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一直是书家学习行书的入手法帖。本文试从传播学的几个基本要素对王羲之《兰亭序》加以分析。
现代传播学认为，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历程本身就是传播活动，传播成为人发展的一种本能。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传播发展的历史，传播不断将知识、信息广泛地扩散并持续保存下来。同样，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传播，艺术价值的实现同样依赖传播。那么，在人类艺术发展历程中，为什么有的艺术作品保存下来成了经典，而有的作品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种现象，在艺术发展、传播中是广泛存在的。这也说明，艺术作品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以“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为例，结合传播的几个要素浅谈书法艺术的传播。
一、书法艺术作品《兰亭序》的传播者
艺术传播者简称传播者，它是传播的主体，也是最核心的要素之一。传播者是艺术作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没有传播者便没有艺术作品的产生，更谈不上艺术传播。
(一)传播者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王牙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看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擅长书画。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书法富于创造。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其代表作有《姨母帖》、《丧乱帖》、《初月帖》、《二谢帖》、《寒切帖》。但其最著名的书迹，首推《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二)传播者唐太宗李世民
《兰亭序》只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并被广大书法爱好者喜好和吹捧，唐太宗李世民功不可末，可以说他对《兰亭序》这一书法艺术珍品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酷爱书法，在历代帝王中对书法史影响最大。李世民登基即位后，独尊王羲之书法，评之“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以其之力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并不遗余力地推广王羲之书法。具体体现在太宗定立王羲之为国人的学书偶像，并下诏广泛收集王羲之遗墨。收到遗墨命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鉴定真伪良莠，然后对真迹进行复制，或保存或赏赐皇族及重臣。具说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迹的过程，有两种不同的记述。其一为《刘食来传记》的记载：“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乃遣问辩才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为何延之《兰亭记》的记载：“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尝于所寝方丈梁上凿其暗槛，以贮《兰亭》，宝惜贵重，甚于禅师在日。至贞观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辩才之所，乃降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赍优恰，，方便善诱”。面对赫赫皇权，辩才牢记先师的遗愿、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师，实尝获见。自禅师殁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兰亭》迫切之至，竭尽所能，命令“负才艺，多权谋”的大臣萧翼乔装打扮，和辩才结为朋友，最终智取兰亭。这第二种记载富有传奇色彩，历史上广为流传。虽然可能是历史史实的文学化渲染，具有“历史神话学”的意味，但它的形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足可见太宗对王羲之有多么崇拜。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将《兰亭序》原迹下令同葬于昭陵。唐太宗不仅大力收集王的真迹，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作赞辞，将王羲之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一代皇帝对一位书家的推崇以及对书家作品的喜好达到如此境界，可想他对这位“书圣”的传播力度。因此，笔者认为，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兰亭序》的传播、发展和继承影响是巨大的。
(三)传播者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人
除王羲之本人、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的传播之外，笔者认为冯承素、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等人对其传播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
太宗在世时，属命侍臣摹拓《兰亭序》分赠诸皇子及近臣，作为“普及”和“推广”。因此现传世的《兰亭序》版本众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天历本》(《虞世南临本》)传为初唐虞世南年临。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此外还有“开皇本”、“薛稷本”、“赐潘贵妃本”、“颖上本”、“落水本”，等等。
可以说《兰亭序》这些临摩本的大量存在，以至流传至今，为其广泛传播、普及与推广，甚至奠定其在书法艺术领域的“书圣”地位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王羲之书法艺术传播符号——《兰亭序》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信息”。信息传播中的符号是信息的载体，而在书法传播中，符号本身就是要传达的意义。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一艺术符号得以广泛传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兰亭序》书法艺术成就之高;二是《兰亭序》享有盛名的文学成就。
(一)王羲之书法艺术《兰亭序》的创作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支遁、郗昙、王玄之、王徽之、王蕴之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其间作诗三十七首，结纂为《兰亭集》，由王羲之为此作序，这就是“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也称《兰亭序》、《兰亭》。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的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气呵成，挥写下千古杰作《兰亭序》，正因为他情深意厚，故能情注毫端而天趣自在;也因为他笔法精严，故能使笔底如行云流水而形神兼具;更因为他诸美皆备，故能使这篇文稿的挥写最终达到高华圆融的境界。在这件尽善尽美的作品面前，后世名家虽竭力临仿，却都未能得其全。南唐张泊云：“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而王羲之本人也只写下这一杰构，其后他再度书写《兰亭序》，都不能及原作的神妙绝伦，沈尹默说“当时逸少本天全”，赞美了《兰亭序》的杰出有其不可重现的机缘，自然就非他人所能企及的了。
(二)王羲之书法艺术传播符号的审美价值
作为一幅广为传播的艺术珍品，不仅其书法艺术成就之高，《兰亭序》其文享有盛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文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此序共324字，前半记述这次盛会的概况，写山川之美，饮酒吟咏之乐;后半由眼前之欢乐联想到人生之短促，以感慨作结，令人遐思无限。整篇诗人行去流水，抒发游赏山水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诗里行间流露出万物浑一、不辩彭殇的玄理。兰亭诗对中国文人生活情趣有重大影响，对诗歌流派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王羲之书法艺术传播的媒介
艺术作为表现人类丰富精神世界美的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其媒介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习俗的变迁，各朝各代人们所使用的书法艺术传播载体并不一样。其中出现了兽骨、龟甲、青铜器、竹简、木牍、石碑、摩崖岩石、帛、绢、纸、大众媒介以及现在的网络媒体。在不同年代每种媒体都为书法传播起到重要的继载作用。
纸质媒介是书法传播运用最广，也是时间最久的传播媒介。目前最早出土的纸是1957年在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纸。西汉以后的各代对纸的形态和制作都有所改良。现今传世最早的纸质名家作品是陆机的《平复帖》。毫无疑问，纸质媒介轻巧，吸水性能好，更能表现出笔墨线条的枯涩、润泽、浓淡、疾徐等特色。而这些都是其他传播载体所难以具备的。虽然竹简、木牍可以表现纸质媒体的一部分效果，但是其笨重、狭窄，既不便于携带，又难以纵情疾书。草书在已经广泛使用纸质传播媒体的东汉兴起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因为只有纸质媒体才具有表现草书那纵横淋漓，奔放飘逸、变化无穷的线条的可能性。毫无疑问，纸质媒介使书法更具有表现力，它对书法艺术的传播效果是其它传播媒介难以相比的。而且，不论是石质媒介的传拓，还是名家法书的刻帖，最终都要靠纸质媒介来进行承载。就这一点，它的作用也足以让人称道。纸质媒介中，尤以安徽泾县产的宣纸为世人所重。据《旧唐书》记载，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江西、四川、皖南、浙东都产纸进贡，宣城郡一地献纸尤为精美。直至今日，我们的许多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以宣纸作为自己的创作媒介。
今天的书法爱好者所见到和所临摩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多为以宣纸拓本或刻本而成贴。
当然，书法传播媒介远不止以上所述的这些，还有像绢帛、墙壁、砖坯、瓦当等等。这些媒介有的价格高昂，仅在一时为少数人所用，如绢帛。有的书写刻画随意，未达到艺术境界，如砖文。有的对后世影响较大，但已从书法领域划分出去，影响主要体现在篆刻方面，如瓦当。还有的虽兴盛于一时，但千百年后，书迹无存。如墙壁历来是文人墨客题字的媒介，据说书法大师张旭、怀素和杨疑式都是题壁书写高手，但是受载体本身和其他原因，影响仅在一时。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王羲之书法艺术传播，当然还应包括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两个重要因素。而传播受众又有一个传播受众的需要、传播受众的选择、传播受众的审美、传播受众的接受等心理过程。前文提到的传播者唐太宗李世民及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确切地说他们首先是受众，在经历需要、选择、审美等心理过程之后接受。受众对艺术作品接受之后，继而进一步传播。传播效果又包括传播的认识价值、传播的审美价值、传播的教育功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