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字画，需保管有方，否则，悔恨莫及。今天，我们为大家总结几个最容易损毁字画的“坏习惯”，给大家作参考，予以规避，良好地保管字画：

1、暂不装裱的书画片不可随便折叠摞起，否则存放时间一久就会从折叠处折断，或在折处留下黑色折痕，以至装裱后影响美观，将难以恢复原状。如果要临时欣赏，切不可用图钉钉于墙上或用浆糊粘于墙上，否则会直接损坏书画片。正确保存书画片的方法是：可将书画片下衬一层幅面相当的宣纸或皮纸，以纸卷为轴将书画片卷起，并用白纸或塑料膜包装，放在画盒内或橱内。

2、不要认为书画装裱后就高枕无忧了，还应该妥善保存，存放在地方首先要考虑防潮、防蛀、防鼠、防霉烂、防玷污等。可将每件书画装入一个塑料袋或布袋，也可用白纸包好，存放时要平放，切勿竖置，更不要在书画上面放置重物使书画受压。如果有条件，可根据书画规格配制画盒，并在盒内放些樟脑和吸潮剂。

3、书画裱件存放时不宜卷得过紧或过松，更不可反卷。如果卷得过紧，天地头两侧就会留下画心与边料接缝的压痕，影响书画的美观，这样还可能导致裱件的变形或出现脱落;如果卷的过松，容易折毁书画;如果反卷，会使书画出现一道道折痕，特别是古旧书画损害更大。

4、悬挂和展示书画时要谨慎从事。悬挂书画时要一手持画钗挑住画绳，一手托住书画未展开的部分，然后慢慢放开将书画挂起，取下画钗。展示时要一人牵引画绳，另一人两手持轴头将书画展开，切忌两手向上持书画中间部分，否则手5指会将书画划出折痕。对于无轴头的书画作品，展示时要用两指夹住，使画件从指缝中通过。此外书画不宜长期悬挂，挂一段时期后要卷起收藏一段时间;对久存的书画要定期挂出来通风。

5、展示手卷、册页更要加倍注意，因手卷、册页的装裱较其他书画的装裱复杂。手卷在展示时要放置平整的案头或桌子上，注意案面或桌面不应有水点或脏物。手卷展开时不宜展得过长，要边展边卷。册页展开时最好不用手指翻，可用一个光滑而无毛刺的竹条插进册页夹页之间翻页。册页一般较厚，开始翻页或翻到最后几页会出现两面簿厚不均，两页之间悬空，此时如果不注意压住幅面中间的悬空处，则易造成折断现象。

6、保管已经破损的古旧书画更要谨慎，一时不能修复的不要随意展示，以避免书画再度破损。如果是已破碎的书画则更要防止散片丢失，以免给将来修复带来困难。无论是新旧书画，只要原裱尚能悬挂，画心尚无破损，一般不要急于揭裱修复，因揭裱一次就会对书画的纸素损伤一次。如果原裱书画脱落或画心破损严重，则应及时进行揭裱修复。

篆刻艺术与其它艺术一样，仅有技法纯熟是不够的，要想登堂入室，还必须具有较高道德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所谓“艺近乎于道”，技法的掌握是为艺术进入道的高级阶段服务的，加强综合修养，提升篆刻者内在气质，增加文化内涵，是每位篆刻者必经之路，只有这样，才能继承、突破前人篱樊，形成正大广博的艺术面貌，否则，那只会让一些人停留在“匠”的层面，这势必会影响篆刻这门已接近边缘的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古人对艺术修养十分重视。清人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曾提到：“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佚等伦者也。”这虽然指书法，但对篆刻者亦为通理。清人周亮工在评文彭的篆刻时，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博胸中多数卷书，故能开朝花以启夕秀”都说明，提高修养对于方寸艺术的重要性。篆刻者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广泛阅读汲取前人有益东西和加强关联艺术的学习锻炼，多个方面着手不断丰富提高自我。

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杂论》提出“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章是也”。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强调“印人至少有三件本事，熟悉古文字，且熟练书写，能写出性格更佳;要熟悉手中钢刀，不可一成不变的使用一种刀法，以刀代笔，能使笔般的八面出锋，表现丰富到位则为最佳;要熟悉自古至今的印风、印史、印学及篆刻相近缘的书法绘画、文博文学、史哲等诸科目，善于以外养内，以博兹专，印外求印，这为今后突破中将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篆刻艺术与书、画、诗等关联艺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篆刻者必须先学习文字学

既然称为“篆刻”，“篆”的成分占据了这门艺术的基础地位，而如何才能正确使用篆字，这就需要通过学习文字学来掌握。文字学旧时称为小学或训诂，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是研究古文字产生演变的一种学问，篆字在此学科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开始学不要有畏难心理，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一门必修课，它是构成篆刻艺术存在的基础。更是使“艺人”向“文化人”转变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说文解字》、《中国文字学》、《古文字类编》、《古籍通假字字典》和一些著名文字学者所著的书籍都一定要读。置备的工具书一定要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对出版社也应留心，切不可泥沙俱下随意选择。对于好的专业必备书籍要不惜重金买下，深研精读，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掌握篆法形成的规律与演变过程，实现真正塑本求源的目的。如：一方面熟悉“六书”造字知识，哪些字在秦代以前可以互相通用，哪些后来不能用了，哪些字有其特定篆法。另一方面要知道甲骨文、金文、简牍、小篆产生、演变脉络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庞杂文字体系，熟知各类篆法存在的丰富性、规律性等。学习文字学可以通过篆刻者对这门艺术的深入同步进行，有些要靠死记硬背的，有些则根据规律把握，在实践中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最终达到了然于胸。

二、必须过书法关，尤其是学习篆书至关重要

中国篆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不同的风格面貌，经验告诉我们：“一名成功的篆刻家，必然是一名成功的书法家”。有志篆刻艺术者，应尽力在篆书上多下工夫。唐人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如能兼容方可绍于古人”，它是评定书法水平高低的标准。篆刻艺术就是将书法的神采运用于印章中的艺术。古人早已鲜明提出“印从书出”的理论。篆刻从元朝文人介入，成为独立艺术门类以来，历经明清演变，篆刻大家和各个流派层出不穷。邓石如出现前，基本以浙派篆刻为印坛主流形式，从丁敬到西泠后四家，百余年间没有太多变化，始终固守沿袭“汉印”形式… “印内求印”已经受资料所限，束缚了篆刻发展空间。皖派将书法引入篆刻，无疑对篆刻艺术存在和发展添加了强劲动力，为以后的晚清四家出现，凿开了禁锢已久的缝隙。没有书法的融入，就没有当今篆刻艺术的繁荣。

篆书是篆刻艺术的母体艺术，学习篆书不仅能够锤炼对篆刻艺术的理解，强化线条笔力，而且能够可以全面掌握、吸收篆刻母体艺术中所提供的营养，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篆书中的甲骨、金文、帛书、砖、瓦等文字，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熟悉掌握古文字规律，积累入印素材，把研学习篆书究篆书取得的成果以篆刻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书法形式二次创造。深刻理解金石味、刀笔味、笔墨味的内在联系，将古文字书写后产生的结体、线条、墨韵等各种变化加以运用，增加线条与印面质量、厚度、文气与意外的表现形式。配以合适的刀法，以刀代笔，直接融入篆刻创造当中。齐白石说：“百怪一时来我手，我有仙方煮白石”。借手中之铁笔,扬书法之个性，用书法上的突破带动印作上的创新。以求篆刻真正在它应有的艺术轨迹上良性发展，打掉那些俗气、野气、匠气。只有那些“只见神采，不见字形”鲜活的艺术形式才会有生命和意义并流传下去。­

篆书是篆刻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点。清人王琪题《菌阁藏印》中说：“论印不于刀而于书，犹论字不以锋而以写。刀非无妙，然胸中应有书法，乃能迎刃而解也”。赵之谦也指出“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当代篆刻大家韩天衡对篆刻也要求表现“刀三味，笔三味，墨三味”的核心要旨。从古至今，篆刻开宗立派大家无不具有深厚的综合修养与独立的篆书风格屹立于中国篆刻印史上。

三、学好绘画这门课

篆刻艺术虽然不同于画画，但在章法、布局上与画理的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篆刻章法就是绘画构图的缩影。画家在创作时总是富于想象，其构图是随机应变，是自由的。这种运动中想象式构图的方法，对篆刻章法布局，大有裨益。好的布局通过印面可以看出，几个字组合后有远近之分，向背之情，高低之势，动静之美。特别是在虚实比较、块面运用等方面都恰到好处。如山水画，花鸟画中的虚实、穿插、收放、大小、聚散等诸要素关系即能直接进行有效借鉴。吴昌硕篆刻不仅融书法于其中，更是把花鸟画的构图、线条等通理巧妙运用于其篆刻作品内有机融汇，让后人往往不知其出处，但又似曾相识，尽在情理之中。

实现了继承与创新，不离传统又独具个人面貌的艺术最高境界。近代篆刻家乔大壮古玺一路作品，对山水构图机理的有效使用，入木三分。他探求古玺印章法与山水画构图共性点，借鉴吸收，打通二者构图内在联系，使其刀下古玺印章法直逼三代，惟妙惟肖，气质文雅，格调高古。做到了源于古人，高于古人的成果。如：宋、元多用的“远、中、近”式与现代“满纸”式构图均可在其印作中探出消息，极大地丰富了古玺印章法内容，开启了现代古玺印章法自由变化形式之先河。当代学习古玺一路印风渐盛，这是与古玺印风构图自由形式多样等分不开的。在仔细研究古代遗存玺印，“印内求印”的同时，积极借鉴相关艺术内容，探求机理，特别是将绘画构图诸要素巧妙融入其中，对当代篆刻创作意义深远，可以说这是未完全开的神奇发土地，是突破古玺章法形式，进入自由领域的一条路径。

四、多读书，提高综合文化修养

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历代篆刻前贤也多次强调其重要性。传统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思想的内在机理也是与篆刻艺术原理互通的。尤其是文学艺术在其它艺术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诗、词、歌、赋所表达的艺术境界，是启发其它艺术形式，丰富各门类内容的优先手段。山水画可以通过画面表现文学思想意境，尽可能的展现原诗文的内容，但它永远只是“平面”和“单一”的被动使用，无法达到诗人原有的思想份量、高度与内涵。

篆刻作为传统艺术直接与文字打交道的门类。更需要与古代经典文学作品对语，朝夕相处中汲取营养，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古人诗文中哲理与情怀。揣摩古人思想，做一个有志于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艺术上的寻道者。以求篆刻者在思想境界的提高与升华，丰富篆刻表现形式，深化印面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增加深刻艺术文化含金量。历史是人类发展进程与自然和自我不断探索追求的积累，正如汤因比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历史的发生，沿革正是人类精神发展内在的体现。所以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发展脉络，述熟知国家、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人文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产生的原因，深刻理解个人艺术产生与生存道理，做到“知古而察今”，冷静对待当今不同艺术形式存在的原因，加以分析，明辨是非，摆好自己的位置。

中国哲学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如何和谐相处的大道，是认识人之为人如何在应对纷繁世事中处理好自己本位，探索万物本源的深刻思想。通过对经典书籍学习理解，使自己不仅能分辨艺术中的通途与小道，同时对人格道德修养、境界的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被那些“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小成就引诱。篆刻者要自觉追求文化艺术真谛，“道不自器，与之方圆”，主动从哲学高度想问题，观察事物，做事情，做到知古、知今，知人、知己，把“真、善、美”等承载着民族精神的诸多美好东西继承下来，汇集到腕底，承担起篆刻者的历史责任。

总之，多读一些相关联的书，可以融古汇今，改变气质，增加作品感染力和深度。正如近代篆刻大家吴昌硕在《刻印》诗中说“今人但多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弘一法师，当代著名高僧，原名李叔同。出家后，更名演音，号弘一，诸艺俱疏，唯书法不废。

一日印光大法师看了弘一书作后说道：“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光绝不赞成。”印光大法师的这段话，对弘一触动极大，不久，再看到弘一所书时，印光便有了“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写经”的赞语。印光法师的点拨，使弘一日后书写更增加了一丝不苟的写经意味，这大概就是他的书法被人誉为“佛书”的缘起吧。

也正起因于书写经文的严谨态度，以至随着作书的不断深入和在书法审美上的迁移之想，弘一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积有数十年厚功并据以为创作主调的碑碣书风着手调整，因而在他出家之后的24年时间里，书作中总带有一种碑帖交合、欲放还收的意味。面对这一巨大的书风嬗变期，诚如他于1923年致堵申甫的信中所说的：“拙书尔来意在晋书，无复六朝习气”，正道出了这个蜕化过程。如《行书地藏经偈轴》、《楷书楞严偈页》、《行书先德法语轴》诸作，便兼有此类意味，这为日后弘一书法风貌的正式确立，做好了结字上连笔上开合有自的前期准备。

对于弘一法师的书法，人们已经有过无数精辟的论述。弘一友人叶圣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就全幅看，好比一个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结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结合上述评语展观弘一50岁以后之作，人们或可反观弘一书法前期雄而健、中期秀而雅和晚年澹而清的整个衍变过程。

他的晚年之作如《行书金刚经偈轴》等，虽似下笔迟缓、结字狭瘦，几近硬笔书，然此中所映现澹泊宁静不落一丝尘埃的白贲之美，非书法大家，确是无法表现这种精邃玄微的道之境界的。弘一法师不愧为我国近代书坛心手合一的旷世高人。

弘一的尺牍之书和他的书法之作一样，也是富于变化，并且与他不同时期的书写风格一脉相承。弘一尺牍的书风之变，从时段上讲，大体是以其悉心于经文书写之前后作为转折标志的。譬如，他书于1918年出家前后至1921年数年中的若干手札，遗笔老到熟稔，行文顺畅自然，真可谓信手之作。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弘一借鉴六朝书风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此时弘一书法正处于碑帖书风的融合调整期，这类书风随着帖学的不断被重视被采纳，不数年便起了变化。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弘一的大多数书牍，皆结体整肃，笔道分明，写经的烙印显而易见。然而，书信毕竟不同于写经，纵然人们在其书牍中也见到不少不甚经意之作，这便多是作者性情所致的缘故吧。

有人曾评述弘一写经结字的特点为早年偏扁、中年偏方、晚年偏长，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特点自然也反映到他的书牍中来。如果人们也像赏析弘一书法作品一样，把他出家前后、45至55岁之前和此后直至圆寂这三个阶段的书牍作番比较的话，就能清晰地看出这个规律来。正由于弘一法师进修梵行的精深，他的书牍愈至晚年，愈是字字清正，给人以一种不食人间烟火之感，和由此而生的天籁境界。

钟固

这是一方战国私玺。这方印很明显是“钟”字占空间比较大，有二分之一强，“固”字则只占了二分之一弱，刚好是按照字形和笔画的多少来分的。边框十分粗重，但加上了一些破损之后则显得活泼生动。“钟”字右边的“重”字以“田”分为上下两截，有两条相对的弧线，与“固”字相呼应。整方印中“钟”字的偏旁“金”字最重，左边“固”字尤其轻，这样在印面的布局中形成了轻、重、轻的节奏起伏。

悊正司敬

此印为战国吉语私玺。此方玺印的章法布局十分新颖，为了匡正文字而在对角加框，显得十分活泼。对角加框的动机是为了使笔画较少的“正”、“司”二字不显单薄，如果用十字界格则此效果全无。“司”字加框之后，字移居左上部，空出右下角，并以上实下虚的线形，形成向右俯瞰之势。“正”字上框线左低右高，使“ 悊 ”字有机会向左倾斜，与“敬”字相呼应。此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文字比较抽象、简练，给人一种空灵之意境。

字丞之印

这枚汉代官印中有“田”字界格，中间的十字格较粗，且并不是完全平均分配，右边两字较大，线条圆润婉转。“字”中“子”上部为圆笔，与上下的方折向对比。“丞”与“印”中的斜线化解了平直线的过度平整。“之”字笔画加粗，以达到与其余三字的协调，同时通过方与圆的对比，使得印面更为灵动。

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大书法家。画史上将他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合称“吴门四杰”。在当世他的名气极大，号称“文笔遍天下”。文征明原名壁，字征明，后以征明为名，改字征仲，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文征明书法初师李应祯，后广泛学习前代名迹，篆、隶、楷、行、草各有造诣。尤擅长行书和小楷，温润秀劲，法度谨严而意态生动。虽无雄浑的气势，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也有自己的一定风貌。小楷笔划婉转，节奏缓和，与他的绘画风格谐和，有“明朝第一”之称。

此幅诗文为：

日上灵山花雾消。分明员峤戴金鳌。

东来复道浮云迥。北极觚稜王气高。

仙仗乘春观物化。寝园常岁荐樱桃。

青林翠葆深於沐。总是天家雨露膏。

泱漭沧池混太清。芙蓉十里锦云平。

曾闻乐府歌黄鹄。还见秋风动石鲸。

玉蝀连蜷垂碧落。银山缥缈自寰瀛。

从知凤辇经游地。凫雁徊翔总不惊。

小苑平临太液池。金铺日上见蟠螭。

云中帝座飞华盖。城上钩陈绕翠旗。

紫气曾回双凤辇。青松犹有万年枝。

从来清跸深严地。开尽碧桃人未知。

诗作于嘉靖乙酉春三月，甲寅六月十日重书，于是三十有年，余年八十有五矣，徵明识。西苑诗共十首，此为题三首。分别游《万岁山》，《太液池》，《承光殿》所做。文徵明此卷的书写状态是“随意”而非“小心”，是“放松”而非“拘谨”。古人所谓“信手偶得”，“不计工拙”，指的正是这种境界整体的气息是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整体的用笔是提按有度，收放自如，一派炉火纯青的“化境”。 细览此卷，本幅为明代洒金笺纸相接而成，总长三米有余。一字不损，神采奕奕。品相极其完整，实属难得，书者、跋者、藏者印鉴，朱痕崭然。真似古语所说“如有神物护持者”，令人爱不释手。具有极高的投资和收藏价值!

作品行情

文征明传世作品很多，其现存精品大多数藏于北京故宫、辽宁博物馆等地，一部分藏于台北故宫。自中国古代书画价格上升后，海外艺术市场上纷纷出现文征明的作品，1987年12月佳士得在纽约拍卖的一幅《桃源别境》手卷，原估价8-10万美元，结果以17万美元卖出。一炮打响，许多人纷纷拿出珍藏多年的画作。1989年6月1日佳士得又拍卖一幅文征明的《吉祥庵图》轴，描绘树立茅亭，高士和尚在清谈，笔触细腻，设色清丽，表现着明代文人画的气韵并附画者楷书长题，殊为难得。原估价7-9万， 后来以176000美元成交。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书画市场的日益发展和买家的不断成熟，古代书画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被买家逐步认同，行情不断升温，拍卖价格屡创新高，如宋黄庭坚《砥柱铭》拍出4.3亿元，元王蒙《稚川移居图》拍出4.02亿元，王羲之摹本《平安帖》拍出3.08亿元，明吴彬《十八应真图卷》拍出1.69亿元，清朱耷《竹石鸳鸯图》拍出1.18亿元等，足见古代书画越来越受到藏家的追捧。

中国书画回暖奠定整体市场回升基调

2013年，全国共举办中国书画拍卖183个专场，成交17458件(套)，成交额128.32亿元，成交拍品件数和成交额分别占10家公司总数的33.55%和64.08%。与2012年相比，2013年中国书画成交件数增加2793件(套)，成交额增加24.99亿元，增长额超过市场整体23.43亿元的增长。古代书画。2013年，中国艺术品经纪公司共成交2671件(套)，成交额29.05亿元，相比2012年，成交件数增加260件(套)，成交额增加4.48亿元。

据广州隆盛市场部分析，此幅文征明书法立轴，尺幅之大，保存之完整实属难得，随着艺术品市场尤其是是中国古画市场的火热程度逐步提高，这幅作品有望在艺术品市场崭露头角，独树一帜!

专门从事篆刻与书画的艺术家,一般都有许多印章。这许多印章,除姓名、字号用章外,其余印章,在印学上都统称为“闲章”。

闲章由秦汉时期刻有吉祥文字的印章演变而来，宋元以后风气颇盛，名谓“闲章”，其实不“闲”。到了近代，闲章便发展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闲章的内容十分广泛，且意趣盎然，书画家或自拟词句，或撷取格言、警句于闲章，以示对人生和艺术的感悟。[图：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

闲章,一般包括“引首章”、“压角章”、“吉语章”、“警言章”、“收藏章”、“鉴赏章”、“纪年肖形章”以及“斋、堂、馆、阁居室章”等等。其形式不拘,大小不一,一般或大于名章,或等同于名章。

中国传统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融于一体。在欣赏书画作品时,总是先从印章欣赏入手,从印章中来识别书画家的学识与修养。一枚好的闲章,除了让人玩味,还是篆刻家和书画家水平高低的无声自我展现。故有“闲章不闲”、“闲章玩味”之说。

闲章由于方寸的局限,不能精描详述,更不能像散文样长篇抒情叙事,闲章只能凭靠篆刻家的才识,出语新颖,简洁典雅,可以直言剖白,也可以隐言折射,或摘引或自创诗词文句、警言吉语、牢骚趣话,尽兴自娱自乐,其高雅俚俗,自能从字间透出。

不少闲章反映了书画家的生平、籍贯和雅号的。如郑板桥刻有闲章“七品官取”，一方“心血为炉熔铸古今”攫取了历代名家之秀，创自家之新;另有“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闲章，表达了作者愿拜著名画家徐渭门下为仆而虚心学画的态度。吴昌硕中年任安东知县，一个月后便辞官而去，并刻“一月安东令”章，由此看出作者无意于官场。齐白石，出身木匠，半生漂泊不定，晚年定居北京，以卖画为生，常遭人白眼，但他从不低眉，常在其书画中钤盖“中国长沙湘潭人也”、“木居士”、“鲁班门下”、“木匠之门”以示其独特经历。画家方成先生，祖籍广东中山市，请人刻“中心郎”一印，幽默风趣，平易亲切，倾注了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一尘不染”是以画马饮誉画坛的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枚闲章，画家以之言明心迹，表明自己高洁的品格;另一方闲章“江南布衣”则表明了他的籍贯(徐悲鸿乃江苏省宜兴人)，同时反映了他出身平民。张大千出身贫寒，他用“乞食人间尚未归”和“苦瓜滋味”两方闲章，表达了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处境。

闲章中有直接揭示作品内容的，如李苦禅先生画鹰，常钤“鹰击长空”印;李可染先生画牛，则喜用字闲章“孺子牛”。

另有提取格言、警句明志，或自拟词句以自勉的闲章。齐白石成名后，其作品常用“墨戏”、“不成画”、“门外人”和“浮名过实”等闲章，表现出虚怀若谷的自谦精神;齐白石晚年的“要知天道酬勤”、“金石癖”和“一代精神属花草”等闲章，道出了他为艺术而献身的甘苦。高士奇刻“闲墨功夫淡中滋味”。潘天寿有“不雕”一印，“不雕”二字既表示作者对艺术的看法，也是自己对做人的要求———为人从艺应自然率真，不能矫揉造作。古文字学家康殷先生曾住过牛棚，跌折过左臂，饱受了种种屈辱，但他以惊人的毅力，穷35年之功，潜心编撰了规模空前的四册巨著《印典》，填补了中国篆刻史上的一项空白。“惜寸阴”、“虚心强骨”、“少壮功夫老更成”等闲章便是康志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他坦荡的胸襟，谦逊的态度和为艺术奋斗不息的精神。而以画梅著称的王成喜，则钟爱“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最难风雨故人来”印。还有李可染的“废画三千”、“千难一易”、“峰高无坦途”等闲章，寥寥数字，纳入了多少艺途甘苦，反映了作者不折不挠、毕生求索、矢志不渝的坚韧毅力。而他的“七十始知己无知”、“白发学童”等闲章，体现了他谦虚谨慎的品格，读来令人深思。

还有阐述书画哲理，反映艺术创作规律的闲章。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创造性地一改小篆文雅舒和的书风模式，刻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章。清初画家石涛在其名画“黄山图”上钤“搜尽奇峰打草稿”印，意蕴深刻，形象准确地反映了艺术创作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是画家作画的经验之谈，同时也道破了艺术创作的一条共同规律：艺术永远靠深厚的生活积累作铺垫。

此外，还有关山月的一方“古人师谁”的闲章，坦直地向宋旧师古风气凛然发问;他的另一闲章“适我无非新”则表现了画家不甘师古固袭、刻意创新探索的精神。傅抱石的“换了人间”、“山河美”两枚闲章，则流露出画家对新生活和祖山川的赞美之情。

宋庆龄

蒋经国

阎锡山

李宗仁

宋美龄

胡适

张之洞

曾国藩

黎元洪

袁世凯

宋子文

于右任

冯玉祥

“润笔”之说，始自一句玩笑。《隋书.郑译注》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作诏书，高颖戏谓(郑译)曰：“笔乾(干)。郑译答曰：“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其实，古时的“润”与财务、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分红曰：“分润”，官员的俸禄叫：“禄润”。用在“润笔”时，“润”变成动词，与(乾)相对，有：“滋润”、“润泽”之义。文人借口“笔干了”需要“滋润”比直接开口要钱要委婉得多。此说法不仅维护了文人轻财重义的面子，又迂回地得到了钱，而且言语幽默风趣，连当时的皇帝听了都觉得好笑。这一笑，使得“润笔”一词便成为创作文章、书画等换取财物的代名词。

史载：“灵帝(汉)好书，时多能者，而师以官为最。”，“时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让前来观赏者为他付酒钱。灵帝的字肯定是值钱的，但他不直接要钱，而是让观赏者替他付酒钱。王羲之为山阴道士书经半日，因性好鹅，只是笼鹅十余而归，可见书圣不肯拿书法去换钱。欧阳修请蔡公谟写字，以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为润笔，蔡公谟高兴地收下了。在那时，这些礼物清雅而不俗气，如果说到钱，双方都不高兴，这都是受君子“不言利“的思想影响，不直言银两之事，可谓“儒雅”之举。

南朝萧子云曰：“尺牍之美，远流海外”曾为百济国求书使者花三天时间，写了三十纸，“获金数百万”。开创我国书法换取外币的先例。柳公权在世时，“公卿家碑志，非其笔，人以为子孙不孝”。故求书者甚多，收入“累巨万”。以至“主藏奴盗之，不复诘”。有“外夷人贡”，也特具“货贝”曰：“此购柳书。”这是有史可考的国际书法买卖。

明代文人桑思元曾告之求文者“暂且把一锭白银摆置在我的书案上，让我随时可以看见它，以激起我写文章的兴致，等文章写完了再将白银还给你。”这分明是讨要“润笔”费的巧妙战术，文章写好了，求文者还好意思要回银锭吗?“润格”即润笔的规格，也就是写字、作画应得的报酬。古时侯，没有现在这样由国家出版部门制定的统一规定。“润格”适用于民间，在交易中买卖双方很难确定共认的价格，于是书画家便自定“润格”，以达交易顺畅之目的。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自定“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帐尤为赖帐。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1753)，板桥郑燮。”[1]可见，这时的“润格”已经成为明码实价的书画报酬，不象“润笔”那么含糊其辞了。有一次一个富商求郑板桥写对联，郑板桥开价一千两银子，商人讨价还价五百两。郑板桥提笔挥毫写下了颇有讽刺意味的上联;“饱暖富豪讲风雅”后，转身就走，富商上前拉住他，请他写完下联，郑板桥曰：“你付半价，我只写上联，货真价实，何须要下联。”富商无奈只好再付五百两，郑板桥才写下“饥馑华人爱银钱”的下联。郑板桥出身微寒，一生爱贫讥富，他不因收了富商的高价，而改变其刚正不阿，秉才击俗的人品，在对联中仍然对富商施怒骂之情，这正是他受到后人崇敬的重要缘由。

1944年，闻一多为生活所迫，在昆明公开挂牌售印，并贴出收取润资的广告，名噪一时。特务将他的招牌砸了，他仍然照常治印。云南代主席李宗黄以丰厚润资请他刻一大石章，闻一多不为之所动，拒不收款，也不接活。同年柳亚子先生定出润格买字，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等地都有收件处，还注明“先润后墨，劣纸不书，磨墨费加一成。”书法家以自己的劳作换取钱财，有什么可非议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润笔”逐渐地演变成“润格”(润例)，尤其是“五四”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开的贴出润格，为自己的作品标价，虽然被视为贫寒之举，但渐渐为人们所接受，被书画法家所沿用。

时至今日，“润格”以成为书画家作品买价的代名词，看到“润格”二字，便知，某书画家在为自己的作品叫买。时下，书画家不必用婉转之词讨要其价，甚至可以借助报端、网络大张旗鼓地登出“润格”，寻求天下的购买者。孰知文人的生财之道这么艰难，经千年的演变，方有现在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写到这里自然想起一句古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愿今日的书画家，不仅爱财，而且取之正道。

用笔的天趣，发于无意之笔，所谓“好笔、好墨偶然得”，是一种顿悟，灵感突发。求笔的天趣，固然与画家的才能有关，更重要的是需依靠平时的学识、修养和长期的苦功。

杨凝式(——)，字景度，号虚白，别号希维居士、关西老农等。因生于癸巳年873年，又号癸巳人。陕西华阴人。

父是时的宰相。天祐二年()进士，官秘书郎。时成为太子少师，故称杨少师。

杨凝式形貌寝陋，性格狂放不羁，人称“杨风子”，朱温篡唐，其父代表旧朝传送国玺，杨凝式力谏父亲不可，为防殃及全家，患下佯狂之疾，常称疾告归。工书法，尤精行草，常在光洁的壁上恣意挥洒，壁尽方止，被视为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都深受其影响。黄庭坚最为推崇，将其书法与的画誉为“洛中二绝”，认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又说：“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有《夏热帖》、《神仙起居法》、《韭花帖》传世。

杨凝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承大唐之上启大宋之下，以一己之力填补了唐末至宋初书史上的空白，成为五代最闪耀的星星。

在唐末近百年时间里几乎没再出什么大家，整个书坛对艺术的取向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大唐没落雄风不再，已经写到极致的唐楷成为无法突破的高峰，压抑得后人透不过气，此时的书坛全面沉寂。直到杨凝式横空出世，他以雄冠五代之笔力，启迪了一场书法史上的大革命。

杨凝式又称杨疯子(杨风子)，在洛阳长期处于一种佯狂不羁的状态，洛阳两百余寺庙，他提起大笔在人家墙壁上一面面写了一个遍。只有这种人才能摆脱强大的唐人法度束缚，所以在他这里开启了对唐人书法的继承、反思与意识觉醒，启蒙了宋人尚意的书风。

宋四家都不同程度地受他影响。黄庭坚写诗赞曰：“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其下笔丰富多变，人言能出千面，面面皆不同。

杨凝式，韭花帖▼

韭花帖，清乾隆内府藏本，现藏无锡博物馆

韭花是从传统二王菜圃里长出来的一朵精致秀气的花，清新别致格调高雅，今人行书多有取此一路。

杨凝式，卢鸿草堂十志图跋▼

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承袭颜鲁公三稿笔意，运力沉练老笔纷披，大得苍劲古朴之意趣;用墨枯润相间虚实相生，极尽萧散悠长之意韵。东坡书法亦得益于此。清人刘熙载《书概》云：“景度书机括本出于颜，而加以不衫不履，遂自成家然学行，不衫不履其外焉者也”。

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杨凝式，夏热帖▼

神仙起居法与夏热二帖，随意点画，不假思索，用墨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取势于攲侧险劲中求平正，得天真烂漫之趣。

总的来说，传世作品中，以韭花与卢鸿草堂十志图跋为佳，各出一面目且能神妙。神仙起居与夏热作为太师手笔，自有不凡处可以欣赏，但毕竟是随笔之作，杨氏痒狂之人，酒醉涂抹之作想来不少，其实艺术水准要弱一些，后人评议附会多有溢美之处。

王献之，字子敬，汉族，东晋琅琊临沂人，书法家、诗人，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死时四十三岁。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

王献之 《舍内帖》，临本

王献之 《舍内帖》，首刻于《淳化阁帖》，曾入宣和内府，《宣和书谱》有录20世纪30年代为张学良收藏，后入伪满奉天博物馆。今已不知下落，只能由墨迹影印件睹其形迹，追怀风采。

《中秋帖》草书，纸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传为晋王献之书 手卷，纵27cm，横11.9cm。

《中秋帖》是著名的古代书法作品，曾被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即希世珍宝。

行书3行，共22字，释文：“中秋不復不得相還爲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无署款。

《中秋帖》是《宝晋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原帖在“中秋”之前还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造不出，约到北宋时方出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使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活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效果是写不出来的。清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据当代书画鉴定家研究，大多认为是宋米芾所临，故同样宝贵。

行草书鸭头丸帖卷 绢本 纵26.1厘米 横26.9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释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

此系唐代模本，行草书二行十五字，内容为王献之写给亲朋的短札。行笔流畅舒展，结体妍美质朴。笔迹转折清晰，起落分明，气脉相连，系王献之“极草纵之致”，变通古法，于神驰之际寄兴于万象、潜心于笔端的真趣流露。帖上有元虞集题记，钤有北宋”政和”、”宣和”、双龙，”政””和”、”宣””和”连珠等朱文印记，元”天历之宝”朱文印记，明”典礼纪察司印”朱文半印。帖后有北宋柳充、杜昱观款，南宋赵构(高宗)题赞，明王肯堂、董其昌等题跋。曾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元天历内府、柯九思，明内府、吴用卿等鉴藏。《宣和书谱》、《清河书画肪》、《画禅事随笔》、《妮古录》、《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淳化阁帖》、《大观帖》等模刻。

廿九日帖

此帖为《唐摹万岁通天帖》之一。硬黄纸 唐摹本 行楷书。纵26，37厘米 横1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廿九日帖》为《万岁通天帖》中第六帖。此帖用笔秀媚飘洒，风流俊美，笔意连贯而舒展，章法生动，感之意犹未尽，回味无穷。出入右军法中，师古创新的面貌跃然纸上。

释文:“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再拜。”除流传的献之楷书《洛神赋》外，其书多是行草书，此帖中有些字极近楷书，尤为难能可贵。

此帖双勾技术精妙，有下真迹一等之誉。世传王氏父子真迹，当推此帖为冠，为研究王氏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王献之《思恋帖》(图片选自《淳化阁帖》上海图书馆藏本)

王献之《思恋帖》拓本。5行，39字。行书。入刻《淳化阁帖》卷九。

释文 思恋，无往不至。省告，对之悲塞!未知何日复得奉见。何以喻此心!惟愿尽珍重理。迟此信反，复知动静。

王献之《鄱阳帖》 选自《淳化阁帖》卷十(肃府本)

王献之《鄱阳帖》(又称《鄱阳归乡帖》)拓本。8行，57字。行草书。入刻《淳化》(10)、《大观》、《宝贤堂》、《绛帖》、《玉烟堂》、《宝晋斋》。

【释文】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俟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仰惟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腳尚未差，極憂也。

王献之《不谓帖》

王献之《不谓帖》，又称《鄱阳一门帖》。拓本。6行，47字。行草书。入刻於《淳化》卷九、《绛帖》卷八、《大观帖》卷九、《宝贤堂》。

此帖首行有“不谓”一词，故名。不谓，犹不道、不料、想不到之意。帖文大意为：想不到我家在鄱阳的一支竞困顿到如此境地，追想起来，悲哀得使我无法承受。我是坐视其灭尽，这使我悲伤到了极点。赖子高尚在此，不然的话，此函难成。 这通尺牍是向对方诉说因其家门不幸所带来的巨大悲伤。并非哀悼他人之丧亡。故用词遣句极为悲戚，而且是反复倾诉自己内心的哀恸，这样的行文方式颇类王羲之悼痛孙女夭殇的尺牍：“羲之顿首。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己，可复如何，羲之顿首。”(《右军书记》)

“鄱阳一门”，当指王献之兄王操之一门。王操之字子重，历仕晋秘书监、侍中、尚书、豫章太守。王羲之七子中，长子玄之早卒，涣之不知名，《王羲之传》称七子中知名者五人，乃二子凝之(长平)、四子肃之(幼恭)、五子徽之(子猷)、六子操之(子重)、七子献之(子敬)。五人中或任职京师，或任职东土，唯操之後外放西至豫章郡任太守。此帖称“鄱阳”非指当时之鄱阳郡，乃因东晋时鄱阳湖亦在豫章郡境内，故如此俗称。帖中有“赖子高在此”一语，子高当是献之三兄涣之的字号，文献均阙记，因其名不显的缘故。在中国古代，“子”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如“孔子”、“孟子”皆是。古代男子取字亦常常用“子”，王羲之为诸子取字多用“子”字。所以王涣之字“子高”的可能性极大。

【释文】獻之白：不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 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獻之。

王献之《餘杭帖》(又称《触事帖》)拓本。行书。六行，五十一字。入刻《淳化阁帖》卷九。

餘杭乃东晋县名，属吴兴郡治下。第二行有『州将』一语，此语亦见於王羲之尺牘中《右军书记》载：『奉州将去月十二日告，甚慰。』《晋书》 、《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及慧皎《高僧传》，皆见此语。是南北朝时一通常用语。与『州将』相对者，乃『州民』，王羲之辞官归田里后，於尺牘中亦自称『州民』。《世说新语》尤悔篇王浑后妻条载：『王浑后妻，琅邪顏氏女。王时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日：「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為之拜，谓為顏妾。顏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州将者，即州刺史之通称。《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三胡三省注曰：『州刺史当方面，总兵权，故日州将。』州刺史虽称州将，但柬晋南朝时州刺史未必皆带军号，亦可通称州将。

此帖又名《思恋触事帖》，《淳化阁帖》卷九亦有《思恋无往帖》。而《宣和书谱》卷第十六王献之行书目著录《思恋帖》，不知究竟是指哪一帖。此帖亦收刻《絳帖》卷八、《大观帖》卷九、《二王帖》 、《宝晋斋法帖》 、《玉烟堂帖》 、《束书堂帖》 、《宝贤堂帖》、《快雪堂帖》。

释文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還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何喻，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

《东山松帖》，晋，王献之书，纸本，行草书，纵22.8cm，横22.3cm。传为米芾摹本。

释文：

新埭无乏，东山松更送八百。叙奴□已到，汝等慰安之，使不失所。□□□给，勿更须报。

此帖无款署和题跋。鉴藏印钤南宋“绍兴”连珠印、“内府书印”，明文徵明、刘承禧、吴廷及清曹溶等印。另有两方古印(文不辨)。原有清乾隆内府诸印和乾隆题语，已被刮去。

《东山松帖》是王献之写的一通信札，为断札，有四字磨灭。“埭”(音带)即堵水的堤。“东山松更送八百”应是一句，其意是需再植松八百棵作护堤、美化之用。此帖下笔婆娑，百态横生，萧散秀逸。

宋内府《宣和书谱》、《中兴馆阁录》，明董其昌《容台集》，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刻入明吴廷《馀清斋法帖》、董其昌《戏鸿堂法帖》，清《三希堂法帖》。

王献之《保母帖》

王献之《保母帖》，清宫旧藏，流散后，本帖和部分题跋存弗利尔美术馆(赵子昂、郭天锡、董其昌、徐守和等)，大部分题跋存故宫博物院(姜夔、赵子昂、周密、仇远、鲜于枢等)。

王献之《送梨帖》，临写本 草书<二行十一字。

柳公权跋《送梨帖》

释文：“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

王献之《送梨帖》曾入清内府，图版为《三希堂法帖》摹刻。此帖草法凝重秀健而有法度。

王献之《送梨帖》附柳公权跋，米芾《书史》记载，认為是王献之的字，而《宣和书谱》却收在王羲之名下，今见墨迹卷中并无政、宣璽印。可知例外仍是很多的。宣和藏品，在靖康之乱以后，流散出来，多被割去璽印，以泯灭官府旧物的证据，这在前代人记载中提到的非常之多。(转自启功题跋)

王献之 《鹅群帖》 (选自《淳化阁帖》)

王献之 《鹅群帖》 (传为米芾临本)传为宋人米芾临本。刻入《淳化阁帖》

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 唐人摹本 纵25.3厘米 横24.0厘米

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

明 文彭题跋

“地黄汤”是一种中药名，这是一篇谈及此药的尺牍，与王献之《鸭头丸帖》同。王献之真迹未能传承至今，作为模本墨迹有数种传世，其中之一即此唐摹本《地黄汤帖》。全篇书风柔韧兼备，沉着轩昂，一气呵成。原珍藏于宋内府，高宗赵构题签。为《淳化阁帖》卷第十所收。经贾似道，明代文徵明、王宠、文彭，清代孙承泽、吴荣光、罗振玉递藏后，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三日，通过文求堂归中村不折(1866—1943)所有。卷末有文彭、常生、成亲王、英和等六家观记题跋。吴荣光获此帖时，模刻于所辑集帖《筠清馆帖》。2006年春见于上海博物馆《中日书法珍品展》。

【释文】新妇服地黄汤来，似减。眠食尚未佳，忧悬不去心。君等前所论事，想必及。 谢生未还，可(何)尔。进退不可解，吾当书问也。