,所以有时候少画,反而思想的容量更大。

7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否则越少越好,艺术又会走入另一条邪径。少是相对的,例如康熙四十二年所作的《杨柳浴禽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相对上述作品来说是“多”了,但比起一般画家处理同类题材的作品来,却少了许多许多。例如他对柳枝的处理,约有十二笔,就占住了整个画面上部的空间,不但表现出杨柳的老干新枝的质,也表现了枝条迎风的势。在春风料峭之中,八哥在洗刷自己的羽毛将振翅欲飞。这一生活小景,表现出无限的生意。

8康熙十六年所作的《河上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是八大一生作品中仅见的长篇巨制,也是他笔墨最多、布局最复杂的一幅,但他仍然体现着少的原则。例如开卷的一丛荷花,总共超不出三十笔,笔减而意繁,一开卷便引人入胜。

9八大,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白石老人曾有诗曰:“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当年别有才。我原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其倾倒如此。今天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欣赏和理解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10 17 16 15 14 13 12 11

第一个

第一行“暮春之初”,点几似横画,点横牵带明显,折撇圆收,捺笔内敛收锋。布白匀称。

1第二个

第二行“会于山阴之兰亭”,横撇重合近乎一线,捺笔有使转,轻笔出锋。布白上紧下鬆。

2第三个

第六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点似鹅头,横撇之转折处顿笔明显,捺笔以反捺内收,意味含蓄。

3第四个

第九行“仰观宇宙之大”,横撇之处理与第三个略同而捺笔以方拙出之。

4第五个

第九行“俯察品类之盛”,点、横折撇运笔轻快,至捺笔渐趋稳重,以顿笔稳稳收住,饱满圆融与起笔之轻盈健捷形成对比。

5第六个

第十行“极视听之娱”,横折撇捺连贯一气,矫若游龙。收笔稳健。布白均匀美观。

6第七个

第11行“夫人之相与”,点与横成连绵之势,至撇重压侧锋转折,再至捺笔直截,顿收出锋回互,与下一字接气。布白取欹侧险劲之姿态,动感极强。

7第八个

第12行“悟言一室之内”,点如啄,横变化为提点牵丝,撇笔万钧之力劲扫,捺画反向而取逆势,收笔迅捷,略出机锋。布白中宫空灵虚白。

8第九个

第13行“放浪形骸之外”,细观法帖,此“之”字乃唯一以草法牵丝笔画与下边之字接续相连者。整体布局与第八个近似而行笔速度明显迅捷如风,如春风拂面,灵动而不纤弱。9

第十个

第16行“不知老之将至”,整体布局敦厚庄严,捺笔内敛至极,以截锋顿收。如太阿截铁,沉着痛快。

10第十一个第16行“及其所之既惓”,点与横画之起笔处,均以出锋入笔,撇与捺笔之连接处有顿笔,如阳关哀曲,一唱三叹,韵味悠长。

11第十二个第17行“感慨系之矣”,点出锋落笔略提起,横与撇之连接转折处顺势而下,捺笔变化为点且以散锋轻出,整个字如踈柳寒鸦,悠然戏水,得散淡之趣。12

第十三个第17行“向之所欣”,此“之”字为改正误用之“今”字,须遮盖其迹,故在全篇中体量最大,以粗笔为之,多用楷法。与先写之“今”字笔画重叠处,墨迹之书写先後次序清晰可辨,此墨法之妙也。13

第十四个第18行“俛仰之间,以为陈迹”,结体均匀。落笔爽劲,捺笔以圆头而收,给人恬然之感。

14第十五个第19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点、横、撇、反捺四笔,以牵丝连之,如玉匣滚珠,戛戛聆音。

15第十六个第21行“每揽昔人兴感之由”,结体上鬆下紧,用笔沉重有力,如万钧之弓蓄势待发。

16第十七个第23行“不能喻之于怀”,珠圆玉润,无需赘言矣。

17第十八个第24行“後之视今”,此为所有二十个“之”字中最开张者,横画中间提起,至转折处又极力按下,复以轻盈之笔提起撇出,最後之捺笔平出。整个行笔过程如船出三峡,有滟滪堆之横亘惊险,有巫峡之烟云浩渺,亦有出西陵峡之豁然顿开。中国书法用笔之妙境,能悟此一字足矣!

18第十九个

第25行“今之视昔”,横撇转折处如金铁烟云,力透纸背。至捺处急转而收,如听《广陵散》。19

第二十个第27行“後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此为《兰亭序》最後一句话。“之”字落笔沉稳,横画起笔处顿笔非常肯定,转折处不激不厉,捺画以反捺收束。

20千古名帖《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序》、《临河序》、《禊序》和《禊贴》,是被后人尊为“书圣”的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所作。21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于生死无常的感慨。

《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后爱不释手,不仅让书法家冯承素等摹写,分赠给大臣们学习,甚至他死后都要以《兰亭集序》殉葬。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序》虽然不是王羲之真迹,但无论是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还是欧阳询等人的刻本,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衣钵,美轮美奂、弥足珍贵。尤其是冯承素的“神龙”本《兰亭集序》,十分接近王羲之的真迹,后代书家和书法爱好者莫不心追手临、叹为观止。

《兰亭序》全文324个字,其中“之”字出现了21次,在书法创作中,如何处理相同字的写法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技术活儿。《兰亭序》中三百多字的文章中,一个“之”字居然出现了21次,可见其处理难度是很高的,但是这并没有难倒“书圣”王羲之,相反,这些“之”字在行文中姿态各异,写法各有千秋,“之”字写法在此被王羲之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