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金陵八家”之首龚贤是位既注重传统笔墨又注重师法造化的山水画家,作品多写金陵山水,长于用墨。

龚贤提出了笔法、墨气、丘壑、气韵作为画家四要,主张作画要中锋用笔,并且要古、健、老、苍,才能避免刻、结、板之病,颇为精辟。

龚贤喜用老辣朴拙的笔触,沉着稳重,秃笔与尖笔兼用。秃笔,取之圆润苍劲,勾屋,皴擦,画树和点苔苍老有力。龚贤用笔在主张“欲秀而老”,秀而老就是准确、简练而流畅有变化。龚贤用墨,以层层积墨见长,虽不用泼墨,实具有泼墨烟润淋漓的效果。

2○笔法 墨气 邱壑 气韵

1、先言笔法,再论墨气,更讲邱壑,气韵不可说,三者得则气韵生矣。

2、笔法要古,墨气要厚,邱壑要稳,气韵要浑。又曰:笔法要健,墨气要活,邱壑要奇,气韵要雅。气韵犹言风致也。笔中锋自古,墨气不可以岁月计,年愈老,墨愈厚,巧不可得而拙者得之,功深也。郑子房曰:“柴丈墨气如炼丹,墨气活,丹成矣。”此语近是。

3○笔法

1、笔要中锋为第一,惟中锋乃可以学大家,若偏锋且不能见重于当代,况传后乎?中锋乃藏,藏锋乃古,与书法无异。笔法古乃疏,乃厚,乃圆活,自无刻、结、板之病、空景易,实景难。空景要冷,实景要松。

2、冷非薄也,冷而薄谓之寡,有千邱万壑而仍冷者,静故也。有一石一木而闹者,笔粗恶也。笔墨简贵自冷。

3、笔墨关人受用,笔润者享富,笔枯者食贫,枯而润清者贵,湿而粗漏者贱。后枯加润易,从湿改瘦难,润非湿也。

4、树润则山石皆润,树枯则山石皆枯,树浓而山淡者,非理也。浓树有初点便黑者,必写意,若工画必由浅而加深。

5、深树有加七遍墨者,若七遍皆浓墨则不成树矣。可见浓树积枯成润不诬也。

6、加七遍墨,非七遍皆正点也。一遍点,二遍加,三遍皴,便歇了,待干又加浓点,又加淡点一道,连总染是为七遍。

7、浓树不染不润,然染正难,厚不得薄不得,厚有墨迹,薄与无染同。浓树内有点有加,有皴有染,有加带点,有染带皴,不可不细求也。

8、直点叶则皴染皆直,若横点叶则皴染皆横。

9、浓为点,淡为加,干为皴,湿为染。

10、加淡叶则冒于浓叶之上,但参差耳。

11、一到加叶时,其中便寓有皴自皴而染自染耳。乾染为皴,湿染为染。

12、若皴染后,树不明白,不妨又加浓点。

13、树叶皆上浓而下淡,浓处稍润不妨,淡处宜稍乾。

14、点叶:转左大枝起,然后点树头;若向右树即不妨先点树头矣。

15、点浓树最难,近视之却一点是一点,远望之却亦混沦,必乾笔浓淡加点,而浑沦处皴染之力。

16、有一遍叶不加者,必叶叶皆有浓淡活泼处,若死死墨用在上,无取疏林也。

17、疏林叶四边若渍墨而中诮淡,此用墨之功也。笔外枯而内润,则叶乃尔,明此法,点苔俱用。

18、点叶必紧紧抱定树身始秀,若散漫则犯臃肿病矣。

19、一纵一横,叶之道。

20、点叶不可见笔尖笔根,见笔尖笔根者,偏锋也。

21、中锋锋乃藏,藏锋笔乃圆,笔圆气乃厚,此点叶之要诀也。

22、松针若写楷,横点若写隶,半菊若写草,圆圈若篆。

23、检针有数种,然不可乱用,大约细画宜工,粗画宜写,长而稀者为贵。

24、松愈老叶愈稀,栁愈老条愈疏。笔力不高古者不宜作松栁。

25、荒栁所附惟浅沙、僻路、短草、寒烟、宿水而已,他不得杂其中。栁身短而枝长,丫多而节密。

26、画栁之法,惟我独得,前人无有传者。凡画栁先只画短身长枝古树,绝不作画栁想。几树皆成,然后更添枝上引条,惟折下数笔而已。若起先便作画栁想头于胸中,笔未上伸而先折下,便成春栁,所谓美人景也。

27、柳条折处要方,条与枝若接实不接,若不接实接,所谓意到笔不到可也。

28、栁丫虽多直用向上者伸出数枝,不必枝枝皆上也。

29、画树惟松、柏、梧桐、杉、栁并作色枫叶有名,其余皆无名也。然画家亦各有传授之名,如墨叶、扁点、圆圈之类,正不必分所谓桑、柘、槐、楡也。

30、画叶原无定名,惟传者自立耳。画叶原无定式,然不可流入小方,并离经叛道,人所不恒见之类。大约墨叶、扁点、芭蕉、披头、圆圈数种正格耳,他虽千奇万状,皆由此化出。如墨叶一种,化为肥墨叶并直点,瘦而为半菊,长而为披头,横而为虎须,团为菊花,飞白为夹叶,乱而为聚点。扁点化而圆点,横而为长眉,信笔为斜点,放而为大点,树而为细点,双勾为凤眼。披头化而为长披,为淡景,为覆发,为直点,为百羽,为飞毛,为悬针。圆圈化为草四,为篆六,为全菊半菊,为聚果,为旗扇,为栗包,为挂茄,为芭蕉叶,为白翎。种种不可名状,皆以前五种为母。

31、主树非墨叶即扁点,此二种又诸叶之正格。

32、画叶之法不可雷同,一树横则二树直,三树向上,四五树又宜变改。或秋景,便用夹叶。几树中定用一夹叶者,谓之破势,几树皆黑,此树独白者,欲其醒耳。

33、大凡笔要遒劲,遒者柔而不弱,劲者刚亦不脆,遒劲是画家第一笔,炼成通于书矣。

宋初“三家山水”:范宽画选

范宽(?—1031),北宋画家。名中正,字中立。陕西华原(今耀县)人。性疏野,嗜酒好道。擅画山水,为北宋山水画三大名家之一。初学李成,后感悟“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造化”,遂隐居终南、太华,对景造意,写山真骨,自成一家。其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岸,令人有雄奇险峻之感。用笔强健有力,皴多雨点、豆瓣、钉头,山顶好作密林,常于水边置大石巨岩,屋宇笼染黑色。作雪景亦妙。存世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图》等。1 2 3 4 5 6 7

宋初“三家山水”: 关仝画选

关仝(约907-960年间),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五代后梁画家。一作关同、关穜。生卒年不详。画山水早年师法荆浩,刻意学习,几至废寝忘食。他所画山水颇能表现出关陕一带山川的特点和雄伟气势。北宋米芾说他“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关仝在山水画的立意造境上能超出荆浩的格局,而显露出自己独具的风貌,被称之为关家山水。他的画风朴素,形象鲜明突出,简括动人,被誉为“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1 4 3 2

宋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太祖推翻了唐末五代之战乱,而独得天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偃武修文,革新图治;到了太宗、真宗,又奖励文艺,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三百年的昌运盛世,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各种技法日趋完善,完全脱离了隋唐以来“先勾后填”之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体格法法度赅备,审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渐转向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

宋代院体山水画重理法、重质趣、重写实。早期山水画“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到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已有所发展,画中有符合自然规律的山水营造特点,空间处理得当,峰峦参差有致,树木、山石、屋宇处理合度。五代画家荆浩隐居太行山,对自然山川真情感悟,总结了一系列规律,他在《笔法记》中说:“凡树万本,方如其真”“搜妙创真”,他的创作观念对“北宋三家”、郭熙画派及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画派山水画影响极大。山水画中的“皴法”的初时是为了忠实地模拟对象而发明的,北宋诸家在“搜妙创真”的影响下,不同地域的不同画家与画派创立了不同的“皴法”:董源创立了不同于荆浩“小斧劈皴”而更适宜表现江南山质的“披麻皴”;李成既不同于荆关,也不同于董巨,根据齐鲁地域山貌的特点而创立了“卷云皴”;范宽则以直笔短线刻画关陕高山巨石之风貌而创立了“雨点皴”;郭熙师法李成,但在创作中比李成更多真意,将其画法发扬广大,也成为北宋一大画派;二米得董巨山水启发,不同凡俗,创立了“米点皴”。他们群星列阵,穷极造化,对现实生活、现实感情的关注取代了对宗教迷恋与虚幻天国的向往,他们注重“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峰峦深厚,势伏雄强,”致使宋代山水画:构图大势逼人,笔墨法度严谨,意境清远高旷。

据《图画见闻志》记载“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三家鼎峙,百代标程。”是说五代宋初山水画坛三家—关仝、李成、范宽。其三人都为北方人,后继承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完成、丘纳、王诜等。元汤垕《画鉴》云:“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万顷波者,未易摹写。如六朝至唐初,画者虽多,笔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关,又别出新意,一洗前习。迨于北宋,董源、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之格法始备。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终不迨也。”关仝的画风影响了李成和范宽,而他生活于五代宋初,所以,北宋山水画坛的“三家山水”是以李、范、董为代表,其中以李成居首,范宽次之,董源对后世影响更大,在当时李成的山水是“当朝第一,”“百代标程。”所以,真正全面影响宋代及后世山水的宋代大家是—北方的李成、范宽和南方的董源。

二 《画鉴》又云:“董源得山水之神气,李成得体貌,范宽得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而为百代师法。”三家对自然的理解各具其趣,风格各异。

李成,字咸熙,生于后梁末帝贞明五年,(公元919年)卒于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祖居长安,系唐朝宗室。他的祖父李鼎,在唐末是任国子祭酒、苏州刺史,后从苏州迁至山东营丘,遂为营丘人氏。他一生家道衰落,经历坎坷,才运不偶,寓兴书画,他的山水初师荆关。荆浩、关仝以“全景式”的大山大水,承唐启宋,标志着唐宋之际山水画的高度成熟,李成深受他们的影响,变荆、关雄壮浑伟之势为清劲秀润之气。由于李成生活在不同于荆浩、关仝的山东营丘,所面对的是一派平原加丘领的齐鲁风关光,所以,他的画“近视如千里之远,”呈平远式构图的特点。他在生活上、仕途上不得志的境况,也决定了他苦寂无奈的心境,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旷达清高,孤傲苦寂的境界。他用墨淡润,运笔清瘦,“惜墨如金,淡墨如梦雾中,画面浑润。”黄公望《写山水诀》中载:“先用淡墨,积至可观处,然后用焦墨、浓墨分出畦径远近,故在生纸上有许多滋润处。”他画《读碑窠石图》中乱石崚嶒的土岗上,几棵古木参天,乱藤攀援,清冷的旷野上一老者戴笠骑骡,仰读矗立在树旁巨碑上的碑文,碑侧款曰:“王晓画人物,李成画树。”画中土坡用笔卷动如风,用墨清淡雅致;枯木用笔中峰勾勒,寒木风骨,平正势奇,枯枝多变,壮如屈铁。清安歧《墨缘汇观》云:“以水墨作平远之景,位置奇逸,气韵深厚,树木虬屈,坡石苍润。”画法高古,得唐人三昧。

他画树自然天成,松杆劲挺,枝叶郁然,野逸清雅,“林木当时为第一,”“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栽扎惧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自馀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兴小人在位,其意微矣。”

深受李成影响的画家很多,如燕文桂、许道宁、范宽、郭熙、王诜等。

范宽虽然也是北方人,但他则保留并发展了荆关皴如刮铁的严整风范,他和李成都同师于荆浩、关仝,但由于生活地域的差异,人生经历的不同,他们都有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范宽,名中正,字仲立,华源人。他为人性情宽厚大度,一派关中豪气,他“风仪峭古,进止疏野,嗜酒落魄,不拘世故。喜画山水,师李成又师荆浩;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凸兀大石。”他的画一方面“师古人之理法”,另一方面“师自然之理法”,《图画见闻志》载:“居山林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他久居于终南山、太华山,一生沉吟于山水之间,终日观览自然以求其趣。他落笔雄伟老硬,真得山骨,然其刚古之势,又不犯他人,自成一家。他师法李成而又不同与李成,王诜说:“李成墨润而笔精,烟岚轻动,如面对千里,秀气可掬,”“范宽如面前真列峰峦,浑厚气壮雄逸,笔力老健。”其二人山水一“文”一“武,”李成表现平林荒寒,意境清幽旷远;范宽表现巍峨峰峦,意境雄壮豪迈。从范宽的作品《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就可一览他的山水画主峰凸兀,气整伟峻,给人一种咄咄逼人之威严。他注重山、石、景、物质与骨的细致刻画,精心营造山坳深壑中的飞瀑流泉和层层深厚的古木密林,他的“钉头皴”或“雨点皴”对后世影响深远,师法其画法的画家有黄怀宇、纪真、商训、燕文贵等,他对李唐及南宋诸家山水影响很大。

与北派李、范对峙的董源笔下是一片江南景象。董源,字叔达,钟陵人。山水有两中类型,水墨类王维;设色类二李。他的山水平淡天真,朴茂静穆,文气十足,米芾《画史》中说:“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趣。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他最大成功之处是创造了“披麻皴”法,他用大披麻皴画树则枝干圆浑,皴山石则浑朴葱润。他的画用笔圆曲浑润,少刚劲方正;用墨清润淡雅,少浓郁浑厚。构图平远静谧,山顶多矾头,多苍茫清逸之气。董源开江南画派,巨然是其传承代表,巨然的画“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米芾也深受董源烟雾弥漫、皴擦鬼异之影响,山水画点点通透,烟雾弥漫,极富文人审美气象。明董其昌称董源为“天下第一。”他的山水画对“元季诸家”直至“清季诸家”影响极其深远。

宋初“三家山水”:李成画选

李成(919-967),五代宋初画家。字咸熙。原籍长安(今陕西西安),先世系唐宗室,祖父于五代时避乱迁家营丘(今山东昌乐),故又称李营丘。擅画山水,师承荆浩、关仝,后师造化,自成一家。多画郊野平远旷阔之景。平远寒林,画法简练,气象萧疏,好用淡墨,有“惜墨如金”之称;画山石如卷动的云,后人称为“卷云皴”;画寒林创“蟹爪”法。对北宋的山水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存世作品有《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晴峦萧寺图》《茂林远岫图》等。

读碑窠石图

1寒鸦图

2小寒林图

3寒林平野图

4晴峦萧寺图

5寒林骑驴图

6乔松平远图7 9 8

1图为童子拜佛-莫高窟第197窟(中唐)。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值得留恋和回忆。当我们呱呱坠地 ,在亲人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回首成长的足迹,还有哪些儿时的记忆留在我们心中呢?

尘封的历史,或许是妈妈深情地讲述,或许是相册中发黄的照片,或许是电脑中存储的记忆,而我们要为你讲述的是:让我们走进敦煌的灿烂佛宫,漫步于绚丽的石窟壁画,去追寻佛经故事中折射出的那些早已在我们记忆中失去的儿时欢乐吧!

佛经故事中折射出的儿时足迹和童乐——本期从敦煌研究院获得涉及儿童图像的20幅敦煌壁画场景,再现跨越千年的中国古代儿童生活史。

2图为童子礼佛-莫高窟第79窟(盛唐)。

3图为橦伎-莫高窟第61窟(五代)。

4图为童子演奏乐器-莫高窟第148窟(盛唐)。

5图为父母恩重经变中的儿童栏车(那时候的儿童手推车)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

6图为莲花童子-莫高窟第329窟(初唐)。

7图为群童采花-莫高窟第112窟(中唐)。

8图为童子演奏乐器-莫高窟第148窟(盛唐)。

9初步统计,莫高窟有儿童图像的洞窟183个,约占洞窟总数的37%;榆林窟有儿童图像的洞窟16个,占洞窟总数(42个)的38%。时间从北朝到宋元时期,跨度长达千年。

北朝至隋代,儿童图像主要出现在佛教本生、因缘及佛传故事画当中,人物很小,形像简单,大多用线条粗略勾勒,类似漫画或示意图,主要是为了表现故事情节,只有个别洞窟中的儿童形象较为逼真;唐前期(吐蕃统治敦煌前),随着经变画的出现及净土思想的流行,儿童图像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形式。不仅在西方净土变,而且在其他经变中也出现了儿童形象。儿童形象逐步脱离宗教色彩,越来越向世俗生活方向发展;晚唐五代以来,一方面表现儿童形象的壁画题材更加增多,一方面儿童形象也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

敦煌石窟中的众多儿童图像,反映了中古时期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一部中古儿童生活史。

1王国维总体而言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点大体是没有什么问题,否则他也不会戴着脑后的辫子自沉昆明湖以殉那正逝去的文化了。然而,《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这篇文章却颇能透露出他矛盾的心态。他在文中指出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纯粹的哲学与美学,都是与政治和道德纠缠不清,他知道这是由于儒家思想中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根深蒂固造成的。以至于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表达,如诗歌,都多半慷慨悲歌忧心天下。于是王国维批判这种事事都与现实关联的审美。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曾经在他著名长诗《阿贝杜斯》序言中宣布:“一件东西一成了有用的东西,它立刻成为不美的东西。它进入了实际生活,它从诗变成了散文,从自由变成了奴隶。” 王国维在此文中尽管没有走到戈蒂耶所言的那种地步,但也表达了与几乎相同的理念,即将世俗功用与审美与真理分离,而将美学与哲学视为求真求善求美的途径。王国维希望能借此呼吁中国的哲学家和艺术家能脱离政治的控制,而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人格。了解这点,就会理解为什么这篇文章竟然有了几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味道。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且夫世之所谓有用者,孰有过于政治家及实业家者乎?

2王国维扇面(一)

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以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然则人而无所贡献于哲学、美术,斯亦已耳,苟为真正之哲学家、美术家,又何慊乎政治家哉。

3王国维扇面(二)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 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 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4王国维扇面(三)

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

5《人间词话》手稿之一

至我国哲学家及诗人所以多政治上之抱负者,抑又有说。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而知力愈优者,其势力之欲也愈盛。人之对哲学及美术而有兴味者,必其知力之优者也?故其势力之欲亦准之。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既不能得势力于我国之思想界矣,则彼等势力之欲,不于政治,将于何求其满足之地乎?且政治上之势力有形的也,及身的也;而哲学美术上之势力,无形的也,身后的也。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虽然,无亦其对哲学美术之趣味有未深,而于其价值有未自觉者乎?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且此宇宙人生而尚如故,则其所发明所表示之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势力与价值,必仍如故。之二者,所以酬哲学家、美术家者,固已多矣。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政治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愿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

如果说笔法是书法艺术创作中的筋骨,那么,墨法则应该是书法血肉之灵魂的体现。中国是墨的故乡,自古就有制墨、使墨的规则,从墨丸到墨锭再到墨汁,从松烟到油烟墨,无不体现着墨法的精奥。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书法,都十分重视对墨的驾驭,从古今书论中对墨的规定和各种传世墨迹来看,墨的使用与技巧问题一直是创作者乃至欣赏家、理论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通过对古代书论中关于用墨内容的考察与欣赏、实践中对墨法的关注,最为常见的用墨之法大概有如下九种,试作些举要证明。

11、浓 墨

书法创作,一般以浓墨为主,因为浓墨与纸的对比度大,且在书家眼里,浓墨最见精神,特别是正体书的创作。如篆书、隶书、楷书、似乎只有用浓墨才能表现出其力度和精神,从书法作品来看,的确有绝大多数的作品是用浓墨书写的,如宋人苏东坡,清人刘庸,就是用浓墨的高手,一般来讲,浓墨不仅在审美效果富神采精神,就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也最好把握。

2、淡 墨

淡墨的概念与浓墨相对,并非是中国画创作中普遍使的淡墨的概念。从审美趣尚上来讲,对浓墨与淡墨选择完全取决于书家的个人追求,从审美效果上讲,浓墨显得沉着庄重。而淡墨则更适合表现清淡幽远的意境,明代董其昌喜用淡墨,他以淡墨追求清雅娴静的艺术风格。近人林散先生最擅长用淡墨,林老的笔墨之作,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再加上他得益于黄宾虹先生用水用墨,又喜用长锋羊毫在生宣上挥写,故墨色层次丰富,“干裂秋风,润含春雨”极具鲜明的艺术特色,不仅不缺乏神采,反而增加了一种深远朦胧的境界。

3、焦 墨

焦墨是指点画中的墨不仅浓重,而且极少水分,像干皴之笔,一般在书法作品中不大量使用,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用得好,有时有画龙点睛之妙,如有浓淡变化,则效果更好!明代徐谓、清人虚谷擅用此法。

4、干 墨

是指点画中含水较少,但比焦黑要湿,尤其在行草书中,能时时出现飞白,增强书法墨色层次,富有表现力,如宋人米芾《虹县诗》、《蜀素帖》,黄庭坚草书,均有十分到位的干墨之法,相传东汉蔡邕擅长飞白书,果真如此,似亦以干墨之法为之也。在实际的运用中,如有做到干而不燥,笔势通畅最好,唐代孙过庭《书谱》中有“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的论句,我以为就是对书法最好的表达。

5、湿 墨

与干墨相对,一般指点画中水分较多,用湿墨书法,点画可以有浑厚滋润而丰腴的“筋书”效果,但此法难于把握,尤其在生宣纸上,用不好就会见墨不见笔,肥厚臃肿成墨猪之病,故要慎用。

6、渴 墨

与干墨、焦墨属于同一墨法序列,但在表现程度和审美效果上,渴墨介乎干墨与焦墨之

间,时见飞白之线条,用得好,亦有点睛之效果,常常用于行草书,篆书和魏楷也时用此法,用得好,有苍茫,老辣的艺术风貌,清人吴昌硕可谓这方面的高手。

7、涨 墨

涨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与湿墨属于同一墨法序列,只不过其主要的效果表现在笔之外,用涨墨书写笔画,其点画中的水份多渗出点画之边缘,但点画之用笔十分明显,清人王铎最擅此法。用涨墨,点画中之浓墨雨点画外之淡墨同构于一字或数字之中,有非常丰富的墨色变化。用此法,可以宿墨法相结合,往往在蘸浓墨后,笔尖蘸以清水,以渗化能力强的宣纸为之,颇有味道。

8、宿 墨

此法本为中国画中常有,近人黄宾虹对此法极为推崇,谓:“近时学画之士务先洗涤笔砚,砚取新墨,方得鲜明,古人作画,往往于文词书法之余,漫兴挥洒,殊非率尔,所谓惜墨如金,既不欲浪费笔墨也。画用宿墨,其胸次必先有寂静高洁之观,而后以幽淡天真出之。睹其画者,自觉燥释矜平。”在古代书法作品中,此法虽不多见,但用得好,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宿墨法多与涨墨之法相结合,能增加墨色的变化与层次。现代书法中,有许多人尝试着使用,亦有好的作品出现,真正用得好的,当是日本现代派和中国现代实验性的书法。

9、冲 墨

冲墨之法,其实并非书写时使用的方法,它并不是与笔画的完成同时的。而是在点画写完之后,乘笔画尚湿以水点于笔画之上、让墨冲出画外的用墨方法。现代派书法作品中多用之,如日本的少字数书法,不过与上述的八种用墨方法相比,此法不必多用,只需要时为之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使用并不具有与书写同步的不可逆性。

当然,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孤立的看待每种用墨方法,相反,一件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应该同时运用几种不同的用墨方法。另外,要产生丰富的墨色变化,蘸墨之法也是关键,实践告诉我们,一般蘸墨时不要饱蘸深浸,深浸不仅笔毫无力,而且在纸上书写(尤其是宣纸),极易臃肿肥拙。除此以外,用水和选墨也是墨法运用的关键。在书法临摹与创作中,我们只有多练、多观、多思、多悟才能熟练的掌握好用墨的规律,形成自己独特的墨法意识。

5许多书法家在撰文或叙述心理时,都认定一个“自然”。认为凡按习惯随手书写者即为“自然”,而稍事经营者即为“做”。

其实,书法之“字”是在训练中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相对于儿童的涂鸦,训练书法,笔法的藏头护尾,中锋用笔,本身即是在“做”。任何艺术只要有“术”的界定,即必然是“做”的结果。故尔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是艺术,没有绝对自然的东西。“作”品“作品”,即是“作”(做)出来的成品。世上哪有不“做”而成艺术品的?无非是做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有些作品水平不高,做的痕迹太明显;有的却“做”得十分自然。至于在效果上的“做”,有一部分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审美意义上的“做作”。另一部分则是我们不习惯看它。但审美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宋元明人看魏碑也不习惯;到清代阮元、包世臣就奉为经典了。

“做”本身不是问题,但我们的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现在一般不被重视的;就是它要有一个“主题”,所有的“做”,都必须围绕一个构思与思想的。这是古典型书法所不具备的。

外界对学院派书法的理解是拼贴,但我们不想辩解,也不值得辩解——如果只看到“拼题”的表象而看不到“主题”的实质,理解的层次太低了。那么先别忙着辩论,先学着深入了解一下学院派,取得发言的资格,再来发表意见如何?

我们也可以像一般的做法,抄一首唐诗,就像于右任、沈尹默的做法。但我认为:这是过去一代人的做法。今天时代变了。要有新的开拓。在书法里,笔墨线条本来是抽象的,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使它指向具体。而这种具体是在做“加法”,笔墨本身并没有丧失。你看每一件学院派书法。笔墨功夫比古典派逊色吗?我想许多学院派书法作品的技术指标,古典派书法家未必能胜任。至于“做”更是在其次了。

从本质上讲,一切艺术都是“非自然”的。“自然”是指审美境界而言,而不是指创作过程而言。只要是艺术,有技“术”的要求,在过程上必然是“非自然”即是“做”的。

1学书法的同志经常会碰到这样两种情况:未入门的难于掌握笔法,登堂入室的又苦于依人作嫁,难为出路。这两个问题俗称人帖和出帖,现在分别谈点这方面的体会。

我 国的书法艺术,从兽蹄鸟迹的象形文字,发展到今天的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已经形成一种特有的艺术规律。在祖国书法传统艺术的宝库中,前人留存着大量的宝贵 财富,等待着我们去继承。因为一个人遇事不能事事依靠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从间接经而来的,所以有借鉴和没有借鉴是不同的。临摹就是一种很好的 借鉴方法。在临摹古人的法书中,我们可以学到许许多多宝贵的传统经验。所谓临帖,就是选定一本你所认为满意的前人法书范本,面对面地依样临写。概括地说临 帖有这样五个阶段;叫做读、临、背、核、用。

第一是读。“读”是读帖,不仅是读帖上的文字,还须观察分析和理解用笔的道理。一本帖,大家都说这本帖的字好,究竟好在哪里?如果不搞懂,不理解,不知它的好坏所在,依样描葫芦,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吗?前 人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得。”又说:“张帖于壁间,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这些话都告诉我们要加强对帖的理解和认识。俗 语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读书要熟精思,写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比如 说:帖上笔画俯仰向背、长短大小、欹斜高低等等,这些印象在你脑子里不断反复,经过思考或者求教于师友,就会知道这些点画之所俯仰向背等变化,为的是顺应 笔势的需要,是出于调整和平衡字的重心,以达到呼应映带、张弛开台,使书法产生一种平而不平的艺术效果。把这些外部形象的内在联系归纳起来就不仅掌握了外 在的形,还理解了内涵的势,由浅人深,由表及里,使认识不断深化,实践就逐步提高,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前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一本帖 的收获多少,可以说是取决于对这本帖的理解认识深浅而定的。

第 二是临。“临”就是临帖。孙过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译成现代语,就是“看要看得细,临要临得像”。但这个“察”并不光是明察秋毫就行了。 “察”是既要观察得精细人微,还要善于把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一番分析概括的工夫。大家都知道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因为看到了牛的薄弱环节,所谓“无厚人有 间”。这个“间”就是突破口,就是牛的骨节眼,在字则是字的下笔处。米芾有言:“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在下笔处可见用笔藏锋抽毫出人之迹。一般谈 书法的都说“横画要直下笔”,直下笔锋是横画下笔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它可以直下左斜下、右斜下、侧下、下向上下、逆下、直撞入纸下等等;还有 收笔,除了回收以外,还可以上挑、下拖、空势收锋等等,它都符合用笔的规律。由此可见法是要讲的,但不能说得太机械,俗语说“法无定法”,理解了下笔收笔 的出入之迹,就掌握了取势得势的关键。这是金针度人之处,非常重要。用笔怎样用,取势怎样取,这是个参透消息的地方,也是临字临得像的一个前提。取势能得 势,结构也就在其中了。写字落笔就决定字形,它关系这个字,电影响及于一行甚至一篇,不可不慎。正因为真迹能看到起落笔和点画的呼应映带,所以学书重视墨 迹。点画有呼应映带,字势就能生动有活气。石刻所以不易学,就是因为这些细微之处失真走样。如果学石刻,那你就要能够补充这些牵丝映带,恢复它的本来面 目,才不致为斑驳的石花和笔意不相联属的点画所迷蒙。

第 三步功夫是背。读书要背,学画也要背,域画不是要默写吗,学字也是如此。背是巩固记忆的最好办法,背过几次,印象就深刻了。不过这里要附带说一句,背不仅 指背熟,而是最好能把笔法、笔势、笔意理解得深透牢固些,使帖上的东西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静心一想,历历在目。前人论文说“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 若出于吾之心”。那就比死记硬背好得多了。

第 四是核。“核”是核对。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因为从失败中取得了经验教训,才能变失败为胜利。如果你正视了自己的缺点,重视失败的经验,采取 了改进的措施,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那米这样的失败,正是循序渐进的必由之路。从前我临完或背出一张字之后就把它挂起来,反复同原帖对 照,看它一二十分钟,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现在有些同志临帖很起劲,临过之后往往自以为有些像而自得其乐,或者就手一甩,束之高阁,而不加以分析总 结,那末这次犯的毛病.由于没有及时发现,势必继续再犯,所以与原帖比照核对非常重要,否则要想提高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五是用。“用”是使用,“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想真正学会一样东西,照着做不能算会,只有能够应用,并能运用自如,才算真正学到r手,这是检验学习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读、 临、背、核、用,这只是学书入门的一种方法。这些方法是不可分割的,而是统一的,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约取和博览的关系问题。初学要选定某一 家的一本帖,从这本帖人手,看的、临的、背的、用的都是这一家的字,一步也不旁窥,要专一,从一点突破,推及其余。如果你有很多帖,我建议你暂时把它收起 来,束之高阁。为什么?因 为传统的帖,各有各的长处,不看为的是防止见异思迁。特别在成绩提不高、有了厌倦情绪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泛滥和换帖的毛病,结果今天学《九成宫》,明天学 《圣教序》,后天学《多宝塔》,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虽然也采用了这五种步骤,但学无所进。这就是因为失之“约取”。学书要知难而进,越是困难的时候,越 要看到光明。“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破了这一关,就是一个飞跃。写字是个长期的事,在漫长的岁月中,随叫会发生碰壁的事,要有韧性,贵在 坚持。

从一帖人手是约取、专一的意思。有人会问那岂不是孤陋寡闻吗?我 说不会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个阶段性,对脚跟未站稳的人来说扎扎实实地下点基本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一定水平,那末就应该尽量放开眼界,多吸收些营养,这 就要博览。所谓博览是总观这一家所有的书迹,研究他的师承、同道以及创新成就和对后代的影响。只有把他的上下左右关系摸清了,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后 再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画出一个应该走什么路的轮廓来。

举个例说,如果你是学褚遂良的,那就应该对褚字有所了解。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累官至中书令右仆射,他父亲褚亮和虞世南、欧阳询都是朋友,所以他 的书法早年以父执欧、虞为师。欧阳询还特别欣赏他的真书。中年以后他专攻右军,真书甚得媚趣。虞世南死,唐太宗深感元人可与论书。魏徵因荐举遂良可当此 任,说他“下笔遵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令,并将御府所藏所有王羲之书迹叫他鉴别,遂良备论真伪,一无舛误,以此受知太宗。他因曾受太宗临终 顺命,为此竭力谏止高宗纳武则天为后,致屡遭贬谪,永徽六年左迁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再徙桂州,旋贬爱州,最后上书自明,不蒙采纳,显庆三年竟以忧死,年六 十三岁。历来评褚遂良为唐初四大书家之一,说他的字如“瑶台青琐,窅映春林。… 黄人婵娟,不胜罗绮”,其实他的成就并不限于美韵,沉挚厚重是其另一特点。

褚 遂良传世书迹无争议的有四碑,以《伊阀佛龛碑》为最早。碑贞观十五年魏王泰立,摩崖,在洛阳龙门中洞。虽称碑,实系大遗像,是年褚四十六岁。翌年书《孟法 师碑》,此二碑虽相距仅一年,然风格各异,《伊阙》骨气劲峭,得欧法之遗,《孟法师》韵致华美,为虞永兴嫡嗣。王世贞称“波拂转折处无毫发遗憾,真墨池中 至宝也”。特别是《伊阙》,如置之六朝造像之中,殊难识别,这是他用功的作品。初唐碑版素以难学著称,而此二碑为尤甚,王僧虔谓:“纤微向背,毫发死 生。”历来以为练柳公权书易得笔力,我说练柳不如练褚。因为用笔精到,笔力凝重,特别是结构朴质中见秀整,宽博而伟岸。不具特色,就是特色。在一种风气盛 行的情况下,不具特色,可以不为形貌所笼罩,就容易自立门户。《房玄龄碑》是永徽三年楮遂良五十七岁时写的,劲健疏瘦,似癯实脾,宽博中别具遒媚之致。翌 年作《雁塔圣教序》,温婉秀逸,空明飞劲,点画揖让向背之间,时出行押笔意,是他晚年自家面目。

六 朝真书,体势笔法,皆分隶遗法。右军的突出成就是把质朴陋劣的分隶楷法写成流媚的新体。但这一笔法体势的变革,虽有右军创导于前,还是经过很长时间无数书 家的共同努力,一直到初唐欧、虞出来以后,真书才脱尽分隶遗形而成为典丽的唐楷风规。褚书《伊阙》、《孟法师》由于早年所作,虽绍述精勤,但个人风格尚未 形成,未臻蜕化,遂觉创获不多。迨《房梁公》、《雁塔圣教序》出,才形成褚书自家笔阵。他的成长,是有他多方面的因素。褚以欧、虞为师,欧、虞的成就是脱 尽分隶体势把真书写得极其纯熟,成为一代新风。但欧的谨严刻厉和虞的沉粹安详,加以用笔使转起止无迹,因之历代以来,两家声名虽盛,但流风所被,传授为 难。褚遂良中年之后,长期在御府鉴定右军书迹,浸润既久,于右军书势,自必别有会心。他深知右军成就在于用隶法而不存隶形,至欧、虞而臻极至。《伊阙》、 《盂法师》克绍箕裘,所得仅尔。故非改弦更张,难望出人头地。书史称遂良尝书授史陵,陵隋人,书迹不传,因此我们不妨设想《龙藏寺碑》或竟出史陵之手。而 褚之疏瘦劲健是通过《龙藏》而远师《礼器》、《韩敕》以取得成就的。他把日渐泯灭的分隶笔法体势重新体现显露出来,把精整端严的字形写得雍容婉畅,不时流 露出行书的牵丝来,使日趋精巧雅化的唐楷趋向飘逸流畅。这一变易,可说是师右军之意而不师右军之迹,以古为新,别辟蹊径,是褚遂良自成一家的一个创获。所 以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从现存的大小唐碑来看,以褚为师的真是不胜枚举,可见其成就之大和影响之深远了。正因为褚书流便,容易为群众所接受,所以刘熙载 称他为广大教化主。

学 褚字最著名的有《信行禅师碑》、《善才寺碑》、《王居士砖塔铭》、《卫景武公碑》、《转轮王经》、《姜遐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唐碑。这些碑版学褚都很 有名,也各有所得,只是各人的风格不很突出,虽然笔法甚为精到,但总觉创获不多。不过作为学褚字的参考资料,却也是很好的借鉴。此外,还有《倪宽赞》、 《大字阴符经》、《枯树赋》、《哀册》等一些有争议的褚字,也都值得很好学习吸收。特别像《大字阴符经》,由于它是墨迹,转锋布势,下笔清楚,学《伊 阙》、《孟法师》的如能同时兼临《阴符经》,不但容易掌握笔法,而且也可以使点画呼应揖让之间,映带生姿,免得沾染石刻端严板滞、笔画不相连属的习气。以 上极其简单地介绍褚字师承渊源和对后人的影响,目的在于博览。而以古为新,师右军之心而不师其迹,应是出帖的关键。人帖讲到这里已经进入出帖了。

作 为书法艺术,光是人帖,那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必然要在钻进去的同时,还要跳出来,那就是既要“入帖”,更为重要的还要“出帖”。入帖并不太难,只要勤学 完全可以学会。但是说到出帖,这就意味着成家,就是说要自成一家之法,至少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面目,这个难度当然是很高的。难度固然高,但也不是不可达到 的。如何才能出帖?下面谈点古人的经验和我的体会。

破 立重思想:人帖强调继承传统,出帖则要求推陈出新。在这先后离合之间,说明了艺术贵乎独创的普遍规律。艺术的独创,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对古人成就采取批判 的态度,而不是全盘接受。因为对古人成就如果毫无批判,这只有两种解释:不是迷信古人,以为凡是古的都是金科玉律,是不可更易的,就是思想停滞,安于现 状,根本没有自立成家的要求。扬雄有言:“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作品之所以有面目,能够自立成家,它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作品能够充分表现作者的情性。一 个有个性的作者,其作品必然不同于他人,而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面目。这就是包世臣所说的“形质具而性情见”。所以作品要变,要出帖,要自成风格,第一对原帖 不能无批判地全部接受,要敢于批判,不迷信古人是突破的一个起点。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他的作品确实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可是王献之 在十六七岁时就对他父亲提出了“大人宜改体”的意见;韩愈在《石鼓歌》中也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再有一个张怀瑾说得更具体,他说:“逸少草有女郎材, 无丈夫气 无 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这些评论都是悬了极高的标准,是在某些特定场合提出来的。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如果从解放思想,敢于批判,不迷信权威 这一角度来理解,还是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的。艺术上的突破,首先是思想的解放,思想上要敢于突破,不突破就不能有所发展。

剖 析在精研:对古人不迷信,不泥古,只是在出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具体到孰优孰劣、应取应舍,那是认识问题不断深化的结果,因为对某一家的评论,不论 如何抽象,总是有所见而后才有所指的,而这种所见所指是必须经过不断研究之后才作出的。张怀瑾论王羲之书有这样几句话:“然剖析张公(芝)之草,而秾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繇)之 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羲之师承钟、张真草,怀瑾用了‘‘剖析损益,,四个字来概括他,这是非常精辟的论述。因为不剖析不研究就不知他的优劣所 在,不明好坏,何从取舍?这是学术研究上的必然手段。人帖要剖析才能渐人佳境,逐步掌握笔法笔势,而出帖更要深入研究,反复分析,才能别开生面。分析解剖 不但可以应用于古人,同样也适用于自己,根据自己具体情况,扬长避短,是剖析的另一个任务。何况越是高级的艺术越是不容易理解,只有在认识不断提高的基础 上,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学而不思同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应当贯彻于学习过程始终的名言,是出帖的关键。

势变形自异:李邕有两句警告学书者应该自立成家的名言,他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说明学古人是不能一味模仿的,特别是不能照搬照抄,艺术贵乎独 创,所以历来就有“出主人奴”之说。南齐王僧虔论书云:“索靖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这一书法上的史实他说得很简单,但却说得非常扼要。西晋索靖, 是汉末草书大师张芝的姊孙,他传芝草而变其形迹,甚自矜重+名其字势为银钩趸尾。索靖师其心而不师其迹,故能荣名后世。

现在,如果你是学褚字的,那末若要突破褚字的字形就要找找什么是褚字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应当是褚字疏瘦流媚,似癯实艘,以及经过褚遂良强调过的分隶遗 形。这些字形之所以需要更易,并不因为它不好或者不美,问题是只有突破这些特征.才能树立自家面目。学褚如果仍然趋于疏瘦一路,那末纵然精巧如薛稷也是难 成大器的。只有颜真卿的学楮,才是独立特行,脱尽形迹。他把相背的褚字字势,一反其意,成为相向。一字之变,青出于蓝,遂为书坛雄杰,黄山谷跋杨凝式书 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叫做遗貌取神,或者叫做不似之似。这个改造扬弃的过崔小是一次十次百次 可以奏效的。而是实践——认识——再宴践——再认识的反复钻研,经过长期的曲折前进才能完成,但不论如何曲折,其方式方法大致如此。这里特别应该着重指出 的。要想突破字形面貌,最根本的一条,首先要变换笔势。这是因为字形结构的产生,来源于笔势往来运动时所留存于纸上的形迹。所以要变易字形,自成面目,首 先就应该考虑变动你的笔势,因势生形,势如果变了,形状自然有异。这里不妨再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清代何子贞,他为了自立成家,跳出板滞僵化的馆阁 体桎梏,毅然改用回腕的方法,于是笔势大异,写出了面目一新的何字,终为一代大家。我举这个例子,如果有人跟着去侗贞老,那就不是我的本意了。是损必有 增:王羲之继承钟、张真草书,张怀璀把它概括为“剖析损益”四个字。上面说了“破”,说了“剖析”。这里再谈谈“损益”的问题。~般说来要跳出原帖有两方 面的办法,这就是“损”和“益”。“损”是删削,“益”是增益。删削是去掉原作者作品里所包涵的时代精神和他的个人习性。“益’’是对删削后的字势进行补 充,或者就某些特征给予夸张或强调,这两种手段都能够政变原作的形貌。

上面的“遗貌取神”只做到了“损”,所以它还只是自立成家的开端。它需要加强充实,需要增益时代好尚和体现个人的特有风格。盛唐开元以前的字,一般说来笔 姿偏于瘦劲,故杜诗有“书贵瘦硬始通神”之句,但是这种瘦劲一路的书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然趋向转化。到了开元、天宝以后,书风丕变,笔墨就日渐丰 腴起来,出现颜真卿、苏灵芝等以肥见长的一辈书家。今天大家都喜爱雄强活泼一点的字,这个倾向我以为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时代好尚。在我 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难道我们还会去爱好死气沉沉的馆阁体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有你自己的一套,什么是自己的一套?上 面所说的褚字的那些独特的形貌,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褚遂息带有时代烙印的独特的个性和气质,而这些独特的艺术特征是通过用笔的轻重徐疾,肥瘦方圆,干湿浓 淡表现出来的。它的孰轻孰重,方圆肥瘦,这里面就有书家自己的爱憎,表现着书家的个性。何况文字是符号,它不像绘画那样受到形象的束缚,从某种角度说来, 它可以更强烈地寄托和发挥作者的个性,所以在作品中增加你的风格,就好比商品上贴上了一张你所特有的商标,使百花齐放的文艺园地里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增损有极限:艺术作品强调有风格,要求有个人面目。其实风格面目是人人皆有的,它好比人的面貌,一样的耳目口鼻,由于生得高低大小,远近阔狭,因此有的就 显得平庸,有的就显得俊美,有的丑陋,有的奇伟。书法强调自成面目,要求作品与众不同,一望宜人,或者惊心骇目,引起人们无穷的联想,予人以美的享受。但 是有些作品虽然也别具一格,却使人看了不快,这也和人一样,面目可憎,举止猥鄙,那种庸俗气格令人望而却步。艺术作品的面目,是表达作者情性学养的一种自 然的流露,是在长期写作中由于使笔行墨的轻重快慢所形成的结果,它不是一时一地随着作者主观意图可以做作出来的。矫揉造作是不入识者之目的。

有一次东坡和山谷论书,山谷故意批评东坡的字如“压扁虾蟆”,东坡反讥一句说山谷的字是“死蛇挂树”,两人相互指摘。这说明虽同为一代大家,但从自成面目 的角度看来,都巳到了增损的极限。欧阳率更的字是以“险绝”著称的,他把字的笔画按排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再过去一点点就要超过重心,但是由于强劲的笔 力,所以还是危而实安。常言有“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的话,这些都说明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矛盾就到了极限。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冬心板 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同样是这个观点。超过极限,神奇成为腐朽,就不是艺术了。

功 夫在诗外:有人为追求个人风格,以黑为浑厚,以乱为多变,以怪诞为奇险,以剑拔弩张为雄强豪放,这种求变创新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惜对艺术存在着错误的理 解,以不美为美,反映出作者学识素养和水平的问题。黄山谷论书有这样一段话:“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 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依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上面说 的“破立”、“剖析”、“损益”可说无一处不与作者的学识素养有密切关连。以不美为美,嗜痂之癖,肥瘦皆病,这些都和学养相关,不能设想个思想庸俗,学识 浅陋的作者,能够创作出耐人寻味给人美感的作品来。我这里套一句山谷的话,“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作为一个书法家除了专业的基本功以外,应 该随时提高自己学识修养,使作品能够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陆放翁教他儿子作诗,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他说:“若要作好诗,功夫在诗外。”这是 至理名言,愿与爱好书法的青年同志们共勉之。

5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们,对中国书画艺术茫然不知所措。

大名鼎鼎i的德国美学权威黑格尔,对不用光,不用素描式明暗的中国画,曾经表示过他的轻视和不理解,至于书法,他干脆置之不理。在他那盖世杰作—厚厚的四卷本f美学乡电论及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的篇幅汗牛充栋,而“书法”这个名词连出现的资格也没有。这可能会使书法家们愤慈不平。一门如此浩瀚博大的艺术种类,在这样一部权威著作中竟占不到一席之地、这岂不意味着书法的前景暗淡?

确实,从有史可溯的西方美学发韧直到黑格尔.或是限于历史的、地理的、观念上的原因,对于中国书法,他们感到无比陌生。书法这门艺术太“中国”化了。这种历史现象是可悲的。虽然,在社会向文明进化的高速影响下,近代西方艺术家们开始对中国书法关心起来。其中如著名艺术大师毕加索、法国艺术家勒内、以及马克·托比、琼·米罗等等,(见拙译《日本书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107页。)对中国书法还有着不一般的见解;但从整个美学历史进程来看,书法美学(包括艺术性质、审美欣赏在内)的起步还是太晚太慢了。自然,作为美学学科的书法学,其规模、研究深度等方面的情况,与其他艺术学相比,也显得水平太低了。

政治上的闭关锁国导致了艺术上的闭关锁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种种观念给艺术特别是中国书法和绘画艺术的走向世界、提高对自身的研究深度等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然,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在世界美学史上的空白地位.使我们可以在不受现成观念束缚的条件下,对书法进行自由的研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一种“塞翁失马”式的意外收获。

应该承认,美学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带有浓烈西方理论色彩的一门特殊学科。对书法这种民族性很强的艺术进行分析研究,无视西方美学理论,无视黑格尔.无视从柏拉图、但丁直到康德、别林斯基、克罗齐等人在美李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因为,研究书法同研究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一样,从本质上说,它不可能独立于其他艺术之外。

研讨书法欣赏就是研讨书法的审美主客体、审美价值、审美功能。而我们面对着的,就是一个历史不过十年、起点又很低的书法美学研究现状。换句调侃的话说则是,由于黑格尔的硫忽?有着丰富成果的中国书法实践与有着严密体系的现代美学理论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这是令人沮丧的。

缺乏联系,并不等于绝对没有联系。事实上,由于书法作为诸艺术之一种与其他艺术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现成的关于绘画、雕刻、音乐、建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审美心理、审美功效、审美主体的现代美学理论,在书法美的欣赏这一课题中仍然发挥出无所不在的影响。

在视觉艺术=空间艺术的观念引导下,欧美人与中国人一样,总习惯于以静止的、瞬间的观点去看书法,并与绘画等同起来。古往今来,视书法为空间艺术者举不胜举;但在书法欣赏中发掘出时间推移的特征来的,则其人屈指可数。

然而,当我们在古代大师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发现了线条的律动,发现了线型变化的节奏之后,不禁会发现,正好有一个现成的西方美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谷誉斯的“内模仿”了谷鲁斯KarlGroos,1861-1946年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

要了解谷鲁斯的全部观点是li准的。对于书法欣赏而言,我们不妨以他例举的一个例子作为向导,理解“内模仿”学说在书法欣赏中的重要意义。

例如一个人在看跑马,这时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愿放弃座位,而且还有许多其它理由不能去跟着跑马,所以他只是心领神会地模仿着跑动,享受这种内模仿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也最纯粹的审美欣赏了。

如果把跑马的动作和视觉形象变换成书法作品中线条推移的形象,那么很明显,欣赏者同样也有很多理由无迭与创作者产生直接模仿,而“心领神会”地去模仿线条的轨迹、变化着的旋律节奏,在其中到快感和美感。书法欣赏者们可以与创作家们产生不宜接的但同步的对应模仿关系,而且这种模仿,由于其时间上的推移过程的特征,是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欣赏所不具备的。

心领神会的“内模仿”,帮助欣赏者循着线条轨迹重复创作者其时其地的心理活动状态,从而使欣赏活动变得不静止、不凝固,带有明确的时间特征,这比单纯的以空间框架视书法要深刻得多一一倘若说我们以前指书法为空间艺术是肯定了书法的视觉属性的话;那么运用二内模仿“理论对书法欣赏中的心理活动进行总结和阐述,不音是发掘出了书法兼有的音乐素质:依靠时间前后推移而完成欣赏过程。

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模·仿说”,有它们在理论上的不足.但在具体艺术欣赏的应用上,它们却是开拓性的。在古老的书法审美中引进这一西方理论,对于建立书法美学、探讨其艺术特征而言,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土生土长的书法,看来并非与洋味十足的欧美理论格格不入,关键是看怎么结合得妥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